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父子同在一个劳改队
早在1970年我刚刚到北戈壁农场不久，一次随入监队的黑色队列在大墙外准备出工的时候，蓦然看见穿着一身旧兰布制服，挑着一担空桶，独自在公路边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行走的父亲！
自从1958年5月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在家中被带上手铐抓走后，我已经12年没见过他了！——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殊途同归，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反右”时被判重刑的、曾是交大学子的父亲刚刚在北戈壁刑满；而在“文革”中被判更重刑期的、也是大学学子的儿子竟也来到这北戈壁！
目送父亲深一脚浅一脚渐行渐远的矮小的身影，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抗战胜利后，父亲每次从上海回到湖南家乡，我一听到邻人报信，就像一只小狗窜出家门，飞跑着去迎接父亲，去牵父亲的手，跟在父亲身边跳来跳去，或许是因为父亲回家我可以少挨母亲的打……父亲总会给我们带来《胜利课本》、《儿童时代》和《安徒生童话》等许多儿童读物。
1949年3月的一天，我们弟兄正在上海复兴中路的家门口玩耍。身着笔挺的海军军官服的舅舅，驾着一辆棕色汽车，匆匆来到我家旁的弄堂。他当时是国民党海军第一巡防舰队队长，因为我父母做了思想工作，他准备率众起义，而受到通缉……我父母通过中共地下党帮他逃离上海，投奔到苏北解放区。——那时父母已参加“民革”，在中共领导下做着地下革命工作。
解放后，父亲被提拨当上了华东外贸局的调研科科长，他高兴地带我们弟兄逛福州路书店，给我们买书，还带我们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
1952年5月，我们全家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团跋涉来新疆。在颠簸摇荡的汽车上，年届不惑之年的父亲也兴致盎然地同大家一起唱歌：
年轻的心在跳跃
满腔的热血在燃烧
听毛主席呼唤我们向前进
我们要响应他的号召……
我望着父亲满脸尘土的脸，心理想：父亲这模样，还算年轻人吗？
1954年的一个星期天，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家中，读师范的大姐 也回家来了，弟兄姐妹团团围坐在一起吃饭。曾是交大学子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弟兄姐妹团聚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你们都要长大了！我要把你们弟兄姐妹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果然，次年大姐就考上陕西师大走了，从此我们弟兄姐妹再也没有聚齐过。
1958年3月某日《新疆日报》头版刊登了父亲批判右派储安平党天下的长文。可是不久，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我们的家被查抄了，父亲被戴着手铐抓走了……
学校团组织立刻给我们弟兄们做工作：要相信党，要跟着党走才有前途；要跟“右派兼历史革命”的父亲划清界线，要背叛剥削阶级家庭……
此后，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断绝了跟父亲的来往，以此表示跟“右派”父亲划清界线的决心。
这就是中国当年的严酷的现实！
我目送父亲远去的矮小的身影，尽管已经12年没见过父亲了，但我却心如止水，波澜不惊。或许是这些年我们这些“先天的罪人”在生活中挣扎得太辛酸了，太徒劳了，已经变得麻木了；也或许是当时“一打三反”运动的恐怖气氛令人窒息……
我身陷囹圄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
我清楚自己没有犯法。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上诉能够自救。
尽管我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高压，恐怖，经常与死神为伴！然而我记得泰戈尔的话：“……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我希望用我的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因此，我在1970年5月，在北戈壁批斗“反革命集团”杀鸡儆猴的恐怖气氛中，依然递交了判决以来的第三次上诉状！
虽然我的三次上诉都如石沉大海，我在1971年4月又通过管教向B州人保组递交了第4次上诉。
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跟近在咫尺的父亲会面。
1971年10月，柳哲夫回原籍后，我成了农机修理车间的负责人。由于农机修理车间比较偏背，马队长很少来检查。于文富、李学进、徐茂盛几个常到这里抽烟、闲聊和休息。同时，负责机耕队管教工作的邬干事，一位个头稍高，皮肤黧黑，沉默寡言的江苏青年，宣布我是二号号子的值星员，这样我就得在晚上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里，坐在“红宝书台”旁组织大家学习，给大家念毛主席著作或《新疆日报》。
1971年11月的一天，李学进到农机修理车间，跟先到这里来抽烟休息的于文富几个闲聊时，说：“中午，我在就业队看到一个老太婆真可怜，她的一个儿子文革时在哈密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在W县被判刑劳改了，她的老伴就是就业对的程XX……”
我的头当时就嗡地一响，成了一片空白！他说的正是我的父母呀！这么说，三弟真的在哈密遇难了？当年我做的梦竟然是真事？
我的心忐忑不安，悄悄离开车间来到跟机耕队相邻的就业队院子门口，果然看到母亲站在就业队院子里，头发都花白了！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母亲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太婆！
其实三年前我离开H县时，母亲就到过父亲这里；我到北戈壁快两年了，还是这次听到小李不经意的谈话，才来就业队看到了母亲。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身影，连想她十多年来遭受的一连串的打击，我的心中漾起一片怜惜之情！尽管她对我总是粗暴偏见，但她终归是我的生身母亲呀！
翌日，在机耕队门口的农具停放场，我忧心忡忡地检修着农具，忽然，我看到父亲从远处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走来，显然，他也才得知我，——他的上过大学的儿子，竟然也在这里！他当然不曾想到，他的“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10年刑期好不容易在北戈壁熬满了，上过大学的儿子却又以更长的刑期进了这北戈壁！
我们远远地、无言地相互对视了一番。父亲的眼光是怯怯的，小心翼翼的，似乎是对儿子表示歉意：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连累了孩子们！
我转过脸去，心中泛起对父亲的怜悯之情：这个可怜的矮小的老头当年是疼爱我们弟兄们的呀！他从不打骂我们，还声言要把我们弟兄姐妹7个全部培养成大学生！……然而，当他在1958年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后，为了表示跟他划清界线，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都中断了跟他的来往！
面对现实的无奈，我背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我们排着队出工刚走出大院，带队的邬干事叫我出列，并指示我去大门前的管教办公室，我才看到母亲手里拎着个包袱，站在那里等着接见。
母亲看到从黑压压的劳改犯人的队伍里走出来的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晓龙，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
我低着头默默无语。
母亲含着泪讲述了三年前三弟在哈密遇难的经过：
1968年10月3日，三弟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他让大家先钻地道，最后剩他要进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猛烈的气浪把他重重地抛在墙上，他当场昏迷过去；由于在文革中，他因父亲是右派而被打成小牛鬼蛇种，曾遭到暴徒的毒打，头部受过重伤，这次头部再次受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啊，三年前在W县看守所，我梦见三弟飘然来到号子里，浑身是血，腾空而立，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罢，冉冉飞升而去……
——竟然真是三弟的灵魂飞升来与我诀别！
古今中外都有灵魂飞升之说，绝不是偶然的！
三弟遇难的噩耗使我悲痛不已，三弟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面前。我总想为三弟写点什么……
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我作为值星员，念上两篇毛主席著作，或读上两篇《新疆日报》的有关文件后，就是大家讨论发言了。其实讨论发言早就是个形式了，“林彪事件”后管教上也很少来检查了。趁大家三三两两交谈的时候，我坐在“红宝书台”旁断断续续写对湘弟的回忆，直到1972年春节，劳改队也放了几天假，我才写完，题作《缅怀三弟》。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年在劳改队写的《缅怀三弟》的原稿。
不久父亲被调到北戈壁农场所属的小红沟煤矿去当统计员去了。在那里干活的都是北戈壁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小红沟煤矿在某县的山沟里，那里有许多小煤矿。
母亲从小红沟煤矿来通过管教看望我，给我带来一大瓶糖泡黄豆、一盒刮脸刀，和季米特洛夫的《控诉法西斯》、《中俄会话读本》等书。我认认真真地把《控诉法西斯》读了好几遍，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母亲在1972年1月回到陕西H县家里，向儿女们通报了我也在北戈壁农场服刑及我的冤案实情。从此，全家通力协作为我打官司！大家认为：既然向B州革委会人保组上诉了两年，竟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那就只有向自治区革委会人保组直接申诉！
于是，我在1972年2月5日，开始向自治区革委会人保组递交申诉。因为我已经上诉了两年，竟如石沉大海一般！
尽管在那年月，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在社会上也没有听说老百姓打官司获胜的先例。但是既然是受了冤枉，是冤案，就得上诉，就得上访，就得翻案！
春节过后，1972年3月，母亲就我的冤案如何翻案，在跟儿女们仔细讨论之后，又从陕西H县来到新疆父亲这里。
经过周密的考虑，母亲来到乌鲁木齐八楼，打听到自治区首长在此开会的契机，趁会议结束，赛福鼎走出大厅准备上车的时候，头发花白，衣着素净的母亲突然出现，拦路喊冤，向赛福鼎本人递交了申诉状！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古已有之的拦路喊冤的一幕！体现了母亲的大智大勇！
从此，我的冤案才有进展。
1972年6月，母亲到自治区革委会人保组开了介绍信（向赛福鼎面递申诉显然起了作用），独自到远离乌鲁木齐五百多公里的B州上访。
不是冤家不聚头，B州革委会人保组接待母亲上访的人，恰恰是1967年春天，借群众组织传单字误，曾公然对我进行恐吓与威胁的S处长！
S处长闪着大而深陷的、酷似猫头鹰的双眼，幸灾乐祸地对母亲打官腔。举止庄重，衣着素净的母亲，沉着地从包袱里取出老花眼镜戴上，并拿出钢笔和本子做记录，S处长立刻意识到对手非同等闲之辈，不是随便可以打发的，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
接着母亲又到W县革委会人保组上访，又恰恰是G局长接待！这G局长正是1966年底，借某群众组织贯彻执行乌市红卫兵总部《66》纠字第4号通令，要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通通赶出城镇，赶到农村去，遭到我们的痛斥！后来，他在1967年8月州县公、检、法机关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后，也靠边站了很久，不过，他这位北京下放的精明干练的老公安还是复出了。
瘦削文弱的G局长变脸快是出了名的，说起话来也总是职业性的云里雾里让人不着边际。我母戴上老花眼镜，拿出钢笔和本子，准备记录。G局长才字斟句酌地说了几句后就打住了。
G局长到底是北京下放的，见过世面的，他看母亲的举止做派非同凡响，表面上对母亲到还算客气。
接着母亲又向W县县委熊书记作了上访。W县党委在中断四年之久后，是在1971年10月才恢复的。熊书记本人是现役军人，但却体貌清癯，举止儒雅。他的办公室摆满了各种盆栽小松树。
熊书记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母亲，仔仔细细地倾听了母亲的申诉，并叫秘书认真做了记录。最后熊书记轻言细语地说，他会认真调查这件案子的。
无论在什么年代，世界上总是好人多呀！
母亲从W县返回小红沟煤矿後，由父亲把上访的经过及S处长、G局长的答复，写成书面材料，向子女们通报。
1972年9月，五弟从陕西来到新疆，先到北戈壁农场通过管教部门接见我。当我接到通知，从机耕队走到大院大门外的管教办公室门口时，看到四年没见的五弟，他那健壮的身躯，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音竟那样像三弟！怪不得骨肉兄弟基因相符，心灵相通呐！
负责犯人与家属接见的李干事是位个头不高，相貌平平的三十多岁的干部，他总是安排犯人和家属在管教办公室门口接见，自己就进办公室去不再过问。他平日无论对谁都是微笑着点点头，从不找犯人的事，在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中间口碑很好。用现在的话来说，李干事是属于懂得人性化管理的公安干部。
我和五弟交谈了一番，就走回机耕队去。过了一会儿，五弟肩上背着挎包大步大行地赶了上来。在空荡荡的大墙外的公路上，用只有我们弟兄们才懂的湖南家乡腔、还掺和了一些陕西腔的土话对我说：“我仔细分析过《原判》和你的上诉书。《原判》跟事实是矛盾的！尤其是案发现场，除了‘岗哨’外，你先找的门卫，门卫又叫你问的馆内工作人员，以及后面来的民警首长，——他们每个人的存在和具体言行，都是不容忽视的！……”
五弟能抓紧机会毫不含糊地跟我“串供”，说明他懂得打官司的一些潜规则，这也是五弟聪明过人之处！我身陷囹圄四年多了，还是浑浑噩噩地被人牵着鼻子走，对文革期间无法可依的公检法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而母亲和五弟则早已看透了这一切，显然比我这个亲身体验了“文革”期间司法黑暗多年的人还要高明百倍！
五弟说，他打算亲自到B州和W县去一趟，进一步调查案子的症结所在。现在他按照父母在信上所绘的路线图，到小红沟父母的住处去。
到了机耕队，五弟直接朝东走去，说，父母绘的路线图表明：穿过苹果园，走过一片戈壁滩就到公路了，从那里可以搭车去小红沟。
我们挥手告别。
五弟毫不迟疑地往前走去，仿佛常走这条路似的。这条路我还一次没走过，五弟也还是第一次来这里呢！
五弟到小红沟跟父母见面商议后，就出发去B州了。那时从乌市到B州汽车票是13.5元一张，要两天才能到达，中途休息一晚，住宿费3元。五弟1966年高中毕业时正遇上“文革”，只能在陕西H县公社当农民挣工分，平均每天工分值是0、5元，一个月也就挣15元！因此，从陕西到乌市又到B州的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父亲在就业队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十多元，只够父母的生活费。于是，五弟从父母处出发带了些干饃饃和咸菜，每当停车就餐的时候，他就拿着茶缸到食堂里要一些开水或面汤，泡开干饃饃，就着咸菜吃上一顿。
五弟后来回忆说，1972年到W县上访，从B州到W县中途在S公社停车就餐，那家公社食堂免费给旅客供应热面汤，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一家食堂，我要了一大缸热面汤，泡上干馒馒，就着咸菜，美美地吃了一顿！
由此可见，在那贫穷的岁月，五弟和母亲为我打官司，多次长途奔波上访，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是多么的艰难和辛酸呀！
五弟从W县、B州返回小红沟后直接回陕西了，他用书信向我通报了上访的情况。
第二十章 最怕去塔里木
“九一三”事件后，当时宣传“严加戒备、防修突袭”。听说要把大批犯人转移分散到南疆塔里木去，北戈壁农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锻工车间的三盘炉子不停地打脚镣……
犯人们最怕去塔里木。
犯人们打赌发毒誓时常说：“输了去沙雅！”可见地处塔里木盆地边缘的沙雅劳改农场在犯人的心目中是多么可怕！
在北戈壁农场犯人中间流传着对塔里木这样的描述：
在广漠的塔里木分布着许多个劳改农场，它们都建在黄沙莽莽、无边无际的戈壁沙漠里。劳改犯们成年累月面朝戈壁背朝天地耕耘播种收获……劳改犯们不但跟外界隔绝，由于土地面积大，犯人们彼此也很少来往……即使刑满进了就业队，也没有出来的希望，只能在浩瀚的荒漠戈壁里自生自灭……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所有的路口都设有岗楼和哨卡，戈壁沙漠上的蓬蒿、乱石都逃不过警卫人员的视线，插翅也难飞过。
即便如此，试图逃离塔里木的劳改农场的犯人，如同飞蛾扑火还是没有间断过。只有极少数例外，前面讲过的，W县吐尔逊。上海的儿子、新大学生伊玛木就曾从塔里木某劳改农场成功越狱。
据说，塔里木某劳改农场的一个犯人，经过周密的观察和思考，做了长期的精心准备，像鲁滨逊似的，用一段粗原木，挖空做了一只船，晒了许多玉米窝头当干粮，趁塔里木河发洪水时，乘木船漂流逃出了劳改农场，又艰难跋涉找到了公路，终于逃离了塔里木。但是在乌鲁木齐还是落网了。落网后，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再押送回塔里木，哪怕加刑到十八年呢！
北戈壁的劳改犯个个人心惶惶。
我也作了被转移到塔里木的最坏打算：在晚上“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趁大家三三两两闲聊的时候，我借口练字抄毛主席诗词，抄了许多古文古诗，塞在被褥的网套里，——听说到了塔里木，与世隔绝找不到书看了，岂不变傻了？
听说这一回就业队也要抽调一批人到塔里木去，高股长把张经林列入其中。张经林那时“三回头”后又回到就业队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懑地说：“我给高股长的老岳母治好了病，现在他却这样对待我……”情急之下，他跟距北戈壁不远的XX厂的女医生王某领了结婚证，才躲过了这一劫！这王医生正是当年因在北戈壁同张关系暧昧，而跟丈夫离异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张经林在右派改正平反后，还在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小说，这是后话。
1972年春，北戈壁的许多劳改犯像李松章、黄祥明、韩雨平、李忠保、安永生等一批人果然被抽调到塔里木去了。
我这次没被调走，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从此，我更加珍惜眼下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特殊的“劳改”环境：我主管的农机修理车间比较清净；我当值星员的2号号子也还算太平；我还可以找到书籍阅读，有的诗文我还做了抄录。
而今已是21世纪了，我还一直保留着当年在北戈壁抄录的诗文，谨以此作为在文革时期虽身陷囹圄，却依然向往崇高的精神境界的纪念吧！
机耕队二号号子的“同犯”，都是不同工种、独挡一面的能人：
钣金工徐茂盛，也就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儿，皮肤白皙，红光满面，讲一口乌鲁木齐话。他的父母妻儿都在乌鲁木齐。有一次马队长开车拖来一辆撞坏的汽车，需要校正修复驾驶室。徐茂盛接着把车开到戈壁滩上的一颗老榆树下，利用老榆树当吊车，再用千斤顶配合，很快就把撞坏的驾驶室校正修复好了。虽然机耕队设备简陋，可是徐茂盛能开动脑筋出色地完成任务，很受马队长的赏识。因此他常可借口采购材料和工具之便到乌鲁木齐去，顺便还常常给我借些旧书来，像《古文观止》、《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近代诗选》等，真使我大喜过望！
电工吕理德，个头高，身体棒，浓眉大眼，说话带广东腔。他不只是汽车电路修理工，还是场部外线线路电工。他人缘好，交际广，不知从哪里陆陆续续给我借到《外国文学作品选》、《唐．璜》、《契珂夫短篇小说》等书。
铸工冯章才，浙江人，也快三十岁了，是在北戈壁学的铸工，由于他心灵手巧，管教干部们常来找他翻砂平底锅、桨窝子和勺子等；尤其是他制作的铜皮烟盒精致美观，镂刻有种种花纹，既能装香烟，又能装当时普及的莫合烟，很受青睐，成为一种当时流行的礼品。——本来铸工车间活儿并不多，这一下他可就忙得不可开交了！铸工车间开炉时需要引火纸，有的管教干部就把家中的旧书旧报纸拿来给他。
我就是在铸工车间里废弃的《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宇航员乘阿波罗号，于1969年7月20日登上月球这条消息的——当时真有“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叹！因为我国那时正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我还在旧书堆里看到一本没有封面、发黄了的书，原来是一本公安部门的内部材料，其中就有解放初期镇反时，全国共枪毙了四百多万人的记载！
焊工郭金海是一位小个子的河南人，三十来岁，焊接技术高明，自然独挡一面。因为差点卷入“反革命集团”，所以平日谨言慎行，除了拼命地干活，借工作之便搞点“油水”外，并不多事。
油漆工刘永兴也是河南人，三十来岁，身材高大，我刚到北戈壁那天，在篮球场上，带着脚镣，欢蹦乱跳地打篮球的就有他！平日他惯爱飞短流长，切切私语，显然是个多事的人。幸亏他文化程度低，从不看书看报，否则我在号子里看书，写东西就有问题了。
1972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我照例坐在“红宝书台”旁，拿起管教给的当天的《新疆日报》，上面刊登了周总理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举行招待会的新闻，我还没念完周总理的祝酒词，同犯们就已三三两两闲聊起来了。我也没心思再念了，于是自己看完了周总理的祝酒词，再看尼克松的祝酒词。尼克松的祝酒词篇幅不长，却十分精彩生动、尤其是他处处突显美国的社会民主和个人自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北戈壁农场早在1969年就实行军管了，原来的张副厂长等—批干部早就靠边站了。负责军管的单位也换了好几拨了。1972年春节过后，原负责军管的兵团工X师的军管干部全部撤走，调换来兵团农X师的军管干部。工X师的干部只在场部，而农X师则在各队派驻了军管干部。
机耕队也来了一位军管干部，叫陈队长，黑长脸，三角眼，一口甘肃土话。实际上他只是农X师的一名农业排排长，顶多当过几年兵，既不懂什么技术，也没有什么文化。
刚到机耕队的时候，陈队长总是吊着黑脸，凶神恶煞似的。过了不久，他就跟于文富、徐茂盛、吕理德等人有说有笑的，看起来还随和。可是这位陈队长对我却特别严厉：每当收工集合站队时，总要点我的名，并无缘无故地瞪着三角眼，叫我立正，教训几句。
对此，我困惑不解，事实上我依然规行矩步，偏背的农机修理车间也不引人注意。后来，陈队长在一次训话中泄露了天机：“……对于反革命政治犯就是要时时刻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所谓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因此，陈队长那黑长脸、三角眼和甘肃土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平反后我本想去农X师会会他的；后来一想，这样的人难道还见得少吗？何足为怪呢？
备耕工作开始，马队长给我派了两个小青年当助手。一个叫赵延生，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长得眉目端正，皮肤白皙，言谈举止也文文静静的，外号却叫“闫王”！据说，因为他在社会上爱打群架，被他父亲送到公安局的。另一个叫李家星，也轻言细语、文质彬彬的。他的相貌，正如于文富调侃的，颇像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刺杀列宁的女社会革命党人。他是在1968年武斗中用刀子捅伤了一名军人，“一打三反”时被清理出来判了刑。他俩都住在一队，只是白天到机耕队来干活。
大家都知道，赵延生的父亲是兵团后勤部的副部长；李家星的父亲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局长。但是他俩到机耕队来干活，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还肯动脑筋，主动积极完成任务，干活时他俩还有互相比拼的意思，这样一来，我就轻松多了。
农X师军管会在北戈壁农场场部派驻的袁场长，三十来岁，高个儿，一口北京话，据说是北农机毕业的，他亲自到机耕队来抓春麦沟植沟播机组的改装。他带来了鼓型镇压器的图纸和实物模型，交由铸造车间冯章才他们翻砂，造型；开炉浇铸时，机耕队其他车间都前去帮忙……
我和李家星、赵延生又对中耕机和播种机做了相应的改装。
春播时节，袁场长也亲自来到地头。
小麦沟植沟播当然取得了成功！
因为我在上大学时就到农X师实习过；我在W县当技术员时，就改装过小麦沟植沟播机组，并取得成功。
春播结束就是中耕和检修拖拉机了。按照北戈壁的惯例，夏收是用劳改犯打人海战术割麦子，然后用佳木斯产的脱谷机脱谷。
去年脱谷的时候，我注意到脱谷机的解捆机结构复杂，故障较多，影响工效。我打算对脱谷机做一些改进，我把自己的想法对李家星和赵延生讲了，他俩竟然很有兴趣，专心致志地同我一道维修、改装脱谷机。
一次干活休息的时候，赵延生微笑着说：“因为我打了几次群架，老爹把我送到乌鲁木齐警备司令部教育，结果却被判刑送到这里来了！”他停了一下，叹口气说：“老爹怎么会知道儿子在这里啃窝头呢！”李家星笑道：“你老爹到底是三八式干部，还是老脑筋，以为什么都按政策办呢”！赵延生摇着头叹道：“我老爹就是老脑筋！过去我每次回家，老爹总要问，《雷锋日记》读了没有？——真可笑！”
李家星有时还会说起，文革开始，他还是某中的学生，在一次两派在广场上激烈辩论时，他从人民广场高高的主席台上向人潮汹涌的台下跳去……也谈起自己在一次武斗中刺伤了军代表，后来以故意伤害罪判刑十年。而赵延生则从来不谈自己打群架的事。
有一回于文富到我们车间来闲聊，大谈其女人。李家星只淡淡地插了一句：“你见过《金瓶梅》里的插图，把女人的两只脚吊在葡萄架上搞的吗？”于文富大惊，摇着头说：“没见过。”接着问李家星：“你能给我找一本看看吗？”李家星却说：我没那本事，那是省级干部才能有的书！我相信李家星的话，因为在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是找不到《金瓶梅》之类的书的。赵延生则从不谈论女人。
赵延生老爹乘轿车到北戈壁来看望儿子，总是受到场领导的热情接待。马队长也被场领导叫去，向赵部长提出批拨一些钢材和另配件等，赵部长自然会签字批拨的。
赵延生老娘可不像他老爹，认为儿子受到了良好的管教教育；而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托人找关系，想办法打通关节，要把儿子救出牢狱。据说场部管教陈干事就曾是赵部长的部下，正在尽力想办法。
李家星谈到在来机耕队之前，他在一队积肥点积肥的事。一队积肥点设在乌鲁木齐西大桥附近，负责人就是年轻矮小的孙干事。有一回在西大桥附近的马路上，油头粉面的孙干事，叫他们几个穿着兰色劳动布工作服的“同犯”站成一排，当着来来往往行人的面，指着每个“同犯”的鼻子训斥了一番，丢尽了“同犯”们的脸！没过几天，孙干事又来找他帮忙，原来是，孙干事的妻子从内地来乌鲁木齐，想要在乌鲁木齐落户口；而孙干事的妻子是农村户口，要落户乌鲁木齐市谈何容易！因此想通过李家星在乌市某区公安分局当局长的哥哥帮忙。李家星说，哼，我才不给他帮忙呢！
赵延生和李家星出身于高干家庭，在一般人眼里，他们在家是娇生惯养，在社会上是养尊处优的；可是，进了劳改队，他们依然举止正派，待人诚恳，干起活儿来认真踏实！多亏他俩的努力，检修改装脱谷机的任务提前顺利完成了。
庞大的脱谷机就停放在机耕队院外离苹果园不远的地方，我们常常借脱谷机的掩护，窜到苹果园外的林带里摘桑椹吃，像回到了童年，个个吃得满嘴紫红，互相逗笑。
我们把脱谷机复杂的曲轴解捆器，改为直轴上安装两块木板叶片的喂入轮，取得了成功，使脱谷机的功效大为提高！
次年，李家星就复查减刑出狱了。
接着赵延生也“保外就医”了。据赵延生说，陈干事讲了，他们的案子是“团伙斗殴”，不是个人犯案，只能如此了。名义上是“保外就医”，实际上也就是出狱了。
据说赵延生出狱后还是参与打群架，他的外号叫“闫王”，可见打起架来是极其凶狠的。1975年某月，赵延生被七八个小青年诱骗到达板城附近的荒野，用乱刀桶死了！
赵延生的父亲因为唯一的儿子惨死，伤心过度也去世了！《新疆日报》还为新疆xx厅的赵厅长去世发了讣告。那时兵团的赵部长已调到新疆XX厅任厅长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因为维修改装农机具，常要铸造一些零配件，我常到偏背的铸造车间去的，跟冯章才成了知心朋友。
有一回场部的H会计，一位身材略显矮胖、慈眉善目的女子；和场部兽医Z医生，一位白皙偏瘦、眉清目秀的女子，来到铸造车间。H会计拿出一块铜皮，轻声细语地叫冯章才给制作一个烟盒。其实大家都知道，H会计在没人注意时也抽烟的。“同犯”们都知道，这两位已有家小的女干部，是从不训斥劳改犯的。——也就是把犯人当作人的好人。
等她们走了，冯章才说，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也不了解年轻女人，对年轻女人总感到神秘，你呢？
我说，我过去年少时，对女人敬畏如神。后来也只是想像而已！跟女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已是27岁了，完全是按想像来进行的。原来想像跟真实竟如此接近！尽管我已尝到过女人的滋味，但女人对于我来说，依然太难捉摸，仍是“未知数”！
冯章才谈起他的父亲。说父亲老老实实辛辛苦苦一辈子，临死前，叫人把他带到河边，他要看看河，看看船。我们家其实离河不远，我的父亲竟然临终前才来到河边。
冯章才谈到自己的案情，说，我原是乌市某工厂一个门市部的营业员。1962年，母亲来信说，家乡生活十分艰难，快断炊了……于是他偷盗了门市部的五千元，想寄回家去……后来他主动坦白交待了，全部退赔了，仍被判十年重刑！
冯章才的十年刑期总算熬到头了，也搬到就业队去了，他反而更加忧心忡忡。他说，我的老母年事已高，我多想回老家侍奉老母啊！可是如果像别的“同犯”，遣返回原籍，大多戴着“坏分子”的帽子怎么办呢？留在就业队也只是暂时的，弄不好抽调到塔里木去就更糟了！。
1972年8月的一天，我来到铸造车间，冯章才愁眉紧锁地说：
我这十年改造表现怎么样管教干部都是清楚的。干部、家属要我做的平底锅、烟盒我都做了，管教干部们平常对我也不错，——就这样，我还是有“坏分子”的帽子！而且是戴着坏分子的帽子遣返回原籍！我戴着“坏分子”的帽子，怎么回去见我可怜的母亲呢？我想暂时留在北戈壁就业队也不行，竟然是强制遣返！
在原籍肯定是难以生活下去的，听说冯章才以后又返回了新疆。但是我却再也没有见过他，不知改革开放后他生活得怎样？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冯章才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
1972年9月的一天，我一个人在农机检修车间，陈清文匆匆忙忙进来。我知道他前些天刑满从三队出狱到就业队了，他的妻子也从湖北老家来了。陈清文平日是比较沉稳内敛的，今天却六神无主、惊慌失措的模样。他见车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直截了当地说：“我老婆昨天在乌鲁木齐跑了！她从湖北老家来，在就业队住了几天，成天怨天怨地的……昨天我俩到乌鲁木齐买东西，她趁我不注意，跑了，下午也没见回来……我听她那口气，好像从口里回新疆，在火车上勾搭上人了……怎么办？”
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沉默良久，也想不出好办法来。
陈清文又说：“我被判刑后不久，她就带着孩子回湖北老家了。现在北戈壁农场已经跟W县联系过，同意我们回W县了。我们正准备回W县，然后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她却跑了！”
我灵机一动，问：“在W县你还有亲戚吗？叫他们来想办法找人”！
陈清文恍然大悟，说：“对，叫我表哥来。”
又过了几天，我在机耕队院外的农具停放场检修机具。陈清文和他的表哥路过看到我，过来跟我打招呼，说，我表哥从W县来，我们在乌鲁木齐车站附近转了几天，终于找到了我老婆，现在她在就业队，你去看看吗，过两天我们就回W县了。
我同他们到就业队院子，看见刑满不久的锻工许旧功和他妻子在一间小房门口跟几个老病的新生人员在聊天。我们来到一间简陋的土屋，陈清文推开门，她老婆蒙着头睡在床上，露出一双穿着丝袜子的脚和一截穿浅红色线裤的腿，毫无动静。陈清文随即关上门，我们走到院里，许旧功招呼我，我也就站下，向他问长问短。陈清文说，他和表哥到菜地买点菜去……
许旧功，河南人，四十来岁，中等个儿，容貌清癯，可能是因为劳改时间过长，五官像缩成了一个“苦”字。平日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工作勤恳，得到领导的信任。他是机耕队的老锻工了。我检修改装农机具常找他帮忙的。他也是近期刑满到就业队来的。入狱前，他已婚，但还在读中学，因其父病故，按当地的习俗，他接任了“一贯道”堂主。一贯道在当地流传已久。接着，他的家乡解放了，“一贯道”被列入反动道会门，他因年龄小还在读中学，才没枪毙而判了无期徒刑！因为在劳改队表现好，后来才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的，终于他也熬到头了！
许旧功的妻子头发已白，身体干瘪，满脸皱纹，龙钟老态的模样仿佛是许旧功的老娘似的！她用河南土话诉说着：……1958年挨斗挨饿，婆婆终于打熬不过，去世了。我拼命挣扎着生活，每次运动都少不了挨批斗，还是把女儿拉扯大了，现在女儿已经出嫁，许旧功又出狱了，就投奔而来。
——难友们听了无不感叹唏嘘，对这对患难夫妻深表同情！这对患难夫妻在北戈壁农场暂住，这里不是他们的久留之地；他们又不愿回到原籍挨批斗，受歧视；他们又没有其他立脚之地；他们又担心在北戈壁被抽调到塔里木去。
不久，陈清文夫妇和他表哥回W县了。在“文革”中对陈进行打击报复、整过陈清文黑材料的M公社党委书记吴养善调回口里了；后来在复查中，陈清文破坏军婚的罪名不能成立，于是陈清文得到平反，也恢复了党籍。再后来，陈清文当上了W县的粮食局局长，很走红了一些年月，这是后话。
而许旧功依然诚惶诚恐地在锻工车间上班。每个“劳改犯”刑满后都面临这样的处境：好不容易熬满了刑期，却又忧心忡忡不知出路在哪里？“劳改犯”的刑期是有期限的，而“劳改犯”的帽子却得终生戴着！也因此，就业队成了劳改犯的理想归宿，因为在那里人人平等，——都有一顶“劳改释放犯”的帽子戴着，不分高低，不分彼此！倘若一旦遣返回原籍、回到社会上，戴着“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就永远低人一等，永远属于“黑七类”！一有风吹草动，一有“不断革命”的运动到来，就肯定是批斗的对象！大家都看到的，许旧功的妻子仅仅是背着“黑七类”的家属的的黑锅，在社会上熬过了二十来年，竟比在劳改队度过了二十来年的许旧功憔悴得多、衰老得多！夫妻二人的相貌竟形同母子！也可见戴着帽子、背着黑锅在社会上生活比在劳改队更艰难，更难熬！
直到1975年我平反离开北戈壁，许旧功依然没有归宿，依旧同老伴在北戈壁就业队勉强度日；再往后，我就跟他失去联系了。
第二十一章 人间的阴暗面
1973年元旦过后，农X师的军管会又换成兵团工X师的军管会，袁场长、陈队长等农X师的一批军管干部自然都撤走了；不过这回工X师的军管会没派干部到机耕队来。
担任北戈壁农场警卫工作的解放军连队也常换防，不过这次换防的是兵团某值班连队。跟正规军不同的是，值班部队的战士不戴帽徽领章，休息时常穿便服。
李家星和赵延生都先后离开了农机修理车间，为了备耕，马队长派李学进给我当助手。
李学进说，玄国清太可怕了，拖拉机烧了瓦（1），他向马队长汇报说是陈国荣故意搞的。结果把陈国荣送回大院一队了，可能还要加刑！王发贤走了，就从一队调来了陈国荣，陈国荣原是C县某公社的拖拉机手，人很老实，只知道埋头干活，不知道要给玄国清搞油水。玄国清带机车到附近公社生产队秋翻还到处骗钱，耍流氓，我看他迟早要倒霉。现在换陶绪斌到链轨车，那家伙成天认为别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劳改犯”，自己是“人民内部矛盾”，咋咋呼呼的，动不动就向队长汇报。你这里正好缺人，我向马队长要求。马队长就同意了。
一天，于文富来车间抽烟休息，说，“书呆子”你看李学进挺憨厚老实的，是吧？
我说，是呀！
于文富打趣道，你问问他自己是干了啥进来的？
李学进红了脸，低着头，嗫嚅道：于文富，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于文富做个鬼脸道，李学进当年可是全疆出了名的，冒充解放军军官到处搞女人！被当作“政治犯诈骗犯”全疆通缉！“书呆子”，你想不到吧？你看他那模样，那身架，穿上军官服还真像那么回事呢！
我答，的确没想到！
李学进红着脸，说：“谁叫那些女干部、女教员那么迷信军官呢！”接着他咬着牙，面露狡黠：“那我也就少客气了——”
一天出工不久，忽听得机耕队院内喊声大作，我忙开门走出车间看个究竟，只见从南边院墙跳下许多穿便服的警卫人员，其中好几个已经冲到焊工车间，对郭金海拳打脚踢，郭高喊救命。这时各车间的人都走出了车间，站在车间门口观望。只见马队长快步走出办公室，拦阻了殴打郭金海的警卫人员……但听得一声唿哨，警卫人员又通通跳墙走了。
一打听，原来是郭金海给一位警卫人员焊一个物件给焊坏了，那警卫人员特地纠集一帮朋友来泄愤的。
警卫人员跟管教人员也常发生摩擦的。
场部军管会新来的两个头头，穿戴做派跟兵团普通职工没有什么两样，直接来到农机修理车间，要求把普通谷物播种机改为玉米窝播机，限定春播时要使用。我以为兵团单位已改装成功，就向他们索要图纸和具体的资料，他们俩却自顾自说话，并不理睬我。说着说着就扬长而去了。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在24行谷物条播机上进行改装，把排种轮从12糟改为6糟，又把排种轴的离地高度大为降低，初步试验，效果竟然不错。
这天场部军管会的两个头头又来看播种机的改装，让拖拉机拉着正在改装的播种机到马号附近的空地上试验，播种在地上的玉米，虽然还是条播的格局，但接近窝播的要求，两个头头看了试播之后，又自顾自地谈论起来，并不跟我们搭话，也不置可否，又径自走了。
我们只得在马号跟前坐下休息，等他们发话。
这时开拖拉机的陶绪斌跳下机车，笑着悄悄说，你们看，马号那边正在配骡子，Z医生亲自指挥……呵呵呵……
我和李学进不约而同回头看到，瘦削白皙、眉目清秀的Z医生干练泼辣地指挥着：扶好，扶好……马号的大高个高为民几个围着騍马和毛驴……李学进也快步跑去帮忙。
只见一头毛驴正在往一匹高大的騍马的背后爬，而一匹用来诱使騍马发情的儿马却被拴在一旁的木椿上，急得乱蹦乱跳！那騍马回头看到是毛驴，两眼很惊恐，那毛驴却仰着头，喷着鼻，很得意……不一会儿騍马弯着腰就范了……
面对这个场景，我忽然古怪地联想到过去跟女人的交往……
场部军管会的两个头头再也没到机耕队来。
消息最灵通的油漆工刘永兴轻声细语地说，军管会撤走了！这次不是换班，而是撤走了！
刘永兴下巴微凸，有点地包天，他个头高大，说话声音却轻细！他从戈壁滩捡了一窝小鹌鹑回来，放在一个小筐子里，挂在床头，收工回来吃饭时，他用芨芨草上沾上一点窝头玉米面喂小鹌鹑，那些小鸟还闭着眼，却张大嘴争着吃。大家也跟着喂小鹌鹑，其乐融融……
军管会撤走后，整个北戈壁农场气氛缓和了许多。
场部在大礼堂召集全体劳改犯开大会，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犯人也是人”、“严禁逼供信”等最新最高指示。
马队长根本不提条播机改装窝播玉米的事，于是一切照常进行，太平无事。
刘永兴又有新消息：一队范金生平反了！范金生原是T县公安局的干部，因为派性被整进来的。现在各地都成立了“复查办公室”专门复查“文革”中的各类案件，范金生就是经过T县“复查办公室”复查平反的。
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北戈壁农场在节假日组织劳改犯进行文艺汇演：一队十来个劳改犯演唱小合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于文富跳了一个维族舞，是《步步紧跟毛主席》中的一个片段；二队的一位维族同犯来了一段热瓦甫弹唱，也是歌颂毛主席的；吕理德用他自己制作的古琴弹了一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还有三队的一位戴回族小白帽、蓄着白胡子的瘦小老头，嘴里念着阿拉伯语，在台上打了一通拳，据说此人曾是马步芳的参谋……
一个休息日，就业队的肖队长，一位个头矮小的白面书生，特地到大院来组织劳改犯进行象棋比赛。大家都知道，三队的张明德（就是在铁路工地当爆破手的矮小老头）曾经是职业棋手，言必称“兰州的彭高棋如何如何”，在乌鲁木齐的比赛中屡获名次，在北戈壁还没有对手。于是肖队长别出心裁，叫我们三个棋术较强的同犯，我、吕理德和陈学熙共同对付张明德。
我们三个在我们号子的炕上摆上棋盘，每一着棋都由三个人商量后再确定；张明德则独自在院里摆着棋盘。肖队长亲自来回跑着通报双方的棋路。结果是没有多少个回合，我们三人便被杀得大败！原因很简单：我们本来棋术就没有张明德高明，思路又不一致，怎么能取胜呢？
不过此后我便结识了陈学熙。
陈学熙原是北京人，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新大历史系毕业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分配到T县中学当教员，因为在《毛主席语录》本上的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旁批写了：“是这样吗？”而在“文革”中被判刑20年！现在在三队，在苹果园料理果树。
陈学熙就住在苹果园边的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这间小屋里住着两个人，另一个人是就业队的赵明忠，也是大学生。
陈学熙在苹果园干活时，一只大雁象只狗似地跟着他。这只大雁受伤掉了队，他从戈壁滩上捡了回来，大雁养好了伤就再也不飞走了，他为大雁在小屋旁搭了个窝。
陈学熙的床头堆放着许多大部头的书，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然不在“破四旧”、“封资修”之列，还令一般人敬而畏之！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套精装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史》！我向他借阅《哲学史》和《反杜林论》，他慷慨地答应了。
我把这些令人敬畏的大部头著作拿回号子大模大样地阅读，并做了摘录笔记。摘录笔记我一直保存着，大多是在当时给我以启发、或引起我的共鸣的精彩文字：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写道：“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即是说大家都等于零。”讲得如此浅显明白，使我大吃一惊！又如，在埃及六千年前的《绝望者和自己灵魂的对话》中描写“暴力统治着整个人间……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自己的幸福，不把一切寄托于尘世……”与它同时代的《教士纸草书.箴言》中写道：“人死后留下一本好书，要比宫殿或陵园里的圣殿更有益处。”等等，可见人类的苦难自古世世无穷已，而思想的结晶也代代有极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仍抓紧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书和学习，如同海涅说的，充实我那可怜的行囊。
跟陈学熙同住在苹果园的小屋里的赵明忠，步履蹒跚，反应迟钝。据说是刑满就业後到煤窑当统计员，下巷时被掉下来的煤块砸了头，住院抢救康复后落下的后遗症。而赵明忠的传奇经历，北戈壁的劳改犯们尽人皆知：
20世纪50年代末期赵明忠是XX铁道学院的大学生，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因在街上办事邂逅一位美丽绝伦的“白小姐”遂坠入情网。而那“白小姐”原来是台湾国民党的派遣特务，因他是高干子弟，想籍此获取情报。后被公安部门察觉，赵明忠的叔叔正在公安部工作，将计就计派赵明忠去香港找“白小姐”。他到了香港，按照“白小姐”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处所，那是一间大屋，里面许多男女正在开派对，听他说要找“白小姐”，都哂笑道：“白小姐早就去菲律宾了！”“就你这模样还找白小姐，哈哈哈——”他第二次又去香港找白小姐依然末果。公安部不准他再去香港。这时赵明忠已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竟偷渡去港，被海上巡逻艇发现追捕时，他企图投海潜逃，被警察从海中叉起，他的屁股上现在还留有叉痕……他被判刑来新疆后，他的父母常常寄钱和书报杂志来，——到底是高干子女就是与众不同！十多年的刑期好不容易熬满了，回到河北老家，才知道妻子已在“文革”中被批斗得自杀了！他们在高中时就结婚了，他小时候妻子还背他过河上学呢！儿女们都不认他！父母都住进了高干疗养院，——家里已没有他的立脚之地！他只得重新回到北戈壁！结果又在煤矿被砸得伤残了！
刘永兴又有“新闻”报道：
一号号子老实巴交的轮式拖拉机员许尔明，年纪轻轻的，在“文革”中杀了人……新调来的打犁的胖小子王春洋是南京知青，跟他姐姐胡来，判了二十年刑！
三号号子来的不久的老头陈鄂生原来是白公馆的特务，开车拉上丫头还想好事……判了二十年刑！别看他头发都白了，成天耷拉着头……
四号号子的胖子雷天华原来是乌市郊区某县“宣传队”的，因搞了几个女知青犯了强奸罪，判了15年。改造几年成了锻工，但那家伙还是不老实，晚上又钻到新来的铁匠小李的被窝里去了……可能要加刑！
果然没过几天，场部管教在机耕队召开了一次奖惩大会。邬干事主持，马队长讲话，高股长宣读场部的决定：
对吕理德、郭金海老实改造，努力完成生产任务提出了表扬；
对雷天华在改造中又犯“鸡奸罪”，收监到一队，等候处理；
对玄国清借到公社代耕之机，对社员敲诈勒索，还有流氓行为，收监到一队，等候处理。
在劳改队虽然实行了严厉的管教制度，但谈不上什么改造效果，还往往适得其反！上面说的雷天华在社会上犯的是强奸罪，进入劳改队又犯鸡奸罪！玄国清在社会上是打砸抢分子，进了劳改队又成了诈骗犯和强奸犯了！还有一名犯贪污罪的干部，进了劳改队改造五年出狱后，又成了扒窃犯了！……
在劳改队里，除了历次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关了不少好人之外，主要还是社会上各种罪犯的集中之地！因此，劳改队本身就是社会的阴暗面！
玄国清被收监回一队后，李学进又回到拖拉机机组上去了。我被调到一号号子当值星员。
自从一队范金生平反出狱后，陆陆续续听到，对在“文革”中犯的案子，有来进行复查的：一队的一个原某农场的领导干部因武斗事件入狱，受到复查了；机耕队的农具手王春洋也受到过复查……
几年来我写上诉材料，从没对人讲过。可是有一天出工站队，三号号子的陈鄂生却向邬干事提出要我帮他写申诉材料。邬干事点头示意，同意我不出工帮他写申诉材料。
我们来到1号号子，号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向我讲述了犯案的经过：
我已经五十来岁了，在乌市某单位开车。一天我开着“解放牌”汽车在城郊行驶，两个女青年招手要搭便车，我停下车，打开车门，嘱咐他们要关好车门，但是车门是否关好我却疏忽了。行驶了一段路程，上坡拐弯时，车门被撞开了，靠门坐的那个女青年被甩了下去，我急忙停车查看，那女青年已被后轮压死了！我吓懵了，甩下另一个女青年，开车跑了。我惊慌失措地跑了一段路，清洗了轮胎的血迹，悄悄把车开回车队。公安部门很快就派人来车队检查了所有车辆，但没有检查出来。第二天早晨，我清醒过来，就去自首了。在判决书中却强调我在解放前顶替别人的名字，在重庆白公馆当学徒开过一年车这段历史，以后虽随军和平起义，但依然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从重判刑二十年！
陈鄂生沉重地讲完案情，满头沁出汗来，沉默不语。他才五十来岁，头发却全白了，也掉得所剩无几了！牙齿也脱落得说话都感到吃力。
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的申诉应该强调两点：一是过失犯案。当时因吓懵了而逃离现场，清醒後主动投案，请求从轻处理。二是解放前在白公馆只是顶替别人的名字当学徒开车一年，以后随军起义，解放后对这段历史是交待清楚了的，不应影响量刑。
他点头表示同意。
我很快替他写好了申诉。
他把申诉递上去没过多久，就获释回单位了。
不久，陈鄂生开车到机耕队来给我送了些食品表示感谢。他说，申诉递上去以后，他的刑期从20年改为4年，所以获释了。
这件事在北戈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注：
（1）指拖拉机的发动机曲轴轴承损坏。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