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0年6月的一天晚上，七里山农场书记和场长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书记压低着声音、神秘莫测地说：“你到塘渡口县委宣传部走一趟。给你两天公假，明天去，后天回。这事暂时保密，不要对别人说啊！回来把情况向我报告。
“到宣传部？干什么？”我好像没听懂似地。
“别多问。”场长递给我一只封口处盖着农场方形大印的信封。“你带这封介绍信去。”
在邵阳铁厂那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呆久了，只要有姓名后面带着“同志”或“长”字的人找我，我就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正如我一听到大声吆喝就会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好像大祸临头似的。这一次，支书和场长找我谈话，我已经紧张得手心出汗，呼吸迫促，声 音发抖了。第二天，我在路上暗自揣想，去县委会干什么呢？送上门去挨斗？不像。我自问不管是在铁厂还是在农场，我都没有干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而且，如果是去挨惩，至少会有两个人押送，也许还得五花大绑呢。给摘帽子，也不像：摘帽子是要开大会的，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去，一路上我就是这样忐忑不安地胡思乱想。
走到塘渡口已是中午时分，机关里的人都下班了。我把带来的两个冷饭团吃了就坐在县委会门口等着他们上班。终于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接见了我。他说，中共湖南省委有指示：来自长沙各高等院校的右派分子，除工作需要不能离开的以外，一律调回长沙，另有安排；每人发给旅费20元，粮油户口的转移手续已经办好。说完，他交给我一张名单，名单上是现在在七里山农场的20多个人。一个女干部交给我人民币400多元和一张户口粮油转移证。
“你们两三天内就动身吧。”这位副部长说。
回长沙，这一直是我来邵阳县以后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这些年来，由于饥饿、劳累、恐怖和绝望，这个梦早已不知失落在何方了。此刻，那位副部长一提起，我好像从沉睡中醒来，恍恍惚惚想起的确有那么一个叫做长沙的地方，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那儿有我的童年钓游之地，那儿有我青少年时代的欢乐和烦忧，那儿有我的家－－我曾经同我亲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一同沉醉于幸福的家。
我又一次拾起了我那伤痕累累的残破的梦，我终于可以回到魂牵梦萦的长沙了！
可是，回长沙以后又干什么呢？难道是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工作？
在邵阳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摘帽子的挫折之后，我已经不敢指望那一天了。然而，现在看起来，又好像是那么回事。不摘帽子，调我们回长沙干吗呢？只要摘掉了这顶沉重如镇住孙悟空的五指山的帽子，工作、家庭、前途，一切都好办了。
正当我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忽然头脑清醒地对自己说：“什么摘帽子、恢复工作都没有根据，这是你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希望愈高，失望愈大，摔得越重。这种教训，你还不够吗？”
可惜这种清醒一刹那就消失了，我仍旧沉浸在美好的梦幻中，根本没意识到在湖南的“一律调回长沙，另有安排”的后面隐藏着一场骗局，一个只有把右派分子当作非人的共产党才能想出来的大骗局。
走出县委会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为了节省住招待所的钱，我到邵阳铁厂去，看能不能找到熟人挤着睡一晓。铁厂这时已是很冷落了，只有一座土高炉在了无生意地喘着气。我找到了我的老组长，陈科生。
他听我说完我的来意以后，拍着我的肩头说：“老兄，还是你们高级知识分子有办法。我看你们回到长沙肯定是摘帽子。只有我们这些半吊子，文不文，武不武，不知哪一天才能甩掉这顶臭帽子。”他忽然怒冲冲地大叫：“这么些年了，还不给老子摘帽子！老子犯了什么罪，要这样来惩？要么把我一枪毙了，要么让老子自由自在地活下去。口口声声‘改造好了就摘帽子’。什么叫做改造好了？犯人也有一个刑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刑满释放，可是这右派分子帽子却遥遥无期地戴下去！我犯了哪一条啊！”
在1957年前后，公安机关要制定“镇压反革命计划”’规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计划要抓多少个、杀多少个、关多少个、管制多少个反革命分子，并且这些指标落实到人，完不成任务的’轻则挨批评，重则受处分。那时，陈科生是邵阳县公安局的刑侦科长，他激烈反对 这种做法。他说：“这真是荒唐透顶，哪有这种搞法?这样必然会滥捕 滥杀，制造无数的冤案。”
他因此而被打成右派。
“再不给老子摘帽子，老子不干了，回家去。”陈科生激动得满 脸通红，使劲地捶着桌子。“我老老实实劳动，清清白白做人，邻里乡亲是不会歧视我、嫌弃我的。他们才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呢！”
第二天，我回到农场已是午饭后了，人们正在休息。我来不及走进厨房，书记和场长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听了我的汇报后，书记沉吟了片刻，说：“既然省里调你们回去，你们明后天就走吧，只是你们不要大喊大叫，免得其他的右派不安心。”
心直口快的场长发表了他的看法：“你们回长沙去，肯定是摘帽子、恢复工作。你们都是栋梁之材，党和国家需要你们，国家的建设事业需要你们。这事情让大家知道有好处，对其他的右派有好处，对改造有促进作用。”
我们没有大肆宣扬，只是有人问起时，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回长沙去了，以后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右派也好，不是右派也好，都说：“你们回去就会摘帽子，恢复工作的。”其实，在我们这20几个人中，也都是这样想的。
谁也没料到一片险恶的阴影正在等着毁灭我们这些在恶风浊浪中自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的一线生机！
到邵阳县的两年来，风刀霜剑，我已是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如果“锦上添花”地加上一只破碗、一根打狗棍，我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叫花子了。然而，即使我这样一副穷途潦倒的狼狈像，居然不能让小偷扒手“高抬贵手”放过我：在邵阳市火车站等车时，我的钱包被扒了。幸亏每人2 0元的旅费我在农场时就已交给各人。我买车票后剩下的十几块钱被扒还是小事，令人恼恨的是我们这20几个人的户口粮油证明全丢了，这简直是断了我的生命线啊。
怎么办？我甚至已经付不出伙铺给我煮饭的1角钱的柴火钱了，我怎能又一次往返于邵阳市和塘渡口来补办粮油转移证明呢？只好到长沙再说吧。
到了长沙，我没有钱雇人力车，只能挑着行李来到五哥家－－妻的二哥，因为在叔伯兄弟中他排行第五，我们都叫他五哥。
岳父彭国钧先生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的教育家。解放后，因为涉及一宗莫须有的案件而被捕。经过公安部门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审讯，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足以证明他有罪的人证或物证。1952年，安化县民兵强行把他老人家走水路从长沙市公安局押回原籍，企图用斗争的手段取得浮财。路经桃江县塘湾，老人家深夜起床小便时不慎失足落水身亡。1953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一份通知：“反革命分子彭国钧畏罪自杀“（1982年平反）。
岳母在一年前去世。老人家本来就年老体衰，长期饥饿使她终于虚弱而死。五哥早在1951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而被管制（1982年平反），住在他工作的砖厂，不能回家。五嫂带着4个幼小的儿女，过着凄凉窘迫的日子。
我惊讶地发现五嫂家大小五口人的饭是像工厂和农场的食堂那样，一人一份地分开蒸的，不是以前那样全家人都在一只饭甑里盛饭吃。原来在苦日子里，即使是城市人口，粮食定量也是很低的。而这定量又因为不同的年龄、性别、劳动情况而有所不同，因此，一家之中，各人的粮食定量是不一样的。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发生危机。
孩子多吃几口，母亲就会挨饿；弟弟多吃了，哥哥就得少吃。这样一来，就不得不用几只细而深的罐头筒，按各人的定量来蒸饭了。
第二天，我回到了岳麓山下我那个残破的家。妻早已下放到安化县涟源农村劳动锻炼。妻去安化时，她的同事梁绥蔚好心地让了一间大房子给她存放家具，那也是我们两个孩子居住的地方。梁让自己的保姆顺便照顾我家的两个孩子。梁自己有3个孩子，她每天得上班，于是，对这5个孩子的照管和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活便一股脑交给了一个50来岁的保姆－－赵妈。这是一个世故狡猾、心地狠毒的老太婆。就拿粮食来说吧，她让梁家的三个孩子按定量吃，却克扣我家两个孩子的口粮。我离开邵阳县时，七里山农场给了我们每人几斤米，作为路上的口粮。到长沙后，还剩下许多－－在苦日子里，这是十分宝贵的物资了。我把米交给了赵妈，请她每餐蒸饭时，加在我那两个孩子的口粮里，让他们吃得饱一些。后来我才知道在那几天里，孩子们的粮食并没有增加，他们还同平时一样的半饥半饱。看来，那些米是填到赵妈和她自己一岁多的孩子肚子里去。那时，我的女儿才8岁，在赵妈的淫威之下，她每天上、下午放学后都得洗一大盆衣服，包括梁家大人、小孩和赵妈包洗的别人的衣服。我那9岁的儿子被迫在赵妈的骂骂咧咧中帮她干活。
妻下放到涟源大半年了，什么时候能回来，谁也说不准。看着五哥的家和我的家这两个破败的家庭，我竞然没有任何感触和悲愤，因为我已经麻木了。我的情感不知何时已经死亡，我空有一副臭皮囊！
我带着孩子们来到沙利文－－三年前，被押赴塘渡口前夕，我和妻最后一次聚会的地方－－请他们吃他们最喜欢的冰淇淋。我想在相隔3年之后重温昔日的欢乐，再一次听到他们银铃似的笑声。可是，我伤心地失望了。他们只是埋头吞下杯子里的食物。他们沉默寡言、目光呆滞，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缺失了天真和欢笑。在稚嫩的童年，他们首先失去了父爱，接着又失去了母爱，像孤苦伶仃的孤儿似的；他们饱尝着寄人篱下的苦涩；在学校里，他们不能不忍受着老师、同学们的白眼，而回到家里，他们又成了赵妈的童养媳，干着与他们的年龄极不相称的体力活……
（二）
连日来，我在长沙街头碰见了许多久不见面的熟人：有地下时期我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有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也有淡淡的点头之交－－他们都是1957年的受难者。我同他们交谈才知道这一次被召集到长沙的不只是在邵阳县的我们这20多个人，还有原先被发配到衡山、衡阳、郴州、芷江、晃县和其他边远地区的右派分子。把这么多右派集中到长沙干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这时，我们接到通知，即日到小林子冲某招待所报到。报到的有两百多人。来自道听途说和猜测的消息说是要开大会。这大会的内容是什么呢?招待所所长是个聋老头，同他说话，费力且不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管我们的吃喝。他态度严厉地要求我们遵守纪律：不许回家，不许上街闲逛。这时，各种各样的猜测公开流传着，仍然不外乎摘帽子和恢复工作。有的人情绪高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摘去右派帽子以后的打算，有人十分乐观地向亲友报喜，但是，更多的人将信将疑：上一年的国庆节前后，报纸上大肆宣扬“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可以摘去帽子，可是，有些地方一个都没有摘，一般只摘了百分之一，而邵阳县，百分之一不到。从这些先例来看，这两百人中能摘几个？
我们无所事事地混了两三天，终于开会了。主持会议的是一个姓郑的，什么来头，没人知道。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说：“现在请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作指示。”
这时，这两百多右派分子窃窃私语，互相询问：“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些右派们没有料到的是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是这场骗局的执行者－－很可能还是骗局的策划者，今后还掌握着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呢。
这位局长不像以前给右派分子训话的首长们那样，首先操着鲁迅笔．下的赵大爷的腔调把右派分子“你妈妈的”一顿再说正丈。他倒是把这两年来右派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成果大大地恭维了一番。然居，他从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迫我国还债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谈起。他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导致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极端匮乏，降低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从这里切入正题－－同时也影响了党政首长的工作。为了保证首长们能精力充沛地“为老百姓日夜操劳”，省委省政府指示位于湘阴县的屈原农场拔出一块土地，建立一个分场，调集全省的直属机关的右派分子成立一个省直农场，专门为省委、省政府的首长及其所属的各机关的领导们生产副食品。主持会议的就是即将成立的省直农场的郑场长；坐在他旁边，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随风飘扬的是农场的何书记－－他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一条右臂。
听了局长大人的这番话，右派分子们大失所望，半个多月来的希望从云端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摔得无影无踪，原来省委 的所谓的“另有安排”不是恢复工作，而是安排我们去当农奴！有人当场失声痛哭，有人高声怒骂，有人用力砸着凳子，更多的人垂着头沮丧而沉默地走出了会场。局长、场长、书记心中有数：右派分子“跳起来屙尿也屙不到三尺高”，他们的本领不过是发几句牢骚、骂几句娘而已，唐僧有紧箍咒，孙悟空还敢造反？右派分子自己也明白，生杀予夺之权操在“记”字号和“长”字号人物的手里，除了认命、做“不敢说话的工具’’还能有别的选择？于是，第二天，这两百多名右派分子驯服地排着队，提着行李，随着郑场长、何书记登上了一条小火轮，到了洞庭湖畔的省直农场。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骗局，“改造好了可以摘去右派帽子”也是一场骗局，“调回长沙，另有安排”是又一场骗局！为什么受骗的永远是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三）
到达农场的第三天，当一切还是混乱不堪的时候－－三餐饭不能按时开出，出工要么无人安排，要么重复安排；宿舍里垃圾满地，人们为了靠窗子的铺位而争斗不休，可是，郑场长和何书记大概是为满足首长们对营养的火急火燎的要求，“解‘官’于倒悬”；也可能是为了显示他们高强的办事才能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他们迫不及待地请了一位老渔民做技术指导，选择了一个长约500公尺、宽约10来公尺的湖汉子，用一张很大的网横着，从这汉子入湖口的地方向上游拖过去，一直拖到尽头。这一网就捕到了一千多斤鱼，从10多斤重的到半两、4两的都没放过。这真是“竭泽而渔”了。这张网本身就有100多斤重，拖着它逆流而上，水的阻力特别大。书记和场长动员了全场的劳力，从上午开始拖网，直到天黑。10多担鱼是打着火把挑回来的。因为是夏天，气温高，右派分子们连夜加班，把鱼开膛破肚，腌上盐，第二天一早就用小火轮运到了长沙。这是这200多名右派分子向首长们的第一次进贡。首长们在享受之余一定会感到自豪－－他们亲眼看到了调集右派分子当农奴让他供应副食品的决策是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难道不是吗，农场成立没几天，他们就享受了一次丰盛的鱼宴。
第二天午餐时，为捕鱼而劳累了一天一夜的右派分子，每人分得了一小钵又咸、又辣、又腥的汤汤水水的鱼杂碎。
农场的领导把这两百多名右派分子分成水稻、饲养和蔬菜三个组。办这个农场的目的是给省城的首长们供应副食品，让他们能摄取足够的营养，保障他们的健康，所以水稻组种的不是作为主食的籼稻，而是作为糕点和酿酒原料的糯稻。这样，首长们就有八宝糯米饭可吃，有糯米酒冲蛋可喝，还有用糯米制成的各种糕点可以消闲了。另外还种红薯、玉米、高梁、黄豆、芝麻等，当然这些都是供应首长们的。
我被分在水稻组，可是，我根本就不能胜任农业劳动。第一次的劳动是下田插秧，我不会，组长便叫我挑秧。可是我老是从尺许宽的田埂上滑倒或者失足摔倒在田里。组长只好叫我去扯秧。那秧老了，长成了尺多高的草了，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泥里，我得用很能大的力气才能拔出来。时间一长，我累得腰酸背痛，索性坐在泥水里拔，弄得胸背、腿脚都糊满了稀泥，深度的近视眼镜镜片上溅满了泥水，我用手一抹，却糊上了厚厚的一层泥浆。
有一天，组长要我去砍柴给厨房做燃料，定额是每天150斤，我眼看着别人_会儿就砍了一捆，一个上午就砍了近百斤，可是，我到晚饭前收工时，还只有百来斤。组长给了我好一顿批评，引来了几个烧饭的女右派的嘲笑。我怄得晚饭都吃不下。在邵阳县铁厂捶矿石时，我也是老完不成任务，然而，我尽力而为，几乎每天都是早班连晚班，总算是赢得了人们的谅解，落得了一个“劳动态度好，改造决心大”的好评。而这农田劳动，我既无力气，又无技能，手脚又不如别人的麻利，即使我能吃苦耐劳，恐怕也还是难以给人一个较好的印象。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