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艰辛的家庭（三）
五，迁居管星街
1972年3月末，我们迁居到管星街岳母的一间房子内去住。这是岳母1958年用省吃俭用积下来工资购买的任寿之家卖出的三间靠街的厅房，岳母们住了告街门厅的两间，我们就住里的位于院坝角上的一间，我们将其隔为两段，外间大一些作居室，刚巧放两张床和一个桌子，里间作了一个小厨房，为了省煤，还弄了一个拉风箱的灶，后来把靠街墙壁内的铺板`木枋都取下来，做了一个衣柜和一张方桌，大孩子也可以跟着在外婆去选茧子的地方玩，小女儿就寄养给带孩子的人家，先是黄家，后是青家、何家，再后比较长的是敬婆婆家，这样每月虽然支出十多元带孩子的开支，但子华便能出去做工每月可多收入约三十元。
她到阆中蚕种场去养蚕，这是一个季节性的苦活，要求甚严，一昼夜分四班上，每上去要连续不停地操劳六个小时，下来后休息12小时，包括吃钣、睡觉等，然后又上六小时，如此日夜不停，此活又累又重，又休息不好，实在不好找活，还是有许多人愿去，有关系的人才能分在城里本场，其次的分在城北巴巴寺分场，她去后被分在江南黄土坡分场，这儿隔江离城还有七、八里地，每天奔走、劳作，十分疲惫，偏在这时，又怀孕了，必须早作括宫，术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还得瞒着去一样地干活，否则便叫你回家休息（即辞退）。她这已是这一年多来的第三次作括宫术了，她这样地为我、为家庭付出，牺牲了自已的健康，我深深地感到内疚与不安，经周密地了解与考虑，趁她上工走后，我背着她一个人偷偷地到县医院去作了男性结扎术，她下工回来后才知道。养蚕结束后又到丝厂、房管所等工地找活做，经两人艰苦奋斗，又从南门供销社买了一台缝纫机回来，一方面衣物可以自做。另一方面没活时，还可以带机参加街道缝补组织（那知后来居段上窃取了权力的极左女人菜玉珍不答应，并说“她是什么人啊，还想去缝补组！”，故未能去）。她曾在房管所做工，给住户们修补旧房，有一次主人家做了抄手请他们吃，她一口也不吃，趁顺路给带着我们小女儿的敬家端去，让敬婆婆和小女儿吃上几个久违了的抄手，生活竟是如此地艰难，那时配给的不多的口粮，还要搭百分之二十的粗粮，这粗粮是面粉最好（虽然数量要多吃些），是玉米也好，是高粱粉最不好办，加多了孩子不吃，只好专留给大人吃，我清楚地记得，那一个个高粱粉团子，吃多了真难以下咽，常常是吃得发呕、流泪。
把人变成机器：这年我在东风中学做工，修一幢教学大楼，工程已进行到尾声，在工地上由校方安排了该校处于劳动改造的份子来劳动，他们每天只听夹抱的人（即指定看押的人）使唤，其中就有当年在阆中中学教过我的校长肖毅安与老师郑弗名，他们都是垂垂老矣，终日提着两支大水壶，从地面盛满了水后，一层层地从脚手架上爬到屋顶，把水洒在水泥屋面板上，洒完后又拎着两支空壶一层层地下去，再来第二次，就不言不语地如此不停地运转着，那天刚下过大雨，屋面根本不需用淋水，他们还是一如继往地这样吃力地运转，我在屋面干活便多次告诉他们，叫他们停止这无用的劳作，然而毫无效果，他们依然如此运转，我万般无法，只好去找管他们的李长柯（该校木工），真管用，李一声令下，这运转便立即停了下来，真比机器还机器，原来改造就是把人变成机器。我暗自庆幸早早地离开学校这个知识份子成堆的是非之地，当上了一名工人。
总算没摔死：1972年10月6日我在阆中东街县人民银行做工，拆去原和成银行留下的一座楼房，楼上屋顶、屋架都折光了，这天只剩下楼口几根孤立的砖柱，柱顶有一个大木方，青工白春林站在柱子上试图把木方推下，几次用力均未能成功，我站在下面楼板上，看到这样操作十分危险，因木方若下掉必危及白春林的安全，叫白春林下来，我便站在楼口用一根长木向上将柱顶的木方推下来，力用小了不行，经几次试推后，猛一用力，木方下落的同时，使我也随之从楼口掉下，我急中一跳，双脚跟猛烈着地，接着人向前扑倒下，立即被送到县人民医院，她这天也正在房管所工地做工，闻讯后人都急昏了，赶到医院后，只见我躺在地上，鼻腔流血不止，只好一面输血补充，一面将头部垫高，我就靠在她的身上，面前站着一对尚不知事的孩子（大的四岁多，小的还不足三岁），小女儿看到我一双充血发黑的眼膛就吓哭起来了，我就得这样和她们永别了，这时我刚过36岁，而她还不到31岁呢，县医院没有办法了，只好迅速转院，联系了救护车直接转送成都四川医学院（华西医大）附属医院，修缮社派了汤映维和我爱人一起护送，幸好当时妹夫赵元全在此医院，县医院原疑是颅底骨折被否定，原来仅为内鼻腔李氏区微血管出血，只在门诊用绵纱到位便止住了出血，双脚跟粉碎性骨折，便打上石膏固定，至于腰椎第四骨压缩性骨折，就得面向上直躺它至少三个月才能恢复，这样在成都西御河沿街40号二姐家（那时我母亲和有孕的小妹早就住在二姐家的）暂住了几天，他们借了邻居一间房给我们住，全家都忙碌照顾我们，临走时还是大甥黄利和二甥黄望东俩抬着担架把我从窗口送进卧铺车厢，到广元下车后，又由救护车接回阆中，这就开始了慢长的艰辛的养伤岁月。
最初是仰睡硬板床整整三个月，吃饭都由她喂，每月只有28元工资，给不起每月16元的带孩子的钱，只好把女儿接回来自带，后来取了双脚的石膏，第一次试着把脚放下地时，竟痛得我又倒在床上，她每天下工回来就忙碌到深夜，待我们爷仨睡下后，还得下河去洗衣服，我必须努力站起来，每天在室内扶着移动，慢慢地出外动动，后来才拄着手杖一步一步行动，过了冬天后，1973年3月，她才进了街道工厂城关橡胶厂，此活虽然又苦又累，还有化学毒害，但只要能有活干，便可以有饭吃，所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在这一干就是整整十一年。此后她每月都会有工资，到这年冬天过年时还领了30元钱回家过年，真使人高兴。这一时期值得记忆的事还真不少，举几件吧：
大量供应水泥棺材：我渐渐可以拄杖行动后，单位就不会白付工资了，1973年秋就安排我到东街一个铺面去卖水泥棺材，那时木材很缺，社里便做水泥棺材卖，每天我拄着竹杖领着两个孩子沿街一步步地瘸着腿来往于家庭和这门市部之间，在店面口我写上十分醒目的“大量供应水泥棺材”，这也是文革中，阆城的一道风景线。
饲料：社里见我可以不用拄杖行走了，1974年春天，便安排我去离城60华里的思依场，借住在铁木社卖水泥棺材，住房后面便是通剑阁的大道，当时剑阁有个化林大队，化林有个万猪场，是省上树立的学大寨标兵，各地干部连夜都往化林去取经，整夜都能听到一队队人走过，好不热闹，下乡去时我还带着快满六岁的嘉松，这孩子成天就和老乡的小孩子玩耍，有一天他看见一堆老太婆围在一起忙着摘老葫豆叶子，便问我：“他们摘这干什么？”我按从来的习惯回答说：“做饲料喂猪嘛。”正在干活的一个老太婆笑道：“同志，你不知道，这样说了我们不怪你，我们是用来人吃的。”他们当时，每个全劳力，每天十个工分，只合人民币8分钱。
幼儿流氓：1974年六岁的嘉松进了县第一幼儿园，孩子们一块捉迷藏，跑热了把单衣脱下，不知应放在那儿才不会丢，便把它塞在身穿的背心里，这样腹部就隆起，一位姓严的女教师竟然指责说这孩子扮演大肚子，是流氓动作。这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敌人的子女总也是坏的，当教师的更应有超人的眼光。我却偏不接受这无端的侮辱，我到县文教局（当时还在天上宫街）找到接待人员反映了情况后问：“你何以知道孩子是在扮大肚子？即使真扮了大肚子又有何不可？为什么扮了大肚子就是流氓？大肚子又有何不可见人？你妈若不曾是大肚子，又怎会有你呢？”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社会主义大院：文革中大搞社会主义大院，我们所住的四合院也是一个，当时住有九户人家，靠街一排住四户，依次是张老太婆家、岳母家、我家、袁孟林家，南书房住华学敏家，北书房住菜玉珍家，上面一排住三户，依次是苟家、任家、殷家，按成份论可分几类，一类为菜家与华家，菜的男人是炊事员出身的城关粮站书记兼站长，菜本人虽无正式工作亦无文化，但正好混为居段治安主任，曾把参加一贯道的政历影瞒了下来，所以表面特左，以夺权整人为业，华家为无文化的拉车工人，自命左派，冲锋造反，子女众多，缺少教育，（一个女儿后来参与淫乱被杀死），二类为苟家与袁孟林家，苟家男人旧制中学毕业有文化在书店工作，女人出身地主必跟着整人以自保，男人暗中出主意，袁孟林无文化的女工，因父亲曾劳改过，特跟着整人以自保，三类为张老太婆家与殷家，前者是两个残疾老人，后者是任家的女婿家，男子死了剩下孤儿寡母，这两家一般不招惹是非，四类有三家，一是任家，原是这个院子的房主家，大儿任寿之解放前当过保长，土改后下乡去改造去了，只留下老母张文清在城里当地主婆与一贯道身份的管制份子，在城里住着的二媳妇王秀珍又是丝厂工人还入了党，这院内房屋除了卖给我岳母三间外，其余的产权全是任家的，除任家与殷家自住外，其它都是任家租出来的，一搞房改，便都成了房管所的公房，管制张文清，除扫街外还得给菜主任干私活，斗争张文清要她把多收的房租拿出来后他们便私分，还有岳母家和我们家，他们都想压制与斗争以得私利，岳母没文化是丝厂退休工人，净讲些大实话，如说：忆苦饭不好吃等等，让人上纲上线批一通，但也最终拿她没办法，至于我们一家更是她们日夜想斗争的对象，甚至夜间站在窗下偷听我们在室内的说话，但却总抓不着任何出头的事，我们的孩子也只在家里关着门玩，从不与院子里孩子玩，这院子里的苟家几个男孩与华家几个女孩都为说不清的男女行为多次吵架解决，反正我们不参与，有几次深夜在院子里开会解决，我们全家四口躲在附近街门里，宁愿抱着孩子睡，一直等到散会后才回去，要说事也真有两件：一件是下雨天院子里积满了水，我的两个孩子用废纸折成船在水中放着玩，事后便将一废纸拿到城东革委会报案，说是阶级敌人的子女侮辱了印有语录的报纸，这是新动向，这种技法早已过时，革委会没有理睬，另一件是某日子华在做工时，闲聊中无意透露了菜玉珍曾参加过一贯道的事，听到的人就告诉了菜说某人骂了她是反革命，菜竟到城东革委会大闹，要求把竟敢骂治安主任的人抓起来，城东革委会主任夏玉顺就真把双方连同听见此话的证人一起找去解决，问明情况后，夏说：“你这样不尊敬菜主任，把我往哪放？”命令子华写检讨，回来后我为她代写了一份检讨，大意为：“…一贯道是反革命组织，菜玉珍也是参加过一贯道，但我不应说出来，损害了她的威信，特此遵命检讨…”，交到厂里后，根红苗正的妇女们如获至宝，立即去交给公安派出所，那知治安民警蒲光华看出后却不了了之，不久这个夏玉顺竟上吊自杀了。文革中就是这样混闹过来的。
不能入队：文革时，居民中混闹，社会上混闹，学校里一样混闹，1975年秋嘉松上小学了，遇上班主任陈桂珍其家庭出身好，觉悟高，我的孩子就不能入少先队，公开说是因为表现不好，直到五年级换了班主任后才带上红领巾。
名字问题：我们两个孩子在中兴街住时，隔壁史桂兰（曾与子华是从小朋友）就对子华说过：“你们给孩子取的这些名字，嘉松、雪梅，没一点革命气味，你看我们的孩子叫：满红、满勇，多革命啊！”到1977年雪梅上小学，把户口本拿上去报名时，那位老师翻开一看，看到家长的名字，立即颇有政治觉悟地说：“看，承业，还想继承地主之业！”
继承家庭成份：我父亲是一个大家庭的户主，土改时划成份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当时农会写过证明，大姐参加革命时农会也写过证明存放在大姐的档案里，大家庭解体后叔父姑姑们均另有成份，这工商兼小土地出租的成份便只由父亲接下来了，本来曾明文规定过，土改交出土地后，就应将成份变为工商业，和许多政策一样，规定是不作数的，要以实际执行为准，执行中仍然是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后来换户口本时，据说是抄写的人认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八个字太长了，就写为工商业兼地主，并说反正是一样的，这个工商业兼地主就铁下来了。我1963年从重庆回来后户口就上在这写着工商业兼地主成份的户口本上，1967年我们结婚时，我拿着这个户口本，她拿着家庭成份为工人的户口本，去建成一个二人的新家庭，这个新家庭应填写为什么成份呢？派出所毫不迟疑写为工商业兼地主。对此我多次写信问过各级公安部门直至公安部长，在信中我根据这种剥削阶级成份优先传承法证明，我国剥削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致使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任务永远不能实现。这封信转给了当地城关派出所，所长叫片警蒲光华把我叫去，我那时还在家养伤，拄着竹杖到状元街城关派出所，所长马洪青听了我上述询问后，只好说，到处都是如此按原有户口本抄写，在没有新办法出来前只好按这老办法办，这已经不代表现在家庭实际成份了，我问：这明明是填在写着“家庭成份”四字的栏内呀，为什么不把这一栏名称印为“父辈成份”或“原有成份”什么的？回答说这本子是原印好了的不便改动，等中央开了四届人大后，看看是否会有变动。接着谈话又转入第二部份，我问：“那么，我这户口本上写的工商业兼地主从何而来呢”？他答：“根据你老家的户口本”，“是指我父亲的户口本吗”？“是的”，“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呀”！“你母亲还在，也就是你母亲现在的户口本”，我说：“据我所知，我母亲现在的户口本上不是这个成份，不信，请你马上拿出来看看”，他故作惊讶地说：“是吗，不会吧”，但又不敢当面拿出来看，此后又只好把老户口本上的成份改还原了，老家弟妹们知道后，对我大为不满。原来老户口本上的成份如前所述一直就写为工商业兼地主，自然对大家都有不良影响，他们瞒着我偷偷地从大姐那儿弄来了当年农会开的工商兼小土地出租的证明，找关系到派出所去把成份改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这一切都不让我知道，这样就把工商兼地主的成份让我一家人继承得了，恰如上一辈那样。封建大家庭的亲情就是如此。
出生日也有罪：前面讲的社会主义大院的几件趣事，其实像这类故事真多如牛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民间的，生活中的，妇女间的，妇女式的，难言的，更难书写的琐事就更多了，这里再举一件小事为例子吧，毛主席逝世那年12月26日纪念毛的生日后，子华厂里居然有自封根红苗正女工，去向领导报告，发现了狗胆包天的阶级敌人竟敢比伟大领袖早一天过生日，要求抓出来斗争，原来子华的生日是12月25日，这出生日也有罪。
六、渐露转机
1973年阆中开始有了蜂窝煤，生活稍方便了一点，我们住的屋又重新隔了一下，把炉子般到屋外，里间大些作住房，外间小些作生活用，后来岳母又给我们腾了半间屋，这便有了孩子们写作业的地方。1976年买了个半导体小收音机，这是我家的第一件家用电器，头天刚买回来，第二天就收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国庆节后便迎来了打倒四人帮的欢庆，1977年9月雪梅也开始上小学了，后来我们又买了一个电唱机。
这个时期，从工作上讲，子华实行小组计件、个人计件，收入也好一些，当然人还是很累的，由于她的活质量好，常被选为样品，她还与汤桂兰一道到南充地区各县去订货，两人在南充排队给孩子们买回蛋元饼干，孩子们有多高兴啊！我的工作也是在工地搞一些管理，1976年、1977年、1978年先后在广场修县革委会宿舍、在百花庵修丝厂茧库都取得了工程质量好、经济效益高的成绩，其实这只是在从无管理的情形下稍加认真一下就行了的，1978年秋阆中县建筑社与修缮社合并成立阆中县建筑工程公司，我正在毛家巷修老干部宿舍，一日工地上吊板时出了点事故，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杨成汉不问情况，立即把我找去，叫我“把被盖卷背来！”，子华听说后问得他无言以对，可见文革中那套人的遗风尚存，不久1978年11月阆中师范学校取得我的同意与县委批准后，便调我去该校任教，这时建筑公司一再表示挽留之意。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