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文革开始了

一九九六年,距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那年春天,英国《天下华人》杂志的总编辑吴真谛和她的夫婿——《天下华人》编委王志兴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位朋友邀请了一些在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与他们座谈,我也被邀出席了聚会。

英国的《天下华人》从编辑到印刷都堪称一份很有水准的海外华人刊物。那天,吴真谛送给了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一九九六年三四月号的《天下华人》新春特刊。在“文革三十年专栏”里有作者则鸣的一篇文章,目录上的题目是《老舍之死及其他》,文中的题目则为《被青草掩没的坟冢》,副标题是“文革忏悔录”。文中谈到了刘少奇、王光美。老舍、赵丹、韩美林、马连良等人在“文革”中被揪斗以后,他们的部分亲人“大义灭亲”、“划清界限”的表现。

文章中还有一段写着:“中央电视台的两位播音员和著名节目主持人,都是‘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当时的同事很少有人逃脱他俩的揭发。”

《天下华人》刊登的那段文字使我深感意外:移居美国十多年来,我从没向任何人讲述过“文革”中发生在我生活里的故事,但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竟然已经流传到了海外。我预感到,那段历史早晚会公诸于世。

吴真谛对我说,原来,文章中点出了赵忠祥的名字,出版时又删掉了。她说,她是去北京采访的时候,听别人谈起那段往事的。她希望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被赵忠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经历。我谢绝了。后来,吴真谛又从英国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向我约稿。我没有给她回电话,一直沉默着。

其实,吴真谛并不是第一个要我写出那段往事的人。去国五年,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我曾四度回国,每次,都有一个电视台老同事的叙旧聚会,每次,都有曾一起走过“文革”岁月的老朋友要我写出赵忠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文革”是中华民族近几十年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些年来,中国人虽然没有把“文革”挂在嘴边,但却把“文革”记在了心里。中国人并不健忘。我对往事也依然清晰。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又一次回国。有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电梯门口,我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赵忠祥。我们只是一般地打个招呼就擦肩而过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当我十六岁刚刚摘下红领巾,走进电视台的时候,就和同样年轻的才十八岁的赵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苦练基本功,度过了人生中青春鼎盛、充满理想的年华。如今,中央电视台已经走进第四十个年头,赵忠祥和我也已年过半百。本来,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至少也是人们常爱说的“老战友”,我难得回国的时候,也应该像渴望去拜访沈力等老朋友一样去看望一下赵忠祥,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友情。这样的结果也不会是赵忠祥所希望的。我之所以没有很爽快地答应《天下华人》杂志的约稿,就是因为发生在我与赵忠祥之间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赵忠祥把吕大渝打成了反革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概括得了的。赵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个年代,事情似乎无可避免。这一切该归罪于谁呢?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原因很简单:红卫兵砸“同升和”鞋铺招牌那天,我正好乘四路无轨电车路过王府井,看了一个清楚。到了西单的时候,只见满街的红卫兵追着行人剪长辫子和细裤腿,吓得我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惊魂不定。当天晚上,红卫兵又在我住的广播局新三零二宿舍的院子里挑灯夜战,批斗一堆据说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头和老太太,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凄惨无比。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平日风度翩翩的女台长孟启予面色阴沉,她被人剃了阴阳头,只好戴了一顶蓝布帽子来上班。以后,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那些低头、弯腰、挂牌子和“喷气式”也使我胆战心惊。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时不可能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路线斗争”实质上是毛泽东排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我当“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于看不惯那些武斗和羞辱人格的做法。

后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八大部口分成了两派。“造反派”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战斗团”:“保守派”叫“兵团”,被称为“老保”。文艺播出部的“保守派”给自己取名为兵团“过大江战斗队”,我参加了“过大江”。

“文革”开始不久,广播局的大权就被“战斗团”夺了去。赵忠祥是“造反派”,夺权后担任了文艺播出部的“勤务员”,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

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是政治斗争中各派系的必争之地,“四人帮”也不例外。当时,“四人帮”明确表示支持“战斗团”,三天两头有指示,还来参加他们的大会。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

我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杀身大祸。

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揭发我的那位姑娘在会上受到了表扬。她原来也是“过大江”与我一派的,但因为揭发了我,赵忠祥说她能“反戈一击”,仍然是“战斗团”的“依靠力量”。后来,她还入了党。

在文艺播出部那个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有的“过大江”成员迫于压力,也揭发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由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进驻广播局的军宣队小战士小崔后来对我说,任何一个单位批斗的“走资派”都是老家伙,但他来到广播局,看见一大串老“走资派”后面竟是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本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用台标配以标志音乐以及播音员报告当日节目开始的,但自“文革”开始以后,中国便没有了真正的电视播音员。那时,台标和标志音乐过后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画像并配以乐曲《东方红》,如此一来,电视播音员何以有资格紧接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画像露脸向观众播报节目呢?于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便不再出图像,只播“画外音”,如同电台播音员一样了。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务是洗厕所、扫院子。然后和电视台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为伍,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

三秋时节,虽然让我和大家一起下乡,去怀柔农村秋收,但因为我是“监督劳动”之列,则分配我和男壮劳力干一样的农活。不要说精神上的压力,仅劳动强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雨后,撂在地里的大捆秫秸又湿又重,连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复员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们扛得一样多。

一天十来个钟头弯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农活,别人可以与上树摘梨的工种轮换,而硬让我刨了整个三秋的高粱茬子,干得腰都直不起来的时候,只好趴在地上接着刨。我从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连扫地、切菜和站着打电话都不能持久。

“此人年龄虽小,能量极大。”虽然,西小院给我贴的一张大字报是以这句话开头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只是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坏在了一张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么能量呢?

“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给多少人带来了无妄之灾。遇罗克、张志新等许多有思想、有头脑,关心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人们甚至遭到杀害。与他们相比,我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

与许多中国人的苦难相比,虽然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但作为个人来讲,我当时深感人生黯然、前途渺茫。

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仿佛永远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浆》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止息,但还有一首非常好的《主题歌》和一首《种花歌》鲜为人知。

那首《主题歌》的歌词是:“哎!伙伴们,唱吧!谁有我们这样高兴,我们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见了远大的前程。远大的前程,美丽的星星……”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革”,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着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茫茫人世存在着“美丽的星星”吗?我对生活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伤感。

在“文革”的年代中,中国人只能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对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惟恐划清界限不及而给自己惹上麻烦。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那时住在小西天,赵忠祥主持揭发我“炮打中央文革”大会的第二天,回家上楼的时候,一个平日跟我很亲近的才七、八岁的邻居小男孩见到我,就像看到魔鬼似地逃回了家。不知他家大人把我形容成了何种凶神恶煞?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孩子见到我时惊恐的眼神。

广播大楼是个像克林姆林宫似的十层俄罗斯式建筑。七层以上是塔尖部分。一般人员通常抵达的最高楼层就是六楼图书馆了。“文革”中,时有忍受不了凌辱的男女从那里跳楼自杀。我一位电视台同事的丈夫,姓储,一个极为出色的工程师,也跳楼自杀了。

是啊,从六楼跳下去便什么痛苦都没有了。我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走上绝路,否则,我的家人将受到牵连。

我算是幸运的。当“反革命”的时候还不算孤单,否则日子更加难熬。年纪比我稍大一些的小师和我成了“难友”。在电视台洗厕所和扫院子的时候,我们两人一直在一起。同病相怜,想不开的时候,彼此可以安慰一下。对于将来会如何处置我们,是我俩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我猜想会把我们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节衣缩食,每天只以大饼和咸菜充饥,为的是在去北大荒前存下几个钱,免得将来身无分文。有一次,小师似乎已经忍受不住那种煎熬了,想以去公安局“自首”的办法,来试探一下我们这类“现行犯”最终会得到何种发配。我死说活劝才使他冷静了下来,没有再一次去自投罗网。

“文革”虽然处于严酷的年代,但支撑我度过那些无助岁月的,还是埋藏在人们心底的永不泯灭的人性。

广播局掌权的“战斗团”在广播剧场批斗“炮打中央文革罪行”的对象是我和小师。那次大会不久,有一天,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行至新街口外,被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拦下。他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广播局对外部的编播人员,可能是上海人,似乎也是造反派“战斗团”的,与赵忠祥认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他是刻意在那里等着我的。他告诉我,不要看人们在大会上都呼喊打倒我的口号,可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他叫我耐心等待,事情总会过去。他还嘱咐我千万不要想不开,他说,那样就永远说不清楚了。

“文革”后,我一直在广播局的芸芸众生中找寻他的踪迹而始终不得。我直感他一定是出国了,不然为什么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呢?

自小,我的同代人都受到了做人要诚实的教导。当上了“反革命”,自然要求我交待“反动思想”。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力太好,于是,我交待了从“破四旧”开始跟不上形势,到对毛主席在“文革”中一个劲发表“最新指示”和对“中央文革”的反感,特别是对所谓的“明察秋毫”、“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不科学的口号在私下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一大堆怪话。诸如:“秋毫,是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细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他何以明察得到荒郊野外深山老林中小动物身上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我诚诚实实地给自己写了洋洋洒洒的一大叠。但造反派并不认为这是我“老实”的表现,在广播剧场斗争我的大会上,他们批判我在交待“反动思想”的时候还“继续放毒”。

有一天,同事老魏悄悄地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他说,找我有事。那时,我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属于“踏上一只脚”,还得“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类,所以,就像孙中山先生教导民众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一样,我对那些平等待我的人们也深感难能可贵。

当晚,我去了老魏在东大桥的寓所。他交给了我一份材料,那是“专案组”整理的我的全部“罪行”。老魏特别叮嘱我,自己的交待材料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造反派夺权后,自然得团结大多数才符合政策。老魏其实不是造反派,只因为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被“团结”进了“专案组”。他交给我的那份材料上,有揭发我的大约二十来条“反动言论”。

在那个非常时期,老魏还告诉我要特别防备过去被我视为“哥们儿”的个别人。

平时不言不语的老魏,在重大问题上竟有如此的胆识和人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一片黑暗的人世间竟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美丽的星星”,人生着实还有着令人留恋的美好之处!

从老魏家出来,我静心记住了对我的揭发内容以后,便立即烧毁了那份材料。我不能因为丝毫疏忽而做出任何对不起老魏的事情。

“四人帮”垮台已经二十年有余,老魏当年闪光的作为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政局的变迁而减色丝毫。

移居海外多年,生活在来自台湾、香港、大陆及本地华人的圈子里,面对着中国社会数十年来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每当港台人士对中国的共产党员有所微辞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我也总会告诉他们:不必如此偏激,共产党里,有像“四人帮”一类中国人里最坏的人,也有中国人里最好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老魏永远是个好人,是共产党员中有正义感和人情味的一个。

我是结婚才一个星期就被打成“反革命”的。虽然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坏人”,相反,我觉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会不好么?但我的真心话,对我当时的丈夫都不敢讲。这是后话。

度过那段日子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幼的朋友郭言和孙文冬。

那时,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往孙文冬家跑一趟。孙文冬是我中学时的学生会主席。从她的丈夫李观承那里,我可以听到很多对“四人帮”不利的小道消息。那些消息似乎成了强心剂,让我对未来的日子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只要“四人帮”得势,我就永无出头之日。

李观承告诫我:“不要在两个以上的人面前讲话。”我吃过一堑,总该长出一智。“文革”的教训,使我不敢再似以往那样口无遮拦。

在我的逆境中,拍电影时的小伙伴郭言给予了我莫大的理解和安慰。我永远记得她对我说的:“记住!时间是最好的淡化剂,一切都会过去的。”“如果有一个法庭的话,我可以为你去辩护,告诉人们:大渝是个好人。”

当心里憋闷得无法承受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我还必须到郭言家去一次。她是个可以任我发泄而不会揭发我的人。

小时候的郭言是个胖胖的女孩,感情细腻,文笔不错。她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北京育才学校当教员不久,“文革”就开始了。

郭言的父亲郭大同任职旅馆业,有个弟弟在台湾。解放前,郭伯父为共产党北京市委做过地下工作,按说是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有功之臣,但在“文革”中这竟成了他的罪名,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被迫迁回山东老家,郭言姐弟顿时成了“黑五类”的子女。郭言的母亲是妇联干部,去了干校,偶尔回京休假,料理家务。妹妹郭谨和小弟郭谦也发配到了外地。一家五口,天各一方。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享受过美好的青春。有一次我又去看望郭言,她正在和母亲闹别扭。导火线不值一提:郭伯母给郭言做了一件新衬衫,只是因为钮扣的扣眼缝得横竖不一,郭言就坐在那里流眼泪。郭伯母自然觉得很委屈,让我劝劝她。我对郭伯母说:“钮扣只是个借口,她哭的根本不是钮扣。她想哭,您就让她哭一场吧!”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偌大的中国,我们的生活,哪里还有少年时代梦想的“鲜花和阳光”?我能劝郭言些什么呢?难道我能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像《列宁在十月》里的瓦西里似的?难道我能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么?”像英国诗人雪莱似的?

我什么都不想说。那时的中国,平民百姓小人物的意见没人理睬,人民并不当家做主。我的一句牢骚:“以后在每个人的嘴上都安个拉锁,吃饭的时候拉开,不吃饭的时候关上。”竟也被揭发,成了逆耳的“反动言论”,为此吃尽了苦头。我得学会做一个沉默的人。我不必在郭言面前去说那种“天凉好个秋”之类违心的废话,所以,只是默默无语地陪她坐在那里。想着我和郭言从五十年代一起走过来的日子,想着我们的期盼、奉献、失落和渴求,想着生命的卑贱、荒废、无助与无奈,我也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哭我们的民族,哭我们自己。

多少次了,我们常常是一言不发,很久很久地坐在那里。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我的处境好了一些,当然只是“落实政策”而已,我并无资格脐身于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骨干队伍之列。每次开完大会,我即刻自动退出会场,省得等人家宣布“骨干留一下”的时候再讪讪离开。

在我没当“反革命”之前,“四人帮”曾经指示:“播错一个字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直播本是一种精神高度紧张的劳动,没有一个播音员会无端拿自己业务上的信誉,拿严肃的播音工作开玩笑,故意制造播音差错的。“四人帮”这种对播音员不信任的所谓“指示”,除了凭空增加播音员直播时的紧张情绪之外,没有任何益处。我听了传达以后曾私下议论:“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哪能一点毛病都不出?我不能保证直播时一个字都不错。要是说‘播错一个字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那我只好不忠了。”这不过是有些情绪化的怪话,而且并非毫无道理。但这句话也被揭发出来,成了我的“反动言论”之一。所以,虽然“落实政策”,我被允许参加些一般的播音工作,不过也只是录音播出的小节目而已。我属于控制使用的对象。

虽然“落实政策”以后,我的处境有所好转,但“四人帮”仍在台上,我的“炮打”问题毕竟是个抓在人家手里的“小辫子”,还得处处小心做人才是。

从出生以来,我家兄弟姐妹六人的名字,都以“大”字居中。在户口本上,我的名字一直是吕大渝。近年来,每当看到我的中国护照上的名字变成了吕达渝,心里就不是滋味。“文革”中的一件啼笑皆非的往事总会浮现在眼前。

在我当上“现行反革命”以后,小弟大谷也出了事。他初中毕业时被分配到首都钢铁公司迁安铁矿当了装卸工。不久,小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还说他是“情报部长”。

才十五、六岁的小弟聪明手巧。他做个沙发、打个立柜。盖个厨房、裁个衣服、当个大厨、捞个鱼虫,绝对绰绰有余。更难得的是,在那“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里,小弟居然还一直跟着好同学杨道林的父亲、名中医杨济生学中医,背“汤头”。杨大夫过世后,他仍然持之以恒,终于以此改变了自己装卸工的命运。如今,小弟已经通过了国家考试,在北京交通医院正式行医,成了一位中医好手。

但是,我的这位大谷小弟对政治却毫无天分。况且,当时指控他是“情报部长”的证据,竟然只是我家从新华书店买来的一本《情报术》。

虽然小弟已经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但我仍然不相信对小弟“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指控。

我没有向“组织”交待小弟的所谓“问题”。我交代什么?说小弟是“反革命”,我得昧着良心信口雌黄。说小弟不是“反革命”,我得给自己再招来一顶“包庇反革命”的帽子。我选择了沉默,企图“蒙混过关”。当然,我生怕在一次次开会宣读公安局判刑名单的时候,出现了“吕大谷”的名字,整日惴惴不安。

从中央电视台初创以来,播音员一直处于紧缺状态。“文革”中,得让“工农兵占领舞台”,选择播音员的视线自然移向了工厂和农村。有一阵子,突然传说要把一个首钢的女播音员调到电视台来。我顿时坐卧不宁。小弟已经遭到批斗,在首钢,他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消息应该人所共知。以后,万一调到电视台的首钢“工人阶级”因为看到吕大渝的名字而顺便问起吕大谷时,我可就太被动了。

那时,正逢全国人口普查,没有任何繁杂手续就可以自由地更改名字。这个宽松的规定,可能是为了照顾那些想改变具有封、资、修色彩名字的人士而为,于是我便钻了空子,想在那位“工人阶级”来台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改了名字,不致使小弟的问题再给我招来新的麻烦。

当派出所的户籍人员来到我家做人口普查的时候,我就要求把吕大渝改为了吕达渝。只是在我名字中间的“大”字下面加个“走之”,把“大”改成“达”而已。自那天以后,我户口本上的名字就变成了吕达渝,出国护照也跟着户口本写成了吕达渝。

虽然我机关算尽地改了自己的名字,不过,首钢的“工人阶级”最终并没有调到电视台。空忙了一场,到头来,我只落得一个护照上不伦不类的吕达渝,连我自己都不觉得那是属于我的名字。

我自幼就热爱集体生活,喜欢和朋友在一起。但是,被打成反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伤害了我和一些朋友之间的感情,有的已是阴阳隔绝,今生今世都无法弥补,成为了终天之憾。

有一天,电视台“战斗团”又在前厅“抓革命”。我那时是可以参加这种批判大会的。可能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我的身体一度非常虚弱,心跳气短,极易疲倦。趁人不注意,我又溜进了闲置的“中播”,藏在黑洞洞的幕布后面睡大觉。

不一会儿,又溜进来了两个人,一位是美工组的小马,另一位是放映组的大个儿。她们自然不知道我也在“中播”,于是就放心大胆地聊开了天。只听得当时可能在专案组工作的大个儿对小马说:知道吗?大渝的弟弟是反革命,首钢都已经把小报寄来了。可大渝没向组织交待。又听得小马回应:大渝也真够呛,怎么能不向组织交待呢?她又找挨斗呢!

我一声不出地躺在幕布后面把这段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好似翻江倒海。在我被打成“反革命”前,她俩都与我私交不错。特别是小马跟我更加接近,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还曾为我画过一张油画肖像。在那漆黑的“中播”,我深深体会到“墙倒众人推”的世态炎凉。

我是个“记事”的人。别人对我的爱护我会铭记心中;别人对我的伤害我也难以忘怀。当然,对伤害过我的,我的个性绝不会泼辣到让人当面下不来台。我可以不予追究,但我却装不出像往昔那般没有隔阂。

后来,小马得了癌症。我一直犹豫着是不是要去看望她,我们过去毕竟是朋友。一是为我当时“反革命”的身份,再是我对她在“中播”黑暗中那场与大个儿的对话始终不能释然,我一拖再拖,直到她去世了我都没能成行。我是不是过于狭隘?我有些后悔。

“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小马是个独生女,父亲已经在“文革”中去世。她在身后留下了孤独的老母和一个领养的儿子。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终于在小马故世后去了她家,但是,小马的丈夫老苏对我很不谅解。他说,人活着的时候不来,死后再来还有什么用?我想,小马在弥留之际一定留恋过以往一切美好的人和事。她一定也想起过我。我只对老苏说了一句:“大家都不容易。”就没再解释什么。人已逝去,一切恩怨都不必再提了。

听了小马和大个儿的对话,我没有料到首钢已经把批斗小弟的小报寄到了电视台。当权者为什么没有向我摊牌呢?是在等待我“主动交待”吗?他们打算如何处理我呢?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只因我当时过于年轻,牢骚太盛,致使政治找到了我的头上。我实在不愿意再一次被推到政治的风口浪尖去受煎熬。我忧心仲忡,茫然不知所措。

但是,中国文化讲究气节。“文革”中,我看到过人们私下对“反戈一击”举动的轻视。我的处境已经很糟,假如我再没点气节,连我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更何况他人?我始终引以为做的是:在任何压力下,我都挺了过来,从来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而乱咬过任何人,哪怕是整过自己的人。

前思后想,我还是无法相信对小弟“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指控。我仍然采取了保持沉默,听天由命的态度。

后来,掌权派并没再为小弟的事情来找过我的麻烦。思来想去,我终于茅塞顿开,似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对小弟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指控离谱太远,可能连他们都不能相信我那位尚未成年的装卸工小弟是块当“情报部长”的材料;加之造反派正处于分裂成“总部派”和“整风派”的过程之中,同室操戈,已经无暇“痛打落水狗”了。

政治斗争的形势,变幻莫测。正如《红楼梦》里甄士隐在《好了歌》里唱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文革”早期,作为群众,虽然赵忠祥夺权、掌权,“造反”了一段时间,但他也不是赢家,后来,也成了“阶下囚”,坐进了“一零一”房间,日子也很不好过了一段时间。“一零一”就是把我打成“反革命”,被勒令交待“反动思想”的警卫哨位旁边的那间办公室。

那是“文革”中期抓“五·一六”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被一位任党小组长的复员军人叫到电视台前厅问话。因为我并不是“依靠力量”,所以对赵忠祥被“揪”的来龙去脉,并不知情。那位党小组长开始对我还和颜悦色,因为我们原来都参加了保守派“过大江”战斗队,关系曾不错。他说,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攻击”了周总理,我当时在场。他叫我揭发赵忠祥“反对周总理”的罪行。

不管历史最终对周总理如何评价,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我和北京老百姓在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的时候,真有“天塌了”的感觉。那时,我是不会容忍任何人攻击周总理的。

赵忠祥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攻击过周总理。就凭当时我们是对立面这个事实,就是有这种话,他怎么会跟我说?

我对那位小组长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小组长说:“当时大段也在场。”大段是广播学院毕业的摄像师。

我说:“那你怎么不去让大段揭发?”

小组长又说:“你好好想想赵忠祥当初是怎么整你的?”

我急了:“那也不能因为他整过我,我就造谣呀!”

小组长翻脸了:“你站在什么立场上?”

我也跟他拍了桌子:“实事求是的立场。你敢把大段找来,咱们三头对质吗?告诉你!我不是党员,党纪管不着我,但我是公民,如果真有那么回事,我可以受国法处置。”

我火冒三丈,二话不说,扔下那位小组长,连门都没敲,就闯进紧挨着女厕所的“一零六”党支部办公室大喊:“管不管你们的×××了?有他这么说话的吗?”那屋子里坐着七八个头头,正在开会。我把事情经过嚷完以后,也不等他们表态,又二话不说,摔门扭头就走了。

不知道那一屋子“丈二和尚”在我走后说了些什么,好在那时文艺播出部登场掌权的又换成一些保守派的党员和复员军人了,后来倒没人再对我提及此事,也没人再来找我揭发赵忠祥了。但我却十分后怕。我都落得这步田地了,怎么还是这种不管不顾,火一点就着,连天王老子都敢得罪的脾气?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总干这种行动走在大脑前面的事呢?果真“江山易改,杂性难移”吗?我早晚还会为自己的个性招惹麻烦。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上层存在着政治斗争,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和白宫,互揭丑闻、吵吵闹闹,绝对天经地义,倒是安定团结、保持一致,显得不够正常。但是,不管闹得如何不可开交,哪怕像台湾的“国民代表大会”或“立法院”那样破口大骂、大打出手,纵观世界也绝没有一个地方似中国的十年“文革”那样,把全国数亿人口都卷进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上层权力斗争中去,致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都受到了灾难性的影响。

所幸的是,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已经成为历史并有所定论。如今,中华民族终于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稳步地走过了二十年。

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年之际,海内外华人以及报刊。杂志纷纷温故而知新,推出了关于“文革”的记事和言论,为的是记住历史,珍惜今天。

那年春天,当英国《天下华人》杂志总编辑吴真谛向我问起“文革”年间赵忠祥把我打成“反革命”的情况时,我曾对她说,如果以今天的认识去回顾群众在“文革”中的往事,会有失客观。重要的是认真反思,让类似的情况不再发生。

三十年过后我扪心自问:假如当年那张纸条是别人写的而被我拿到,我会不会上交给掌权的对立面?我不会。答案是肯定的。鉴于我那时对中央文革的反感和派性,我或许会把它悄悄销毁,并不去和当事人说明,因为毕竟是我未经许可,私自到别人的小花篮里去拿了东西。或许,我会让当事人自己销毁那张纸条。从好处着想,我是提醒她多加小心。从私心上讲,我是出于派性,向她表功,强调我的义气。但后者的弊病是当事人觉得有小辫子抓在了我的手里,心存芥蒂,并会认为我是个私自拿取别人东西的人。

从过去到现在,我对那位室友始终是谅解的。据我所知,她是旗人,祖上可能有过满族人关后的风光,后来,家道中落,她的父亲似乎做了协和医院的看门人,属于那时常说的,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的一类。以她当时的年龄、阅历和水准,在毛主席已经被神化,以及“文革”之中一片“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的政治舆论的冲击下,她必定认为交出我写的纸条是在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正确的革命行动。

只有曾亲身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才有可能以彼时彼地的政治氛围去看待当年的大多数群众,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毛泽东何以能使亿万中国人在“文革”中疯狂地追随于他。

正因为我对那位室友的谅解,即使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都从未再向她提及过她对我的揭发,反而曾为她开脱。早年,电视台文艺播出部的张木匠与我和她的关系都十分友好。我们又同属保守派。张木匠还为我做过一个长约一尺精致的小木箱。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以后,有一天,我们在电视台前厅聊天,张木匠突然向我当年的那位室友迸出一句:“你好?你那个时候揭发人家大渝!”我的前室友顿时张口结舌,难以下台。我立即主动为她解了围。

虽然我喜欢朋友,即使够不上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就算是一起共过事的老同事,几十年下来,也应该比常人多上一层亲切之感,更何况日出同工作,日落同歇息的室友。但是,每经历一次人生磨难,就像“大浪淘沙”一样,我就会失去一些朋友。如此,对至今仍能做朋友的人则倍感珍贵了。

记得从广播学院回到电视台的第二个夏天,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宿舍突然臭虫成灾,也不知为什么,臭虫只咬我一个人。一连多少个夜晚,我的室友可以安然入睡,我却被折腾得疲惫至极。大家说,因为我的血是“甜的”,所以蚊子、臭虫。跳蚤都喜欢叮我、咬我。有一天,我又被咬得苦不堪言,掀起枕头一看,哇!密密麻麻,大的像黄豆,小的像针尖儿,臭虫满视野。我的室友说:“要不,你跟我一块睡吧。”奇怪,我挤到了她的那张单人床上以后,臭虫也不来了!我这才睡上了一个多日来的安稳觉。后来,不知用了多少壶开水,我才把臭虫消灭了。

但是,我怎么能够料到,四、五年之后,因为一张我给江青提意见未遂的纸条而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导火线,恰恰是曾与我一起进行过“臭虫大战”的室友点燃的呢?如果不是因为“文革”,我和初出道时的那位室友,都是在刚刚摘下红领巾不久的年龄,就走进了电视台,一起步入青年,走进中年……肯定会保持长长久久的友情,哪会像今天这样,她几乎已被我从记忆中抹得干干净净。

三十年过后我们心自问:假如我当年是个造反派,也夺了权,成了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的人物,有人交来赵忠祥写的一张对江青不恭的纸条,我会不会也把赵忠祥打成“反革命”?我想我是会的。如果外部事件也把我逼到必须被动地作出抉择的墙脚,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在中国“极左”思潮盛行和派性作怪的社会大背景中生活的普通人,我别无选择。否则我将以“包庇反革命”的罪名与他同归于尽。因为我毕竟不是遇罗克和张志新,还没有那么清晰深刻的见解,使我坚守信念、义无反顾。

或许,在我假如不得不把赵忠祥打成反革命的过程中,我会心慈手软,我会有所顾忌。在不予人口实的前提下,我会网开一面,对他多加关照。毕竟我们在中国社会尚且正常的年代里,在中国电视事业初创的岁月中曾并肩走过一段充满朝气的时光。

从过去到现在,我对赵忠祥始终是谅解的。我被“揪出”之后,坐进了“一零一牛棚”。有一天,赵忠祥独自走了进来,和颜悦色地安慰了我一番,已完全不是主持“揪斗”我的大会上的面孔了。我很清楚,以他当年文艺播出部第一把手的身份,对我进行批斗、进“牛棚”以及监督劳动的一切安排,均是他的决定或首肯。但将心比心,我觉得他当时会有些恻隐之心,也会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文革”以后,我和那位后来成了中共党员的前室友仍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她是我那段“现行反革命”生涯的始作涌者,但她从没对自己的作为表达过一字一句的歉意。我们已形同路人。如果她能在日后向我说一声“对不起”,如果所有在“文革”中,进而在整个人生中做过错事、伤害过别人的人们(这其中也应该包括我自己),能正视掩盖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类自身的不足并予以反思和忏悔的话,或许,我们的民族会变得更加成熟,我们的世界会显得更加美好。

《天下华人》中“文革三十年”专栏的那篇文章在谈到毛泽东对“文革”的灾难“固然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以后说,“但全民族劣根性、动物性的大暴露,却不是他的过错。”文章还说:“我并不想指责谁,只想让人们了解和记住那些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可怕的真实。只有了解它,记住它,才可能防止它。”

近年来,当我一次次读到发生在中国的“反右”、“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等人为的政治运动的内幕以及由此给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的时候,痛定思痛之际,不禁想到,今后,如果再有此类上层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冠以“革命”的名义,并以强大的组织力量和社会舆论,以排山倒海之势压来,又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候,亿万中国人该怎么做呢?

历史不应该再重演的。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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