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两地书
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的宗旨是介绍古今中外杰出的或普通的人物。栏目名称受瞿秋白《海上述林》的启发而定。这是画家范曾的建议。
成为人物组的编辑后，清晨，我常独自带上一杯水、一个面包，走进机房，直工作到夜深人静，技术员来锁门下班，我仍余兴未尽。虽然整天关在机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但在编辑机上亲自动手剪接节目，给了我无限乐趣。我从不觉得寂寞。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六日，美籍华裔科学家王赣骏博士，搭乘“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行了太空实验室三号科学实验，成了第一个华裔太空人。此后，海峡两岸政府都争相邀请王赣骏访华。
王赣骏生于江西，长在上海，四十年代末去了台湾，读完中学又到美国接受大学教育，从此居留美国。面对着海峡两岸的政治现状，他把自己比喻为“父母失和的孩子”。
与王赣骏一起到中国大陆访问的还有他的家人和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也就是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太空物理科学家李杰信博士。
虽然王赣骏一行七月五日到二十日在中国大陆访问的日程已经敲定，但我正埋头于《达尼埃尔·吉沙尔》的制作，对那一切毫不关心。因为我学生时代的物理成绩只勉强及格，成人后也没能培养出任何兴趣，所以我的采访对象从来少有理工类职业的人物。这样，就算我那时并不忙于节目的后期合成，而正在考虑新的采访选题，也绝不会选择太空科学家。
大约七月四日中午，同事胡琤和付思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径直朝我走来。胡琤神秘兮兮地问我去过西安吗？我说“没有”。他又问我去过桂林和杭州吗？我的回答仍是“没有”。
调到专题部以前，我的工作地点几乎只是演播室，少有去外地出差的机会，所以，胡琤问的几个地方，除了苏州和上海以外，我都没去过。又高又黑又壮实的胡琤笑眯眯地像个“无锡大阿福”。他超乎寻常的“和蔼可亲”令我觉得准有“阴谋诡计”。他问我：“想不想到这些地方去逛逛？你跟我们一起去玩一趟，什么都不用操心。”虽然我和胡琤他们平时挺“铁”的，但天下哪有这样轻而易举的“兔费午餐”？他和付思满脸“坏笑”的模样实在令人起疑。我说：“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实话实说吧！”
胡琤和付思那时还都是三十刚出头的“大男孩”，对航天飞机特别感兴趣，而我们的组长王元洪又是个多年的“飞机迷”，他俩想跟拍太空人王赣骏一行访华全程的选题自然得到了组长的大力支持。不料，当他们兴冲冲地去航天部外事司联系工作的时候却碰了个“拒拍”的钉子。
航天部对王赣骏一行访华的活动作了周详的安排。虽然他们七月五日抵达的那天，新华社和北京各大报刊、杂志、电台和在京的香港记者都齐集机场，场面非常壮观，但惟独没有中央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
新闻部时政组拒绝航天部外事司提出拍片要求的理由是，按照中央电视台的规定，只有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才能享受拍片待遇。而这次的海外来人显然没有一个够得上级别。至于与台湾方面接待王赣骏规格的较量，自然不是时政组的考虑范围。
我当然不清楚航天部外事司在与电视台时政组联系拍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快，但我却知道中央电视台某些人的“老大”作风，多年来曾使很多兄弟台的朋友们颇有非议。
我后来熟识的航天部国际司司长张际庆以及工作人员陈雪明、江燕和陈中青等都是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受到了特别无礼的待遇，想来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火气，以至给兴致勃勃前去联系工作的胡伊和付思当头泼了一盆凉水。
外单位并不清楚中央电视台还有新闻部及专题部之分。胡琤和付思显然是代人受了委屈。如果换了我，遭到如此冷遇一定会觉得“正合我意”。我将二话不说，扭头就走，回到台里，向组长禀报一声“人家不接受采访”，仍旧编制我的《达尼埃尔·吉沙尔》去了。
但是，“心想事成”这句中国人爱说的老话，在胡伊和付思身上果真得到了应验。付思平时就是个“机灵鬼”，据说，在吃了航天部的“闭门羹”之后，是他在情急之中，一脸无辜地宣称：“不是我们要采访。这是吕大渝的选题，她今天有事，我俩是来帮她联系工作的。”
胡伊和付思对航天飞机的痴迷，使我想象得出他俩在遭拒后仍死乞百赖、软磨硬泡、百折不挠的功力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笑容可掬的风度。面对一天之内中央电视台两种截然不同的“嘴脸”，航天部国际司的“老九”们想必也大开了眼界。他们被胡步和付思不完成同事吕大渝“拜托”之事绝不罢休的认真态度所“蒙蔽”，作出了“研究研究，下午三点以前再给答复”的决定。于是，为了圆谎，便发生了胡琤对我“什么都不用操心”，只是跟他们到那些旅游胜地去逛一逛的动员了。
“救场如救火”。事情已然如此，我自然得成全他俩才够朋友。那时，还没有“公费旅游”的风气，于是，我暂时放下了《达尼埃尔·吉沙尔》的后期制作，认认真真地和他俩一道干活去了。这一去整整两个星期。
中央电视台是得到全程跟拍待遇惟一的新闻单位。那次，我们拍摄了王赣骏一行在北京、西安、桂林、苏州、杭州和上海的全部活动。回北京以后，我和胡伊分头撰稿和后期制作，编辑出的三集电视片《故乡行》，还在全国优秀专题电视节目的评选中获了奖。
我没有料到，这次“救场”竟成了我去国的导火线。我更没有料到，导致我离开中国的恰恰是在采访开始以来，始终没有引起我注意的李杰信。
显然，太空人王赣骏是那一行五人中公众瞩目的焦点。正值暑假，王赣骏的妻子冯雪平及两个还在读中学的儿子随行到中国来走一遭顺理成章，而李杰信同来的目的着实会使不明就里的人们忽视他的存在。
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东北牡丹江的李杰信，祖籍沈阳，幼年在清源和抚顺成长。那时，他在国军中担任军医的父亲是个国大代表。一九四七年林彪攻陷四平以后，又在十一月二日打下了沈阳。大凌河结冰时节，李杰信的母亲果断地作出了全家离乡南撤的决定。于是，正在满街死人堆里捡子弹壳，玩得不亦乐乎的李杰信，与大哥、大妹和还在褪褓之中的弟弟跟随着父母开始了整整一年的徒步逃难，沿途生活的狼狈和拮据可想而知。一次，不知他父亲从哪里搞到的一点猪油拌白饭，竟成了李杰信童年记忆中最美味的佳肴。他那年才五岁，在茫茫的东北大平原上，常常跟不上家人的脚步。远远望去，他只是一个小黑点，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一路上，全家靠着父亲自制的路条混过了沿途的盘查。“公章”是用萝卜刻成的。次年四月下旬他们走过了长城，直至大雁南飞的时候，才在秦皇岛搭上一段轮船抵达了上海，并赶在国民党政府一九四八年初冬南京撤退前，路经湖南、江西到达了贵州的图云关。一九四九年九月等到船票以后，一家人便从广州上船去了台湾。
从三十多年前，李杰信与兄长及弟妹陆续前往美国深造以来，现在，全家人已全都在美国定居了。
战乱中，李杰信一家从祖籍东北到海岛台湾大迁徙的重大决策，竟然是由他的母亲，一位家庭妇女作出的。
多年前，李杰信尚在人世的父亲问及妻子为何作出如此重大的抉择时才得知，她当年的决定，不过是一位聪明的母亲最本能的考虑。李杰信母亲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不出来，小孩子念书怎么办？”
如今，这位母亲的五个子女，都受到了高等教育。李杰信的大妹是电脑硕士，两位兄弟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自己除物理博士之外，还在几近知天命之年，仅以一年时间又攻读了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管理学院SloanSchool的硕士学位。
虽然李杰信一家去了台湾，但他的父亲仍然惦念着东北的老家，惦念着爷爷的坟冢。
一九七九年初冬乍寒，李杰信受父亲之托，回沈阳老家看看。那次，他见到了二叔家五个都当了工人的堂兄弟，也找到了曾祖父完好的坟家，那掩埋在小丰满发电厂的高压线铁塔背后而躲过劫难的祖坟。
自五岁背井离乡，三十二年之后首次的返乡之旅，李杰信拍下的三百多张故土的人物肖像，竟使他回到美国以后心绪不宁。望着那些没有笑脸的人物肖像，李杰信三个多月没怎么讲话。说他心中翻腾着中华民族的百年苦难，说他心中汹涌着再造中华民族辉煌的梦想，都有些像报纸上的官话。总之，他就是三个多月没怎么讲话。
李杰信三个多月沉默的结果，是后来在南加州出现了一个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协会由与李杰信背景相同的华裔学者、专家组成。李杰信担任了会长。副会长是梁佩路。骨干成员有陈介中、周传钧、梁汉宗、李素琴、林同坡、余家煜、李隆生等。
中国知识分子，自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号，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救国的主张，但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才终于打开了国门。此刻，仍秉持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信念的一群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成员们想做些实事了。
航天科学是美国的强项。多年来，被称为NASA的美国太空总署，有个“零星搭机”计划，其目的是开发全世界青少年的智力。在每次航天飞机飞行时，把空余的舱位廉价开放给各国的青少年，让他们进行航天飞机科学实验。当时，世界上已经有二十一个国家的青少年加入了这项太空计划，甚至包括了国力并不雄厚的印度都有学生参与活动，而中国的孩子们却没有机会。
李杰信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那里是NASA的飞行实验中心之一。“科普协会”选择了NASA的“零星搭机”计划，作为在中国促进科普的切入点。他们把活动的名称定为“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他们认为，使一、两项科学实验上天不过是个手段，而选择哪一、两项实验的过程才是目的，因为动员全国青少年提出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报告的本身就是个科普的过程。
报国总得有门，而人脉又是当今中国成就一项事业的重要条件。李杰信所以成为了那次王赣骏一行中的成员，甘愿做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色，实际上是受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华裔学者们的委托，前来为中国青少年参与美国“零星搭机”计划铺路的。
摄制小组除了胡伊、付思和我以外，还有技术员车临。在北京紧张的采访中，摄像机的镜头始终对着王赣骏，我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李杰信的存在。
结束了北京的采访，在飞往西安的途中，付思的座位恰巧与李杰信紧邻。
对海外的中国人来说，与一口“京片子”的北京人聊天，有时真跟听相声似的，不失为一种享受，更何况《人物述林》组的小伙子们几乎都是“侃大山”的能手，工作完毕，扎堆聊天，天南海北，言之有物，个个“才华横溢”。
曾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的付思在飞机上与李杰信的一通神聊，不只使李杰信大饱耳福，也使他对我们格外关注起来。
抵达西安以后，我们的摄制小组放下行装便立即像往常一样出去“侦察地形”，并扛回了一个黑籽红瓤的甜西瓜，付思还热情地请来李杰信一起吃瓜。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电视编导，对每一个节目都不敢掉以轻心，而《故乡行》又是在根本没有考虑片子结构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开拍的，我担心回到北京交不出高质量的节目，所以，虽然我知道此行所到之处都是旅游胜地，但毫无旅游的轻松心情，直至抵达西安，我与胡伊及付思商讨完三集专题片的结构，又结束了对王赣骏的访谈，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我们的摄制小组充满活力又十分友爱，确实是个吸引人的集体。我一贯主张工作的时候人人竭尽全力，都把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至，而休息的时候，则轻松随意、无拘无束。
胡伊他们并没有把李杰信当作“外宾”，也没再把他称作“李博士”，而直呼“老李”，就像对待年长的同事一样，甚至在李杰信面前并不刻意回避满嘴花哨的“国骂”口头禅，听得李杰信经常开怀大笑。
“老张”、“老李”之类的称呼，在台湾，只被用来称呼工友、店员或传达室的门房等员工，而李杰信却十分理解在大陆被称为“老李”所意味着的亲切和信任。他曾感慨地说，丰富的物质生活有时如同嚼蜡，你们这样才是真正在生活。他还说，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能像你们一样努力工作，中国还能不强吗？
自从请李杰信吃完了西安的大西瓜以后，每天的行程结束，不论我们是检查一天的录像质量还是凑在一起“侃大山”，虽然李杰信一直很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直至有一天他从大雁塔兴冲冲地归来。
那天，我们正在西安的宾馆里录制我与王赣骏的对谈，李杰信从外面突然窜了进来，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向大家报告：“我看见大雁塔啦！”他说，他过去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大雁塔，今天终于见到真的了。
一个古迹竟能让一个人兴奋到如此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自此，李杰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感触颇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既为自己对大雁塔等中华历史文化精髓的无动于衷而深深自责，又对李杰信那种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故土深深眷恋的情怀有所领悟。后来，《故乡乡》第三集解说词的结束语，“古往今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总是忘不了自己的根，忘不了这块土地”，就出自我那次感受。
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李杰信就没有忘记他此行的使命。在北京，他与航天部国际司陈雪明首次提及了开展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的设想。与我们熟识起来之后，他又把促进中国科普的愿望，告诉了我们。
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中国能够繁荣富强？哪一个中国人又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将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我们都热情地希望中国能成为世界上第二十二个参加到NASA“零星搭机”计划中的国家。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为了真正达到科普的目的，我们建议李杰信要充分意识到媒体的威力。于是，除了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和中国宇航学会以外，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和《科技日报》等单位，日后都成了两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的主办单位，为发动中国青少年参与活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王赣骏到苏州扫墓和去杭州游览的时候，李杰信没有与我们同行。他得去南京大学做一个演讲。
在杭州下榻的那天晚上，摄制小组像往常一样又聚集在胡琤和付思的房间侃开了“大山”，我突然一反常态，失去了兴趣。我退出了正热闹着的“侃大山”行列，回房休息去了。刚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起来，居然是李杰信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
人生竟如此神奇，仿佛冥冥之中有位神明在指示着我必须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特地去等待李杰信的这通电话一样。
此行，得知李杰信将离队单独去南京讲学的消息，我便打了电话请江苏电视台代拍素材，并请李杰信将素材带回。虽然李杰信是以此作为由头给我打的电话，但是，一个人生地疏的海外来人，竟能如此准确地在我们刚刚住进的饭店找到我，令我十分惊讶。李杰信在电话里说，那个晚上，他一定要设法找到我。不用说在一个多小时的长途电话中他还会和我聊些什么，单是这一举动，一切则不必言传，我已读懂了他的心意。
两个星期来，李杰信和摄制小组的伙伴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每天晚上，在胡伊、付思的房间审看一天所拍的录像带时，他总和我们在一起。大家一边紧盯着监视器的屏幕，一边听着胡伊和付思的“对口相声”。那是一天最轻松自在的时光。
最后一站是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招待会后，第二天，王赣骏一行就要回到美国去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晚上，我们仍像往常一样，在胡琤的房间里审看素材。李杰信买来了啤酒、饮料和零食，有点“告别宴会”的意思。这是李杰信在中国最后的一个晚上。黑夜过去，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他就要走了。
或是儿时在泰国家中窃贼入户的无助和恐惧仍深藏心底？或是幼年母亲在泰国家中落寞心情留给了我太深的印象？那时，她常哼的是一首曲调悲伤的东北民歌。成人后，虽然我已经生活在了自己的土地上，但异乡的生活常常被我想象得十分苍凉。于是，我总把海外中国人的心境想象得失落和寂寞，就像母亲悲凄的《月牙五更》一样。我为李杰信将重返异国感到忧伤。
我知道，人们怀念一个地方，常常是和那里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回到洛杉矾以后，李杰信在给摄制小组的信中说：“就是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朋友，去中国才像回家一样。”
在最后那晚的聊天中，李杰信说，在美国，如果变动工作能使事业有更好的发展，人们是绝不肯放过那个机会的。他问起我何以不接受深圳的聘用？
原来，早在我满脑子正焦虑着节目结构的时候，李杰信已经从付思那里知道了我的婚姻状况。他对付思夸赞我们摄制小组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愉快的工作气氛，但付思告诉他，别看大伙表面上都这么高兴，其实，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苦经。历数到我的时候，他知道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原因。付思还告诉他有人想聘请我去深圳工作，但我没有答应。
确实存在着深圳新技术发展公司到北京聘我之事。如果十三、四年前我接受了聘用，我大约就是中国早期“下海”人士的一员了。
回答李杰信的问题时，我如实谈到了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现状。我的儿子刚刚进入北京五中，我的女儿是我的校友，在我小时候读过的府学胡同小学上学。儿子也在那里上过小学。我说，他们现在都是北京市重点学校的学生，我不受聘的原因之一是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时的深圳刚刚从保安县农村拔地而起，教育质量一时还不会赶上北京。
审看完工作录像带，时间已经很晚了，各自回房休息。在走廊上，李杰信问我：“我们能不能通信，你告诉我你的经历，从你出生写起。”我答应了。
我怎么能够不答应又将回到异乡的李杰信的愿望呢？他已是我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我也深信自己将是帮助他实现“促进中国科普”梦想的一个很得力的人。
此后，在马将军小院，我开始了“两地书”的日子。夜深人静，往事浮上心头，落在笔下。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往来的信件加起来大约有五六百封。正如李杰信所说，我从出生开始写起了自己的故事，那与中国大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故事。
母亲知道我在与李杰信通信，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向我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问问李杰信，他的父亲是不是叫李亚伦？”母亲说，她有个亲戚叫李亚伦，好几个孩子都在美国当博士。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抢白了母亲：“李杰信是李杰信，李亚伦是李亚伦，你想什么呢？”当时，我实在没有把母亲的问题放在心上。
一九八五年圣诞假期，李杰信重返北京，参加签字仪式。《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在各方的支持下，终于开锣了。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孙家栋以及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会长李杰信分别代表中美双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好几家新闻单位也都是活动的主办单位。
后来，中国的中学生们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活动中，分别提出了九千份和八千份太空实验方案，经过各级专家、学者的评审，选出了上天实验的四个项目。期间，在那些可敬可爱的教师和学生身上，发生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啊！
《中国青年报》记者俞敏和新华社记者陈志强等，都对那次科普活动充满热情地进行了系列报道。当一九八七年七月举行第一次颁奖大会的时候，俞敏在发言时，还流下了感慨万分的泪水。
为中国青少年做些实事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为了研制入选方案的设备，航天部511所所长柯受全、工程师金询叔、冯伟泉和于东波，默默地付出了许多心血。
协议签字以后，我和胡琤搭档，对李杰信进行了专访。我们是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号召孩子们参加这项科普活动的。
在访谈中，李杰信把走出了“四人帮”阴霾的中国，形容为一辆在寒冬中抛了锚的公共汽车。他说，夜深了，车上的人都下来合力推车，使车子重新开动起来，大家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
这个比喻，出自一九七九年李杰信第一次回国探亲，与堂弟李杰正在冬夜的一次经历。
采访结束以后，李杰信向我提出，播出前，能不能打个电话通知他在沈阳的二叔收看节目，因为他在谈话里提到了二叔的儿子李杰正。李杰信的二叔名叫李雅各。
我答应李杰信通知他的二叔收看节目，并随口说了一句：“真巧！我妈有个亲戚也叫李雅各。”
母亲认识的李雅各是基督教牧师，住在沈阳皇姑屯。
李杰信奇怪了：“沈阳做基督教牧师的只有一个人叫李雅各啊！”
我说不清楚母亲认识的李雅各究竟是位什么亲戚，于是，我请李杰信去了马将军小院，亲自向母亲打听。
母亲从她的小柜子里翻出了一张我从未见过的家谱，李杰信和他全部家人的名字竟都跃然纸上。我的名字也在上面。
在那张家谱上，四、五代以前一位叫王明的老先生名列首位。他是一八七六年春天，从原籍山东省安邱县高家庄逃荒到奉天小东关的。奉天就是今天的沈阳。
老先生三子的女儿王氏是李杰信的祖母，而我小名叫秀云的母亲是老先生四子那一支的后代。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要我问问李杰信，他的父亲是不是李亚伦。原来，就在我嘲笑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认定那张家谱上的“李杰信”与我认识的李杰信就是同一个人。
人世上的事情竟能如此巧合。如果有一位作家编出了相同的小说情节，准有人批评他的杜撰过于虚假，但这却是发生在我生活里的真实故事。
李杰信后来在信中谈起那张家谱时说：“虽然我说过，我们好像认识很久很久了，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的缘分竟是几代以前就已经注定了的。当我在那张图表上赫然看到我的名字时，真难以用语言形容我内心的震撼！”他说：“在那张纸上，我的名字在我认识你的许多年前，就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度过人生的岁月。”
在我们像几辈子的朋友似的书信来往中，虽然李杰信关注着我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和烦恼，但是，毕竟由于制度和环境的不同，他常常会为我出些像“天方夜谭”一样的主意。
我在中国生活的年代，住房问题曾是一个极大的社会难题。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马将军小院，我一直带着儿子挤在只有不到四平方米西晒的的小厨房里。而女儿则天天晚上在北屋搭椅子睡觉。即使如此，也还是干扰了父母和小弟一家的正常生活。
那间曾经砌着一个大灶、住过许多油葫芦和灶火马子的小厨房，虽然给过我的童年生活许多欢乐，但却使我对孩子有着说不尽的亏欠和狼狈，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亏欠和狼狈。
偌大的北京城，我不懂得该用怎样的手段才能为自己和孩子搞到一间可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房子。
李杰信曾为此焦虑不已。他在来信中说：“我就不信在北京花钱租不到一间房子！”他又让我帮他买个房子，带着孩子住在里面，替他做“看房人”。他的一个个“好主意”，在十多年前的中国，如痴人说梦一般，让我无言以对。
因为房子，使我对一位叫张凤英的老朋友怀有永世的感激和歉疚。
就在李杰信回中国参加《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之前，张凤英雪中送炭，借给了我一间住房，位于朝阳区三里屯，是中国民航的宿舍。那是与别人合住的一个单元。自此，我和孩子才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在我离开中国以后，孩子们仍在里面生活了四年。
张凤英原在中国民航宣传部门工作。她富于文艺气质、文笔极佳又懂得生活。在儿子才三、四岁的时候，林彪事件，把她遵命执行任务的丈夫牵连了进去，使她含辛茹苦独自抚养着儿子毛毛直至大学毕业。
我是去中国民航采访时与张凤英结识的。原先，她与我并没有很多交往，但在我访日归来的坎坷中，她对我格外关照起来。有一天，她又到马将军小院去探望我，我的女儿正因为摘了小院里的迎春花而受到一场委屈。在我无奈的境遇中，她仗义地帮助了我，让我带着孩子住进了三里屯那间房子，一住就是七年。
那个年代的人们常说，搞到一间住房比找到一个老婆都难。而张凤英却在我深感世态炎凉的时候，使我和孩子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深知这种情谊的分量。
像许多机关干部一样，张凤英也并不富有，但她执意不肯让我自己负担房租。令我特别歉疚的是，按照资历，张凤英原本有机会将分散在两地的三间住房换到一起，只为我的孩子当时没有去处，而使她失去了那上好的机会。如今，她已退休。“人一走，茶就凉”，张凤英可能永远失去了换房的机会。
《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刚刚通过报章、电台、电视台把消息传播出去，不久，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挑战者号》再次升空。
像往常一样，NASA电视实况转播了发射全程。在那四天前，因为《航海二号》航天飞机前往天王星探测时，发现了九个月亮，还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美国人都喜气洋洋，又兴奋地关注着《挑战者号》的发射。数百名世界各国的记者也齐集现场，进行报道。
一位中学女教师是七位太空人中的明星，她还计划在太空给美国中、小学生上两堂课。所以，全美国的教师和学生也都等待在电视机前，观看那次航天飞机的发射。但不幸的是，刚升空不久的《挑战者号》，竟然在几乎全美青少年的众目睽睽之下，爆炸了！那竟成了孩子们“生与死”的第一课。
这次爆炸，震惊了世界。
按照美国人的民族性，向太空进军的意志更加坚强。里根总统当即宣布，太空研究计划要踏着牺牲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在民意调查中，也有百分之七十的民众希望政府继续投资太空研究。但是，《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方案的征集却因此停顿了下来，直至一九八六年三月下旬都没有收到一份实验提案。
李杰信的国际长途电话打到了《人物述林》组的办公室，王元洪气喘吁吁地跑到机房叫我接听电话。李杰信急切地询问征集不到实验方案的原因。我说，可能大家都以为，《挑战者号》爆炸了，“零星搭机”活动就没法子进行了。
好事多磨。为了如期在一九八六年暑假举行实验方案的地方评审，如果“普遍开花”来不及了，“重点发动”也要强过活动半途而废啊！
李杰信接受了我“舍车马，保将帅”的建议。他在四月份再次来到中国，与中国宇航学会副秘书长付炳辰和我组成了三人小组，只利用了五天的时间，在北京、西安和上海进行了重点发动。付炳辰负责联络地方科协去组织大会，李杰信在会中进行“零星搭机”活动的宣讲，我则负责在各地的电视、广播和报刊上进行报道。
对我来说，只有飞机落地之后才能开始新闻单位的联系工作，时间相当紧迫，加上我对西安和上海又人地两疏，为了能按时到达宣讲大会现场，我的做法有时等于“绑架”。我往往二话不说，先把记者甚至编辑部主任“押解”到车上才向他们解释缘由。好在我们做的是有益于孩子们的事，我还是得到了新闻界同行们的理解和支持。
那是一次难度很大的宣传组织工作，但对实验方案的征集，确实起到了广而告知、起死回生的作用。
从电视播音员半路改行作了电视编辑。记者，好几年了，我一直绷紧了弦拼搏着。我可以在大制作中井然有序。指挥若定；我可以不辞劳苦，带队拍片；我可以寻求经费，出国采访；我可以自写、自编。自导、自演，业务熟练。在后期合成阶段，我又可以独立操作，并乐在其中。对于非得团队才能完成工作的电视事业，我还能照顾到摄制小组的方方面面，合作关系良好。
虽然，人们都说我是“女强人”，而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敏感和脆弱。忙碌过后，我渴望像只小猫似的，跳上主人的膝头，安睡片刻。但我停不下来。为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停下来。我身心疲惫，我累极了！
没有事业，人生就没有意义；但灵魂孤独，生活也苍白无力。我已不再年轻，那一份使两个灵魂碰撞出火花的感情是那样可遇不可求；但我又不算太老，还不能心如止水，还充满渴求。
李杰信在信中告诉我，“希望”和“等待”是人生中的重要角色。他要我的生命中有希望。有希望就有等待，有等待就有快乐。他还说，他要把我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未来的生活一定是快乐幸福的。
天时。地利、人和。两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顺利地进行着，而“两地书”的日子也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日夜夜，在喧闹后的寂静中，在“两地书”的日子里，我希望着！我等待着！我期待和憧憬着那心灵宁静的一天。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