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打算能捱一天算一天,这等事情可不能打主动战,“见官莫在前,做客莫在后”,这是几千年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他们最明白“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着烂”的法则。我已经被揪出来了,躲不脱了,但还可以拖嘛,生产队不通知我,我不要自个儿跑去公安局,要装着没事的样子,我在设想,公安局的眼线,说不定早就布置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了。如果被人家看出“烈马不打自家惊”,那就无事也变成有事了。其实,对社员有利的事情,生产队的干部一贯本着能拖就拖的原则,像前几年要我去参加报考花灯团,生产队的干部,硬是到山地里的活计干完,大家要撤回来那天,才把这个消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但是整人就不同了,雷厉风行。生产队长来到我家里,说是公安局有事情找我,要我去一下。

公安局这道门,如果说是第一次跨进去,那就不实事求是了。我二哥在法院工作时,好多人都认识我,我进出这个机关不会被盘问,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公检法就是一家人嘛。我二哥离开法院已经八年了,人事沧桑,今非昔比,以我这样的处境,特别怕见到认识我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毛的名言:“客观事物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说对了,我怕见到认识我的人,就见不到了吗?否。这句名言,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频率相当之高,用来打人屡试不爽。找我谈的这个人叫杨昌,我们熟悉,八年前,去大理市九顶山矿区马厂箐铜矿炼“大铜”的头一天晚上,我和二哥去看望法院里的老同事。正好杨昌在场。二哥这人,为人随和,不像我和大哥,性格外向,容易得罪人。二哥这人,作为成分不好的一份子,能够在政法系统呆,实在需要沉得住气,需要夹着尾巴做人。他还善于调侃,明明下放劳动,属于打入另册,排挤出政法系统,他说:“现在我们调到工业战线,不去看人家,还以为我们看不起人家”。

想起旧事,炼“大铜”和“大同党”的话题,就不会八竿子打不到一起了,我暗自庆幸。杨昌要我交代,我就按头天晚上想好的交代了一通,扣紧“地主子女”这个主题词,在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成名成家思想上痛斥自己。决不越雷池一步,决不“烈马不打自家惊”,把“大同党”这种杀头的大帽子抓来戴在自己头上。我越是批得深刻,杨昌越是不耐烦,他干脆拿出证据来。我以为是别人写的揭发材料,其实不然,是我写的两页信笺。我开始明白了,怎么穷思苦想,一夜到亮就没想到这事。

呵,呵,原来是我找的那个对象,把我给她的信交到这里来了,我心里更有底了。杨昌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找出了“风雨飘摇”一类的字句,说我隐射攻击社会主义,我心里更不虚了,给一个村姑写信,我能够让别人抓到什么把柄。杨昌说了一阵,也说不出什么名堂,叫我回去检查反省。杨昌竟然只字未提“大同党”,鹤唳风声,草木皆兵,一场虚惊,怎么就这样一个结果。他参与炮制那么多 “反革命集团”,怎么突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没有把我扣留在公安局,令我困惑不解。这里边究竟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大阴谋?

我回到生产队以后,晚上,地富子女被集中起来,要我交代我的问题,我把白天在公安局的交代重复了一遍,其间,穿着大头鞋踢打张聪的那名工作队员,进来了三分钟,向管我们的民兵作了布置,一反常态,没有训斥我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管我们的民兵叫我写成书面材料,并通知所有男劳动力,第二天全部到河东边抢收水稻。我们村里五、六十个地富子女,在生产队晒场里席地而坐,聆听我的自我批判,聆听我娓娓而谈。多少年以后,他们仍记得这个晚上,这个晚上太好记了,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头一天晚上,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说:“我们朝夕相处,想不到你有这么高的水平,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活下去”。 我的兄弟姐妹们,几个月后,我离开了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去接受一场火的洗礼,我才发觉我的水平并不是那么高。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十月一日,我们村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的洪灾。这是海稍水库泄洪造成的,那年头,长官意志占主导地位,气象人员、水利人员的意见,听不进去,到水库蓄水已经危及大坝安全时,才决定泄洪,沿河两岸的村庄将要遭殃了。一早起来,天下着雨,河面上洪波滚滚,从村庄西边渡河到东边已不可能,只好从牛井街绕道小辛村石拱桥,转了一大圈才来到近在咫尺的水稻田。以往,我只是从书本上看到过黄河泛滥的悲惨状况,今天我亲眼看到了,随着水位升高,砰的一声,张聪的房子倒了;砰的一声,杨根长的房子倒了;砰的一声,杨义忠的房子倒了,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七、八家的房子淹没在洪水中。当我们准备返回时,有消息传来,正在组织炸毁小辛村石拱桥,因为眼看洪水就要漫上牛井街,已经危及县府所在地的安全。就在这时,雨停了,水位未见升高,炸毁小辛村石拱桥计划终止,我们得以顺利返回,否则,还得望洋兴叹数日。

就在这一天,有几百个人在县电影院开大会,这几百个人是主宰全县的政治精英,即四清工作队员,他们已经不是在接受如何整人的部署,而是因为第二批四清工作结束,如何在全部撤走四清工作队的问题上统一思想。甚至有消息传来,穿着大头鞋踢打张聪的那名工作队员,已经在四清工作队内部被批斗。怎么一夜之间,远的不说,我们县,我们村的政治生活竟发生了这样戏剧性的变化。面临灭顶之灾的我,在喜悦中怀着忧虑,使我陷入更深的迷惘中,我最后的结论是,只要毛活着一天,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个人的状况都不可能改变。

我的信息太闭塞了,除了在水利工地上看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他的资讯我一无所知。如果我不是在水利工地上,而是在家里,我会每个星期去文化馆翻翻报纸,那么,对形势的发展也许不至于这样茫然失措。我回到家时,大哥已告诉我,所有的书籍资料全部烧掉了,特别是我的那些手稿,好!他们什么证据也拿不到了!同时也为我的藏书惋惜。这几个月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都置身世外,只好把这些历史镜头重现一遍。

1966年6月中旬,我们县里的小学教师集中学习,开展揭批所谓“黑帮”的斗争,中国哪一场运动不是拿小学教师开刀,着得最惨的总是小学教师。教师被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依靠对象,第二类为团结对象,第三类为批判对象,第四类为斗争对象。当时叫做“批三斗四团结二,依靠一类搞运动”。运动的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揭发,确定重点,分组斗争。我看过一个材料,一个地区有2000名小学教师,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知识分子”(简称三反份子)110人,占5.5%,完全符合毛钦定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5%的所谓“坏人”。被批判斗争的有329人,占16.5%。其中有六位小学教师自杀身亡,成为这个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殉葬品。

在我看过的材料中,有被整的和整人的各说各话,我多采用整人的。一个中学生被派到一个公社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说,他们四、五人一组,分别到各家各户去检查属于“四旧”的东西。各种书籍,除了毛著,通通烧毁,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还留下农技医书。明、清古建筑遭了殃,文庙、武庙、五皇庙、观音阁,屋脊上的鱼宝顶被敲烂,木梁上的龙凤雕刻被锯掉。庙宇中的菩萨、神像被砸,居家间的门神、牌位、香炉、花瓶被毁,房屋、墙壁、家具上的雕龙画凤被铲除,妇女的绣花鞋、手镯、耳环,小孩的绣花背衫,统统被当作“封资修”付之一炬。

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共宾川县委,紧跟中央,于1966年9月成立了“捣毁鸡足山指挥部”,任命中共宾川县委统战部长王岱任总指挥。组织宾川一中7个班的学生,炼洞、牛井、力角、大营、宾居公社的共青团员和民兵,四清工作队干部,共计1300人,去捣毁名声远播东南亚的佛教圣地--鸡足山。正如毛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捣毁鸡足山指挥部”说,鸡足山香火街的封建迷信兴盛,鸡足山的和尚是政治和尚,有的是国民党高级军官,鸡足山曾经发现过降落伞,鸡足山地貌复杂,岩洞甚多,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隐身之所,鸡足山的和尚作风糜烂,奸淫妇女,作恶多端,鸡足山哪里是名胜古迹,哪里是风景如画的人间天堂,它是全县最大的封建堡垒。于是,用毛的战略战术,分兵把守,聚而歼之。

一位亲历者对我说,此时的鸡足山,经过1963年以后的修复彩画,最大的祝圣寺,雕梁画栋,色彩斑斓,焕然一新。其中的释迦牟尼佛祖像、弥勒佛像、观世音菩萨及四大金刚、五百罗汉,经过重新涂金粉,重新彩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1300名精兵强将在鸡足山打砸了七天七夜,(无独有偶,有一部战斗故事片就用这个名字),不仅泥塑佛像、五百罗汉被砸碎,铜铸佛像和其他文物统统敲烂,连著名的重点保护文物金顶寺铜铸金殿也被砸烂敲碎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包括龙藏、贝叶经、高僧名流字画被烧,木雕、瓷器、金属文物被打碎或流失,尊胜白塔被彻底炸毁,二十八座明清古寺变成一片废墟。损失的珍贵文物难以数计,驮到供销社院子里,堆积成小山似的废铜有十多吨。

这一连串的镜头,可以概括一个小县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全景图了。不论怎样闹得凶,我是局外人,我是挨整的对象。好在我的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也没有带上帽子,也没有说不戴帽子。这时,生产队开挖小煤窑,地富子女云集干甸山。借用一句赞美诗歌《末日点名》的歌词“在那日点名的时候,我亦必在其内”,我暗自悲伤,我是不是要从地狱进天堂了,我的主啊!

干甸山啊,因你的山肚子里存储着丰富的煤,才使你有名起来。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吃的是干甸的西瓜,“干甸西瓜包打红瓤”成为一句口头禅,奠定了干甸特产西瓜的地位,由于当时商品经济意识不浓,干甸人始终没有摆脱小敲小打的经营状态,始终没有把西瓜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始终没有改变贫穷落后,取而代之的口头禅是“姑娘不嫁干甸山”。干甸的西瓜种植史,逐步湮没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河中,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段历史了。宾川是一个干坝子,为了解决烧柴,挖绝了树根,四围荒山秃岭。人们为了生存,开始烧煤,干甸山沸腾了,我父亲在这里挖过煤,我大哥在这里挖过煤,我现在来这里挖煤了。来这里挖煤明显地包含着惩罚性质,有高墙电网的国营煤矿,就是劳改营。我在第二章《悠悠少年愁》中提的到,我的父亲除了种田,还买了一头小毛驴,用它到干甸驮运煤炭,由母亲和大嫂做成煤块,然后到市场出售,赚的钱用于贴补家用。在第六章《深山泪》提到大哥被遣送到干甸煤矿背煤炭,在干甸煤矿期间几乎被送去劳改。

干甸山啊,你渗透着我们一家两代人的血和泪,不,是三代人。本来生产队是安排我和我的侄子来的,我的侄子是中共建政后出生的,他的名字周旭是我取的,我希望他的前途和这个政权同步。可是我们这一代已经是地主子女了,怎么我的侄子仍旧是地主子女,甚至他结婚以后生了孩子,还是地主子女,地主子女,地主孙女,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什么时候才到头,我取的这个名字,打了我的嘴巴。侄子年纪小,他才十五岁,挖煤危险,大哥毅然代替自己的儿子去。于是我们兄弟俩一块成为煤黑子。

要说这个地方,我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引出一段故事。我和父亲常常就我研究的学问进行交谈,有一天不知何故,扯到文物考古上去了,一下子触动了父亲的灵感,父亲说,他在开煤窑时,曾经挖掘出过许多陶瓷器皿,好一点的被人选拣回去了。“还能不能找到?”我急切地问,父亲作了肯定的答复。第二天,我和父亲出发,来到挖掘出古陶瓷器皿的地方,这里被当地农民开垦种植包谷,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凭着父亲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找到一个完美如新的瓷盘。回到家里,我给云南省博物馆写了一封信,不久他们回了信,接着又来了三个人,我们一起去挖掘地。领头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历史部主任李家瑞,鹤庆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的助手,一个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个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后改称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那位是归侨,刚出校门不久,他负责照相,几十年后无意中在一次会议上相遇,他叫高宗裕,省民族博物馆的馆长,他记得这件事情。他们问了我们的成分,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就回招待所去了,从此无了下文。给了我重重的一嘴巴。我不死心,又将瓷盘寄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他们转到故宫博物院,后来故宫博物院答复说,这是元末明初的陶瓷器皿,在广东肇庆也有过同类出土文物,从笔迹和用语可以看出来,是一位有点年纪的学者写的,他说,此类陶瓷器皿要元朝以前的才有价值。信写得比较专业,要求完璧以归。故宫博物院这位学者与云南省博物馆那三人,形成鲜明对比,我答复说,我愿意无偿赠送。我的这一决定,使这只瓷盘幸免于难,这封信与作家彭荆风的信一起被烧掉,故无从考证出自何人之手笔。

三十九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我居然通过搜索,搜索到一条早已被我淡忘了的信息。北京朝阳区潘家园桥东松榆西里29号楼二层(君馨阁内), 闫先生翰一堂网www.hytang.com 公布了1966年的文物入藏,“云南宾川周元川先生赠送瓷盘一个”,赫然映入我的眼帘。我给闫先生发了E-mail。

“闫先生:
经搜索鄙人,古玩字典载“1966年云南宾川周元川先生赠送瓷盘一个”,遥想当年,我是一个“地主子女”,虽然从内心深处百般和共产党亲和,但受到的是排斥和打击。我父亲周明高先生(地主分子)在干甸山挖煤炭,挖掘出来这个瓷盘,我认为有考古价值,就写信与云南省博物馆联系,该馆历史部主任李家瑞带人来实地考察,没有下文。后来我直接寄赠故宫博物馆,答复是元末明初的出土文物。三十九年过去了,感谢您将此事发表,让世人知道我们父子在饱受打击的情况下,爱国之心仍未泯没。我现在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我父亲对我的教育分不开,和我一贯的爱国表现分不开。我父亲死于1970年,未能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谨以此告慰我父亲的在天之灵。”

大哥挖煤我背煤。大家一丝不挂,脱得光胯叮当,煤放在一个麻布做的褡裢里,拖着匍匐前进。麻布褡裢磨破了肉皮,我的功效极低,仅及他们一半。站在地面上,活脱脱一群非洲人。傍晚休息,我和大哥去看望他的一个右派朋友。这人叫廖文俊,在粮食部门工作,划右后在宾居农场监督生产,摘帽后回家劳动。干甸村不再荒漠寂寥,他成分好,生产队让他当保管员,他见过世面,也便于与外界交往。他儿子姑娘一大群,大约八、九个吧。大哥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他讲了前段时间发生的一台事情。自从小煤窑兴旺起来,人比较杂,公安局的内勤人员报告,干甸村流传一本《五公经》反动书籍,据说是一本预测历史的读物,上面连毛五十六岁做皇帝,八十一岁驾崩都有。公安局的外勤人员来干甸村调查,那天,廖文俊本家的叔叔,人称廖三叔去牛井赶街返回,这位公安局的外勤人员正好与他同行。公安局的外勤人员出于职业本能,与他拉家常,抓住切入点漫不经心地问:“听说你们村有《五公经》?”“有!大人娃娃都晓得。” 廖三叔的回答,公安局的外勤人员喜上眉梢,心想,旗开得胜,立功的机会来了。公安局的外勤人员有意淡化这件事情,把话题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快进村口,公安局的外勤人员谨慎地问:“请问村子里哪一个特别熟悉《五公经》?” 廖三叔大笑起来,“生产队晒场里那杆木杆杆秤,岂止才称五公斤,五十公斤都称得了!” 公安局的外勤人员木然,再也没有同廖三叔说第二句话。

十四年后,我到一个公社医院当医生,廖文俊也在这个公社的粮食管理所工作,他是一年前右派改正后分配来的,我们又相会了。那时,我十分寒碜,妻子在农村,带着三个孩子,是农村户口,我把老大、老二弄到我工作的地方上学。那时还用购粮证,我一个月三十斤口粮,三父子寅吃卯粮,要从四十元月薪中拿出一半到市场上购买高价粮,十分拮据。廖文俊在一个村的粮店工作,就他一个人,我可以持购粮证到他那儿买粮,利用这点方便,一次打了七十多斤粮,然后再从下几个月中扣出。他每个月都来医院开两次药,无非是头痛脑热的常用药品,按他的说法,自己也没什么病,可开可不开,但是,面对人情百态,他形成了一个观点:“我廖文俊一个人给共产党省,也省不了多少”。他看到我们三父子寅吃卯粮的状况,生了恻隐之心,他作出一个大胆而又充满风险的决定,他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点粮食一笔勾销”。时间凝固了,一种伟大而无私的援助降临到我身上。过了一年,我的工资连升了三级,又过了两年,我调走了,妻子和孩子解决了农转非,我的一家彻底摆脱了缺粮的困境。

我父亲在世时反复强调过,帮助一个人不要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宾川县赫赫有名的杨师长(国民党陆军中将),年青时到吕家上门,就是第十章《山地回忆》中吕现龙(上门处改名苏武)的祖上,吕家对他刻薄,抓去当兵时连盘缠也不给一点,外村赵某看不过意,给了三两银子,并好言相劝:“老弟,去吧!说不定今后干大事呢!”果不其然,被赵某言中。杨师长荣归故里,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给赵某买了一个道尹(相当于现在的地厅级干部),第二件事是把与他一同当过兵的好友找来,好生招待,给他们钱,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廖文俊给予我的帮助,就是父亲说的雪中送炭。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在寻找机会报答,但是他死了。这一段,我写得结结巴巴,廖文俊拿的是国库里的粮食,救的是我,我给国家创造的财富,比这七十斤粮食多千百倍,究竟怎样看待这件事情,还是由上帝去评判吧。

我背了两天煤就不让我背了,让我去打生尖,即没出煤的洞子,干了几天也不让我干了,我弄不清楚什么原因,一个同龄人告诉我,因为我身体上释放出一种特异的臭味,在空气稀薄的坑道里,劳作的人难以忍受,向领导提出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我这害群之马,以免继续危害他人。我差不多要跪在地上,作一百次祷告,伟大的主啊,只有你才有这样神奇的力量,把你的子民,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所谓特异的臭味,每个人都会有体臭,只有程度不同。狐臭是一种体臭,味道较重容易令旁人感到不舒服。根据统计欧美人士有狐臭者高达80%,而东方人较少约10%。不过西方人认为此乃普通生理现象并不在意。东方人社会虽狐臭体质较少,但总闻之色变,令当事人尴尬无比。狐臭原因为何?一般而言,汗腺有两种,一种是外分泌腺又名小汗腺分布于全身,分泌99%的水分和0.5%的盐分。另一种为顶浆腺又名大汗腺座落皮肤真皮层,开口于毛根部,只分布在腋下或阴部和眉毛,会分泌较浓稠之液体,含有油脂、蛋白质及铁分。再经由腋下上的细菌分解分泌汗,形成恶臭。狐臭大都发生于青春期,受情绪及贺尔蒙所影响。而且狐臭会遗传,根据调查,双亲皆有狐臭的人会有80%会遗传到,若父母只有一方有狐臭,那幺遗传的机率则为50%。我怎么以前没有这个感觉呢?也没有人向我提出过。如果换一个人,对于自身散发出的狐臭,在精神上会形成压力、不安及挫折感,进而形成社交上的障碍,严重阻碍正常人格的发展。我不但不会,我反倒庆幸造物主对我的厚爱。

对此,生产队的人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故意制造的假象,有意逃脱艰苦危险工作的惩罚,但是拿不出证据;另一种观点认为,有轻微狐臭,在空气稀薄的坑道里才有反应,不适宜从事地下工作。本来就算不上什么事情,也没有人愿意把它当作一回事情。惟有万福寿要把它当作一回事情,原因是经父母撮合,要我娶他妻子的妹妹,他为了对自己的小姨子负责,坚持要我去地区医院检查,我阅读过这方面的医学资料,应该说弄清楚了,不愿意去做这些无用功,其他人达不到我这个认识层次。拗不过父母的意愿,由我家拿出钱来,为万福寿提供了一次免费旅游。我找了最权威的外科医生,美国教会医院留下来的,不权威万福寿不相信呵,因为他对生理、病理一窍不通。外科医生的解释和我的解释一致,万福寿向医生询问手术方面的问题,医生持反对态度,医生认为根本没有这种必要,注意卫生,用肥皂洗干净就行了,医生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一位解放军连长不听劝告,坚持做手术,结果一只手完了,抬不起来了。万福寿不是瞎子聋子,他听得清清楚楚,但他仍旧认为做手术比较彻底。我坚决反对,我的一个表妹为了虚荣心的满足,死在手术台上,不为啥,就为狐臭,愚昧啊,愚昧。双方意见相左,还传来我自认为有损我人格的话,我上门兴师问罪,与万福寿彻底闹翻,对这门婚事,父母也只好作罢。

我从干甸山煤矿回家,掌控在杨昌手里那封信也物归原主。这么精明的一个老公安,居然放弃了对我的穷追猛打。我们还是来说说这个人吧。在我的印象里,他和我们村的杨克能、吕文光是中学时的同学,他没有继续升入高一级的学校,而是选择进入掌握刀把子的公安局,中共建政以后,这是一个吃得开的部门,他掌握生杀掠夺之权,比较符合他那具有强烈占有欲的性格特点。我刚刚上中学时,县城还没有搬迁,公安局与中学隔着一堵墙,常常过来打篮球,杨昌个子高大,是公安局的主力队员,在一次比赛中,和我们学校的队员发生冲突,他的表现令学校里教过他的老师嗤之以鼻,我也因为这一次篮球场上发生的风波,认识了杨昌的存在。他究竟在公安局里担任何种职务,我也不清楚,充其量是个股长吧。从中共建政初期人员的文化结构看,他应属于文化高的人,即区别于工农干部的小知识分子,尽管成分好,还是没有平步青云的可能,后来调去一个农场任派出所所长。他奉命去抓捕一个犯人,这个犯人是他的同学,正是老同学这层关系,没给他戴戒具,老同学请求他网开一面,理所当然被杨昌拒绝了。在经过一条卖柴的街道时,这个犯人突然操起一根黄栎柴块,砸向杨昌头部,杨昌躲闪不及,砸到肩背部,犯人乘机逃跑。杨昌反应过来,举起手枪乱打,犯人腿部中弹,过往行人也被误伤。据熟悉情况的人讲,这个犯人也没有犯多大的法,至多关上一两年,却因为打公安,又碰上“严打”,白白丢了一条小命。一天,我到县人事局参加英语考试出来,正好遇到我的朋友戴如光老师和杨昌在一起,因为他俩是同学又是很好的朋友,我也就没有像以前一样对他敬而远之。他亲口讲了上述的故事,并问我怎么中医要考英语,我向他解释,这是取得助理工程师这一级职称的专业人员必须参加的。据戴如光老师讲,杨昌也在钻研中草药,他老伴的风湿病就是用杨昌的药。此后我再没见过杨昌,听说他当过那个农场的场长,把他的侄女搞来当会计,侄女已是有夫之妇,三搞两不搞,逛荡勾搭上了,搞起肚子了,脱不了爪爪,双方家庭只好接受这实在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吞下这颗宾川文明史上罕见的苦果。论说,杨昌的儿子都当到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了,结发妻子和儿子们,只有把他像垃圾一样抛弃。作为侄女那边,一个好生生的家庭被拆散。一对老夫少妻,在故乡的小镇上开一个草药铺,度着风烛残年,给人家医风湿一类的病吧。不要说他了,这种乱伦的事情,有精神污染之嫌。

你看他一个会看风使舵的老公安,形势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不会不知道,自然也不想管周某人这样的地主子女了,索性把“反革命”证据也退还我,少了麻烦。

让我们再看一看,中共地方党史是怎样记录这段文革史的。“1966年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开始了全国性“红卫兵”大串连。于是,宾川一中师生代表首批50多人去了北京,并于11月3日受到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红卫兵”时的检阅。他们回来后介绍了外地“文化大革命”和大串连情况,于是全校师生个个心动,纷纷到县上要求外出串连。校内一些平时有威信的教师一个个成了“牛鬼蛇神”,也没有几个人感兴趣再批斗了,县上决定把他们迁到牛井西边的“干河箐”隔离管制起来。那里原先有个手工业造土纸的小厂,当时已停产,是个十分封闭的山沟。学校里不准“黑崽子”和“非法组织”黑名单人员外出串连,其他属于“革命师生”的全都走了,有的乘车往省城、有的步行往攀枝花市而去。

这年11月,外出串连的学生明白了工作组在学校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一部分立即返校“点火”,贴出了揭发工作组打击一大片是为了“保护一小撮”的大字报。有的在昆明参加了大学造反派的批判会,批判曾经来宾川搞“四清”的干部。并于十一月下旬成立了第一个造反组织“遵义六.二八战斗团”。紧接着全县各种名称的战斗团、队纷纷成立。在州城、牛井、宾居等街头出现了“炮轰宾川县委、火烧宾川县人委”的大幅标语。

十二月,外出串联的师生陆续回校,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派出十余人到宾川与宾川一中造反派一起,把教育厅梅天伍和昆明工学院一个系的总支书记杨鳌勒令回宾川,在牛井完小开万人大会,迫使他们公开检讨,承认工作队和县委一起执行了反动路线,接着销毁了所谓“非法组织”48人的黑材料。“牛鬼蛇神”们也从干河箐的“变相拘留所”里解放出来了。

我参加了这次万人大会,梅天伍是个女人,听说是教育厅长的夫人,是一个处长。戴着高帽子,我读过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完全是那一套,毫无二致。我的痞子心态得到了满足,一贯整人的人想不到也有被整的一天。我进行了理智的分析,他们的行动与我隔得很远很远,只有我的积习驱使我去留心每一份大字报,每一份传单。我在静观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