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我父亲在杨公箐守地，家里有事，常让我去替换他。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也许对我说的地不好理解。云贵高原上有许多坝子，所谓美丽富饶就是指的这些坝子。我们坝子里的人，把有长流水灌溉的土地叫做水田，简称田；把没有长流水灌溉，靠天吃饭的土地叫做山地，简称地。说起山地，就联想到父亲的发家史，父亲从军回家担任民团教练后，在社会上闲游浪荡了几年，一度染上恶习，参加赌博输得精光，无脸见人，才痛下决心重新做人。在身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下，租种二十亩山地，到地里搭起窝棚，进行艰苦创业，父亲背着我大哥犁地，母亲背着我二哥播种。次年有了好收成，生活勉强过得下去。两年后父亲到华坪县引进土瓜良种，土瓜抡生，产量高，味美可口，经济收益很好，银元、半开挣得不计其数，才买了田，才搬到溪河村安身立命的。每有知道此情的人士，常常戏谑我，怎么你没有你父亲种土瓜的干劲？怎么你没有你父亲三年不赶牛井街的凌云壮志？父亲的自力生、艰苦奋斗是出了名的。我有我的苦衷，我不能再干那种无用功，更不能再让自己辛辛苦苦、惨淡经营的劳动成果，成为勒死自己的绞索。不能走那条路！是的，我不能再走父亲走过的那条路，我要掌握一点别人抢不去的知识。其实，也只是自我安慰而已，你有知识，人家不用你，你也无可奈何。改革开放以后，地主翻身了，地主子女翻身了，盖了不少漂亮的四合院，引来人们的啧啧称赞。我却一点儿也不羡慕我的同类，我心犹有余悸，我患的是迫害恐惧综合症。当年的周家大地，如今的宾川三中校园，一生重视教育的父亲，可含笑于九泉矣！我也不时与发了的同类喜笑怒骂几句，就说宾川三中这块二十亩的地，以时下的价钱，一亩也要十万、二十万，要不是土改，你说我是不是百万富翁？！笑谈归笑谈，还是回到那苦涩的回忆吧。
谁也没有料到十年之后，被完全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地主，居然被乡村最基层的政权－－生产队安排来守护山地里的粮食。我们村的山地紧紧挨着河甲庄生产队的山地，这个队在杨公箐守地的是李大爹，无独有偶，也是地主份子。因为地主份子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不敢偷生产队的包谷、红薯，要是换了手脚不干净的贫下中农，岂不是把粮食交给老鼠保管。生产队长心里清楚，社员心里清楚，我父亲和李大爹一类的地主份子自然成为守地的首选对象。李大爹与我父亲相处甚洽，我和他也就认识了。通过交谈，引出一件令我伤感的事情。
其实，他的儿子李培德是我高小时的同学，当时，一个班里地主成分的同学很多，我们住在一起的李森同学，河绕村人，也是地主成分。李森同学买了一把小剪刀，后来不见了，追查的对象是什么人看见过他这把小剪刀，进一步追查的对象是什么人摸过他这把小剪刀，别的同学年纪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他赖不上，我年纪小，好欺负，我喜欢新奇，当着别人的面摸过他这把小剪刀，于是李森同学紧紧抓住我不放，采取欺哄吓诈，如果不买还他这把小剪刀，就要报告老师。我从小就在母亲的教育下，不要别人的东西，我被别人诬陷为贼，实在是奇耻大辱。但是自己认识达不到去找老师解决的水平，只好向母亲要了两角钱买给李森。还不敢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母亲。我蒙受了这样一次不白之冤，给我终身带来抹不去的阴影。据主持公道的同学讲，李培德是主要嫌疑人，李森同学明明知道这一点，也不愿意去纠正。李培德上完高小就没有继续上了，我和李森又上了三年初中，同属打击对象，有过许多交往。在他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我却造成多大的伤害。当然，我也从中引出极为深刻的教训，无论怎样欺哄吓诈，没有的事，绝对不能承认。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也使我避免了许多弥天大祸。
1953年上高小时，我究竟有多小，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这个李森，入学的第一天，当他见到我时，他简直不相信这么小的孩子能够考上高小，在他看来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三年级学生，于是他当着大家的面突然提问我：“第八册第十九课是什么？”“风。”我脱口而出。还问了其他一些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我年纪小，个子小。当时有一篇写八路军的故事《小尾巴的故事》，因为个子小，这个小八路排队总是排在最后面，于是取了一个绰号叫“小尾巴”。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好事之徒，把“小尾巴”这个绰号扣到我的头上。在同学们看来，天然而又合理，干脆连我爹我妈取的名字，他们也懒得用了。我不是说这个取绰号的人，对我怀着什么敌意。因为在当时，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里，取绰号形成风气，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共产党的准则是，只要大家快乐，一个人痛苦有什么关系。这样一种损毁他人名誉，侵犯他人人权的不文明行为，居然变得天然而又合理。其实，一个以流氓无产者为主要成分的群体，文化素质那样的低，如果谁要是对这种风气提出异议，肯定要受到排斥和打击。想不到半个世纪以后，我回到故乡，漫步在故乡的街上，一个姓王的屠宰专业户，在他卖肉的摊铺上，还生怕别人不知道“小尾巴”这个绰号，加以张扬，以显示他见多识广。我走上前去，对他说，“我知道你，你也是地主成分，从力角乡来牛井街上门。”然后对上述进行了理性分析，使他无地自容。
李森和我毕竟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我俩都是在高小补习了一年才考上初中，他补习时在五甲班，我在五乙班，考入初中也不在一个班，他在第十五班，我在第十六班。他在班上的成绩也属上等，但与我相比，他自己也承认略逊一筹。我们被一起赶回农村以后，他是独儿子，很快就结婚了，他虽然只长我两、三岁，他的孩子考高中了，我的孩子还在上小学呢！在校念书时，我俩常就时局交换看法，在一起交流学习经验。我们被一起赶回农村以后，我还跑了一些地方，他却悲守穷庐，再也没有离开过。但是他发得比较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搞基建，练得一手好手艺。地富改变成分后，他已是公社建筑工程队的队长。我到炼洞医院当医生时，当时任炼洞完小校长的字孝同学（他和李森同班）告诉我，李森一天收入二十七元，我当时每个月工资四十元五角。有一天我在牛井街上遇到李森，他要我给他的女儿补习语文，无奈隔得太远，未能帮上这个忙。后来我离开了宾川，听说他承包了鸡足山的部分工程，摊子铺得越来越大。2000年我和王舜同学回去宾川一中参加校庆，我想他这样一个有钱的老板，一定要到场的，但他却没有来。我也去了鸡足山，但没有见到他。我打听到他家里的电话以后，给他打电话，他指责我到鸡足山居然不去看他，当了官看不起老朋友了。怎么会呢？
在认识彭荆风之前，我读书是良莠不分，彭荆风给抄了书目以后，我是有选择的阅读了。不但有选择的阅读，还想把语文基础知识打深一点，通过报刊，搜索有没有哪儿办函授的，正规的找不到，找到一家叫中华函授学校的，办了一个《语文学习讲座》，正合我的脾胃。要读这样一个讲座，信函邮件的传递，免不了来往频繁，恨死了我的杨岱和李学孔，不是又要找麻烦吗？看来还得找一个代理人。还是回到参加《语文学习讲座》要找一个代理人的事情上来。
李大爹叫李本能，据说国民党时代上个德臣中学（宾川县长闫德臣办的学校，李森的父亲也上过这所学校）。据我父亲说，李本能善于思考，富有幽默感，他说，“小女孩喜欢跳橡皮筋，你说现在的女孩子，何尝不像一个妖精？”他说，“玩扑克叫打百分，为什么不叫千分，万分，分了我们的房产土地，不是白分吗？” 李大爹有个熟人叫曹汝霖，住在杨公村，是个兽医。李大爹带我去看望他，恰好碰到低我两级的曹子安同学。我回忆起，在文化馆阅览室相遇，曾经向我提起要搞文学创作的打算，因为我当时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在念高中时就知道了。他成分好，还是共青团员，为什么没有考上大学，我就不清楚了。一个灵感飞来，曹子安不就是最佳人选吗？一拍即合。1963年，我们家里要盖房子，父亲回来张罗，我在杨公箐守地，一呆就是半年。
关于《语文学习讲座》，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是这样的。1962年5月，教育部宣布：中等函授师范教育的试点工作已经完成，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结束。职教社在上下求“业”的日子里，在所谓两条腿走路方针指引下，创办中华函授学校。中华函授学校采取函授与面授结合而以函授为主，自学与辅导结合而以自学为主，分散学习与集中学习结合而以分散学习为主的方式，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一年时间内集中学习高中的语文课程。开办中华函授学校，目的是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学习语文；可是，当新华社播发招生消息以后，广大干部、教师、职工纷纷来信，要求参加，于是除设高中语文科、编写高中语文函授教材外，又办起了“语文学习讲座”。
“讲座”从1962年9 月开办时招收学员500名，到1964年增至8629 名（包括听讲学员和函授学员），学员中机关干部和厂矿职工约占总数的82％。多数人属于中学文化程度；参加学习的迫切要求是提高阅读能力，提高写作能力。 “讲座”的教学内容为“范文选讲”、“作文评讲”和“语文知识”三项，注重读写的实践，读写的结合，为适应读写的需要讲语文知识。根据上述精神制订教学计划，定期征求学员意见，对计划作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讲座学员分散，这是迥异于集中在学校里的学生的根本不同点。外地学员分散在26个省、市、自治区的390个县、 市，工作在农村、林牧区以及地质勘探作业区，其中有些人还常常流动。外地学员人数为北京学员的四倍。语文学习讲座自1962年9月创办，1966年6月停办，历时四年，讲课近百次，参加面授和函授的学员三万余人。编辑《语文学习讲座》38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先后发行400万册。 当时在“讲座”讲课和为刊物写过文章的有叶圣陶、冰心、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源、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冯仲芸、赵朴初、赵树理、张健、张志公、张寿康、陈白尘、吴组缃、纪希晨、周振甫、林焘、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蒋仲仁、楼适夷，高森诸位先生。集数十位教育家、作家、语言学家于一堂，给学员讲课，批改作业，可说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的创举。
语文与职业教育有什么关系？叶圣陶认为，无论什么职业，当工人，当农民，都离不开语文。语文是彼此之间交流意论、交流思想的工具。要善于使用、正确使用这个工具，才能充分进行交流。叶圣陶是“语文学习讲座”的倡导人之一。他为“讲座”延请许多专家、学者讲课，自己给学员上第一课─―“认真学习语文”，给学员批改作业，和孙起孟一同下乡调查，到学员所在学校听学员讲课，主持主讲人会议，发表“讲座”工作要“切合实际，注重使用，讲求实效”的主张。
1980年叶圣陶在《纪念“语文学习讲座”》中深情地记述了对“讲座”的怀念：“北京讲课的地点，先借用长安大戏院，后来借用民族文化宫礼堂。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几千名学员虽然分散在许多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里，他们都按人数的多少，有的编成了班，有的编成了小组，……学员们在听课之前组织预习，在听课之后组织讨论；写了习作，相互商量评改；对讲座的组织和安排有什么意见，对讲课的人有什么要求和质疑，都由学员代表带到学员代表会上去。讲课的人也轮流跟学校负责人一起参加学员代表会，直接听取学员的意见，跟学员代表共同商讨教学方面 的问题。学校的工作人员很少，遇到有紧迫的事，如寄发刊物，布置活动之类，学员们得到消息，就主动推出代表来帮忙。办学的人，教学的人和就学的人相互的关系如此融洽，彼此的感情如此深厚，可以说超过了一般的正规学校，这正是民主办学的必然结果。”叶圣陶的记述，反映了广大青年要求学习的热忱，讲座的盛况和职教社民主办学的作风。
在这半年里，我读《语文学习讲座》，用的都是曹子安的名字。我跟俄国的农奴没有多少差别，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使用。用曹子安的名字，当了《云南农民报》的通讯员；用曹子安的名字，与外界通信。还跟共同参加《语文学习讲座》的外省学员建立了联系。至今还记得的一个是山东平度的王某，他会画油画，还寄来了一幅自画像。后来他去了东北，因为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闯关东去了。他的来信常常描述劳动的艰苦，但总比在家乡好，能混饱肚子。我深切感到国内还有多少人在生存线上挣扎。另外一个是上海奉贤县的陈某。有一天，当时已经到白羊村上门的杨克军，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到一本国民党时代出版的讲修养的书，内中收了大作家叶圣陶的一篇文章。那时叶圣陶先生还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我想试一试叶圣陶先生对国民党时代的出版物是怎样看待的，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索要这本书。开个玩笑而已，想不到叶圣陶先生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回了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这样：“子安同志惠鉴：所要图书，不知何处出版，故无以应命，良歉！叶圣陶”。大师毕竟是大师，字写得好极了。1980年，我在炼洞医院工作，看到报刊上有纪念这位大作家、大教育家的文章，我就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理日报》上，告诉读者，隐秘了20年的“周元川”这个名字，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的归来。因为1960年报纸上还见得到我的名字，以后就消失了，转入地下了。这种事情，连与曹子安同村的王有明，也是在读了这篇文章后，才弄清楚了曹子安的写作史。没有几天，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又播了我写鸡足山的散文《滇西明珠》，广播的威力比报纸大，因为那时城区的高音喇叭，还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而禁放，不愿意听也要强迫你听，使我名声大振。
在杨公共箐守地的日子里，我还读了《中华活叶文选》这套书。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叶文选》1至5册。父亲是我读这套书的有力支持者，买书的钱都是他给的，他说：“国家不会长此以往的，年轻人中断学习就是中断生命。”他认为这套书适合自学，里面的文章不但要看懂，而且要熟读。《中华活叶文选》展历史之长卷，萃精妙之美文，我从那里认识了屈原和楚怀王，认识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与先秦诸子对话，与唐宋八大家交友……历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科学家都可与之神交。 千古兴亡多少事，我从悠悠的历史中懂得了自古人生多磨难，“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人给了我智慧，也给了我勇气，增强了我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自强不息的信念。
几千年文明的浓缩，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五册《中华活叶文选》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字里行间我欣赏到古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潇洒，看到“壮岁旌旗拥万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领略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感受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气，同时也听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春风不染白髭须”之类的叹息。我体验着前人倡导的“澹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修身养性之道。书中的人生是快乐的，能击败现实的苦难。
1979年，我36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全国选拔中医药人员，我一举金榜题名，1995年我升高级技术职务，需要考医古文，我又轻松过关。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中华活叶文选》和《语文学习讲座》是我陷入迷茫时的精神食粮，在我人生的转折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曹子安当时还没有结婚，但对象是找好了，他的对象是我上高小时一个同学的妹妹。我的这位同学叫杨洲，杨洲是位奇才，算术考零分，作文有时考100分，因为他掌握的词语太丰富了，老师也倾倒了，只好给他满分。他有一本《成语词典》，我比他小五、六岁，把我当成小兄弟，教我一些新鲜词汇。我知道“一日千里”形容速度之快，他告诉我，“一泻千里”才快呢，拉一泡稀屎就跑了一千里，你说哪个快？当然是“一泻千里”快。我怀着羡慕向他学习。学习的结果是滥用词汇，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打击美国人，我用“狼狈”一词来代替“狠狠”，结果被老师用红笔透批了一顿，在全班点名批评。老师讲了，狈是传说中一种与狼相似的野兽，前腿短，后腿长，要趴在狼身上才能行动。比喻互相勾结干坏事。我一时间成了同学们的笑料。幸好没有无限上纲上线，作为一个政治错误来处理。这一滥用词汇的事件，深深刺痛了我，从此我对用词造句持谨慎态度，养成了查阅字典、词典的良好习惯，有了纠正别人读错字的本钱。不久，我也弄清楚了，“一泻千里”是形容江河奔流直下，流得又快又远。比喻文笔或乐曲气势奔放。杨洲的解释自然成了一个笑话。一个算术考零分的人，自然难以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当我见到杨洲同学时，他已经在生产队干了七、八年会计了，一个算术考零分的人，经过重新学习，算盘打得熟得很呢！
杨洲的弟弟叫杨慧，当时也从昆明一家工厂精简下放回来，因为曹子安、杨洲这层关系，我们也成了朋友。过了两年他被招到下关汽车运输总站开车，临别时我还送了他一本孙犁的《风云初记》，在扉页题写了“当友谊使人陶醉的时候，春月也如春日一般温暖”。在当时，能够当上一个汽车司机，实在是我们这样的人垂涎三尺而不可得。那个年代，坐车可不容易，有幸沾了杨慧几次光。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宾川、思茅、怒江三地疲于奔命，也得到他的帮忙，尽管那时他不开车了，在停车场打杂，仍不忘旧情。
在杨公箐守地的日子里，我曾经接待过一位不速之客。说是不速之客，也不是素不相识。他和我们村的谢均平、辛建本一个班，他在大理二中上高中时，作为反动学生被开除学籍。他把几百块钱寄存在我这里，告诉我这是他弟弟的钱，他弟弟正被公安机关追捕。这是犯法的事情啊！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当然，他的弟弟并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在中国劳改营高位截瘫，在轮椅上终其一生。关于他弟弟的案情，不过是一点偷盗吧，在那种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里，他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再过几百年，也不会有人愿意把这样一个贬义词，加诸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这位不速之客叫吕现龙，但是他这个名字被彻底放弃了，他通过什么关系要到太和村一家姓苏的人家上门，姓苏的人家是贫下中农，岳父是生产队长。因为我父亲认识姑娘的舅舅，于是我父亲又做了一次现成媒。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总算没有酿成朱茂生、周有开的人间悲剧。吕现龙到了姓苏的人家，从此取名苏武，这个名字并非刻意选取，只是本家里有一个叫苏文，顺势而取，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哪一个成分不好的地富子弟到贫下中农家庭上门，不是像汉代苏武到匈奴牧羊十九年那样悲壮。既没有人知道他叫吕现龙，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大理二中上高中时，作为反动学生被开除学籍。平平安安过了几年，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村子里分成两派，对立面还是不惜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翻越三十五里坡，四十五里箐，再走了二十里平地，到达了吕现龙的家乡－－平川乡邑尾登村，也就是我那位死去的宋治兴同学的家乡，查明了苏武的历史。以为掌握了多么大的钢鞭材料，在太和村的土墙上刷出来揪出了什么什么的大幅标语，对立面无非是以此震慑一下苏武，让他别再抄大字报。当时的大方向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说其天，拄其地，苏武也不过是一个地主子女，他岳父不过是一个生产队长，也没有带来多大麻烦，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派掌权，让苏武进了几天学习班。好在苏武在的那一派，在宾川叫“大联合”，在云南叫“炮派”，所谓贫下中农组织，也清不到哪里去。
倒是他在学习班的所见所闻，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因为当时宾川县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可谓名目繁多，且不说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宾川人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什么人独出心裁办了一个“外省人学习班”，竟然把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从外省招收来的大学生也纳入清理对象，令人哭笑不得。据苏武讲，太和村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姓苏名珍，他没有文化，但聪明好学，农村里的技艺无所不通，引来当权者的嫉妒。有人举报他在国民党时代干过抢人的行当，于是进了学习班。天天学习政策，交代问题。别的人经不起折磨，按照工作人员的逼供信，都交代了一些问题，想早点回家。惟有苏珍，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黄鳝脑壳死不化，没有交代一个问题。
太和公社革命委员会把苏珍的问题，上报到了宾川县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神秘西西的叫什么第六办公室，延续了克格勃那一套），宾川县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太和公社革命委员会办的这个学习班。工作组毕竟是工作组，下车伊始，就训斥苏珍说：“我们共产党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材料我们全部掌握在手里，所谓交代不过是给你提供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不交代我们照样定你的案。” 工作组拍簸箕吓麻雀，换一个人可伤了神，苏珍则不然，说：“材料是人写的，我不会写，我可以请别人写。民国三十六年冬月初八，那天天阴，你在力角乡大角庄小河边抢人，我亲眼看见。”反倒说得对方瞠目结舌。又过了两个星期，苏珍主动去找工作组的人交代了。
工作组的人可高兴了，赶紧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苏珍说：“我抢过人。” 工作组的人笑着说：“是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交代了就没事了。” 苏珍接着说：“具体哪年我是记不起了，但是可以推算出来，因为李志（村里的赤脚医生）都三十多岁了。我说的是李志他妈和李志他爹结婚的事情。李志他妈和李志他爹的婚姻本来已经定下来了，后来李志他妈反悔，消息传来，大家很气愤，经过商议，决定抢婚。我和李志他爹是同龄人，又是一村一营的，自然积极参加。那天晚上，我们去到李志他妈家，埋伏在墙角，待李志他妈出来解手时，说时迟，那时快，李志他爹一个箭步冲上去，把李志他妈背上就跑，其他几人断后，一路上大家轮换着背。我坦白，我抢过人。” 工作组的人忙活了半天，没有捞到油水。苏珍接着说：“我杀过人”， 工作组的人想，这可假不了了。
“临近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你说怪也不怪，赌博成风，屡禁不止，政府为了表明禁止赌博的决心，派出警察四处抓赌，如果有顽抗者可以开枪。你们知道，太和村后山的小王庙，每年春节热闹非凡，是赌博最集中的场所，警察来抓赌，一个赌徒逃跑，结果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当时，我被压头压脚的当上了甲长，跟着警察去看现场，警察让我把死人的头割下来，和他们一起去镇公所交差。我杀过人。” 工作组的人大失所望，所谓杀人是别人开枪打死了，他去割人头。苏珍继续交代，“我有五条人命”， 工作组的人想，总算挖出来了一个大案。“1958年大跃进，兴修水利需要火药，我有这门技术，牛井人民公社派我去宾居人民公社教他们制造火药，在蓖村管理区工作期间，制造出来的火药储藏在海簸里，一位来运输火药的马车司机，无意中把烟头丢进海簸里，引起火药爆炸，造成五人死亡，其中一人是马车司机本人，临死前他说清楚了是他，无意中把烟头丢进海簸里，引起火药爆炸。我有五条人命。”对此，工作组的人提出了质疑：“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嘛。” 苏珍煞有介事地反驳说：“怎么没有关系，我不去教他们制造火药，这几个人怎么会死。” 苏珍表现出极大的沉痛和忏悔。工作组的人无可奈何，苏珍的案子没有定下来。只是在他们内部文件里，作为阶级敌人狡猾的一个范例。
读了这一段，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几十年前，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痛心疾首，都会为人权受到无端的蹂躏而愤慨。但是，也有苏珍这样智慧的中国人，敢于和善于同反动政权的警犬和走狗作斗争，而流传于民间。
我在前面提到1962年秋天，我去看望划为右派在百宝山服役的大哥，他含着眼泪要我尽快解决婚姻问题，我却无动于衷。现在，三年过去了，仍旧没有眉目。我的父母也着急，但是我定下的调子是要去成分好的家庭上门。我的父母对此颇不以为然，但也只好顺着我。我父亲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话说当年杨公箐，整个牛井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山地，牛井街街子大，一、二、三、四、五，……反而难得区分，干脆用生产队队长的名字来命名，于是，刘世理队，高应芬队，……代替了一、二、三、四、五，……的编队。高应芬队的山地没有安排专业的守地人员，上来犁地的牛倌就寄宿在我们的窝棚。平时，大家也很熟悉，只是没有更多在一起的机会，一朝相聚，分外亲切。一位叫马如龙的牛倌，和我父亲比较谈得来。他的二女儿，高高的个子，鸭蛋脸，有几分人才。大女儿已出嫁，虽说有一个儿子，但年纪尚小，打算为二女儿招婿入赘。马如龙虽说不是地主、富农，但也是小土地经营成分，比富农低一点，他的大女儿就嫁给大地主胡某（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被镇压）的小老婆的儿子胡亚军（乳名小本厚），可见他对成分也不怎么在意。在那种人妖混淆，黑白颠倒的年代，像我这样的人，文化用不上，劳动力又差，政治上被打入另册，愿意接纳我的人，恐怕没有了。马如龙居然不嫌弃，认为，像我这样有文化的人，国家迟早能够用上。由于两位老人取得了共识，接着是请媒人的事情了。
本来这类事情，由两家的父母去操作，较为顺当，我却自以为是，要去找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去作媒。我父亲有先见之明，但拗不过我。这个人叫李德昌，家居牛井街新街子，原在商业部门工作，后来精简下放，跟随妻子到我们村里落户。他的妻子吕灿仙和我同村，高小时的同学，也是从商业部门精简下放回乡的。我们一起在花桥水库干活，他有一台直流收音机，为了获取信息，二十多块钱的电池，也是我出资购买的。当时，我即便有钱，也不敢买收音机，怕戴上“收听敌台”的帽子。李德昌正好成为我的保护伞，所以我同他特别亲近。在溪河村大约呆了一年光景，他们夫妇便打道回府，回到牛井街新街子的小阁楼里去了。说是小阁楼，名不虚传，国民党时代，李德昌的父亲李作林做生意赚了钱盖的。李德昌和马如龙同在一个生产队，所以我选择了他。经他去说合的结果，答复是不同意。事后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找李德昌作媒就犯了判断上的错误，李德昌本人不善于，也不乐意做这方面的工作，碍于情面，勉为其难，最后只能是应付，敷衍塞责，更不要说遇到问题和困难，去克服去解决了。从李德昌方面反馈的信息是，马如龙的妹妹和妹婿杨文龙，对此事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杨文龙夫妇对我有看法。我个子矮小，在生产队，在家庭中肯定不能挑大梁。还提到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看电影，人群拥挤，无意中碰着一个女人的胸部，被那个女人臭骂一顿，我蒙冤受屈，有理说不清，却被他们生产队的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笑料传开了。这一次我去找对象，反而成为我行为不轨的佐证。本来，李德昌也好，杨文龙夫妇也好，小本厚也好，其他人也好，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预见到，十五年后我这个小个子，居然不但挑起家庭的大梁，而且成为社会栋梁。我没有贬责他人之意，我是要说，为人子者，要充分尊重父亲的意见，父亲的意见常常是他一生的精华，因为为人子者，最容易忽略这一点，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这一点。
这是我找对象遭遇到的第一次失败，如果把与王素梅在炼洞河畔的恋情也算上，也可以说是第二次。离开了杨公箐山地，我又转移到炼洞公社辖区内的乌稍山地，去那里薅包谷草。一进入炼洞公社辖区内，我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因为我在这里，遭到过最悲惨的失败，失学，失业，失恋都让我碰上了。我愿意永远不要来这个地方，世界上的事情，你越是怕去的地方，上帝那只无形的手，越是会拉着你去。在以后的描述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
在乌稍山地劳作的日子里，酷暑炎天，大伙露天而宿。我和大哥都是劳作中的一份子，大哥给大家讲故事，很受欢迎。有人要我讲，我哪有心思讲，仰望繁星满天的夜空，心事重重。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失败主义者的遐想中。第二天一早起来，又去薅包谷草。这里没有女人，有几个小伙子，干脆把衣服脱得精光，一方面散热性能好，一方面省了布票，那时，一年到头几尺布票，一件衣服补了又补。正好反映了无产阶级，除了有个鸡巴有个俅，什么也没有。算是带来了一丝有限的欢乐。山地里的活计干完了，就在要回家的那一天，煮饭的火星飞到我的被子上，被子烧了一个洞。真是屋漏又遭遇连夜雨，行船偏遇打头风。
就在这时，生产队传来消息，要我去县花灯团参加考试。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像我这样一个有着“小右派”劣迹的人，不是早就不被打入另册了吗？怎么会……我想也许是穷极无聊的人，要作弄一下我。我又想，也许是物极必反，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偶尔冒出个把柳暗花明，也不是不可能。我怀揣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
经过了解，是这么一回事。我在第五章《有个村庄叫罗官营》中描述过的吴老师，从大理州歌舞团调回宾川县，受命组建宾川县花灯团。听村里人讲，已经来找过几次了。我去县文化局找到吴老师，师生见面，分外亲切。吴老师跟我讲，分管副县长认可，即可以定下来。一天下午，我们有五、六个人被通知到了县文教科，有的是有公职的，没有公职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人。无非是唱几曲拉几调给这位副县长听，你说这位副县长是谁，他就是1958年对我这个“小右派” 刀下留情的那位分管副县长。也许我太有名了，不用吴老师介绍，他就知道我是谁了。这位副县长也是地主出身啊，他不会再为我担风险。结果可想而知。
我敬爱的老师，你怀抱一颗爱才惜才之心，想拉我一把，终究无济于事。吴老师找我谈话时说：“你没有被录取。”组织上让吴老师来物色人才，又是这样一种结果，还能说什么呢？1980年，我取得了公职，我去到这位副县长家里，专程去问十七年前的这件事情，他说，当时政审十分严格，他也没有办法。难怪村里盛传，周元川考取了，因为右派问题，县委书记李石秀不同意录用他。也许被村民们夸大了，区区小民，恐怕到不了县委书记李石秀那里吧。我对于共产党政权能够给予我的施舍，是彻底失望了。又过了二十年，在宾川一中的校史里，登了一些知名人士文章，吴老师和我的文章，在排列上是一前一后，这绝非编辑刻意安排，纯属偶然。也许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吧。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