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翻案曲折路
1973年2月5日，我向B州革委会人保组上诉已经整整三周年了，我向自治区革委会人保组申诉也整整一周年了，母亲向赛福鼎拦路告状也快一年了，但是案情仍无进展！
1973年6月20日，母亲再次长途跋涉到W县。G局长答复说：“1972年10月（1），我亲自到北京，又到山东，找到那位复原了的‘带班员’（2），他作了回忆，证实了《原判》的定性准确。”
1973年6月23日，G局长以“W县人民法院”的名义，只手抛出了《对程晓龙一案的复查决定》（以下简称《复查决定》）称：“……法国使馆门卫先已发现程晓龙在法国使馆对面向一个外国行人招手示意。程到使馆门口伪称要找在法国使馆开车的孙子清。并乘警卫人员打电话之机会企图闯入使馆，当即被门卫拉住。在对程审查时，程又先后两次企图阻拦进法国使馆的外国人，都遭到带班员的制止……”
此《复查决定》跟《原判》明显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母亲在G局长办公室当场全文抄录下来。
原来，1972年10月B州党委和W县党委先后成立了“复查办公室”，主要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类案件。1973年2月，州、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奉命撤出，州公安处、县公安局和州、县法院分开办公，仍归州、县革委会人保组管辖。就在此时，G局长不仅自己派自己去外调复查；还独自演起了双簧：既代表公安局，又代表法院！——这真是“文革”期间司法界的奇观之一！
特立此存照，供方家研判。
我母随即到W县党委，向熊书记作了陈述。
熊书记召集W县委复查办公室王主任、W县公安局复查办公室的张主任开会研究，一致认为此《复查决定》跟《原判》出入太大，于1973年6月29日否定并收回了G局长的《复查决定》。
于是，G局长的《复查决定》胎死腹中！
翻案出现重大转机。
母亲这次上访，熊书记指示县委复查办公室安排她就住在县招待所内，并且就在县招待所食堂就餐。
母亲后来回忆说，在那个年代遇到像熊书记这样按党的政策办事，对老百姓富于同情心的好干部真是幸运！我们全家祝熊书记好人有好报！
我的妻子后来回忆说，1973年6月她作为W县XX农场的代表，出出席W县“农业学大寨”大会。在县招待所见到过我母亲。那时候听说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为坐牢的儿子打官司，从几千公里外的内地来，既没有钱又没有粮票，可怜得很……那时她在水工队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4元，除了她和带着的弟弟的食堂伙食费外，就所剩无几了；晚上加班为修水渠搬石头，可挣三角钱，她每次都参加，但也挣不了多少钱。那天她身上正好也没钱和粮票，不然她会给那老大娘一些钱和粮票的。没想到这位千里迢迢为儿子打官司的可怜的老大娘，以后竟成了自己的婆婆！
1973年8月，母亲采用了1972年3月在八楼拦路告状、向赛福鼎递交申诉材料的同样方法，在乌鲁木齐八楼门口，亲自把申诉材料递交给到任不久的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
1973年9月，我母在既缺钱又少粮票的条件下，不畏艰辛，到北京上访。
1973年9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李科长接待我母时称，程案将调档回京。
我们全家得知这个消息都感到振奋：北京市公安局的办案水平肯定高！尤其不会像S处长，G局长们从“文革”以来就一直戴着派性的眼镜，把我当作“敌人”！
三个月过去了，五弟在跟母亲、四弟、大姐和姐夫商量之后，决定亲自到北京进行实地调查，直接上访李科长。
1973年12月初，五弟从陕西家里起程去北京上访。前面已经讲过，五弟自1966年高中毕业后就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四弟则在60年代初就下乡插队当农民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农村干活挣工分，每天的工分值只有五角钱左右，经济十分拮据，哪里有钱买车票去北京？五弟只有依旧采用买短途票混上车再说的办法，没过几站就被列车员查出来了。列车员把五弟带到列车长办公室。五弟对列车长说，我是为冤案上访的，哪里有钱买票？这列车长并没有赶五弟下车，而是叫他在办公室等着，一直到了郑州车站，列车长还给五弟指明去省政府信访办的路才叫他下车，——列车长认为五弟是到省政府上访的，——令五弟感动不已，深深地向列车长道了谢。也可见那年月冤、假、错案太多，主持正义的、善良的人也还大有人在呵！
在郑州下了车，五弟又买了去北京的短途火车票……
到了北京，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五弟看到一位老者跪在路边，膝下铺着一张状纸，百十来个中楷毛笔字，开门见山，说明亲人遇害的经过，言简意骇，扣人心弦，路人莫不为之动容！——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告地状！——五弟以后经常以此为范例，说明写状子的要领。
五弟又亲自到法国使馆门口观察现场，在向门卫询问时，也被拘留审查了。
1973年12月7日，五弟在朝阳分局获释后，到北京市公安局找到了李科长。李科长答复说：我亲自找到那位带班员（3）进行了复查，带班员说，程晓龙在法国大使馆门口跟一位外国女人打招呼，和这个女人嗷嗷地讲话，又乘警卫人员打电话之机，要进入大使馆，被警卫人员拉住。
北京市公安局李科长的答复，竟然跟W县公安局G局长的答复如出一辙：都只找那位“带班员”进行复查！给我们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翻案之路陡然又走到了悬崖！
然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李科长的答复跟我在法国使馆门口找孙子清的实际情况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跟《原判》、跟G局长的《复查决定》更是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尤其是在关键细节上，从来没有询问过我这个当事人，也从来没有跟我这个当事人对证过！
据此，五弟在1973年12月15日给北京市公安局李科长写了一封信。
1974年3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李科长给我母来信，称，来信收到，已函告新疆公安厅，由当地定案单位复查处理。
1974年5月初，我母到新疆公安厅上访。接待人口述《北京来函》，大意是北京的原始档案材料中有：程晓龙去法国大使馆门口跟一个外国女人打招呼，并用外国语说了话，因警卫不懂外国语，所以没听清说什么……
《北京来函》再次证明“带班员”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我构陷！最令人不解的是，带班员的谎言是经不起事实推敲的，却被奉为本案的圭臬！在历次审查询问中，从不对我提起，从不跟我对证！
由此也印证了遇罗克所说的，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是“先天的罪人”！而像“带班员”这样的人则是“自来红”的革命者，他们对公民的构陷竟然成为“朴素的无产阶级语言”不受质疑！当然用不着跟“先天的罪人”对证了！
1974年6月，我母再次到B州上访，到了B州我母才知道B州党委的“复查办公室”已于1974年2月份撤销；B州革委会的人保组也已于1974年5月份撤销。我的案子现在由州法院复查。
非常幸运，B州法院的董院长也是一个主持正义的人，也对老百姓富有同情心！董院长已五旬年纪，中等身材，白皙微胖，态度祥和。他很亲切地接待了我的母亲，并安排我母住在“红旗饭店”。
像S处长、G局长、D队长这些当时称作“风派人物”，乘着“文革”的东风，自然是恰逢其时，平步青云啦！而经历了“文革”的严酷考验，像熊书记、董院长，还有后面提到的骆庭长、张干事这样正直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大有人在！
1974年6月18日，我母得知，州法院将在7月派人复查本案。
1974年6月19日，我母又得知，北京市公安局1968年7月遣送程回新疆时，附有一个书面意见，写的很严重（估计就是前面讲的《北京来函》讲的原始档案材料），W县公安局就是据此判刑的；北京市公安局调档回京复查後，于1974年又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对其1968年7月原来所附书面意见有所更正，也觉得过去写的意见不正确了！
翻案之路再次出现重大的转折！
我母在B州住在“红旗饭店”上访时，我在W县看守所羁押时的难友黄开焕，从家里提来面粉和清油给我母，表达声援之情，令人感动！
刑满从北戈壁回到W县的难友陈清文，也来到我母住处商议为我翻案的对策……
1974年7月26日上午，李干事派人来叫我去一趟。我来到大院门口李干事的办公室，他立刻带我到隔壁办公室，李干事招呼后就走了。只见办公桌旁坐着一位瘦削的中年干部和一位壮实的年轻干部，都穿着兰色制服。
瘦削的中年干部的眼睛闪着敏锐的光，职业习惯性地转动眼珠打量着我，问道：“你的姓名”？
我答：“程晓龙”。
他挥手示意叫我坐下。
我看跟前只有一个小板凳，也就坐下了。
他说道，我们是B州法院的，对你上诉的案件进行复查，你把1968年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经过，和在法国使馆门口找孙子清的实际情况讲一讲。
那壮实的年轻干部趴在桌上做记录。
我如实做了叙述。
中年干部问：带班员（4）为什么把你叫回去盘问的？在这之前他是否跟门警说过话？
我答：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带班员本人，因为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带班员的出现。使馆工作人员叫我离去，我走了好几步远之后，带班员才从西边过来，又把我叫回大门东侧盘问的。这之前，门卫叫我问了馆内工作人员；这之后，民警首长来才把独自站在大门东侧的我叫走的。——他们应当可以作证！
中年干部又问：你跟外国人打招呼了？
我答：我根本就没有跟什么外国人打招呼。打招呼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呢？接着我比划着说明当时找孙子清的实况，驳斥《原判》的种种不实之词。强调指出，捏造我“跟外国人打招呼”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中年干部还问到，原新工总组织部给我开的赴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团的介绍信等是否还在？能否找到后给他们寄去？我答，保存在队长那里的，应该可以找到的。
来复查的两位干部走后，我找到高大胖硕、面颊刮得铁青的维族干部艾副场长（他原是一队队长），向他索要入监时交给他的证件等。艾副场长很快就给我拿来了！四年半过去了，新工总的介绍信、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上访证明、北京市公安局的伙食费、粮票欠条和工作证等竟完好如初！我大喜过望，连连对艾副场长表示感谢。艾副场长说，那是他应该做的。
我立刻把有关证件寄给B州法院了。
在这次难得的复查提讯中，中年干部除了问到带班员外，还问到门卫，这是前所未有的！在W县公安局G局长胎死腹中的《复查决定》中、在北京公安局李科长的《北京来函》中、以及他们在当面答复母亲和五弟的上访中，都只强调“带班员”是如何如何说的，似乎本案现场并不存在门卫、馆内工作人员和后来的民警首长似的！——这也是个好兆头！
自从1970年2月我被判刑后立即作了上诉，四年多来我已不停地上诉了二十多次，今天总算对我进行复查了！其时我已身陷囹圄6年多了，翻案走过了曲折的路，总算见到一线曙光了！
注：
（1）五弟来W县上访之后。
（2）（3）（4）《原判》称“岗哨”。
第二十三章 在劳改队获奖
1974年初，我调到1号号子当值星员也有些日子了。每到晚上雷打不动的两小时政治学习，我照例坐在红宝书台旁，主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或念《新疆日报》。等到大家三三两两闲聊起来之后，我就趴在红宝书台练字，或抄抄写写的。
1号号子住的主要是机耕组的成员。玄国清犯案收监后，李学进当了车长。马队长意识到陈国荣是被玄国清诬陷的，就又把陈国荣从一队调回来仍当东方红一75拖拉机的驾驶员。
陈国荣才二十来岁，讲一口浓重的甘肃话，中等微胖身材，浓眉小眼，总是穿一身油腻的工作服，平日不多说话，有时独自躺在床上哼唱电影《阿娜尔汗》的插曲《婚礼之歌》：
“我们的婚礼多么快乐，
心中燃烧着爱情的火焰。
……”
东方红——75拖拉机的农具手是王春洋和姚延辉。
王春洋身体微胖，经常低着头发呆，沉默寡言，不跟人交流。偶尔开口是难懂的南京话，或用怀疑的目光斜着看人。听刘永兴说，他在“文革”中因“乱伦”罪判了20年刑！自从受到复查之后，他变的比较开朗，脸上也有了笑容。后来他被减了十年刑期。
姚延辉也是湖南人，才二十出头，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长得极像21世纪初的中国体操名将李小鹏。他原在某偏远县的气象站工作，因为“强奸幼女”罪，自然是十年刑期！跟他一同判刑来的人说，他其实是跟年龄相仿的气象站站长的女儿谈对象，不知为何落得这个下场！姚延辉对自己的案情则绝口不提。他是从一队积肥组调来的。
陶绪斌仍旧跟许尔明一起当轮式拖拉机的驾驶员。
我所在的农机修理车间，又从一队调来一个年轻人给我当助手，他叫黄学良，满口四川话，粗眉大眼，身材高大，说话声音总是压得很低。
此外，1号号子还住着在缝纫室干活的三个“同犯”：罗子建、朱先武和范建军。
罗子建和朱先武都是湖南人，说话都带浓重的家乡口音，都是一米五几的矮个儿。罗子建长得短小精悍，谈吐不俗。他说自己原在乌市轻工局工作，离北戈壁农场不远的化工厂建厂时他是负责人。但他从不说自己为何判了十二年刑，也从未见他喊冤枉，写上诉。朱先武则长得红头花色的，说话走路都有些女里女气的。据说是当“相公”入狱的，但平时规行矩步，并不多事。
范建军外号叫马依马克，维语的意思是曲曲弯弯的。他是一个十来岁的残疾青年，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要扶双拐，因偷盗入狱。范建军说话江苏口音很重，不大好懂。好在他性格开朗，常常说说笑笑的。
自从我给3号号子的陈鄂生写了申诉，他得以减刑出狱后，常有来找我写申诉、谈案情的人。我当时只有母亲给的一本季米特洛夫的《控诉法西斯》跟法律沾点边，此外并无有关法律的书籍。虽然当时大家都知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但是，在那年月，“法律”这根准绳究竟是怎样的，谁也说不清楚。例如，我本人的《判决书》跟当时许多“同犯”的“判决书”一样，像是一张带有派性色彩的大字报，根本就没有依据法律第几条第几款而判刑的文字！
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一生中，竟然会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各种案情和实际上是“无法可依”的法律！
在一个星期天，现在在三队看菜地的那位在半夜总要惊恐地大喊大叫的中医李存明，特地来找我给他写申诉材料。他悄悄对我说，在判决书上除了说他看病收受贿赂外，主要说他曾恶毒攻击林副统帅。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一次闲谈中，无意中说起林彪的长相像奸臣，“文革”开始后被人汇报上去，上纲上线。现在林彪都这样了……
我对李存明说，申诉只能讲，过去自己说林彪的长相完全是无意识的，请求政府从宽处理。果然以后李存明减刑提前释放了。
有一次在机耕队院外，许尔明的妻子带着两三岁的孩子来看望他，一家人悲悲切切地团聚。不过，许尔明才二十多岁却有妻儿来看望他，大家又很羡慕。
过后，许尔明特地到车间来找我，说：“我是冤枉的。可是我没文化，写不出来，请你帮忙给我写个申诉。1968年我们农场发生武斗，结果对方一派的一个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当时我们的头头对大家说，要是上面来调查，大家都说那人是自己打死的，这样就无法给任何人定罪了。后来上面来调查这起打死人的武斗事件，我就按照头头讲的，说是自己打死了那人。没想到其它人都没有按头头讲的去做，都没有承认是自己打死了人，只有我一个人是按头头讲的去做的！而那天的武斗，我还没走到武斗现场，武斗就结束了。后来上面就只抓了我，和我们这一派的一名场部领导。现在我们农场那名领导干部已经有人来复查了，我还没来复查。”
我对许尔明说，你的申诉只要如实叙述，请求有关部门调查落实就可以了。他表示同意，我替他写了申诉，以后他果然得到了平反。
陈国荣也到车间来向我倾倒苦水！
我在某公社开拖拉机，谈了个对象正准备结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人嫉妒我，说我家庭出身是富农，不能开拖拉机，处处打压我。后来生产队的两匹马不知什么原因死了，就诬陷我搞阶级报复整死了马，判了我五年刑，把我整到劳改队来，对象也没有讯息了……
难怪他常常独自哼唱电影《阿娜尔汗》的插曲《婚礼之歌》呢，只是重重苦难能不能把他们的爱情阻挡还不得而知！
陈国荣说完，眼角滚着泪花，说，我虽然有点文化，也写过上诉，但是水平有限，还是要请你帮帮忙。
我帮陈国荣写了申诉，但是他是在刑满出狱后才平反的。
于文富也出乎意料地到我们车间来，心情沉重地诉说自己的案情：
……我的维族亲娘被人吓死后，父亲娶了一位汉族后娘，后娘又生了几个弟妹，我因跟后娘不和，从小经常流浪街头，以后进了少管所。从少管所出来后就一直受歧视。长大了，懂事了，想作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可是却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能每天到老鸹台去晒嗉子（1）。我并没有参加老鸹台的一些朋友组成的偷盗集团，只因为自己进过少管所，有前科，还是被抓进来判了八年刑！八年那，别提啦！说我知情不报和窝脏，其实知情没报是真，但是我并没有窝脏啊！我知道现在不复查刑事案件，也不想麻烦你写上诉，我只是想不通啊……
有一次我到苹果园陈学熙处还书，陈学熙正在跟姚延辉谈历史：
“……秦始皇在世时，谁也不行！可是秦始皇一死，陈涉、吴广、项羽、刘邦个个都行……”
姚延辉年纪很轻，却对政治和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对一些问题提出质疑，思想境界显然与众不同。
姚延辉手里拿着一本中学历史课本，见我来还书，笑了笑，借故有事就走了。
那时候在劳改队犯人之间有个约定俗成的做法：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顶多只说三分话了！
陈学熙招呼我在马扎子上坐下，说，听说现在有个“76号文件”，周总理指示要认真复查“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但是下面动静不大。
我说，是有些动静，但动静不大。
正说着，就业队的园艺技术员郭化谈来了。郭老也说，听子女们说，社会上流传着对冤、假、错案平反的说法，但是动真格的还不多见。
郭化谈是湖北人，五十来岁了，须眉稀疏，脸上总挂着微笑，对人客客气气的。原是农学院的果园技术员，因历史问题判了几年劳教，在就业队工作许多年了，跟老伴住在就业队院里。我的父母到场部来时常到他们家的。郭老的妻子也五十来岁了，高大，白胖。常因在场部购物时受到跟干部职工家属不同的歧视性待遇而愤愤不平；常常调侃郭老说，你工作那么积极，还不是个人人恨！
有一次睡觉前自由活动时，在缝纫室干活的几个同犯在一边说说笑笑，只听得罗子建正在模仿当年林副统帅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
罗子建用湖北口音学得惟妙惟肖。陶绪斌圆睁环眼，警觉地朝大家扫视了一番，看大家嘻嘻哈哈无动于衷，于是咚咚咚大步流星走出号子……不久，当晚在大院值班的肖队长跟着陶绪斌来到我们号子。肖队长向大家问明了情况以后，说：有时候开个玩笑，或学电影里某人讲话就不必事事都上纲上线了。
陶绪斌坐在炕沿，鼓着环眼，一言不发。等肖队长走后，陶绪斌嘴里念叨着：我就不服这些劳改犯，我要向高股长汇报。
第二天陶绪斌果然向高股长汇报了。殊不知，肖队长跟高股长关系特好，陶绪斌的汇报自然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了。
又有一次晚饭后，在号子里陶绪斌跟姚延辉发生争执，陶绪斌欺姚延辉个头比他小些，挥拳打姚，姚延辉反应迅速，双拳还击。正相持不下，打到了我跟前，我趁势把陶绪斌按在空床沿的炕洞里，姚延辉趁机将陶绪斌痛打了一顿。
陶绪斌起身就往管教办公室跑去。不一会儿陶绪斌从办公室回来，气冲冲地说：“程晓龙，邬干事叫你去1”
我来到邬干事办公室，邬干事不动声色地递给我一张《新疆日报》，说：把报纸拿去学习。我接过报纸回到号子，坐到红宝书台前，也不动声色地说：邬干事叫学习报纸。接着我就开始读《新疆日报》。
陶绪斌鼓着环眼左看看，右瞧瞧，见没人理他，自言自语大声说：“我算是服了！我服了这些劳改犯了！劳改犯厉害，真厉害！”
陶绪斌虽然不识几个字，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因车祸判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跟其他“劳改犯”有区别。但是从此以后，陶绪斌果然收敛多了。
1974年春天，北戈壁农场成立了第4中队，简称四队，主要任务是搞基建，在大墙大院的南边空地上修建“新生汽车大修厂”的厂房。据说以后北戈壁农场将改名“新生汽车大修厂”，以工为主，以农为辅了。我所认识的陈道海、张永远、王正英、郑华等都编入了四队。
1974年开春的一天，马队长到我们车间来，说，场部要求，把播种机改装成玉米间作黄豆的机组，你们要尽快改装出来。
我和黄学良忙了许多天；把BG-24条播机的播种箱加了隔板；排种轮改为粗齿的；开沟器按规定行距进行了调整；按照行距的衔接计算，调整了划行器的长度……终于改装完毕。用拖拉机牵引作了试播，取得了成功！——当年大学毕业在W县拖拉机站当技术员时，解决了技术难题之后的喜悦之情，又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但一想到自己已经身陷囹圄将近六年了，头顶上的灿烂阳光像日蚀似地蒙上了一层阴影，明媚的田野也黯然失色！
我同黄学良坐在地头，看着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渐渐远去。
黄学良虽然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但总是一副笑脸，看淡一切的样子。他满口四川话，轻言细语地说：我是从四川来的。“文革”时四川有个叫“李向阳”的群众组织，名气很大，它打抱不平，劫富济贫，参加武斗。后来“一打三反”，凡参加过武斗的人都收到“学习班”里学习……许多人从学习班里拉出去就枪毙了。因为枪毙的人太多，就用机枪扫射，尸体装在货车里，当兵的用铁锹铲垃圾似的铲到挖好的大坑里……
还有一次我和黄学良为拖拉机排除故障后，坐在地头休息。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慢慢远去，在空旷寂静的地头，黄学良漫不经心地说：前些年在四川有一首《山城知青之歌》流传很广。接着他轻轻地唱给我听：
我站在船拦旁
举目望家乡
船儿船儿你慢慢行
让我再把家乡望一望
啊——
美丽的山城可爱的家乡
你的模样牢记在我的心上
流不尽的长江水
止不住的辛酸泪
船儿船儿你慢慢行
让我再把家乡看一看
啊——
美丽的姑娘你怎能知道
我的心中是多么惆怅
美丽的山城
可爱的家乡
什么时候才能
回到你的怀抱
啊——
年老的父母您莫要悲伤
您的话儿牢记在儿的心上
黄学良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在四川还听说，南京有一位知青因作了一首《石城知青之歌》而被判了15年刑！只可惜这首歌我只零零碎碎地会唱几句：
“兰兰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杨子江畔
是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
“跟着太阳起
伴着月亮归
沉重的修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这些知青的歌曲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些年来我们听到的只是用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或是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啊！
新一代知青用诗用歌抒发他们的心声，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确实是个突破！比我们这一代人要高明多了。我从这些歌曲里感受到了知青的伤感愤懑之情，也似乎听到了时代沉重的脚步声！
春耕结束，黄学良就出狱了，以后不知去向。然而，跟他短暂的接触，却获得了震撼人心的信息！
一天，刘道元来到车间，说：“老程，马队长叫你跟我一起去修机井，车间就你一个人吗？那就锁上门，我们走。”我锁上车间门，跟他走出机耕队，朝西走过大墙大院前空空荡荡的大路，来到公路上朝南走去。大墙大院的南边，一座巨大的厂房正在修建，建筑工地一片繁忙，周围有军人的岗哨。再朝南走是空旷的戈壁间或有一些农田，夏日高照，万里无云，但一想起这里是监狱，这里是劳改队时，那阳光竟像被云雾遮挡了似的惨淡，还有丝丝寒意袭来！呼吸也倍感压抑。
刘道元早就调来管机井了，这口机井属化工厂和北戈壁农场共管共用，所以维修也得双方都出人工。
我对刘道元说，听说中央有个76号文件，是专门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的，你可以写申诉要求复查平反呀！
刘道元依然是摇摇头，惨淡地一笑。
到了化工厂厂区，这里人来人往，机器轰鸣，嘈杂纷繁，阳光灼人，呼吸却顿感轻松！看到马路上两口子并肩而行，才猛地醒悟来到了人间！那心头的滋味与其说是羡慕，不如说是悲伧！我离开人间太久了，人间的生活太遥远了，太陌生了！面对熙熙攘攘的人间，我的心理感到悲凉，酸楚，隐隐作痛。
我随刘道元到了井房，原来维修机井是以化工厂的工人为主，我们只是来当下手的。听化工厂工人们谈话，感觉到他们是多么自由和随便，我们立刻意识到劳改犯的可悲，自然更无话可说了。
刘道元以后跟一位盲流女子结了婚，有了孩子。为了多挣些钱，他趁假日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天，被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的砖块击中头部身亡。
刘道元这位北大学子就这样草草地了结了一生。
刘道元始终没有写申诉要求复查平反。
我永远记得，在我劝刘道元写申诉要求复查平反时，他的表情：摇摇头，惨淡地一笑。
又有一回吕理德来到车间，说，马队长叫我跟他一起去乌鲁木齐提货。
马队长开着一辆嘎斯－51汽车，我同吕理德坐在车厢上。
吕理德与众不同的是，他能抓紧时间学习，尤其是电器专业方面的知识。他说，他在看书的时候，就像吃饭一样，能一口一口咬着吞下去。
吕理德平时在闲聊时，不像别人喜欢吹嘘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何等威风；而是眉飞色舞地大谈自己败走麦城时何等狼狈：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五花大绑在汽车上游街啦；遭到中学小红卫兵的群殴啦；在一次带电作业中差点丧命啦……吕理德的这个特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吕理德没有大谈其如何败走麦城，而是悄悄对我说，现在“小道消息”很多，说中央毛主席一派的人并不多，江青一派的人很少，周总理一派的人最多，将来中国政局还不知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我就是这个时候知道“小道消息”这个以后在中国流传得很广的词语的。
汽车进了乌鲁木齐城，到汽配库房我们把汽车零配件装上了汽车，马队长又把汽车开到城中心的大十字。
阳光灿烂，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大十字周围是那样繁华，那样喧闹；行人是那样拥挤，又那样悠然！满街的大字报不见了，激昂的游行队伍不见了，武斗据点和高音喇叭不见了——这就是阔别六载的大十字！——这是我多年来未曾想到过的，更没想到会突然置身其中！1964年我出差来乌鲁木齐，常到这里吃元宵，喝牛奶；1968年从W县逃亡到这里，常来看大字报，参加游行，还到过这寄卖店……今天，1974年，我又来到这里，竟然是个在押“劳改犯”！
马队长到一家清真餐馆去就餐了。我同吕理德来到我过去常来的甜食铺，我们一人要了一碗元宵。
一位红光满面，却满脸污垢，衣着肮脏的棒汉伸手向我乞讨，我感慨不已，低声对他说：我比你还差呢！他立刻转身向两位年轻女人乞讨，其中一位夹了一个滚烫的元宵朝他手里一撂，那棒汉忙往嘴里塞，两位年轻女人相视格格地笑；那棒汉又伸出手来，那女人又往他手心里撂了一个，然后又是格格的笑声，——女人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个未知数！我想起了曾经跟我亲密过的女人们，我曾经交过桃花运，接着便是厄运降临！我的心中泛起过邪念，于是我遭到了报应！
1974年8月的一天，郭化谈让人带话，叫我到他所在的苹果园小棚屋去。我来到小棚屋，父亲正等在那里。父亲告诉我，B州法院骆庭长——就是来复查的那位瘦削的中年干部，和张干事因复查我的案子，也到陕西大姐家去过……然后，父亲离开小棚屋，向东穿越苹果园，搭车回小红沟。
苹果园的这个小棚屋，在陈学熙所在棚屋偏南些，苹果成熟的时候，郭化谈才在那里临时住宿。郭化谈压低声音，神秘地对我说：“这里离老菜地的坟地近，每天半夜，总能听到一帮子人说说说笑笑从老菜地到机耕队去，接着机耕队院内的汽车也被发动着了，那帮人吵吵闹闹的，声响很大。到天快亮了，那帮子人又说说笑笑朝老菜地走了……这是马雪尘、张世昌、郭家俊、陈剑秋、杨佛山、翟全标……还有韩震亚他们的冤魂在游荡呀！”
1974年9月，北戈壁农场在大礼堂召开了隆重的“奖惩大会”。这是多年都没有召开过的。
在会上高股长宣布玄国清和雷天化因不服改造、继续作案，各加刑一年。
王场长宣布，一队的高为民和四队的韩晓，因为认真改造，分别减刑三个月和六个月，提前出狱的决定。
大家都知道，一队马号的大高个儿高为民，是在大跃进时期担任生产大队大队长时，抵制共产风，瞒产私分代众受罚而被判重刑的人；韩晓则是因为修建新生汽车大修厂的厂房，从别的劳改队调来的劳改犯建筑工程师。
王场长还宣布吕理德、我等五人获二等奖；郭金海等七人获三等奖。
当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走上台去，从王场长手里领到一个50开的小日记本、一支钢笔和一条毛巾。等我回到座位时，只剩下一个小日记本了，钢笔和毛巾被于文富几个截走了。这个50开的小日记本，成了我平反后重新开始记日记的第一个日记本，至今还保存着。
接着是大会发言。
首先是韩晓被点名上台，他个头不高，戴着眼镜，神情显得轻松，说，五十年代我从大学毕业，师从苏联专家，受到国家重用，但却没有重视思想改造，发表了许多右派言论……多亏政府宽大为怀，终于有了今天的新生！我虽然在修建大修厂的厂房中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努力，但这离政府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接着被点名叫上台去的是一位佝偻着腰、双眼深陷、形容枯槁的高个儿犯人，他郑重其事地拿出讲稿，用浓重广东腔的普通话发言：我是解放前夕从黄埔毕业派到新疆警察厅来的。当年少年得志，不知天高地厚！谁知不久新疆就解放了，多亏人民政府宽大，我才得以活到今天。今后更要认罪服法，老实改造，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云云。
北戈壁像这位国民党时期的警察厅厅长类似的人物还有不少：如一位姓韩的年迈的原国大代表、一位姓赵的原迪化城防司令、原塔城骑兵司令、原马步芳的参谋等，都关了二十多年了，有的已陆陆续续新生出狱了。1975年底，中央宣布对国民党时期县团级以上人员特赦，给予公民权，我的父亲也在列其中，我到乌市去看望父亲，在被特赦人员集中学习的地点，也见到了他们这些国民党时期的残渣余孽，政府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衣裳，还发给每人一百元钱，他们个个老态龙钟、喜笑颜开，互道大喜呢！这是后话。
1974年10月，马队长派我带领拖拉机机组到邻近的公社生产队秋翻。生产队的回族队长非常热情地为我们带路，还像过节似地宰羊款待我们。我们像回到了社会，又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虽然后来只吃到一些羊杂碎，心理还是挺高兴的。
秋翻结束，我同姚延辉从县城的街上回北戈壁，只见路旁建筑物的墙上，张贴着已经褪了色的、残缺的推荐上大学的贫下中农子女名单。我立刻联想到，也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五弟和小妹，是不会有这样的机遇的。他们属于“可教育子女”，自然不在推荐之列！母亲在信上说，大姐托师大的同学以五弟有绘画的特长为由，特地到公社去要五弟，大队党支部以“出身不好”为借口就是不开政审证明！——想到这里，我的情绪黯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即使是能出狱，又能帮助弟妹们做些什么呢？
姚延辉在一旁说道，现在名义上说是推荐贫下中农子女上大学，谁不知道，其实得靠走后门，有关系才行！
“走后门”这个词语以后也流行很广。
小县城的街道狭窄拥挤，街两旁的房屋低矮简陋，行人的衣着也单调灰暗。我们穿过街道来到戈壁荒野。姚延辉说，林彪有的话也说的不错，经济不是停滞不前吗？红卫兵不是替罪羔羊吗？……林彪问题的谜团并没有解开……
我心中骇然：这位小老乡并不是政治犯，怎么知道得这么多！
秋深了，我常常借故独自到田间道路上漫步沉思。我心底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要离开这里了。
我独自款款而行，举目四望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北戈壁：空旷死寂的田野，阳光惨淡的天空，阴森森的高墙大院，还有戈壁滩上的座座荒坟……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趴在地上，侧耳倾听大地传来的乌鲁木齐城的不停息的、隐隐而又真切的轰鸣声，那是车辆的奔驶、机器的运转、市民的喧嚷——那是人间生活运行的声响呵！我有时在漆黑的夜晚，举目遥望辽远的乌鲁木齐城星星点点的灯光，——多么令人陶醉，多么令人向往！我将离开这阒寂的戈壁，融汇到那不停息的、隐隐而又亲切的轰鸣中去，融汇到那星星点点的灯光中去！
在车间我也无心干活了，如同柳哲夫当年返乡前夕，成天坐在车间聊他的破碎的家庭和往昔一样，我也成天坐在车间跟人闲聊，海阔天空，没完没了。
和以往一样，于文富、李学进、徐茂盛他们几个常常来我们车间烤火、抽烟、休息、闲聊。
一天，于文富低着头，皱着眉，伤感地哼唱着一首他不常唱的外国歌曲，大家似有感触也跟着轻轻地唱和：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苦的咖啡
……
葡萄美酒令人陶醉
苦的咖啡使人回味
……”
注：
（1）指到规定的街口，等候被雇用为临时工。
第二十四章 1975，平反归去来
1975年1月29日那天上午，我正在车间收拾工具，吕理德挎着电工工具带，到车间来向我挥挥手说，书呆子，李干事叫你去一趟，看来有好事！
我的心顿时忐忑不安，似乎预感到某种重大事件的降临。
我快步走到李干事的办公室门口，他立刻把我带到隔壁那间接受过骆庭长和张干事复查的办公室，正是骆庭长和张干事坐在里面。
骆庭长点头示意：“坐下坐下”。
我注意到这次我坐的是跟他们坐的一样高的凳子。这是一个好兆头！我的心平静下来。
接着骆庭长宣读了《B州中院（75）刑字第2号（1975年元月15日）》。
当骆庭长读到最后：“……据此，本院判决如下：撤销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1970年1月28日W公军（70）刑判字第1号判决，对程晓龙予以平反。”
不知为何，我那波浪不起的心刹时静如止水。
我久久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临了！甚至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竟没留下某种尾巴！
我平静地说了几句感谢党的政策的话。
骆庭长说：“给你30元钱，你自己找车子回去，我们还有别的事。”
张干事在一旁微笑着。
我从张干事手中接过钱，打了借条，告辞了他们，快步朝车间走去。
我的步伐竟然变得轻快了，差一点就像在上海读小学时庄云龙老师讲的“驾雾腾云”了！
我回到车间。“同犯”们也像有预感似的，围到我们车间里。
我告诉大家，我平反了。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自然引起强烈的震动，大家议论纷纷，感叹不已！
中午，我依然跟大家排着队进大院吃午饭，收拾东西。“同犯”们纷纷来向我表示祝贺。
吕理德感叹地说：“如果能像书呆子这样清白地出去，进来一趟不是件坏事呀！”
陶绪斌也搭讪道：“我平常就说老程工作不错，是个好人，说对了吧！”
许尔明托我给他家寄一封信，催问一下复查进展的情况。
陈国荣给我写下他姐姐家在乌鲁木齐的地址，叫我当面向她们讲一讲，他被冤枉的情况，请她们帮着催一催复查的事。
姚延辉把罗子建才给他做的一件兔毛领、兰斜纹布面的羊皮短大衣给了我。我回到社会后忙昏了头，以后竟然跟他们失去了联系，我常常为此自责！
于文富来到我们号子，十分伤感地说：“书呆子要走了，我弹琴唱歌也没有人懂了。唉，咋办呢？慢慢地熬日子吧。”我把一本母亲从W县捎来的《俄语会话》送给了他，因为他从小在乌鲁木齐南梁跟俄罗斯人生活在一起，会讲一些俄语。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于文富在乌鲁木齐跟一位俄罗斯女子结婚，接着就移居澳大利亚了。
三队的陈学熙也过来向我祝贺。他还是那样气度不凡，洒脱乐观。直到1978年他才得到平反。以后他改行从事律师工作，开办了一家很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
四队的郑华也特地过来跟我道别。他悄悄对我说，他的妻子已经很久没有给他来信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若回到W县，一定要到他家去一趟，告诉他妻子，他也会平反的。我回到W县后，一打听，才知道他妻子因为是“反革命家属”受到欺压，每个月的工资才二十来元，无法养活幼小的儿女，已经改嫁给一个老头，又生了一个孩子。1978年的一天，我在W县街上遇见骆庭长和张干事。张干事说，郑华快要平反了，他们去红旗牧场处理郑华妻子的事，她并没有跟郑华办离婚手续，现在的婚姻是不合法的……不久，郑华平反回来，夫妻破镜重圆。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董院长、骆庭长和张干事，他们在艰难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能够主持正义，秉公执法，需要多少勇气，又多么有胆识，多么有远见啊！公理自在人心。他们自然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在随后到来的改革开放的年代，董院长高升到自治区任职了。骆、张二人先后荣任B州政法委员会的书记——这个事实绝不是偶然的啊！
下午出工时，李学进找了一辆手推车，帮我把行李推出大院，放在车间。
马队长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邬干事也在场。
马队长向来话就少，他只说了句：你把工具和车间的钥匙交给陈国荣吧。
邬干事黧黑的脸绽开了难得的笑容，用浓重的江苏口音说，你平反了是好事，要善于学习，认清形势，正确对待……
我告别了马队长和邬干事。
我把工具和车间的钥匙交给了陈国荣。
我到郭化谈家跟他二老告别，感谢他们的帮助。我告诉他们，我平反了，机耕队下午有车去小红沟拉煤，我就到父亲那里去。郭老笑眯眯地说，那好！那好！郭老的妻子擦着眼泪说，好事，好事。你妈知道不知会多么高兴呐！到了八十年代，母亲告诉我，郭化谈也得到彻底平反，他们二老回到原单位，也搬了好房子。到了九十年代，我的儿子在乌市某中读高中恰恰跟郭老的孙女同班，他们也知道，他们长辈的患难交情。
于文富发动了汽车，李学进帮我把行李放到车厢上，我们上了车，我挥手向机耕队的难友告别。
于文富一边开车一边打趣李学进，说李学进因为交了桃花运所以进劳改队受罪。20世纪70年代后期，李学进刑满出狱后，已跟丈夫离婚的、眉目清秀的兽医Z医生，要跟李学进结婚，使场部领导犯了难：女干部跟劳改释放犯结婚的事，在北戈壁还是首例！场部领导给Z医生做思想工作，怎奈Z医生态度坚决，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后话。
傍晚，汽车来到小红沟煤矿。
父亲住在山坡上的一栋土屋里。因为母亲的到来，父亲才单独分得一间宿舍，宿舍的隔壁是库房，现在母亲又回到陕西去了。
父亲的住处被火墙隔成了里外间，外间除了炉灶，还摆着一只矮圆桌，和几把马扎子，像个小客厅。里间除了用木板拼了一张大床外，就是一只樟木箱底下垫了砖，上面盖了布，摆了几本书，像张书桌。这只樟木箱是我们家1952年从上海支边到新疆带来的两只樟木箱之一。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判刑后，母亲带着弟妹和另一只樟木箱回内地了，这一只就被我带走，直到1973年母亲到W县上访才又拿回来的。——它真是我们家庭兴衰荣枯的见证呀！
父亲的住处显然是母亲的设计布置。父母在南京上海住过花园洋房，现在在这煤矿山沟矮小简陋的土屋里，母亲也能安排布置得像模像样。
于文富和李学进闲聊了一会儿，开车拉煤走了。
我和父亲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想到谁就谈谁。吃饭，洗脚，直到睡到床上，我们一直谈个不停。十多年人为的隔阂刹那间消失了。我们这对父子，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人为的隔阂似的。什么阶级立场，什么跟家庭划清界线，什么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等等都如同冰消瓦解无影无踪了！而遗传基因骨肉亲情人之常情显示了永恒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我和父亲谈到：我在重庆出生时遭到日寇的狂轰滥炸；谈到湖南故乡山清水秀的田园风情；谈到全家团聚四世同堂的温馨日子；谈到儿时读的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著名的儿童读物；谈到解放前后上海的沧桑巨变——曾在国民政府任要职的祖父成为“民联”的领导人之一，后到长沙参与湖南和平起义，解放后成了湖南省人大代表；舅舅准备率领舰队起义；父母都参加了民革，并在中共领导下做地下工作……谈到全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到新疆的见闻；谈到父亲在新疆省一中家长会上的讲话，他打算把7个子女都培养成大学生；谈到母亲因为在肃反运动中为丈夫辩护而被开除公职；谈到父亲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判刑；谈到大姐挑起全家重担；谈到曾祖母因唯一的孙子被捕坐牢而气绝身亡，祖父接着也郁郁而终；谈到弟妹们都因出身不好不准升学——三弟高考成绩优异却不准升大学；15岁的四弟只能跟着母亲卖冰棍……谈到在“文革”中全家再遭灭顶之灾——五弟、小妹中学毕业只能下乡干农活；大哥因躲避批斗到处流浪；我因W县“12.6”惨案逃亡而身陷囹圄；三弟在“革委会”成立后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谈到北戈壁的批斗“反革命集团”；谈到王场长、高股长和肖队长；谈到母亲和五弟上访的艰难；谈到熊书记、董院长、骆庭长和张干事的主持公道……
谈得累了，想停下来睡觉，却又接着谈了起来，直到天明，我们父子俩的话还没有说完。
——这就是我得到平反那天的全记录。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我平反一年多以后，“四人帮”被粉碎了，此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母得到了改正、平反，并回到乌鲁木齐原单位。解放前，他们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了确认，随即办了离休手续，——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老革命！扣在父亲头上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是诬陷之词！
五弟在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被陕西师大数学系录取！他这位“老三届”学子，1966年高中毕业后，被迫下乡在农村蹉跎了11年的岁月，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晋升为高级教师，并被评为市级先进教师。
四弟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了施工员、技术员、工程师、队长、经理、县建设局书记。并于20世纪90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小妹1966年初中毕业后，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回城当了工人；在80年代初参加转干考试后，当上了国家干部。后来取得本科文凭，还升为副处级干部。
大哥1980年平反回到K市D中任教。后来也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年级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大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晋升为某师范学院的教授。
只可惜我们弟兄姐妹中最有天赋、最全面发展的三弟，在1968年新疆“革委会”成立以后，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
1975年1月29日这一天，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从1970年1月28日被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刑，到这一天恰恰是五年整！而我在大学读农机系也是五年整！如果从1968年7月17日我在北京身陷囹圄算起，我在狱中已经度过6年半了！
也是在1968年，以反革命罪入狱的章诒和女士后来写道：“如果没有反右派，我不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狱中十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能懂得社会。”真是由衷之言呵！
天亮了，我和父亲还是立刻起床，吃了早饭搭拉煤车到了地磅，然后搭13路公共汽车到了乌鲁木齐市，又搭1路公共汽车到红山商场下车，到大邮局给母亲发了电报和信。同时也给许尔明代发了信。
后来得知，母亲在接到我获平反的电报後，一下子坐到了地上，很久没有起来。
我的母亲张静，土家族，1915年生于四川秀山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就读并毕业于秀山师范和南京金陵女子法政学校。1935年婚后专事子女的抚养教育。1948年8月在上海参加民革组织，积极参加国民党海军第一巡防舰队的策反起义工作。1952年起，先后在新疆商业厅和新疆外贸局任科员。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为丈夫辩护被开除公职；虽然中央监察部三次通知撤销开除处分但未得到执行。接着，丈夫又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判刑。此后，她只得带着几个年幼的子女在城里卖冰棍，到农村干农活，历尽艰辛！在文革中又经历了三儿遇害、二儿入狱的打击！然而她始终不向邪恶低头，勇于跟命运抗争，带领全家打赢了所有“官司”；也由于她忍辱负重、含辛茹苦、身传言教，使子女个个成才，终于迎来我们家庭兴旺发达的春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曾把郑念女士写的《生死在上海》交给母亲，希望她也像郑念女士那样，把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写出来。
母亲看完《生死在上海》后，深有感触地说：“像郑念那样平铺直叙地写，我也可以做到。她为文革中遇难的女儿梅萍，我为三儿……”只可惜母亲不知为何终于没有动笔。
红山巍然屹立，阳光洒满街道，人们熙来攘往。多么亲切的乌鲁木齐城呵，过去多少次我从外地回到你的怀抱，总感到格外的眷恋！可是今天是最特殊的一次：我从狱地回到了人间！我曾在空旷死寂的戈壁，聆听你昼夜不息的隆隆轰鸣！我曾在漆黑冰冷的寒夜，眺望你长明不灭的点点灯光！而今，我来了，投入你的怀抱，汇入永恒的人潮！
我仿佛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亢奋，激动，我将开始崭新的生活！
街上的行人多么满怀自信，多么悠然自得，我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自豪地走在大路上！我曾掉在黑洞洞的深井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而今我终于爬出了深井，重见天日，天空是多么晴朗，多么湛蓝呵！
下午我们又返回小红沟煤矿。山沟里蜿蜒着一条简易公路，拉煤的汽车缓缓地爬行着。两边的山并不高，坡上坡下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土屋，土屋的烟囱都冒着浓烟。
翌日，父亲带我到他上班的地方去，经过去年曾经引起轰动的兵团煤矿大塌方的地方，现在看来只是一个不太深的大坑，可就是在这个大坑里活埋了28名兵团煤矿的职工！到了北戈壁农场所属的煤矿，父亲就在矿井上面计数，当统计员。我还从来没有下过矿井，很好奇，于是进了矿井，沿着陡峭的台阶往下走，只见煤矿分了许多层，每层又有好几个巷道延伸开去，刑满就业人员们就在阴暗的巷道里，抡着十字镐挖煤。这使我想起了在W县看守所的难友黄开焕讲的南台子煤矿的悲惨状况。我一直下到煤矿的最底层，这里距井口有八十多米深，黑咕隆咚的，砸伤人的事故时有发生，高干子弟赵明忠就是下巷时被煤块砸到头部受伤致残的。从矿底向上走出井口就不像下巷时那么轻松了，两边没有什么可以攀援的，越往上走越累，气喘咻咻，两腿发软。怪不得鲁迅先生把爬桅杆、下煤矿的经历说成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呢！
在小红沟煤矿父亲的住处休息了两天之后，我告别父亲到乌鲁木齐买班车票回W县。
在乌鲁木齐我按照陈国荣写的地址，在团结路找到了他姐姐的家，正好他姐姐和姐夫都在家。我向他们转交了陈国荣的信，简要地介绍了他的案情和处境，要他们多为他的平反尽力。他姐姐已经四十多岁了，听着我的讲述，一直流着眼泪。他的近五十岁的姐夫，却横眉冷目，大谈要站稳阶级立场，跟陈国荣划清界线的大道理！
在离南门新华书店不远的大街上，我遇到高中同学W和他的妻子。他们夫妇俩穿着呢子大衣和擦得铮亮的皮鞋，这在当时是很有派头的了。W戴上了眼镜，个头虽然不高，却居高临下地询问我这些年似乎出了问题的境况，跟高中同学时的谈吐大相径庭。我只客套了两句就各走各的路了。
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同学的时候，我、W和Z都做着文学梦，交往颇多。当时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是全疆唯一的高中学校，1958年在高三全年级语文统考时二百三十多名同学中，只有两人得满分，我是其中之一。Z因为当过解放军，高中毕业时直接保送进北师大了。W因为出身好，高中读完直接分配到某出版社工作，现在已是某文艺杂志的编辑。他们因为“根红苗正”，一帆风顺。唯有我这个“右派”子弟、“先天的罪人”道路坎坷历尽磨难。
1968年7月，在北京我身陷囹圄前，跟Z也是冷冰冰地相会，冷冰冰地分手的。
阶级地位、阶级立场、阶级斗争使被此变得隔膜。
后来听说，他俩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在仕途上也颇顺利。
时光流逝，往事已矣。少年时的“文学梦”早已随风飘逝；而“文革”亲历的种种磨难却总是煎熬着我……
诚如学者摩罗所说，我们这些“从‘文革’的黑洞里爬出来的一代人，满身满心披沥着多少耻辱的灰尘啊”！尤其是“文革”的牢狱，更是彻底的残酷，彻底的下流！……命运却使我成了一个幸存者，我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呵！
于是，我提起笔来，只想努力做到“忠于史实、语言简练、毫不造作”（1）地把文革期间亲历那段牢狱之灾记录下来，希望能够借此来祭奠文革死难者的魂灵！同时，我想，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具有社会意义，而众多普通人（哪怕是犯人）的命运可以反映现状和折射历史，供读者借鉴。
我终于宣诉完毕，搁下笔来，禁不住痛哭了一场，总算卸下了心头的重负！
1975年2月初的一天早晨，我从住宿的群众饭店步行到碾子沟汽车客运站。车站特有的杂乱氛围，人们拎着箱子提包前呼后拥，检票登车，在汽车轻轻的轰鸣声中交织着人们唧唧喳喳的谈话声，——我感到既亲切又新鲜！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我确实是回到人间了，我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
班车驶过在黎明中苏醒的街道，不一会儿，喧嚷的乌鲁木齐城、荒寂的北戈壁都被甩在后面了。熟悉的公路弯弯曲曲起起伏伏向西无尽地延伸，南面是白雪皑皑连绵不断的天山，北面是覆盖积雪宽阔无边的戈壁。与过去不同的是，沿着公路到处都是用砖砌的忠字牌、语录牌或门楼，到处是红色的标语：三忠于、四无限、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革命委员会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等以及毛主席的语录。过去占据公路两旁“打倒XXX”、“打倒新疆最大的走资派”、“打倒黑XX”、“横扫牛鬼蛇神”之类的新疆两大派的标语口号只在个别地方残留在墙上……
班车在途中奔驶了两天之后，终于来到W县地界。
多么辽阔、多么丰腴的B河原野，依然奔腾不息的B河啊！当年大学毕业我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来到这里，我曾驾驶铁牛在这里耕耘播种……我曾策马走进童话般深幽的河滩树林……也就在这里，凶残的暴徒以“革命”的名义杀戮无辜的民众，鲜血染红了河水……
美好的、丑恶的一切都随着B河河水流逝了，人们依然在这里生活不息，未来依然在远处向人们召唤……
应当给那些文革死难者立一块纪念碑，就立在这河滩。碑上铭刻他们的名字，说明他们是1967年12月6日在“文革”中被暴徒杀害的……我是个幸存者啊！我在脑海里起草着碑文。
我离开W县已经七年多了，脑海里却依然萦绕着当年的恐怖场景，历历如在眼前：
夜半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声！
手持长矛大刀奔驶而过的武斗马队……
碉堡和持枪的岗哨。
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恐吓的大字报。
打、砸、抢、抄、抓、赶、杀……
当然，当我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才发觉盘踞在自己脑海里的七年前的时空场景，早已是过去时了……
我必须面对生活的现实。
今后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我又该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注：
（1）奥斯维辛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姆雷.凯尔泰斯语。
1990年8月-1991年3月初稿
1996年1月-1997年2月二稿
2008年5月-2009年9月三稿
2011年3月-2011年5月定稿
（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