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欲死不能活也难
丈夫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我放下心来，更加努力的做好工作，管好孩子，咬紧牙关过活。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那些整人害人的恶棍们，能让我这样“好好”地活下去吗？不把我逼上绝路，他们是不会甘心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易心容股长通知我和两个工人，从下月起被辞退了，发一个月工资。我们三人非常气愤，质问易心容：“我们工作八年，无过无错，凭什么‘理由’辞退我们？”她说：“这是上面决定的，有意见找当官的去说，我只管执行。”一幅盛气淩人的样子。李玉昆悄悄对我说：“你们只有去找劳动局，哪有工作八年无故下人的道理？”兔子逼急了也要咬人，你不要我活，我就活给你看。我鼓起勇气，夥同被辞退的俩位同志，把供销社告到劳动局。
接待我们的李勇干事，支持我们的要求，马上通知供销社恢复我们的工作，多发的一月工资不再退还。这样的结果，引起易心容的不満，想不到一贯不敢说话的我，竟敢到政府去告她。
我第一次体会到只有斗争才能活下去是真理。
回去工作，更加努力，重活抢先做，该别人干的我也帮着干，赢得大家的好评。年终吋，仓库评上先进单位，功劳当然归于党和领导，我这个右派妻子，奖品也休想分到半点。这些事情被老红军安伯伯看在眼里，深感不平，更加同情我的遭遇。他把自己分到的包子布悄悄的拿给我：“你拿去给孩子们做衣服吧。”说来可怜，那年头一人一年只发四尺布票，我也没钱买，把布票换粮票吃下肚子里去了。孩子们穿的都是过去大人穿过的旧衣服改缝的，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我买了蓝色染料，把安伯伯送的包子布染好，连夜给儿女每人缝一身新衣。过年他们穿上，欢喜得直叫：“妈妈真好！妈妈真好。”我喜在脸上对他们说：“是安爷爷给你们的，你们要记住安爷爷啊！”孩子们又跳又叫：“安爷爷好！安爷爷好！”
过完大年上班，供销社要成立伙食团，炊事员人选，成了大家的热门话题。灾荒年，炊事员吃饱不要钱，还要偷着拿点回家；虽然是苦差事，大家都羡慕啊。所以，要选个爱卫生、又勤快、为人正派、不偷不摸的人。经大家反复议论，一致同意我当炊事员。连左得出奇的蓝世第主任也点头认可。于是，我极积地筹办起来。起灶买锅，打扫厨房卫生，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准备工作完毕，食堂开始做饭了。那天，我四点钟起床，烧水做稀饭。八点钟正要供饭时，兰主任和易心容带一个妇人来代替我的工作。蓝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是上级的决定，说右派劳教的家属不能当炊亊员，还批评我没有阶级斗争观点。要我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强忍着被羞辱的痛苦，回到家中关上房门，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预感到将会有更大的灾难降到我的头上。难道她们非要把我逼上绝路吗？天呀！为什么当官的这样狠，我何玉清求生这样难？天无回答，地亦无语，可怜我找不到一个诉说委屈的人。就在这时，后母的妹妹肖世华派人来报信说，丈夫的父亲在医院病危，叫我去处理。说起我这个公公，真叫人又可恨又可忴。他听信后母之言，把我和丈夫赶出家们，十多年没来看过我和孩子们，对三个孙子连破布都没施舍一张，逢年过节，他们一家杀鸡过年，我们无米下锅。我生三女儿时，他来家吃了一碗糖蛋，再也没来过了。公公是个诚实的生意人，勤奋发家，不过问政治。因为他买了几十亩田土，成了地主，整风时一言未发也当了右派份子。后母的妹妹肖世华，是个见利忘义之辈。她年将三十，嫁不出去，长时间在我家吃住，后经介绍人说合，与姓龚的结婚。因公公是工商业兼小地主，工商业的部份财产按政策保留下来。肖世华见有利可图，把公公和她姐姐接到他家居住十多年，公公病了住医院也没对我说。公公病危，她就通知我去处理后事。公公是丈夫的亲生父亲，我不能不管呀。我只好把孩子托给徐祖英照看，赶到医院看望公公，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一脉在悬了。医院无能为力，叫抬回家处理后事。肖世华躲在一旁，不打照面。原来，她在转移公公的遗物。公公死后，我和她堂兄弟肖代刚一起，借了架车，将公公遗体从医院拉到她家停放。第二天，我找到父亲工作的单位翠屏大厦经理廖成文，他叫出纳给我三十元安葬费，把我叫到一旁说：“我们知道你拖起三个娃娃，生活相当困难。我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没力量帮助你，才给你出这个主意。你公公生前曾做有一口好的棺木，可以卖到一佰多两百元，我给你找个买主，把你公公火化算了，剩下的你和娃娃们还能过一阵子。”我立即回绝说：“公公生时受罪，死后淒凉，这口棺木是他生前自己省吃节用做的，连后母死他都舍不得用，就让这口棺木陪他上路吧。”我在肖世华那里只得到一口铁锅，公公的其他财物，她早已搬空。我卖了鉄锅，连同翠屏大厦发的三十元安葬费，请了四个力夫，搬到望城坡公共墓地安葬了。送葬的只有我这个媳妇站在墓前，我暗自祝愿：“你儿子也是含冤他乡，孙辈尚小，都不能为你送终，你要原谅他们，望你在天之灵保佑你儿子早脱苦海，重回人间；保佑你孙子们长大成人，不再受苦。”回城后，我在家中办了一桌简单水酒，加上徐祖英夫妇，坐了一席，算是代丈夫把他父亲的丧事办完。
回供销社上班，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易心容以为她丈夫是主任，飞扬跋扈，一手遮天，我们找个炊事员都要她批准，简直不讲道理。有人说，何玉清又不是阶级敌人，为什么不能当炊事员。还有人说，新炊事员也姓易，是她柏溪老家的人，当然要照顾啊。还有人说，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听了这些议论，我更感到恐惧，他们那里知道，易心容的靠山不是她的丈夫，而是那个当了县长的彭琳，可能还有更大的官。他们那些人对我决不会就此甘休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凶日。易心容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宣布说：“劳教右派分子的妻子不能在仓库工作，明天你就不来上班了。我们已介绍你回街道办事处安排你的生活出路。”我急愤的问她：“我工作十年，你下我也得有个说法吧？”她漫不经心地说：“经研究决定，多发一个月工资。”我知道和她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便到劳动局找李干事陈诉。我还没说完，他便打断我的话说：“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清楚了，但涉及到右派问题，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明白了，他们早已谋划好的，互相勾结在一起的，没有回旋余地了。我孤苦无助，一片茫然，回到家中，倒在床上暗自流泪，今后的日子如何过下去啊。我们要有活路，全靠组织，否则寸步难行。现在我是个无组织的人了，必须尽快找到一个组织，才有个生存的地方。我的组织在哪里？在南城街道劳动生产服务队。街道办事处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兹介绍何玉清，系劳教右派分子妻子，来你队安排劳动工作。”张队长看到右派妻子四字，马起脸说：“我们服务队是给劳动人民辨的，要等安排完他们后，才能安排你们这种人，你回家等着吧。”我的心凉了。我一家四口，全凭我这双手劳动糊口，停手就要停口，将如何生存下去，实在是难以言说的苦衷啊！这些人是没有人心的，哀求不会有用，只会招来一阵训斥、羞辱，何必自讨苦吃呢。回到家中心烦意乱，一筹莫展时，收到丈夫来信，他已转移到灌县415信箱（一个流动劳改营）修纹川铁路去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他的来信，满纸淒凉，万般思念，又勾起我的怀念，不觉泪水涟涟。他写道：“玉清：我苦难的妻子，相别两年，恍如隔世，云山千里，两心相连。日思夜想，梦里常欢；觉醒之时，满目淒凉。白日里做牛马般重活，黑夜里听干部训斥之声。闭上眼，看见你和儿女们一张张愁苦的面孔。惶惶然，何以终天，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若能见面，诉说我这满腹的冤屈和思念。痛心的是，你做了我的妻子，没给你带来半点幸福，全都是无尽的苦难与辛酸。思之，我不负天，天之负我甚矣！冥冥之中天理何存？苦海无边，哪来彼岸。但求来世，再结良缘。……”我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想向他倾吐，弄得精神恍忽，六神无主。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思前想后，难以成眠。恍忽间，似睡非睡，似梦非梦，我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手里提个布包，走进房门，把布包放在我的面前说：“他们那里最近还要淹死人。”我正要问个详细，她忽然不见了。待我清醒过来，越想越觉得可怕。老太婆好像说我丈夫已经淹死，把他的衣物给我送回来，又告诉我最近几天还要淹死人。天啦！要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勇气活下去啊！俗话说；梦生得死，梦死得生；是否可信，自无主张；提心吊胆，再也睡不着了。好不容易盼到天亮，下定决心，一定要去看过明白。把早饭弄给孩子们吃了，拜託隔壁徐祖英照顾他们，就怱忙坐火车赶往成都，顾不得吃饭，立即乘小火车到灌县。小火车速度很慢，我焦急的心情烦躁不安，不断发出埋怨之声。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娘问我：“嫂子怕是有什么急事吧？”我见她是老实的乡下人，就告诉她去探望丈夫的实情。真凑巧，她也是到415信箱劳教队去看她儿子的。她说：“可怜我三个儿子，俩个都和我老伴去年一起饿死了，三儿和我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偷了队上的粮食。我们还没吃到口，他就被抓走，打得死去活来，送到415劳教队修路来了。我这三儿非常老实，很孝顺，已定了亲。谁知遇到灾荒年，为了活命，落到这种下场，我这孤老婆子今后可怎么过啊？”说着，说着，她伤心的哭泣起来。我们是同病相怜，也跟着她淌眼泪，各自想自己痛心的往事。好久，她擦干眼泪问我：“你丈夫是那个队的？”我说：“信上写的101队，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大娘说：“我知道了，那是个右派队，住在我儿子住地的河对岸，到了我会给你指路。听说那个右派队管得很严，不准与外人说话的。你丈夫究竟犯了他们那条呀？”我告诉她，我丈夫当右派的经过。她长长的叹气说：“这年头总是坏人当道，好人遭秧。你放心，好人自有好报。”
就在这时、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农妇、带着一个男孩、听了我们的对话、忽然也大声地哭了起来、问明原因、她的丈夫叫张连怀、也是101队的右派劳教、前几天得到政府通知、说被淹死了、才带着孩子奔二丧的啊。听说大嫂也是到101队的、就请带着我们娘儿吧。
下午两点十分，到了灌县车站，幸有大娘带路。我们一起爬上玉垒关，大娘指着山下一片沙滩说：“那就是你们丈夫住的一零一队，只有从二王庙的夫妻桥才能过去。”站在玉垒关往下看，岷江滚滚而下，在鱼嘴形的大堤处分成两条河，后来知道叫外江、内江。夫妻桥像条长虹将两岸连接起来，右面是二王庙，前方便就是名闻千古的都江堰了。我们无心观赏绿水青山，如画风光，催大娘赶路。到二王庙街，大娘指点我们从桥上过去。下桥不远处，有个满脸病容的青年，披蓑衣，戴斗笠，一身烂朽朽的衣服，赶着几只山羊走来。我向牧羊人打听一零一队。他问我找什么人？我告诉他找管正和。他热情地说：“我和老管是好朋友，嫂子放心，他活得很好。我带你们到队部去。”（后来，听丈夫说，他叫李加建，还是我的老乡，富顺的人；是自贡有名的才子，声援流沙河的《草木篇》被打成右派分子，听说还被打成“石天河反革命集团”的成员。）101队部是四间大草房，到办公室后、李管教先安排了张连怀妻儿后、叫我先休息，下班后安排住处。我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丈夫活得很好，放下心来。不久、丈夫下班了、见到我时，十分惊讶，问我为啥突然找到这里来？我告诉他做梦的经过。他说：“你的梦看来还是灵验的。十天前，下午收工时，嶽指导员规定我们每人要运回一根四米多长的条钢，我们在离堆公园上班，有条近路：一条涉水飞沙堰；枯水天，可涉水而过，只要二十分钟就到队部；涨水天，非常危险。另一条路是爬玉垒关，绕道二王庙，过夫妻桥回队部，那就要走两个小时。大家劳累一天，当然想走近路早回队休息。胆大的不怕淹到半腰的河水走飞沙堰；胆小的只能爬玉垒关了。我们班的张连怀约我跟他一起涉水走近路，我是最注意安全的，还是选择爬山。我刚爬上玉垒关，听到好多人在喊：有人被河水沖走了！两岸的人，眼睁睁地看急流把人沖走，谁也不敢跳下河救人。一会儿传来消息，沖走的正是约我涉水的张连怀，至今连屍首都没捞着。如果我和他一起走水路，淹死的恐怕就有我了。”我听了，暗暗地吓出一身冷汗，也为死去的张连怀难过。我问丈夫，他的妻儿来了、能得到抚恤金吗、丈夫说：恐怕没望啊。
第二天早上，嶽指导员对我说：“你丈夫服从管教，认罪认错，遵守队规，我们叫他当学习斑长。他最大的毛病是从不反映其他人的问题，劳动表现也不太好，怕累怕危险，不能起带头作用。你要好好的帮助他，叫靠近政府，努力劳动，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帽解教，与家人团聚。今天，我特别放他的假，让他陪你到城里走走，这里的名胜古迹也多。你们好好谈谈吧。”
岳政府（嶽指导讲话，张口就是“我代表政府”，右派分子就叫他嶽政府）大发慈悲，在一零一队成了爆炸性新闻，马上传播到全队右派劳教人员的耳中。这可是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关怀”右派的怪事。有人说：“这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怀好心吧。”也有人说：“因为张连怀刚淹死了，他们这样作，是减轻大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不管怎么说，总还是叫右派分子像个人样正正派派的走在大街小巷。丈夫的好友们，送来钱和粮票，顾正龙还把新呢子衣服借给他。大家说，你和嫂子这次进城一定要耍个痛快，不要怕多花钱，一定要照个像留作纪念，我们大家都支援你。这些出自肺腑之言的活，他们的友爱之情，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们非常兴奋，忘掉烦恼，游公园、看电影、进舘子、照相、给孩子们买糖果，还给右派弟兄们买了不少糕点。一天的相聚，对我来说是强颜欢笑。关于我失去工作的事，几次欲言又止，怕破怀了好不容易得来的一日之欢。等到晚上，来访的朋友们离去后，我才告诉他：“我已被辞退了，没有活路，理由是右派家属。所以，我得回去找活干。”丈夫满面愁容，想不出一句安慰我的话来。低头出门去了。过了好一会回来，给了我三十元，说这都是好友们的无私支援。他们说你是个有骨气的女人，理应受到大家的尊敬。这更使我感受到患难中珍贵的友情，就是这种友情伴随我坚强的走向残酷的未来。
第二天，我告别丈夫和他的难友们，在悲惨的世界中找寻生存下去的活路。
眼看年关将近，家家户户用尽心机筹画除夕团年饭。我愁上眉头，痛在心头，盘算积蓄，买回供应的盐、米、油、糖都不够，那有钱去买高价鱼肉。正愁眉不展之际，大孩子平儿看出我的心思，他摇着我的双手说：“我知道妈妈在为过年发愁，我有为妈妈解愁的办法。”我奇怪地问他：“你个小孩子，有什么办法？”他说：“我真有办法，不信马上带你去看。”他牵着我的手，向他住的楼上走去，在床背后，一只大纸里公然有只母鸡，正咯咯的啄食菜叶。我大吃一惊，这孩子怎么敢去偷人家的鸡啊！我火了：“我平时教育你们人穷志不穷，捡到的东西要还给人家，不允许拿人家一针一线。不听话，决不饶恕。”顺手捡起木棒，要拷打他。平儿拉着我手上的木棒说：“妈妈别打，你听我说，今年六月十五那天，你下班回来，我告诉你，爸爸的好友韩伯伯送了五斤粮票，还给我拿了耍物来。你收了粮票，没问我什么耍物，你还记得吗？那耍物就是只小鸡，我将他养起来，到河边找虫子，青草，去市场捡菜叶，口中留点饭，几个月把它养成这个样子，我们团年就能吃上鸡肉了。”我抱住孩子感动的说：“妈错怪你了，平时太忙，没时间关心你们，是妈妈不好。”平儿仰头望着我说：“妈妈好，你养育我们三姊妹太辛苦了。过了年，我一定要去劳动找钱来帮妈妈养活妹妹。”我说：“好孩子，等妈找到工作，一定还叫你进学校念书，有学问才有出头之日啊！”
当年团年有鸡肉吃，比现在吃山珍海味还高级，一家人的心里无比的快乐。上院黄家，正愁买不到母鸡过年，四处奔走，出十元一斤的高价也求之不得。听说我要杀鸡过年，托徐祖英来说：“她的新女婿要上门拜年，愿意出十一元一斤的高价来买。”我告诉她：“这事我作不了主，鸡是平儿千辛万苦养大的，孩子们都盼着能在年三十晚喝上一口香喷喷的鸡汤呢，我能忍心让他们失望吗？”徐祖英背着我去找平儿说了我的意思，还给平儿说：“你妈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你们一家四口过了年还得吃饭，一只鸡能卖三十几元，够你们一月的生活了。以后找了钱再吃鸡，有吃天天过年，你说是吗？”平儿是最痛爱妈妈的有孝之子，平时看见妈妈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样子，心里很难过，觉得徐孃说得有道理。于是，求我说：“妈妈，我们过年不吃鸡，吃点猪肉好吗？”我知道是徐祖英已经把他说服了，她也是为我着想，出自一片好心，懂事的孩子却是痛爱妈妈的孝心，两颗心都没法辜负，我还有什么说的呢。秤了鸡，三斤五两，黄老太婆付了四十元，一再叮咛不要补钱了，还连说了几个承让。这些情景，都被对门的朱二伯娘看在眼里，她拉着我的手说：“我们穷人只要有吃就是过年，不讲好坏。我告诉你，一斤肉票能买五斤毛肚，每斤只要八分钱，你买上十斤过个年，又便宜又好吃，保你孩子们喜欢。”那时，牛毛肚人们认为髒，都不吃，我按她所说，买了十斤毛肚，用石灰浸泡，再拿到金沙江边洗得乾乾净净，做了个土火锅，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得热热闹闹。我们关上房门，自得其乐，谁也不愿走到上院，怕那诱人的鸡汤味引发自己的伤心，可怜我那平儿数月辛劳，一片苦心，连鸡汤都没喝上一口，难道他真的不想吃鸡肉吗？他说：“我能为妈妈分忧解愁，十分高兴。”
（9）我有爸爸
过了大年，我必须尽快找到活路，否则全家四口就要饿饭。那个年代，所谓组织就是个各机构连结起来的无限大的网，把全国网在一起。网内分九等二十八级，我是最低级，就是这最低级也必须要钻进网——组织，否则就没有活路。我在街道办事处管理的劳动服务队当临时工，就是我唯一的组织关系了。我找王队长要活路，她蔑视地说：“等劳动人民有了活路，才有你们右派家属的活路，你就等着吧。”为了依靠组织解决活路，我每天按时坐在服务队办公室门外，不言不语的候着，主动为他们打扫卫生、到开水。王队长心软了，她终于问我：“翻街的活路你去不去做？”我说：“不管什么活路，只要能挣钱吃饭我就做。”他说：“这可是又髒又累的活路，派你去可不准打退堂鼓。”我认真的说：“请队长放心，为了活路，为了孩子们有口饭吃，再髒再累的活路我都能干下去。”
翻街的活，谁也不愿干。挖下水道，清除污泥秽水，没有劳保用品，站在淹到大腿的污泥臭水中铲汚泥。最初几天，我被那钻心透肺的臭气熏得呕吐不止，饭也吃不下去，不想干了。当我想到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必须坚持下来。我强制自己，闻的是臭，想的是香。下班后，到金沙江边彻底清洗满身的汙坭，回到家里，还要洗澡换衣，然后才给孩子们做饭。但是，每天晚上睡在床上时，不懂事的二女儿总是说：“妈妈好臭啊！”我们只有一张破棉被，四口人睡在一张床上，三女儿还小，不知香臭。大儿子明明知道，从不言语，他懂事，知道妈妈的苦衷。他对二妹说：“妈妈不去做又髒又臭的活路，那能换回这香喷喷的米饭呢！你再不要说妈臭了。”二女儿低头说：“妈妈不臭，妈妈香。”我暗暗地流泪，仔细一想，当今时代臭和香不早也颠倒了吗，我丈夫写的《粪的风波》，老百姓说是香的，当官的说臭，把我们一家整得妻离子散，这个世道不公啊！
我在供销社做工每天六毛钱，现在每天能挣到九毛二分钱，免强够全家生活了。在这里做临时工的人，都是和地，冨，反，坏，右分子粘边的，谁也不歧视谁，有说有笑，算是“臭味相投”了。我不仅习惯了这种活路，还表现得认真负责。我们原来的班长是市政管理机关派的工人，提升为大班长，没有工人阶级愿意来当这个班长。服务队叫我们自己选班长，大家选了我。她们说：“何姊工作认真负责，能帮助别人，吃苦耐劳，一定能当好我们的班长。”王队长也表示同意，还向每人发双胶统靴，表示对我工作的支持。从此，我们成了服务队唯一的五类份子家属自治班。翻街的工作越来越紧张，要是晴天，都要加班加点。我只好多作些米饭，叫大孩子用开水泡了给妹妹们吃，用我拌好的生菜下饭。遇到下大雨的日子，才有休息，才能给孩子们做热菜饭吃。孩子们一见下大雨，欢天喜地的围在我身旁，有说有笑。大儿子向我说：“学校里有个张二娃，夥起几个同学笑我没有爸爸。出了校门，只有他一个，我就把他打翻在地，叫他今后不准乱说，还不准他对老师说。从此，他老实了。”我对儿子说：“你爸爸是好人，他在外地做工，会回来看你们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工人们放假一天，开会庆祝去了，我们这个班没资格享此殊荣，继续劳动，不准休息。我刚举起锄头挖土，肚子翻江倒海的痛起来，坐在地上，捧着肚子，妈吔！娘吔的叫喊。工友们急的把我抬回家放到床上。我从床上滚到床下，不断叫痛，孩子们吓得直哭，一个个抱着我叫：“妈妈你怎么了。”幸好邻居张师傅夫妇在家，他们给我吃止痛药，又到邮局发急电叫丈夫回来。张师傅的妻子徐祖英忽然想到，一定是吃生菜过多，得了胆道蛔虫，。她自己得过这种病，还是走马街一个姓李的草药医生治好的。张师傅马上跑到走马街找李老师，约一个钟头，端回来一碗草药，立即给我喝了。没过多久我大便，从腹中排泄出大堆蛔虫。李老师的药真灵，硬是把蛔虫从胆中打出来了。如果不是徐祖英夫妇，后果不堪设想。像我这种人，难道还能指望住进医院去开刀吗？那是癡心妄想。再说，我吃饭都成问题，也付不起的医药费啊。我对徐祖英夫妇谢了又谢，真诚地对她说：“你们夫妇是我的救命恩人，总有一天会报答你们的。”徐祖英说：“大家都是苦命人，穷帮穷，是应该的。”从此我们结成患难姊妹，相互关照二十多年。第二天，我下班回家，丈夫怱怱的赶了回来，他惊呀地问我：“不是说病危速归吗，原来你好好的嘛。”我告诉他经过，他激动的说：“是该好好的感谢张师傅一家才对。”他买了些酒肉、糖果，请张师傅一家五人，加上我们五人，欢欢喜喜地坐在一起。丈夫举起酒杯敬张师傅说：“古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怜，这次玉清大难不死，全仗你们夫妇救了他，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我含冤受难他乡，不能报答你们万一，若有昭雪之日，再说报答。”徐祖英说：“我是农村人，没有活路，一家五口全靠老张那几十元工资过日子，也是和你们一样，穷对穷，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放心吧，今后只要做得到的事，我们决不推辞。”他们夫妇的扑实、无私，乐于助人，叫我们感动。
第二天，大儿子上学，拉着我的手说：“爸爸送我去上学吧。”我问他，你不识路，还是怕大孩子欺侮你。他摇摇头说：“都不是，我要让张二娃看到我有爸爸，还比他做泥工的爸爸好哩。”我当然满足他的要求。在校门口，正碰上张二娃，大儿子把张二娃拉到我丈夫面前骄傲地说：“这是我爸爸，知道吗？”说完，他高兴地跳着喊：“爸爸再见。”像雀儿欢跳般走进校门。
丈夫临走前一天的晚上，两个女皃像预感到爸爸又将离去，迟迟不想睡觉。喊着：“爸爸看我们做木头人游戏。”见爸爸不感兴趣，三女皃说：“我会做菜呢，要做给爸爸吃。”她们叫道：“爸爸不要走，我们每天都做游戏给你看。”候，她们的爸爸已经坐上了西去的火车，丢下我们母子四人相依为命。
（10）洪水无情人有情
一九六六年，大儿子十三岁，该进中学了；但是，没有一个学校敢收留右派劳教的儿子入学。两个女儿渐渐长大，吃穿更加困难，有上顿无下顿的日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又髒又臭的翻街活路也被辞退了，急得我六神无主，眼看就要断粮饿饭。我坐在家中苦想，有什么办法度过难关呀。我一个异乡女人，无亲可求，无戚帮助，借贷无门，变卖无物，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了。眼泪涮涮的流个不停。同我一起被辞退的唐家英进门来看见，她说：“何斑长，你啥事这样伤心啊？”我说：“明天就揭不开锅了，正愁四张嘴吃什么呢。”她说：“何姐不用伤心，只有走不完的路，没有过不去的桥。我有个堂姊在石厰锤碎石交给铁路上，按立方计件，努力的可以挣到两元一天，正需要人，你愿意，明天我就带你去。”我高兴极了，揩干眼泪，问她要带什么工具？她说：“什么也不带，工具都是厂方发，你只要带个垫坐的就行。”临走时，她放了五元钱在我手中：“你以后发工资时再说。”我眼巴巴的看着她走岀大门，心里感谢不己：“这才是救命的恩人啊！”我连夜把铺草扯出来编坐垫。大儿子坐在一旁求我说：“妈妈明天我和你去锤石子。”我说：“么儿，你还小，还是想办法上学吧。”他坚决的说：“妈，我不念书了，爸爸不是念书多了才念岀祸亊的吗，我要靠劳动来养活你和妹妹。”可忴的孩子，从此走上做临时工为生的路，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锤碎石的活路简单，只需把片石运到一定的地点，坐下来锤成三至五公分的碎石，堆成方形，经验收就完成了，比起翻街的活路轻松多了。大皃子和我都很买力，第一天锤了两个多立方，有两元五角收入，比翻街收入一元多。我们母子俩欢喜极了，脸上出现难得的笑容。那知三天后，笑不起来，哭不出声。由于手腕重复机械式动作，加之用力过大和使力不当，右手腕红肿起来，火辣辣的痛得难受，手锤都拿不起来。我捧起儿子的手，将它放在脸上问：“么儿，痛吗？”他咬咬牙说：“妈，不痛。妈妈你痛吗？”我说：“怎么不痛呢，为了吃饭，为了你妹妹们不挨饿，再痛也要忍下去。”儿子说：“我听妈妈的话，痛也要干下去。”唐家英的姐姐说：“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多做几天，慢慢习惯就好了。下斑后热敷一下好得快些。”娘儿俩咬紧牙关，狠下心来，那怕是痛得汗淋淋，也不停锤。一个星期后，果然肿消如常。一个月的辛劳，我们母子挣到五十五元工资，是做临时工以来收入最高的一月啊。发工资那天还唐家英五元，我买了斤鱼作给孩子们吃，一家人喜气洋洋，高兴得不得了。
常言说：乐极生悲。可是，我们没敢乐极，也偏要生悲，而且是大悲之极。我们母子锤石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多收入几个钱，一家人生活稍稍隐定下来。谁知天不容人，连下暴雨，不能上斑。金沙江滚滚洪流，一浪高过一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两岸的房屋和荘稼。一夜之间，水涨数丈，河中不断漂浮着上游沖来的牛羊和屍体，还有整座草房。眼看街对靣的房屋一间间的被水沖走，我们住的院子危在旦夕。政府组织起来的抢险队按上级规定，先公后私；后私中又分先干部后群众，至于我这五类份子的家，居委会根本不顾。无情的洪水步步逼近，前门已被淹，无法出去了，孩子们哭着惊叫起来，我抱上一床破被，拖着孩子们往后院高处躲避，没有后门，一堵墙挡住去路。眼看只有等死，娘儿四人抱成团，呼救无人，欲逃无路。幸好邻居张石匠，回来抢自已的工具也出不去了。他说：“别急，我有办法。”他举起二锤，向砖墙砸去，在墙上开个大洞，我们一家从洞孔爬出去，总算逃脱了这塲灭顶之灾。
十天后，洪水终于退去，回到家中，已是门墙倒塌，半屋汙泥，仅有张破床还在，惨不忍睹。其他人家，都有房产公司派来的工人清理善后，只有我的一家不在清理之列。
清理的工人说：“上面分咐的，说你几年没交房租了，叫你自行解决。”我说：“他们是知道的，我丈夫当右派劳教他乡，三个孩子靠我一双手找钱过活，吃的都是上顿不接下顿，那有钱交房租呢，等丈夫回来，挣了钱，会一个不少交清的，现在总得让人活下去吧！”王班长说：“大嫂，我看你拖着三个孩子，也确实困难，我借工具给你，和我们一起把汙泥清洗乾净再说。”两天时间，终于把房间清洗乾净，他们走时，故意畄些河沙和水泥。张石匠帮我把墙砌好，安装好门窗。屋子里空空如野，寒气侵人，只好去拉圾堆中拾些木板，支起吃饭，用碎木块燃上火堆，将潮气烧走，免强生活下去。听说遭水灾严重的贫困户，政府发下来了救济金，我找到居委会冯主任，我说：“我们一家四口，遭灾后没工可做，洪水把一切沖走了，现巳无米下锅，该是救济对象吧。”冯主任翻着白眼，翘起二郎腿，斜着身子对我说：“你也不拿面镜子照照看，自已是什么货色，有吃救济的资格吗？”我气愤地貭问他：“什么货色？你给我说清楚。”冯老太婆仗儿子是公安局刑警队长，平时在街坊称王称霸，没有人敢招惹她。她站起来指着我说：“一个右派劳改犯婆娘，还敢在我靣前说长论短。”我打断她的话说：“你个居委会主任怎么开口就胡说八道，我丈夫是右派不错，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他是劳教不是劳改，是有公民权的。我何玉清是堂堂正正的公民，我前后二家无停妻再聚之男。我是有夫之妇，清清白白，你说算什么货色？”这儿句话，正击中她的要害，她儿子正是停妻再紧之徒，媳妇也是忤逆不孝之辈。她脑羞成怒，气得咆哮起来，嚷道：“像你这样的反动份子，活该饿死，休想在我手中得到一分钱救济。”我回敬道：“我要的是人民政府的钱，你姓冯的臭钱送我都不要。”唐家英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说：“别和她吵了，我正找你有事，回家去说。”她告诉我：“火车站要扩建，北城服务队能去二十个人，我介绍你去，你是南城户口，只能搭班子。”我问她：“搭班子是什么意思。”她说：“每月向大组长交两元管理费其他一样对待，你如果愿意，明天就和我一起去上班。”我当然愿意，暗自高兴；我不再求冯主任开介绍，祘是闯出了一条谋生的新路。
（11）血肉相连亲姊妹
我和妹妹，从小一张床，上学同走路，一起生活十几年。我出嫁的时候，她在后面追要一起去，妈妈把她抓了回去。共产党来了，土改工作组长介绍她到灌县读水利学校。毕业后因成份不好分配到甘肃，与铁路工人覃开发结了婚。不久丈夫提干，生活稍好起来。在特大饥荒时候，她自保都难，每月还要为母亲寄十斤粮票，十来元去救她的命，就没有能力照看我这个姐姐的家了。她知到我家遭洪水洗劫后，很痛心，千方百计寄来二十元钱和五斤柿饼，在那个无吃的饥饿年月，一个柿饼，孩子们分作四次吃。吃时，只用舌头慢慢地舔，要多享受一下吃的感觉。我难过地说：“你们吃吧，还有呢。”孩子们摇摇头，不理睬我的话，仍慢慢的舔食。我写信告诉二妹这些情况后，她回信说：“孩子们饿得太可怜了，你们的苦，我哭了好几场。”从此，她不管自己多困难，每月她都要寄些钱粮来，还把她们的衣服大包小包的寄给我。婚前，二妹就向她丈夫慎重表白过：“我姐姐一家十分困难，我必须帮肋她。”她丈夫虽然是共产党员，却有良心，从不说长短。后来她们随单位去到贵阳，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先后到他们家生活过。三女儿在宜宾初中毕业时，正是毛主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时，所有学校都拒她于门外，只好送到贵阳二妹的铁路子弟校读高中。一天，收到丈夫来信，信纸中夹带着一张五斤的全国粮票，我感到奇怪，他怎么会向家中寄粮票呢？看了信，我才知道，是他想到他这个右派给妻儿代来的苦难太深重，远远超过他自己所受的灾难。是他写信请二妹多照看她的姐姐和孩子们，就是帮助了他这个右派姐夫了，叫妹妹千万不要再给他寄什么东西去。从这封信中，我深深感到二妹对我的感情，丈夫对我的体贴，给我战胜困难增加了更多的勇气。
妹妹的帮助被冯老妈子知道了，说我有外援，向街道办事处报告，断了我家特困补助。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