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之源，涉世之初
陇海铁路穿越八百里秦川，到宝鸡往南就是“宝成线”，列车在此换上法国造的电气车头，驶过渭水大桥，直奔秦岭而去。渭水，当年姜子牙垂钓过的地方，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列车盘山而上，翻越中原“大屏风”秦岭山脉，洞桥相间，串串相接近百个隧道，贯通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宝成线有三百多个隧道，秦岭这段最为密集，听当地人说起过建这段铁路之艰难，穿山填谷，打头阵的是劳改犯，随后是铁道工程兵，再后是铁路工人，三支队伍协同完成了这巧夺天工的伟业，平均每公里一条生命，换来天堑变通途。
电气列车靠三个车头连拉带推翻过秦岭，下行几十公里就是凤县县城，一个建县于秦代，古称凤州的小山城。
1968年底，我们从清华毕业的七位同学先后来到这里。夜色中在一个小小的车站下了车，当年有部电影“锦上添花”就讲这类山区小车站里的故事，“老站长”“老怀表”“胖队长”那时“粉丝”可不少。
早到一天的钱元春来接我们，没有路灯，车站离县城约五里地，沿着嘉陵江的河堤高一脚低一脚往县城走。这是嘉陵江的上游，江水只占河床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河滩地，布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江水温顺如小溪，遇上雨季山洪暴发，它就即刻变成狂怒的蛟龙，江面变宽二三倍，激流冲击顽石，成“滚石乐团”，如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木材猪羊，漂流而下，咆哮奔腾。
从这里我们迈开了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像基督徒带着“原罪”，真诚地准备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虽然没有妄自菲薄，却也未免自惭形秽。
当时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一呆十年，人生中最美的一段年华将消磨于这座小城。我们来报到的工厂属化工部，生产火箭液体燃料，这一带是航天部试验基地，很多配套单位分布在秦岭山中，所谓“大三线”。工厂还在筹建期，员工都在县城一个叫“780”的院子里学习活动，因整个院子780平方米而得名。
凤县县城叫双石铺，就一二条主街道，大部分民居是低矮陈旧的平房，白墙黑瓦带点江南味道，最高建筑是二层的百货商场，有一间公共澡堂，传说山里跑出来的麻疯病人在此洗过澡，就再没人光顾了，有一家饭馆，桌子地面都是黑乎乎油腻腻的。县城紧贴着嘉陵江展开，空气里弥散着烧柴的烟火味。每过下午四点街上就少见人影了，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
嘉陵江上有两座平行大桥相距二三百米，新的那座是专为通向我们那条山沟的，沿着支流“小峪河”进山。江对面新桥边上有座等腰三角形的小山，丰禾山，是凤县的地标。从这里往北是宝鸡，古称陈仓，往南是阳平关，进四川，往东翻过酒奠梁，即是张良庙，直达汉中，俗称小江南，往西是甘肃的两当，徽县，两当因出中药当参当归而得名。东南西北都要翻山越岭，道路险阻，所谓“秦蜀咽喉，汉北锁钥”，三国时代许多故事在这一带展开。
尽管较正规的资料称马谡丢失的街亭在天水附近，当地人认为街亭就是凤县，丰禾山是马谡驻军之处，对面的王家坪是王平扎营地，不论真假，有悠远的故事，风景就有了嚼味，显出灵气来。好比诸葛的“卧龙岗”，名高天下，何必争襄阳南阳。
有史实支持的是“羌族故里”，三国志有载，当年羌族集居于此，曹操追魏延至此，遇羌人阻抗，羌人被屠杀才流迁到岷江流域，即汶川，九寨沟附近。羌人在古代中国乃“五胡”之一。
报到第二天，厂里的汽车给我们拉行李，进山沟住进临时宿舍。那是间数百平米的空大厂房，里面用原木，竹排架起连排铺位，用芦席分隔成小间，每隔可睡四五个人，前面挂块塑料布，就“躲进小楼成一统”了，像小孩过家家，钻在里面下棋，打牌，神侃，倒也温馨。清晨醒来，“床头”的木架上有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窗户上结着厚霜，清晨听鸟啼，于人于鸟都是最佳时分。
六九年初，迎来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这批大学生有几十人，清华，成电，北医，财大，华东化工，中山大学，理工医药文体，九流三教，十分齐全。几个大学生凑一起搞会餐，到街上赶集买来鸡，蛋，蔬菜和调料，猪肝是钱元春去挤来的，县里的肉铺（国营）一天杀一二头猪，他一早前去等开门，进得门后直往前冲，举着钱高喊“猪肝！猪肝！”，突出“关键词”，其它废话全免，终于得手。阿春长得极像工物系主任吕应中，只是特点更夸张些。
成电的小范负责煮鸡，我说应把鸡屁股切掉，等这只鸡上桌时只剩四分之三，后边的全没了，严重“扩大化”“打击一大片”。凤县花椒有名，称凤椒，山上都能摘到，待大家吃鸡时，才一口，舌头似乎打了针麻药，全失了味觉，原来把一包凤椒全放了进去。
家属已经迁来的老工人怕我们过年孤单，分别请去各家过年，我去了天津来的王师傅家，坐上炕，他拿来两只大玻璃杯，一瓶西凤酒，陕西的名酒，一人一满杯，几乎倒空了，我平时能喝点酒，但没经过这阵势，盛情难却，舍命陪君子。酒过三巡，慢慢似乎筷子不听使唤，“声东击西”，不时捅到桌上。终于酒尽羹残，没丢“老九”脸面，出门见月悬如钩，江上青山，重重叠叠，天旋地转，回宿舍要过小峪河，河上架的是独木桥，有两位同学把我架了过去，临别，连连邀请王师傅“来我家玩”……此后，王师傅对我刮目相看。
初一那天，吉林化校来的十几位壮小伙爬到后面的山坡上集体放声大哭一场，回到工棚说起此事，就像出去干了一桌，显得“酒足饭饱”，我们已离家上了五六年大学，早过了这关。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三个月后，清华来的七位只剩得化九的王展和我，那五位“一行白鹭”飞开封府去了。原因是政审不合格，由化工部重新分配。化九的鲁君机敏老到，来此审时度势一番后，即自残“成分”，说在京城的女友有严重海外关系，其实是子虚乌有，走前还在追求文艺队的“沙奶奶”，一位北医来的女生。未料到这么容易就飞了，真如90年没买“深发展”股票，2000年没在京沪拣套房，悔之晚矣。
当时工厂员工由三大块组成，一是东北，天津老厂调来的老工人和干部，二是家在陕西的复转军人，三是分配的大学生，中专生，及设计院下放的技术人员，一年后二期工程上马时，化工部农场又调来上百67届的大学生。工厂试产时，大学生当操作工，车间技术员是设计这厂的总工程师，如此高素质的队伍，一二期工程全部一次试车成功。可要想调离这里就很难了。
厂党委书记老王头是最早“三结合”的，他是老战士出身，为人朴实善良，无整人害人之心，但却固执如“十五贯”里的“过于执”过大人，毛主席说过，“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好觉”，老王头的理解是除了部里省里来调令，其他想走的一概不放，宁可大批大学生在车间当工人。于是，流传开一则“新儒林外史”，说老王头不行了，已不能开口，只能伸出一根手指，众人纷纷猜测，“是一项工程未做好？”“是某指标未达成？”皆摇头，人事部长突然大悟：“是一个人都不能放走？”老王头终于点头合眼了。那时候都要求做螺丝钉，拧在那里不能动，老王头只是忠于职守而已。有一位中学同学是家中独子，说他为了从外地调回家乡（已同意接收），在人事科静坐七昼夜，一起的还有位临产孕妇，再不批孩子就生在人事部了，才得以放人。经过计划经济年代的人应都有类似体验。
工厂投产前去西宁的同类厂实习，在大通县郊的“老爷山”下，住在一所农家院里，穿过青棵地不远有家几十人的小水泥厂，没想到在那里遇见“井冈山广播台”的编辑，“建九”的阎兴华，在那里孤守，他乡遇故知格外亲热，常去秉烛夜谈，世道不怜才，清华学子如尘埃撒到了犄角旮旯里。经阎介绍去西宁市医院探访“物七”的邵济群，在那里烧锅炉，在校时没交往，却也如遇旧知，“同是天涯沦落人”听其侃了一通“相对论”哲学批判，落难至此，壮心不已。看到这些同学的处境，不由庆幸自己的运气，至少比他们少一份孤独。
运动不已，挖山不止
七十年代初，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运动像秦岭的隧道，一个接一个，没有消停过，清理阶级队伍，清“五一六”，备战备荒，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右倾翻案……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多数在半夜发布，广播一响，都从睡梦中爬起来，上街游行，欢呼庆祝，我们身处山沟，只能“顾影自怜”，自娱自乐，来回走十几里路到县城转一圈，黑漆漆见不到一个外人。
虽然是个新厂，没有历史，却也有“黑帮队”，有二十来个“黑帮分子”，都是老厂调来的干部，及一些有历史或现行问题的，每天早晚都在院子里集队，在主席像前“请罪”。大权在握的是宝鸡来的“军代表”，第一位都说人很好，有人情味，却在男女关系上沾了腥，被调回去摘了领章帽徽。第二位是把前一位顶掉的，姓许，营级干部，猪肝脸色，厚唇小眼，闪着寒光，很少露面，缩在办公兼卧室的套间里，“运筹帏幄”，指挥运动。偶尔露面，一付君临天下的架势，谁也摸不透他下一个要收拾谁。那些复员兵不买他账，私下称其“许大马棒”，其最有创意的话是：“阶级斗争太复杂，睡觉都只能闭一只眼”。大家学习讨论时好一番议论，怎样睁一只眼睡觉。
中国搞运动有趣之处是上面一声令下，下面就能将其“本地化”，赋以当地特色，总能找到“运动员”。比如抓“五一六”，什么是“五一六”谁也说不清，我们这批大学生就出了个“运动员”，财经学院的，能悬腕写一笔好字，此君平时嘴碎而且自负，都有些烦他。陈永贵，吴桂贤当了副总理，他说“副总理我也能当，不是当不了，只是当不上”，于是成为“野心家”想篡权，“攻击中央领导”。这类“活靶子”不可少，有“娱乐性”，要不怎么“运动”？其实谁也没真把他当“阶级敌人”，运动过了再“落实政策”呗。最近，“打工皇帝”唐骏“造假”之事沸沸扬扬，也不乏为其辩护者，称文凭虽假，本事不假，其实唐骏之才正在于能变“当不上”为“当得上”，而多数人只知在“当得了”上下功夫。
报到未几，我和王展都进了厂文艺宣传队，他是清华文艺社团的，会说快板，我们排了个“三句半”，其台词按当时文风，歌颂和批判交叉，反映“两个司令部”斗争，没想到这种套路却深藏危机，那天给全厂表演，我说前一句，王展接后句，阴差阳错他把词序记反了，也没细听我说的什么，把“批判”和“拥护”倒了个位，成了句“反动口号”。“许大马棒”在下面坐着呢。
会后，文艺队马上开会，人人表态，大家都说“虽然是口误，后果很严重，要认真斗私批修，下回注意”，没人给他上纲上线。最后，王展从宣传队除名，回车间劳动，算躲过一劫。
我同车间一位年轻工程师没这么幸运，毛主席生日那天，人人要“献红心”，“狠斗私字一闪念”。他为表虔诚，主动“挖”了件事出来，那时的风气是挖得越痛越革命，“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有天他在家切猪肉，随手拿张报纸作垫，切完肉报纸也碎了才发现内面有毛主席像，很害怕，悄然处理了，今日交代出来，向主席请罪。结果他进了黑帮劳改队。
回想这两件事，反映当时政治逻辑之吊诡，王展逃过一劫，未必是许某人通情达理，而是事发全厂大会上，上纲高了，组织开会的许某也要负“领导责任”，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第二件事纯属个人行为，虽自己交代了，可谁敢表态说“损毁主席像”可以原谅呢？
工厂投产前，每天除了开会学习，就是上山开荒，修筑河堤，架桥铺路。冬天上“三台山”开荒，有百多米高，把野草灌木翻起烧掉，较辛苦的是挖树根，很费力。上海来的女学生比较娇气，爬到山上已“内牛满面”，看着她们的惨样，有谁吟起主席诗词“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山上的干粮和水都由“黑帮队”背上来，他们至少要走二个来回。中午，把烧饼放在草木的余烬上烤热，拍拍灰，就是一餐，当时二两的糖火烧可吃五六个。开了荒种上许多西葫芦，以至于食堂天天吃西葫芦片，西葫芦块……我至今都讨厌西葫芦，那几年把一辈子的都吃够了。我还编过一个舞蹈，“丰收舞”，收摘西葫芦，一群女工背个小背篓唱“瓜儿里个大，瓜儿里个大”，因为是“原创”，宝鸡市工会组织各厂汇演时曾选去汇演。
修堤架桥劳动强度最大，挥大锤，打钢钎，搬石头，有一回收工总结时领队的师傅被“老九”们的苦干精神感动了，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为你们背诵一段毛主席诗词，表达此时感想：‘江山如此多桥，引无数英雄折断腰，惜秦皇汉武……俱往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一脸严肃，无丝毫调侃之意，确是由衷而发，切身体会，“学用结合”，大伙友善一笑，减了一半疲劳。
工厂投产后，倒班当工人，大夜班最难熬，三更时分眼皮沉重如铅，到凌晨下班，还需坚持一小时“天天读”，一班二十来人坐在那里前合后仰打起盹来，班长老段是当过志愿军的老工人，看到众人皆醉，唯他独醒，不由心急，为唤醒民众，突然如雷贯耳，吼出一句口号：“刘少奇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刹那间十几双闭着的眼睛都张大了，“阶级斗争的弦”都没松，打盹都“睁着一只眼”呢。老段顿时面如土色，喃喃自语：“喊错了，困糊涂了。”这可是严重“反动口号”事件，幸而这班人都存善念，段班长为人厚道，没人揪他，做了几次“触及灵魂”的检查就算过关了。从此，“天天读”堂而皇之“天天睡”，并由一小时缩水到半小时，或只念上几句话……
运动到后来，显出疲劳症来，越来越疲塌，若非出于人人自危的恐惧，没人再愿玩下去。常想起儿时玩的斗蟋蟀，斗蚂蚁，抓几十只大黑蚂蚁，拨掉触须就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一一对上就互相咬斗起来，排成一字长蛇阵，二军对垒，也很壮观。从天上俯视，芸芸众生，皆是蝼蚁。
亦歌亦舞，快乐革命
文革当年，各单位最求贤若渴的人才，是能歌善舞者，每有发现就网罗到“文艺宣传队”里去，各单位都把文艺队当件大事来抓。这是那时的“面子工程”。
我在大学从未参加过“文艺社团”，后来跳“忠字舞”才把幼儿园时的“童子功”挖了出来，似乎有点“细胞”。我父亲年轻时是京剧“票友”，还粉墨登场过，耳濡目染，受他熏陶，哼几句京戏虽不算字正腔圆，却还有点味儿，不会唱成“京歌”。进厂不久就被收进了文艺队，一是宣传革命思想，二是活跃文化生活，在山沟沟里文化生活太贫乏。不但给自己单位演，还要到县里和周边工厂巡回演出。在凤县的前五年，每年总有一半时间脱产在文艺队里度过。当时管工会的大张行事风格“野蛮”泼辣，敢于花钱，礼堂的舞台够专业水平，服装乐器都选好的买，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在西安花四五百买了把“虎皮”小提琴，音色特亮，这把琴我玩了好几年。
队长是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复员的，能编会导，从不讲阶级斗争，有各校的大学生，中专生，还招收不少插队知青，有人有钱，事成一半。
在文艺队有现实的好处，成天唱唱跳跳，嘻嘻哈哈，“阶级斗争”气氛淡化，避开许多磨人的“批斗会”“讨论会”，也少了辛苦的劳动，四处周游，各地演出，受人厚待，所谓不得用世，何妨玩世。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心也并非都冰冷如铁，一样需要“柔情似水”，像“抬头望见北斗星”“南飞的大雁”那类歌曲，都是在革命的外衣下，用柔情抚慰心灵。宝鸡市文化宫曾从各单位抽人组成工人文艺演出队，请省歌舞团的老师辅导，排出一台节目，在宝鸡，武功，普集镇一线巡回演出，那些歌舞无不赏心悦目，抒情动听。
我们曾演过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第一场，吴清华由北京体院体操系的一位女生演，能把“倒踢紫金冠”之类高难动作做得有模有样。我“客串”团丁，打灯笼追捕吴清华。有一难点是要把吴清华托起走下台来，专业演员一个人托举女角似乎不费力，可咱是“山寨”的，两个人托，另一位是体院足球系的，举托时三人要配合好，才能动作完美。吴清华起跳后仰，俩团丁趁势垂直挺直手臂，托住她后腰，让重心落在手臂“法线”方向，就托稳了，从容走下台。可有时没配合好托偏了，就会往下溜，在台上就是大“纰漏”。有一回真往下滑了，只好在她掉下来之前拼命往后台跑，好不容易坚持到幕后，她像真被扔进牢里一般，几乎摔个嘴啃泥，毕竟学体育的，能吃苦，说没事，继续演。
山寨文艺队出纰漏是常事，有一回汇演，有个报幕的上台，朗朗有声“天大不如地大，爹亲不如娘亲！”台下哄然大笑，她自浑然不觉。宝鸡有个大厂演全本“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没配合好，本应把跳起来水平展身的“小土匪”抓住停顿几秒，却没抓住，小土匪摔得趴在台上，抬了下去……
随着文艺宣传队四处演出，走遍周边的县城和单位，汽车在深山穷谷，绝壑断崖间翻山越岭，路上九曲十八弯，拐错一个就可能粉身碎骨，特别是演出归来，深更半夜，一侧是削壁，一侧是深渊，常使人心惊肉跳。有位卫校来的小姑娘，感情特别稚嫩，每演有忆苦的戏就真哭，哭得几乎演不下去，在山道上颠簸时她反而没危机感，还抒情一番：“山山水水有河流”，逗得大家都乐了。
珍宝岛中苏交火，形势紧张，全国战备，各单位都搞“拉练”，组织员工背上行李行军多日，徒步数百里。那年春天，我们文艺队背着乐器，服装，深入秦岭，拉练一周。沿嘉陵江往北，到黄牛铺，拐进嘉陵江支流，进入深山。翻山越岭，昼行夜宿，有次夜间急行军在山林里穿行，一根带刺的树枝扎在脸上，挂着它跑了几里山路才拨出来。二千年前刘邦“暗渡陈仓”，孔明“六出岐山”都曾在这一带出没。走到一处“唐藏”小镇，是“西游记”里唐僧曾经路过的，近有“通天河”，平日只是条安静清澈的河流，水清见底，有一处宽阔的沙滩，说是唐僧晒经书的，任凭展开想象的翅膀，有这些传说，山水顽石就不寂寞了。
“长恨春归无处觅，不知转入此山来。”秦岭的春天稍迟一些，但非常美。山青水碧，远处几簇桃花开成一团红云，点缀在青山间，春雨过后，一缕缕白云淡淡的抹在半山腰上，像围了条玉带，几户农舍，稀稀落落，炊烟袅袅，都是足以入画的景色。只是当时消磨青春，虚度年华，淡了审美的心境。
一百多年前美国人梭罗独自一人带把斧子来到瓦尔登湖边，自建林中小屋，过着最简单自然的生活，一住二年多，写下传世之作“瓦尔登湖”，完成对近代“物质主义”的反思。中国自古也不乏山林隐士，高山流水，洁身自好。我常想为什么当年在山沟里就少有这种心境呢？答案是二个字：自由。梭罗，陶渊明他们归隐山林，但不失离开的自由，来去都是自愿的，自由的，心境是自在的，而我们当年却没有离开的自由，心境是禁锢的。根本的差别在此。
我们到小山村为老乡演出，山民都热情助阵，那里人稀山深，近亲通婚很多，侏儒呆傻的比例明显高于山外，有个村子，二十来人看演出，竟一左一右蹲着两个傻儿。当地农民把县城称为“小上海”，有位老农很自豪的告诉我们，他去过“小上海”，看见过火车，这是他“见过世面”的得意经历，透着真挚的“幸福感”。
秦岭山区的百姓似乎二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他们的历史惯性之中，“秦时明月汉时关”，生活状态与二千年前不会相差太远，依然是静止封闭的自然经济，农民偶尔去集市换点小钱，买点盐巴工具而已。我们这些外来的三线建设者打破了他们的宁静，开了他们的眼界，带来了购买力。夏天，外来的女职工穿起花短裙去赶集，都会引起当地百姓的好奇，竟有这种“有伤风化”的着装！没多久便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文化的侵入就像蔓生的野草，不知不觉，浸染蚕食。
随着周围山里“保密”单位的增加，县里的集市也愈加热闹，山里的老乡背着背篓，带上鸡蛋，核桃，苹果，蔬菜来换些现钱，那时鸡蛋一元钱十二个，大一点的十个，一只鸡二元上下。有一次几个“老九”买只鸡会餐，被军代表看见，说“贫下中农养大只鸡至少一年半载，你们一顿就吃了，什么阶级感情？”他可能不明白，农民一年辛苦下来，可能还分不到卖这只鸡的钱。我的女友在山西插队，一年的“分红”不够寄二封信，有一年好一点，上了“元”，倾囊花五元钱买了一听“大中华”送我，告说“少抽烟，抽好烟”。这烟太沉重，从此干脆戒了，至今没有再抽。
离县城不远有个“无底洞”，传说与“西游记”有关。曾去探幽，拾级而上，果有一洞，还有文人墨客题壁，但洞口已用石砖封死，无法一窥内中乾坤，旁边有家农户，信步走入，农妇在屋外也不管我们，进得黑黑的土屋，除了炕上摊条旧得发黑的棉被，没有任何可称为“财物”的东西，“家徒四壁”原来如此，难怪农妇任由我们出入，不用担心会丢失什么。
秋池夜雨，漫话风情
在凤县的日子，最难忍的是寂寞，打牌，下棋，拉琴，看书都无法排遣的寂寞。单身宿舍里人人有只煤油炉，多数是自己用铁皮敲出来的，省钱，更是排解寂寞。周日去街上赶集，买菜回来，几人凑成一桌，饱餐一顿，解馋更解寂寞。寂寞会窒息生命，当今社会很多老人，并非死于贫病，而是死于寂寞。人老了一定要会排遣寂寞。
一年一次回家探亲，至少五六人相送，既能分享些回家的快乐，更是要保证走的人能上车。人的立场随处境而变，在乘车这件事上最为明显，没上车的和上了车的完全两个态度，所以有时送人还得带上撬棍，锄把，碰上不开门的只好“动武”。回来时接的人也多，大包小包，香肠糖果，挂面奶粉，足以维持大半年。
我们厂虽地处山沟，还算靠近县城，山沟也宽畅，有些“密级”高的单位窝在深山沟里，抬头“仰望星空”，天就那么一点，四周的山像压下来似的逼人，真如井底之蛙。
山沟有山沟的美，有时上完小夜班，从厂区走回宿舍，四五里路，万籁无声，天上一轮明月如洗，空气清凉，边走边想，心上的人儿要在此多好！如此良宵岂能独享？空负了满山清光，无边风月。
成都电讯毕业的李君与我同住一栋楼，我俩的女朋友都是远方的知青，有共同话题，常常一起感叹相思之苦，把些甜蜜回忆一起品咂，作精神会餐。那时一年间只能与女友相处十多天，半个月的相聚像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要品尝一年，我们就分享那点甜蜜，寂寞像一个个吐出来的烟圈，升腾，扩散，化开。
李君在动力车间看水泵，在河边水泵房上班，四周百米之内没有任何建筑和行人，工作简单，环境单调，长此以往，不成大智高僧，便会成个痴汉。我在车间操作一座六层高的“精馏塔”，要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跑上跑下还有事可忙。有时停工待料，就溜去河边陪李君神侃一番，碰上秋雨淅沥，山洪滔滔的时节，能享受“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意境。
终于，李君的成都知青女友还是与他一拍两散了，不想进山沟。新的不来，旧的不去，感情上的事，尤其如此，他在老家找了个对象，很快就结婚了。蜜月回来，他一见我就说要好好谢我，帮了他大忙。我一脸迷茫，问作何解？原来他洞房花烛夜，与新婚妻子行敦伦之礼，求鱼水之欢，入港之后却“静如处子”，雌伏不动，两人相拥良久，全无感觉，索然无味，几乎双双睡去，共入梦乡。彷徨之际，突然想起我给他侃过一则典故，说康德到老年还是童男子，他学生认为老师如此有学问，竟未经男女之事，终是遗憾，就找了个妓女，陪老师共度春宵。第二天，请老师谈谈体会，康德说：“不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机械运动”。正是这“机械运动”使李君顿悟，立马“动若脱兔”，终于得趣，渐入佳境……
行文到此，晒老友隐私，涉“黄段子”，并无亵渎之意，只是感慨我们这代人当年单纯无邪到何等程度，今日说来，不可思议。反看今天，人心不古，世风大变，且不说演艺界“艳照门”“色情光碟”之类，闻有某高中学生与同校女生相恋，其父发现后劝他到大学后再谈不迟，他回应说“等到大学还能有几个是处女？”这位父亲立时无言，被噎了回去。相比之下，我们一代老实自守得过分，许多人虽也生儿育女，在性事上却有“生活”而无“文化”，糊涂浑噩大半世，有着山里老农的“幸福感”，及醒悟，“流水落花春去也”，回不去了。
很难说这种两个极端的状态哪个更好些，就像一个钟摆的两极，处于极点时，似乎停滞了，求变的势能却极大，回摆到中点时，势能消了，但速度极大，又往另一极冲去，也许对社会而言还是要有些“阻尼”，可以消解这种摆动。社会需要“保守派”，才能平稳些。
“黄段子”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笑话不乏黄段子，“红楼梦”里薛蟠作的酒令，可算得上“很黄，很下流”，外国名著“十日谈”汇黄段子之大全，是一伙人躲瘟疫，在无聊寂寞中说来解闷的。在那生活单调寂寞的年月，何以解愁？虽非“唯有”，却常少不了黄段子。按弗洛依德的说法，性张力没处释放，就会转化为文学上的创造力，对多数凡夫俗子来说，往往就创作黄段子，毕竟“食，色，性也”是最自然的。我车间有位农村来的复员兵，是讲黄段子的高手，在繁重的劳动中，他滔滔不绝，信手拈来，倒能给人提神解乏。后来，走火入魔，“黄毒”攻心，竟化为行动，诱奸了附近的插队女知青，踩上政策“地雷”，进了大牢。
那时虽然天天讲“阶级斗争”，严肃有余，可“性骚扰”照常不止，一次在河滩上喷沙除锈，有个管理员对在河边筛沙子的“家属工”言语挑逗，却被娘儿们群起扒了裤子，糊上泥巴，狼狈而逃。这种生态很原始，虽粗野，却不失巾帼之气。
县城还出过一件奇案，冒出个“采花大盗”，出没于深更半夜，钻进居民家里，黑灯瞎火奸污妇女，搞得人心惶惶，后来公安在多处撒上草木灰，取得蛛丝马迹，才告破案，竟然是我厂一个司机。红楼梦里的焦大骂主子家“爬灰”，被塞了一嘴马粪，“爬灰”者污膝，隐射“污媳”，应是用这个思路破的案。
山川依旧，奈何摩登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走进了另一个时代，毛主席也已长眠多年，散落于深山里的那些三线单位以地震，洪水等各种理由，纷纷外迁走了，重返广阔天地。实践证明，工厂进山是事倍功半的事，财力物力人力都浪费太大。开山劈路喧嚣了二十年的秦岭山村又回归千年的宁静，山谷里“长”出了一些水泥房子而已。
“时光如浅溪汩汩流逝，却把永恒留了下来。”
那个情窦已开的小小山城还能重归寂寞吗？
前两年，听说凤县已成为“三国主题，旅游热点”，西安专门开设了到凤县的旅游专列。从网上查得，当地政府斥资数亿，把县城四周的山上全装饰了LED灯光，晚上看去满山星光灿烂，更有一只LED的人造月亮，夜夜有明月高挂山顶，用的都是太阳能。又拦起嘉陵江水，成一人工湖，修成“水韵江南”，设有亚洲最高的一百八十米喷泉。一批当地居民“由汉归羌”，天天表演羌舞，恢复“羌人故里”，为曹操的暴行落实政策，好不热闹，不亦乐乎。
身处外面浮华喧嚣的都市生活里，身心疲惫，有时会怀念起那山里小城，这个有苦有乐，消磨了十年青春的地方。也曾动过哪时得闲，旧地重游的念头。“牡丹亭”里杜丽娘唱道：“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在我心中的凤县，就是那个天然清纯，“三春好处无人见”的乡村美女，是在村边溪头浣纱的西施姑娘，不是整了容，涂脂抹粉，珠光宝气，千人一面摩登小姐，也非训练有素的情色女谍。
上海人爱拿“腔调”说事，每个地方都有其特别的“腔调”，说雅些就是气质，山川不同，民风有别。要真懂一个地方的腔调，最好是听它的地方戏，要懂一个地方的地方戏最好是在那里住几年，才能感悟出其内涵来。陕西秦岭的腔调就是秦腔，以前对“锣越破越好，嗓子越哑越妙”的秦腔总是欣赏不了，如人所言怕震塌了戏台，吓坏了听众。江南人听惯的是丝竹之声，妙龄女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在秦岭生活些年后，终于听出了另一种味道，“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的那种悲凉豪放之情，只有秦川的山山水水才能生出来。陕西农村很多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秦腔剧团，会唱戏的农民“票友”不少。我们工厂有几位关中农村的复员兵，每常在夏日黄昏，蹲在宿舍楼前的山坡上，放开嗓门“吼”几声秦腔过把瘾。高树晚蝉，空谷泛音，足以壮人豪情，动人心魄，叹咏人世，悲而不馁，时而深沉哀婉，时而慷慨激昂，那是默默的兵马俑们曾经的咏叹调，是秦岭渭水千年的倾诉，那远古的声音能钻进人的灵魂，说半天“灵魂深处闹革命”不抵那一声吼。此后的人生，每听到秦腔就会想起秦岭山水，想起“搅团”“油泼辣子”“羊肉泡馍”和那比裤腰带宽的面条……
世间有些美是要到一定年纪才能欣赏的，比如京剧四大名旦，原来觉得“梅派”最好，可到了岁数后，发现“程派”更美，那低沉压抑的嗓音自有种岁月的苍凉。难怪中国古典山水画里的人物多数是青松古柏下的老者。
当年带着“原罪感”到山里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感情，几十年后反思掂量，最是久远绵长的改变竟在认识，接受和欣赏了秦腔，这个中国戏曲最古老的鼻祖，真是始料不及的。
2010年7月
（续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