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四章《啊,民工》中,我从井头营水坝上方一个陡峭的悬崖上,到水坝下游泳,被卷进漩涡。这回,我倒真的被卷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流中的政治漩涡。

被称为“一月风暴”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宾川一中的“红卫兵”们纷纷组织战斗队,冲出校门到牛井“点火”,于是小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炮轰中共宾川县委”、“炮轰四清工作团党委”、“火烧县人委”、“砸烂公检法”、“砸烂官办联委会”、“砸烂变相拘留所”、“打倒吴明顺!”、“打倒崔玉昌!”、“打倒李国祥!”、“打倒环学!张登亮……”等大字报和大幅标语。高音喇叭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省州党政领导。灾难降临到中共宾川县委、宾川县人委及其所属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头头上。一贯养尊处优、气指颐使的县委书记、县长,被勒令按时到会。在阵阵打倒的口号声后,书记和县长表态“这次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四清运动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要求对“四清”运动结束作出的决定“四大无效”(即:提拔的干部无效,工作调动无效,职务任免无效,受处分、处理无效)。要求对受处分、受处理的人平反,并赔礼道歉。上到书记县长,下到生产队长,统统与“走资派”沾上了边。正如毛说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揪头发,扭手入场,跪在水泥地上,大弯腰,跪碎瓦片,跪碎璃玻,跪细石子,被捆,被吊,抹黑脸,抹黑手,挂黑牌游街、游村示众。总之,整别人时用过的小儿科也领略了一番。

二月,由县人武部、驻军、革命干部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全县的领导工作,下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代行政府职能。联委会成立后,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安排全县的春耕生产。

三月,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他们从七十多个造反团队中,选出了二十三人组成了“平反服务团”,召开批判会、控诉会、揭发会,要求“四清”工作团党委和宾川县委为“四清”运动中被迫害的教师平反。要求“四清”工作团党委、县委不折不扣按照中央的政策,宣布 “四清”运动中提拔、处分、调动、组织发展无效。 “四清”工作团党委、县委没有作出答复,他们便将“四清”工作团党委、县委主要领导及宣传、文教部门的主要领导押到下关连夜控诉批判。三月二十四日,县公安局罗织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冲击领导机关、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在县委礼堂开会,拘捕了平反服务团成员王国祥,这就是与中央所谓 “二月逆流 “遥相呼应的,发生在这个小县城的著名的 “三.二四 ”事件。

说起王国祥被抓,也很滑稽。“平反服务团”有二十三人,他不过一个小角色,别人不抓,光抓他一个。原因不为别的,就为王国祥家庭出身地主。抓他罪名好成立,阶级报复一条足矣!这正好应了宾川人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老俗话:“半夜吃桃 子专找妑的捏”。说起王国祥,我念初三时,他念初一,曾经同校一年。他所在的25班,因为有几个趣味相投的朋友,我常去找他们玩,比如在第四章《有个村庄叫罗官营》中的黎永胜,在我落寞的时候还收容过我呢。惟有王国祥,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想必是一个不善于抛头露面的人。就这么一个人,因为成分问题,一时成为公众人物,由此一发而不可收,造反派头头,县革委宣传组副组长,再次入狱,再次回到教师队伍,退休后经营蔬菜出口,赚了几百万,成为这个县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领头羊。当历史翻到一些人讳莫如深的文革四十周年时,他,王国祥,仍然是这个小县城媒体跟踪的公众人物。

王国祥被公安局拘捕的“三.二四”事件,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县内局势顿趋沉寂。先前组织的各战斗队均偃旗息鼓,没有组织过什么行动。县城牛井各机关原已发动起来的各战斗团队也毫无声息,没有什么活动。

四月底,报上公布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在批判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系宾川实际,很多学生认为,这就是复辟逆流在本县的表现,且认为这样安安稳稳地上课,文化大革命会就此夭折,有违毛依靠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红卫兵是毛的红卫兵,是誓死保卫毛的,既然违背毛的话,也就是违背毛的革命路线。所以很多学生都坐不住了,都认为有必要重新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宾川一中首先有20多个同学组织了“同心干”战斗队,取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干革命之义。紧接着,“重开战”、“驱虎豹”、“千钧捧”、“造反到底”、“鲁迅精神”等战斗队也相继成立。开始只是抽时间下牛井调查了解情况,后来几个战斗队相互交换意见,认为有必要重新杀向社会,到牛井和各地去发动群众批判反动路线。

五月初,一些战斗队到牛井,一些到各公社。到牛井的,一边写标语,印传单、写大字报介绍外地批判复辟逆流的情况,一边组织队员到各单位调查了解,发动群众。“同心干”和其他几个战斗队贴出“万炮重轰四清工作团党委”、“万炮重轰宾川县委”、“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砸烂变相拘留所”(指强迫四清后期被打成“三四类”人员劳动改造的洋公箐机关农场)。并于5月下旬联合起来组成“五月风暴”战斗兵团,另几个战斗队联合组成“五.二三”战斗兵团,两个兵团又联合组成“宾中革联”。“ 宾中革联”成立后组织了若干次批判大会,都是以学生为主角,串连邀请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参加。

六月,由于各级班子瘫痪,根据中央指示,由县武装部和驻军部队两家党委组建“宾川县支左委员会”,实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工作。支左委员会和部队派出毛思想宣传队到各地调查(即“识左”),开始一段时间,解放军宣传队接触各方,只作了解,并不表态谁对谁错。

县委、县人委机关的多数干部职工,对这场“革命”,持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党政领导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炮轰”、“火烧”,统统当作“走资派”批斗打倒;对国家专政机关和坚持抓工作、抓生产的单位,要坚决砸烂,不理解、想不通、有怀疑。“文化大革命”在宾川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砸烂公、检、法”、“砸烂官办联委会”、“砸烂变相拘留所”、“炮轰县委”、“炮轰四清工作团党委”、“火烧县人委”。其核心问题,就是要夺取宾川县的党政大权。在批斗“走资派”问题上,两委机关的干部职工主张坚持文斗,用说理的方法,以理服人,反对捆绑吊打等非法手段。由于观点上的分歧,两委机关群众组织的干部职工在外面被围攻、谩骂。“造反有理”、“保皇有罪”、“欢迎反戈一击”、“队站错了,欢迎站过来”的大字报贴到两委机关大院内。

1967年6月22日,县委、县人委内组织的“反修防修”和“捍卫毛思想”两个战斗队与“五月风暴”、“五.二三”等40多个战斗团队在县委会大院内就“砸烂官办联委会”问题展开大辩论。持续两天两夜。前者认为联委会是按中央的指示成立的,不能砸,后者坚持要砸。这场批与保、砸与不砸的辩论长达二十多个小时,直到二十三日早晨才结束。此后,宾川的造反派开始分化成三股势力两大派,要砸烂联委会的造反派联合起来,以六月二十三日这一天为纪念日,成立了“六.二三”联络站,保联委会的一方成立了“大联合”联络站(后称“大联合”总部),另外的势力成立了“五.三一”战斗团(后称“五.三一”总站),三股势力都在各地纷纷成立分站,而“大联合”、“六.二三”则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

当地驻军毛思想宣传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后,认为“六.二三”派“两轰”(炮轰县委、炮轰四清工作团党委)“三砸”(砸烂变相拘留所、砸烂官办联委会、砸烂旧公检法)“ 一粉碎”(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执行了毛的革命路线,公开宣布为左派组织,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声明要与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无疑证明“大联合”派是保守组织。“大联合”派迅速得到武装部的屁护,于是野战军和地方军区(武装部)各支持一派的格局形成,这才是两派武斗绵延不断的实质所在,否则,后来中央定的“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些乌合之众,能存在一天吗?

在两派的共同推动下 ,县委召开全县平反大会,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以1966年5月16日为界限,这天以前打成“反革命”的,继续乖乖的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这天以后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县委领导向受迫害教师、学生、机关单位群众赔礼道歉,宣布彻底平反,当众销毁黑材料。黑材料有多黑,现在的中国人简直难以想象。我二哥原在法院工作,对中共政权忠心耿耿,满以为除了家庭成分是地主以外,档案里应该是一片清白,哪晓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打开一看,档案里装的竟是经过他审理的犯人的家属,写的莫须有的揭发材料,至今他也弄不明白,管档案的组织人事部门为什么要这样做?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回过头来客观地讲,当时以1966年5月16日为界限的平反,为解放一大片做了有益的工作,同时也为1979年以后停止阶级斗争做了准备。

作为我个人来讲,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侥幸躲脱被正式戴上帽子,不属于正式平反对象,仍属于革命群众之列,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在这时,一个偶然性的因素,把我卷了进去,同时也给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个正常人去适应一种非正常意识形态,其结果是找死。

我在第十一章《卖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定下的这门婚事就在苏武上门的那个村里,但不是苏武介绍的,是苏武的一个老表介绍的。”苏武的这个老表叫张文龙,牛井街人,我念高小时,就知道他打架出了名,后来离开家乡修公路去了。修井头营水电站时我当司务长,他从昆明一家工厂精简下放回来,生产队安排他来干活,他是贫农成分,干活的时候少,回家的时候多,与我谈得来。他的母亲是苏武(吕现龙)父亲的妹妹,由此可知,出身大户人家,据他讲,他的母亲上过中学,是个知识女性。他的父亲叫张春发,落第秀才开个小馆子,有一年,省主席龙云来宾川,县长要求厨师献菜,别的厨师在鸡鸭鱼肉上下工夫,惟有张春发独出心裁,献上一道宾川当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菜,你道是什么菜,青菜特(青菜的肉质茎)打蘸水,蘸水用的是油辣子。别的人想也不敢想,堂堂省主席,你想掉脑袋。结果省主席龙云,宾川女婿(夫人李培莲,宾川人也),十分欣赏这道菜,还赏了张春发大洋。你想,大酒大肉吃多了的人,换一下口味,别有一番感觉。从此成为宾川饮食史上的佳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缺吃少穿之后的爆发,饮食业风起云涌,张文龙独树一帜,开馆子成为百万富翁,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父亲的在天之灵。这是后话。

张春发英年早逝,父亲死时张文龙还不到十岁,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母亲带着他们姊妹仨,生活是多么的艰难。1956年,他告别母亲和弟妹参加到修筑公路的队伍中,那时他才十五岁,母亲忍痛送走未成年的孩子,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见到自己亲爱的母亲。他年纪小,公路部门保送他到昆明技工学校学习,后来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说起他母亲的死,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落泪。

1958年,那人人自危的年代,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体弱多病,实在参加不起大跃进没日没夜的苦战。当时成立了一个惩罚性的组织,美其名曰:“学好队”,专门收容生产队里不出工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也不念其人家儿子在参加国家建设,把张文龙的母亲捆进学好队。学好队设置在月牙山,就这个名称,将演出多少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悲剧,将演出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这个学好队的负责人正好就是在本书中屡屡出现的李学孔。李学孔是一个虐待狂,他听人说张文龙的母亲会唱滇戏,就逼她唱。一个被捆绑着的妇女受到如此虐待,百感交集,万箭穿心,她唱了,她唱了痛骂奸臣痛骂贪官污吏的唱段。张文龙的母亲死了,他死得好惨啊!

有人说,群众专政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不!什么人什么时候提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东西。张文龙的母亲死了,张文龙连见都没有见到一面。当张文龙了解到这些情况时,时间已过去几年。张文龙怎样为母亲伸冤,一时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杀掉李学孔,一命抵一命,张文龙觉得无所谓,但他的弟弟参了军在部队入了党,他不愿意影响弟弟的政治前程。李学孔逍遥法外,张文龙有冤无处伸。当然李学孔也心虚,时时带着一把刀。现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革命群众伸冤雪恨的机会来了,误以为河清海宴,明镜高悬,张文龙想通过大字报来诉求,于是来找我帮忙。

我常常去看大字报,对大字报的内容到形式有所了解,我饱含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堤流恶难尽的愤激之情,有血有肉,有理有据,给张文龙写了几千字的大字报。时间久远,只记得题目是《无题》,开头是“血!血!血! ……”文章极具情绪化,矛头直指走资派。贴出来后,引来无数围观者。宾川一中的教师学生迅速贴出坚决支持的大字报,为李学孔鸣冤叫屈的一个也没有,此时的李学孔把人家一个弱智者的女人,搞出一个娃娃背在背上,整日躲在家里,已是臭不可闻。宾川一中的语文教师对这篇文章,结构之严谨,文笔之优美,表示赞赏。一位常在省报发表文章的县税务局的干部,几年后回忆起这篇文章,还说:“文化大革命是暴露了一些有学问的人”。

当时的“六.二三”联络站办了一份铅印的报纸,《六.二三战报》,报纸的主笔四处打听文章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张文龙,要求在 《六.二三战报》上刊登这篇文章。这家报纸在棉站办公,我把稿子送到赵应宝老师的手里。没过几天,《无题》被登了出来,占了半版。我再次去了编辑部, 赵应宝家庭出身富农,他带着两个学生 ,一个叫赵钟瑜,一个叫张鸿铭,家庭出身地主,张鸿铭的哥哥张鸿铨是我崇敬的老师,教过我物理、化学,划为右派后到姜寅劳改农场劳教,解除劳教后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上门。一伙牛鬼蛇神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来了。长期被打击被排斥的地主子女,有了发言权,于是我成了这家报纸的义工,根据各方面提供的线索,我深入第一线采访,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在 《六.二三战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按照赵应宝老师的说法,我是这家报纸名副其实的外勤记者,写了许多高质量的文章。事过境迁,没有人敢保存这些小报,再也找不到这些文章了,但我仍依稀记得部分文章标题,如:《血泪斑斑的清河冤案》、《洲城血案》、《怀念战友》、《震动宾川的小王柯惨案》、《砍头只当风吹帽赤胆忠心卫东彪》、《千支援万支援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有的甚至占了一整版。正是这样一些文章,奠定了我在这个造反组织的笔杆子地位。难怪对立面在梳理我们这一派的头面人物时,对我作了这样的定性:“周元川,右派分子,‘六.二三’造谣公司副总经理”。我没有看到这张大字报,是父亲告诉我的。

当时打派战,县委、县人委组织的“反修防修”和“捍卫毛思想”两个战斗队,恨死了“六.二三”的这些学生,看到一篇署名“江天”的文章,找到了漏洞,回应了一篇,人们看后,都认为县委、县人委组织的“反修防修”和“捍卫毛思想”两个战斗队说得有理。“六.二三”的负责人杨刚要我写一篇解围,于是鲁迅杂文的手法,歪着屁股叮,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统统派上了用场,把“反修防修”和“捍卫毛思想”打得落花流水,只见派人来抄大字报,再没见到回应的文章。这些高中生,不得不佩服一个来自农村的地主子女,文字工夫不但比他们高,甚至比他们的老师高。“反修防修”和“捍卫毛思想 ”那伙人,更是恨之入骨,但不知道这出自一个常去他们厕所里挑大粪的农民之手。

这时,一个人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叫王其新。他的大字报干净利落,他就住在我们村对岸的白羊村,杨克军上门的那个村庄。王其新,四川达县人,原在巍山农业部门工作,1958 年被划为坏份子,处理到太和农场监督生产。你别看到坏份子就以为是生活作风有问题,有别于右派的因言获罪,那时节,什么历史反革命,什么坏份子,随意性可强了,头发胡子一把抓,戴给你一顶帽子,送下去了事。他在这个村里一家贫农家庭上门,妻子上过高中。王其新生活能力很强,他利用在农校学过的烟草烘烤工艺,举一反三,迅速掌握了烧砖瓦的技术。这项技术在宾川颇为吃香,从农场回到生产队,继续重操旧业,收入可观,但受到一个姓张的支部书记的强烈忌恨,时时找他的岔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揭发他咒骂毛“死了不如秦始皇”,地点在做瓦的工棚里,除了揭发人,还有一个旁证就是杨克军,如果杨克军和揭发人一致确认,王其新不判死刑也要判无期徒刑,当时《公安六条》就是这样规定的。杨克军采取了一种极为折衷的办法,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杨克军是这样进行旁证的,王其新与揭发人说话时,他在做瓦,有一定距离,王其新说的是另外一句话,但不是这一句,如果是这一句,他也一定会主动站出来揭发的。尽管捆绑吊打,王其新坚决予以否认,公安局的人跑了好多趟,始终没有把这个案子定下来。一个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理所当然应受到尊重。我去了他家几次,他热爱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也热爱他,我们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

作者(右)与王其新1967年摄于武汉长江大桥

这时,又一个人进入了我的视野。这个人来头更大。他叫赵德欣,河北黄骅人。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他的妻子陈明淑和他是同事,后来双双调到云南省公安厅,1957 年赵德欣划为右派,夫妻双双发配到宾居农场。他的妻子陈明淑是下放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所谓劳动锻炼后,安排到农场附近的一所小学教书。赵德欣向《六.二三战报》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材料,他在中央 公安部工作期间因为反对刘少奇,被下放到云南省公安厅,因为反对刘少奇被划为右派。

事情太重大了,前些日子出了一个陈里宁,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查,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 再后来被送进疯人院。刘少奇被揪出来以后,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中央文革接见他,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 成为反对刘少奇的大英雄。赵德欣的材料,令《六.二三》的头头震惊,令我们一切人震惊, 赵德欣将成为陈里宁 第二,宾川《六.二三》一夜之间将在全国走红,我和所有狂热份子一样,在构制美好蓝图。在杨刚的安排下,我踏上了采访 赵德欣之路。

我来到宾居农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甚至觉得我的一生,都跟右派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 年来这里劳动,1962 年来这里向右派作家彭荆风求教写作,现在做一个一文不名的记者,前途莫测,命运难卜。我通过宾居农场《六.二三》分站的头头, 找到了慕名有时的赵德欣。赵德欣中等个子,虎虎有生气,一间生火做饭的小屋,烟薰火燎,墙壁上用火炭写着“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从书法角度来评判这五个字,神采飞扬,刚劲有力,是一副好的书法作品。当时已没有人想这些了,只是我孤芳自赏而已。材料是赵德欣写好的,说的是他在 中央公安部工作时,听了刘少奇在天津与资本家的谈话后,提出了批驳意见,受到机要局局长张万的迫害,下放到云南,划右派的依据就是反对刘少奇。与当时市面上批刘少奇如出一辙,我一点也不怀疑他的真实性。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赵的一句名言:“历次运动都是我们这些人抵老桩,这一次翻过来了”,因为说出了我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所以记忆特别深刻。

赵德欣的材料带回来了,赵应宝老师持谨慎态度,他认为材料固然好,但未经证实,不同意在《六.二三战报》上刊登。杨刚的行动快, 赵德欣已经来到他的身边,为他出谋划策。这可以理解,对立面那边即“大联合”,也请了一个军人出身的右派,为其出谋划策。按照当时的说法,两派的狗头军师都是右派。听说,“大联合”的这位刘某,特别惧怕赵德欣,他和赵德欣在农场一起劳动过,他深知赵德欣的脾气,赵德欣会杀人的,所以特别小心。要 证实赵德欣的材料,必须到北京去。

我和王其新商量以后,我们去找杨刚开介绍信,当时王其新“毛死了不如秦始皇”,尚在争论中,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按杨刚的说法,如果《六.二三》不接纳 王其新,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六.二三》这个组织中来,否则,许多人会跑到“大联合”那边去。他不想盖这个章,那天早上,赵德欣和他住在一起,赵德欣说,作为一个支持受害者的组织,岂能放弃原则去迁就暂时的多数,但赵德欣用的是毛的话,什么一句我记不起了,他很快说服了杨刚。我对杨刚的态度有微词,他当面没有说什么,过后他对我的逆耳之言颇为反感,发牢骚说:“周元川他愿干就干,不愿干就算了”。别人告诉我的,这就是那时的造反派头头。

我和王其新拿着《六.二三》的介绍信,到下关换成《四.二0》的介绍信,到昆明换成《八.二三》的介绍信,然后踏上 北去的列车。第一次出省,是一种全新的感觉。贵州群山起伏,民谚“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并非空穴来风。桂林山水甲天下,多美的风光呵!湖广熟,天下足,洞庭湖的鱼被运上了火车,我看到了,武昌鱼我吃到了。中原大地,狼烟四起,远望太行、吕梁山,兵家必争之地啊!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我是高原的孩子,算是弄清了什么叫地平线。长江,黄河;黄河,长江。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我来到人间二十四年之后,终于亲身感受了你的伟大坚强。

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合接待站在故宫办公,我们去交了材料,接待人是西南组组长丁晓川,我们恳请他把材料送给中央首长看,他是这样回答的,你们反映的情况,一定能够到达中央首长那里,但到达的方式就不同了,有的是两个字,有的是二指大的一个纸条,中央首长日理万机,每一份材料都看,是看不了的,如果你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还会约见你。他举了一个例子,某地某人,周总理让他坐飞机来北京谈。听了他的一席话,我想,来一万个人他也是这样谈。他根据我们提交的材料,写了回执,转云南省军管会处理。特别明确1966年5月16日以后戴上帽子的一律平反。我才发觉,我们大老远跑到北京来反映的问题,简直不算问题。

我和王其新去了公安部,门卫通知赵德欣的上司张万来到门口,张万看了材料以后说:“刘少奇在天津与资本家的谈话, 我们以前从未听过,是文化大革命才批露的,赵德欣怎么会听到。”他要带回去给其他同志看看,再给我们写个证明材料,要我们第二天去取。第二天去见张万,张万说,因为赵德欣提到他,他不方便写,请另外的同志写了一份。我看了一下,写的是“从未听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赵德欣讲过这类事情”。证明人是董妙荫。从门卫对张万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也是属于被审查的对象吧。董妙荫是他的妻子。

我们仍然不死心,把这些材料写成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大街,以寻求支持者,但,看的人多,支持者一个也没有。第二天,北京五十六中把我们的大字报,变成了他们刷大幅标语的底板。我们到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找蒯大富,没找到,他的手下人看了赵德欣的材料,说:“看了材料很感动,但是中央不让我们管,我们也没有法子。”凄婉的语气,使我感觉到这场革命已是强弩之末了。

作者(左)与王其新1967年摄于北京颐和园

我们既然来了,无妨去看看北京的风景点,动物园,颐和园都去了,正准备打道回府,我在电车上钱被扒手偷了,我茫然失措,痛苦不堪。来北京之前,二哥慷慨支援二百元,王其新向棉站的站长刘镇绪借了二百元,两人得以成行,如今钱丢了,无论王其新怎样责备,我也没有办法。初到北京时我们住在比较便宜的小旅馆,钱丢了无计可施。只好去找侯永年的弟弟,侯永年和王其新比较熟悉,因为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常常从农场来 《六.二三》总站扯他的问题,我们也认识。侯永年的弟弟叫侯昆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我们只好去找他。中央音乐学院在西单那边,到了石驸马大街《光明日报》社附近时,我向一个小女孩打听去向,她那清亮的嗓音和标准的普通话:“往西,笔直走,转一个拐儿就到了。”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北京人的文明礼貌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们住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侯昆年是学小提琴的,一个班就一两个学生,他十岁左右就离开父母来到北京,他的姐姐侯淑年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音乐。来到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我真羡慕他们姐弟俩。侯淑年星期天来看她的弟弟,王其新向她讲述了她的大哥侯永年的遭遇和反抗,她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是军人,她作了很大的克制。若干年后,姐弟俩都成了我国音乐界小有名气的音乐家。通过电话联系,我们在等待侯永年的汇款。文革一开始,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马思聪全家就逃到了国外,我向侯昆年了解有关情况,侯昆年说,新学年开始那天在主席台上见过,平常是见不到的。当侯昆年收到汇款给了我们以后,我和王其新离开了学校。

我们在北京上访,免不了遇到各路豪杰,一位女子来自牡丹江市,她看了赵德欣的材料以后,也谈了她的情况,她和她的爱人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她的爱人被划为右派,后来她们离婚了。我在寻思,中国究竟划了多少右派,怎么脚踢手打都碰上。一位男子来自内蒙古,他对文革一点不感兴趣,他是利用上访,各处跑跑看看,就在跑跑看看中谋求生计,哪像我们这样的低能儿,钱丢了就一筹莫展。他告诉我们,返程票根本用不着出钱,晚上你可以到医院候诊厅的椅子上睡觉,也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下睡觉,两点以后,派出所来清理时把你带走,你说没有钱回不去,他们会给你一张客车专用票,把你送上火车。感谢这位内蒙古男子的提醒,我们如法炮制,果然如此。

十月下旬,北京起风了,经过半个月的穷折腾,我和王其新又踏上南回的列车。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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