图：作者1965年在溪河村劳动时的照片
我的父母迫切要求我回到他们身边。二哥早在1953年土地改革时就脱离了家庭，大哥因为有老婆孩子，一直把微薄的薪金贡献家庭，1957年大哥划为右派，养家糊口的收入被断绝，又被遣送到太和农场监督生产。我只考虑自身的安稳，全不为年迈的父母着想，作一个自私、利己的小人，多么可鄙。但是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背着一大包书籍和简单的行李，来到靠近自家村庄的宾居河边。宾居河涨水了，前面说到的姓吴的妻子，正好渡过河来，在河边扭干被水淹湿了的裤子，在河边歇息。她见了我，热情的跟我打招呼，告诉我她到牛井街县医院看病回来。我要急于过河去，她要在树荫下多歇息一阵。我等不及了，我要脱掉裤子过河，我已经穷得连换洗的裤子都没有，但是我不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失魂落魄回到故园。我顾不了这么多了，我背着她脱了裤子，下了水，到了对岸，赶紧穿上裤子。在饥荒的日子，人的性功能已经丧失，人们考虑的是能不能活下去，我看得出来，她理解了我。
我回到溪河村，首先受到杨克军的欢迎。本来我俩一起考入高小，但是他的成绩比我好，捷足先登，避开了1958年，考入大理二中念高中。我晚他一年，碰上了1958年，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躲脱了初一，还是躲不脱十五。要是杨克军能够预见到考不了大学，他会象赵映国那样，选择念一个中专，不至于1960年又回到杨岱和李学孔的魔掌下。但是大学对于杨克军太有吸引力了，因为他的哥哥杨克能早在1955年就考上了昆明师范学院（后来叫云南师范大学），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和他一个班的吕文光考入长春中国医科大学，在我们村的历史上，他们两并列第一。1959年考入大学的有谢均平、辛建本。这四个人是溪河村的荣耀。但是这种荣耀也和中国历史的倒退同步，被中断了二十多年之后，这个村子才陆续有大学生问世。有良知的溪河村人，都为杨克军和我在进军大学校园的途中被扼杀叹息。杨克军毕竟是系统地学习过高中课程，所以他在阅读文学作品的选择上，比我高一着，我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使我走了几年的弯路。要说走弯路，我们都走了弯路。我们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拿去阅读文学作品，而应该集中精力钻研一门应用学科，如果是这样，到了科学春天解冻时，说不定我俩还能飞黄腾达。我又犯了“历史不能假设”的错误了。
我是1961年7月离开罗官营的，但是粮户口关系要9月1日才生效，因为这两个月的口粮罗官营已经分给我了，溪河村这边，无论如何要到9月1日以后，才准许我参加分配口粮。没有口粮，不存在干活的问题，我还可以在杨岱和李学孔的专制统治下做两个月自由民。对这种专制统治有人把它形容为铁丝网，但是也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我就钻了空子。
话又说回来，主要是公共食堂解散以后全国阶级斗争的形势有所缓和，否则杨岱和李学孔的嘴巴就是法律。这期间，张弟又来约我去考高中，回到母校参加这场考试。负责报名的是杨思忠老师，我和他在炼洞完小时同事，此时他已调到宾川一中搞总务。记得在炼洞完小时，公共食堂推广蒸气化，捷报频传，今天一斤米能煮三斤饭，明天能煮六斤，后天能煮十二斤，大后天已经煮到二十四斤了。杨思忠老师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物质不灭定律，煮一百斤还是那点米。”说明他的思想是清醒的，他的认识水平比我高，我当时就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为了这句话，他是不是遭祸，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离开炼洞完小。我弄的还是罗官营方面的证明，报考没有受到阻止，但是，两个被打入另册的人，如同两只无头苍蝇，乱飞乱撞，决不会有好结果。张弟有没有引出教训，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没有认清实质，我一直没有觉悟，碰得头破血流。
我和大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记得1957年夏季，他们集中在牛井完小整风反右时，他捎信回来，要我把《封神演义》送给他去。我去到学校大门口，门卫进去报告，大哥来到门口，这时他们已被限制自由，不准出门，但他的精神面貌很好，穿一件花格子衬衫。后来再也没有见他穿过这样的衬衫。大哥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为了和新政权亲和，为了靠拢工农干部，经常穿一件布疙瘩纽扣的对襟衣裳，比工农干部还朴素。这一天，他的潇洒，使我有一反常态之感，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头看，正是他迎接风暴的姿态，使他成为这个学区三个右派中的惟一幸存者。前面我已说过他被遣送到力角完小时，父亲常常去看他。后来又被遣送到岗店煤矿背煤炭，在岗店煤矿期间几乎被送去劳改。
一个漆黑的深夜，宾川县公安局一个姓季的侦察员，突然提着枪把他押到乱坟岗，对他进行审讯。侦察员气势汹汹地说：“周锦川，根据曹××的交代，你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跟他从来没有来往，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大哥坚定地回答。季某说：“周锦川，你上有老，下有小，坦白交代是惟一的出路，证据我们掌握了，如果今天晚上你交代了，还是算你坦白。你不要后悔。”大哥回答说：“我没有干过的事情，我怎么能够瞎说。”季某骂了一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气愤的把他押了回去。曹××被投入劳改，二十年后平反，才知道他头一天晚上在乱坟岗演的剧，和周锦川毫无二致，只不过他走的是另一条路，走的是坦白从宽的路。
再后来，大哥被遣送到太和农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右派农场。说它地道，是因为象我二哥这类的下放干部，在了不到一年也就离开了。后来印尼、印度、缅甸反华排华，大量难侨涌回国内，改名华侨农场，这些难侨在了几年，也到香港或者其他国家去了。惟有右派，执行的是不定期役。沙皇流放革命者到茫茫的西伯利亚，还有个期限呢。我在炼洞完小教书时，太和农场的右派被押去炼洞挑橘子，大哥找到我，他的意思是给我几个橘子，从而减轻负担，但我没有理解。当时，我带着学生，还没有说上三句话，分别三年的弟兄就分手了。
按照中共中央整风办公室给知识分子定的指标，把每个单位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右派农场强制劳动，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右派和右派农场的定义。1958年3月，宾川一中全校教师学生停课，搞勤工俭学，我被发配到宾居农场，和几个同学到瓦窑工地上整理瓦片，好的搁一边，不好的搁一边，叫做“洗瓦”。这也是一个右派农场，每天打饭的时候，右派们排着长队，因为刚刚离开机关，衣着整洁，气质，风度，不是我们的老师所能比的。根据管理人员的交代，右派是敌人，不准学生同他们讲话，以免他们放毒。这话倒说得有点道理，右派本来就是因言获罪，一不杀人，二不放火，这样的交代，抓住了要点。听旁人说，右派里有教授，（几年后才弄清楚不是教授，是助教，管理人员没有什么文化，弄不清楚。）有领导，我看见一位穿着白色的线绒衫，上面赫然印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字样，我想，肯定是北京来的，我曾经幻想过报考这一所大学，想主动去跟他交谈，又不敢违犯纪律。
三年过去了，现在，我要去看望大哥，要深入到右派们中间去。管理人员“放毒”一说，对我不起作用，大哥是右派，大哥教我的是高尚的道德情操，由此及彼，能够深入到更多的右派中间去，我能够学习到的东西会更多。大哥这时已经摘掉右派帽子，在深山老林里做饭喂猪。深山老林被太和农场优秀诗人取了一个十分动听的名称：百宝山。右派们在这里种洋芋、萝卜，供应场部食堂。播种、收获时，大队人马才上来，平时只有零星人员上来运送洋芋、萝卜，住一个晚上就下山去了。大哥常年守在这里，不同于在农场里，每天劳动完了还要开会学习，接受监督改造。把他独自放在这里，给予一点思想上的清闲和自由，是组织上莫大的信任，是许许多多右派求之不得的。按理说，这是一个读书的好机会，大哥自从打成右派以后，万念俱灰，什么书都不看了。记得他从昆明回来时，每天晚上在晒烟叶的凉棚里，给父亲讲述《水浒》、《三国》，我是最忠实的听众，常常被不情愿地追赶去睡觉，理由是第二天要上学，怕我起不了床。三十六个天罡星，七十二个地煞星，一百单八将，我已经搞熟了。甚至金圣叹批《水浒》、批《三国》的讲述，我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跟我的年龄不相称，但我是实实在在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后来听到一些早慧儿童和少年大学生的报道，我并不惊奇。对于智力的开发，潜力大得很呢，就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家庭重视不重视教育了。所以我上山时，什么书也没有给他带。
人事变迁，只有大山依旧。在我上高小时，就知道父亲在这座山的深处，一个叫红雀龙潭的地方修过水沟，多美的名字！人说，深山毕竟藏猛虎，唉，住在深山的右派，已是遭虾戏的浅水龙，是被犬欺的平阳虎，谁能说不是呢。当时有许多农民进山，进山采摘杨梅熬杨梅酱，进山烧炭，挖猪槽，适应公共食堂解体后，各家各户再度炊烟缭绕的市场需求。提到大哥，他们都知道他。于是，伴随着进山的人流，我顺利地找到了大哥。
正好有七、八个右派在百宝山干活，我把我在《大理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给他们看，和他们的距离拉近了，当他们知道我因为反右而失学，更有“相交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伦落人”之感。在当时，一个右派就是一部悲剧。在这七、八个人中，有一个叫顾思义，身材魁梧，他不知道我，但我知道他，他是宾川县人民政府县长，在街头巷尾粘贴的宾川县人民政府布告上，每看见他的名字时，就联想到“顾名思义”这句成语，兴叹起名人的智慧。后来他到宾川一中作报告，我见过他。1958年3月我在宾居农场、宾居街、宾凤铅厂干了几个月，又转移到牛井支援春耕生产。一天，我们到杨公箐的红薯地里捉虫，老百姓叫猪儿虫，可凶了，红薯叶片很快被吃得精光。捉完虫后，通知我们去县政府会议室开会，说是会议室，其实很简漏，有几把长椅子。因为宾川县人民政府从洲城搬迁到牛井，先在石榴村周家大院（即本书第五章我写到的周有开姐姐家的大院）办公，现在急于搬到新村坡，盖了几间平房。开会时，才知道是县委书记李石秀作报告，他的报告内容是，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顾思义，他列举的罪状，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我在想，李石秀这个石秀究竟跟《水浒》上那个石秀，有什么联系，反右派不是早结束了吗？右派不是早送去农场劳改去了吗？顾县长就这么倒霉，他打了我大哥他们那么多的右派，逼死了我们的老师杨兆兴、王森，怎么轮到他了？一连串的问号，使我陷入迷惘之中。特别是想到自己的命运，同所发生的事情联系得如此之紧密，更是不寒而栗。
如今与顾县长相遇深山，虽然并不感到突然，但是，昔日的他是高高在上，与我隔得太远太远，今天他已经沦为贱民，我怎么能够去追究他的罪责，他和大哥已经殊途同归，说什么好呢？顾县长告诉我，他是剑川人，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游击队七支队三十二团任过供应室主任，这个团有许多宾川人，他随便举了几个，朱铁钧、杜介眉、李克俊、朱辛人、杨家训，等等，我虽然没有见过，但听起来相当耳熟，这些人是闹共产，闹解放的风云人物，这几个人当中的杜介眉，早在土地改革时就被革命吃掉了，因为他参加共产党之前是国民党的镇长。反右派吃掉的是顾思义这一类参加共产党之前的进步学生了，大哥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对国民党腐败的愤恨，对革命的想望，和顾县长是完全一致的。也许正是有过这样一段经历，组织上才安排他到宾川县任县长。县委书记李石秀是滇南游击队出身，同是游击队，为什么还要整顾思义？因为南下大军，即所谓山西派，是正统，是主流，云南地下党干部是非正统，是非主流，自然要受到排斥打击，在这一场政治角逐中，李石秀为了保自己，把顾思义抛了出来。此时见到的右派，已经不象1958年3月在宾居农场见到的整洁，说象一个叫花子，一点也不夸张。顾县长的呢子制服是破烂的，用不协调的土布作补丁，腰上系一根草绳。
夜晚，大家围在火堆旁天南地北的吹起来。一位姓童的老师来自南涧县，跟大哥相处甚洽，无话不谈，见到我的到来，很高兴，尽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他说，反右派时，他们学校有一个教师，表现最积极，有一天批判一个右派时，这个右派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台下这个一贯积极的教师，可能嫌自己对阶级敌人的义愤还不够，冲上台去，对那个死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大打出手，主持会场的县长一边说着不能打人，一边去制止这个积极分子，然而这个积极分子打红了眼，拳头打向县长。这时，台下发出一个巨大的声音：“把××抓起来，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大家看见了，他的目的就是打我们的县长。”台下的人恍然大悟，对这个积极分子，早就恨之如骨，于是一呼百应，这个积极分子顿时变成右派分子。第二天的批判会十分热烈，其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被数落出来几十条，划为极右分子，送去姜营劳动教养。大家听完，爆发出一阵笑声。童老师一丝不笑，冷冷地说：“我们还比他轻一点，划为普右，即普通右派也。”大家笑得更欢了。正是这样的革命乐观主义，使右派们熬过了漫长的二十一年，熬过了人的一生中被毁掉了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当然，也有熬不到头的。人们已经入睡了，兄弟俩还在窃窃私语。大哥哽咽地诉说着，两年前开发所谓“百宝山”时，提取什么芳香油，日夜苦战，死了两个右派，一个是冻饿而死，一个是劳累过度，被铡刀铡掉了手指，感染而死。大哥十分消沉，他悲伤地说，要不是这老老小小一大窝子，这人间地狱的日子，他是不愿意活下去的。他极为伤感地说：“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够活到头，就很难说了，你要赶紧解决婚姻问题，承担起不容推卸的家庭重担，就算大哥求你了。”当时，我虽然也哭了，但是我完全没有理解大哥要告诉我什么，其实，大哥是要我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中来，搞什么文学创作，远的有流沙河（诗歌《草木篇》的作者），近的有发配到宾居农场的彭荆风（电影《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的作者），搞文学创作惹下包天大祸，不能再搞这种高风险的行业。然而我对解决婚姻问题无动于衷，我没有实现大哥对我的期望，而是过了七年才解决了婚姻问题。若干年后，每当回忆起大哥对我教诲的深山夜话，联想到自己所走的弯路，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我这一次进山，对我搞文学创作大有帮助，大山给予我灵气，大山活跃了我的文思，《杨梅》这篇抒情散文，一气呵成，署名“洱海月”，投到《大理日报》，很快就在副刊《洱海》第一条登出来。同在一个版面的作者有下关的刘傅生，洱源的李友文。一些搞文学的朋友，认为写得好，是一篇有气势的散文。后来遇到编辑赵怀谨，他还记得有这么一篇文章。文中有一句“爷爷在两年前死了”，也有人说我含沙隐射，攻击“大跃进”，攻击“公共食堂”。不过，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稍有放松，说归说，未提到桌面上来。下关的刘傅生，洱源的李友文，用的是真实姓名，我不但用的是笔名，连收取稿费也用了化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抓黑帮，批毒草，刘傅生、李友文作为反动作者揪出来了，最反动的“洱海月”没有找到，《大理日报》的革命造反派派人到宾川找，还是没有找到。据《大理日报》记者陈志强告诉我，因为他是宾川人，也参加了这次调查，他们的线索是，一个署名“陈几真”的作者写过一篇要多登《杨梅》这样的好文章的评论，陈几真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说了就会打成一个集团。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末期，与陈志强交谈中，无意中暴露了鄙人就是《杨梅》作者洱海月，才引出这段插曲。那时陈志强已经调回宾川县委会，他感概地说：“风头上躲脱了就躲脱了。”
在深山老林的山民，给我讲了“虎死不倒威”的故事，大意是，夜晚，人们围坐在篝火旁，浓烈的肉香，引来一只老虎，虎视眈眈，人们把一块一块的肉丢进它的口里，肉快完了，一把烧得通红的斧头，丢进了虎口，老虎大叫一声，逃了。第二天，老虎威武地坐在山岗上，人们不敢走近。又过了一个时辰，老虎一动不动，证明老虎死了，人们才陆续走过去。还讲了“麂子死而复生”，说的是，一块洋芋地里，睡着一只死了的麂子，不劳而获的猎物，多么高兴。象背人似的将麂子背回家，快到家了，麂子一脚蹬翻背麂人，跑了。原来，这只麂子被一个洋芋噎住了，随着背麂人的抖动，洋芋进了胃里，麂子死而复生。加上平时收集到的素材，完成了《猎人的故事》。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