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市井涂鸦
小窦
窦小涛，芜湖学生，下放泾县的知识青年。后来“上调”文化馆工作。他很聪明，很能干，写一手好字，而且能写多种字体。无论筹办什么展览，都抽他参加，必不可少。他为人也很好，比较随和，不狂不傲。我们都喜欢与他共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县委书记王乐平在太美大队“做点”；还要筹建“村史展览馆”，把我们都抽去办公，筹办展览。太美大队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曹满矾发迹的地方，展览内容就是曹满矾从江北逃水荒来到这里以后，如何反抗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如何水深火热；又如何拥护共产党，如何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走合作化道路；如何开挖“劳动河”，组建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建村史馆的目的是“世世代代进行阶级教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各地都这么干，估计是上面统一布置。
领导带我们去淮北的萧县、亳县参观。那里的“村史教育”搞得好，先我们一步。临行之前，窦小涛称自己身体不舒服，要求不去。领导同意了，并让他回芜湖休息，看病。从淮北返程，路过芜湖，我们去看望窦小涛。他说身体好多了，愿意一同返回泾县。他家住芜湖二街，有母亲，还有两个妹妹，都在念书。母亲是小学老师，饱经沧桑；身体不怎么好，家境也不怎么好。
不久，文化馆院子里发生一件血案——窦小涛死了。是从二楼阳台坠落，以头触地，摔破颅骨流血不止而导致死亡的。人趴在阳台下的水泥地上，很长一滩血迹。经公安局勘验，系自杀，死亡时间后半夜。
宣传小组副组长汤恩与工作人员耿蔚华（后来官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也到文化馆来了。耿蔚华与死者沾亲带故；女同志心软，当场哭了。汤组长立即黑起脸来批评她。说她不该哭；说死者“自绝于人民”，不值得同情。那个年代，自杀也是罪过，是不能同情的。人之无情，乃至如此！可见世道之残酷。
窦小涛为什么轻生？猜测很多，无法断定。永远是个谜了。
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可惜。
同志
夏天的一个清早，尚未大亮，杜馆长敲我窗子：“小朱，快起来，出事了。”我立刻坐起来：“什么事？”——“某某某不见了，快！”小窦的事情出过不久，大家尚未走出阴影，怕又是自杀。于是分头去荷花塘寻找，去河边寻找。以为某某某会跳河。
某某某是农村初中女教师。县委书记王乐平要求成立创作组，听说她是个“才女”，便将她调来。创作组隶属文教局，因为住房紧张，暂由文化馆腾出一间房给她住。她有个朋友谁谁谁，也是女生，以前是她的学生。护校刚刚毕业，正在县医院实习。谁谁谁经常来与某某某作伴，同吃同住同玩，关系亲密。
昨天晚上，二人大吵，都跑了，宿舍里一片狼藉。
不久找到：某某某在县医院一间宿舍里。那是实习护士的集体宿舍，某某某躺在谁谁谁的床上呻吟：“我要谁谁谁唛……我要谁谁谁唛……”谁谁谁躲开了，不见她的老师。
文教局派专人了解情况，安抚双方。某某某却说不出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地“我要谁谁谁唛”，痛哭流涕，凄楚伤心；不吃，也不喝。仿佛一个任性的小孩。
于是做谁谁谁工作。谁谁谁终于来见她的老师了。大家劝某某某进食，某某某却要谁谁谁喂。谁谁谁在大家劝说下，不好意思地给老师喂饭。某某某吃了，一边吃一边不眨眼地盯住她的学生，泪水涮涮涮地淌。口口声声要求学生不要离开她。确实动了真情。
大家有些莫名其妙，传言越来越多。最后弄清：一对曾经的同性恋反目。那时候，小县城的人都不清楚同性恋，传言越发奇了。说某某某是“阴阳人”，还说她生理结构如何如何，仿佛亲眼见过一样。说某某某就是丈夫，谁谁谁就是妻子，相约终身。现在谁谁谁不干了，所以反目。某某某的衣着打扮确实没有一点女人味，不是蓝就是黑，没有一朵花，没有一点鲜艳；即便裤叉，也是和我们男人一样的蓝平裤。
某某某是省城毕业的大学生。曾经有过男友，后来男友抛弃了她。她因此受到伤害，十分痛恨男人，发誓不找男友。在黄田中学当老师期间，认识了当时是学生的谁谁谁。某某某说晚上睡觉害怕，要求谁谁谁与她作伴，便有了由来已久的关系。两个同为女性，老师疼爱学生也很正常，谁都不觉得奇怪。2010年，我采访朱建秋，闲谈中告诉我：她曾与谁谁谁一道下放在朱家门生产队，两人同住一间房。某某某经常来看望谁谁谁，同宿。夜里，两人躲在被褥里叽叽咕咕，又是说又是笑，但听不清。朱建秋觉得不可思议。
某某某向谁谁谁灌输结婚如何如何不好；灌输女人要独守终身；灌输“男人没有好的，都是坏东西”。然而谁谁谁大了以后，却越来越不听她话了，有时竟然单独与男人交往。这使得某某某十分恼怒。终致反目。
后来，“组织上”出面，把某某某调回省城。据说，某某某与她的前男友重归于好，还生了孩子。
大老王
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在“老王”前面冠于一个“大”字。是老王个儿大？不是；是老王年岁大？好像也不是。大老王家住附近农村，退伍军人。后来在城关中心市场当管理人员。管理市场不容易，烦神费劲。那些摆摊设点拎小菜篮子的，多是乡下人，没有固定摊位，到处乱窜。你说这地方不能摆，他偏要摆；费尽口舌，他都不听。你来了，他就走；你走了，他又来。市管人员都感到“头痛”，能天天跟他们打架？
大老王就是天天打架。
大老王开始也是好好说，晓之于理。不听，他就不客气了，收人家的秤，收人家的篮筐。次数多了，甚至把秤杆折断，将篮筐踢翻，瓜果蔬菜撒满一地。于是卖菜的人赶紧收拾东西，灰溜溜离开。也有人不服，与他对抗，骂他“洋炮铳的”、“不得好死”。大老王不怕，将对方拖得跌跌撞撞。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家清楚世道就是这样，不再碰硬，一走了之。只要有人喊一声“大老王来了！”呼啦一声，小贩们一阵风跑了。
大老王成了县城名人。
那时候还没有“城管”，只有大老王。如果有人写本县“城管史”，希望不要将他遗忘。
后来，大老王不见了。听说他家菜园里的菜经常遭害，他家的鸡也经常遭害，不免使他灰心丧气。大老王的张狂，凭藉的是暴力，而暴力总是不得人心的。
老子·儿子
据浙江温州离休干部许岳林先生记述：乐清县城北乡里章村人黄德焕，是县公安局一科科长。其父是工商业兼地主，土改中被认定“罪大恶极”必须镇压。身为土改工作队员的黄德焕立场坚定，面对事态发展决不回避，斗争大会一结束，黄德焕立马拉起父亲带到场外，亲自开枪，父亲顿时脑袋开花。黄德焕真刀实枪的“大义灭亲”，若不是出于政治投机，假使没有走火入魔的“阶级觉悟”，是万万做不到丧心病狂杀父如宰鸡的。
1960年，黄德焕所在的龙泉河村农场（温州专区第一劳教所）大火，烧死二百多人，黄德焕全身烧伤，连阴囊都烧掉了，日夜痛苦号叫，直至死亡。大家都说这是现世报应。（《炎黄春秋》2013年第一期第93页）
无独有偶，泾县也有这样一个人。
他是县委副书记，不太爱说话，老成持重，甚至有些矜持。当领导的，是应当这样。哇啦哇啦信口开河，就显得轻浮。再说，祸从口出，话多必有失。那年月，当老百姓艰难，当领导也不容易。
他出身于富贵人家，祖上很有钱，老子是个大地主。“土改”的时候，老子不老实，仗着儿子参加革命多年，以为自己是革命的“太上皇”，避重就轻，不好好交待问题，滑得像条泥鳅。土改工作队感到很棘手，希望财主的儿子能做做工作，帮助他们把这道难关攻克下来。
儿子思想进步，觉悟很高，鼎力支持，亲自审问老子。
老子更不怕了。心里想：你个龟儿子，能把老子怎么样？
儿子激怒了，拔出手枪给了老子一颗子弹：砰！
老子死了。儿子也犯了错误，永不提拔——怀疑他“杀人灭口”。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儿子的儿子怎么不把他老子也“嘣”了呢？
九里岭
1990年冬天，县人大组织本县的省人大代表视察，靳主任要我参加。我不想去，因为我不是省人大代表，推辞了。却又再次要我参加，说我刚到人大不久，多参加活动，可以尽快熟悉人大工作。我不好意思执意推却，服从了。
这天去汀溪乡。三部小车：一部是人大的“伏尔加”；一部是政府的吉普121；还借了司法局一部普通吉普，新买的，还没上保险。我们在政府门口等车。“伏尔加”坐的是靳主任和省人大代表，吉普121坐的是两位副县长和政府工作人员。我与人大工作人员在等司法局的吉普。副县长王沪生上车时硬要拉我一道上车，几次三番推却不过，就跟他上了车。
下午原车返回。九里岭上，车祸发生了。司法局的吉普车摔出去多远，三个重伤，其余轻伤，倒在一片坡地上。最重的是冯弢，县人大“代表联络”工委副主任，本次视察的组织者；头撞在大青石上，脑浆淌出来了。
靳主任急哭了。王副县长指挥抢救。我们四个人抬冯弢，居然抬不动，两条腿发抖，直打哆嗦。
天黑了，寒风习习。漕溪乡政府安排晚饭，我们谁都吃不下。
冯弢在县医院做了脑颅手术，挣扎了一些日子，还是捱不过去，于春节前去世了。另有两个重伤，三个轻伤。
这是一起酒后开车导致的事故，三位司机都喝了酒。而司法局的司机小卫或酒量不济，或不知节制，喝多了，开得太快、太猛。领导也有责任，我们同行的人都有责任，因为我们对于酒后开车都是那样的熟视无睹。
有个水利员，硬要往那辆车上挤，硬是被人拽了下来。因为车上已经超员，不能再多了。当时他愤愤不平，说人家欺侮他，“能让别人上，怎么就不让我上呢？”及至事故发生，他庆幸不已。
我本来也是上这辆事故车的。如果上了，十有八九会坐在冯弢坐的位置上，我便顶替了冯弢.也有人说，如果你上了那辆车，或许就不出事呢？也有这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过去二十多年了，每每忆起，还觉得可怕。
我还是要感谢王副县长。靳主任硬将我拉进这场事故之中，而王副县长却硬是让我避开了，都是无意之中的事情。
机缘与偶合，承载的要么是幸运，要么是灾难.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