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是我的朋友中最让人操心的一个。这话听起来有点儿滑稽，儿女操心父母、父母操心儿女都是天经地义的，何以为朋友操心？如果只我一个为她操心也就罢了，本来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但是如果连老鄂、刘迪这种不爱操心的人也为她操心，则足以说明李南真的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李南是特别的人，所以她与别人的关系也特别。我知道，“特别”这个词意思有点儿含混，不像特好特坏特强特弱那么提纲挈领。但是我想不出一个更合适李南的说法。
这个冬天李南让大伙儿操心的是房子。简而言之，她要把一套房子卖了再买另一套房子，这中间的曲折暂且忽略不表，总之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于是和老鄂、刘迪商量阻止她的对策，其中包括侧面说服房主不卖给她，背后警告朋友不要借给她钱。当然我们还掰开了揉碎了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正面和她争论甚至吵嘴，直至最终把这件事儿搅黄。
本来这是私事，对任何人来说如此蛮横的干预都是不可思议的冒犯，但这个规则惟独对李南无效。记得八十年代她婚变时朋友们专门开会讨论她离婚中的是是非非，到场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她也有义务听取大家的意见，像是法院的听证会似的。虽然以后的实践证明，她是她，他还是他，别人也还是别人。这种共产主义式的人际关系现在几乎消失了，只有在李南那里还行得通。也许她会固执己见，但朋友不会保持沉默，她也不会抗议朋友侵权。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李南是“公共”的，她可以在朋友家轮流住，如果不指望吃她做的饭，你也可以随时住在她家。我曾经开玩笑说，李南只需要一张月票，就能在城市里生活。有她在，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在我与人交往的历史中，和李南相处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相互拒绝对方，甚至不用考虑表达方式。如果她不喜欢谁，不是千方百计掩饰，而是千方百计让对方知道。同样，喜欢一个人她也会毫无保留，替你包办一切，包括替你得罪人。她曾经给一个朋友的公司当出纳，月底发完工资，一个员工找到老板，说老板没兑现工资，老板坚持说不可能，查了工资表发现的确少给了，问李南为什么，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这个人不值这么多，想给你省点儿钱。”让你简直哭笑不得。世故对李南来说是生疏的，我说过，她是个特别的人，以特别的方式赢得信任和保护，赢得尊重和爱。
七十年代末，李南刚从内蒙回到北京，她的前夫卷进了西单墙一个政治性刊物，但她的趣味却与号称纯文学的《今天》更加投合，听说周英在刊物的空白页上留了姓名地址，她也跑去留了名字，地址写的是“北京人艺宿舍”。第二天北岛按图索骥找到周英，两人聊得投机，说到发愁一个叫李南的不知住在北京人艺的哪个宿舍，周英笑了，抄起电话当即叫通了李南，约好下午和北岛见面。北岛真是不虚此行，不仅为杂志发展了一个工作人员，而且还得到了小说素材，《归来的陌生人》就是那天下午李南讲述的亲身经历。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空白页上第三个留名的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王捷，他也是周英的朋友，也不约而同地投奔了《今天》。
我和李南一九七八年冬天在北岛三不老胡同的家里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的是她那一头浓密并天然卷曲的黑发和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因为从不忌口，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居然是回族，难怪她的眼睛那么清澈。那天同时认识的还有程玉和当时与她形影不离的陈彬彬，我们四人一度被大家称为“四人帮”。程玉后来去了美国，陈彬彬也渐渐淡出，我与李南远远近近磕磕绊绊的，一直交往了快三十年。
三十年基本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了。眼看着李南嫁给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又眼看着这个男人扯上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著名女作家的裙带，整个过程看起来简单，从发生到结束只有几个月时间，但实际上对李南影响的何止是三十年。我还眼看着她一头油黑的头发变得花白，尤其是牙齿，满嘴牙齿被牙周炎毁坏后，一个庸医答应给她植牙，她交了全款，可做到一半那庸医却没了踪影，留下满嘴的金属桩，欲做不成，欲拔不忍。李南爱笑，笑起来常常开怀，金属桩自然是藏不住的，我们已经看习惯了，没见过的准会被那一嘴发着光的“钢牙”吓着。朋友们都劝她去做手术，说这样不但影响她自己的形象，也影响她的健康，还影响大家的视觉环境。她总是笑着搪塞过去，有时你说多了她还会跟你耍赖，说那正是她喜欢的样子。
说李南不食人间烟火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是贴贴切切的写实。比如她不爱做饭，不管住在哪儿，她可以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最爱干的活儿是收拾书橱，把书细细地重新分类，调理电器也是她有耐心干的，但就是坚决不下厨房做饭。有一段时间她住在我家，我出门一天回到家，她躺在沙发上悠哉游哉地看书，居然大喊大叫地诉苦说，“一天没吃饭，快要饿死了！”我只好急匆匆地钻进厨房，为她做一顿“钢牙”消受得了的饭菜。这几年她真正开始一个人过日子，除了买干粮，就是下面条，不管白菜还是萝卜，一股脑丢进锅里煮，还是从不炒菜。她至今穿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衣服，七十年代别人都把的确凉当好东西时，她穿棉布的，如今棉布成为时尚，她却穿上了的确良，大有衣不惊人死不休的后现代味道。别人淘汰的东西，好一点儿的她认为应该送给小保姆，估计小保姆不要的留下她自己用。我敢说，在城市里她的生活花费之少，也许可以和农民工相比。
千万不要认为李南是穷苦人出身的命，她出身于让很多人望尘莫及的艺术世家。她的父亲是北京屈指可数的专业剧院“首都剧场”五十年代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先后在兴凯湖、团河、茶淀、五姓湖劳改农场待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回到北京。李南的母亲和姨都是于是之那一代北京人艺的老演员，中国最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的妹妹黎频和李滨。在电影《龙须沟》里她母亲黎频扮演王大妈，九十年代她还拍了不少电视剧，印象深刻的是由濮存昕担任主角的《小墩子》。八十年代老太太七十多岁，一头白发，穿一件水红色毛衣，倚着门框看着我们这些三十岁的老青年发笑，她说，“我们年轻时也好玩儿，但我们那时只顾自己玩儿，不像你们出来玩儿还带着孩子。”我问，那孩子怎么办？她说，当然是让孩子在家里自己玩儿。可见，在人艺大家庭中长大的李南，虽然不是能歌善舞，在个性上却颇受熏染。
李南在大事上也是出手不凡。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文革”前她自作主张放弃高中进了技校。那时技校的学生多来自平民家庭，因为有生活费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进入技校的李南一点没有艺术世家出身的孩子的孤傲，经常接济同班同学。本来技校的学生是不用上山下乡的，但因为得罪了军宣队、工宣队，李南被逼着到吉林白城插队，于是，不如索性逃亡，到内蒙牧区投靠了先期到那里插队的弟弟。那是李南最美好的年代，不仅因为她年轻漂亮，更主要的是，蒙古大草原与她浪漫奔放不拘一格的气质正好相得益彰，她在吉普赛人似的游牧生活中如鱼得水。穿着蒙古袍骑着快马的李南，吸引着情窦初开的小伙子们的视线。一位曾经和她一起插过队的男生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他的婚姻之所以不幸福，全怪当年李南没有接受他的初恋。
一九七八年李南回到北京，她热衷于办民刊，热衷于为正在读研究生的前夫当秘书。八十年代中，她曾经在栗宪庭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工作，那是一份鼓吹先锋艺术的报纸，从形式到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波普艺术”、“包豪斯”这些概念都来自那份报纸，后来崛起的《北京青年报》的标题化版块化设计很得美术报的真传。反精神污染一来，美术报停刊，李南又成了个无业人员。好在曾经为商务印书馆做过校对的一凡教会了她做校对，还介绍她到北京出版社抄稿子。凭她的能力和责任心，加上有不少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帮忙，如果她能巴巴结结地干，应该早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李南是从来不按规矩出牌的。她会因为不喜欢某个知名的作家而拒绝抄写其书稿，也会因为太喜欢一个不知名的作者而校对书稿不要钱。比如，我曾请她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做校对，其中当然有遇罗锦的文章，李南不喜欢遇罗锦，觉得她不够资格写遇罗克，于是拒绝为这本书做校对。李南没钱纯粹是“自找”。
没钱的李南常常出手阔绰。一九九六年，她把自己仅有的钱全部借给了一个朋友，那人随后出了国，眼看她的全部家底要打水漂了，朋友们都替她打抱不平，她自己倒是不慌不忙。我去美国时，发誓非替她把那钱要回来不可。那次居然让我得逞了，我带回了美元，还带回了一个让大家笑翻了的故事。可气的是，还没等我们脸上的笑容退去，本可以用来治牙的美元早进了别人的账户。更可气的是，当你一脸严肃地责怪她太轻率时，她会像孩子似的给你一个鬼脸，或者瞪着大眼睛来一个无辜状，干脆不做任何解释。她帮朋友，找了麻烦朋友再帮她。李南就是这么闹。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评论一个人“很实际”，谁都认为那带有贬意，等于是批评你太俗，太势利，太急功近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世上有个著名的海德格尔，更不知道海德格尔有“人，诗意地栖居”这样一句经典，但那时的我们的确比现在活得更有诗意。我们心安理得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穿四块钱一件的衬衫买两毛钱一斤的青菜，却总是无忧无虑。那时的李南没有一点儿烟火气，我们也透着清高；那时的李南不讲究衣装打扮，我们也一样不习惯逛商店；那时的李南不在乎职业收入，我们也羞于谈论金钱。所以，那时的李南在人堆儿里并不扎眼。
不知不觉间，“很实际”的评价，已经从贬意上升为中性，而“诗意地栖居”成了小资生活的装饰。我们中的不少人习惯了花几百元吃一餐有名堂的饭买一件上档次的衣服染一次花白了的头发甚至洗一次脚，却开始为生计担忧。那时，文人中有为女人大打出手的，却少有人为争名利而闹翻。如今则刚好相反，分分合合倒不会再有大的波澜，反目成仇却大多与名利扯不清楚。所以，现在的李南像是出土文物，在人堆儿里变得越来越突兀了。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舒服。比如我，看她穿着我二十年前穿过的衣服，我不好意思说出我新买的衣服花了多少钱，与消费水平几乎等于零的苦行尼相比，不管多么节俭都是奢侈。我可以拉她跟我去干任何事，就是从不拉她去商场买东西，虽然我知道她绝对不会受刺激。我总想说服她稍微跟一跟潮流，只要她愿意，别说是我的衣柜，连我的钱包对她都是敞开的。我更愿意在她面前诉苦，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开销多么大，挣钱又多么不容易，好像这样更能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也更能博得她对我的理解，维持她对我的尊重。看起来什么都比李南好的我，在她面前却显得那么没有自信。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安。她从不怕与陌生人打交道，不管你是如雷贯耳还是名不见经传，在她眼里都一视同仁，可是往往却难为了对方。她既不像下岗女工可怜兮兮，又不像知识分子满口道德文章，既不像精英分子慷慨激昂，又不像白领女性潇洒时尚。在这个社会，连另类都成了准主流，该把李南这么个色的人归到哪一类，实在是一个难题。
李南是上过天堂入过地狱的人，看破了红尘却从不消沉。她走路总是高昂着头，目光明亮，身板也挺拔。她既不维着有名有钱的人，也不刻意躲着有名有钱的人，更不用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犯踌躇，那份坦然和从容是绝对装不出来的，没有底蕴学也是学不来的。没有工作的李南整天都很忙，像一个救火队员被呼来唤去，一会儿帮别人带孩子，一会儿义务帮助搞环保展览，一会儿跑到北京郊区为别人看房子，一会儿又为捐助活动做义工。在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年代，遇到张不开嘴求人帮忙的事，只能去找李南。她还在遇难的人周围忙来忙去，自己却不立言，不标榜。你问她在忙什么，“我玩儿呀，玩儿得可开心了！”不经意间，自己先就颠覆了道德优越感。
这几年她反反复复把一个插队时的故事写了好几遍，故事的主角是个女知青，因为左调唱得高而在知青中不得人心，李南虽然和她是同屋，但绝不原谅她总以一贯正确的面貌打压别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正统的女知青在众目睽睽之下隐瞒了十个月的身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生下了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女婴，女知青自己在结了冰的房子里剪断了胎儿的脐带，用报纸擦干净血迹，并试图把婴儿冻死。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李南早就给我讲过，但文章中李南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对自我的反省。三十年后，李南质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得政治上的正确压倒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我们在生活的污泥浊水中自我消耗的时候，李南也没闲着，她在心灵的荆棘中自我救赎。
长久以来，李南的存在让我困惑。是她落伍了，还是我们随波逐流？什么才是完满的生活？物质与精神，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还是非此即彼？
身边很多下海经商的人都曾信誓旦旦地发过誓，只要挣够了活命钱一定金盆洗手。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目标是挣两万元，有这样的目标，在当年应该算是个大野心家了。当年两万元的银行年利息是二千元左右，那时我的年薪才不到七百元。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有了这样一笔钱后的生活该是多么自由自在。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野心早已经实现，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却并没有到来。挣了钱的与没挣钱的，挣了小钱的与挣了大钱的，都没有挣脱被物欲驱赶的命运。撇开那些利欲熏心的不说，只说那些怀着“用钱买自由”的美梦的人吧，不只在商场上历尽艰辛，在精神上也同样是伤痕累累。富并痛苦着的人越来越多，富并快乐着的并不多见。于是，一些人膨胀了物欲而收缩了精神，不是原本不聪明，而是非要由聪明变糊涂；另一些人热衷于推理、辩证，试图在安贫乐道与追名逐利之间寻找平衡。
泛泛地说，人人都对“极端”持否定态度，“妥协”作为一种处世态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似乎不懂妥协就不是现代人了。“底线”这个词使用频率也颇高。其实底线也是分高低的，不同的人会设置不同的底线。不杀人是底线，不害人是底线，不说谎是底线，说真话也是底线。如果没有界定，就等于没有底线。同样，自由也有不同的质量，钱可以买到时间的自由、享受的自由、堕落的自由，却难以买到心灵的自由。所以，有些人为渡出苦海，煞有介事地吃斋念佛，但是仍然静不下来，放不下来。这与真诚无关，或许也与信念无关，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即使从生理上来说，退也比进要难许多。就像吸毒，底线不是吸多吸少，而是连沾都不能沾。
李南一开始就看穿了禅机，不用身体力行，就看清楚了追求物欲无止境，她用不着“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就一步到位地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的境界。她原地不动，而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集体绕了一大圈儿却又回到了原地。这时我们才发现，不入套的，惟有李南！她说勤奋就勤奋，说偷懒就偷懒，想忙就忙，想闲就闲，快乐得让人嫉妒。李南的超脱与其说是悟性，不如说是天分，与其说靠修炼，不如说靠直觉。难怪她像个巫师，看着我们忙我们累我们愤怒我们焦虑，只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笑。
李南是自成一体的，不可以与什么人比较，也不需要与什么人比较。很难想象，身为主妇的李南怎样操持日常生活？身为母亲的李南怎样教育子女？我是尘世中人，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景慕，没法步她的后尘。对于几种类型化的人，我也许能了解更深，描述得更清晰，对于李南，我却不能。所以我实在无法回答，如今无牵无挂的男人女人大有人在，为什么如此超脱的只有李南一个？
二○○四年
（待续）
来源：《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