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奋起反抗
我回到了W县拖拉机站，果然没有人来过问我。甚至这些日子我没有上班也没有人过问！早晨的批斗会也没有了！只有“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自然还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和红头中共中央文件等等。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紧张气氛在整个小县城缓和了下来。当然也没有人再提给我戴高帽子的事了，－－可见自治区党委文革接待站的接待干部说的中央文件的精神的确已传达到了基层。
这一天刚下过雨，空气特别清新，来到田野，我作了几次深呼吸：远离人世的纷扰，宁静的大自然才是心灵的归宿呵！
不远处的一个脱谷机机组，因为下过雨，麦子潮，机组人员正在保养机具。
“程技术员来了，听说你从乌鲁木齐回来，这些龟孙屁都不敢放一个！对他们这号人就得这样，不然他们吃柿子尽拣软的捏！”高洪根师傅招呼我，他和妻子卢凤玲从车间抽来负责脱谷机机组的工作。“四清”运动时他挨过批斗，他们两口子不服，告到县上、州上，结果是不了了之。
“听说你到自治区党委告他们这些龟孙去了？乌鲁木齐有啥新闻？”卢凤玲压低噪门说。
我简单地说了一下，北京红卫兵认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整一般的群众，可是到了下面就是整群众了……
高洪根说：“每次运动不都是拿群众开刀！其实他们自己一腚的屎！县拖拉机站成立没多久，站上的秘书兼采购陈显廷就因为贪污，自治区来人调查，有人透露消息给他，他就自杀了，这跟李长学没关系吗？你还没来，你不知道。”
卢凤玲说：“李长学是只老狐狸，每次运动都躲在后面整人！……”
这时社员们过来挑麦捆了，泼辣干练的卢凤玲忙跑过去指挥……
回到宿舍，我把这次在乌鲁木齐的见闻又讲述了一番。着重讲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他们认为“9.3”事件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是革命的行动。理由是，你如果不是走资派就不应当害怕群众运动，把矛头指向学生和群众；更不应当认为自己是党的化身挑动群众斗群众；而应当接受群众的考验，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当领导的都认为自己是党的化身，谁敢给他提意见？”魏望荣说。
“所以拍马屁的吃的开，老实干的吃不开。”吴师傅接着说。
“那些唱高调的就是‘积极分子’！”周曼珍也轻声插了一句。
“当领导的有特权：吃了碗里的还要吃锅里的；吃了肥肉还要打野味，－－我看北京红卫兵造当权派的反造的对！”华飞利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最近他也去过乌市的。他这是在影射李长学的男女作风问题。
张全珠悄悄地出去了。
一个星期天，我准备把惯常堆积在床底下的一盆脏衣服洗掉，拖出盆子来却是空的！咦，怎么回事？我记得已经堆积了一盆脏衣服呀！我打开床边的帆布箱子，只见衣服都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难道是我太忙记错了？
这样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一天在车间里吴师傅提醒我：“他们可能要从你的日记里找麻烦。”周曼珍也悄悄地对我说：“他们想用你的日记做文章，要留点神。”
果不其然，在一天早晨“雷打不动的”的政治学习时，照例主持学习的“站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楚秘书在读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又重读了其中的一句：“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把“指向一切牛鬼蛇神”读得特别重，特别慢，然后说：“结合站上的具体情况，哪位同志发言？”
胡柏新、赵方志、戴吉才、王玉英等许多人一下子都举起手来要求发言。可见“站文革领导小组”已经作了布置。
楚秘书的红柿子脸一脸严肃：“胡柏新先说吧！”
胡柏新立刻瞪大眼睛站起来，义形于色地高声说：“程晓龙你讲一讲为什么要在日记里歌颂封资修？为什么要崇洋媚外？”说完坐下了，许多人又举起了手，楚秘书示意赵方志发言。
赵方志铁青着脸，三角眼瞪着我：“程晓龙，你讲一讲为什么要当国民党的孝子贤孙！”
接下来几个人争着发言，同时质问我，其中王玉英的尖声：“程晓龙凭什么污辱贫下中农……”我听得很清楚，其余人的声音都淹没在一片嘈杂声中……
我也被激怒了，热血涌向头部，眼前人头攒动，耳边人声鼎沸！我立刻想到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北京红卫兵们的表现，他们虽然处于少数受围攻的境地，却大义凛然、不卑不亢，讲究斗争策略，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利有节。于是我尽量克制自己，从口袋掏出一直带在身上的《毛主席语录》，翻开来，高声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一招还真灵，唧唧喳喳的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我合上《毛主席语录》，接着说：“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乌鲁木齐的规矩是，辩论双方各选一名主席共同主持，双方无论人数多少，都规定每方各发一次言，交替进行。”
会场稍稍平静了一会儿，大家七嘴八舌推举楚秘书当会议主席主持辩论，楚秘书也点头表示同意。
我心里想，他们居然照我说的办，可见他们还是心虚，认为我才从乌鲁木齐回来，懂得党的新的政策，懂得新的规定。
会场又安静下来，显然是轮到我作为一方推举会议主席了。我果断地说：“我也请楚秘书当我方主席。”
楚秘书竟吓了一跳，柿子脸越发胀得通红，连连摇头说：“我不给你当主席，我不给你当主席！”那架势像是害怕“革命群众”误会他跟我没划清界线似的；又仿佛我是个传染病人似的。
我解释说：“乌鲁木齐那里大辩论的规矩就是这样的，就是由你主持会议，保证辩论双方每方各一次发言机会，使辩论正常进行。”
楚秘书只得皱着眉头点点头勉强表示同意。
这时正好胡柏新手里拿着本《毛主席语录》（那时站上只有李长学书记有一本上级发的《毛主席语录》），从外面回到会议室，楚秘书说“胡柏新先发言。”
胡柏新翻了一阵《毛主席语录》清了清嗓子高声道：“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程晓龙，你在日记里为《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书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这难道不是歌颂封资修的罪证吗？”
他坐下后楚秘书示意由我发言。
我站起来先声明说：“偷看公民的日记是犯法的，运动后期一定要追究的。”接着翻开《毛主席语录》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善于学习。’《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是托尔斯泰，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会场沉静了一会儿，无人应答。这时赵方志霍地站起来，滴溜溜转动着三角眼，说：“程晓龙，你在日记里明明记录着，你上大学时跟在国民党实业部任过要职的祖父通信，难道不是你当国民党孝子贤孙的证据吗？”
赵方志还没《毛主席语录》，他拧着脖颈，慢慢坐下去。
我站起来，故意翻了一阵《毛主席语录》，高声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祖父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国民革命。1949年参加了湖南省的和平起义。跟我通信的时候，他在长沙任政协副秘书长。毛主席接见湖南省领导人的合影中他也在座。1960年去世时，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参加了葬礼。我跟这样的祖父通信怎么能说是给国民党当孝子贤孙？”
会场又沉静了一会儿，戴吉才用高亢的东北话说：“程晓龙，你有俄文书、英文书，还唱外国歌，难道不是崇洋媚外吗？！”
我照例翻了翻《毛主席语录》，高声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毛主义又教导我们：‘……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念了很长一段毛主席语录之后停顿了一下，说：”我们上学时一直都学外语，学过英语和俄语，不能说是崇洋媚外。”
赵方志突然站起来，厉声叫道：“我就听到过你边拉手风琴边唱外国歌，你还想抵赖吗？”他咬着牙，眼睛射着凶光，活脱脱一副恶狗扑人的凶相！
我被激怒了，站起来用极高的声调喊道：“怎么叫抵赖！”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翻开《毛主席语录》，略微降低了声调：“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又停顿了一下，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而我的声音还是有点变调：“我的确唱过外国歌曲，但唱的是苏联列宁斯大林时代的革命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你听懂了没有，要我再唱给你听听吗？”
会场又沉静下来。王玉英接过胡柏新递去的《毛主席语录》站起来念完“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那一大段后，竖着刀眉，黑着脸，说：“程晓龙在日记里写着：……姜立发穿着的军黄色的旧棉袄几处露出了棉花，皮帽子也破了……”这不是污辱贫下中农吗？”说完坐了下去。
我站起来翻开《毛主席语录》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合上语录本，“当时事实如此。那时我们机车组在A公社春耕，时间紧迫，没有时间休整。断章取义只能歪曲事实！”接着我又补充说：“未经本人允许，偷看他人的日记是犯法的，运动后期一定会追究的！”
会场再次沉静下来。
“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能讲家庭出身不好就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吴师傅打破沉静说了这么一句，他本来上海口音就重，开会发言上海口音就更重。我根本没想到吴师傅会在这个时候发言。
“上中学都要学外语的，怎么能说崇洋媚外呢？”魏望荣也接着说了一句，他也是贫农出身的工人。
“我跟程技术员在一个机车上工作过，大家关系挺不错……”姜立发声音不高。
“发言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乱扣帽子！”高洪根站起来高声说道。
接下来会议室里成了各说各的议论纷纷什么也听不清了。楚秘书只得大声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上班工作。”
这次会议开这个样子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也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多年来开批判会早已是家常便饭，“社教”也好，“四清”也好，现在“文化大革命”也好，开批判会都是事先统一好口径的，大多由党支部先开小会，事先安排布置好重点发言的积极分子人选和主要的批判内容，甚至有的发言稿都是事先审查过的；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按照党支部的布置，群众自发进行反批评的！－－或许这正验证了毛主席在1966年8月18日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时对林彪说的：“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不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在我们这里还仅仅是开始。
自从吴师傅他们几个在会上公然发言站在我这一方之后，站上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又回到只读毛主席著作，读中央文件，读两报一刊社论了，气氛又渐渐缓和下来。
一天早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在读完《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之后，楚秘书的柿子脸胀得通红神秘兮兮地说：“现在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人公然污辱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
他的话还没说完，胡柏新霍地一下站起来，眼睛鼓得圆圆的，朝我狠狠瞪了几眼才气急败坏嗑嗑巴巴说出话来：“我们－－贫下中农－－大老粗，－－听到出、出现了这样的事情（1），实在气、气的不得了！只有阶级敌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才干得出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
胡柏新其实长得细皮嫩肉的，也有高中文化，平时说话并不结巴，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此事的无比义愤，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因为他一直在争取入党！
接着赵方志几个一个接一个地声色俱厉地发了言，表达对阶级敌人的无比愤怒，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
后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是不是昨晚刮了一夜大风把墙上的报纸刮到那里去了。”这一下提醒了大家：风向是朝公厕那边刮的；而每张报纸都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
会场顿时哑了场。
不一会儿大家就东拉西扯各说各的了。
“开会啦！开会啦！”大家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只见华飞利一脸正经地说：“我这是在学我们老家的贫协主任，每次队上开会，他总是这样喊，同时还挥手让大家坐下来，说：‘今晚的会我来主持，我是个大老粗，粗不粗妇联主任知道。现在正式开会，大家要安静，男的不要吵吵（操操），女的不要嚷嚷（痒痒），吵吵嚷嚷解决不了基本（鸡巴）问题……”
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华飞利难得回站开会，抓紧时间幽默一把。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气氛在我们站又缓和了下来。
一天，我准备洗脏衣服，拿出床底下堆积脏衣服的盆子来，又是空的！那件应该是还没洗的兰华达呢工作服竟叠放在床头，拿起来一看却是干净的！臂肘处本有一个小小的破口怎么成了整整齐齐的小补钉！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散发出淡淡香味的绿色小手帕！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声：“这是谁－－”忙回头看看吴师傅和魏望荣，他们正忙着各自的事，并没引起他们的注意 。
我本想说：“这是谁的手帕？”但突然想到我这是遇到“画中人”了！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房：那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一块补丁，一方手帕，分明是一个女子对我表达的情意！这种单刀直入而又情意绵绵的表达情意的方式，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只在电影《画中人》中见过，因此特别使我感动。
这个“画中人”究竟是谁呢？我想来想去，也找不出个头绪来。
女单身职工宿舍就在我们这排男单身职工宿舍的前面，她们常来我们这儿串门聊天的。
这位“画中人”并没有露出其它蛛丝马迹。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跟往常的星期六一样，因为一些职工回家，宿舍周围显得冷冷清清的。我有些感冒想到站医张全珠那里要些阿司匹林。她们宿舍就在前排第一间。
我敲门进去，只见张全珠独自在灯下看书。她见我进来立即站起来给我让座。
我说：“有点感冒，请给几片阿司匹林。”说着在另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
她说：“我一天工作也不多，衣服脏了我替你洗。”
我顿了一下，心里想，“画中人”原来是她！嘴里却说：“我上大学都是自己洗衣服，已习惯了，不想麻烦别人，－－前些日子我的脏衣服是不是你帮着洗了？”
她低着头，说：“帮那点小忙算啥，以后由我帮你洗得啦。”
我说：“那不行，别人会说闲话的。”
她突然快步开门出去，朝两边看了看，进来把门顶了，把灯关了，快步来到我跟前，俯冲着我，乳房正对着我的脸，她颤声呢喃：“别人会说啥？啊……”
我根本没有料到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心理毫无设防，一股女性的诱人的香气直冲脑门！昏暗中我感受到她的乳房几乎贴到我的脸上，那无比神秘诱人的女性的乳房！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自更事以来就向往的极乐的欲望竟唾手可得！经过短暂的相持，自幼母亲严厉的家教管束,学校长期的正统教育，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又追求进步对自己一贯的严格约束，因一次次等待运动后期顾及各方面的影响等等，通通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欲火中烧热血汹涌，我的右手突然从她的衣襟下方伸了进去，终于摸到了那无比神秘、柔软而又丰盈的女性的乳房！她就势把我拉到床上倒在我的怀里，呢喃着：“早就该这样了，早就该这样了……”
－－这时我已经26岁了，多少年青春年少的绮丽幻梦就这样变成了真实！
在极度的兴奋中我感到血液在急速奔腾，心脏在怦怦跳动，笨拙的双手在摸索前行……这是一片丰腴芬芳的沃土，静静地听任拖拉机手耕作，而我则是一名首次登机操作的拖拉机手，震耳欲聋的轰鸣使我手忙脚乱降不下犁铧……说来惭愧，还是在一只女性的手的引导下，我才得以降下犁铧对正犁沟……在喷薄而出的极度快乐中，我听到她“好得很！好得很！”共鸣般的吹呼。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如此快捷，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则和繁琐的程序都被撇在一边了！无所不能的组织，无处不在的舆论都顾不得了！二十六年来，我那被压抑得扭曲变形的青春的灵魂，突然展现出他那英气勃勃的本来面目！
我深深地坠入了情网。
白天我到医务室去，当只有我们二人时我们就拥抱接吻，这时，她那双吊梢眼像是两朵燃烧的火花，把脸颊烧得绯红，她那玉颈香腮多么芬芳袭人，她那对丰盈的乳房更是令人心旌摇曳！
到了晚上，当她独自一人时，她就换用暗红色的灯泡发出讯号，我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她的宿舍。作为一名拖拉机手，在师傅的指导下，我的耕作技术一次次地提高，一次次地受到赞许。在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会听到“好得很，好得很！”的表扬；在不成功的时候，我也会得到“我喜欢你就行了”的鼓励。
在少年朦朦胧胧初识男女之情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男子在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分的，无理的；女子则只是同情和可怜男子……那年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性知识教育等等几乎上不得台面。随着年龄的增长，种种先入为主的模糊意识还是占据着脑海的一偶。令我不解的是张全珠年龄比我小不了几岁，也读了十多年书，也长在红旗下，但她对性爱却是无拘无束，大胆追求，尽情享受！相形之下，我的这个备受清规戒律禁锢的灵魂显得多么呆板和猥锁！在她的启发下，在她的怀抱里，我的灵魂得以解脱，得以放飞，得以一展雄风！
尽管我深陷情网不能自拔，但还是意识到我们仍处在异常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前途未卜，命运难期！
在一次百般缱绻之后，我问张全珠：“假如这次运动后期我被下放到农村去了，你还跟我吗？”她说：“农村照样需要医生 ，到那时我养活你，想那么多干嘛？要不我们结婚－－”
一提到结婚，我这才想到她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还有过孩子；而我在这之前还是一个没有碰过女人的童男子哪！或许是我读过的苏俄小说太多影响太深，聂里留道夫和葛利高里不就是钟情于玛斯洛娃和阿克西妮娅吗？爱情可以逾越一切障碍……
她看我沉默不语，轻声道：“你懂道理，原谅我的过去，对吗？”
我叹口气说：“我原谅你的过去，可是－－”
我换了话题，问道：“过去，你怎么会跟杨长贵结婚的？”她说：“1961年8月我们从医专毕业集体分配来新疆，在乌鲁木齐我被分配到W县医院，就是乘坐派来接我的杨长贵的车子来W县的。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后来我才知道他故意把车开离公路很远，他藉口汽车出了故障，把线毯铺在车底下做出修车的架式，叫我给他递工具，趁势把我按倒在车下……”她伤感的停顿了一会儿：“在他的哀求和恐吓下，我想这就是命吧，就嫁给他了。结婚后他开始还装得挺老实的。不久就露出了真面目：动不动就耍酒疯，打人；还继续借工作之便在外面乱搞……”说到伤心处，她哽咽道：“他打起人来特别凶狠，动不动就把我打倒在地，拳打脚踢，像打狗一样，我实在忍受不了啦！”
我曾亲眼看到在光天化日之下，杨长贵把张全珠打倒在地，抓着她的长发在地上拖着前行的情景……现在杨长贵仗着他的三块钢板（2）在县上当上了群众组织的头头，在破四旧，批斗牛鬼蛇神中大显身手，耀武扬威……
我叹口气，说：“运动还不知道会怎样发展呢！他们这些‘革命派’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怕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关系，连累你，我们以后尽量少在一起，等到运动后期再说吧。”
她一下搂紧了我的脖子。
注：
（1）后来我才知道是指在公厕附近的地上出现了刊有毛主席像的报纸！
（2）指兼有贫下中农、转业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身份。
第八章 群众发动起来了
1966年下半年小小边城W县像只小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波涛颠颇起伏。在揪出邓拓吴晗廖沫沙，打倒彭罗陆杨之后，已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了。
集会游行自然是革命的主要手段之一。声讨“三家村”黑店，声讨彭罗陆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等，一浪高过一浪，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浩浩荡荡……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庆祝国庆，庆祝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标的发表，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浩浩荡荡……
这时的报纸也跟“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是单色四版不同，常常是套红标题，版面也增加到八版、十二版、十六版，往往整版都是毛主度的巨幅彩色照片，或着军装抚掌微笑，或接见红卫兵，或与林副统帅在一起。报纸头版的右上角一律刊登着毛主席语录或最新最高指示。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军，林副统帅和周总理一次又一次的讲话，一篇接一篇的社论……
街头大标语大字报贴了一茬又一茬……
“文化大革命”如同狂风暴雨席卷中国大地，但在偏远小城有时也会出现相对平静的日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各级领导（当权派）从1957年“反右”以来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党的化身，历次运动都是整那些“有问题”的人！虽然1965年“四清”运动的《23条》中提出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实际上还是整那些“有问题”的一般职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州上虽然揪出了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饶宗目这样的大人物，但那只是极个别的例子，又焉知不是更大的当权派抛出来的“替罪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次运动不是整“有问题”的职工，－－俗称牛鬼蛇神！领导是不能得罪的，－－“右派”们的下场就是见证！所以当运动指向“牛鬼蛇神”就轰轰烈烈；像“破四旧”、“抄家”、批斗“牛鬼蛇神”……否则，就冷冷清清。
像乌鲁木齐那里把矛头直接指向区党委和王恩茂，还没有在偏远的地区得到响应。
胡柏新、赵方志们想在我的被非法查抄的日记里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再次把我打成黑帮，我实在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竟然博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而胡柏新、赵方志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当然是站不住脚的，结果只得又不了了之。
这时报纸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反我即反党”；提出“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运动初期被刘少奇派的工作组围剿的学生少数派都成了“革命造反派”；甚至刘少奇和他的“驯服工具论”也受到了批判；“血统论”也受到“敬爱的江青同志”的批判等等，这些都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舞。不过，运动究竟会怎样发展，谁也说不清，就我个人来说，由于历次运动的教训，我当时从心底里企盼能象“社教”、“四清”运动后期一样平平安安凑凑合合过关就行了。
1966年11月3日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发面《（66）纠字第4号通令》要求把“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赶出乌鲁木齐市区。这个冲击波自然很快就传到全疆各地了，小小边城W县自然也不例外。11月下旬，大街小巷又贴出新一轮大字报，响应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的《第4号通令》，有的单位立即把“牛鬼蛇神”拉出来，游街示众后驱赶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在州城，原州党委常和宣传部长饶宗目在游街示众之后，由群众组织和公安人员押送到一个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了。黄站长等也被送到农场去了。
我们站自然不会落后，针对张采购、纪会计和我的大字报又一次铺天盖地而来，除了重复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外，自然是强烈要求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赶出县城。
我虽然跟这些“革命派”已交手几个回合，也知道他们只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但依然忧心忡忡，安知他们在“革命”的旗号下会干出什么名堂来？
这也预示着我所企盼的“运动后期”还遥遥无期呢！
同时，我们从乌鲁木齐来的传单中也得知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检查也传抄开了。新疆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王恩茂也作了检查。我们还得知，新疆以红二司为首的革命造反派积极批判王恩茂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跟以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为首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观点是对立的……
一天早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刚结束，楚秘书通知张采购、纪会计和我到站办人室去一趟，说是上面有人找我们，我心里想，不知他们又有什么新花样，待我随机应变吧！
进了办公室，只见县公安局G局长坐在办公桌旁，手里拿着一张纸，故作面带笑容的样子招呼我们坐下，他旁边站着的那位公安人员李奋一却是瞪大眼睛，紧抿着嘴，像一头警犬随时准备咬人的架势。
我们刚坐下，G局长突然把脸一拉，站起来说：“我给你们读一个信件，他清了清嗓子：
最高指示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致县公安局革命同志的公开信
县公安局革命的同志们：
县拖拉机站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你们像乌鲁木齐公安机关那样配合行动，贯彻执行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66）纠字第4号通令》把我站五类分子牛鬼蛇神赶出县城，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改造。
致以
革命的敬礼
县拖拉机站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
1966年12月
G局长念信的时候，吴师傅开门来找我，也坐一旁听着。G局长念完信件后，说：“你们三个都听清了？你们站的‘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要求采取革命行动把你们遣送到下面农村去，希望你们三个很好配合。”
我当即高声道：“我们不是‘五类分子’凭什么把我们遣送到农村去？”张采购和纪会计也齐声说：“是呀！”
G局长皮笑肉不笑地回答：“革命群众的意见嘛！”
我更高声道：“我们也是革命群众，我们也是革命干部呢！”
张采购和纪会计又齐声说：“是呀！”
G局长又拉下脸来说：“这也是组织的意见嘛！”
我也毫不客气地说：“你说的是哪个组织的意见？我还到自治区党委上访过呢！区党委的同志说中央有文件，‘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等等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要通通平反，不算数的！你难道不知道！”
G局长这时对李奋一悄声说：“你去看看，他们拖拉机站的人怎么不见来呢？”李奋一朝我们狠狠盯了两眼，使劲抿着嘴出去了。吴师傅也跟着出去了。G局长这时又露出笑容说：“这是组织上的事，也不是个人之间的事，我们也是来办公事……”
正说着李奋一进来跟G局长说了几句悄悄话，这时吴师傅、魏望荣、高洪根、卢凤玲、周曼珍几个也进来站在一旁。吴师傅黑着脸不客气地对G局长说：“你说的拖拉机站的革命群众都是谁？在哪里？”
G局长这时满脸堆笑，说：“吴师傅你好，我们是公事公办，误会误会。”说着同李奋就往外走，骑上摩托车走了。
要把我们三人驱赶到农村去的事就这样没有下文了。
一天我路过医务室，顺手推门，门是反锁着的，显然张全珠不在；我就朝东走回宿舍，走到拐弯处，却听到医务室门开了，只见赵方志开门出来朝西走了！
我当即想起吴师傅前些日子很含混地说过：“赵方志又盯上一个女人了，这个女人真像垃圾畚箕一样啦……”我忙返身走回医务室，推门进去，张全珍满脸绯红，很不自然的样子，我故作镇静地说：“上次我说过想看年你的《离婚判决书》呢－－”
她忙低下头打开一个抽屉的锁从底下取出《离婚判决书》递给我。
我很快把她的《离婚判决书》看了一遍，问道：“这判决书怎么只字不提杨长贵殴打你虐待你，也不提他借工作之便的作风问题，反而说你道德作风有问题，要加强思想改造？还说你跟单位某领导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她的头低得更低了，说：“你说过原谅我的过去的，对吧？那个‘领导’就是李长学，他那时是县医院的书记－－是有名的‘骚狐书记’！他能放过我吗？……他乘虚而入，恰恰又叫杨长贵捉了双！”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以后你管住我，啊！”
我突然话锋一转：“那赵方志又是怎么回事？”
她猝不及防，挤出一句话来：“他是畜牲！”
我当时就失去了理智，挥起胳膊打了她一个耳光，把她的《离婚判决书》摔给她就走了。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社论中用了大量篇幅鼓励“文革”初期受压的群众、出身不好的要求革命的人们起来革走资派的命，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仔细把有关段落读了好几遍，压抑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燃烧起来：每个人都是革命的对象又都是革命的动力，这些“革命派”凭什么不准我革命？凭什么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压？
我把元旦社论选了几段念给吴师傅和魏望荣听。吴师傅握着烟斗紧皱双眉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这里斗争的矛头还和过去‘社教’、‘四清’运动一样总是对着群众的。一些官僚主义的问题并没能被揭露……”
魏望荣左眉压低，右眉扬起，侧目而视，说：“我就看不惯胡柏新、赵方志这些所谓的积极分子，工作凑凑合合，技术马马虎虎，拍马溜须到是一把好手！运动一来为了表示‘积极’像狗一样乱咬人！”
我提议也写张大字报跟这些“革命派”唱反调。吴师傅瞌瞌烟斗，说：“早就该敲打他们一下了！”魏望荣接着说：“应当把胡柏新和赵方志两个人的名字点出来，他们总是把矛头对准群众！”我说：“按照元旦社论的精神还不能点他们的名，他们也是‘群众’，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做，我们应当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草稿：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底！
我站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
我站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斗争的矛头始终是对准群众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站职工要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十六条》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俩看着我写的草稿，细细琢磨着，我解释说：“这是第一张，就这样吧，看看大家的反映再说。”吴师傅说：“那就先这样吧！”魏望荣说：“后面的署名也得像其他地方那样是个‘战斗队’才行，不能像他们通通是‘文革领导小组’、‘革命群众’、‘革命工人’。”我想了一会儿说：“这个‘战斗队’的名称要有特点才看，鲁迅有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我看我们就叫‘惊雷战斗队’吧。”他俩都表示赞同。
吴师傅从桌柜里拿出给家里写信时才偶尔一用的毛笔砚台和墨汁来，在桌子上铺了一张有光纸，挥笔把这张草稿抄写成大字报。
魏望荣说：“吴师傅从小读私塾练的这一手毛笔字可派上用场了！那我就负责打浆糊，明天一早我们就把它贴到办公室门口去！”
一月三日早晨，我们三人一道把大字报贴到站办公室门口的墙上，马上就引起极大的反响：正在站部集中进行冬季学习和休整的各机耕队的职工和站部的职工纷纷来看我们写的这张大字报！不久就在我们这张大字报的附近出现了十多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表示对我们这张大字报的观点的支持和声援！有的甚至写着“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的口号。贴大字 报和看大字报的人来人往议论纷纷群情昂扬像过节一样。
大字报落款的署名分别是：东方红战斗队、东风战斗队、红旗战斗队、向阳战团、红色娘子军战斗队等等。
我们宿舍也人进人出，说说笑笑，热闹非常，跟抄家时的萧杀恐怖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这也是站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过去哪一个敢把党支部撇在一边自行其事？哪一个敢不看站领导的眼色行事？
到了晚上，我们宿舍挤满了人，三张床铺，一个长板凳都坐满了人，有的只得站着。
难得到我们宿舍的高洪根师傅和妻子卢凤玲也来了。卢凤玲一进门就高声说：“吴师傅、程技术员，我俩来参加你们‘战斗队’行不？”吴师傅回答：“当然可以！群众组织嘛！”我也连忙说：“欢迎，欢迎。”卢凤玲忽然又压低嗓门说：“过去我在星期天给街坊邻居焊个盆补个锅，老高帮人修个钟修个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了，那么，陈秘书因为贪污在社教中自杀的盖子为什么一直捂着？”
挤在门边角落里的拖拉机手刘明才声音很高：“那些怕脏怕累不好好工作的，只要跟领导走得近，会拍会溜，或者有个什么亲戚在县上当个什么领导，就可以脱产就可以提拔！而孙统计说了句实话得罪了他们就被下放回老家农村了！”
他说完，大家附和道：“那－－是－－。”
徐振华接着说：“我们那一批学徒来站都三年多了，也不转正，工资每个月只28元！老职工每个月也都只三、四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三、四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呢！有谁过问我们的生活？他们当领导的每年到是忘不了给自己涨工资，有的还连升两级！”
徐振华说完，大家又附和道：“那－－是－－。”
高洪根说：“我看这么多战斗队，看法也比较接近，最好是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要不那些龟孙总是看谁不顺眼就修理谁！”他话还没说完，华飞利、李玉清两口子同纪会计、姚淑兰两口子也进来了，等高洪根说完，华飞利才慢腾腾地说：“原来在开贫协大会呢！男的也没有吵吵，女的也没有嚷嚷－－”大家一阵哄笑，他却一脸正经地说：“高师傅说的对，大家得联合起来！乌鲁木齐差不多所有的学校都是红二司观点，支持‘红二司’的职工也组织起来了。‘红二司’就是造走资派的反，就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反对‘红二司’就是‘老保’、‘保皇狗’！”
说完，他就挥拳跺脚演唱起来：
“资产阶级保皇派
破坏革命坏坏坏
死心塌地专保皇
甘当走资派的狗奴才
打打打 打倒保皇派
滚滚滚 滚他妈的蛋”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气氛十分热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转述着道听途说的乌鲁木齐文化大革命的新情况。
华飞利每次出车回来总会带来许多“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消息，这回的最新消息是：王恩茂现在改名“王怕怕”了。因为他不敢见群众，总是穿着军服躲在军区，不像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手里拿着高帽子随时准备到群众中去……乌鲁木齐“12.19”事件群众在八楼绝食批斗王恩茂，王恩茂吓得脸色苍白满头大汗，楼梯都爬不上去了……
我跟吴师傅、魏望荣悄声商量了一下，站起来大声说：“大家都表示愿意联合起来，这很好，团结就是力量，请互相传个话，愿意联合的战斗队，明天上午请到我们宿舍开会。”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