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诠释：标题的“万水千山”是半个世纪前，和同命相怜的“两地关系”们一起自嘲时用的词，源于话剧之名，是为众多夫妻两地分居的写照。“十七年”则是两地分居的历时，我后来的外国同事不能理解，双目圆睁，说：“This is our whole life！”（这是我们的整个生命）。是的，我们的黄金时代、青春就是这样逝去的，无从立业与成家，哪里会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非分之想？
曾写过的大学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现在写高校任教的十七年岁月，其中至少有五年停课闹革命，困难时期三年，其余时间浪费于盲目的专业设置和变动，上马下马“领导”说了算。回忆原本存于自己的脑海，却写了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钱大师留下了“之问”。拙见以为，大师是留洋的，不了解国情，所以临行前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之问”若出于我们之口，则有明知故问之嫌。
将连载的是个人经历，从个人视角观察，以个人觉悟判断，不过，总算得是历史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吧！海洋是滴水汇成的。
走马上任
从BH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CD学院任教。该校通知我留京待命，说是就算我已报到，但未予履行任何手续。
一等就是三个月，同学们纷纷上岗报效祖国，唯我赋闲家中，无奈和郁闷如冷水一般泼向满腔热情。每天跑到CD的“驻京联络站”催问，高个子微驼背的Z某说他代表校方。在我看来，他应该就是该校的“组织”了。不料“组织”态度生硬、出言欠雅，谈吐举止与我心目中的大学范儿大相径庭，令我失望。本来气就不顺，面对此人，顿生无名之火。催了几次，我就直截了当地顶撞了：“国家不是需要人吗？你们迟迟不安排工作，说明不需要，那就让我到需要人的地方去！”Z某反而平和下来：“你这个同志年轻气盛，这样下去会犯错误的。”我急于工作，犯什么错误！有理说理。
毕业离校后，住在家里，不能及时走上岗工作，终日闷闷不乐。日后方知，今生此后再也没有守在父母膝下的宝贵时光，彼时未能珍惜，未能快乐地享受天伦，追悔莫及。
联络站Z某叫我耐心等待，我充耳不闻，坚持每天到联络站催促，指责校方工作拖拉，没上任就得罪了“组织”。心情使然，不免语无遮拦，但急于报效祖国，我理直气壮无所畏惧。
每天下午，我到附近钓鱼台小山包上的树林里跑步、运动，郁郁葱葱的密林助我忘却烦恼，从绿枝缝隙洒下的阳光引我企盼光明。多些外出，更是为了不让父母察觉我的焦虑和郁闷。
三个月后的一天，总算盼到了不错的结果，通知我留在BH校内，师从苏联专家，进修保密级别更高的新专业。这三个月，校方不开工资，我没有意见，反觉得理所当然，干了工作都不计报酬，没干工作就更不该拿国家的钱了。总支书记似很开恩地说：“不管怎么说，从明年起给你开工资吧”。他是在说我还没工作，组织就发饷，提示我应该感恩。他把推迟报到的责任归咎于我，使我逆反，我及时报到又迫切要求工作，是校方拖延不予手续，我已自觉放弃索要工资，为什么还要感恩呢？当时忍住了，一心只想赶快工作。
回家一说，爸爸发现了问题。书记说“明年”开始发工资，而我是“今年”毕业的。爸嘱咐我说清楚，否则等于默认晚一年毕业，以后会有麻烦。我很怵，但是爸爸饱经沧桑阅历丰富，得听爸的。
我跟书记说，不在乎工资少发，但报到时间应算我第一次去联络站的那天。书记显然认为我在计较个人得失，不屑地让步：“好好，我跟财务说说，看今年年底能不能给你开工资”，倒好像他很大方，不跟我纠缠。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按我报到时间，他们整整少发给我三个月的工资。国家规定从报到之日发放工资，怎能由一个总支书记信口胡说啊！？当时不懂，非但毫不怪罪“组织”，还不好意思开口，不得已开口之后，还自责个人主义。
此后，我有过一段空前自由的美好时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没有必须依靠的“组织”和不得不联系的“群众”。
珍贵的两年
来了一大批苏联专家，良莠不齐。讲授《MCL》的K教授既有学问又有风度，我受益匪浅；其夫人热情友好，会说几句英语，容易交流；他们的小儿子人见人爱。讲授《MSL》的H讲师神态滑稽，讲课尚称清楚；其夫人文化程度显然不及K夫人，很少交流；其幼女像爸爸，也有点滑稽。这两位专家定期与我们讨论问题，还具体指导了设计，接触最多。最年轻的教授L主讲《FM》，印象中，他是最棒的苏联专家，听他讲学很享受。老专家N教授平易近人，我旁听过他讲的概论课，是个不错的学者。也有不敢恭维的，曾来过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据说是个助教，样子更像工人，讲授《N》课，不时瞠目结舌，曾由中国教师走上讲台解围，而他仍被尊为苏联专家。
这段时间还是宝贵的，学了多门数学课程，终生受益。最愉快的是朝朝暮暮独来独往，不受别人或组织的管束。
好景不长，CD学院派来大批进修人员，我必须融入这个队伍，不得不告别“独立自由”。
他们中少数人先于我参加工作，但不懂专业。多数人则是提前毕业的大三学生，称之为“青苗”。我脑中闪念：拔苗助长啊？有人说，我之所以有这个进修机会，是因为原来派的党员教师被补划了右派，不能接触保密专业。若非如此，也许我就不会被分配到该校了。
青苗们听本科生的课，老一些的教师和我一样，跟苏联专家学习，他们都很用功。我是唯一有专业基础的，深感责任重大，只要他们需要，我都毫无保留伸出援手。我心怀良好愿望，可总感到隔阂与不被信任，这绝非神经过敏。教师中的党员虽业务不济，却是这个集体的“核心”。青苗被钦定为“新生力量”，摆出生来就是革命动力的架势——唯一的革命对象好像就剩下我了。
尽管如此，毕竟暂时不离父母膝下，离开双亲后，恍悟如此幸福时光一去不返——这段时光是今生最为珍贵的两年。
新的“组织”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被要求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新单位的组织远不如上学时的正规，没有人关心我。1949年以来，我虽已习惯于依靠组织，但没有组织盯着，倒也自由自在。
没过多久，“组织”就来关心我了。虽说喜欢自由，得到组织主动关心，毕竟说明是被信任的。“组织”是个年长的党员，家有妻儿，我乐于接受这个“组织”，坦诚表达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组织”并不关心我的政治要求和业务抱负，而是想帮人牵红线，谈话内容不外某甲很好，某乙也不错。我表示自己刚参加工作，不考虑个人问题，一口回绝“组织”的关怀。另一身为负责人的“组织”听说BH学院骨干教师ML与我接近，怕我将来被挖走，干脆明示：结交其他地区异性朋友就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需要之上。我与ML较多讨论学术问题，并没想过进一步发展什么关系，但是，经“组织”提醒，我倒不自主地对比着ML与“组织”推荐的某甲某乙，心中的天平自然倾向了ML一边，接触反而多了。我不考虑个人问题的声明让“组织”很生气，毫不掩饰对我的反感。从此大会小会领导必不点名批评“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号召和鼓励年轻教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找对象。我理解领导想稳定师资队伍，但其提法未免庸俗，以致此后漫长的十七年，我始终反感这所学校，与“组织”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大约一年以后，ML提出与我“肯定关系”，我一向喜欢自然交往，不刻意寻求解决个人问题，听着别扭，所以没有答复。接着，他的“组织”ZK找我谈话，说ML是认真的，问我到底什么态度。当时的概念里，天下组织是一家，而且这个具体的“组织”是我同系同学，好人。一直被批判个人主义严重的我，申明我得遵守新“组织”宣布的“原则”，不能不以国家需要为重。ZK笑了，告诉我这不矛盾，只需安心工作，其他问题组织会妥善处理，让我正式向新校组织汇报我和ML的关系。新的“组织”容不得我这么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负责人Q以威胁的口吻挤出了四个字：“后果自负”。
惜别双亲
“解放”以后，我和当时多数青年一样，逐渐要求“进步”，加之课外活动的吸引，读书时，我不怎么恋家，即使放了假，也不时往学校跑。甚至除夕夜，都不顾母亲的期盼，不知珍惜天伦之乐，一味热衷于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离别父母之际，方知心底的依恋。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进修生活随之结束。面临离家，心中茫然，无比珍惜在父母膝下的岁月，可我不得不去那遥远的地方，谁能帮我留下来？我陷入无限的惆怅。梦里，被分配到近了一半的WH大学——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个大学。
盛夏的一天，我被迫惜别双亲，随CD学院人员奔赴遥远的他乡。爸爸送我上火车站，妈妈更想送我，无奈出行不便，只能在楼上临窗目送。我一步一回头向妈妈告别，妈妈依依不舍招手示意，因为身边有刚强的爸爸，我的热泪才未夺眶，而流入心田，母亲慈爱的面容镌刻我心。转弯处，视线将断，我知道妈妈一定不离开窗口，我不想转弯，一旦转过，就真将阔别妈妈。爸爸催我快走，说离开家是好事，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荡。
到了北京站，找到新校同事，爸爸就果断离去。爸一走，我就彻底离家了，爸爸难道不知道我多么想尽可能和他多呆一会儿？一定是特别信任我，或许担心火车启动瞬间我会落泪，不愿让同事笑我软弱。我托同事照看行李，送爸爸出站，真想跟爸一起回家算了——哪儿敢呢！爸怕我掉队催我快回，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目送着，想留住爸爸。
我知道妈妈会想我，但没想过她会怎么想。第一次重逢时妈妈说，我走后，家中剩她一人，觉得我用过的什么都是念想，弃置的东西也舍不得扔掉，包括我涂碘酒的棉签。纯朴的话语传递着母爱，本应暖流涌动，却是悲凉袭来，我对不起妈妈，又没有办法从此对得起她，我不得不服从“国家需要”，而“国家”似乎就需要我远离亲人。
ML没有送我，好像肯定了“关系”心就定了，他以工作为重，没有为此请假。我也没有让他送行的要求，那时只在电影里偶尔见到恋爱双方依依惜别的场景，现实生活里不宜，那，叫做小资。
二
C市初瞥
列车翻山越岭，载着我的惆怅，咣当了几乎两天两夜，方到C市。刚下过雨，天色阴霾，道路泥泞，无尽的乡愁挥之不去。
领队雇了几辆三轮车，车夫只肯拉到城乡交界，通往学校的那条路没法走车。领队答应了，下车后怎么走，我无从想起。
一路边走边看，路边的梧桐、蓉树，低矮的古老民宅，一派僻静。经过算是繁华的街市时，透过雾蒙蒙的空气，依稀可见各式店铺——这是仔细辨识方能得出的判断。店铺只有门脸，没有橱窗，一摞摞不足一尺宽的木板竖在墙边，后来知道，打烊时把它们插入门框上梁和门槛的槽中，外人无法进入。店铺的样式，色调，摊位的陈列，人们包头缠腰的打扮以致气度，样样古老，都像是《水浒》里描述的，我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宋朝。
到了城边，车夫不再前行。停车地点显然不妥，下车时，我一脚踩下去，半截小腿陷进了泥沼，幸亏另一条腿还在车上，赶紧往出拔腿。这地方的淤泥粘稠之极，使足力气，只抽出了脚，没有鞋带的北京“懒鞋”留在了泥沼之中。这事儿给我增添了莫名的窝囊与扫兴，随之更加厌烦这座城市。
学校有人拉来“架架车”，比北京的“排子车”窄而长，几人把行李放了上去。据介绍，帮我们运行李的是教研组的团支部书记、青苗Y，身体不壮实，肯定也不经常拉车，我不得不担心泥泞路上翻车，行李落入泥沼就不可收拾了。但事实教育了我，当地人的劳动能力极强，车拉的很稳当，行李安然无恙。损失仍是难免的，徒步走了数百米无可选择的泥路，脚下的北京“懒鞋”算是毁了，我很心疼，那鞋是爸妈新给我买的，又添了一层对不起他们的懊悔。
新校印象
宿舍很简陋，门窗的木框形状欠规整，木质很粗糙。显然中空的墙壁里，不时奔跑着老鼠。两张双层床，供四人居住。厕所脏的下不去脚，盥洗室满地泥泞，没有洗澡条件。我濒临崩溃，却不敢流露，违心地想着“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情绪低落，又带着旅途的疲惫和一路尘埃，没有洗澡条件，不记得当晚是怎么胡乱睡下的。
室友FB守家在地，逢周末，必回家，这使宿舍不那么拥挤，此人已婚，爱人在遥远的H市。室友小L在京时已熟识，人好，可交。还有一人，不记得了。FB和小L同我一样，都属于“两地关系”，不过我与小L都还未婚。
这所大学也是院系调整时由多所名校相关专业合并而成，与所有新建学院一样，抛弃中国老校传统，一边倒学苏联，以致我始终感受不到传统大学的风范。校园杂乱无章，校门与教工食堂隔马路相望，主楼前空地上有个花坛，主楼后是图书馆，再后面是学生宿舍区。主楼一侧是操场，另一侧小空场的尽头是附属工厂。教工宿舍楼坐落在教工食堂后面。我只能说前后，那地方几乎不出太阳，无从辨认东西南北。所有的楼都刚建好或在建中，却完全不像新校舍，边建边拆。最不可思议的是，校园里随处可见鸡鸭猫狗，甚至不时有牛马之类的大型牲畜，与其说是校园，不如说是农场。说是农场亦属抬举，哪里有农场的清新空气？环境卫生差到极点，遍地动物粪便也就罢了，最不能容忍的是高级动物随地吐痰。此时我深知不能再奢望儿时憧憬过的高雅大学，与这里相比，北京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令人羡慕的天堂。总之，我对这个新环境全无好感，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好忘掉周围令人生厌的一切。
下马威
到校的次日，总支C书记召见，劈头盖脸训斥道：“你别想调回北京，你的那个关系叫什么名字？我们调他过来！”我不言语，绝不告诉他“那个关系”的名字，最好他永远不知道。这不过是幼稚的下意识自我防卫，“组织”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关系”的名字呢？“解放”了的中国，个人的什么能瞒过组织？
书记命令我站在“新生力量”一边，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几近训斥的口气和生硬态度似雪上加霜，给予举目无亲的我一个下马威，今后的日子必不好过。（时过境迁，我才意识到：我非党员，前来教书，书记凭什么召见？当时则毫不质疑，党领导一切嘛。）
所谓新生力量，是校方选拔提前毕业的一批学生；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来自外校，毕业稍早一些的教师，尤其是业务较好，个性较强的。有些“新生力量”在“组织”的恩宠下盛气凌人，专革别人的命，眼睛盯着年长教师，经常向“组织”进谗言。而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倒是为人正直，钻研业务、勤于教学的，“组织”为什么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说他们离心离德？后来，我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后者一边，随之也从被争取的对象转化成被改造的对象，学生时期短暂拥有的“积极分子”称号与我渐行渐远。我逐渐恍悟，“新生力量”就是眼线，无偿地替领导监视，时机一到，被监视的目标必成为批判对象。党领导的运动接二连三，这样的时机随时都会到来。
得到如此下马威，我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
教书生涯之初
说是工作需要，却一直不安排工作，是在考验我的主观能动性？教研组只有一间房子和几套办公桌椅，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图书。我将讲授高年级的课程，而学生刚上到三年级。工作需要？
领导安排我备课一年多以后才开课，这是“急需”吗？这里仅有的资料就是一本油印的苏联专家讲稿，拿什么备课？准备理工专业的课程，资料和仪器设备是必须的。我真觉得不如让我回北京，但这是万万不可提出的，“组织”早就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我只得抱着那本粗糙的油印讲义开始备课。听苏联专家讲课时，翻译水平所致，谈不上掌握，仔细推敲起来，疑问相当多，讲义的每一页都被我画满了问号。我一遍遍地翻阅专家讲稿，查阅可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没有懂专业的人能参加讨论，只能独自思考，反躬自问。我一丝不苟地钻研，不轻易相信自己，“多想出智慧”嘛。
解决一个问题，去掉一个问号。去掉最后一个问号时，有一种空前的成就感。我如释重负地笑了，笑得十分轻松，简直一扫恶劣处境的阴霾。我不仅掌握苏联专家讲课的内容，且洞察其不足之处，开始按自己的思路写中国人自己的讲稿。我充满信心，以致盼望早日走上讲台展示自我。我迟早是要调离的，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在调离之前，全力以赴建设好这里的专业。
无原则的换人
突然传来好消息：各有关院校将在北京统编教材，上级令我准备材料，届时参加编写。我的讲稿已初具轮廓，迫切希望向全国兄弟院校同行阐明我的学术观点和编写思路，如能说服他们采纳，我国的这门新课，可望有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教材。我将一改理工课本枯燥乏味的写法，力求赋予其“故事性”，来龙去脉引人入胜，所以我十分期待编写教材的机会。能重归故里，我喜出望外。
出发日期将至，我早已万事具备。领导索要我精心准备的书稿和编写意见，说保密专业的资料必须统一管理，专人携带。交出后，一身轻松，就到膳食科兑换全国粮票去了。
刚踏上膳食科高高窗口下的木台，系付主任ZZ就从背后叫住了我，说临时决定换人。问及原因，只说需要我留下来备课，我说课已备好，并表示自己对于编写教材有很多设想。可是，“组织”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改的，而变化之快让我充满受骗了的感觉。而且不解他们竟会以为有了我交出的材料，就谁都能去当编者。
“组织”换派了青苗女党员LC，她完全不懂有关业务，怎能胜任编写教材的工作？！我只得顾全大局耐心帮助她，但她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意图，后来在编写中完全是滥竽充数，兄弟院校甚为不满。这件事使我不能不质疑“党领导一切”，不明白为什么派她去，不理解她怎么就敢去，我为将要问世的教材深深担忧。
各院校聚集到北京的编写人一致认为时间紧迫，商定编写教材的原则是“剪刀加浆糊”。时间真的紧迫吗？苏联专家已撤走一年，中国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博揽资料，博采各国之长。可惜他们没有，大家都在英明领导下，依旧妄自菲薄，跟在翻了脸的老大哥后面亦步亦趋，甚至都没有彻底理解苏联专家的讲稿。我努力做了，但精心准备的资料无人问津，派去的人表达不了我的思想，我准备的资料根本没有交给编审组。我也不可能违反保密纪律，直接投稿给出版社，那属于政治错误。再说，包括母校人员在内的编审组胸无大志，又不愿在书中注入我的心血，他们不会理解我的抱负。我是想尽一份力使中国的教材达到应有且可能具备的水准，别无他求，须知，那时出书，作者既不署名，也无稿费。
他们所谓的“剪刀加浆糊”，就是颠倒了苏联专家讲稿的次序后，再凑到一起。教材出版后，我遗憾不已。党一贯宣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主观努力，任何人都不会被埋没”论调，这时在我心中彻底颠覆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智被扼杀，未能发挥作用，而是觉得我国高校教材不应如此拙劣，不是没有可能编好，而是统一领导阻碍了编好。我隐约地想，这，岂不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应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吧？
我的设想只能传授给我将要教授的、为数有限的学生，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成功的。
打响第一炮
终于盼来了毕业班的学生，这第一班学生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个别人年长于我。那时的我，黑裙白衫，两条辫子，俨然一个女学生（在操场上锻炼时，曾有二年级同学以为我是新生，发展我加入校队），自知不易取得信任。所以，对于第一次讲课，我的认真程度怕是无人能及。
同事们都去春游，仅我一人留下，利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放声讲课。从“实战”出发，我不满足于掌握专业知识，因为话语的重音、语调，断句，都会影响讲课效果。我一遍遍地讲，直到自己听着了然。我深知好的讲稿还远远不够，同样的内容，不同人讲授，效果可能大相径庭。教师仅仅专业精通概念清晰还不够，要想最好地传授给学生，必须讲求语言水平，做学生时就听腻了语言不完美的讲课。那个年代，教书也要求运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因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记得我努力运用了，并获好评，窃喜中，在图书馆科技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章节标题全是毛主席语录，翻了内容方知是科技书，我服了，光是目录就令我汗颜。回忆起来，我运用的有些尚可，有些为用而用，不免牵强。当时，用不用是立场问题，用得好不好是方法问题，所以先得站对立场。
我真的成功了，不仅学生折服，前来旁听的教师们也倍加赞扬。良好的开端使本来就喜欢教书的我，更加充满对教书的激情和兴趣，竟能整个学期不找组织谈调动，甚至没想过此事，一心一意教好书。站在讲台上，就感到了国家需要，既是国家需要，我就尽全力，生命就没有浪费，我就能身、心一起留在“曹营”，而不去想“汉”。我的教书生涯就这样，以响亮的第一炮拉开了序幕。
上海籍学生Z成绩很好，有几分傲慢，教过他的所有老师都说他难对付，视他为另类。他突然约我谈话，说在我教他之前，没遇上过一个好老师，觉得这个专业没意思；听我讲课后，他对这个专业产生了兴趣。这种事情领导未必不知，如果对学生产生如此影响的不是我，而是党所喜欢的人，他一定被树为先进典型。对于我，领导只是不得不承认一些皮毛，诸如表达能力强，注重教学法之类。但是我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喜欢听我讲课，尊敬我这个最年轻的老师。学生有口皆碑，老师还有必要在乎什么别的对待吗？在当时暗淡的日子里，这是我幸福的源泉。我在本专业的声誉被学生一届又一届地传扬下去，直到“史无前例”停课闹革命。
三
困难时期
来到C市的第二年，困难时期就开始了。许多人说，从前这里好得不得了，我来了，日子就每况愈下，听着好像我是个丧门星，该自我谴责似的。
全国“自然”灾害，本是天堂的这里竟然成了重灾区，粮食定量远低于其他大城市，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市场萧条不堪。党委领导要求教职员工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把定量微薄的粮、油、肉票，上交食堂统一管理，转发成内部票证。其实这只有利于食堂管理人员，教职工帮厨时可略沾光吃得足斤足两。内部人员吃的馒头大而松软可口，卖给职工的则又小又硬，似未经发酵，个人定量的油和肉任凭管理员处理，群众不满却不敢吭气，因为有意见的必被指为不与国同心同德度难关。这种不公平往往无需领导出马，帮厨的人，哪怕就得了一次好处，也主动为之遮掩，当然无疑是越描越黑。
粮食定量之外，每人每月有一斤点心票可自行支配，能买些说得过去的小食品。后来又有了所谓的高级点心、高级糖，价高质劣，五元一斤的高级糖不过是粗糙包装纸裹着的饴糖，色味俱差。
饥饿的人们设法填饱肚子，有些人得以乘机赚些小钱。校园里来了些农民模样挑担叫卖的小贩，有卖酱油的，有卖胡萝卜的。我买过胡萝卜，七毛钱一斤，当时算高价。（现在呢？）我从不买酱油，那古老的酱油桶看上去很脏，而且小贩说他卖的是“水解蛋白”酱油，听起来太玄乎。学校附近有了自由市场，鸡蛋五毛钱一个，蔬菜品种日益丰富，人们纷纷去逛自由市场，以确保不因饥饿而致浮肿。
没过多久，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说开辟自由市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基层领导积极贯彻党委精神，开会要求群众检讨阶级立场，买自由市场东西的行为源于立场不稳，助长资本主义滋生，进饭馆吃饭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造成浪费。我想，国家是党领导的，只要党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买农民的胡萝卜绝不会使国家改变颜色。可是人人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检讨过关，怎容我一人保持沉默？团支部书记Y点我的名，说有人看见我进过饭馆，买过农民的菜。我理直气壮声明，进饭馆的粮票是定量之内的，没浪费国家粮食；农民没有因为卖给我菜而变成地主富农。“立场”坚定的人们无言以对，却照例给我扣了不少“大帽子”，群起围攻，说我思想落后。
这样人人过关的会没能阻止“资本主义倾向”，饥饿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去逛自由市场，我只偶尔去一次，就巧遇了做报告的党委书记。于是我在政治学习时，故意主动坦白自己逛了自由市场之后，强调碰见了党委书记。基层领导挺身保卫之，说他不是给自己买，而是为了第二代，给家里孩子买，令我羡慕孩子和有孩子的人。不过从此，自上而下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声势渐行渐弱，自由市场则势不可挡。
响应党委号召
校党委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提出“自力更生，丰菜足肉”的响亮口号。说种花是资产阶级情调，应该改种蔬菜，校内各基层单位无不闻风而动。我们教研组响应“足肉”的号召，养了一只兔子，大家轮流值日拔草、备水。后来就真给杀了，从法不责众的自由市场买来丝瓜，顿了一锅，每人分得杯羹。又听说小球藻营养丰富，教研组立即培养起小球藻来。首先到幼儿园讨童子尿，那些小男孩争先恐后地提供，神态自豪。不记得小球藻培养结果，更不记得吃过那玩意儿；只记得人人参与抗灾，形势轰轰烈烈。
这样一来，就更不要去想什么学术空气了。没谁钻研业务，更没人开夜车，早早睡觉保存体力，更指望漫游梦乡忘掉饥饿。唯独不能少的是政治学习，务虚，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以便拿出正确行动与国分忧，抗住“自然灾害”——当时，没人怀疑人祸之可能。我能克服任何困难，但仍担忧我们的高等学府向何处去。
领导使我恍然有悟
忙于读书备课，平时并不在意被别人监督的处境，日子还好打发。一到周末，室友FB回家，小L毕业于本校，有老同学相聚，只有我举目无亲，乡愁袭来。那时没有方便的电话，信件往返至少半个多月，有苦无诉，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本不是优柔寡断之人，也志在闯荡四方，为国效力，可是一上任就被送上了被告席，受那些“革命动力”的监视。他们绝不出类拔萃，甚至很糟糕，我岂能服气接受他们改造！这种日子何时是尽头？周末独处时，委屈、惆怅，泪满心田。
我的事业心很强，渴盼一个正常的环境，竭力发挥作用。人们应收起怀疑的目光，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年轻单纯的我，连起码的被信任还要期盼吗？现实告诉我，这，得自己争取。
于是我迈出第一步，主动依靠组织。组织在哪里？我以为党的干部都是组织，都是可信的，包括任何“个人”。决定去找总支书记C，为不影响领导的日常工作，我于周六下班后登门拜访。
C书记透过吝啬的狭窄门缝对我说：“有事下周上班时间再找我，你看，现在是周末，大人孩子都回来了，……。”我自责不该打扰书记的天伦之乐，拖着沉重的脚步悻悻离去。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在孤独中思索，猛然隐约有悟：书记总告诫“个人利益不得置于国家利益至上”，我以国家利益为重，千里迢迢来此工作，完全放弃了天伦之乐，书记却连周末半小时的天伦之乐都在乎——我难道不值得他学习？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我处理的比总支书记好啊！
自以为这是重大进步，从此不再无原则地检讨“个人主义”，开始客观地评价自己和别人了。我认识到自己远远不是自私之人，我比特殊材料做的好，他们考虑个人远比我多，并将考虑个人合法化。我服从分配，远离故土，阔别双亲，还一心做好工作，凭什么被他们监视、指责？他们不能面对我经受的考验，却反诬我个人主义，我是他们的榜样，他们没有资格批判我。想到这个地步，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脑后”——没有“反骨”。这样想明白了，我不再苦于被另眼相看，从此理直气壮地面对一切。
方知有个人事处
室友FB的两地关系问题解决了，调到遥远的H市与丈夫团聚，却与父母分离，普通百姓少有两全其美的，好像这就是国家需要，得经得起这种考验。FB临行前，关心地问起我的打算，我没有打算，听组织安排，母校的组织告诉我“组织会妥善安排”。她笑我幼稚，说“这种事你不提，组织就认为你不要求调动，根本不管你，会无限期拖延，你至少得在人事处备个案，表明要求调走。”感谢她让我知道了管两地关系的部门叫人事处，忙问了地点。
第一个接待我的人事干部流露着厌烦，我忍住不满，平静地表示了调动的要求。心里想，他既管人事，必是共产党员，那就是可信赖的“组织”。不料他横眉冷对：“你刚来就想调走，那么容易？……”——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忍无可忍还嘴说：“你可以不给我解决问题，凭什么这种态度？”他蛮不讲理，说他就这态度，“哪个敢说老子的不是！”一个人事干部把老子挂在嘴边，我得维护个人尊严，更不容他给党抹黑，厉声地说：“你这种人也配当党的干部！”转身离去。
“党的干部”当时在我心目中是个神圣的称号，尤其是机要部门的，因为这种人应具有高素质，至少也是关心群众疾苦的，而我竟遇到了这样的人。当时有些失望，随着逐渐成熟，倒不觉得是坏事，反而觉得这类事帮我丢掉幻想，认清现实，摆脱愚昧。
事情很快传开，C书记严词责备我给他这个领导丢了脸，竟敢闹到学校，此后两地问题的解决更加渺茫。
后来又找过人事处长S，是个女官儿，但也没有因为性别相同而多份理解，她也官气十足，冷言冷语，我几乎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那些年，最盼望的就是ML的来信，绝望中收到了，我如获至宝。不料，信中充满斥责，“还想不想调动？”，“为什么要闹遍全校？”我莫名其糊涂，“闹遍全校”何所指，他又何以得此结论？同一信封内的另一封信说他不该在情况不明时就怪我，他完全可以找正在那里进修的我的领导，了解我的表现，……“。我气不从一处来，恨他居然要找领导了解我的表现，恨他既然明知不该怪我，还告诉我他怪了我。我以不予回复的方式惩罚他，他仍不以为伤了我，好像不知道我在生气，一味催问不回复的原因。面对木讷之人，我只能让步，千里之隔，正常通信往返最快也要半月余，赌气必更耽搁。再说，依靠组织是天经地义的，当时很正常。我回了信，免不了说些气话。
不解的是，正常反应意见怎么会被传成“闹遍全校”？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恋爱双方也要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啼笑皆非！
四
一年又一年
1、评比教学
初次讲课的期中，教研室主任ZS召集师生座谈会，评定三门主课的主讲教师。另外两位虽是转行，但比我资深。党员主任本想发动学生炮轰我这个不好驾驭之人，杀我“威风”，维护党支部书记Q，可是，学生用最美好的言辞盛赞了我，批评的矛头却直指Q，这是主任始料不及的。同学毫不留情，主任招架不住，就旗帜鲜明地褒贬起来。他说我的《MSL》课容易、好讲，兄弟院校这门课也都受到好评，而党支部书记Q的《MCL》不好讲，在各兄弟院校教学效果也都差。其实并非如此，在BH，ML讲《MCL》，YG讲《MSL》，反映截然相反。YG辅导过我们大四的《G》课，平时经常被学生的问题难倒，惯于说“我本子上记的有”，令人最无法恭维。
我年轻气盛，当即提出下一届与Q换课，把“容易”的让给他，我讲“特别难”的，以便与之再决高下，但未获准。在学生好评如潮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但又不愿承认我的学术水平，只是勉强承认了我的教学效果，要我向其他讲课教师介绍教学法。不问业务优劣，教学法从何谈起？我回答不懂教学法，教学效果基于备课过程的付出和教师的业务深度。这让领导更为头疼，此后，领导借口我要求调离，彻底剥夺了我讲课的权利。换了别人担任我的课，《MCL》仍由Q主讲。历时数年，我始终调动不成，Q始终讲他的《MCL》，学生始终听不懂（讲者都不懂，怎能讲懂听者？）。讲课是我之所长，领导无视学生的反映，毫不珍惜。我又一次感到如今的大学不讲学问，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我热爱教书，又有那么成功的开端，就这么失去了机会，我很失落。此后，本来有课的学期，我只能设计制作实验设备，心中留恋着讲台，怀念着学生。我期盼春季学期，可受命指导毕业论文，有机会接触学生。他们没有听过我讲课，但是我在第一届学生中的声誉届届相传，后来的学生都知道我是讲课最好的老师，填报毕业论文选题时，绝大多数报在我的名下，人数几倍于规定一个教师指导人数的高限。在学生中的威信成了我的盾，那些“新生力量”工作中有求于我，不再明目张胆地踩我的肩膀；我的工作始终做到无懈可击，使得“组织”无从挑剔，除非“欲加之罪”。
2、被诬“知识私有”
又一届学生做毕业论文，领导安排两个青苗也指导学生做我的题目，三人各带一组。其中一人总是谦虚地求助，我尽心尽力地帮他，相处融洽。另一是团支部书记CY，他总如讨债一般，好像我欠他的；我并不计较，就算出于私心，我也照样帮他，他们成长起来，或许我调离就容易些。不管他什么态度，我都耐心地解答他的问题。也许是好面子，每次解答完了，他必说他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以示他并非那么无知，然后另提新问。久而久之，我的耐性尽失，不愿费力而不讨好，每次他提问，我就请他写下来，确认无误，我再解答——他被激怒了。
他向组织汇报，诬我“知识私有”（这倒使我觉得周围对我比以前客观，承认我有知识了）。他非党员，但也是党信任的“新生力量”，党相信他们的谗言，不容我解释。我绝不逆来顺受，绝不违心地“虚心”接受批评，我要反驳，尽管从不成功。于是，我被记下一笔又一笔的“罪状”。
3、他伺机报复
还有一事让团支部书记CY很窝火。我教过一个调干生，党员YJ，为人谦和。我曾经常主动帮助、加强辅导他和一些出身贫苦、没有条件打好学业基础的同学，他们特别感激我。YJ毕业后留校兼任系团委书记，一次相遇，他问我超龄退团后的想法。我如实相告：申请退团后，团支部书记偶然碰见我时，草率而冷漠地通知：“下个月不用交团费了”。这确实引发我无限感慨，十多年团龄，入党问题不在日程，当时的人必然产生“政治失落”感。我只是宣泄郁闷，全然不想为难别人，可是这一感慨，无意中告了团支书的状，系团委很重视，责令他检查，并要求支部重新处理我的退团问题。支书通知我补开欢送会。我知道欢送会只是过场，以欢送为名，行批判之实。退团后，虽说“政治失落”，但不再过组织生活，不再受新生力量数落，却是天大好事。我拒绝参加欢送会，决不因此重陷不堪境地。支书忍气作罢，送我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退团纪念，我表示了感谢。
支书因我退团被迫检讨，他耿耿于怀，因而不得不求助于我时，就如讨债一般，我帮助他，还落个“知识私有”。后来他不愿求助于我，自己又不能发愤图强，他所指导的学生极为不满。为了解决问题，他的学生都来找我求教。我不便插手他的工作，而且做论文的思路不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一个带法，所以总是劝学生去找自己的导师。后来他的学生不来找我，转而去问我的学生。支书很恼火，他全然不知我怎样维护他在学生中的威信，反而认为我拆他的台，因而伺机报复。
4、答辩轶事
期末，校方组织了一个大型毕业论文答辩，校长亲临。教研组选中我的两个学生，我和学生都很重视。我一贯治学严谨，答辩前又做了充分准备，学生在答辩中，概念清晰，语言流畅，似无懈可击，整个阶梯教室里，无人提出问题。
突然间，团支书CY对学生大吼：“你的图画错了！”语气里流露着幸灾乐祸。他说到图，我立即明白他何出此言，知道他要露怯了，替他捏了一把汗。我的学生镇定自若，信心十足，他也明白CY老师何出此言，却不急于辩解，故意等待老师落实错误。CY其人好面子，我很想暗示他不要继续追问，可他为了借机报复而一意孤行，终于自我暴露了，他厉声喝道：“你对照一下教材，看应该怎么画！”此言既出，谁也救不了他了。学生调皮地说：“书上的对，我画的也没错。”CY气不从一处来，把平时对我的恨一股脑撒向学生，竟然大骂学生。主持答辩的教研室主任不懂业务，大声问我是不是画错了，如果我指导的学生论文中有原则错误，他也会乐于看笑话的。我放心地让学生自己解释，因为学生在做论文中犯过同样错误，照抄书上的图，我一针见血地纠正过他们，他们早就胸有成竹。CY之所以露怯，是因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学生的图与书上不同，却不知论文题目与书上问题的前提不同，如果照抄书上的反而是概念错误，看来，他没有掌握所涉及的基本理论。
学生不慌不忙指出前提的不同，从基本理论出发，做了精彩的答辩，全场折服。CY泄私愤不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亲临指导的校长对CY大为不满，认为他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学生，违背了刚发表的毛主席春节指示。CY被抓了典型，不得不听命检讨。我知道CY不是对学生，而是冲我来的，很想为他求情，不要上纲到“违反最高指示”。但是一经成为典型，说什么都没用了。
CY当然不解我的用心，反而认为是我坏了他的事。他本是受重用之人，两度被迫检讨，似乎在青云直上的途中出现了障碍。他强压怒火，把一切归罪于我，可我何罪之有呢？他耿耿于怀，直至史无前例，他不遗余力地整了我（此为后话）。
春节指示大体是，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学生，考试中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抄一遍别人的也应得50分。我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思想深处接受不了“春节指示”，不认为严格要求学生就是视学生为敌人，严师出高徒是古人的经验之谈啊。CY虽刁难学生以泄私愤，我也不希望他因这样的指示而受罚。
5、杀一儆百
有个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师，平时爱发牢骚，对党员、干部多有不满。基层领导掀起了批判他的高潮，依靠“新生力量”整材料，频频开会批判他的反党言行。这在当时叫做阶级斗争，现在想来真真岂有此理，一个非党员，就算持不同政见，也没有理由批判。而在那个时代，不要说对执政党有意见，就是“触犯”了个别党员、干部，弄不好也得当右派。
一开始，谁都认为是要帮助他，最多是挽救他，他也习以为常，没把这批判当回事，该反驳，他决不失时机，始终坚持所谓自然灾害是人为的，揭露领导干部的特权，看不惯党员的表现。政治学习时，他毫无顾忌地发言，讨论“春节指示”时，他说：“怎么能允许学生考试作弊呢？毛主席是一时冲动，不可能真的那么想。”组织上正苦于整不出什么“钢鞭”材料，这下子他自投罗网，落了个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基层批判升级为全校大会批斗。
出乎意料的是，全校批斗会竟以警方将他铐走而告终，判了他三年劳教。我真觉后怕，我的“犯上”言论不在他以下，可能是对女士稍微客气些，拿男士开刀杀一儆百吧。在这个老师之前，曾有另一男士因有“二话”被下放劳动，那人不堪屈辱，在下放地点上吊身亡，被指为咎由自取，对家属没有任何交代。组织显然认为那次的处罚力度不够，所以这次动用了警力。组织上说，这是革命越来越深入，革到了每个普通人的头上。自从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党就教育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我很困惑，不禁问：难道一直越来越激烈吗？可是又说共产主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进入共产主义的前夕，就应该是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激烈到极致后，骤然消失，那将是怎样消失的？无人能答，只有继续困惑。
6、“最后通牒”
事情起因于调整宿舍。我不得不与另外三人同住一间十来平米的房间，不便之处可想而知，这已足够难为年近而立的女士。更有甚者，这次还安排我与非教学人员同住，作息时间难于一致，有人神经衰弱需要早睡，有人要看书备课，不可能早睡；还有正值热恋的，男友不时闯入。以后如何共处，实在是个问题。
于是，去找系行政副主任，希望合理调整。
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只见这位领导躺在转椅里，两脚高跷于办公桌上。我敲门，说有意见要反映，想来，女士来访，他应改变不雅姿势。他却纹丝不动，漫不经心地说：“有什么话，说！”我等待着。他喊道：“进来呀！”我简直觉得受了屈辱，命令他：“请你把脚放下来！没见过这样谈话的。”他无礼地说：“你没见过的多了”。我脱口而出：“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当领导。”然后扬长而去，领导追出门来呵斥，我不再理睬他，已经不想向他反映意见了。
不论年长与否，一个男性领导都应尊重女士，这是高等学府，我尤其要维护作为女教师的尊严。可是此后，系、组两级党的领导明显地更加对我冷眼相看。我敏感地察觉是恶人先告状了，为了免受不白之冤，干扰调动工作的大事，我不得不主动澄清事实。
果然不出所料，总支书记C劈头盖脸指责说：“我们不能给你解决两地关系问题，你已经发展到和党对立了，就地改造，改造好了再放你走。”我反问：“副系主任就是党？”不管他听不听，我抢着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据理力争。C书记为之辩护：“怎么说CH主任也是老同志，在部队是当团长的，一呼百应，轮不到你教训他！”就这样给了我“已经跟党对立”的结论。太可怕了，这是“最后通牒”，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灾难。
他们说我这次的“跟党对立”并非偶然，是一贯的。我的确经常顶撞上司。一次邮寄机密资料，系办公室的FR主任执意亲自寄出。我受过严格的保密教育，一再叮嘱交给他的是机密资料，要求军邮。他嫌我絮叨，好像他这个老党员、老八路用不着我嘱咐。不久后，收信单位来函批评泄露机密，一科令我检讨。领导的意思是给FR主任留面子，让我承担责任。我说明经过，澄清责任，拒不检讨。FR主任被迫认错，但每每见我都是横眉怒目——他是党，我让党难堪了。基层领导早视我为眼中钉，只是碍于我在学生中的威信，他们又不够强大，不好无端加罪于我。教研组最高领导与我的积怨是上不了台面的，他赴京进修期间，为了享受北京的福利，将工会关系转到了北京，可是假期回来又申请补助。这位领导是申请补助的常客，每次的理由都是孩子多，经济负担重。讨论时，众人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只有我力排众议，指出他的工会关系已不在本校，没有资格申请补助。那领导涨红了脸，说是工会小组长让他申请的。公会小组长也是受信任的“新生力量”，巴结领导，送补助上门，不料领导把责任推给了他。我搅黄了领导的补助，他耿耿于怀，上级领导加给我“与党对立”的罪名，正合他意，我休想得到基层单位的保护。
领导另眼相看，必然影响绝大多数群众，没人敢反党，所以没人支持我。两地关系问题因此而搁置，无人关心，连我自己也无法过问。
从教以来，我能得到的温暖与拥护只来自我的学生，而学生来去匆匆，他们一毕业，我就陷入莫名的阴冷。这种特殊境遇使我无比珍惜教育与教学，热爱我的学生。这种特殊的感情使我离不开这个岗位，我把时间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给了这个事业，给了我的学生。我在育人中净化灵魂、陶冶情操。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在艰辛的生活旅途上一往无前。
7、受命改行走马上任
说起来，我任教之处也是全国唯一的RE大学，某些专业也有些知名教授，但是治校水准低下，过分突出政治，少有学府风气。专业设置上缺乏学术见解，之所以筹建我所在的保密专业，就是因为省领导说了应有自己地区成龙配套的国防体系。仅仅四年，这个专业就下马了，我早就认为这个学校连办该专业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而更主要的原因据说是中央防范地方搞独立王国。
三年前，ML学校的组织督促我们结婚，说否则不能作为“两地关系”解决调动问题，我们照办了，因而已是地道的两地关系，专业又下马了，说明国家已不需要，理应调回北京。但此时北京户口愈发紧张，对方组织又几经换人，关心我们两地问题的领导早已调离，新领导对此敷衍了事，加之我因触犯了领导，得到了“最后通牒”，致使调动问题难上加难。
我正想着专业下马有可能调走时，基层领导通知我转系。他客气地告知我可自愿选择去向，还可以与远在北京的丈夫商量，可是次日上午就通知我已经定了，把我安排到一个并不结合我专业的教研组。
不是可以自己选择吗？简直是欺骗！我敏感地意识到这又是在整我，只要我不服从组织安排，就是罪上加罪，就更有理由“就地改造”我，而不理睬我的调动要求。我知道党说一不二，提意见是没有用的，却因忍无可忍，说了一句气话：“你制造骗局，还有什么必要虚伪地让我选择去向？！”
领导前脚离开，一个学生接踵而来。他是我将要任教的学生课代表，前来要求下午集体答疑。我愕然，连教材都没有呢，也不了解讲课教师是怎么讲的，然而，我从来不会驳回学生的要求。问清答疑内容，说好下午三点在某教室——当时已是上午11：00.我匆忙跑到图书馆，赶在关门前借了书。顾不上午餐，我埋头攻读，理出重点，写了简单讲稿，效率之高实属空前。3：00之前，我站到了新一班学生面前的讲台上。不知道主讲教师的讲法，学生也没有提出具体问题，我自作主张，结合章节内容大讲学习方法，指出重点和要学到手必须掌握的关键——其实就是讲我在11：00到3：00之间的读书心得。
集体答疑应付了过去，学生的反映出我所料，他们没看出我并非行内之人，甚至要求我主讲此课。
“组织”就这样硬把我安排到技术基础课教研组，我所学的尖端保密专业只得废弃，组织不珍惜，我无能为力。好在这里没有“新生力量”充当革命动力，多数人是资历比我年长的男同胞，气氛要好得多，虽说专业不对口，心情却舒畅多了。但是初来乍到，新的领导想的只是怎样使用你，绝不愿让你调离，所以我的两地关系问题一时提不到日程上来了。
我还是庆幸离开了原来那个教研组。在那个“政治空气”浓厚的环境里，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开朗，遭遇使我郁闷、压抑，身心俱受摧残，独处时总想拍案怒吼发泄愤懑。爱好体育帮了我的大忙，常常跑到人烟稀少的操场做运动，呼吸些许清新空气，感受短暂的心旷神怡。
新的教研组安排了工作，让我担任辅导教师，主讲人是一个早我一年毕业的“老教师”，他们把我当成新手。我不能接受这种新与老的划分，提醒教研室主任说，我一毕业就主讲前沿学科，教学水准人所共知，请领导充分估计我的能力，发挥我的作用。老主任很客气，主讲教师也很谦虚，立即决定共同分担主讲。后来他们与学生一样称赞我的教学效果，我对这样的领导和同事无话可说，而且又被感动了，工作中没脾气地挑起重担。有机会接触学生我就高兴，能教他们科学知识，帮他们树立严谨作风，鼓励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我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性格、兴趣以及过去的基础，以便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也因此能和学生以朋友相处。在党号召“教书育人”时，我已自觉地这样做了若干年，因为我的老师以言行告诉我：教师是神圣的天职；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当教师，我做到了忘我，为学生，我忘掉了个人的不幸，只要学生需要，我的时间、精力以致全部心血，都属于他们。
我从未受过领导表扬，更不曾评为“先进”，在“组织”眼里，我是个没改造好的落后分子，但在学生中的良好声誉与威信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真正的褒奖使我幸福，靠着这种幸福，我才能从坎坷中挣扎出来。学生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若有来生，我还选择从教。我对教育事业热爱之强烈，对学生感情之深厚，都不为同事所理解，他们是服从分配当教师的，而我，用心从教。
8、自由岁月
原来的系里，尽管我脱颖而出，组织理应乐于培养，但领导藉口我要调离，不给予任何学习机会。新系领导有些不同，1965年伊始，派我赴N市下厂，在生产一线编写教材。我的第一感觉是兴奋，因为这是久违的信任，致使调动工作的急迫暂得缓解。
春节后，我痴心地想着直接从N市调回北京，因而带走了全部家当，来到N市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厂，犹如久禁的囚徒重获自由。每天往返于驻地与工厂，一路天蓝树绿，路人看着顺眼，心情豁然开朗。厂里的人们对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矜持，骄娇二气俱全，怕我不能与工人同甘共苦，但事实证明我吃苦耐劳、平易近人。我与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相互尊重，融洽相处，以致这一年在我的记忆里，是工作以来难得的自由岁月。
半年之后，系主任J来厂了解派出人员的表现，厂里有关干部群众对我是一派赞扬声。据说派到其他厂的同事们得到的评价并不理想，而他们当中多为党员。调查结果与领导预期相反，系主任一再暗示厂方多给我提缺点，工厂的人很实在，系领导的这种“启发”使他们反感，直言不讳地说：“人家表现就是好，我们凭什么说缺点？”领导不得不承认事实，不情愿地肯定了我的工作。
直接调回北京的设想天真到了愚蠢的地步，在N市度过一年，我不得不带着全部家当返回学校。系里组织了评委会，评审了我们编写的教材。系主任特别告诉我，我所编写的被公认最佳，这是工作以来首次获得公正对待。能得此公正，归功于密封评审，如果明示出编者姓名，那么，恐怕不是所有评审者都愿承认这个事实。我满意新领导的作风，他们尚能“重在表现”，不受原单位的影响。这是原单位领导绝对没有的作风，我倍受感动，立即信告丈夫，“组织”培养我下厂一年，我必须为新单位做出贡献，所以暂不能要求调动。那时全心全意为党，甘愿没有家庭生活，否则就是经不起考验；甚至总觉得自己离党要求的“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相差甚远。
遗憾的是，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我编写的教材尚未面世，就被归入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整整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后来，红色恐怖笼罩学校，教材不翼而飞，我也没有可能追究。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