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给毛主席献花
“反右”、“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人为的政治运动，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我清楚地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在结束了百年战乱，把外国列强赶出中国之后，即使像我这样一个还不谙世事的少年人，都感染到了中国人曾经普遍有过的要振兴中华民族的那种昂扬的精神。
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人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中国却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越走越远，乃至十几亿中国人都无法改变那一个人的意志。
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是改革开放，而安定团结又是改革开放必需的社会环境。但中国社会似乎缺少了些什么，似乎应该改变些什么。
痛定思痛，对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这条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才能稳妥？对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的功过得失究竟应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在“文革”压抑的十年中，曾一度怀念过的五十年代初期的日子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目前，我还没有能力说得明白。
五十年代初期曾是我人生中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九五三年暑假，我九岁多了，五年级的时候，从汇文转学到东四一中心，开始了我的少年时代。
在中国，小学生的组织是少先队。少先队接受共青团的领导。每个学校是一个大队。大队辅导员一般都由老师兼职。大队干部由学生担任。每个班级是一个中队，每个中队再分若干小队，由全班队员选举中、小队干部。左臂上佩戴的一寸半见方的白布底上红色的三道杠、两道杠和一道杠，分别是大队。中队和小队干部的标志。
当年团中央少儿部的部长是江敬文。他们在东四区的重点学校东四第一中心小学做了一个试点，安排了一个专职的大队辅导员，她叫范小韵，是个梳着两条大辫子、师范毕业的年轻姑娘，于是，一中心一度成了一所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学校，我也由此得到了许多难得的机会。
整个小学阶段，一中心已是我读过的第四所学校了，在对陌生环境的适应中，我渴望朋友。开学不久，我就和仇铁珍。李英、岳桂娟、陈珊成了“死党”。
仇铁珍住在小胡同十号。马将军胡同在中段路北拐进去了弯弯曲曲的一截，是条窄窄的死胡同，我们叫它小胡同。仇铁珍的大哥仇大治和我的大哥是五中的同学。她的小弟仇大年，小名叫小闹，和我的大弟是同学。小闹整天乐乐呵呵的，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他。小闹后来成了个腰板挺挺的英俊军人，可我碰见他时，还是叫他小闹，他仍然乐乐呵呵地答应着。
李英、岳桂娟和陈珊也分别住在交道口南大街的香饵胡同、大兴县胡同和菊儿胡同。
课间，我们一起玩“夹包”、“拽包”和“耍拐”；放学，我们同行回家；夏天，我们到陈珊家的大院子里采桑叶；冬天，我们就和全班的男女同学一起，在太阳照得着的墙角，挤成一排，一边唱着歌谣一边“挤狗屎”取暖。只是考中学的时候，惟独我为了和拍电影的小伙伴扎堆，去了位于灯市口的女十二中，而她们就在交道口一带进了中学。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对一中心男生的印象不深，但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倒记起了班上一位叫苏那木仁钦的藏族同学。他留个分头，清清秀秀的，给班上的同学带来过藏民的食物酥油和糌粑。
从一九五九年离开中国已经四十年的达赖喇嘛，如今在海外十分劳碌。四十年前发生在西藏的那段历史，扑朔迷离。每当我见到一些身居海外的藏族年轻人，与他们用普通话聊天时，我总会提起我小时候的藏族同学苏那木仁钦，告诉他们我吃过藏族的酥油和糌粑。我觉得我们是同胞。
一中心班上有一个虎头虎脑的男生，叫陈小渝，我猜他一定和我一样，是在重庆出生的，只是我从没问过他。
现任国家科委工业司司长的石定寰，也是我一中心的同学。他和已经退休的大队辅导员范小韵至今还有联系。
在一中心，还有一个姓王的同班男生，头发很黄，留着小平头；他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可能是跟着父母去了边远的地方。一、二年后，他突然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支支吾吾地要送给我几张画片，我一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吓得一句话都没说，就关上了大门。事隔几十年，回想起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小事，我不知当时那个才十岁的少年，为什么会突然离开了北京？他来找我时的处境究竟如何？莫非他的父母在什么运动中遭到了麻烦而被发配？莫非他又被送回来投亲靠友在北京念书？但愿他的突然来访，只是青春期少年的所为，否则，还是个孩子的我又能帮助他承担些什么呢？
五十年代，每到“五·一”和“十·一”，白天都要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庆祝游行；晚上则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大喇叭播放着音乐，人们一曲接一曲地跳着集体舞，直至深夜。
一到那个时候，一中心都会接到去天安门广场观礼的任务。观礼的同学，一律白衬衫、红领巾、白袜子、白球鞋，男生是蓝长裤，女生穿花裙子，人人手执一束纸制的粉红桃花。
虽然从天安门向下望去，广场上是人的海洋、花的海洋，但站在广场后排的孩子却不可能看清楚游行队伍。每个孩子都兴奋异常，觉得那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
在每所学校队伍的最前面，总由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孩举着星星火炬为标志的队旗，只及他肩高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两旁，名曰“护旗”。我是幸运的，因为学校每次都让我护旗，我就总能站在第一排，放眼望去，一览无遗。
十点整，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以后，庆祝游行才会正式开始，但观礼的队伍则要提前很多时间入场，而由解放军担任的标兵，听说七点钟就得到位。我总为他们担心：不吃不喝还好说，但差不多连续八。九个钟头都得笔直地站在那里，想上厕所可怎么办？我后来听说，如果吃几个白煮蛋，就会不渴不饿也不想上厕所。我想，他们一定都吃了白煮蛋。
仪仗队的方阵、陆海空三军的方阵、文艺大军和体育大军的方阵，在每次游行前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练队，还会进行彻夜的彩排。当他们展现在人们面前时，那威武、壮观和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场面，往往使我产生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
当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和学生等群众队伍过后，全体在广场上观礼的少先队员便一起举着桃花，欢呼着奔向金水桥畔。那成千上万个童音发出的“啊”的长音，令人震撼，催人泪下。
这时，穿着银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就会走到***城楼的东西两侧，摘下帽子，缓缓地向人们挥手致意。全场的大人。孩子一起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人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每到这种时刻，就像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时那样，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着神圣的感觉。“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我由衷地认为，我们少年一代是祖国的明天，国家的重担就在我的肩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化，确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思想基础。当我在天安门前欢呼跳跃的时刻，当我在金水桥畔被使命感充斥的时刻，万万没有料到，二十二、三年以后，当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时，我竟流不出一滴眼泪了。
在一中心的学生生活中，虽然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我如鱼得水，但在班级里，我仍然胆小。
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有人进来说：“吕大渝，社主任让你到教导处去一趟。”我吓坏了，心“咚咚”地跳着离开了教室，一边跑，一边琢磨着自己最近犯过什么“错误”。等我到了面对着学校大门的教导处，见到杜主任和金主任两人都等在那里，吓得哭了起来。瘦瘦的金主任笑着告诉我：“别害怕。”她说：“你快回家换身衣服，有任务。”
那阵子，母亲正因高血压病休在家。我一溜小跑，进了大门就嚷：“妈，金主任让快换衣服，有任务。”但究竟是什么任务，我也说不清楚。
在曼谷时，母亲有许多好看的旗袍，回国后，穿不出去了，便都照着她那本美国儿童服装的画册给我改了衣服，有裙子、有背带裙裤，她还用从曼谷带回来的一块图案别致的人造棉做了一件连衣裙，都烫得平平的挂在衣柜里。
我换好衣服回到了教导处，金主任就让我跟着陌生人坐上汽车离开了学校。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又换上了公家的衣服，是白绸子衬衫、毛料红短裙。接着，我们就去了飞机场。
我的任务是给来访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献花。阿里留着大胡子，头上裹着白布，他是印度尼西亚的总理。我按着大人们的要求，捧着一大束鲜花，跑了上去，先敬一个队礼，接着把鲜花递给了他，然后再敬一个队礼。我完成了任务，扭头就跑。
“哎！回来，回来。你怎么不理我呀？”突然，身后有一个人喊住了我，我这才看清了，原来在阿里旁边，还站着周恩来总理。我不好意思了：“我没看见您。”他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大渝。”他笑了：“你为什么不叫小鱼呀？你为什么不叫大虾呀？”我说：“因为我生在重庆，渝是重庆的简称。”他又笑了。
我觉得周总理问我为什么不叫“小鱼”和“大虾”的话很好玩，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母亲。
周总理可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首都儿童向阿里献花的新闻照片。周总理在照片里微笑着看着我。虽然我只是个背影，可公家的那条裙子特别醒目，我想：真挺括呀，毕竟是毛料的。
后来，母亲剪下了这张照片给远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父亲寄了去。
不久，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我又有了“任务”。
汽车来学校接我的时候，车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一个叫俞安玲的女孩，一个姓赖的男孩，另一个男孩叫瞿弦和。瞿弦和后来当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团长。
我们可能是被拉到了团中央少儿部，因为，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少儿部的部长江敬文。
四个孩子都换上了白绸长袖衬衫，女孩子是灯笼袖的。我穿了一条豆绿色的宽背带裙，俞安玲穿的是肉粉色的。两个男孩一律穿浅灰色的西服短裤。
不知等待在前面的任务是什么，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这次，我们是从学校直接去的，没有回家换衣服。发了衣服以后，忘记了是哪个男孩着急地说：“我没穿小裤衩，怎么办呀？”我们悄悄地商量起来，我说：“要不，就直接穿短裤吧。”虽然刚刚认识，但大家一下子就很抱团了，我们心照不宣地要保守这个“秘密”。
当天晚上，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七·一”游园晚会上，要欢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毛主席也要出席。我们的任务还是献花。
到了中山公园，少儿部的工作人员分配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花，俞安玲和姓赖的男生给胡志明主席献花。
欢迎会在一个大殿前举行。当毛主席和胡主席从大殿里走出来，站在了又高又宽的廊子上时，我们四人就跑上去献花了。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完花以后，又走到胡主席身边致意，俞安玲他们也换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我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听得懂他的话。他的湖南口音太重了。
接着，我们跟着毛主席和胡主席走进了大殿。这时，毛主席什么话都没说，就走开了。胡主席坐在沙发上，我们四人围在了他的身边。我以为毛主席去上厕所了，可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也没有任何人来招待胡主席。毛主席的举动实在出人意料，我觉得这样对待客人太不礼貌，我很怕胡主席觉察，心里急得不得了。虽然语言不通，但四个孩子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和胡主席“谈话”。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和胡主席跟四个孩子在大殿前的，另一张只有孩子们和胡志明在一起。
我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跟胡主席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开了，我也不知道被晾在一边的胡主席是不是有点不高兴。
我觉得毛主席不如周总理和蔼可亲。
那天，我们完成任务后已经很晚了，少儿部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挨个送我们，我是第一个到家的。我们四个孩子虽然只在一起工作了一天，但分手的时候，大家好像已经很熟了。
隔了些天，瞿弦和被他父亲领着，找到了我家。他送给我两张“七·一”那天的新闻照片，还邀请我去他家作客。
瞿弦和的父亲叫瞿良，是北京第二十二中学的数学特级教师，印尼归国华侨。二十二中就在离我家很近的交道口东大街上。我后来听说，瞿弦和根本说不清我家的地址，“七·一”晚上，只是汽车先送我回家时，他在我家门口停了一下而已，是他的父亲带着他一个胡同一个胡同挨着找，才找到了我家。
他家那时住在后拐棒胡同二号，和我一起去作客的还有在电影《鸡毛信》中扮演海娃的蔡元元和他的哥哥蔡安安等好几个孩子。蔡元元扮演的放羊娃海娃，机智地把鸡毛信藏在老绵羊的大尾巴里，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查，送到了八路军手里。
那天，我们在瞿弦和家的院子里，聊天、捉迷藏，玩得很尽兴。
自那以后，我再次碰到瞿弦和，已经是四年后的暑假，在鹫峰参加北京市少年宫夏令营的时候了。
一九五五年初夏，在拍完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后，我又有了一次“任务”，那是一次中山公园的游园活动，我和拍电影的小伙伴郭言陪同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钱达看了木偶戏，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在印度工作。
任务完成后，到一个白色帆布的大棚里吃夜宵的时候，我遇见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他没有一点架子，还和小孩们开玩笑。说起要修建一个什么很大的设施时，他说：“如果五年以后，你们还选我当北京市长，我一定来办。”
我当时很奇怪：彭真已经是市长了，为什么还要再选？没想到，十一年以后开始的那场“文革”，就是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开的刀，作为最早被“揪”出来的党内走资派“彭、罗、陆、杨”，彭真首当其冲。他真的是再也不能担任北京市长了！“文革”中，每当看到满街在彭真名字上打着红叉的大标语，看到彭真被红卫兵揪斗的照片，我总会想起中山公园白帆布大棚里那位谈笑风生的彭真。
东四一中心后来改名为府学胡同小学。
这所小学给我带来了与三位中国共产党元老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短暂接触的机会，后来，我又从那里被选去参加了中国第一部儿童片的拍摄工作。
虽然，我只在一中心念了两年书，但那段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
十一 拍电影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参加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儿童故事影片《祖国的花朵》的摄制，扮演了小队长刘菊。那段令人难忘的拍电影的经历，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对我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
我给毛主席献花后不久，一九五四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天，少先队过小队日，去了北海公园的北京市少年之家。我和同学们正在院子里打羽毛球，一个有点胖的大人背着照相机站在旁边看了半天，然后就跟我们聊开了天。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学校的，还说想给我照张相。我看他很和善，不像个坏人，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后来叫他严恭伯伯。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以前曾导演过王隆基主演的《三毛流浪记》。
没两天，有一个黑黑瘦瘦脸上有块黑记的大人到一中心教导处找我，给了我在少年之家拍的那张照片。那是张乐呵呵的闭着眼睛的照片。他还约我星期天去中国电影艺术委员会玩玩。我后来叫他苏里叔叔。他那时还是长影的副导演。后来，他和武兆提联合导演了《平原游击队》，还导演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片子。
当时，长影已经决定拍摄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导演严恭和副导演苏里正在当“星探”，到处寻找儿童演员。
星期天，我去了在西城的艺委会。那天去的四、五十个孩子都被照了相，还吃了一顿午餐。临走的时候，苏里叔叔让我下个星期天还去玩玩。
再去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二十个孩子了。最后选中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赵维勤、张筠英、李锡祥、柳青、陈克然、吴文敏、梁玉章、高光、郭言、姚相、刘家彬、王玲、张金兰、王光如、蔡新和、范基伯等十九个孩子。除了赵维勤和陈克然大一些外，其余的孩子都是十岁和十一岁。
影片中的四位成人角色冯老师、志愿军叔叔、杨母和江母，分别由张圆、郭允泰、史林和黄素影扮演。
当年，北京西城新街口太平胡同三号大门左边的平房院子里，住着谢添、于蓝等中国电影界的老前辈。进门往右走，是一栋刚刚完工的两层筒子楼。
《祖国的花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部儿童片，中央电影局和长影的领导，都对这部影片的拍摄给予了全力支持。因为片子的外景地在北京，太平胡同三号那座灰砖砌成的新楼便提供给《祖国的花朵》摄制组首先使用，成了摄制组的外景驻地。
摄制组给挑选来的十九个“花朵”，准备了全新的被褥。大多数女孩子住在二楼的一间大屋子里，我和柳青、高光住在她们左边的小房间。男孩子少于女孩子，他们只占了女生大房间右边的一间大屋子。
有了汇文住校一年的锻炼，我不仅对这次离家半年的集体生活非常适应，特别是参加了如此新奇有趣的工作，简直快乐之极。
我的床横在小屋窗下。刚住进摄制组的时候，也许由于过度兴奋，晚上，我常常很难入睡，干是便跪在床上，隔窗往外看热闹。居高临下，我发现胡同对面有个棺材铺，这时，在汇文住校那年听来的坟地闹鬼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全都想了起来，自己把自己吓唬得更睡不着觉了。
集中到太平胡同三号以后，摄制组的成年人开始了选外景及忙于服装。化妆、道具、美工、置景、照明等各工种开拍前的准备工作。
摄制组为小演员们请来了谢添、陈强等老演员和大家见面。谢添和陈强也被称为伯伯。
谢添亲切、幽默。他为小演员表演的《变脸》深受欢迎。
小演员们一看到生活中的陈强，就会想起《白毛女》里的黄世仁。陈强说，当年，延安演出《白毛女》的时候，台下的战士愤怒得真的要举枪打死黄世仁。
小演员们也和于洋、赵联、印质明、安琪等演员见过面。
与此同时，摄制组还经常在离太平胡同几步之遥位于新街口的大众电影社组织电影观摩，放映的大多数是苏联儿童故事影片。《忠实的朋友》插曲中唱的：“莫斯科近郊的桦树林在远处飒飒响，从雅乌兹河上漂来了愉快的小船……”成了我们以后坐车出外景时常常合唱的曲目之一。
我对苏联电影的喜爱，就此延续了下来。拍片结束，考进北京女十二中读书后，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实行半日制上课的那段日子，我和同窗好友李冬梅、乔玲生等几乎每天都要花上五分或一毛，去看学生电影专场。邦达尔丘克和玛列茨卡妮等苏联功勋艺术家主演的《没有说完的故事》、《生活的一课》、《乡村女教师》等电影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就在进行这一系列业务学习之际，我又出了事故。
有一天晚饭后，大家到离太平胡同不远的太平湖去散步，就是十二年后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的文学大师老舍先生自尽的那个太平湖。湖中有个大石头砌成的假山。小胖子李锡祥扬言要逮我，我拔腿就逃，一不小心，在一块大石头尖上狠狠地磕了一下。我眼睁睁地看着右腿的膝盖上像一只小眼睛慢慢张开了似的裂开了一个很深的口子。开始是白色的，并不流血。又是乐极生了悲。我扫了大家的兴，只有用若无其事的态度来掩饰尴尬，表达歉意。我没有哭。那次在汇文撞破了头，还有辆平板三轮把我护送到医院，这次只是胖胖的严恭伯伯平托着我，气喘吁吁地下了山，把我送进积水潭医院缝了两针。其他孩子也不得不偃旗息鼓，打道回府。从此，继我五岁时从滑梯顶上栽下来，在左腿膝盖上留下个一寸长的伤疤后，这次，十岁了，在右腿膝盖上又来了个椭圆型的伤疤。
严恭伯伯请来了母亲，一个劲地为我的“负伤”向她道歉，但母亲对我知之甚深，她说，是大渝这孩子淘气，给你们添了麻烦。
母亲所言确实不假，那天，是我先在李锡祥旁边一个劲儿地“挑衅”：“胖子胖子打麻将，该人钱，不还账，气得胖子直尿炕。”把李锡祥惹急了，他才扬言要逮我的。
在拍片子的日子里，我得到了两个外号：“搓板”和“消防队长”。“搓板”是形容我瘦得肋骨像搓板。“消防队长”是因为我爬高上低的能力极强。
完成了北京的外景工作后，摄制组带我们去西山玩军事游戏和野餐那天，我爬到了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上。时间已到，我方是赢家已成定局，但我仍坐在树权上，眼看着大家在树下团团转，就是找不到我，非常得意。最后是才十八、九岁的剧务小曲叔叔抬头看见了我搭在树权上的红毛衣，才发现了我。
整个摄制期间，我会经常起跑、弹跳，然后出其不意地从背后蹿到叔叔、伯伯的身上，吓他们一跳。直至我做了母亲之后，已经年迈的老导演严恭和苏里仍印象深刻地提及我“消防队长”的功夫。
《祖国的花朵》的编剧是林蓝。其实，最早的电影文学剧本叫《祖国的明天》，后来征求小演员的意见时才改成了《祖国的花朵》。
影片说的是北京小学一个少先队中队，帮助班上的两个非队员：骄娇二气的杨永丽和调皮捣蛋的江林入队的故事。
就在我跪在窗口看棺材铺的那些夜晚，导演严恭和副导演苏里，总是聚在我的左邻、场记华永庄的小屋工作到深夜。他们在根据文学剧本谈分镜头剧本。
在《祖国的花朵》的拍摄过程中，场记华永庄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华永庄高高瘦瘦的，架着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他的工具是“呱嗒板”。那是个长约一尺、宽约八寸、带有用合叶连接着活动把手的小黑板。每个镜头开拍前，华永庄必须把写有镜头号的“呱嗒板”放在摄影机镜头前，并把合页的把手张开，导演“预备、开始”一声令下，摄影机开始转动，只有在敲响和移开了“呱嗒板”，演员才能开始表演。
镜头拍完后，华永庄总要作些重要的记录。譬如：“杨永丽左辫子在前，右辫子在后”、“江林第三个扣子没扣上”等。因为电影中两个连续镜头的拍摄时间未必连续，待隔一段时间再拍时，如果没有场记的提示，后期剪接时，就会出现问题。诸如：同学们去探望烫伤了脚的杨永丽，她正说着一段台词，只是因为中景变成了近景，原来在前面的辫子，突然跳到后面去了；或是江林正在房上掏家雀，换了个景别，原来开着的衣扣突然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之类的事情发生。
镜头开拍时，录下的“呱嗒”一声和“呱嗒板”上的镜头号在影片后期合成时，对声音和画面剪接的必要和提供的方便更不言而喻了。
世界上不喜欢看电影的人大概不多。提起一部好电影，人们注意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男、女主角和导演身上。就算是一年一度豪华之极的美国电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虽然也设立了编剧、摄影、剪接、音乐、效果、美工、特技、化妆、服装以及最佳男、女配角等奖项，但对导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场记是不会有人提及的。
对摄制组的其他工种我也都十分好奇，特别是电影化妆。我曾长时间地观察化妆师毕叔叔和李叔叔的工作。后来，我要求允许我动手给群众演员化妆，他们同意了。我是那群孩子中惟一获得许可为群众演员化妆的一个，一个十岁的化妆师。
我对电影化妆的兴趣由此开始。去中央电视台当播音员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成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录制歌舞节目时的“特约”化妆师。电视台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彩色电视开播以后，才有了第一个专职化妆师梁青梅。
在我刚刚住进《祖国的花朵》摄制组，兴奋得无法入睡的那些晚上，每当夜阑人静之时，我总是导演严恭谈分镜头剧本时隔墙的耳朵。以后，看懂了那些镜头号、长度、景别、推拉升降摇移、台词、音乐、效果等的内在关系，我对镜头的运用和组接有了一种感觉。这对我日后中年改行，从电视播音员转向专题节目编导时受益匪浅。
《祖国的花朵》电影分镜头剧本完成后，要开拍了，这时才宣布了角色的分配。
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赵维勤，十二岁，是来自第四十中学惟一的初中生。她留着粗粗的大辫子，长着长长的眼睫毛，很敦厚的样子。在学校里，她还当过少先队大队主席。赵维勤扮演了中队长梁惠明。她后来进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她的父亲是早年从美国回国的核物理专家赵中尧。
既骄又娇的非队员杨永丽由张筠英扮演。张筠英从小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进中学后，我和她一度是女十二中的同班同学，并一起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宫舞蹈组民间舞组的活动，整整五年。高中毕业，她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后来留校当了台词教员，近年来在社会上担任了大量的影视片配音工作。
调皮捣蛋的非队员江林，由胖乎乎的李锡祥扮演。他成长期间的境遇不是很好，后来去了新疆，在矿上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他曾回过北京，我和拍电影时的小伙伴郭言一起和他见了一面。李锡祥很瘦，看上去十分苍老。童年的往昔像一个远去的梦，令我感到岁月的沧桑。
中队委高桂云由柳青扮演。她中学也和我同校。拍片结束不久，她的母亲被打成“右派”，柳青为此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生活。她后来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毕业后，曾在中新社和长影工作，听说她后来也来了美国。
通过角色的分配，我看出严恭和苏里这两位导演，是照着电影文学剧本中对人物的描述去寻找小演员的。我扮演的刘菊是个瘦瘦小小、梳着两根小翘辫子、很关心集体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我瘦得像“搓板”，我也不会成为导演心目中的刘菊。
分配完角色，试了化妆和服装，便开机了。为了赶在秋凉之前完成外景工作，摄制组的日程非常紧张。
影片的外景地，有“六·一”儿童节听志愿军叔叔讲故事的中山公园、有过少先队队日划船的北海公园、有举行杨永丽和江林人队仪式的颐和园、有江林钓鱼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和拍摄种花那场戏的北京三十七中以及一些街道和民居。
拍电影是个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事业。在北海过队日划船的那场戏，按照导演的要求，我们应该把小船划到五龙亭后欢快地上岸。为此，从没划过船的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虽然苦练了好一阵子，但实拍的那天，风浪大大，小船几乎完全失控，加上已经人秋，穿着单薄夏装的小演员也不胜寒意，工作几乎无法进行。
这时，摄制组里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脱了衣服，纷纷跳进水里。他们藏在船尾，把仅作出划船状的我们推到了五龙亭边。实拍时，一不留神，露出了船尾的人头，穿帮了，还得重来一遍。
当完成了任务，那些下了水的年轻人上岸时，个个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导演感动不已又忧心忡仲，一个劲地叫他们大口灌“二锅头”。惟有年轻人和小演员们对这种举动，只觉得“真好玩”，个个兴高采烈。
拍摄《祖国的花朵》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这种非得“团队精神”才能成就一项事业的体验，让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一领悟，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特别因身处逆境而作配角时，也能安之若素，认真工作，兴趣浓浓，从不看轻自己。
我在《祖国的花朵》中扮演了刘菊。刘菊家的外景地，选在北京灯市东口演乐胡同六十三号旁门。那所四合院的外院，养着大缸的金鱼，种着大盆的荷花。拍片时，摄制组又搬来了一些小盆的鲜花。
暑假里，刘菊正在家里浇花，小端午顶着正午的太阳，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来，拉着刘菊就走。小端午是帮着姐姐、中队长梁惠明送口信，去帮助母亲生病的江林家干活的。扮演小端午的小男孩赵维仁是扮演中队长的赵维勤的亲弟弟。
那段戏的几个镜头虽然在影片中只是一带而过，拍戏的时间也很短暂，但我却自此成了演乐胡同六十三号旁门二十来年的常客。一起拍电影的小伙伴郭言家租赁了后院的三间南屋。那个小院的房主是王伯母。中国大陆如今家喻户晓的周恩来的扮演者王铁成是王伯母的儿子。王铁成住在后院的北房。那时，王铁成还是个高中生，和我大哥的年纪差不多。郭言姐弟都叫他“哥哥”，我也曾随着叫过一阵“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很不习惯称呼任何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后来就像对我大哥一样，也直呼其“铁成”大名了。
养鱼、喂鸟、种花、写字、作画、拉二胡、唱京戏……王铁成样样精通。后来，他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以儿童戏为主的儿艺，像王铁成这样的成人演员很难有发挥全面才能的机会。他是自己作“伯乐”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一个特型演员，取得了今天扮演周恩来总理的成就。
虽然如今的王铁成已经誉满全国，用流行的话说是个“大腕儿”了，但他还是当年的那个王铁成，我偶尔回国与他联系时，仍是当年的感觉。
参加《祖国的花朵》拍摄的一帮女孩子，后来一窝蜂地报考了早年的“贝满”女中，也就是北京女十二中。我和拍电影时的小伙伴、王铁成的老街坊郭言，初中同班，高中同校，并成为四十多年的挚友直至今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文革”期间在演乐胡同六十三号旁门那所四合院的里院，我和郭言相互理解和扶持所度过的那些无奈的岁月，我也永远珍惜我们四十多年的友情。
多年以后，提起在北京拍外景的往事，我还总会想起一个人，想起一辆车，并对那人和车都怀有深深的歉意。那个人就是当年摄制组的司机陈永年，那辆车就是他开过的一部崭新的深蓝色的车。
陈永年那时在北京的工作单位是中央电影局，还是电影艺委会，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我不甚了然。我只知道他是摄制组里的好司机。
每天出外景时，他开的一辆吉普外加后面拖着的挂斗，装下了所有的孩子。
“万里风雪盖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只要一个孩子领唱起《英雄们战胜大渡河》，所有的孩子就会立刻跟上。过门、伴唱、合唱有条不紊。我们常常是古今中外，一曲接一曲，欲罢不能，真是颇具水平的童声合唱。当年在行车中体验到的配合默契的满足感，令我怀恋至今。
陈永年喜欢这群一路欢快一路歌的我们，我们也喜欢司机陈永年，喜欢他的吉普车，还常常会以调侃的方式在合唱间隙合说那首摄制组黑板报上的打油诗：“陈永年，真好汉，吉普车，四轮转，又快又稳又方便。”
陈永年曾客串了《祖国的花朵》里的一个群众演员。那场戏是中队长梁惠明要去江林家帮助他复习功课，碰上江林正和外班学生刘小天滚在胡同里打架，一辆汽车突然拐进来，眼看就要轧到他们了，梁惠明冲了上去大喊：“停住！”汽车戛然刹车。
拍那场戏时，在地上挖了很大的一个坑，老摄影师连城和摄影助理尹志以及摄影机都下到了坑里，镜头朝上。梁惠明挡车前的一个镜头是汽车从大坑上开过去的。这辆车的司机就是陈永年。
来到美国上英文会话课，问到我的美国梦时，我的回答之一是“开车”。就像中国人说他的梦想是喜欢顶风冒雪骑自行车上班一样，那些听者莫名其妙，哈哈大笑，但我自有道理。这是后话。
一九九二年，我有了一辆全新的九二型日本丰田金马利（TOYOTACAMRY）。当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爱车如命的心情时，一件近四十年前的憾事，又涌上心头，我又想起了陈永年，想起了那辆深蓝色的全新的车。
北京的外景工作结束后，我们将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内景。行前，摄制组招待了全体小演员的家长。那天，陈永年开去了一辆全新的深蓝色的大车。小孩子大约全是“人来疯”。活动结束时，我们争先恐后地往大蓝车旁跑，都想第一个上车，但车锁着，窗开着，别人都只好等在那里，惟独我又像消防队长似的兴高采烈地从车窗里爬了进去。对十岁的我来说，那辆车的车窗是够高的。等陈永年找来了副导演苏里，指着被我蹭坏的车漆说着什么的时候，我才知道闯了祸。虽然他们对我没有任何责备，我却懊悔自责了好一阵子。
“文革”年间，忘记了是在哪个公共场所候车的时候，我看见过一个人，很像陈永年，只是一点不见老。那个人也一直在盯着我看。那时，距拍《祖国的花朵》已过了近二十年，我已从一个十岁的孩子长大成人，绝对“面目全非”了。我不能判断那个人是因为曾在电视上见过我而觉得我眼熟，还是有眼力认出了二十年前的我？我真想走上前去问问：“您是不是陈永年？”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一定要对他说：“对不起！小时候，我不应该从您大蓝车的窗子里爬进去。”但我没有过去。在“文革”的逆境中，我几乎断绝了与一切熟人的来往，就算是偶尔碰见了，我也尽量回避。老朋友多年不见，总要嘘寒问暖，可我能说什么呢？说我在“文革”中当了“反革命”，但我是好人？说我正在“走背字”，但我不在乎？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车来了，他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的男人在二十来岁和四十多岁的年龄段时，相貌一般不会变化很大，所以，我更加认定那个人就是陈永年，只是我已经失去了向他道歉的机会。我可能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结束了在北京的外景工作，深秋，全体演职人员又前往长影拍摄内景。我们是乘坐摄制组包下的一节车厢去东北的。
乘火车集体远行，令我兴奋不已。母亲是否来送了行，我毫不在意也毫无记忆，似乎我已经十分习惯独自闯世界了。
继《北海划船》那场戏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我又一次看到了电影幕后工作人员的辛劳。
长影摄影棚的棚顶，吊着许许多多高照明度的摄影灯。棚里，先后搭起过教室、冯老师的宿舍、新年演出的舞台、杨永丽家和江林家等实景。那些没屋顶的教室、宿舍、小礼堂和院落，都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
在拍摄现场，每当看见置景工人敲敲打打赶工的时候，我总有着一种想和他们说说话的愿望。而他们光埋头干活，几乎不讲话。我在他们身边转来转去，就是不知道怎样使谈话开始。倒是他们先对我开了口，只是每个人说的全是一样的话：“你站得远一点，别碰着你。”
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一些镜头的拍摄手法对我来说也是新奇的。
“六·一”儿童节，五三班中队去中山公园和志愿军叔叔联欢，伴随着《主题歌》，同学们跳起了集体舞。当年北京舞蹈学校的罗雄岩老师担任编舞。当同学们一圈圈的把志愿军叔叔围在中间翩翩起舞时，为了表现变化丰富的队形，拍摄时动用了升降机。后来，在拍摄北京小学《种花》那场戏时，也动用了升降机。那时，我非常羡慕带着架在三角架上的摄影机升到半空的连城伯伯。连城是摄制组里最年长的一位。
不论是拍摄《江林钓鱼》等外景戏，还是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拍内景，都曾铺设过小铁轨。摄影师把摄影机架在轨道的矮平板车上，几个助理推着小车匀速移动，拍出了一个个长长的移动镜头。
当然，由于《祖国的花朵》毕竟是一部非常简单的儿童片，我不可能有机会见到更为复杂的拍摄手段。
进入规定情景，克服在镜头前的紧张和杂念，对小演员来说，得有一个过程。
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有一场选《小蜜蜂舞》演员的戏。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同学们由中队委高桂云主持，选举参加全校新年晚会的节目《小蜜蜂舞》的演员。舞蹈中的小蜜蜂小妹勤劳美丽，又是主角。杨永丽原以为小妹非己莫属，正洋洋得意，不料，同学们却选举了小队长刘菊扮演小妹，还一致推选杨永丽扮演好吃懒做的小蜜蜂大姐。杨永丽恼羞成怒地说：“我不同意，我不演。”一甩辫子，一气之下离开了教室。这可惹恼了同学们，大家议论纷纷。
那天先拍的是同学们反应的镜头。有一个梁玉章的中景。梁玉章留着小平头，圆圆的脸盘，大大的眼睛，是我们当中个子较矮的男生。他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导演要求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吓！脾气可不小啊！”
第一次实拍时，梁玉章站起来说：“吓！脾气可不小啊！”他把“脾”说成了“牌”，还念成了第四声去声字，听起来是：“吓！派气可不小啊！”由于是同期录音，只得重来一遍。
第二次实拍时，梁玉章一拍桌子站起来又说：“吓！派气可不小啊！”导演叫：“停！再来一遍。”
第三次实拍时，只见梁玉章一拍桌子站起来还说：“吓！派气可不小啊！”等不得导演叫停，我们再也憋不住了，一起哄堂大笑。
梁玉章太紧张了。当然，他最后终于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了一句：“吓！脾气可不小啊！”
接着拍的是杨永丽气得眼泪在眼睛里打转的近景镜头，但扮演杨永丽的张筠英怎么也哭不出来。一个十岁的无忧无虑的孩子，怎么能说哭就哭？那天，由副导演苏里给张筠英说戏。当苏里说得自己的眼泪都在眼睛里打转时，张筠英终于入戏了。实拍时，杨永丽从期待到失望，差点哭了出来，镜头一次成功。
一个好导演对演员的表演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没有经验的小演员。
《祖国的花朵》的电影音乐是作曲家刘炽创作的。影片在一九五五年“六·一”儿童节上映后，由他作曲、乔羽作词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流传至今。影片中两首多声部童声合唱《主题歌》和《种花歌》，也是非常优秀的。
后来，这两位极为杰出的曲、词作者合作的另一部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也被海内外的中国人传唱了四十多年仍未止息。
摄制组的孩子们叫刘炽和乔羽为叔叔，他们比严恭年轻些。
刘炽的家那时住在东单西堂子胡同东口的中央实验歌剧院里，但在《祖国的花朵》摄制期间，他一直和摄制组住在一起。乔羽只是偶尔来一下。
几代人都熟悉《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刘炽曾写过两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当年，导演严恭把我和另外几个孩子叫到二楼西南角刘炽叔叔的那间小屋，刘炽把《让我们荡起双桨》两个不同的版本唱给我们听。他的嗓子有点哑，但很有乐感。严恭和刘炽非常认真地征求意见，我们最后一致选中了目前流传下来的这首，理由是“像小孩唱的歌”。后来，我把落选的版本唱给朋友们听时，他们也认为，那旋律很抒情，像是为青年人写的。
参加拍片的十九个孩子，除了扮演和江林打架的外班学生刘小天的陈克然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职业儿童演员以外，其余的都是在校学生。半年拍片结束后，大多数都要考初中了。导演严恭曾经说过，他最大的噩梦是小演员拍完了电影，都跟不上学习进度，毕不了业，考不上中学。
为了不影响学业，摄制组请来了上海的顾老师，帮助我们“半工半读”。后来，我们几乎都考上了第一志愿的学校。
摄制组还请来了第四十中学的柳兰老师当我们的辅导员。没有想到，拍片结束才一年多，在那场荒唐的“反右”运动中，年轻的柳辅导员竟被打成了“右派”。我和摄制组的几个小伙伴对她无限同情，几次想去厂桥看望她，但又顾虑她见到我们会难过，不得不打消了去探望的念头。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柳兰。
与我们一起去长影的，还有张筠英的母亲。张筠英是五个兄妹中最小的，她的母亲大约不放心她离开身边前去东北，所以，导演严恭请她做了家长代表。
过完春节，《祖国的花朵》停机了。完成了一些配音工作之后，影片进入后期合成阶段时，小演员们就回北京去继续学业了。
上中学不久，严恭伯伯又找我拍了另一部儿童片《罗小林的决心》，这部片子的副导演是王家乙。故事是根据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改编的，说的是罗小林在工人叔叔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克服了不遵守时间的缺点。
《罗小林的决心》反响不大。人们常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故事平淡无奇是影片不成功的根本原因。难怪许多有成就的演员在决定接受角色前，都要先读剧本才置可否。
影片中的主角罗小林由陈家林担任，我饰同学刘惠兰，另一位同学由张筠英扮演。史林演罗小林的妈妈。两位工人叔叔中的一位由长影的配音演员张玉昆出演。此外，谢添客串了一位卖小金鱼的老头，我的妹妹大曼当了个买小金鱼的小孩。
一个人在少年时代的经历，往往会影响他的一生。即使《罗小林的决心》是部上座率不高的影片，但也使陈家林萌发了对电影的兴趣，走上了电影之路。
高中毕业，陈家林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来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了一名优秀的影视导演。近年来，他执导的《武则天》等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反应甚佳。
《罗小林的决心》的拍摄工作，给我留下个说出来有点“没出息”的后遗症：我日后不爱吃苹果。
影片中有一段戏是陈家林、我和扮演工人叔叔的张玉昆在北海公园的小船上拍的。工人叔叔跟罗小林谈改正缺点的问题时，请我俩吃了苹果。
那个年代的小孩子吃水果的机会一般不是很多。拍那段戏之前，我看到准备了那么多苹果，可以让我痛痛快快吃个够，真像只掉进了粪坑里的小狗，高兴极了。
排戏开始时，我神勇异常，一个接一个地把整个苹果毫不浪费地都吃了进去，但这场戏几个镜头的反复排练和拍摄，大半天下来，虽然我还得装着吃得很香，但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吃苹果”成了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后来，只要导演刚一叫“停”，我这“吃多了撑的”大渝立即就把那才咬了一口的苹果扔到水里喂鱼去了。从那以后，我对苹果便失去了兴趣。
尽管从此我不爱吃苹果了，但我仍感到幸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严恭伯伯，两部儿童片的拍摄经历，使我有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少年时代并影响了我一生的志向。
拍片期间，我和摄制组的成年人朝夕相处，建立了亲如家人、亲如长辈的感情。这种感情维系了数十年，直至我们长大，他们变老。
自拍摄完《罗小林的决心》之后，我虽然再也没有机会重返长影，但是，长影令我感到亲切。我怀念长影！怀念当年的伯伯、叔叔和阿姨们！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