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隔离审查
偶行不义也会自毙，我的厄运还是来了。转年1月8日晚，我们班突然集合开会，三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主持人是刘某。他背靠着门，铁青着脸，言简意赅，说，现在揭发齐菊生遇到很大阻力，我们给了一些人机会，希望他们反戈一击，可是，他们把机会浪费了，原因不是别的，他们本身都有严重问题，自己的包袱没有卸下。接着，他提高了调门，现在我宣布，唐利，杨惟立，李人杰从今天起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
一个普通学生，竟有资格宣布对另一些学生禁闭审查，掌控自己同学的政治生命，现在看来，多么荒诞。可是，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当时十分正常。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勇气问一声：“你算老几，你凭什么？！”全场肃静，鸦雀无言。有人偷偷看我，有人把眼光挪开。我如五雷轰顶，猝不及防，脑子一片空白，全身一片麻木，糊里糊涂被带到当晚新调整的宿舍，和看管我的张雅文住在一起。
张雅文是我们班公社中最温和的一位，十年以后我们读研究生，又在同一宿舍，一直是好友。他的任务是每天早晨带着我站在毛主席像前作一次“早请示”，晚上作一次“晚汇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我跟一句，如此这般。我要吃饭了，他跟我去食堂.我要上厕所了。他送我到门口。等着。我要买东西了（主要是香烟），他替我跑腿。
春节期间，给张放几天假。由女生轮流值班。都是些“老部下”，既不看我，也不管我，自顾自看书。我说要买烟，看我的女生经过请示，陪我走出西南校门，穿过马路，到了一家小店。我第一次吸收校外自由自在的空气，倍觉清新，感慨万端。
我们那个“学习班”的人，大部分都遭遇了我的待遇。隔离审查，相当于现在的双规，不许接触任何人，交待材料。据说分为三等，陈齐最严重，关到31楼外。吕成信等，不许出屋，吃饭有人送。我是轻的，可以给点阳光空气。
我的面前是一支笔，一张纸，没有书，没有报，没有人说话，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连抓我的刘某也再未露面。唯一定期对我“政策攻心”的，是工宣队张师傅，面善温和，推心置腹，谆谆善诱，凡是审罪犯的那些话，可能我全听过了。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每天呆若木鸡，冥思苦想，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幕往事，每一个细节，我的每一言，每一行。
工宣队，专案组让我交代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只不过是“空手套白狼”，没有任何根据。北大分两派后，彼此长期隔绝，对方私人的谈话，通讯，日记根本得不到。抓辫子几乎不可能。他们要整谁，只能一句指控“问题严重”。什么问题，多么严重，那是秘密，不能透露。几个心腹订出名单，工宣队作后盾。
我每次对张师傅哭丧着脸，可怜巴巴，掏心掏肺地说，真心想早日回到毛的革命路线，交代清问题，可确实不知它们在哪里。工宣队认为我不老实，要再给点颜色，让我进了新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活动在二楼的的一间宿舍里，我整个白天都到那里报到。床撤了，有四张桌子。我们四个人，各自坐在自己的桌前写材料，互不交谈，以免任何串供的口实。
我一看学习班另外三个人，就傻眼了。陈珍德，游君玲，都是“反革命家属”，陈齐小集团的当然“死党”。第三个人是何国正，我们班的，在井冈山动态组，就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完全神经错乱，语无伦次，交代了五大罪状，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是最轻一条，其他如组织全家反革命集团，准备叛国投敌，阴谋反革命叛乱，试图谋杀中央领导，等等。
管理这个学习班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班的金丽莉，一派的。她在文革前做化学实验时，因为精神紧张，砸过几次瓶子，落个实验不及格，留了级。文革一起，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迫害，回到原班，与我私交不错.另一个是二班的张克旭，公社的铁杆。这两个人照章办事，对我宣讲政策，但是没有加码，不越雷池，而且告诉我一些外面发生的事，所以我对他们毫无怨言，后来都是朋友。工宣队的主管换成了杨师傅，好像也不是政工干部，但永远是表情肃穆，气势威严，眯着小眼，正襟危坐，居高临下，让人发毛.他慢条斯理，反复给我讲一个道理：你如果不交代，没关系，我们把你挂起来，你档案里会有一句话“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清楚，请继续审查”，这个结论会跟你一辈子，没有单位敢要你，没有人敢接近你。你将一辈子背黑锅，一辈子受审查，一辈子查不清，永生永世不得翻身。历史不清白没有关系，不清楚问题就严重了，多少人因为历史的问题没有结论毁掉了一生。
你是要趁着有工宣队帮忙把问题搞清楚呢，还是要带着污点在以后被审查一辈子呢？我们是在帮助你呢。
对一个对自己前途本来有着美好憧憬的大学生，这些话是何等的残酷！我面临着“不清楚”和“不清白”的两难选择。无论哪一个，都让我一生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中。我可以想象，以后每次运动我都要被揪出来示众，没有运动我也要夹着尾巴做人，永远抬不起头，一辈子唯唯诺诺。老杨是政策攻心的高手，知道年轻学生的软肋，最注重自己的前途，就从这里下刀子。
这位师傅现在应该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几十年前的往事早已置之脑后。可是他的那些敲山镇虎的话让我牢牢记着一辈子。后来我还有过许多人生的挫折和低谷，每次想一想他描绘的恐怖的下场，我的感觉会好多了，任何难关都不在话下。
政策攻心奏效了，我痛不欲生，百抓挠心，精神崩溃，每次见大杨都是噤若寒蝉，如坐针毡.我急于解脱，再不敢说没的交代。
对文革的“不健康思想”，我开始检查，反省了.斟字琢句，反复推敲，不吝啬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又要小心翼翼让每一个落在纸上的事实空洞无物。被整的人，有的死磨硬抗，有的胡乱交代，我的方法是耍滑头，雷声大雨点小。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白纸黑字，将来全是反对我的证据，所以写了又改，改又了写，既能应付，又定不上性。反正有的是时间，每天就琢磨这点事。只盼着有一天开恩，放我一码。
一个晚上，我和张雅文呆在宿舍里，突然听到楼道一片骚乱，嘈杂急促的脚步声不停，接着就是死一般的寂静。整个楼里好像只有了我们两个人。我什么都不问，蒙头大睡。
第二天我被告知，小白毛李人杰那天夜晚逃出学校，自杀身亡了！这一天是二月二十二日。
我血涌上头，浑身发凉。李人杰，他竟然做出来了，以死抗争！说来心酸，文革中人们最大的反抗行动，不是辩白，不是硬顶，而是自杀。而死的时候，没有愤怒，只是委屈；没有背叛的留言，只有效忠的口号。
出事那天晚上，李人杰以上厕所为名，趁着看他的人不注意，逃出了31楼，逃出了学校。风高月黑，寒风凛冽，他不停的奔跑，义无反顾，一直跑到三十里以外的清河，在一个老乡家门口的大树上，用自己每天佩带的紫红围巾拴了一个套，吊死了。据说第二天清晨大早，老乡一推开门，竟看到树上挂着一个人，连忙报案，在北大派人领取尸体时，他还在抱怨坏了他家的风水。
围着李人杰吊死的大树的有转圈的脚印。也许他是在寻找合适的位置悬挂围巾？也许他是在最后的关头闪出了对人生的留恋？不得而知。没有现场记录，没有法医分析，没有照片存档，无法推断自杀的详细过程。那个年头，草菅人命，只要不耽误工宣队定性反革命，谁还有心思管那些呢。
有人告诉我，他死前的交代里，说最恨我们班三个人，吕成信，杨惟立和我，是这三个人把他这个天真幼稚的青年带上了反革命道路。我的心在哭泣，小白毛，你死得凄惨悲壮，死的不明不白，死不瞑目啊。
在那个被精神折磨生不如死的日子，就是我自己，何尝又没想过李人杰这条路呢，只不过实行起来也不那末容易。我们有人把写的材料撕个粉碎，从窗户跳出去，准备一死了之。那只是二楼，摔个屁股墩，还得推开工宣队的门，低头认罪。姚建明则把开关拆下来，线拴在手上，以此触电而死。人没有死成，两个手指被电火花打在了一起。
死人事件没有阻挡工宣队，专案组前进的决心和脚步。他们在二教召开了李人杰批判大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对抗文化大革命”，义愤填膺，鞭尸问罪。我是在被隔离后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戏的一部分也是演给我们这些人的。
李人杰姐姐来北京处理后事，也就是领取骨灰，听取宣布反革命的决定。没有致哀信，没有抚恤金，只有冷冰冰的面孔，硬梆梆的语言。没有遗物，他的东西在武斗清楼时全丢光了。没有遗书，走得毅然决然，不留之言片语。姐姐要看遗体，拒绝了。见见老同学，拒绝了。是啊，她一个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有什么理由提要求呢。再说即便是让她见，无非是那位把李人杰亲手抓起来的刘某人，又会有什么好话呢。没让她参加李人杰批判大会就算是客气了。
在那场大规模，系统化的“清队”中，北京有三千人自杀，二百人被打死。文革中有三次冤案死人高峰，第三次就是这个“清队”。在北大，死去二十四人。派工人来整“臭老九”，这是文革的又一恶行，教育史上又一大荒唐事。
斗争无休无止，打击越扩越大，过了一些日子，我参加了另一个批判会，对象是三班的陈子明。
陈子明是“慨而慷”成员，我唯一的天津老乡。因为是工人出身，大联合后被结合到班领导小组，成了井冈山仅有的领导成员。工宣队审讯的重点樊能廷，啃不动，总是水来土顶，兵来将挡，于是怀疑有内奸，据说设了一个圈套，陈钻进去了，面目大暴露。
他被拉倒了批斗台，站在中央。他总爱弯着个腰，那天腰更弯了。他本来脸就白，那天更白了。他本来就有点结巴，那天为自己辩解时更说不清了。
多少年之后，我和他一起回忆往事，他说其实根本没有通风报信，只不过是找了一些井冈山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惊慌，沉住气，没有了不起的事。工宣队是找个借口，把他清理出“领导岗位”，换上清一色的公社的人。
冬去春来，万物更新，到了四月。工宣队突然找我，说，你准备在班里做个检查，隔离审查就结束了。
真是来得快去的也快，又是一个猝不及防。我面对着三十几个同学，大部分是井冈山的，沉痛地自我批判。只有原公社一个人给了我一点评论。张雅文用不着再跟着我了，我是自由人了。
那个评论倒是让我心中一咯噔。他说，他看了我的档案，中学时涂改过食堂饭票，所以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百思不解，怎么会有这么荒诞的记录，中国的档案太可怕了，背了黑锅也不知道。现在，我的不知还有什么污点的档案已经到了某人才交流中心，因为我不交保管费，任何人不得查看，永远的废纸一堆。
我们被隔离审查的全部被放出，没有弹冠相庆，没有纵情狂欢，因为我们身上的累累伤痕还未能痊愈，因为我们有一个伙伴没有挺住，看到这一天。
我内心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我有了污点，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我独往独来，形单影只，盼着快点毕业，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正在这时，徐秉玖悄悄找到我，告诉我8341部队进驻了北大，重新调查北大的清队，包括0363的问题。他已经找他们谈过了，对他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要着手解决。他鼓动我赶快去约谈，并且嘱咐说，以前所交代的一切，全部推翻，都是逼供信。
接待我的是一个小战士，年令比我还小。谈得非常好，他肯定了我是无辜受害，受到了错误地对待，并且对我不记前嫌，放眼未来的表态非常赞赏。看来上面是有结论在先了。
后来，我看了牛辉林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毛派8341进驻北大重新调查清队，缘于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的自杀。翦1934年入党，一直紧跟党，与周恩来密切。文革初，毛要整他.这次清队，又是重点，工军宣队逼他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他说交代不出，夫妻双双自杀，留了一个条，三呼毛万岁。这件事给了毛触动。3月24日，8341部队81名军宣队员进驻北大，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清队重新调查，办案的队员撤回原厂。
紧接着，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系大会，清理清队的错误。我作为没有问题，无辜被整的同学的代表发了言。没有抱怨，没有指责，我只是强调它作为我一生的一个宝贵经历，将有助我以后的成长。
中央出了文件，指出工宣队在北大清队中犯了方向性扩大化错误，并且提到了0363.一个年级里七十几个井冈山成员，竟有二十人被隔离审查，还有许多人受到其他形式的冲击。上了中央文件，非同小可。
六月的一天，化学系几百名师生集合在化学楼前，围成一个大圈，观看烧毁黑材料。中间是熊熊大火，一袋袋一包包的材料投入火堆，变成火苗，化为灰烬。那里也有我的一份，大杨师傅威胁着用来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的一份。它们“纸船明烛照天烧”了。火光冲天，烟飞灰灭。大家在欢呼，我的心在翻腾。
一场恶梦结束了，一段历史过去了。我忽然想起批判齐菊生的那段话。历史会记载这一切，但不会是由胜利者工宣队，专案组来写。它是我们这些当时的失败者的历史，要由我们用笔蘸着自己的鲜血来写。
第十一章 余波未尽
在我关押期间，党的九大秘密召开，与八大隔了十三年。紧接着，学习九大精神，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入党作官论，驯服工具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公私熔化论，党内和平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此时的我们，不再是革命闯将，而是老油条了，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怠倦，对政治学习穷于应付，失去了热情，看破了红尘。每天上午下午两段时间挤在宿舍里，先念报纸，再鹦鹉学舌地发一通言，然后聊大天，耍贫嘴，顾左右而言其他。
大批判是斗，批，改的第二步，至少不搞血淋淋的互相斗争了，批的是别人，我们精神比较轻松，有一搭无一搭。当然，也必须联系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所谓的反动论点，有的是强加的，指鹿为马，有的本来是对的，颠倒黑白，越批思想越混乱。反正我们逢场作戏，有口无心，人云亦云。革命大批判是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他们一辈子要干这个，怎么活啊.当时的口号是“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
四年级的同学68年底已经分配了，正赶上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大规模去了农村。我们一二三年级的，则压在学校里，为教育革命做贡献.家里供着，啃老坑爹，开会打发时间，照本宣科，假大空，磨嘴皮子，枯燥无味，百无聊赖。文革前北大理科是六年制，我们化三的分配日期早到了，上面不松口，一点风声都没有，遥遥无期。
还有一件事，就是隔三差五发表毛最新指示时，我们要紧急集合，敲锣打鼓，高呼口号，风卷红旗，在校内，甚至校外游行庆祝。这些指示，多半发表在半夜。有一个整党建党“五十字”方针，我们逐字逐句研究时，总觉得语法有点不对劲。不去多想，整党与我们无关。反正忽悠一阵，又出来新指示了。不久，又出了一个“吐故纳新”，我们年级火线纳新了几位，包括我班蔡小海。
9月27日，北大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任主任。聂元梓还有个位子，但靠边边了。
六厂二校，是毛的点，经验推广全国。二校是北大清华，经验是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又打又拉，一句话，还是低人一等。一使用二改造，是毛对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现在更强调改造。我们通过大批判就是要认识到，自己臭烘烘，永远不要翘尾巴。读的书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后面就是臭老九。那个年头，见到不认识的人，叫“老师傅”，听的人舒服，千万不能叫“老师”，当然更不可能叫“老板”“老总”。
后来进入改的阶段了，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师生结合。我们和物化教研室老师一起搞运动，热闹多了，他们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为人师表。那时真是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互相直呼其名，甚至起外号，老师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没有任何师生界线，建立了非常真挚的朋友关系。我后来回校念研究生时，再改口称他们老师，还别扭了好一段时间。也有结合出来感情的，我们班就有女生嫁给了老师。
我们这时要搞的教改，都是纸上谈兵，学生不上课，不学习，老师不教书，不研究，天天学文件，海阔天空。不是搞现代化教育，高精尖科技，不是跟上世界潮流，那都是封资修，是复辟，是爬行主义。我们要往落后，原始的方向改，越单纯越好，越土越好，实际是倒行逆施。毛晚年的思想，念旧，怀旧，恋旧，新东西学不进，自己是自学成才，周围很多开国元勋也没念过多少书，对此津津乐道，看不上正规大学，系统教育，教师传授，这个不必办，那个简单学，最喜欢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社会大学，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这最后一条，最中我们下怀。
10月，中央发布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能归地方的归地方，能归厂矿的归厂矿，撤的，并的，搬的，伤筋动骨。北大也裁为三截，一截送陕西汉中，山沟大学，一截赠江西鲤鱼洲，草棚大学，一截留北京。化学系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基础教学扔一边，建了塑料厂，制药厂，厂带专业，厂带科研，应景而已。
接着，“准备打大仗”风声突来，战备大疏散，大学到农村中去，我们化三的百十口子人，加上物化老师，步行五十里，到北京房山县娄子水大队，安营扎寨，换个地方天天开会。我们同住五个人，有一个就是唐有琪，那时根本没有师道尊严，我们叫他“唐头”，和他没大没小，乱开玩笑，他不在乎。他睡觉打呼噜，我们就扔东西，把他弄醒，大家哈哈哈。
冬天没活干，男生就到村里小煤窑帮农民挖煤。非常地落后，进了窑洞要脱光，里面只能爬。
这一段时间，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死，11月30日陶铸死，无声无息，我们是从小道消息知道的。
我很快被抽调到一个正经的教改小分队，由各学科教师组成，一个年级出一个学生代表，二十几人。参加向阳化工厂的筹建安装，属于东方红炼油厂。通过这样的生产实践搞出与生产结合的教学体制设想，科研规划，新教材。白天干活，晚上讨论，生活军事化。老师们都有思想，让我眼界大开。
和我们一起的，有一个化工学院的小分队，是仪表专业的，正派上用场，工人既欢迎又尊重。北大的只有空头理论，原理定律，用不上，脸上无光，只能当劳动力，自己也觉得非改不可，得来些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的东西，传单式教材那一套，才吃香。
我干的是起重工，专门安装几十米的大设备，塔，罐。架子工在周围搭好架子，我们爬上爬下，安装阀门管线，这对于“晕高”的我，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每天提心吊胆。
我们的副组长王长富，文革前是系党总支委员。他是我唯一接触过的这个段位的干部，做人，修养，谈吐，性格，都是偶像。突然有一天，正组长工宣队张师傅开会宣布，王的案子有了结论，他在文革初期自杀未遂，属于叛党行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可能比对他本人还大。这么一个优秀的人，就因为一个一念之差，就断送了政治生命，政治斗争太残酷了。我留心看王，他一切依然故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时间到了70年初，关于毕业分配总算有传闻了。北大清华都在酝酿招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要腾地方，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一二三，一锅端，剩下三个年级统统走人。国家百废不兴，到处不差人，只有到祖国最不需要的地方去。前景暗淡，霉运难逃，突然，大家觉得解决“生活问题”变得紧迫，就是快交男女朋友，火速配对。我动手早，与一同班女生确定朋友关系。化学系女生虽多，近三分之一，仍然供不应求，况且还有外面的人挖墙角。最后，三十几个女生基本瓜分完毕，而分配的大幕也拉开了。
方案下来，果然令人心寒。河北要五百，辽宁要三百，陕西要二百，等等，全是插队，带薪农民。大学生早已不是抢手货，只有打折促销，卖白菜价。有的省是农场，门槛就高了一点。我们全年级120学生，城市包括留校的方案，也就十几个。分配大权完全在一个二机床厂的叫王克刚的工人师傅手里，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大痞子，没有按规矩办事一说。我只盼快点离开北大，远走高飞，听天由命，两个人在一起就行。
我们的方案最后是河北衡水插队。
文革四年，转瞬而过。蹉跎岁月，何堪回首！我不想用“早期造反，上当受骗，中期反聂，无怨无悔，后期埃整，蒙冤受屈”简单三段式不准确地概括，风风雨雨，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太博大，太复杂了，让它们过去吧，神马都是浮云。吃散伙饭，三三五五照相留念，好友最后聊天，买本子写留言……终于到了离开北大的一天：1970年3月14日。
那天天气阴霾，乌云密布，好像在哭泣。我们那趟火车去石家庄，同年级的人近十个，送行的人挤满了站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文革，永别了，北大，再见了。对我，没有文革十年，北大没有了我们，我们没有了北大，就是文革结束。我们告别了一段浩劫，恶运没有终结，火车载我而去的，不是欢欣鼓舞的光明前途，而是穷乡僻壤的八年磨练，在我面前，是新的浩劫，更大的苦难。
（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