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车祸
一九七八年以后，一些内地企、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想方设法调往深圳。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八十年代初期，我正在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王元洪的麾下干得起劲。有一天，一位戴眼镜、有些西安口音的陌生男子突然走进了马将军小院。他叫李炳南，是深圳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公司的总经理是赵紫阳的大公子赵大军。影视音像制作大约是他们业务范围的一部分。李炳南的来意是动员我加盟他们的公司。
他说，他与我大哥原在西安同一单位工作，刚去深圳不久。我想，他一定是从我大哥那里得到的马将军小院的地址。
我和中央电视台一起长大，如果后来我没有出国，大约也永远不会舍得离开电视台；另外，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我也不会离开北京，到刚刚从保安县农村拔地而起的深圳开发区“下海”，使孩子的学业受到影响。那时，两个孩子都是北京重点学校的学生。
虽然我婉言谢绝了李炳南的邀请，但他对深圳前景的信心和憧憬却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承诺，将立足中央电视台，支持他们的工作。自此，大军和炳南与《人物述林》专栏的几位同事有了来往，也与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最年轻的编剧周岭成了畅谈文学的朋友，还热情地支持周岭的文学活动。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深圳的土路还没有铺上沥青，汽车常常陷进雨后的泥浆而不拔的时候，我正祈望着从播音组调往专题部，还随专题部记者王元洪的采访小组，去过广东和福建，并专程前往深圳对海关做过报道。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大军和炳南来到北京，邀请我们前往深圳拍摄一部名叫《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专题片。同行的除了我、摄影师胡琤、特约撰稿人周岭，还有一位叫付小勇的小伙子。
七、八年过去了，重游故地，深圳的面貌已今非昔比，令我感到振奋。虽然天气炎热，但我们的摄制小组仍然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紧张的拍摄。
外出拍片，摄制小组的伙伴们差不多都是“夜猫子”，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侃大山”真是其乐无穷，而缺乏睡眠的解决之道便是在汽车上睡“猫觉”。当汽车载着采访小组转移拍摄场地的时候，大家都练就了上车就睡、下车就干的功夫，几分钟打个盹，停车后立即精神十足。
我把回程的日期安排在九月五日，为的是赶在九月七日前回到北京。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每次去外地出差，我都会带一个小玩意儿回北京，烧瓷的山羊和白马，泥制的大阿福、小和尚，还有料器的小熊、小鹿、仙鹤和大熊猫。那次，我在深圳给苗儿带回的生日礼物是一个小小的能活动的塑料木偶人和一盘世界名曲录音带。
飞机将在早上九点从广州起飞。为了避免摄影器材搬上搬下的辛劳，我们决定不在四日晚上住宿广州，而是五日凌晨五点从深圳直奔广州白云机场。
临行前的晚上，大家聊得更欢，睡得更晚。整个拍摄过程，炳南是我们的全陪，连“侃大山”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担任着我们的司机。
五日凌晨送我们前往机场的是炳南驾驶的一辆进口面包车。
从广州到深圳，大约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从深圳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汽车开动没多久，因连日缺觉，车上便没了声息，大家都睡着了。没多久，我突然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只见汽车在公路上打转，还没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夜间长途行车，困倦、枯燥。虽然面包车上的录音机一直放着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但也没能抵挡住司机炳南的困意，他也像我们一样，睡着了。结果，路拐了弯，汽车却仍然直行，待炳南惊醒的时候，虽然踩刹车挣扎了几下，汽车打了几个转儿，最终还是掉到了桥下。我们出了车祸。面包车栽进的是一个没了水的干河。
长途行车，一定要有人陪着司机聊天，这是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大意的教训。
周岭坐的是最前排司机右手边的单人座位，因为绑上了安全带，车祸发生时，短袖猎装肩上装饰的扣拌只不过被安全带刮开了而已，他没有受任何皮肉之苦。
那时国内的许多进口汽车，除了第一排以外，后座都没有安全带，据说是为了节省外汇。
黑暗中，我听到了周岭充满希望的喊声：“胡伊，你在哪儿？”我也听到了胡琤的回答：“我在这儿哪！”那声音仿佛来自天边，非常悠远。
又高又壮的胡伊坐在司机座位的后面。面包车的窗子不大，就算大力士们抬着胡伊刻意把他往车窗外塞的话，都未必能够如愿。奇怪的是，面包车往桥下栽的时候，胡伊却像颗炮弹似的，从车窗被射了出去，而且，几个前空翻之后，稳稳当当地蹲在了草堆里。在前空翻的过程中，胡伊只不过甩丢了腕上的手表和脚上的一双旧皮鞋，他也没受任何皮肉之苦。
我坐在胡琤的右后方，左面和后面全是装电视器材的金属箱子。周岭喊我的时候，我正和后排的器材箱子挤在一起。虽然我也像胡伊一样回答了周岭：“我在这儿哪！”但是，我究竟是如何从第三排的座位上移到了最后一排箱子堆里的，则全然说不清楚了。我一定有过一个短暂的休克。
我真后悔自己打了瞌睡。如果我当时是清醒的，车子往桥下栽的时候，只要我紧紧抓住车门上方的把手，就不会受伤，因为我的臂力很强，掰腕子的时候，总是赢家。这都是小时候被称为“消防队长”的年月，爬绳和爬杆练就的功夫。
天色已经麻麻亮了。坐在我前面紧挨着车门的付小勇横躺在我的面前呻吟着。我眼见着他的后背慢慢地鼓了起来，衣服里面像扣着一口大铁锅。
没有受伤的周岭和胡琤，担起了收拾残局的重任。胡琤虽然甩丢了鞋子，幸亏他还有一双刚刚从深圳买来的新皮鞋，换上之后，便有了很强的战斗力。
这时，周岭问我，要不要把我搀到岸上去？我的脖子疼极了。这大约是我从第三排摔向后面那堆器材箱的时候，脖子撞到了金属箱的棱角。我说，我不想移动，直到救护人员到达。我也坚持不让他和胡琤移动小勇，因为小勇背上的“大铁锅”使我明白他伤势的严重。我担心小勇已经伤到了脊髓，对他随意移动，再伤上加伤，会造成瘫痪的后果。
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如此自责的哭声。那是司机炳南的哭声。
我躺在电视器材堆里，朝着已经走上路边的炳南大声喊着：“炳南，别难过，我们不怪你！”
其实，那次车祸，我的伤势最为严重并且今生不再能有完全愈合的希望。有人曾劝我状告炳南，因为他的“无照驾驶”。但是，我之所以从没动过告状的念头，就是因为炳南那痛彻肺腑的哭声。他还有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女儿。
司机座上有安全带，炳南只是头撞车子前窗，玻璃都碎了。他有些外伤，还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人伤车翻，一片狼藉，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惟有邓丽君的歌声依旧。
天亮了，周岭和胡琤站在路边频频向骑着自行车下田的农民求援，令人意外的是，竟没有一个人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替我们去寻找救援人员，而当我们离开车祸现场，前往医院急救之后，面包车上的许多东西却被趁火打了劫，连那盘“邓丽君”都没能幸免。当时，那人性的混灭和冷酷，曾深深地震撼了我。
怀着失望和无奈的心情，穿上了新皮鞋的胡伊和周岭一起，步行去寻找解放军了；余下的伤员，在南国的酷热中；翘首盼望着他们的归来。
我的人生经验使我明白，在中国人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最能伸出援手的还属解放军。
周岭和胡琤带着解放军回来了。年轻的战士搬动小勇的时候，我卧在器材箱中告诉他们：移动小勇的时候，千万不要改变他的姿势！而我，则用双手把脖子围着，坚持不要别人搀扶，自己慢慢走上了岸，爬上了解放军的面包车。我坐在前排司机右边的单人座位上，和大家一起前往医院的时候，脖子疼极了。摔到桥下的面包车孤零零地留在了河底。
汽车开进的深圳华强医院，是所解放军医院，那里的医护人员都穿着军装。
后来被诊断为胸十一、十二椎压缩性骨折的小勇疼得一路上呻吟不断，他后背上肿起的那口“大锅”也着实吓人，所以，我们一进医院，抢救人员一下子全奔小勇而去。而我忍痛托着脖子，在后面慢慢蹭着往医院里走的时候，并没有人来招呼我。待坐在我对面的女医生询问我哪里不舒服时，我只能细声细气地告诉她：“我脖子疼。”已全然不是平日嗓门不小的我。因为大声说话会震动得我的脖子更疼。
女军医一听我脖子疼，二话没说就带我去照了Ｘ光，接着就再也不让我自己行走了。我坐上了轮椅，被推进了病房。在这之前，医生极力想找到一个我在深圳的熟人。正值清晨，人们还没有上班，我又不知道我们接待单位的各位熟人家里的电话号码，只知道当时世界华文作家会议正在深圳的一个宾馆召开，我认识的作家张贤亮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当时我对自己伤势的严重性并不知情，但张贤亮正在我就要被推进电梯送往病房前碰到了我。在电梯口，他嘱咐我要配合医生治疗，安心养伤。当天，正是那个华文作家会议结束的日子，张贤亮当日就要返回北京。至此，我已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可能赶回北京给儿子过生日了，只好托张贤亮给我的好友倪美玲带个口信，委托她暂时帮我照顾一下两个孩子。倪美玲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是我人生之路上深深信赖的挚友。我还托张贤亮替我带回在深圳给儿子买的生日礼物。
我当时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院方一定要立刻找到一个我的熟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和张贤亮说了些什么，但张贤亮回到北京去见倪美玲的时候，虽然说我只耽搁几天就会回来，但却交给了小倪二百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活费。如今的二百块钱似乎不算笔大数目，但在八十年代中期，那差不多是我三个月的工资了。我重返北京已经是半年以后了。后来，我从没为那二百块钱向张贤亮说过一句客套的话。对危难中相助的感激之情，我已铭记心中，说出来，反倒俗气了。
在那场车祸中，我被摔成了第一、二颈椎的齿状突骨折。
人的脊柱由三十三块短骨构成，除第一和第二颈椎以外，均由椎间盘来连接相邻的两块椎骨，惟有第一、二颈椎是由像颗牙齿形状突出的被称为齿状突的骨头连接的。而中枢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脊髓，则被保护在椎管里。第一、二颈椎部位的脊髓，主管着人的呼吸和心跳。
半年后，当我能搭乘飞机回北京继续治疗的时候，北京骨伤研究所的专家说，我这类骨伤，轻则高位截瘫，重则呼吸心跳停止，当场死亡。他们曾不解地问，为什么我却没有任何“运动障碍”？
我告诉北京的医生，我至今仍能活蹦乱跳地活在人世，实在得“感谢”文化大革命。“文革”中，除了《毛泽东选集》和《农村医疗手册》以外，无书可读。而我又有个不看书则不能入睡的毛病，所以，作为催眠书，我翻烂了两本《农村医疗手册》，对急救伤员的常识和插图还有些印象。虽然我后来得到了来自美国的两种颈托，但在我受伤开始直到躺在病床做“颈椎牵引”这段不短的时间里，使我免于一劫的，多亏了我用双手给自己圈成的“土颈托”。“文革”禁书的“歪打正着”，令我无意中学到了多年后得以自救的“医学常识”。否则，假若我果真高位截瘫了，不但我的人生将不堪设想，我的孩子也将因此有着不是我期望的命运。
站在骨伤研究所陈列着人类头盖骨标本的玻璃柜前，我沉思了许久。人的生死往往仅存在于千钧一发的偶然之中。我与那颗无名氏头盖骨之间不过一步之遥，差的只是一口气。我活着，是因为还有着一口气，他死了，是因为缺了一口气，而人世间的许多恩怨，又只是争那一口气。生命的脆弱往往是常规状态下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突然超脱了许多。
后来，我在北京做过一次“核磁共振”。照出的片子中，脊髓是十分醒目的一条白色。只见一条整齐的白色上，在第一和第二椎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豁口。我想，豁口大了大约就是高位截瘫，白条断了，则是呼吸心跳停止，当场死亡。像豆腐脑似的脊髓，竟承担着如此重大的生命职责！
在深圳华强医院，我坐着轮椅，被推进了一间单人病房。我的主治医师是郑万春。我躺在病床上被剃了光头。作“颈椎牵引”的时候，我脑后的外伤根本没顾得上缝，连麻药也没顾得上打，郑大夫就用电钻在我的头盖骨上钻了两个至今摸起来仍十分明显的洞，接着，又在那两个洞上钩住了一个二十五公斤重的大铁锤作牵引，把我“钉”在了病床上整整二十五天动弹不得。
不言而喻，面对高位截瘫和死亡的威胁，预防断了齿状突的第一和第二两椎再给脊髓造成更大的损伤已成了生死头等大事，所以，施行脑后外伤的缝合术和打麻药等举措与否，在中国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因为不会危及生命，自然就不能置于考虑之列了。
这场车祸对我或许是“在劫难逃”。我有一位年长的中医朋友付大夫。他除了医道之外，似乎还精通点别的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在我离开北京前往深圳出差的前夜，已经都深夜十二点了，突然有一位李姓姑娘骑车从东四家中赶到我与两个孩子在朝阳区三里屯的那间栖身之所。李姑娘是付大夫的亲戚，专程来替付大夫给我传话的。那时，付大夫准备从兰州调往深圳，正在北京办事。李姑娘转告我，付大夫说，我必须取消第二天的深圳之行，绝无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面对着半夜奔波而来的李姑娘，我不能只凭着付大夫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就“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电视节目靠团队运作，各工种缺一不可，况且，飞机票又都在我的手上，虽然我过意不去李姑娘为我深夜奔波，但我也只能告诉她，不行，我明天不能不去深圳。同样困惑的李姑娘只是说，付大夫让我说什么也得找到你，不能让你去深圳。
当我被牵引在华强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临来深圳前夜的这段插曲。深圳新技术发展公司护理我的朋友们帮我找来了付大夫。他一走进病房就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要不是你现在已经落到了这个地步，我真想“扇你”！但他仍然没有泄漏“天机”。虽然我明白不能间他缘由，但我确信这场车祸回避不掉，因为事发之前，我的职业道德使我绝对做不到“临阵脱逃”。
这时，护理我的朋友们也说起了在我们出车祸前一天的怪事。大军前往广州前，一位在香港的似乎也精通点什么的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让他出门时务必戴上一副眼镜，据说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平安。而当他次日行至广州一座桥头恰巧发生了一起有惊无险的车祸，他得以安然无恙。
或许冥冥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我未知的领域？或许人的祸福和命运果真有个定数？或许这不过是个巧合？我敬畏各类神明，因为我不明就里，始终不敢妄加非议。
虽然“颈椎牵引”顾及了保全生命的头等大事，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齿状突骨折之后，我已体会过断骨碰到了神经的剧痛，而被“钉”在病床上的二十五天里，由于始终得维持平躺着动弹不得的姿势，又增加了脑后未经任何治疗的外伤因压迫而造成的疼痛。那是一种持续的剧烈疼痛。
《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对李奶奶说：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而我有了这次疼痛垫底，今生今世不论什么样的疼痛大约也都能对付了。
我受伤的消息是由胡琤告诉李杰信的。本来，在我车祸那个月的中旬，李杰信就会前往中国去参加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的地方评审活动。促进中国科普协会成员所住的宾馆是我预定的，费用优惠的关系也是我打通的，全部手续又都锁在了我北京家中的小书桌里，而钥匙却在深圳我的病房里。为了使那次活动不受影响，我委托胡琤给李杰信打了电话。
平时爱开玩笑的胡伊那次电话开场白的幽默可把李杰信吓了一大跳。胡伊说：“平时，我向您报告的都是好消息，这次我要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一个大喘气之后，胡伊才说：“大渝出车祸了。”这种报道方式，让谁乍一听来不认为我已经死了才怪。
李杰信立刻行动起来。他的三叔当即就从台湾安排了香港的好友到深圳探望我。
三叔年轻的时候是艘远洋货轮的船长，一位性情中人。他一生未婚，还做得一手好菜。
三叔只比李杰信大十多岁而已。李杰信曾对我多次回顾过他与三叔亦长亦友的往昔。当年，李杰信还是个中学生，每当三叔离家的时候，他就坐在三叔自行车的后座上去送行，然后再独自骑车回家。李杰信曾把三叔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给他的一封信转寄给了我。三叔在信中也回顾了那段难忘的日子。他说：“过去的一幕幕出现在眼前。我骑脚踏车带你去火车站，然后你骑车回家。多少次？不重要，一次亦够温馨了。看到你考大学的执着及考中后所带给我的喜悦，到今天想起来仍旧抵得过现实生活中任何名利的快感。”
我十分喜欢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海港之夜》，那首唱给老船长的歌。如此，一提到三叔，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我心中的图画：迎着晨曦清新的海风，自行车上，一位英俊潇洒的船长，驮着一个瘦瘦的大男孩，骑往海边，骑向海港。“快乐地歌唱吧，亲爱的老船长，让我们一起来歌唱。明天黎明时，亲人的蓝头巾，将在船尾飘扬。”在《海港之夜》优美又哀伤的旋律中，大男孩站在码头，望着一艘巨轮渐渐远去。这一切，曾使我对没见过面的三叔感到非常亲切。
那时三叔对我也非常友好。一九八五年我与胡伊一起拍摄《故乡行》，在上海与李杰信分手之前，因为来不及准备回赠他的礼物，于是就用手头方便的录音机录了一盘我的无伴奏清唱，有《外国名歌二百首》里的歌曲，特别是我喜欢的苏联和俄罗斯民歌，还有一首王立平的《大海啊，故乡！》。李杰信回到美国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了三叔的一封信。台北与北京还不能通邮，信是从香港寄到北京的。他在解释给我寄信的原因时说：“作此短笺，灵感是由听了大渝录音带中一首曲子：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词好，曲好，唱得更佳，很难忘！”
三叔在信中为我抄录了一首曾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电影插曲的歌词：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曾问我的妈妈：
“未来会是什么样？
我会美丽吗？或者是富有？”
妈妈回答：
“亲爱的！
将来吗？由它去！
谁能未卜先知呢？
所以，亲爱的！
把握住现在吧！”
我长大了，恋爱了，
我曾问我的心上人：
“未来会是什么样？
每天都在云彩顶端吗？”
心上人告诉我：
“亲爱的！
将来吗？由它去！
谁能未卜先知呢？
所以，亲爱的！
把握住现在吧！”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常问我：
“未来会是什么样？
我们会美丽吗？或者是富有？”
我便这样告诉他们：
“亲爱的！
将来吗？由它去！
谁能未卜先知呢？
所以，亲爱的！
把握住现在吧！”
三叔在抄录了这首歌词之后，又写给了我和李杰信一段话。他说：“词意对人生哲理之表达甚为透彻，故而赠之并愿共勉！”
李杰信曾对我说过，将来，他的家人都会对我很好。三叔的这封信，更让我相信了这一点。我觉得三叔也将会是我的一位亦长亦友的家人。
在我住院的过程中，情绪始终稳定，而支撑我乐观地度过那些时日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浓浓的人情。
躺到病床上的第二天，一位我不曾相识的中年妇女走进了我的病房。她就是三叔的好友，家住香港的范船长的太太严明娟。她受三叔之托，前来探望我，带来了睡衣、睡袍和营养品，还带来了三叔重要的嘱咐。后来，在我生日那天，严明娟又送来了生日蛋糕。
在我重新站立起来以后的几年里，每逢新年之际，我都会为严明娟寄去我的问候。曾在危难之中给予过自己温暖的人不该被遗忘。
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一些朋友们得知我车祸的消息之后，也表示了关切。
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陈介中博士在信中说，早上李杰信传来你车祸入院之事，觉得在你一生中，这又是一个无情的打击。看看你所经历过的，我们有信心，你会再一次胜利地度过人生中的不幸。
休斯公司的工程师梁汉宗和李素琴夫妇送给了我一只绒毛小狗。在“汽车文化”网度发达的美国生活的朋友们，对我伤势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十分了解，他们担心我会瘫痪，才会送给我一只手感极好的小狗，让我常常把玩以活动手指。
但是，没有两天，那只造型可爱的小狗，便被我心甘情愿地转送给了一个名叫小海的男孩。
我在深圳住院期间，有个男孩几乎天天随母亲去探望我。他叫小海。他的母亲章娟娟原来是在西安工作的上海人，那时去深圳下了海。她也曾护理过我。在华强医院，轮流护理我的三、四位女士都是深圳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员工，我们都成了能谈心的朋友。
平日总乐呵呵的小海，有一天却哭着走进了我的病房，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母亲自行车的后座上来探望我的时候，在路上遗失了他的小熊。在苍茫的暮色中，娟娟和小海像扫雷似地沿途回去寻找。小海一直伤心地哭着，嘴里还不停地呼唤着“小熊，小熊”，但是，小海没能找回他的小熊。
在许多孩子的生活中都有个被美国人称为“安全毯”的物件，或是一条毯子，或是一只绒毛小动物，或是一个布娃娃……这些东西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能带给他们安全感，甚至到了与他们形影不离的地步，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的老同事老章早年曾告诉过我，他儿子小时候入睡的必需品，是一块小小的皮毛，非得摸着才能入睡。
我家邻居史帝夫医生的儿子麦克尔整天随身提着的是一只被他取名为“牡牡”的绒布小牛。
我在美国的挚友晓玲的小儿子安安如今已经是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了，他的“安全毯”是一条浴巾。那条在十九年前曾经绒乎乎的浴巾，如今，虽然已经薄得比纱布厚不了多少，但安安还是带着它一起去了着名的康奈尔大学。
小海的“安全毯”就是那只小熊。
一个成年人自然不会为丢失了一只玩具小熊而啼哭不止，但是，懂得“安全毯”在一些孩子生活中作用的人，自然会对小海的“失落感”大为理解和同情。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我的绒毛小狗送给了小海。我告诉小海，就把这只小狗当成那只小熊的弟弟吧！
每个孩子的“安全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替代。虽然小海不再哭泣了，或许他不过是同我一样喜欢那只人见人爱的小狗。我明白，这只价格昂贵的美国小狗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小海的中国小熊。我只希望借此能减轻一点小海的“悲伤”。
其实，我也并不是十分舍得送掉那只小狗。不只是因为它的造型可爱和质量上乘。对我来说，那只小狗身上浸满了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朋友们对我浓浓的人情，那是我在人世上最渴望得到的瑰宝。
在我住院期间，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怀。新技术发展公司还特地派人把我的女儿秧秧从北京接到了深圳。但在众多人们当中，令我十分难忘的却是一位女清洁工。
希望和等待是人们度过苦难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尽管被等待的人和事在旁人看来有时是那么微乎其微。
作完“颈椎牵引”，我开始了忍耐疼痛的日子。白天，由于人来人往还能有个注意力的转移，而在夜深人静之时，那疼痛似乎更加剧烈。“长夜漫漫何时旦。”在那些漫漫的长夜里，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真正含意。而帮助我熬过那些夜晚的正是对那位女清洁工的等待。
每天，当窗外刚刚露出一点鱼肚白的时候，那位女清洁工就会轻轻推开我的房门。她似乎知道我总是醒在那里的，所以天天都先走到病床边轻轻对我说一声：“你好点了吗？”然后才开始打扫房间。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从没看清过她的长相，但我却从她简单的话语中感受到一份深厚的关切和同情。从此，支撑我度过一个个失眠之夜的就是对那位女清洁工的期盼。我知道，她亲切的问候之后，离我能站起来的日子就近了一天。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旬，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成员云集北京和中国的航天专家们一起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的地方评审。
李杰信本应在北京海关入境，但为了探望我，他取道香港，从深圳海关进入了中国。当他在严明娟的陪同下，走进病房的时候，不只使我十分欣喜，也使我的医护人员和朋友们都十分欣喜。
李杰信转交了美国促进科普协会成员给我的慰问卡、梁汉宗夫妇送给我的绒毛小狗。他还给我带来了两种美国颈托和两只绒毛小羊。我是属羊的，冬天的羊。或许李杰信认为我能回北京的时候，天会很冷了，所以，还有一件灰条呢大衣。
当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李杰信用他那没什么乐感的嗓子给我录了一首《寒雨曲》。这是台湾的老歌了，歌中唱道：“雨啊雨，你不要阻挡了他的来时路！我朝朝暮暮盼望着有情侣。”他还说，即使我瘫痪了，他也要照顾我一辈子。
李杰信离开医院前说，等他再回来看我的时候，希望我能站着迎接他。
李杰信的心意令我感动。半辈子了，在我坎坷劳碌的人生中好像总是缺少着什么，总在寻找着什么，但我找啊找啊，总也找不到……不曾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一刻，我仿佛一只疲劳已极的孤雁突然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宿，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又仿佛一个溺水挣扎了许久的人，万幸地触到了岸边，像小鸡藏到了老母鸡的翅膀底下似的，终于可以安心地歇息一下了。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我问自己，长久以来，我苦苦寻觅的难道就是他吗？
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成员抵达北京以后，便分头到中国各地去进行中学生航天飞机科学实验的省级评审活动了。李杰信去了东北，那里是他的故乡。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以电报的形式通讯联络的。在青少年航天活动辛苦耕耘的过程中我出力颇多，但到了收获时节，我却被“钉”在病床上，动弹不得。所以，李杰信在电报中频频向我传达了活动的消息。他还在给我发来的一首打油诗里写道：“背井离乡三七秋，寻根梦园乡情流，清溪故里依旧在，犹记儿时嬉无忧。”李杰信告诉我，当他在沈阳一个偏僻的小邮电局给我打电报的时候，一位年长的男职工从他的电文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曾奇怪地问他：“吕大渝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吗？她在深圳受伤了？”李杰信高兴地说，虽然我已退居了幕后，但中国的普通百姓并没有忘记我。我该为此感到欣慰。
李杰信返抵深圳的前一天，为了能站着迎接他的到来，我执意要郑大夫为我解除了“牵引”，虽然他原本计划再拖延一些时日。
解除“牵引”的那个早上，从下巴、脖子到整个上半身，我又立即被糊上了石膏，就像穿上了厚厚的一层盔甲。自此，在深圳的酷暑中，我又得忍受在不透气的石膏盔甲中的闷热了。但是，经历过二十五天“牵引”的磨难，我如同在烈火中涅槃过的凤凰，死而后生，再也没有什么不能忍耐的不适了。
经过Ｘ光的照射，我的伤势恢复得并不乐观，郑大夫说，我只是软组织连接，断骨并没有钙化。他说，今后，我将有个很脆弱的脖子，再也经不起任何碰撞了。
人到中年，造骨机能的减弱和噬骨机能的增强是不可逆转的规律。虽然在我疼痛难耐的时候，使用吗啡能够减低疼痛的强度，但也因此会大大降低肌体的恢复能力，歪打正着的是，并不是我有着这方面的常识，而只是因为明白吗啡属于毒品，使用之后会上瘾，所以我在治疗的全程中从未要求打过吗啡。这也是我能恢复到今天这个程度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我不到非不得已的地步，不愿麻烦别人的习惯，从“钉”到病床上以后，每天几乎不敢吃喝，特别是牛奶、排骨、鸡蛋之类含有大量钙质的食物。我总是以一点稀饭和榨菜打发日子。如此，在造骨机能本已低下的年龄，我更失去了骨伤钙化的机会。
这场车祸，我的确是“大难不死”。“牵引”手术之后，因为一件事情的刺激，我曾有过一段短时间的情绪焦躁，人好像飘浮到了半空中一个悠远的地方。当郑大夫翻看着我眼睑的时候，我的神志突然清醒了。我说：“郑大夫，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虽然他没有给我任何回答，但我却体会到了一个人垂死前无奈的心情。我想到了还没成年的两个孩子。若我撒手了尘衰，孩子的人生之路，只有靠年幼的他们自己去走了。
我是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打那以后，我的情绪振作了起来。为着爱我和需要我的人们，我不会死，我一定会站着迎接李杰信的到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钉”在病床上的二十五天，我的双腿变得很细，连我去趟厕所都无力站立起来。在李杰信即将到来的那个白天，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双腿的机能，我在华强医院的楼梯上不知上上下下了多少回。我一定要稳稳当当地站着迎接李杰信的到来。
那天，我的护理人员与我一样兴奋。他们让我换上了平日的衣裙。但是，在石膏盔甲外面穿上女装，又是个没有头发的“尼姑”，我的形象怎么看也是不伦不类。不过，我的脑袋很圆，剃了秃头，模样并不难看。
从下午开始，我就一趟一趟地到华强医院的大门口张望。我深信，李杰信一定会像他说的那样，在那天赶来看望我的。哪怕时间再晚，他一定会来的。
傍晚，当我持续在门口站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李杰信在严明娟的陪同下，从夕阳的余晖中，朝我走来了。
我真的是站着迎接了李杰信的到来！站得那么精神。
完结篇
本来还计划有一章《告别故土》，但写到我终于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站到了深圳的夕阳下，全身心迎向未来的时候，突然决定就此打住……
掩卷长思，悲从中来。潇洒也好，不潇洒也罢，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这茫茫人世间走上一遭。在中国的电视台，我原本有理想。有能力发挥更大的潜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也原本有愿望、有权力获得更平静美好的人生。无奈的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命运并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谁有神通能和一个疯狂的时代较劲呢？
“世事茫茫难自料”。我从没想到在已过不惑之年，还得离开故土，远走异乡。
因为那场车祸，我在深圳滞留了半年之久，直到一九八七年春节前夕，才得以重返北京，继续养伤。
一九八七年七月下旬，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颁奖大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五百美元场租全免，是以饭店外的“昆仑饭店”四个大字摇至大门作为那次大会的电视片片头为交换的条件。这个在早年颇具广告意识的主意是我出的。我戴着颈托反复向店方游说，并擅自以我个人的名义立了字据。白纸黑字，信誓旦旦：“如果中央电视台爽约，则由吕大渝缴付五百美元场租赔偿。”
主办单位中国宇航学会是个清水衙门，没有足够的经费缴纳场租。学会副秘书长老付打电话来请我帮忙。我除了“空手套白狼”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高招呢？
我是以“探亲求医”为由获得了美国B－1签证的。协助完颁奖大会的组织工作，七月三十一日，我离开了中国，离开了我生活过三十五年的北京。
白居易在他的《南浦别》中寄语远行人“好去莫回头”，因为回头每一看，“一看一断肠”。
行前，电视台一位台级领导委托他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一位挚友捎话：“告诉大渝，此去就不要再回来了。她的个性不适合在中国生活。”我深深体会这位老领导、老朋友的心情。在当时的中国，敢对我说出这种话的人不会很多。尤其是领导。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那块土地上，留下了我太多的生活足迹。即使我有过伤痛、有过遗憾，但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我的亲人、我的朋友，都留在了北京，留在了中国，我走得再远，早已融入我生命中的故园情，今生今世是忘不掉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往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显得更加温馨，痛苦的经历也被岁月淡化得几乎没了踪影。我甚至觉得，坎坷的际遇有时也会变成人生的宝贵财富。
离开中国多年，尽管我钟情的仍是电视事业，却缺少机会。为了生存、为了孩子，我一直在各类中文媒体里打工。生活中又有了许多说不出道不尽的苦辣酸甜。但在这本书里，我记叙的只是对故乡、故事和故人的回忆。
（续完）
转自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