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判决与上诉
1970年2月5日，也就是我、陈清文、李松章和黄祥明四个被公判和游街示众的次日上午，小队长到号子门口，把《判决书》分别交到每个人的手里。
我拿到《判决书》，立刻向小队长报告，要纸笔写上诉。陈清文低着头认真地看着他的判决书；李松章则拿着《判决书》呆坐在那里。他俩没有跟我一起报告要纸笔写上诉。
小队长走后，我坐下来，在小窗户射进来的光线下，认真、仔细阅读了《判决书》。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现在我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决书.W公军（70）判刑字第1号》（以下简称《原判》）的原件复印后附在本章节的后面。这是一件典型的文革时代的产品，从中可以获取文革时代的许多信息。这就是关了我整整一年半之后写出来的判决书！在这一年半中我只被提讯过4次，除了在新疆公安厅的一次提讯问道孙子清的情况，并出示了他的照片外，其余几次都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判决书中所描述的主要情节，都没有跟本人核对过！
小队长很快就给我拿来了纸和笔。我半蹲在床前，奋笔疾书，针对《原判》的闪烁其词，我用事实进行了驳斥。当天就把《上诉书》写好了。
下面，我根据保留下来的上诉材料，把《上诉书》的主要内容，抄录在下面，并做一些说明：
一、《原判》称：“该犯以造反为名，到处流窜，曾两次去北京伺机行事，以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等等。
事实是：震惊全疆的1967年W县“12.6”惨案发生前夕，我由群众组织决定和护送离开W县来到乌鲁木齐母校暂住。1967年12月6日，W县发生流血惨案，我方群众被打死10余人，打伤200人，数百人被迫逃亡到乌鲁木齐等地。我同从W县逃亡到乌鲁木齐的十来名职工暂住在八农，我们这些W县“12.6”惨案的幸存者和受害者，不停地到军区文革接待站，7335空军文革接待站上访，反映W县“12.6”惨案中打死了十多个人的情况，请求上级尽快调查处理。但一直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具体过问和处理。
半年过去了，我们逃亡在外，早就领不到工资和粮票了，生活越来越困难。这时“中央文革”要求新疆两大派群众实行大联合，乌市群众组织也对我们帮不了什么忙了，我们的生活就更困难了！而打死了十多个人的W县“12.6”惨案竟依然无人过问！凶手们依然逍遥法外、横行霸道！我们返回W县的话，人身安全显然是得不到保障的。
1968年5月，我们指望的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也依然没有结果，群众组织决定派我和L给谈判代表递交有关W县“12.6”惨案的材料并反映情况，还由新工总总部组织部开了去京介绍信（L因没带工作证而未果）。
1968年5月13日，我第一次到北京，从永定门车站一下车就受到民警和红卫兵的检查和收容。他们说是根据北京市革委会1968年1号通令，不准外地群众来京上访，对来京上访者一律强制遣返回原地。我拿到遣返的车票後，还是坚持到天安门东侧的“中央文革接待站”作了上访。我向接待的军人谈到文革开始以来，本人受到种种迫害；谈到W县“12.6”惨案，暴徒们打死了十多个人，竟然至今无人过问！暴徒们依然横行霸道，我们逃亡在外的人仍然不能安全返回工作岗位等等。接待的军人做了笔录，并表示，现在可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了；W县“12.6”惨案也可以向新疆在京谈判的群众组织代表反映。接待结束，接待的军人在我的工作证上打上了来访日期的印记；还出具了一份来上访的证明函，盖有“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印章。
我从接待室出来，准备到西苑旅社找新疆谈判代表。就在“中央文革接待站”的院内，有到西苑旅社找过“三新”谈判代表的人说，谈判代表团管不了上访人员的生活问题等等，给我泼了一盆凉水。于是，我回到车站，由红卫兵“护送”着上了火车，离开了北京，回到陕西家里。
我回到陕西家里，住了两个月，我给在乌市母校任教的同学D写信询问新疆的情况，D回信说，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还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新疆的形势还是比较乱，最好还是在口里呆一段时间再说。我也给在北京某中任教的高中同学Z写了信，同时寄出去W县“12.6”惨案的有关材料，托他转交给“三新”谈判代表团。Z回信说，材料已交到在西苑旅社的“三新”谈判代表团；欢迎我到北京去找他。大姐也认为，听说新疆还有武斗，我到北京找“三新”代表团一同回疆比较安全。
1968年7月17日，我第二次到北京。由于前车之鉴，即北京的民警和红卫兵，对外地来京上访的人员一律强制遣返的教训，我在丰台提前下了车。下得车来，已是早晨，我按照Z写的地址，到宣外香炉巷找到Z家，见到Z的岳母，她说Z在学校学习班，有一些时间没回家了。我留了便条，约Z到西苑旅社见面。走到街上，我又决定到白塔寺N中亲自找Z，或许还能借到钱什么的。总算见到了Z，由于他忙，仅匆匆客套了几句话。接着我就找到西苑旅社，也就是新疆“三新”代表团的住处，收发室说要到下午3点才能接见来访者，生活问题要上访者自己解决。当时只有12点，在返回城里吃完饭后，身上只剩下5角多钱了，我才想起关X（原W县的同事）曾说过：孙子清（原W县的职工）在W县办完了手续，到北京法国使馆开车去了。对此，我虽一直是将信将疑的，也听说孙子清似乎在文革中出问题了，但在北京再没熟人可找，离“三新”代表团接见又还有三个钟头，才决定问路找找看。
在去找孙子清的路上，使馆门口都有民警站岗，考虑到北京市革委会1号通令对外地上访者一律强制遣返的做法，我不能对民警出示外地的证件，也不能说自己是来上访的。当时我只穿了件白衬衫，工作证等放在唯一的上衣口袋太显眼，我就把它放在去西苑旅社的公交车车站旁的树下，好返回西苑旅社时再拿上。
找到法国使馆后，我先向在门口站岗的民警（门卫）询问：“这里是法国使馆吗？有没有叫孙子清的，开车的？”门卫随即向馆内一工作人员招手，叫我自己问他，我就向馆内那名工作人员问道：“请问，这里有个司机叫孙子清的吗？”那位工作人员略微想了一下，说：“没有这个人，你可以走了。”我就转身朝东走了。
不料，另一名民警（在《原判》中称“岗哨”）快步随后赶来，又把我叫回大门口，说是帮我找人，叫我站在大门东侧，他和门卫走进西侧岗亭。后来门卫过来问我的姓名时，我信口说叫王XX；再后来，“岗哨”又来问时，我想关X跟孙子清更熟悉，就是关X对我说过孙子清在北京法国使馆开车的，就又信口说自己叫关X，——于是暴露了外地上访者的尴尬处境！
两位民警站在大门西侧向站在东侧的我问话。大门有四、五米宽，可以同时进出汽车。民警们问话时，有进出的汽车和行人，当然也有外国人。
可能是民警在岗亭打了电话，来了一位高个儿民警首长，才把我从大门东侧叫到大门西侧的。
这就是1968年7月17日，我到北京法国使馆找孙子清的全过程。
二、《原判》称：“该犯1968年7月17日到法国大使馆以找孙子清为名，要进入法国大使馆，并且不听警卫人员的多次劝阻，想方设法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取得联系，企图混入大使馆，以达其叛国投敌之可耻目的”等等。
事实的经过我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当馆内工作人员对我说：“……没有孙子清这个人，你可以走了。”我随即转身离开了法国使馆的大门走了，——怎么是“要进入法国大使馆”呢？
明明是“岗哨”把我叫回大门东侧，单独站在那里；两位民警站在大门西侧岗亭向我问话，大门有四、五米宽，有同时进出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当然也有外国人。——怎么就成了“不听警卫人员的多次劝阻，想方设法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了呢？“
尤其是向民警询问就是询问，怎么就是“要进入大使馆”、“企图混入大使馆”呢？而四、五米宽的大门始终敞开着，二民警一直站在大门东侧，甚至都进到岗亭内打电话，“该犯”一直站在大门东侧，直到民警首长来才善意地叫开了。——“该犯”有丝毫什么“要进入大使馆”、“企图混入大使馆”的的想法和做法没有呢？难道说要进入四、五米宽敞开的大门，非要跟什么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就可取得联系，才能企图混入吗？——简直莫名其妙！所以“要进入大使馆”、“企图混入大使馆”等等，纯属虚构是一目了然的！
三、《原判》接着说：“经我岗哨的反复查问，该犯又违称姓王，从石家庄来的等一系列谎言，被当即将其罪恶阴谋识破；送交北京市公安部门扣留”。
既然前面已经说了，“该犯”是多次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取得联系，企图混入大使馆，则已是罪恶昭彰的叛国阳谋了！而就在身旁的民警又怎么在“反复查问”中，因“该犯又谎称姓王……等一系列谎言，被当即将其罪恶阴谋识破”的呢！
四、《原判》接着又说：“经审讯，该罪犯交待出真实姓名和单位地址，并交待去法国大使馆之前已把工作证等证件藏在林带里，可见该犯去法国大使馆是有准备有目的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在这里，我异常悲愤地控诉：震惊全疆的、我方被打死十多个人的W县“12.6”惨案，半年多了竟一直无人过问！我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们不能返回原工作单位。我被迫逃亡已经八个月了，早就钱尽粮绝了！群众组织只能帮助解决一部分困难，我们是怎样维持生活的？一不会偷，二不会抢，三又要面子，不愿乞讨，就只有向熟人借……在加上当时北京革委会的一号通令，对外地来京上访的人一律强制遣返。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藏了证件，改名换性去找熟人借钱，实属被迫无奈呀！
五、《原判》又写道：“据北京市公安部门调查，该犯所找孙XX自误使馆建立以来从无此人，足见该犯找人是假叛国投敌是真”。
这个推论武断得出奇。某甲听某乙说某丙到某处去了，某甲到某处找某丙，找到其人和查无其人，都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怎么就可以足见该犯找人是假叛国投敌是真呢？何况孙子清到北京法国使馆开车去了的说法在W县肯定是有过的，也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下面，我把孙子清其人，简单介绍一下：
孙子清当时有三十来岁，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身材魁梧，一头深褐色卷发，高鼻梁，大脸庞，褐色皮肤。说话带有云南、四川口音。据说，他的生父是法国人，生母是印度人。他自称，五十年代他在旅顺给苏联专家开车，以后又在空军工作过。或许是一个运动接一个的运动，使他落魄来到偏远的W县的。我是在1964年春耕开拖拉机时跟他相识的，当时他在县委赵书记坐镇的春耕生产指挥部工作。他跟少数民族同志能讲维语、甚至讲蒙语。跟少数民族妇女们可以谈得热火朝天。跟我则探讨机械原理和机械制图方面的问题。确实与众不同！后来他又调到县农机供应站工作。再以后，就听说中法建交后，他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在W县农机供应站办了手续到北京去了。有人说，他到北京法国使馆开车去了；也有人说，他在文革中参加打砸抢，出事了。因此，1968年7月17日，我去找孙子清时，既指望能向他借到钱；也怕他出了问题，因而受到牵连。
1968年9月，我在新疆公安厅看守所受到提讯时，公安人员出示了孙子清的照片，并暗示他已出了问题。此后我又被关押了一年多时间，我一直以为孙子清出了问题牵连冤枉了我。
1975年2月，我平反回到W县后，曾向县农机供应站有关人士询问，核对孙子清的有关情况，结果竟跟我上面所讲的差不多！大家也不甚了了！
1980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我平反五年后，在W县A公社任农机管理站站长时，A公社塔书记陪同两名民警来到我的家里，询问孙子清是否来过？是否知道他的去处？等等。我当即反问道：“这么多年了，政府都不知道他的情况，我怎么会知道呢？”民警连忙表示：“我们只是来问问，没有别的意思”。
可见孙子清一直是个迷！
六、《原判》最后写道：“该犯”在事实面前，仍负隅顽抗，拒不交待其真实目的和动机。
在什么事实面前呢？
无论在什么地方，找什么人，我向人民警察询问有什么过错？我又在人民警察的指示下询问了馆内工作人员。——这就是事实。
在什么事实面前呢？
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1号通令对来京上访的人员一律强制遣返。而震惊全疆的、我方被打死10多个人的W县“12.6”惨案发生已经半年多了，竟依然无人过问！我若暴露了外地上访人员的身份遭强制遣返，人身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因此，我只能改名换姓，也不能出示证件，——这就是事实！
我写完上诉书如释重负，心情感到特别轻松！在看守所与世隔绝的阴暗牢房里，每天仅仅依靠一碗糊糊、一个窝头延续生命，真正是度日如年呀！在看守所里，我整整熬过五百六十六天！现在总算盼到判决结果，无论怎样，如同掉在黑咕隆咚的深井里的看守所的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在看守所的五百六十六个日日夜夜，我还是有所收获的：
首先是我的精神状态，从悲观、绝望、崩溃的边缘勒住了缰绳，决心在逆境中坚强地活下去！
其次是，在看守所的日子就如同亲历炼狱，和观察在炼狱里挣扎的各种各样的灵魂。——这对于我也就像读书、行路一般，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的阅历和行囊，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我始终没有忘怀少年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写书”的抱负！
1970年2月6日上午，我把《上诉书》交给了小队长，同时，陈清文也向小队长要纸笔写上诉。李松章则没有什么表示。
1970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号子门突然又“喀噔”大声响了一下。翌日早晨，小队长喝令我、陈清文和李松章，捆好被褥、拿上衣物出去。黄祥明已经站在院里。
我提着被褥走到院里，立刻呼吸到新鲜但是凛冽的空气！从此告别了W县看守所漫长的饥饿、阴暗、恐怖的日子！
附件：
最高指示
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决书
W公军（70）刑判字第1号
叛国投敌未遂犯程晓龙，男，汉族，现年30岁，旧官僚家庭出身，学生成分，湖南省X县人，大学文化程度，会英语、俄语；捕前系本县拖拉机站技术员；
查程晓龙，出身于旧官僚家庭，其祖父解放前在国民党伪政府内曾任少将处长；其父系历史反革命，解放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曾任中校干事，科长等职，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判刑劳改。
由于程犯出身反动家庭，自小受反革命家庭影响，长大后又不重视思想改造；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该犯以“造反”为名，到处流窜，曾两次去首都北京伺机行事，以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该犯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到北京法国大使馆以找“孙XX”为名，要进入法国大使馆，并且不听警卫人员的多次劝阻，想方设法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取得联系，企图混入大使馆，以达其叛国投敌之可耻目的；经我岗哨的反复查问，该犯又伪称姓王，从石家庄来的等一系列谎言，被当即将其罪恶阴谋识破，送交北京市公安部门扣留。经审讯，该犯交待出真实姓名和单位住址，并交待去法国大使馆之前已把工作等证件藏在林带里，可见该犯去法国大使馆是有准备有目的的。据北京市公安部门调查，该犯所找“孙XX”自该馆建立以来从无此人，足见该犯找人是假叛国投敌是真。
程犯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党和政府还是培养他直至大学毕业，当上干部，本应该积极为人民服务，改造思想；但由于该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顽固的站在其反动家庭的立场上，与人民为敌，终于走上背叛祖国、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可耻道路。该犯在关押期间，态度极不老实，经反复交待政策，在事实面前，仍负隅顽抗，拒不交待真实目的和动机。为维护祖国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将叛国投敌未遂犯程晓龙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拾叁年，刑期自1968年11月4日起，至1981年11月4日止（关押期已折抵刑期计算在内）。
如不服本判决，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五日内上诉B州革委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1970年元月28日
第十四章 入监队、与死神相伴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陈清文和李松章被叫出号子，黄祥明则在院子里站着。小队长把我们进看守所时扣留的证件等物品交还给了我们。D队长黑着脸给我们每两个人共带一付手铐，推上蓬布盖严的汽车，车上有两名背枪的负责押送的军人。D队长自己则坐在驾驶室里。
汽车一路狂奔，中途在某县看守所吃饭、解手、稍作休息後，又继续赶路，直到S县看守所过夜。第二天上车时又增加了李忠保、韩雨平、赵克强、李新献等人。一路上虽然天气寒冷，大家还是很兴奋，都想快点到达目的地，因为大家都认为劳改队比看守所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汽车抵达乌鲁木齐後，先到八家户“新疆第一监狱”，只见高墙上拉着三层电网，大门口军人持枪而立，肖杀森严。
D队长提着皮包、下了汽车，进到大院外的办公室。
从S县上车的韩雨平悄声说：“这第一监狱关了好些个总统，总书记呢！”我惊问道：“这怎么会呢？”韩雨平神秘地一笑：“都是些反革命组织的头头呗！”
我们从蓬布的缝隙可以看到，D队长又夹着皮包走出办公室，上了驾驶室，汽车调头离开了第一监狱，朝北行驶在一条四周空旷的公路上，好一阵儿才到了另一座高墙大院，不同的是，高墙上没有拉电网。大墙上用红漆刷着巨大的林彪字体的标语：“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汽车在大门楼前停车，大门口没有挂单位的招牌，门楼上站着背枪的军人。
D队长提着皮包，到马路对面的一排办公室去办了手续之后，我们下了车，解了手铐，提着被褥走进高墙大院，迎面不远处的大墙上赫然刷着红色巨型仿宋体字：“判处死刑，缓期二年，以观后效”显得咄咄逼人！
“立定，向右转！”从身后传来喝令声，我们站成了一排。这时走向前来一位身着皮领兰色短大衣的干部，身材中等偏瘦，戴着黑框眼镜，长脸颇像康生。他手里拿着个文件夹，略有些佝偻着腰，厉声喝道：“站好，站好！”然后低头看文件夹上的名单，喃喃自语式地接了一句：“半死不活的样子！”听得出他是河北口音，後半句不知是说谁，他那职业性的阴森冷漠的眼神、居高临下的态度，让我们这些走进这高墙大院的人，立刻意识到自己是个“劳改犯”了！
他照着文件夹一一点名，然后又对着每个人一一扫视一番。
后来我们自然知道，他就是这北戈壁劳改农场赫赫有名的高股长！
接着我们被带到一个小院内，进到一间大屋里，由两个身着黑色棉衣棉裤，显然也是劳改犯的年轻人，对我们一一做了检查和登记；把我们随身带的证件等集中起来，交给站在一旁的高大胖硕、面颊刮得铁青的维族干部艾队长。然后，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新的黑棉衣、黑棉裤、黑色棉胶鞋、黑色棉帽子、黑床单、还有脸盆、饭碗等。
这时，来了一位矮个儿、面目黧黑的值星员，把我们带到13号号子安顿下来。李忠保和黄祥明则被安排在其他号子。我们铺好被褥，收拾妥当，只听得院子里喳喳呼呼的，我走出号子一看，原来是院子里的篮球场上，犯人们正在打篮球，其中有几个带着脚镣丁零当啷的，还喳喳呼呼喜笑颜开，蹦得老高！——这个场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刚进劳改队倍感压抑的心情，不由得为之一振！
不一会儿就开晚饭了，值日提来饭菜，窝头果然比看守所的大许多，洋芋萝卜汤菜，虽然几乎不见油花，却有一大碗！过去在看守所就听说，在劳改队可以吃饱肚子，总算不错！
吃完晚饭，值星员叫大家各拿一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打篮球，说这是入监队的规定。
跟我挨着坐在门口看打篮球的同号自我介绍说，他叫张永远，是早几天从J县来的。我看他只有二十来岁，身体结实，五官端正，嘴唇略厚，性格爽朗，一边看打篮球，还一边哼着带新疆风味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曲。
张永远指了指在远处背着手、低着头走的一位身穿褪了色的蓝色短大衣的年长干部，说，那就是王场长，他是在悄悄检查各个号子的人是否都出来看打篮球了；他还常检查食堂。王场长很关心犯人的改造。
张永远还对我介绍说：“我们一队就是入监队。进大门的左侧（也就是东面）是伙房，挨着是会议室和库房，对面东南角是厕所；进大门的右侧（也就是西面）是住同犯的号子，从我们这头（也就是南头）数，从11号直到20号；院子南边是几间备用号子。院子中间的那边是一个篮球场，这边是早请罪的场地。”
晚上睡觉前，值日彭达如，一个白胖、热情的小伙子，从伙房挑一担热水来，每人一盆：洗脸，洗脚。——我从进看守所以来，已经一年零七个月没有用盆子洗脸洗脚了！
值日还要负责给火炉添煤，保证号子的温暖。
铺位是值星员彭成刚指定的。所谓“值星员”就是这个号子的舍长。彭成刚自己靠墙睡，第二个是我，第三个是陈清文，第四个是李松章……每个人的床铺约60公分宽，对着门的这边可以睡10个人，挨着门的那边也可以睡8个人。整个号子约30平米。所谓的床就是约60厘米高的土炕，床沿是用砖砌成的，床沿口有一个约40厘米宽的炕洞，盖着几块短板，可以放一些杂物。
折腾了一天，我倒头便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被院里的哨子声叫醒了。彭成刚一面迅速穿着衣服，一面厉声催我们快点！大家睡意惺忪匆匆忙忙地穿衣叠被，并紧跟着彭成刚到院子里去。天还黑沉沉的，劳改犯们又都穿着黑衣黑裤，按每个号子站成一行，黑压压的一大片，由值班值星员在队列前面带领着大家向毛主席请罪：
我们向毛主席请罪
我们有罪
我们一定读您的书
听您的话
认罪服法
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
一片嗡嗡之声此起彼伏，我也跟着哼哼，好在谁也看不清谁。
这怪异的场景，不知为何使我联想到《神曲》，联想到地狱和鬼魂，真是群魔乱舞，鬼影憧憧！心中有说不出的恐怖和别扭。
请罪完毕就是洗脸、吃饭。今天的值日是张永远，由他打水、打饭。
饭后，值班值星员在院子里边吹哨子，边喊“集合了！”同犯们由值星员带领，各自拿着小板凳到院里集合。跟“早请罪”时一样，值班值星员站在操场东面、会议室门口集合，各号子的值星员站在排头，每个号子站成一行。随后，同犯们排着队，按号子分别从会议室的南北两个门进入会议室，按规定次序坐下。
高股长悄然进门走到台上。
一位身穿黑棉袄、浓眉大眼、面色青黄的中年汉子走到台前，大声说：“在批斗反革命集团的大会开始前，请高股长作指示！”说完，仍回坐在小板凳上。
高股长在台上走到台前，用阴森而又锐利的目光向全场扫视了一番，大声说：“自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我们北戈壁农场揪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接着他看着文件夹继续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要突出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你们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守法，交待自己的罪行，才是唯一的出路！”
全场鸦雀无声，空气凝固，气氛紧张。
高股长讲完话，朝台下刚才讲话那位中年汉子说：“舒冰，批斗会开始！”说完，坐到台后的椅子上去看文件了。
舒冰走到台前说：“刚才高股长做了重要指示，现在继续进行批斗反革命集团的大会。开始发言。”
接下来，杨宏、陈道海、彭成刚，还有舒冰自己，相继对“反革命集团”做了重点批判发言，竟然个个讲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无懈可击！在社会上，在文革中这样高水平的批判稿也不多见！
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重点发言的人，原来都是大学生！
一般性批判结束后，舒冰突然厉声喝道：“反革命集团成员安永生到台前来！”
一位个头不高，皮肤白净，五官端正的小伙子从人群中走到台前，面向大家，略略低下头。
“老实交代你们几个是怎样策划打算劫持飞机逃往国外的？”
“我们没有策划过什么劫持飞机外逃。”安永生低声回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彭成刚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安永生不老实交待就叫他灭亡！”
“砸烂安永生的狗头！”
喊口号一停，舒冰又喝道：“安永生继续交待！”
“在社会上时，我们几个在一起曾说过，如果能坐飞机到世界各地旅行，该有多好！不知是谁诬陷我们……”安永生声音依然不高。
“不要避重就轻，交待跟马雪尘他们的关系！”舒冰喝道。
“我们之间只是同犯的关系！”
“安永生老实不老实？”苏冰喝道。
“不老实！”大家答。
“安永生不老实怎么办？”
“给他加温！”大家答。
话音末落，从旁窜出一条大汉来，个头有一米八几，面目狰狞，朝安永生劈头一拳，又飞起一脚，把安永生踢了个嘴啃泥！接着又把安永生提起来，按下头去，然后把两条胳膊反拧到后面，向上翘起做喷气式飞机状……
与此同时，大家在彭成刚的带领下，继续高呼口号：
“安永生死有余辜！”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这时高股长走到台前，用阴森、锐利的目光向下扫视了一番，说：“你们看到了吧，安永生几个到北戈壁农场这么长时间了，不但不认罪，还卷入到以马雪尘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里了，我看只有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进了劳改队还不认罪，要罪加一等！下午分号子讨论：一是揭发、批斗马雪尘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二是结合每个人的思想实际，谈认罪守法。每个人都得发言，值星员做好记录，交到管教上来检查。”
下午分号子讨论的时候，由于彼此间都不了解，又规定不准谈各自的案情，大家无非空对空痛批了一阵“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然后就说自己如何提高了觉悟，一定要服从管教、老实改造云云。
我在发言中，有意避开“认罪守法”这个措词，因为在我心中实在无罪可认！于是，我玩起了文字游戏，这样说：“来到北戈壁农场，参加了批斗反革命集团的大会，深受教育，今后我一定遵纪守法，在批斗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在劳动中，努力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其实，“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个说法，早已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自我贬损的口头禅了！
在北戈壁农场整整五年，我一直坚持这个说法，并没有被识破！
我注意到彭成刚在记录时，眨巴着眼，思索了一会儿，才又记录的。他也是个大学生，想必他也从我的发言中，听出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
睡到半夜，我梦到自己正在挨批斗，遭到拳打脚踢，顿时吓醒了，心脏通通的跳个不停……
1967年10月间，W县两派群众组织经常在半夜试爆手榴弹和地雷，我被爆炸声吓醒後，心脏就通通跳个不停……
1968年3月，在乌鲁木齐母校逃难时，群众组织上交武器，半夜销毁在操场埋设的地雷的巨大爆炸声，也屡屡惊醒我，心脏通通跳个不停……
1968年5月，我到哈密看望湘弟，半夜也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心脏通通跳个不停……
1969年8月的一个深夜，W县枪声大作，后来知道是有犯人越狱，我们在看守所也被惊醒了，我的心脏通通跳个不停……
文革以来,由于恐怖而感到恐惧，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第二天的批斗会由矮胖的史队长主持，史队长面带微笑，讲一口东北话，说了几句开场白，就坐到后台的椅子上看文件去了，像个局外人似的。
这天批判的对象叫翟金标，中等个儿，偏瘦，二十七八岁，两只眼睛滴溜溜转个不停。他同样被叫到台前，略低着头。
“翟金标，老实交待你们几个是怎样策划抢钱抢枪的！”舒冰喝道。
“我们没有说过抢钱抢枪呀！” 翟金标略抬起头，惊恐地用河南话说道：“我们没有说过抢钱抢枪呀？”
彭成刚立刻带领大家高呼了一阵口号。
接着是几个同犯相继慷慨激昂的批判发言。
“翟金标老实不老实？”舒冰厉声问道。
“不老实！”大家齐声道。
“怎么办？”舒冰继续问。
“来顿‘拉条子’（1）！”大家高声答。
那面目狰狞的大汉名叫董国大，又一下子窜了出来，手里提着绳子，三下五去二，熟练地把翟金标捆了起来，并用膝盖顶着翟金标的背，用劲勒绳子，这时又上来几个犯人，七手八脚，帮着大捆大绑，直绑得翟金标像宰猪似地嚎叫不止……
彭成刚又及时带领大家高喊口号。
整个批斗大会气氛狂热而野蛮，也是我从末想到过的！心脏情不自禁地通通跳个不已。心里想，轮到自己挨批斗怎么能受得了呢？劳改队的这个阵势，过去怎么没听说过呢？
那史队长始终面带微笑坐在后台翻报纸、看文件，像个局外人似的，听任犯人们的野蛮行为。直到后来他示意舒冰把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都带走後，他才走到台前来，微笑着说：“昨晚在家我给自己来了个喷气式；弯着腰，向后翘着胳膊，我看着表，看能坚持多长时间，果然不好受呀！是得给他们点厉害的，否则他们怎么会老实交代呢？”然后他又布置了下午按号子进行背靠背的揭发，和面对面的批判；安排明天批斗陈剑秋，要求重点发言人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陈剑秋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人物！”
在批斗陈剑秋那天，陈剑秋并没有出现在台前。主持批判大会的董队长，中等个头，白净微胖，讲一口从容不迫的甘肃话。董队长说，经研究决定，今天批斗陈剑秋不准他到场了。因为陈剑秋在单独囚禁小号之后，依然拒不认罪，态度嚣张！大家要对他继续揭发批判，痛打落水狗！
从一个接一个的对陈剑秋的批判发言中，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陈剑秋是西安某大学的高才生，身高力大，从反右以来落魄至今。
大家集中火力批判陈剑秋的反动言论：“秀才造反光是口说没有用，要用实际行动干才行！”
大家认为；厕所里出现玷污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及爬到伙房里偷馒头等事件都是陈剑秋干的。
陈剑秋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干将和第四号头目。
来到北戈壁，接连参加了几天批斗“反革命集团”的会议，我总算听出些眉目来了：自“一打三反”以来，北戈壁农场挖出来一个“反革命集团”，该集团已发展到五、六十个成员，遍布全场四个队和就业队。首犯叫马雪尘，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流落社会，“文革”初期以“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二号头目叫张土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哈密某校当数学教师，也是在文革中被捕的。据说，张世昌有惊人的记忆力，在看守所练就了背诵《新华字典》的本领，犯人们都对他十分敬佩。在揭发批判中，张世昌的主要罪行是，他曾经说过：“坦白是自杀；检举揭发是互相残杀。”
马雪尘、张世昌和陈剑秋已经被分别单独囚禁在跟外界隔绝的小号里了，我始终没能见到他们的面。
只有“反革命集团”的第三号头目郭家俊没有关进小号，仍住在一队的18号号子内，但指定了几个刑期较短的刑事犯看管他。郭家俊有时被叫到批斗会现场来作证或接受质询，他身材挺拔、气宇轩昂、不卑不亢、讲起话来干净利落，既不包揽也不推卸，确实有头头的风度！
接连几天阴冷晦暗的天气终于放晴了。为了尽快整理“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批斗会暂时停下来，一队出工到大田干活了！
一名身着黑色棉衣棉裤的劳改犯擎着一面红旗，上面是五个黄色的大字：“农业学大案”，走在队列的前面。
接下来是四个人一排的黑衣黑裤的劳改犯的队伍，走在前面的是二十来个带着脚镣丁零当啷蹒跚而行的重罪犯人；然后是近二百名扛着工具的劳改犯的黑色队伍。
队伍的四周是十来个如临大敌的持枪的军人，有的手持佩着刺刀的半自动步枪，有的背着冲锋枪，还有的端着转盘式机枪。
黑色的队伍在丁零当啷的脚镣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中，行进在空旷的戈壁滩上，寒风刺骨，太阳也是冰冷的。
我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在黑色的队伍里奋力前行……突然想起1963年我在伊犁肖尔布拉克进行大学毕业实习时，见到劳改犯们在大田干活，也是清一色的黑衣黑裤，也是由持枪的军人看管着……甚至还有许多女劳改犯，据说她们都是解放初期处理的上海妓女……那时我飘飘然地从大田走过，觉得自己跟劳改犯们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没想到，曾几何时，自己竟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到了大田，劳改犯们按号子散开，军人们也在远处设立了警戒线。
劳动的项目是平整条田：挖土，担土，平地。任务很重，催得又紧，我拼命地挖呀，挑呀，还是不能完成；彭成刚又总是怒目瞪视，厉声催促……中午饭用毛驴车送到大田，吃完饭接着干活……等到太阳落下收工回来，我又饿又累，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我迈着沉重的步伐，昏昏沉沉的，仿佛与死神相伴而行——心里迷迷糊糊地想：如果天天都是这样，肯定要死在这里了！
回到号子，吃了晚饭之后，值星员照例要到队部去开会；会后回号子，又把我们召集起来开会。
值星员彭成刚在会上，横眉冷目，严词训斥我，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就是不认真改造！
韩雨平、彭达如，赵克强几个相继发言，疾言厉色，上纲上线，说我不完成定额任务就是不认罪守法，就是不老老实实改造——这在劳改队已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身体已经累得疲惫不堪，精神还要受到折磨！
在劳动中，我已竭尽全力，为什么还要如此逼迫我呢？
熄灯了，我躺在拥挤得几乎不能翻身的床上想：在看守所里，虽然饿着肚子，成天关在黑房子里，但却不像在这劳改队里，时刻受到摧残和折磨，肉体不堪其重负，精神不堪其重压！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随着黑色队伍的脚镣声，迈着艰难的步伐出工，咬着牙拼命地干活，我还是不能完成指定的任务……收工时又迈着像灌了铅似的两条腿，恍恍惚惚地与死神相伴而行……到了晚上，依然在会上受批判，受喝斥，受指责……就连睡着了也常感到在重压下喘不过气来；或因在恐怖中心脏通通快速跳动而惊醒。
在刚进入监队不久的这段日子，在疯狂批斗和超强劳动的双重高压下，我竟被扭曲得没有了人形，大脑被碾压成了一片空白！
我仿佛不是一个年届而立的人，我似乎没有在人世间生活过！没有读过许多世界名著，没有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没有上过五年大学，没有在生产第一线当过技术员，没有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没有在暗无天日的牢房呆过五百六十六天！
我仿佛从纯真的中学直接进了劳改队！
过去竟然是一片空白！知识和经验统统化作了乌有！
在刚进入监队不久的这段日子，在疯狂批斗和超强劳动的双重高压下，我竟把值星员当作了政府的化身，把劳改犯们当作了群众，似乎自己真成了他们所说的“反改造分子”似的，一面潜心自省，一面拼命地干活，常常跟死神相伴！
——我至今回想起那段日子，依然无法解释，依然不可思议！
注：
（1）原为新疆的一种类似拉面的面食的名称，这里喻捆绑之刑。
第十五章 一打三反，九名年轻人被枪毙
遇到下雪或阴霾天气，入监队就不去戈壁滩学大寨了，而是继续批斗“反革命集团”。
翟金标在挨了一顿“拉条子”之后，再挨批斗时，像拉家常似地东拉西扯，一会儿说，他有个亲戚在银行工作，原来打算找他搞些钱；一会儿又说，他还有个亲戚在派出所工作，他可是有枪的喔……
主持大会的史队长依然坐在后台翻报纸，看文件，像局外人似的。
舒冰也不再对翟金标施压，只是叫记录员认真记录。
翟金标站在台前，像讲故事似的，口若悬河，越发不可收拾，讲到自己的众多亲戚颇有来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在批斗“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杨佛山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佛山，甘肃东乡人，东乡族，约三十来岁，身材高大，面如重枣，头发微黄。
杨佛山站在台前做交代时，用甘肃话说：“我本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东乡人，前些年从甘肃盲流到新疆，为生活所迫，走上了偷盗犯罪的路。来到北戈壁劳动改造，认识了一些有知识的人，使我明白了，一个人在世上怎样活着才有意义……”讲到这里，主持大会的高股长示意，董国大扑向杨佛山，绳捆索绑，拉了出去……
天晴了，我又随着入监队黑色的队伍，迎着凛冽的寒风，到戈壁滩上学大寨，修地球。
时间一天天过去，虽然每顿饭吃的只是一碗水煮萝卜洋芋和一个玉米面窝头；挖土、挑土的劳动强度很大；每天晚上我都受到无情的批斗……然而奇迹出现了：我不但没有随死神而去，竟然连感冒都没有得过！精神也没有被斗垮！
我开始留意周围的情况。
出工的时候，杨佛山拖着脚镣，一副大气凛然的姿态。是呀，人的肉体是可以被摧残的，然而人的崇高精神境界是摧不跨的！我永远记得这位东乡汉子大气凛然的模样，我永远记得他那发自肺腑震撼人心的话语！
郭家俊虽然没带刑具，但总有一个刑事犯看管着他。当有飞机从北戈壁上空飞过的时候，郭家俊的眼睛在帽沿下朝天空注视着，那眼神有渴望，有向往，有寄托，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他是否想从飞机上看出点局势的变化呢？还是他的思绪随着飞机海阔天空地翱翔起来？
春天总算来到了，但是我们的活儿并没有减轻。拖拉机犁过地之后，我们手持铇耙（1）跟在后面平地，速度飞快，我总是跟不上趟，陈清文在我旁边常常帮我平一些地，而彭成刚则总是横眉冷目地呵斥我：平地速度慢，质量也不好！
到了晚上，号子开会，依然是以批判我为主，因为我是号子里唯一的“政治犯”。
值星员彭成刚首先横眉冷眼、一本正经地说：“程晓龙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就是拖小组的后腿，就是不老老实实地改造，也就是反改造……”
常常对我作长篇批判的，总是那几个人。
昌吉来的彭达如，一副学生腔，歪着脑袋像文革中大辩论，大批判那样，动辄采取无限上纲的腔调，不时引用毛主席语录，对我进行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道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同扫地一样，扫把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抛掉。’”彭达如把《毛主席语录》捏在手里，继续说：“程晓龙竟然经常不能完成政府交给我们的劳动任务，就是不认罪服法，就是公然对抗改造，就是跟反革命集团站在一起……”帽子大得吓人！
彭达如只有二十来岁，是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干部，五官端正，身体壮实，干起活来认真卖力，虽然犯了“敬爱的江青同志”有言在先的，强奸幼女罪一律判刑十年，但终归是刑事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像政治问题一律属于敌我矛盾，自然要对我上纲上线，痛打落水狗了！
另一个常对我进行严厉批判的，是S县来的韩雨平。
韩雨平，三十来岁，皮肤黧黑，身高体壮，干起一般农活来，真是小菜一碟！批判我完不成劳动任务来当然更是理直气壮！韩雨平虽不像彭达如那样引证毛主席语录，又做理论分析；但敲我几下不叫我跳起来，也得叫我难受好半天！
韩雨平在狠狠敲我两下之后，竟然大谈其偷盗扒窃的作案经历：
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他从一个乘客的上衣口袋里扒得一个钱包，看那乘客的眼神不对劲儿，似乎是察觉到了；于是他立刻把那钱包放到那乘客的裤子口袋里了……果然那乘客突然抓住他的衣领高喊：“抓贼！”他不慌不忙，装作无辜的模样，那乘客在慌乱中突然从自己裤子口袋里掏出了钱包，只得疑疑惑惑地向他道歉……他却作出一副大人不见小人怪的姿态。
类似的扒窃故事，他天天讲也讲不完。
此外，韩雨平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跟一位维族妇女姘居的故事，他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完全沉静在往日的欢乐中……
难怪有时在半夜听到韩雨平在梦中大声哼着维族民间曲调呢！
韩雨平还公开宣扬：他只偷私人的财物，因为一旦被抓了，判刑较轻；抓住一次，就只承认一次，公安也没有办法！倘若偷盗公家的财物，一旦被抓，判刑就很重了！
按照规定，犯人是不准互谈案情的。如前所说，韩雨平却常常肆无忌惮地大谈其作案经过和男女私情，甚至进行宣扬和教唆！一本正经的值星员彭成刚却从没予以制止。
韩雨平并不把矮小的值星员彭成刚放在眼里，有时对彭成刚语带恐吓，有时又吹捧两句。
从韩雨平的举止谈吐，可以看得出，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市井无赖兼惯偷！然而，他在劳改队入监队的高压下竟能活得自由自在，笑口常开！
相形之下，我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犯”在严酷的入监队却受到无情的批斗和打压，屡屡跟死神照面！
还有一个经常发言批判我的，也是从S县来的赵克强。
赵克强四十多岁了，一米六几的个头，眉淡须稀，据说是搞投机倒把进来的，进了劳改队也满不在乎，根本不理会什么“不准串号”、“不准互谈案情”等规定，常到别的号子交谈或倒腾小物件。本来他的做法也是要受到批判的，于是他格外卖力地发言批斗我，借以掩饰自己的过错。
在批斗会发言比较积极的，还有J县来的张永远，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他。
张永远发言并不指名道姓，也不上岗上线，只是强调：劳动改造就是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因此，一定要努力完成规定的任务，一定要过劳动这一关！然后他就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表示认罪守法，放下包袱，努力在劳动改造中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争取早日回到社会上去。
张永远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心地坦荡，积极乐观，这在劳改队里是不多见的。
张永远也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也跟彭达如一样犯的是“强奸罪”，也是十年刑期。
号子只要开会，每个人都是必须发言的，先举手发言，后挨着铺位发言。
陈清文发言跟张永远相似，并不上纲上线，也不扣大帽子，重点是谈自己的认识。
李松章和李新献两个人看起来，都没上过几天学，开会发言都不会讲流行的套话，只是哼哼唧唧地说几句“认罪守法，老实改造”之类的话。
还有一位自称是“自动支边青壮年”的吴本生，河南人，也才二十来岁，个头高大，据说在社会上是爆苞米花的，刑期也短。在劳改队，若是刑事犯，刑期又短，是令人羡慕的，本人也有优越感。
吴本生常嘻嘻哈哈地自我调侃：为什么说我们是盲流呢？我们是自动支边青壮年，又不要政府掏路费……
这位“自动支边青壮年”对我这个“阶级敌人”却没有什么敌意。
——可见无论在怎样的大气候下，终归是人各有心，心各有志的。
不久，我知道了自己是13号号子里唯一的“政治犯”，而且刑期也最长，——怪不得我一直是入监教育的批斗对象！
再加之我在看守所关的时间太长，身体太差，在小组里只有我一个人劳动最吃力，完不成值星员指定的劳动任务，——这就又罪加一等了！
1970年的春天，“一打三反”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激烈地进行。
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多次召开大型的公判大会，每次都要枪毙一批人。
1970年4月的一天，北戈壁农场的马雪尘、张士昌、郭家俊、陈剑秋、杨佛山、翟全标等9人，也被拉到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公判后枪毙了！
其中马雪尘、张士昌和陈剑秋，我一直未能谋面，因为我在1970年2月下旬到北戈壁时，他们已经分别被单独囚禁在小号里了；另外三个人的名字，我一直没有印象，或许是我到北戈壁之前，他们已经被批斗过了。在这里，我想起索尔仁尼琴所说的：
“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但愿他们原谅我，
没有看到一切，
没有想到一切，
没有猜到一切。”
那天，我们一早就到大田干活去了，中午回来吃饭时，才知道马雪尘等9人被拉走枪毙了！
没有出工的同犯们说，他们9个人都是军人们用手钳子，在胳膊上拧上铁丝后，推上汽车拉走的！只有判死刑的人，才用铁丝拧着胳膊捆绑！
我们早晨出工时，看到翟金标被高股长叫出队列，到管教办公室门口等着，只见他面露微笑，显得轻松自如的样子……翟全标自以为在批斗会上把一切都谈出来了，也就是些鸡零狗碎、想像而已的东西，交待了也就没事了，怎么 也不会想到死神早就等候着他呢！
对此，人们无不感到意外。
虽然我到北戈壁的时候，“马雪尘反革命集团”一案已经揭发批判了一些时日了，但是该案的主要事实和情节，显然在揭发批判中还是不断地重复的，也就是我在前面记述过的那些而已……
然而，马雪尘、张士昌、郭家俊、陈剑秋、杨佛山、翟全标等九个年轻人，的的确确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了！
晚上，陪同公判的同案犯回来说，这回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开的公判大会，判处死刑的有十多个人！只有个别人听到宣判死刑后就瘫倒了，马雪尘他们九个人全部挺直站着……不知道是他们十几个人中的哪一个，在被宣判死刑后，拼命叫喊，可是每个死刑犯脖颈上都勒了一根绳子，押解的军人动手一勒，就叫不出声来了，只能在扩容器里听到“啊——”的一声凄厉的叫声，全广场的人都听到了！——这凄厉的叫声意味着什么呢？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乌鲁木齐得知，1970年春天，“一打三反”运动展开时，北戈壁农场揭发出来的所谓“马雪尘反革命集团”案纯属子虚乌有，已经彻底平反了！同时，马雪尘、张世昌、郭家俊、陈剑秋等那些在“文革中”因为所谓“政治问题”而入狱的人也都平反了。
人们对这晚来的公正自然感到庆幸！然而人死不能复生！在北戈壁荒滩上九座坟堆底下，长眠的九个年轻的灵魂却再也不能复活了！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一打”（指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从1970年1月到11月，全国共抓28.48万人，判处死刑9千多人。
著名的《出身论》的少年作者遇罗克、革命烈士张志新、原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等都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实际是“一打”）运动期间，被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判处死刑的。
注：
（1）北戈壁农场特有的类似锄头的农具。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