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乱世旁观
大规模的大串连在六七年初结束。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这是第一次，后面又有多次。学校要求回校军训，大家陆续返回，呆住，收心。那一年春节，国务院发通知，“应广大革命群众要求”，不放假，从此多年“今年春节不放假，要过就过革命化”。我们当然也没了寒假。2月10日，军训部队进校，一个部队排长领着我们天天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我们大学毕业后也是这个级别，不拿他当回事。隔三差五早晨来个紧急集合，每个人都有个专门捆好的行李包应付着。在此之前四个月里，绝大多数人游走于校内校外，回来休整一番，准备再次外出，没有请假消假一说，我的脚丫我作主，心野了，北大的运动基本停顿，连黑帮大院都自行瓦解，“自己解放自己”，“住读”变“走读”，可以回家了。
在这段时间，不管是在北大校内，还是串连在外，我都是旁观者，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但也不是逍遥派，大浪淘沙，不进则退，不能被历史潮流淘汰。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放眼校外，关心国家大事，努力思索，理解，跟上形势。
整个国家就是一个“乱”字，“搅得周天寒彻”，毛乐此不疲。8月23，他在中央全会讲，北京乱得不厉害，太文明了，要乱它几个月。老百姓第一次给了这样的机会，为所欲为，无拘无束，就象“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的渔夫，都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整天在游行批斗喊口号中度日，一会批黑帮，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会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反正上纲上线不封顶，提得越高越革命。资反路线，通俗的解释就是压制群众，这个帽子好扣.至于什么叫走资本主义，毛自己也不真懂，别人更是揣着糊涂当明白，都是臆想。我最多听说个三自一包。再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红旗倒下，人头落地，那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社会主义就是好，资本主义是万恶的代名词。
矛头向上，打倒一切，各级领导统统赶下台。凡是带长字的，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林彪说，“这次运动就是革那些革过别人命的人的命”，过去他们主宰群众，今天群众收拾他们。犯上作乱，红色恐怖，全民疯狂，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无所不能的党组织，都是不堪一击，倒塌于顷刻。
8月23日，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转贴到大饭厅东墙，北大又抢了先，以后迅速传开。全国惊骇，目瞪口呆。这才是真正的造反，退居二线的一号人物向身在一线的二号人物公开宣战，我们知道了一个新概念，叫“两个司令部斗争”，还有一个常用词，叫“炮打”。
刘少奇在818接见时排名下挫，站到了远离毛的东边，大家已经看出睨端，也衍生出了一个词：“靠边站”，用于半打倒状态的人。高层党内斗争，成了时髦话题，给上头每个人划线，谁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姓无姓资，跟毛跟刘，也成了我们最常琢磨的“国家大事”。特别是在“排名文化”上下功夫，每次领导人亮相，大家都会在排位顺序上寻找细微末节，揣摩司令部斗争的新动向。
开始谁也不敢想刘的末日就这样来临了，那时叫“火烧”。烧到什么程度，由毛定。北大清华都有点名的大字报，中央还禁止。陈伯达专门来北大说此事，叫我赶上了。八月底一个晚上，半夜一点多钟，我从清华看大字报回来，走到大饭厅东墙处，那里悬挂着一个大灯，照得通明透亮，只看见陈伯达有两个人陪着在看大字报，那时校园已经没什么人了，我们有六七个同学立即围了上去，大家席地而坐，陈老成持重，有些木纳，主要就说不要贴刘的大字报，大伙又提问题，只记得有人问可不可以贴郭沫若的，陈也给了否定的回答，他很尊重郭，要保护。七嘴八舌，有两个人最活跃，话全被他们抢了，我一句也没捞上，事后既兴奋，又懊悔……
历来以有反骨着称的北大这回听话了，而培养“听话”的干部人才的清华却不拿上面的指示当回事，我行我素，“禁果”照吃，名字照点，王光美，刘少奇，肆无忌惮，不断测试挑战中央底线。不可思议的是，北大是中央文革这批文革新秀的点，而去清华的处理问题的，主要是周恩来为代表的“旧官僚”，周到清华有二十次，带过薄一波，董必武，李富春，甚至邓小平。文革开始，北大人还向清华“输出革命”，去游行，鼓动反蒋南翔，被轰了出来。赶走工作组后，北大大字报没看头了，请华却搞得如火如荼，有滋有味，取代北大成了中心。
蒯大富“置于死地而后生”，又有拧劲，咬住王光美的工作组不放，死缠滥打，直逼后台刘。北大人倾巢出动，到外面串连时，清华正在艰苦地内战，分化，洗牌，改组，重整，围绕蒯的辩论精彩纷呈，一次一个女生发言极为夸张，三番五次说被蒯大富“气炸了肺”，有一篇大字报就问她了：“你有几个肺？”蒯的势力在斗争中成长，12.9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它的特色，就是反刘。有张春桥面授机宜透露风声，从在校内点名到贴大标语在天安门，组织到北京市的反刘邓大游行，甚至“智擒王光美”，蒯大富风头盖过聂元梓。北大只是摇旗呐喊，敲敲边鼓。所谓“揪”出刘少奇，其实也是“抛”出来的。没有毛的大字报，谁敢动。蒯说聂“奉命造反”，他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聂元梓不甘示弱，要再建新功，和她的亲密战友孙蓬一等人，推出她的又一张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贴到老地方，可能想成为第二张马列主义。不过邓已经是死老虎，这张大字报没有引起轰动，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确实也算不上什么，但还是为她日后永世不得翻身加了砝码。她又组织了朱德专案组，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时候一到，一切全报时，都是白纸黑字。聂写回忆录，所有坏事都一推六二五，唯有这两件，赖不掉。
刘邓被“揪”出来，图穷匕见，迷雾拨开，文化大革命就失去了那种深不可测带来的魅力。人们比着调门高，用词狠，行动激烈，名字倒着写，打叉，有形式没内容，连周恩来都跟着称呼“刘贼”。行动最极端的，可算建工学院的“揪刘火线”。刘少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自报奋勇去这个学校蹲点，送上门的机会，他们没有抓住，到67年7月，才缓过神来，八一战斗团别出心裁，在中南海西门安营结寨，搞个“揪刘火线”，吸引全市人民眼球。天派地派都建了指挥部，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几千个棚子，几百个喇叭，不断有誓师大会，声援大会。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大标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煞有介事，闹腾了31天。我也去看热闹，大概有十几个男女同学，头上围着白毛巾，有气无力地躺着，在绝食。口号是勒令刘少奇滚出中南海，否则采取革命行动。对此类表演我不以为然，觉得是闹剧，用现代话说，作秀。
那个时候，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谁谁被打倒，是“爆炸新闻”，至于他们的罪行，“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一句话就够了。而这个口号准确的含义其实是“毛主席反对谁就打倒谁”。一方面是打倒一切，一方面是毛的绝对权威。中央文革到处打鬼，林彪专心致志造神，相辅相成。毛凌驾于全党之上，一切他个人说了算。党成了领袖的从属，凡是过去用“党”的地方，全换成了“毛主席”.毛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上权威，即便是信口一说，出尔反尔，也要俯首贴耳，不假思索，紧跟，盲从，照办，不走样。
北大虽然在批刘倒刘中没当上领头羊，但还是风光无限，“通天”的信息多，上头的精神快。中央文革，其他首长接见时的谈话指示，总是第一时间最快速度出现在这里。大饭厅周围的墙面，成了这方面的专栏，大版大块，长篇累牍，目不接暇，我记得还看过总理盛赞江青的，叶帅高度评价林彪的。
全国乱局，高兴了毛，风光了造反派，忙坏了中央仅存的几个管事的人，到处等着他们拍板，定性谁是谁不是走资派。而这些表态，往往加深了两派的裂痕，加重了斗争的激烈。中央文革总是开大会接见讲话，周恩来则常常是小规模座谈，通宵达旦，那精力实在让人叹服。外校外地的运动，也有“志愿者”及时报道。这里告急了，那里失守了，全是革命战争时发急电的语言。足不出北大，可知天下事。每天，我都要到大饭厅一带转上一两圈，总有新东西。
北大得天独厚，有机会拉来大人物批斗。比如66年10月，就在东操场召开批判彭罗陆杨大会，罗瑞卿摔断了腿，拄着拐坐在地上。
除了大字报，我常去参加“串连会”，有点像新闻发布会，又有点像情报交流会，有几个人或几个战斗队发起，在大教室举行。那时有很多专案组，有校文革官方主持的，也由民间自发办的，围绕一些专题深入调查，搜集资料。我听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情况介绍，徐向前在西路军跟随张国焘情况介绍，等等，还参加过批判杨绍明，主要是揭批他爸爸杨尚昆。
两报一刊社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报纸上的重头批判稿，我逐字逐句，仔细阅读，每天的新闻联播，我一字不漏，专心聆听，力图体会出背后的信息，这些都是“正餐”。这时，中间环节，层层传达，统统没了。中央的精神，全靠媒体一杆子插到底，它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也可以不听不学，我们年级有一对同学，游离于文革之外，搞英语，78年刚一恢复出国留学，就双双到了国外。我也自学了点英语，抱着本英文版毛语录对照着看，死啃，冠冕堂皇，只是没能持之以恒。更吸引我的，是校内外各种小报，传单。还有口头流传的内部新闻，小道消息，机密资料，往往是似是而非，真假掺合，莫衷一是，这些算是“野食”。
每个身在文革的人都会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毛到底想要干什么？八亿人猜一个人心思.太多的朝令夕改，昨是今非，前后不一，有时似乎明白了，有时又糊涂。邓力群说得到位：“如果毛主席还活着，我最想问他的是为什么要搞文革，我相信他自已也说不清楚。”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整个文化大革命，没有理论纲领没有思想指导，更谈不上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底”者，运动就是一切也，深不可测。毛在战火纷飞时，还忙里偷闲，写四本书，然而在文革，除了初期两封信（给江青和清华附中，分别在7/8和8/1）和一张大字报（8/4），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只是隔三差五地发布一条没头没尾的语录，以及在文件上画个圈。今人研究文革，找不到依据。直到67年11月，全面内战正酣，两报一刊才出来一条社论，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基础出来了，自称“马列主义第三个里程碑”，阳春白雪，老百姓读不进去。我扫了一眼六条要点，扔到了废纸堆。条条太多，不符合毛的风格。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有理”，辩证法就是“一分为二”，历史就是阶级斗争，那才易懂好记，脍炙人口。
也有不少人思索，琢磨，提出理论，或者叫思潮，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相关现象。基本规范在毛思想的框架内，但是毛允许运动大乱，绝不允许思想大乱，小乱也不行，他不仅要做政权领袖，更要做精神领袖，这是他远远高于其他一切政治强人之处。不给任何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开口子，它们无一不被定为反动思潮，只能流行于局部和短命，影响北大的思潮，主要是血统论和怀疑一切。
“血统论”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土壤，北工大谭力夫理论化。
中学红卫兵本来也是毛要倚重的生力军，他们把革命提高到造反的层次。使“造反有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精髓，功勋卓着。“破四旧”，他们拿弱者开刀，痛快淋漓，把局搅乱，也算造了声势帮了忙。但是传播血统论这种真“四旧”，使他们臭名昭着，早早出局。
我和中学生接触接触不多，基本是大串连坐火车时侧面观察，对有些人的飞扬跋扈，目空一切，高人一等很不以为然。有一次，我看见两个红卫兵旁边有个空座，就挤了过去，哪知一个小家伙说：“你是不是红五类？要是狗崽子离我们远点！”狗崽子就是黑五类，我反正也不是，想也没想就跟他们吼道：“老子是三代工人！”工人在红五类中排老大，小家伙乖乖给我让出了位子。他们造反矛专指弱者，比如“黑五类”。表面上气壮如牛，其实柿子拣软的捏。
我本人也捏过软柿子，比如参加过一次破四旧抄家，趁乱作恶。对哪个“反动学术权威”，为了什么“变天账”“黑证据”，都不记得了，赶到时才知一伙人刚刚来过，留下杯盘狼藉，满屋零乱，我们晚了一步，对那家可怜的人吆喝了几句，空手而归。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著名的对联也贴到了北大，横批“基本如此”，甚至“绝对如此”，称之“鬼见愁”。我属于不红不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叫“老子平常儿骑墙”，也灰头土脸。过去同学之间只知道老家何方，现在划分了阶级，甚至家长的陈芝麻烂谷子也翻出来。化学系首先推出对联的是我们班的林XX，人大副委员长的女儿。文革中她基本和其他高干子女们在一起，不参加班里活动。毛818接见红卫兵，她代表我系，上了天安门城楼。下楼后，贴对联一马当先。哪知，墨迹未干，老爸就被打倒了。她的宿舍楼门前的这个对联一字未动，只是有人把横批改成“又增一例”。从此她也在我们同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副对联被批判被否定，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不过有时后面还会加上两句：“你要是不革命啊，就给我滚他妈的蛋！”再后来“狗崽子”改称“可教育好子女”，所谓落实政策，换汤不换药。我父亲只是个小学教导主任，文革中期也被曾揪出来，我稀里糊涂当了一段“可教子女”，去听过几次专为这些人的报告。“血统论”这种中国文化的糟粕，文化革命中没有彻底批判，连批判它的勇士遇罗克也被抓被杀了。
再一股思潮是“怀疑一切”。出自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前面加上定语“用毛泽东思想”，本应无可辩驳。文革要打倒一切，既可打倒，焉不可怀疑。社会上有怀疑林彪的，陈伯达的，康生的，本意并非打倒，都有出现。12月10日，“虎山行”战斗队，“炮轰中央文革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更有名的，是东语系乔兼武8/30的大字报，“造三个大反”，要解散党团组织，建立革命委员会，由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直接领导。当时的社会状况，各级党委的确全部瘫痪，共产党只剩下党中央。“大家都是直接听从毛司令部的声音，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也不大喊了。乔的观点引起震撼性轰动，有不少共鸣，当晚就在五四操场大会批判，挑灯夜战。那时的环境还比较宽松，只能说是极端，算不上反动，又无后台操纵，没定成反革命。乔是个人物，第一张大字报要成立红五类子女协会，简称贫协，还弄个署名“十三级干部子弟”，成为笑柄。随后又发传单“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支持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反林彪，这回罪责难逃，被关进了大牢。
对“怀疑一切”，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展开辩论或批判，因为是陶铸支持的，陶一倒，政治挂钩，“反动思潮”的帽子便带上了。那是一个因人废言的年代，批判某个观点最便捷之路就是与某某倒台之人搭上界。
我得出一个结论，反什么，都不能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管风云变幻，世态炎凉，记住一条，紧紧跟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则，一步踏错了线，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是难的是，怎么能认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67年初的一个早晨，我去大饭厅吃饭，墙面赫然出现了巨幅标语：“谁反对毛主义就砸烂他的狗头！”出情况了，能预感。果然下午出来了：“揪出变色龙陶铸！”原来陶铸自划自说刘邓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成了“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更不能容忍的是，指使熊复搞了一个“换头术”，制造毛和刘国庆节并排站在天安门上的照片，狗胆包天！。刚刚火箭式上升进入常委，排行第四没几天，就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三号，从此刘邓陶并提，惊心动魄！
二月份的一天，又出来大标语，一个字一张大纸：没头没脑，触目惊心。“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我蒙在鼓里，等待究竟。庐山真面目出来了：“打倒大军阀谭震林！”再往后听到的更让我们汗毛倒立，一伙老帅老将竟然大闹怀仁堂，造文化大革命的反，跟毛主席对着干！拍断手指的，叫嚣“过河拆桥”的，发狠话“不跟了”的。毛要退到井冈山打游击，不是说着玩的了。一种江山变色你死我活的危机感油然而生，我们身负崇高使命，做不了别的，拼命贴大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他的狗头！”献衷心，清君侧，接着，又参加北京市万人大游行，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
这样的故技重演好几次，大标语开路，预报有人垮台。七月份，“打倒小爬虫！”结果更让我匪夷所思，是王关戚！他们是中央文革的人，铁定毛主席司令部，怎么放着红帽子不戴，去投靠全党全国同讨共诛的刘邓陶？太毛骨悚然了。
我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一拨又一拨地倒台了，出局了，最后，连那几个最铁板钉钉的，不是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就是束手就擒，牢狱终生，我的“永远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条，成了一堆垃圾货。
第五章 上山反聂
反工作组后，毛要表现与刘邓路线不同，来个大撒把，由着群众自已来，恶果显现，大分裂，打派仗，组织多如牛毛，到处山头林立，个个唯我独左，进入全面内战，无章可循。六七年初开始，运动主体已经扩大到工人农民，报纸广播全面夺权，大联合，解放干部，斗私批修，推不动。中学生早已退出了运动主流，上海夺权，张春桥指示，以产业工人为主，不要让红卫兵操纵，这已经是一个信号，大学生们不知自己是老几，还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打内战。乱世之中，北大不可能独善其身，继续维持一统天下，一步步也走向一分为二。
这个分裂自下而上，在有些系，有自己的焦点，比如中文系高吕之争，经济系围绕着杨勋的评价。在我们年级，没有明显的导火线，但是“痞子派”“修养派”分歧由来已久，又与出身成份，与对工作组看法一致，先分了两派战斗队，然后在对聂元梓问题上选择不同站队。
北大62，63两年招生不讲“阶级路线”很多出身一般甚至有问题的入了学，工农比例不高，我们班近40人，称得上“响当当”纯又纯的的，非常珍稀，不过五六人。文革前，大家相安无事，“血统论”思潮传来时，一些系发起“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年级红五类戴上了红袖标，也不是全部，而是同时又当班团干部那些人.与众不同，高人一等。我班刘XX，以前当班主席，文革来了，得知农村中农的父亲并非亲生，而亲老子正在山西某地当局长，原来自己是自来红，“官二代”，于是有了高贵血统，一阔脸就变，理所当然当核心。
文革初，我们写大字报都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模式，签实名。作者在先，谁同意谁划押。到了67年初，“战斗队”如雨后春笋，流行在北大。关系好的，观点近的，结成小组，取个笔名，基本来自毛的诗词，或者与革命有关的词汇，大家都“穿上马甲”干革命，隐去真名写文章。刘挑选了几个人有红五类也有非红五类，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星星之火”，后来与另外两个班战斗队合并，通称“0363红旗”。
我们剩下的近三十人，吃了一个闷棍，紧急应对，也组织起来。为了不跟别人重名，取名没选主席诗词，而叫“115师”，那是林副主席率领过的威名显赫的部队。师长三人，吕成信主管组织，可代表大家与外联络，我主管写作，可代表战斗队发表文章。还有一个蔡小海，我们这里唯一纯正贫农出身。他后来与我们观点不大和，转而参加了一个全校性的“斗私批修”战斗队，二十来人，包括胡德平，在“井冈山”中算是比较“右”的。
二班的“被淘汰分子”在陈醒迈旗下组成“北京公社”。这个词来自毛对聂等大字报的批语，文革开始大家还以为有什么深刻含义丰富内涵，会是将来的国家机构模式，后来毛绝口不提，人们也就忘之脑后，陈醒迈捡了起来。三班的剩男剩女们，则在樊能廷发起之下，成立了“慨而慷”。
这两派战斗队各行其是，分别活动，互无往来，道不同，不相与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聂元梓大权独揽稳坐江山一手遮天之后，自我陶醉，头脑膨胀，唯我独尊。听不得不同意见，患了政治暴发户的通病。校文革掌权的，孙蓬一，李清昆，姜同光，高云鹏，全是她哲学系的小圈子，一群少壮派，吃着天上掉的馅饼，平步青云，一荣俱荣。哲学系，搞的就是“斗争哲学”。外系最有实权的，是经济系的王茂湘，也是她的“铁哥们”，聂曾是经济系总支副书记。特别是二把手孙蓬一，“子系中山郎，得志便猖狂”，锋芒毕露，铁腕强势，嚣张跋扈，刚愎自用，霸气加匪气，狂人加赌徒，爱他的为之痴狂，恨他的咬牙切齿。这一群掌权者，不同于一般造反派学生，有阅历，有城府，有心计，会玩政治，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左右了北大的运动。
当年毛当了领导核心后搞延安整风，聂要学，也搞个北大整风，以她为核心划线，排除异己，整肃反对派，巩固新生政权，口号是“上揪下扫”，这一招不俗。她的社教时的战友孔繁被清出了校文革，大字报的撰稿人杨克明则被清出了《新北大报》编辑部。经济系的杨勋，校办的张侠，生物系的樊立勤，都因反聂被妖魔化，有的还抓了起来。
聂元——这个女人不寻常。38年17岁入党，31岁就已是行政12级，位居高干。（我31岁行政24级，农村教师。人比人，气死人啊）又受陆平提拔，一帆风顺，仕途坦荡。社教中恩将仇报，成了反陆平急先锋，人品早已为人诟病。她其貌不扬，爱出风头，做派很像江青，霸道，任性，有时也弄个军帽戴戴，说话也像，声音高高的，颤颤的，不过一个带点山东口音，一个带点河南口音，东施效颦吧。
我们115师的屁股开始坐在校文革一边。聂威望如日中天，大红大紫，整风整不到我们，一些挨整的人涉及社教旧案我们不甚了之，聂说什么我们信什么。有些人又有“反中央文革”的小辫子，我们不沾他们的边。
微风徐来，吹皱一池春水。周培源贴出大字报“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的公开信”。哲学系教师郭罗基提出“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两位学生校文革常委，俄语系研究生徐运朴和图书馆系侯汉清，也起来批评聂在校文革内独断专行唯我是从的表现，这些让我们对聂有了怀疑。
聂自己说她也想激流勇退，江青不许。她欲罢不能，只好一条道走到黑。她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不怕把事情弄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出手反击。对她的批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用工作组的手法，抓一小撮压一大片，杀鸡给猴看。活跃一时的反聂学生赵丰田，胡纯和，魏秀芬，马洪路等打成了反动学生，同时还炮打中央文革的“虎山行”战斗队则定为反革命分子。反聂就是反毛成了北大的潜规则黑法律。
矛盾在双方各不相让中逐渐激化。赶工作组时中央文革那些讲话音犹在耳，刚刚明白大方向是向上而不是向下，这一切突然不灵了，来了双重标准。我们先是坐山观虎斗，随后不解，疑惑，失望，不满，这些情绪在滋长，在蔓延，在发展。更重要的，北大学生中蕴藏的造反精神，在前两个回合中没有得到发挥，它一定要寻找突破口而爆发。
这时的聂元梓，不光在校内这一亩三分地忙活，眼睛还盯着上面，瞄准更大的权力和名声。北京三个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在筹备联合起来，成立红代会。一司出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二司出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三司出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和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聂一个半老徐娘，手下又没有红卫兵，但是一定要参加。
2月15日，北大三个拥戴校文革的全校性组织，红旗兵团，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合成一体，取名新北大公社。社长叫卢平，是个摆设，听喝的，上传下达。聂没有职务，但是作为它的法人代表，这就为她进入红代会扫清了障碍，拿到了筹码。2月20，首都红代会成立，三个司令部寿终正寝。聂阿姨如愿以偿，当了核心组组长，总部设在北大俄文楼。
新北大公社从它一成立，就有一种御用的性质，就是聂牟取权力的工具，通常被外人看成保守派。它不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谁加入这个公社，自上而下审，有点像集体入党入团，不过是为聂而奋斗。聂不是这个组织的头，却是太上皇，我们叫她“老佛爷”。我们年级的“红旗”战斗队成了它的成员，化学系成立了红三团。一夜之间，一伙人戴上了“新北大公社”的红袖章，招摇于市。这显然是制造分裂，我们莫名其妙地被抛弃，踢出主流派之外。
这口气咽不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着干。
首都红代会合“就”必分，一成立就陷入了分裂。北航红旗和第院东方红首先因揪斗彭德怀结下梁子，愈演愈烈，两校只隔一条马路，双方架设高音喇叭，隔空骂战，不共戴天，成为“天派”“地派”。由于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内部始终没有分裂。聂元梓和谭厚兰则为教育部夺权互不相让，成为冤家。聂，蒯加入了天派阵营，王大宾与蒯有旧情，不去动他，专搞聂元梓，来北大挖墙角，扶持反对派。
四月十一日，地院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来北大游行，六辆宣传车，声援反聂，新北大公社砸了他们的车，发生冲突，4.13，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大饭厅讲话，强硬回击反聂逆流，并且突然话锋一转，拿谢富治说事，含沙射影攻击，要识破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摘桃派”，等等，他的讲话极富煽动性，支持者全场沸腾，群情激昂。
当时北京市正在筹划成立革委会，聂元梓头脑膨胀，胃口很大，既是文革元勋，主任一职势在必得，不能半途杀出程咬金，让谢摘了桃。
次日晚，在大饭厅展开辩论，万众一心一致对外，拥护聂再高升一步的局面没有出现。有人要给聂拆台。反聂派亮相，说她执行了资反路线，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文革初期的故纸堆中翻出根据，诸如凡是错误的领导就可以抵制啊，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就是对待群众运动的试金石啊，革命小将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啊，一副毛的话必从的口气。挺聂孙派对则嗤之以鼻，别拿那些特有所指，因时而异，时过境迁，过期作废的东西吓人，当前的大事是保卫毛树立的典型不倒。
陈醒迈初露头角，亮出反对聂元梓的牌子。他其实不算很能言善辩，但不怵头大场合，人越多发挥得越好。过去他对反聂是批判的，这一表态极为重要，有揭竿而起反戈一击的味道，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也带动了一大批人。那时候要当学生领袖，只需要敢在万人之上，登高一呼，有凝聚力。这次辩论还还留下了郭罗基的一句名言，他说，聂元梓显得高大，是因为你们趴在她的脚下，“跪着的人们，站起来吧！”
“0363红旗”是铁杆“聂粉”，我们“115师”则针锋相对，成为反聂一只劲旅。
“孙蓬一炮打谢富治罪责难逃！”“聂元梓反对谢富治绝没有好下场！”大标语席卷全校。在文革中，要打倒一个人，扣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是最置于死地的。我们以为捞到这么一根稻草。在一通攻之者说有，辩之着说无的论战之后，谢富治根本不理睬我们的离间计，照常当聂的后盾。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谢当主任，吴德，郑维山，付崇碧，聂元梓为副。聂一直不服，心中憋火，以后多次与谢有杯葛。谢越让着，她越得寸进尺，登鼻子上脸。
陈醒迈为首的“0363北京公社”在大饭厅入口处三饭厅东墙贴出了长篇大字报，“论我们与聂元梓的分歧与发展”，那是一块最好的大字报宝地，去两个食堂吃饭的人都能看得到，相当于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每天都会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为争那块宝地，还打过架，必须半夜三更去占领。抄大字报的是戴定国，他们战斗队的笔杆子，后来进了井冈山兵团广播台，许多反聂檄文出自他手.他字也写得漂亮，那天别出心裁，在署名“0363北京公社”时，故意把0写得特别大，还用成红色。0363是我们化学系三年级的代号。后来他们又有几分重型文章，贴在此处，署名照此办理。0363另外两支战斗队跟着学，署名时把0写大。后来，扩大到0打头的其他系，甚至不是0打头的系，为了表示观点，在署名战斗队前也画一个0.于是，大字报里0字满天飞，成了特色，我们这一派被称为0派。无产者一无所有从零做起，领袖批示文件划0照办，等等说头。有一种有机玻璃的毛像章，头像旁边是一小段语录，我们改装，把语录换成0字。新北大公社则说我们是大零蛋，前途是零。
0派通过串连会的方式滚雪球，势力不断壮大，在各个系都有了分支，学名“北京公社”，6月8日正式成立，领头人是陈醒迈。
在此之前，北大已经存在了三个反聂组织，法律系牛辉林为首的“红旗飘兵团”，生物系樊立勤为首的“东方红公社”，胡纯和为首的“井冈山公社”。他们简称“红”，“飘”，“井”，人数都不多，百十人，观点也比较激进，有反对中央文革的“污点”或嫌疑，我们不与他们为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这个“井冈山”还加入了三司。不过67年1月21日，三司总字一号公告称其“背弃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予以除名。（8月17日大联合的“井冈山兵团”成立时，已经停止运作的三司又为其平反）
从新北大公社又分化出了一批反聂力量，称“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团”，简称团派，以物理系谢纪康，历史系靳讽毅为首，观点更为温和，6月7日成立。
五路大军，0派势力最大，影响最大，其次是团派。他们都比较温和，反聂不倒聂，对孙往死里打。很多反聂的人都与提井红飘划清界限，比如67年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批判校文革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0派团派，不提井，红。
经过艰难漫长的内幕谈判，这五个组这终于同意大联合，8月17日，毛题词“新北大”一周年，在东操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我们是新北大真正传人。那天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操场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就象盛大的节日。我们弹冠相庆，拱手同喜，每个人都戴上了“井冈山兵团”的红袖标。主席台上坐着兵团的头头，中间是满头白发的“寨主”周培源，叫总勤务员，众望所归。勤务员包括革命干部教师代表孔繁，杨克明，校文革造反派侯汉清，徐运朴，团派代表谢纪康，靳讽毅，0派代表陈醒迈，飘派代表牛辉林，井派代表胡纯和。地院东方红，北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兄弟组织前来助威祝贺，著名歌唱家胡松华的一首“赞歌”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成立宣言说：“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我们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后，我们要大造聂元梓孙蓬一的反。”反聂孙，是我们的总纲领。
我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会场上到处找老朋友和新朋友。我惊奇地发现，过去的熟人朋友，比如高中同学，包括高一届低一届的，去天津串联的那伙人，都是井冈山的。“一派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不仅意味着观点相同，最重要的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生死与共。我们在同派里找到归属感，信任感，安全感，有家的温暖，有舍命陪君子的支持，有两肋插刀的保护。有些人即便对运动不积极，也要参加一派。也许最早的决定处于一念之差，但是一旦“上了贼船”，就得像结婚宣誓时说的那样，不管这个那个，要跟它生死与共，白头到老。
此时是井冈山兵团鼎盛时期，拥有成员五千余人，包括有名的教授东语系季羡林，历史系周一良，地理系侯仁之，等等。季先生后来在“牛棚杂记”中写道，“我一生做的满意的事不多，拚着命反‘老佛爷’就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老佛爷”是聂元梓的外号，连毛都知道。“新北大公社”被叫做“佛兵佛将”。后来这个外号不解气，叫她“破鞋”，因为她文革时四十五岁，离过两次婚，当时的观念，“作风”不好.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宏毅，原哈尔滨副市长，有了外遇，甩了她。38岁离异。第二任丈夫吴慨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监委常委，大她二十多岁，与安子文关系密切，文革一来，倒台了。在康生的逼迫下，聂与之解除婚约。对这些，我们不但不同情，还往伤口撒盐，甚至游行时用棍子顶着破鞋，以人格侮辱为快。聂元梓对这个外号耿耿于怀，在毛接见时还撒娇，两次告御状。
新北大公社反唇相讥，叫周培源“周白毛”。的确，聂阿姨在学生里当头头，已经是北大一景了，又出来一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人爷爷辈的当孩子王，老来聊发少年狂，一起摸爬滚打，更是一大奇观。这两位北大社教时反陆平的战友，现在成了死对头。一个老干部，一个老知识分子，上面都保。但是，周老觉得树大招风，不久把位置让给牛辉林，只当勤务员。而牛辉林背着江青“红旗飘里有坏人”的包袱，不几日也自动逊位，由为人忠厚观点温和的侯汉清掌舵。
井冈山系一级叫纵队，对应的新北大公社系一级叫兵团。化学系03纵，纵队长是二班的齐菊生，和有些孤傲的陈醒迈不同，比较随和，身先士卒，但观点激进，陈醒迈被称为“陈老机”，老牌机会主义也。还有一个人，赵凯元，来自宣化，贫农后代，我不知道他的职务，也许是政委，观点更右，人称“赵老机”，什么事都要插一杠子，总部也去掺和，不听就跟你没完，我跟他比较合得来，许多看法也相近。
我们有一只很棒的文艺宣传队，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纵，简称万岁纵，能演整本的“长征组歌”，“东方红”，非常之专业。对应的是新北大公社胜利兵团，简称胜利团，也了不得。井冈山有一个摄影组，基本由化学系组成，组长是教员郭海。有一段时间为了应付上面“复课闹革命”，他给我们开摄影课。主要负责拍照的，是我们班的张大江，我和他们一起洗过几次照片，挺熟。几十年后，问张是否还有当年的照片，他说全在郭海那里。这些珍贵的资料恐怕永远石沉大海了。另外，井冈山还有一个动态组，组长是化四的黄XX，专门收集对方的活动安排，高层会议，人员变动，头头档案，外单位的运动动态，和上层的讲话指示，我们班的何国正是其中一员。他的观点更“左”，因林彪在井冈山时当过28团团长，他就以“115师28团”单枪匹马为战斗队，林的双料粉丝，独自发表大字报。
第六章 投身派战
全民内耗大打派仗的滔天巨浪中，也有北大一只不小的浪花.派仗又一次空前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校园里一度冷清的大字报栏重新红火起来，死保死反，泾渭分明。只有“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是共同的游戏规则。打派仗，才是北大文革的重头戏，才给我留下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立发展成了仇恨，派仗中支配我们的，就是对对方组织的仇恨。新北大公社要咬牙切齿地消灭我们，我们没能力消灭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捣乱破坏，让他们没好日子过。
我们依然高喊革命口号，依然引用语录，那已经不再虔诚，不过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任意解释而已。我们喊“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他们用“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付我们。我们的口号是“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则津津有味“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语录仗，政治游戏。
我们化三男生，自行调配了宿舍，人以派居，室以派分，从此不相往来，有的甚至一年多以后“大联合”时才重新见面。“红旗”里有些人过去和我关系并不坏，现在也是路若陌人。彼此并没有直接指鼻子吵相骂。大字报上各不相让，刺刀见红。
我在文革中写的大字报，主要是在这段时间，照着两报一刊的用词，学习“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气，有时甚至谩骂，虽然是白纸黑字，也不用对文字内容负责，这就是“大民主”。文革初期的大批判大字报不过是练练兵，恶意中伤，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之类文风，此时才大得其道。我们经常在大清早趁无人之际贴大字报，专门盖在对方上面。后来懒得写了，就在对方的大字报上刷标语。华南平是这方面的好手，他的大字写的好。我后来也练了出来，还靠这个本事在插队时给村里刷了好多天标语，“农业学大寨”。
在派斗中，政治无道德。当时流传着林杰政治斗争三箴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引导对方犯错误.我觉得它上不了台面，却是入木三分，大家都这么干，都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用冠冕堂皇的话，用毛语录包装。我们唯一可以心安理得的，是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本派利益。
广播台是两派激战的喉舌。晚饭过后，夕阳西下，“新北大广播台”的声音开始响彻校园。一阵狂轰滥炸。它的前身是学校广播台，位于大饭厅舞台后台，网络遍布燕园。它的声音刚落，浑厚低沉的“井冈山广播台”主题歌“西江月：井冈山”缓慢升起：“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充满着力量，又带着悲壮，抒发着我们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革命豪情。井冈山广播台位于28楼总部所在地，高音喇叭和新北大公社的混合架设。接着就是我们男女两位广播员激昂嘹亮的声音，字字句句沁入我的肺腑，我假设也让新北大公社的人闻风丧胆。男主播傅成励后来是中央广播台著名主持人，金话筒奖获得者。女主持人毛福持插队时到了阜城，曾和我一个公社。
我们有一批写作快手，经常是公社刚刚播发稿子，我们马上针锋相对，予以回击，后发制人。两边的广播，时而义正辞严，时而尖酸刻薄，时而恶语相伤。声音远至颐和园，五道口，方圆几十里。为此双方经常展开破坏对方喇叭的大战，或偷偷摸摸，或大打出手。我们班的杨惟立是这方面干将，别看他180多斤的体重，爬电线杆子溜活极了。
大辩论已经没有了，几句话不合，便骂话出口。我们骂聂元梓破鞋婊子，新北大公社骂我们“牛头山”，国民党残渣余孽，大杂烩，右派翻天。有一次我们七十几人步行游云水洞妙峰山，和新北大公社三十多人小分队不期而遇，我们仗着人多势众，挑头生事，辩论几句就开打，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屁滚尿流，当时那个解气啊。
新北大公社说我们是反动组织，我们说校文革是派文革，伪文革。他们掌握着经济财政大权，派人看我们的档案，公家出钱到我们老家调查。如果井冈山的人去办事，经常吃闭门羹。于是我们策划了一次抢校文革大印行动。文革全面夺权时，好多人就是夺公章，以为有印就有权。我们没那么傻，并不想当校文革，只是想看看他们丢了大印怎么鸡飞狗跳如丧考妣的。校文革办公室坐落在一院，庭院式建筑，两层小楼，红柱青砖，环境优雅。我们一行四人，我在外面放哨，化四两个壮汉进去假装办事，见到办事员拿出大印就一把夺过来，交给接应的华南平，他跑得快，我们掩护，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得心都跳出来了，大功告成！井冈山广播台立即传出喜讯，而新北大公社气急败坏地宣布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为了壮大声势，我们也到老干部老教授那里招兵买马，不过，他们看透了我们成不了气候，多数人不想淌这浑水。我和华南平曾去唐有祺家当说客，老先生推说公社的人刚刚也来过，他不便表态，给我们个软钉子，磨了半天，无功而返。
井冈山对公社是五千人对七千人，反聂气势上不服弱，但那显然是一场力量悬殊胜利无望的对战，聂是巨无霸，人多势众，财大气粗，有持无恐，胜券稳操。井冈山地位卑微，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一个人接见过它的头头，就是不给“革命组织”的名分。谢富治还绝，每对我们发话，都通过聂元梓，提醒她是我们的上级。皇城根下，能够得上的最高层人物，就是号称“副省级”的首都红卫兵核心组副组长地院东方红王大宾，那是我们真正的铁哥们。塞翁失马，到了大学造反组织纷纷被指责为中央文革的打手工具时，我们因与上层没有瓜葛，可以独善其身，排除在外。当然那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没巴结上。
除了身居简出只作保驾护航的林彪，几乎每中央首长都对井冈山有批评，有坏话。江青说“红旗飘有坏人”，“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井冈山“背后有黑后台，外国特务”。周恩来通过谢富治传话，强令周培源“下山”，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陈伯达说对聂元梓“要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连最高指示都有“井冈山里坏人多一些，聂元梓这一派好人多一些”。那个年头，这些指示，哪一条都能压死人。
井冈山的人并不是是虱子多了不愁，更不是吃了豹子胆，明火执仗跟中央对着干。聂是个麻烦制造者，上面也偶尔会传出批评的声音，比如陈伯达就说过聂执行了资反路线，当然那都是爱护的，恨铁难不成钢的，我们则会抓住这一言片语，拿着鸡毛当令箭，夸大其词，做足文章，对付老佛爷，打着帮助中央“清君侧”的旗号，“官不打送礼的”吗。聂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们也不怕，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多势众，成了气候，再收拾没那末容易。当时全国大乱，上面焦头烂额，按下葫芦浮起瓢，顾不上我们，也使井冈山能在夹缝中得以生存。
我们和清华414都是“在野党”，但是地位很不同。老四还是联合对象，他们胃口太大，在多少席位，由谁进入上谈不拢。毛还提出过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北大井冈山就绝对没有这的福分了，甚至自己都没有在校文革的权力中分一杯羹的诉求，它的头头还主动退出了这个权力机构。这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头脑执政观念的学生，早晚得毕业，拍拍屁股走人，谁稀罕留校当官。新北大公社尝着“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甜头，而井冈山品味着“失去政权，就失去了一切”的苦果，它住定在野受压，被边缘化。
这个组织和新北大公社的组织严密，层层服从相比，真只配当杂牌军。“被逼”上山的，“被弃”上山的，“被带”上山的，内部观点不一，散沙一盘，成员自由散漫，我行我素，流寇习气，都有点特立独行，不服管束的“造反派脾气”。我们115师二十六七个人从成立后就没能开过一次全体会。就是我自己，也以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榜样，刻意地追求“痞子”做派，吊儿郎当，不修边幅，油嘴贫舌，哥们义气。侯汉清的权威靠的是他的好人缘，而不是铁腕。只有反聂两个字把大家连在一起。清华老四还有个思想理论，周缨泉的“414思潮必胜”，诸如十七年红线主导轮，造反派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论。北大井冈山拥有大批文科秀才，文字激昂，尖酸刻薄，挥斥方遒，但是不搞理论。
井冈山反聂，算是“二次造反”，造造过反人的反，像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文革表明，靠造反改朝换代，行不通。我们造反二次方，否定之否定，有朴素的进步意义，但也不会好到哪去，因为我们只反对聂元梓个人，不触及现象的根源，虽然有伸张正义，不畏强暴，人格自尊的成分，很难说对社会进步有更大作用。当时人的思想，完全在毛的文革框架内，没有先知先觉，没有独立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口号，我们与之无关.普世价值，人权，从没听说过。所谓民主，一般人理解不过是当领导的可以听听群众意见，要求再多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了，井冈山人的思想，没跳出这个圈子。
顺便说，我们这个年龄段从文革走过来的的人，进入领导上层高层的，没有当年风云人物，基本都是在文革中观潮，逍遥，养精蓄锐，经历文革又“出污泥而不染”是他们最大的资本。
有人否极泰来，有人乐极生悲。这场渺无胜算的鏖战最后以聂元梓镗锒入狱十七年大刑的千秋铁案结束。孙蓬一跟着判了十年。看来混乱无序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表现了内在的逻辑：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被迫害铺平了道路，践踏人权者终于付出代价。井冈山人舒了一口大气，靠我们自己，搬不动她。我们可以说她活该，自找的，罪有应得，恶果自尝。但是，她也需要公正的判决，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反革命煽动，就不大靠谱，名不符实，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其实单是发动武斗一条就罪不可赦，那个“颠覆罪”，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以恶制恶，以迫害对迫害，还是文革余毒。回首过去，多少冤冤相报，仇仇轮回，多少“请君入瓮”，欲加之罪。此风不停，文革的教训是零，学费白交。
聂在覆灭之前，不忘狠狠咬井冈山一口。毛68年7.29接见五大领袖，她利用一切发言的机会，冒欺君之罪，造谣栽脏。红旗飘“有人要油炸江青”，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他的父亲“搞投机倒把”，樊立勤“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到一起”，井冈山“王关戚插了一手”。江青已经火冒十丈，谢富治又跟着火上浇油，如果哪一句话触动，龙颜大怒，井冈山死无葬身之处。除了“用心歹毒”，我真找不出更轻的词来形容了。万幸的是，毛当时的心思只在停止大学生的你争我斗，聂的话根本没往心里去，连下令开枪打死工宣队的蒯大富都赦无罪，对井冈山更是慈悲为怀，“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不要再提杀猴宰羊炖牛肉了”。
聂元梓写了一本回忆录，太不像样，反思别人，就是不反思自己，不提供真实材料，不作忏悔。评功摆好，自我吹捧，文过饰非，除了贴邓小平大字报和组织朱德专案组蜻蜓点水，其它一贯正确，正义的化身，好像国务院欠了她一个“对国家有重大贡献”人员津贴。如果她敢承认就是江青的一条狗，我倒服了她了，可是她恩将仇报，文革中对她爱护有加的敬爱的首长们，都成了压制她，陷害她，“下毒手”的小人，而她是怎么讨厌江青，对抗林彪，反对陈伯达，斗争谢富治，甚至怀疑毛泽东的，这个“文革造反第一人”，俨然成了“造文革反第一人”。她死乞白列硬搭上的编辑，文革研究大师余汝信，都不得不专门写文，表示失望和解释。这样的聂元梓，要说同情你不容易啊。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