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生
北京的皇城有四座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分别在皇城的四个方向。西安门的“门”就坐落在现在的大街与西黄城根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处。那时，以东叫西安门内大街，以西叫西安门外大街，现在统称西安门大街了。
我还依稀记得童年时，我心目中的“西安门”的样子：灰墙黄瓦和那油漆剥落的大木柱子，当然，“灰”墙的大面积地方，是剥落了墙皮，显露出城砖和拌有“麻刀”的白灰；有重檐的大屋顶，上面长满了荒草，黄琉璃瓦几乎被荒草淹没了。只有高高的屋脊，依然现出当年皇城西大门的气派，比马路北面的三层小楼顶上的十字架还要高些。
马路北边的西什库口内，不远的拐角处，正对着大街的是一座天主教教堂——北堂，这是座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一进教堂大院，首先让人们注目的是教堂正面，很像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再仔细看又比那座牌坊庄重多了。
中门的上方在正中心的位置，装饰着一个直径六米多的圆轮形深浮雕图案，六、七层楼高的四座尖顶，跟西班牙世界着名的巴塞罗那教堂的尖顶的样子很相近，似乎象征着这里有可以直达天庭的阶梯。
在“天梯”的前边，紧挨着礼拜堂的是一个半米多高，青石砌成的宽阔的平台，好像整座建筑都建在这同一座平台上。平台的左右两边，对称的建有纯中国式的御碑亭，亭内各有一座巨大青石刻成的大“龟”——老人们讲它叫赑屃，驮着一通上刻皇帝御批的石碑。
走进厚重的教堂正门，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两排顶天立地的圆柱，稳固支撑着拱形的天顶，正前面是一座神坛，比剧场的戏台低多了，正面的墙上，由彩色玻璃，庄重地镶嵌着天主耶酥的半身像。东西两侧墙壁上是一排几乎到顶的大窗户，一律用彩色玻璃有规律地拼成图案。整个大厅平面呈十字架形，那一短横靠近神坛，右面的小台子供奉的是圣母玛丽亚，和圣母对面的是我分不清的哪个“圣徒”。要上正台只要向上登两步台阶，弥撒——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就在上面由主教们主持。有时是一身白色的绣着金线的图案的大袍子，头戴高高的像圆顶式的教堂建筑形状的帽子，有时是一身通红，这大概就是书上说的“红衣主教”、“白衣主教”吧。
宗教仪式中，还经常有管风琴美妙的弹奏曲，从后面的楼上传来，不时伴有优美、祥和的唱诗班的歌声，就像天堂里的乐曲，在大厅里飘扬回荡。面对神坛的是“教友”席（靠右边是女教友专用，男的在左边），几百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肃静地跪在那里。大厅后半部的东西两侧，对称地装修着一排“忏悔”的专门位置。我就看到过有虔诚的教徒，跪在那儿，嘴巴不停地嘟囔着什么，这就是像书上说的，大概是在向上帝忏悔吧。
教堂的周围，还建有神学院、修道院、教会医院、教会中学、小学、教会孤儿院、……天主教会的附属单位。五十年代前期，我还常看到穿一身黑色外衣，头上佩一块黑头巾，那块黑头巾下，洁白的细布严严实实地裹住整个脖子，教徒都称她们为修女，而不“在”教的人们，则戏称她们“白脖儿”。
在西安门、西什库及附近的胡同，居住的天主教徒很多。我的邻居、同学中信仰天主教的人不少，他们除了在礼拜天，当教堂的大钟早晨八点敲响的时候，匆忙地赶往教堂，去参加弥撒之外，每次吃饭前，都要默默地做祈祷，你虽然听不见他们在念叨什么，他们的嘴唇在动，确是明明白白的。
我出生在这附近的妇女产科医院，那天刚好是农历甲申年正月初一，那医院就在西安门大街东头路北，养蜂夹道的尽里头，现在是305医院了。
据说那天妈妈上午感到腹痛去了医院，一到那儿一切反应又消失了，回家陪着大姨玩了半天麻将。天快黑的时候，腹部又一阵阵痛了起来，赶紧送到医院，当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母亲顺利地生下了我。
第二天，护士抱来一个男孩子，母亲接过一看，那孩子瘦小得很，大大的眼睛。“这不是我的孩子！弄错了。”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当时还跟那位护士争了起来。护士只好又抱回去，换了一个孩子送来，那就是我。
您想，小孩子刚出生时，母亲只匆匆见过一面，护士就抱走了，送进了哺乳室，能有多少印象？又因为两年前这里所发生过的那件事，她是亲眼见到过的，曾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震动。她不得不格外小心地看护自己的孩子。这样看来，产科医院抱错孩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哪个时代都一样。
上面的这一小段往事，母亲从来没对我谈起过，没有谈过抱错孩子的事，她可能是有所顾虑吧。那还是三弟看了我前面的回忆内容，特别对我提起，是母亲在晚年时对他说起的，母亲对我“严格保密”了一生。她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很有心计的，生怕这在我们母子之间会留下什么阴影。
我幼年的家在惜薪司胡同的一所小院里，那是一处不正规的四合院，三间东屋，两间北屋，我家租的是两间南房。我只记得住在北屋的姓杨，他家信天主教，每当吃饭前，全家人都要围坐在饭桌旁，先默默地祈祷后，再拿起筷子，端起饭碗开始吃饭。
每逢礼拜天他们全家都要进教堂做弥撒，那是不能无故缺席的。
我的幼年就是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成长的。
爷爷的长孙名叫“昌盛”，是二大伯家的老大，次孙叫昌保，是在天津的三伯家的老大。从家谱上论，我们这一辈是“昭、穆”字辈。
母亲和大姨抚养了不几天，就奇怪地发现，我的头顶上，没有一般刚出生的小孩子都有的“头囟子”，就是头顶正中间软软的，随血管跳动而起伏的，铜钱般大小的一块儿地方。母亲轻轻地摸遍我的整个头顶，到处都是硬梆梆的，告诉了父亲，父亲也检查了一遍，随口说道：还真是个铁头。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从此，“大铁头”就成了我的乳名，一直叫到我上学以后很久。同年三月，二大娘生了二小儿“昭炳”；八月，叔伯大娘也生了二小“昭广”。
昭广的哥哥叫昭乾，叔伯大爷李林鍳是刚刚十三岁时结婚的，他不满十四岁就当了爹，那一年大娘才十五岁，昭乾懂事之后，很少跟父亲一起走，这是因为在别人看起来，他们一点也不像一对父子，加上面貌又那么相仿，更像是一对亲兄弟。
二大娘常常跟母亲争论我的属性，她坚持说：“可说呐，那一年，过年没打春，应该是属羊！”我长大的时候，她还常当着我的面这样说。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哪本书上有这种说法，也没有听到过第二个人这么讲，大概是为她争强好胜的心理找寻“理论”根据罢了。
第四章 老照片
五十年代初，我见过我家的一张老照片，那是在西安门外大街的原欧亚照像馆照的。
照片上有三个人：父亲、母亲和我。那是一张横向的8寸大小的照片，是以风景画布为背景的黑白照片。父亲穿一件深色大褂坐在右面的椅子上，他的右腿习惯地架在左腿上，大约只不过两三岁的我，就紧依在父亲膝的右侧，穿一双小皮鞋，木讷地，还略带胆怯地站在那里。母亲穿一身深色旗袍，梳着微微隆起的发髻，坐在左边的椅子上，两只手扣在一起，不太自然地放在膝盖上。两个大人中间放着一只小茶几，茶几上摆着一盆花。只可惜，就这么一张极普通的家庭照片，都在那灭绝人性的“文革”中，被吓破了胆的母亲烧掉了。
我一想起这件事，除了是特大的遗憾之外，无话可说。在那场风暴突然来临的时候，我有什么作为呢？我有什么资格指责谁呢？那时候，我除了跟着发疯的人流，三呼万岁，跟着人家点燃的冲天大火，喊叫、助威之外，只是在心灵深处曾闪过一丝迷惘，那时当十亿神州大地都燥动起来，人们，不，是一帮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中学生们，在神一样的伟大领袖的带领下，在“绝对权威”报纸社论“扫除一切害人虫”的鼓动下，他们多么想亲自干一番大事业呀！就这样，在“反修防修”的似乎冠冕堂皇的口号鼓动下，在蛊惑人心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的启发下，在那颇能动员群盲的舆论准备中，他“亲自点燃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像他自己宣称的，历史就是利用青年人，去打倒老年人。其结果是：整个世界都惊呆了，都在问，他为什么进行这无异于自我毁灭的试验呢？是什么力量使他走上了这铺满鲜花的歧路？
第五章 小院
我家所在的胡同，那是一条刚刚能通过一挂大车的窄胡同，在贯穿全村的东西大道的南侧，位于村子的东南角。
胡同南口外几米远的地方横着一段土坯影壁，它挡住了胡同跟田地间的视线，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大概出于村民安全的考虑吧。
胡同东西两侧一共十所院子，只有八个大门，另外两个大门开在西边的胡同里。
守寡的二大娘拉扯着三个孩子，就住在胡同东侧从南头数第二所院子里。
那个院子是两扇薄扳的门，推开门就可以看到院子的大部分。一进门左手边是两间土坯的西房，房门开在房子的南侧墙上，窗户向东，而房门向南，咋一看，还真说不准是北房、西房。右手边是一间小草房，天热时当厨房，天冷时只能堆些柴草。
在草房的南边是个小猪圈，不过，经常空着。从1949年到1954年我在老家生活的五年中，只见到她家养过一头猪，麦收后买来一头二十多斤的架子猪，“催”它半年，进冬天不久就把它“结果”了。留下十来斤自家过年吃，其余的全卖了，那是灯油钱、学生学费钱和油盐花销的主要来源。
顺南墙往东，整齐地长着四棵碗口粗细的国槐，那是为两个儿子大了盖房娶媳妇准备的。
院子的东南角是用土坯墙围起的露天厕所。
东北角是几丛茂盛的“秫秸”花，那花皮实得很，隔三差五地浇点水就行。它花期很长，花朵有拳头大，紫的、红的、粉色的，颜色还挺鲜艳。
它近旁是好几棵“指甲桃”花，你别看它个不高，红色的主茎，浓郁的叶子。当它开花时，也是色彩斑斓。摘几片花瓣，把碗翻过来，在碗底儿那儿，用明矾把花瓣捣烂了，可以给小姑娘涂染指甲。
旁边种了几棵薄荷，那是头疼时，摘片叶子，揉搓一下，贴在太阳穴处，治头疼用的；再种一丛艾蒿，夏天，编成辫子，晾一晾，点了熏蚊虫。
顺墙爬着几支牵牛花的秧蔓，给院子点缀了一些美的情趣。院子中间有一架长得葱郁的葡萄。每到秋天，葡萄架挂满了泛着均匀白霜的翡翠都鲁。
夏天的夜晚，我们叔伯兄弟们，最喜欢在二大娘的院子里乘凉。一来那个院子特宽敞，二来孩子们爱听二大娘讲故事。
天上的牛郎织女七月初七鹊桥相会的传说，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播下了美好的种子。我们也认识了那灿烂的银河，认识了隔岸相望的，“坐”在布机前的织女，认识了“挑”着一对儿女的牛郎。
我还知道了天宫里有一个“玉井”，据说，谁如果能看清楚“井里”的星，看清楚几个，命里就注定有几个儿女。我那时眼睛就不如别人，没能看清几个。
奶奶的院子是个四边盖严了房子的四合院，院中间的空地很小，我进入院子总觉得庄严而憋闷，一年到头只有当院子里的那棵不大的石榴树开花的时候，才会现出一些娇艳和喜庆来，给院子增添了活力，不过，那时间总是转瞬即逝的。
一砖到顶的三间北房是分家时分给奶奶、爷爷住的；两间东房是五叔、五婶住的；两间西房是我家的，全院子只有这一面是四角用青砖，其余四壁用土坯垒成的。生病的父亲就单独住在这个房间里，直到1953年去世。
我家的院子就紧挨在这个院子的西侧，是长长的一条。是爷爷跟伯父、叔叔们未分家前，养牲口、放草料的院子。据说那时三间西屋当牲口棚，两间小北屋放草料。
1949年夏，当我们全家迁回老家时，那排房子里的后墙上还沾满了牛粪，屋子里一股牲口屎尿的酸臭味儿。五叔把后墙铲去了一层墙皮，用麦秸泥重新抹了一层。把屋内的地面起去了厚厚的一层，又垫上了两车黄土。新盘了锅台、盘了土炕，打了土坯的隔断，当然，新糊了窗户。这样做了几十年牛棚的三间小土屋，就成了我们的住房。两间北屋做储藏间，放粮食、农具什么的。在西屋南墙跟南院墙间的小旮旯上面，加了个麦草房顶，地上挖了个坑，当作厕所。厕所墙角堆一小堆儿不大的土坷垃，权当做大便后的“手纸”。每解完大便，随手拿一块儿，在肛门那儿蹭一蹭，这是当时一般农家的极平常做法。另一角堆几片旧棉花片儿，那是母亲一人专用的。
那时在农村的生活，对我这个在城里度过童年的孩子来说，还是很不适应的。就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我的半个童年。对于新家我们很不习惯。其实，在城市长大的我，对于农村的生活的一切都不习惯。
当漆黑的夜晚降临的时候，胡同是黑洞洞的，过道是黑洞洞的，院子只有些从房门那儿泄出的光，那是昏暗的煤油灯发出的光。
最亮的地方是居住的房子里，一盏小油灯放在炕桌上。人一走动，豆粒儿般大的灯头火，在感觉不出的气流中摇摆，四周墙壁上放大了的人影不停地晃动。我和小弟弟坐在土炕上，不满三岁的他紧紧地偎依在母亲的身边，不安地看着四周昏暗的墙壁上晃动着的影子。
我们何止不习惯农村的夜晚，对于农村的冬天更不适应，寒冷的北风在没有多少遮挡的原野中狂跑，当风刮过光秃秃的树木枝干时，象被撕裂开许多条，不时发出尖锐呼啸的声音。大树在风中拼命地摇晃着，窗户纸咕哒咕哒的没有节奏地忽煽着。树叶、荒草在院子里打着旋儿。遇到风雪交加的时候，雪花不时透过窗缝、门缝钻进屋子里，落在窗台上，落在屋门口。屋子里冷冰冰的，烧木炭的小火炉也没有了热量。
在寒风里，屋子象失去了抵御寒冷的作用，可真象人们形象的比喻：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整间屋子就象个冰窖。
母亲带着我和二弟住在西屋靠北边的一间，几个人挤在L形的土炕上。外间一进门右手边是灶台，专烧庄稼秸杆的那种。从灶门续一把柴草，用拨火棍送进灶堂，左手拉两下风箱，红红的火苗随着拉风箱的节奏，亲舔着黑黑的锅底，锅里的水很快就开了。一锅掺有三角块红薯的棒子面粥，很快就熬好了。上面再架一个Y形的木棍儿，放上一个黍秸杆连成的蒸帘，干粮（冬天一般是红薯）放在上面，盖上锅盖，不用再添柴草，只利用粥的余热，干粮也就馏好了。
烟火从炕洞中通过，烟囱就建在房屋的西北角的房顶上，就象电影《小兵张嘎》里的那种。饭也好了，炕也热了，可以睡个暖和觉了，起码在前半夜。由于屋子很冷，小孩子们早晨缩在被窝里，迟迟不肯起床。非等到勤劳的母亲把早饭做好了，小火炉生起来，把一件件棉衣在火炉上烤暖和了，两个孩子才在母亲的哄劝下，慢腾腾地穿上衣服。
我家的饭食经常是两样的，父亲吃的是细粮，白面卷子（城里叫馒头）和稀薄的挂面汤。母亲、弟弟和我吃的是棒子面或小米面窝头，有时吃罗卜馅的菜团子，喝的是小米粥或白粥（棒子面粥的当地叫法，其实颜色跟城里的一样），再就是蒸些红薯当干粮吃。吃小米干饭的时候极少（其作法是：把小米煮八分熟，用笊篱捞在瓷盆里，加入油、盐、葱末，搅匀、盖好、焖熟），它饱含着新米的香甜，可好吃呢！
客观地说，我家的饭食还是不错的，村里许多家庭，磨棒子时是不晃去“把子”的，压小米面时也是不去掉细糠的，他们做的干粮其口感就粗多了。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来我家，正赶上我们吃饭，见到我们家的干粮，羡慕得不得了。
至于冬春季的菜，在秋天种些大白罗卜，同红薯一起放进地窨子（地窖）里，现吃现拿。再有就是听到梆子响，那是串街卖豆腐的来了。用粮食换一块豆腐，放点盐，家境好的点几滴香油，拌着吃。吃炒菜的情形较少，一般炒菜的油也是黑乎乎的棉花籽油，吃起来有股呛人的怪味道。说到花生油，我在农村那几年是没有见到过的。
提起夏天的菜，就丰富多了，在高梁、玉米地里夹种一些豆角，单种一分多地的菜瓜。豆角下来的时候，开水焯一下，用盐和蒜泥一拌，这就是一顿菜；当菜瓜下来的时候，用礤床子擦成丝，加盐、去水、拌上蒜泥，吃起来真是爽口。
要说见点荤星那是难得的，全年固定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春节，另一次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了。
1952年的中秋节让我记了好多年，那是八月十四的晚上，月亮大大的，发出青冷的光。掌灯以后很久了，我和弟弟们已经上炕睡着了。忙了一天的母亲，刚刚炖熟了一锅猪肉粉条。急忙给每人盛了一碗，送到了我们枕头边，摇醒我，让我趁热吃了。白泚泚的大肥肉真喜人啊！还依然冒着热气，发散着诱人的香气。我们半年多没沾肉了，稀里糊涂就扑拉光了，接着就心满意足的翻身睡了。
睡到后半夜我突然被涨肚搅醒了，一阵阵酸水从肚子深处袭上来——我想呕吐，赶紧翻身趴在炕沿上，母亲立刻点上煤油灯，过来轻轻地拍打我的后背，终于吐了一片酸臭的未经消化的呕吐物。
从这次以后，我一见有肉的菜就恶心，更不用说吃一口了，这种毛病一直跟随了我三年。直到1955年春节，我才又开始“沾肉”，开始时，一次只吃一、两片，一年以后才慢慢地恢复正常了。母亲和我都记住了这次的惩罚，深刻的教训是：晚上不能吃东西，尤其是不能在吃过东西以后，就马上睡觉。
春节本来是华人最重要的节日，在解放初期（五十年代）的北方农村，春节过得尤其热闹。
一到冬至，地里的活全都忙完了。进了腊月，各家都忙着推碾子、上磨，碾黍子（大黄米）、稷子（小黄米），然后还要分别磨成米面。大黄米面加上大枣，蒸黄面窝窝，那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稀罕食品，口感跟城里的年糕相近；小黄米面由心灵手巧的大娘、婶子们捏成各种动物的形状，那是给“天地”诸神及“爷爷奶奶”上供所专用的，（新华字典上注释：古代一种粮食作物。1950年的年节，我不但见到过，而且还吃到过，粘度在大黄米面与小米面之间，其颜色比上述两种都暗一些，我也发现了叙述的矛盾之处，是字典注释欠妥？还是那时民间用的是同名的替代物？我无法考查。）当然供撤下来后，蒸热了还是要给人们吃的。
磨麦子，先要用湿布擦一遍麦子，选净土石杂物，磨第一遍是不过箩的，从磨台上扫起来，直接再加到磨盘上，磨完第二遍的时候，可以过细箩，只有这一遍出的是最白的面，从第三遍开始，就换粗一些的箩了，等磨完第五遍，就只剩下麦麸子，只能当成喂猪、喂鸡的饲料了。（我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次传达文件，其内容是推广“全麦面”，大概就是不再出麸子了。）
愈到年根儿底下，妇女们是最忙的了，不停地蒸馒头、蒸黄面窝窝、做供品，猪肉也要大块大块地煮熟，统统放凉了，集中放在一个大缸里，冬天那就是一个优质的大冰柜，就是存放整个正月都坏不了。
男人们也在忙他们的事，采些柏树枝回来，匝成小束，分别挂在大门、二门两侧的门垛上。再就是带领孩子们赶集，置办年货，请“天地”、“灶王爷”、“爷爷奶奶”（其实就是一些粗糙的木版套色印制的年画）是各家必须的，当然还要加上配合上供用的“香火”。买爆竹是决不会忘了的，因为在集市上，卖炮仗（当地对鞭炮的叫法）的地方，集中在一起，不但占了半条街，其买卖也是最红火的，各商户不停地成挂的放炮仗，放“二起脚”、放“毛雷子”，真是赛着劲地放，他们都在争着“大做广告”。
村公所也忙得很，组织村民们排练节目，那是准备串村去演出的。组织能人们匝制各种式样的灯笼，那是去外村演出时领头仪仗们举的是一组灯笼，那可是一个村子的脸面。病中的父亲也应村里的要求匝了一对，那是一对用白纸糊的小飞机，短粗短粗的很简单，机头、翅膀、尾翼还是都齐备的。
腊月二十三送“灶王”，就是把灶台后面正墙上，去年“请”的已经被烟火熏黑了的“旧画儿”取下来，送到大门口烧掉，让他“上天言好事”去吧。大年三十的傍晚，孩子们随大人一起走到离祖坟最近的村口，向着祖坟的方向点上三柱香，磕头，大人们口中不停地叨念着：“爷爷、奶奶回家过年去吧！”然后举着那三柱香在前边带路，一直头也不回地往家走，把那三柱香插到正房里的“祖宗”牌位前的供桌上。
这时，院子里正房门左侧的墙上，“天地”的“画像”已经粘好，其前面的供桌已经布置停当：油灯已经点亮，三柱香也点起了，供品已经上齐。“祖宗”的牌位前的供桌上，同样点灯、上供。其它各神位前，只点灯、烧香。各家的灯笼，中间点上蜡烛，挂在各家的大门门楣上。只有在这时，本来农村一贯冷冰冰的夜晚，方显出一片喜气和活力来。
此时，到处都点上了灯，各间屋里，院子里，过道里，大门口，到处亮晃晃的，到处扬益着喜庆的气氛。丰盛的晚餐已经摆满了饭桌，全家人已经聚齐，我和弟弟马上站到地当中，向二老分别磕了头，母亲给了我们压岁钱（当时还是一、二仟圆的纸币，其面额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两角钱，只不过那时的购买力极低，我还记得当时在农村买一斤“炸馃子”需要两仟五佰圆）。
父亲很久没有跟我们一起吃饭了，1950年春节也是父亲最后一次跟我们一起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直到他1953年初夏去世为止，他一个人长期单独住在东边的院子里。那是跟爷爷、奶奶合住的院子。父亲严重的肺病，把我们一家人完全分隔开了。
1950年春，我的三弟出世了，其实，对我家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喜事，家中的父亲正生重病躺在床上，还有我和弟弟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只靠母亲一个人种地、做饭、侍候病人，家里家外本来就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又要添一个吃奶的孩子，老天爷为什么不睁眼，在这个时候再添一个累赘，怎么把这生活的重担，一股脑儿全压在母亲这个未满33岁的一个家庭妇女身上？她在重压面前犹豫了，事先就已经跟靳各江村的一户家境较好人家讲妥：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都要送给人家抚养。
三弟出生第三天，消息传到靳各江村，那一家来人了，母亲望着自己怀胎整整十个月，刚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儿子，现在就要被人家抱走了。在亲生骨肉分离之际，她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被父母送人地撕裂心肺的感受，崇高的母爱精神占了上风。无论中间人苦口婆心地怎样说合，这时谁再也无法动摇她的决心，迎着明摆着的百难（我不敢用“千难万险”这个词，那是形容万里长征的艰难，“西游记”唐僧西天取经也不过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而已！）向前的信念，决心把三个儿子一起抚养大。
老三终于没有送人，但是她却受到了乡亲们的背后议论，因为自己没有履行事先约定的承诺，用当地的话说：“自己拉了屎，不能坐回去”。后来，老三因意外事故，留下了眼睛的残疾。开始那几年，她一直以为那是老天爷对她的惩罚。她那沉重自责的包袱，一直背了好多年（当然，那可是几个月以后的事）。
第六章 启蒙
如果说，从开始上学算是启蒙的话，那我的起蒙是从1950年春开始的。
那个冬天还没有过完，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在那个年代，是农村一年中最热闹的半个月。初一、初二人们是在本村里拜年。初三是去姻亲家拜年的日子，我就得跟着母亲去邻村的姥姥家，在那儿玩一天。初四这天跟几个堂兄弟约在一起，去到村东南五里多的杨庄，那是大伯家的秀玉姐的婆家，因为大伯、大娘已经去世了，我们算代表娘家人的拜访。
那几天，在村子里男人们在街上见了，双手一抱拳，举在自己胸前，接着轻轻地掂两下，同时说句“过年好”，“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
过了初五，就到了“散路灯”日子了，“散路灯”是村子出面组织的年节民间文艺活动。农民忙活一年，平时没有什么文化活动，一年顶多赶几次庙会。现在解放了，农闲了，也有精神高兴几天了。
这队伍打头的是一组“仪仗”——各式各样的灯笼。我记得那一年村里特意让生病的父亲也扎了一对，是飞机形状的，用白纸糊的，没有一点色彩，看起来只是有点短、粗，人们都夸扎得好呢。紧跟仪仗的是踩高跷、跑旱船、耍狮子等队伍，那是足够演一场“节目”的。
听人说今天晚上有村西北的张各庄的来“散路灯”。一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村中间的大街上小孩子们就又跑又跳的“折腾”起来了。在西北方向的一条主要胡同，沿着道路两旁的墙头上，引路的“灯”已经点燃，那是浸透棉籽油的什么东西，吐着黄红色的火焰，火焰在冷风中摇摆，不时传来阵阵棉籽油的特别气味儿。想来，今晚来演出的队伍是要从这个方向进村的了。
紧靠小学校的西侧是个打谷场，平展展的，站个几百口子人是不成问题的。庙里的旧供桌，已经从学校的教室里抬出来摆好，打谷场上亮堂堂的气灯也已点燃。
不一会儿，“散路灯”的队伍进村了，打头的耍着一刻不停上下对窜的两条“火鱼”。听到响声马上跑出来看热闹的村民们，在队伍两旁跟随着队伍缓慢的移动着，男孩子们跑前跑后的撒着欢儿。大人告诉我：那叫“火流星”，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我看清楚了，那是用铁丝编成的鱼形笼子，里面装着烧红的木碳，“鱼”由铁链子拉着，随着手上下不停的“悠”动，那鱼不就很快地飞舞起来了么。木碳在“疾风”的吹击下，不停地迸发出火花，在夜光里，划出一个金光闪烁的光环。
随后在打谷场进行的演出，我已经没留下什么印象了，无非是耍狮子、跑旱船、带情节的说唱“锯大缸”之类的节目。这样的节目演出，间隔个一、两天就有一场，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以后。
大人们在每顿饭后不久，只要是没风的日子，都会聚到村子中间来。袁老会家南墙外的那一小片空场，是居中又背风的地方。人们蹲在墙根下，双手相互揣在棉袖筒里，悠闲地谈论着“新闻”，添油加醋地讲着“故事”。无非是谈论起，从初一到初十的天气，说什么“一人，二狗，三……”，反正都是一些“老皇历”：如果初一的天气好的话，这一年就人丁兴旺；那么，初二天气好，这一年就大量“添”狗了……。
我还听见有人问对门的德福“大哥”（如果以年龄算，他跟我爷爷岁数差不多；按辈份，我比他要高两个辈份；妈妈说，就称呼大哥吧），今年的年景如何？“大哥”郑重地说：十五夜里头，我量了月影，有七寸七呢，今年的年景有七成多吧！
天气依然很冷，农民们已经开始收拾农具了。妈妈为我缝制了一个布书包，有一根长长的背带，我可以斜挎在肩上，我就要上学了。
那几年，学校都是春季招生。开学的第一天，妈妈就带着我去学校了。村小学位于村子中间，是金老太太的五间北房。最西面的一间锁着，中间的三间隔断已打通，那是合班教室；紧东头的一间是老师住的房间，教室的后面，东墙中间开着一个小门，可以从教室直接进入老师的住房。教室的南墙有两扇大窗户、一个大门，黑板就挂在西墙上。黑板有供桌面那么大，是由两指多厚的几块木板拼接成的，接缝处已经显露出来。黑板大概是涂的黑墨，有些地方已经退色发白。
开学后不久，老师就给我们发了新课本。老师让我们一年级的六个学生，每人准备一块“石板”和一把石笔，以便做练习用。妈妈在侯仲集上为我买了一块，那是块黑绿色的石板，比课本稍大一圈儿，四周一指多宽的柳木边儿，掂在手里还是挺重的，表面已经加工成磨沙面。顺便买的石笔是一种较软的细石条，有两三根火柴棍儿那么粗，略带粉色的基色上，撒布着些紫色斑点。我在石板上试画了一下，挺好。写完字，用旧布擦掉就是了。只是偶然碰到石笔的“紫斑点”的时候，要在石板上划出路子，划伤石板表面，那是擦不掉的。
教室里的桌子多是破破烂烂的条形桌子，两人一张。低年级学生是没有使用权的，都围坐在大“供桌”周围。供桌是原来村子小庙里，为泥塑的神像专门上供的大桌子。学生们坐的都是长板凳。
村小学是真正的“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全聚在一个教室里。年龄最小的六岁，那就是我。年龄最大的有十七、八岁了吧，象立柱那一拨人，是一批“扫盲”性质的学生。教室里坐得满满的，总共有四五十人吧。
老师姓伍，顶多有二十来岁，比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大不了多少。她留着齐耳短发，穿一身灰色布军装，老人们称她“女八路”。老师在上午总是分别给几个年级讲课，一会儿是讲语文，一会儿是讲算术。每讲完一部分，就布置这部分的练习。再给另一部分人讲课，也真够老师忙的。
读书的时间大家是统一的。一旦老师宣布：下面开始“念书”。四、五十个学生就一下子“读”了起来。男女声混合在一起，高低声交织在一起，真是乱成“一锅粥”，恐怕在村子外边也听得见。
一个上午，中间只休息一次，有二十分钟吧。中午，有两个小时吃饭的时间。下午，再上一节课，半下午就放学了。
放学后，大同学们有不少呆在东间老师的小屋里，虽然有两间东房，把小屋遮挡得暗暗的。学生们不忙着回家，陪着吴老师聊天，直到天黑下来，家长们喊他们回家吃饭的时候。
放暑假，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家的小西屋没有后窗户，睡午觉时，我和弟弟都是一身脱个精光，赤裸裸地躺在炕蓆上，就那样还是浑身的汗水。
有一天，我们正睡着，听到街上传来吹锁呐的声音，我们知道是抬轿子娶媳妇的队伍过来了。我和弟弟蹬上鞋就往外面跑。出了胡同就是大街，看热闹的大人、小孩很多。在我们那儿，看热闹的机会是不多的，我们再也顾不得许多了。
娶亲的队伍是邻村路过的，穿过了我们村的街道，本来用不了多少时间。只要有人在大街中间横上一条板凳，板凳上放上水和烟，迎亲的队伍在那儿就会停下来，有吹有打的“来一段儿”。想通过不长的街道也要有十分钟的时间吧。乐队出村了，停止了演奏，街上一下子安静下来。我突然发现许多人都好奇的看着我，我顿时感到狼狈极了。我马上弯下身子，两只手臂放在身前，用两手企图护住下体，顺着街两旁的墙根儿，加快脚步，往家跑。已经六岁的我懂得害羞了。
你别看这学校小，功课的“品种”可并不少：一、二年级的语文、算术的课本可是正式的。三、四年级又增加了珠算、尺牍（关于写应用文的规范）两门功课。另外还有“大仿”——写核桃大小的毛笔字，“拓”着红色的字帖，用中号“羊毫”笔“描”写，让学生体会“运”笔的奥妙；有“小楷”——用小号“狼毫”笔（据说，笔头里掺有几根黄鼠狼的尾巴毛，使笔锋有弹性），按着十二乘十八的格子框写字。写小楷的时候，透过米黄色的毛边纸，按着隐隐约约显现出的格子框，自认为还算均匀、工整。当抽去下面格子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不但笔划粗细不匀，前面的字跟后面的字，也是相差甚远了。老师判“作业”时，用蘸着红墨水的毛笔，在他认为还算可以的那一个字上，或者是那一笔上，画上一个漂亮的圈。学生们如果比谁的字写得好，只要比一比谁的那篇字上红圈多就是了。
我还记得上一年级时，发下来的课本，那还是从左向右翻的书，课文是竖排的。翻开第一课，就看见那页书的左上角，竖排着三个算盘珠般大的黑字：“上学了”。课本中间有一课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尺牍”这门课也是有课本的，那是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升入三年级时增加的。我只记得老师讲过：写信时，开头、结尾用什么样的格式等等都有规矩，不能违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本书没有讲完，就完全停了。又开始教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老师让我们象念经似的跟着他大声读：“玻、坡、摸、佛、DO、TO、NO、LO”，第八个音老读不准，都读成“LEI”。以后，当我进北京上五年级时，又重新学习了一遍，才彻底地纠正了过来，逐渐学会了普通话。
教珠算是从三年级开始的。刚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加“九九歌”，从一一得一加起，直加到九九八十一为止，如果得到一一五五就算对了，中间差一步也不会得到正确答案，只好从头再来。这样，不但学习了珠算的加法，而且又复习了乘法九九歌，真是一举两得。学减法时，就要从一一五五减起，把九九歌逐句减完，到零为止。学“乘法”不久，老师就让我们练“狮子滚绣球”——那是一种算盘乘法游戏。算1953125×512，这是多位数相乘，最后归“一”，是正确答案，同学们很有兴趣。还教我们一种“点香炉”的“玩法”，55555×957结果在算盘上是一个插着香的香炉图案，你不觉得很有趣味吗？我就在这样的兴趣中不知不觉地学会了珠算。
我刚上学时，是春季开始新学年的。每个春节前，当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学校都要张榜公布学习成绩，全校学生都按分数，由多到少大排行，得分最少的当然排在最后。按当时的习惯，在最后一名的右下角，照例是要用红墨水笔画上一个“L”——休止符。老百姓都开玩笑地说，XXX今年坐上了红椅子了，那可是对学校成绩最差的学生的特殊称号，也等于向全村的人们宣布他是学生中最笨的人。
吴老师只教了我半年就调走了，新接任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中等个子，留着很萧洒的分头，刚刚解放的农村，男人们那时几乎都是光头、平头。在村子里，我所见到的分头，他是第一人。他还显眼地镶着一颗金虎牙，这也为他又增加了一点“洋气”。从1950年秋开始，教我的就是他——这个姓赵的中年老师了。
赵老师脾气很火爆，对同学很严厉，许多同学都怕他，尤其是特淘气的、不用功的和成绩较差的同学。他惩罚学生的办法，一是用“戒尺”打手板，二是罚站。还好，我倒是没有挨过他的惩罚。他很是注重自己的仪表，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见到他，那一身的打扮，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过年的时候，为不少家写过对联。
他在许多同学的心目中威信不怎么样，大概是严重地伤害过他们的自尊心的缘故吧。平时，同学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当第二年收麦子的时候，他也被调走了。他的离开，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的上午，天气很晴朗，是个无云、无风的日子，而且不冷不热。村子里派了辆牛车，拉了他的简单的行李，送他。走的是出村子南边的往西南的大车道，他就坐在车上。车子后面，紧跟着的有七、八个男生，一路烧着纸（当地风俗，送葬时的必定“节目”）。我躲得远远的，看着那略带滑稽的一幕。
人在一个地方做事，人缘儿怎么能混成这么个样子，只有送“葬”的，没有送行的。
有去的，就有来的。新到的老师姓李，家是在圈子镇上的。可能近五十岁吧，个子不高，两片厚厚的咀唇，一付待人憨厚的样子。
学校也搬家了，搬到了斜对面，那是一处半荒废的院子。只有三间北房，西边的两间打掉了隔断，墙壁也没用石灰水刷一下，还保留着烟熏火燎的痕迹，我们那里烧水做饭都烧庄稼秸秆，烟是免不了从灶堂里冒出来的。在西墙上挂上黑板，就是全校的教室了。靠东一间，是李老师的起居室。在院子里靠南墙的地方，挖了几个土坑，砌了一堵土坯墙，那就算厕所了。院子的西墙靠南的地方，有两扇对开的门，上面盖上点遮雨的东西，还不算太简陋。
学校的桌椅板凳是越来越破旧了，你想呵，学生们正是淘气的年龄不说，村里开会，不用说学校是最合适的地方。
参加扫盲的大一点的学生都“毕业”了，学生数目几乎少了一半，学生的平均年龄明显地变小了，忽然就变成了一群真正的孩子。比我大的只有了俊题、俊花、俊会、存木等不多的几个人。跟我差不多大，按母亲的话，就是“班儿里班里儿的”，还有国聘、秀坤、小石头、铁蛋、世行可数的几个人。比我小一点的有昭炳、昭广、振庄、四双、镜栾等一批人。反正小学校的阵势小多了，四个年级总共也就有二十多人吧。
李老师比起刚走的赵老师来，可没有那么厉害。把他惹火了，他也会吼几声，但是，打学生的事，的确再没有发生过。记得有一次，他是真气坏了，抄起他那把小擀面棍儿，气得敲打着桌子，把他的很不错的枣木棍儿都敲断了，不过如此而已。
1953年3月5日，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逝世了，这消息很快的传到了我的偏僻的乡村。几天后，我们学校也根据“上头”的通知，统一追悼他。在某一天上午十点，全体学生停止上课，原地起立，默哀三分钟。（现在让我联想起来，那一次一定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同时为一个人默哀，起码有当时的苏联、欧洲东半部分、中国及整个的社会主义阵营，那应该是共产国际最风光的时刻。）
就在这件大事发生的前后，我听到过一种说法：你们看，原来中国地图象一片桑叶，日本的地图就象一条蚕，蚕就不停地来啃这片桑叶了。后来，中国地图变成了一只大公鸡，（暗指，“外蒙古”不再是中国的了。）公鸡是蚕的克星，中国从此就不再怕日本了。
现在回想起来，此种说法在我们那个偏僻乡村里，在那个时候传播开来，是很耐人寻味的，它代表了谁的意愿呢？姑且存疑吧。
我在母亲眼里几乎从小就不受“宠爱”，她当着孩子们的面，从来没夸过我。她最常说的话是：“这孩子闷得很，见了人不‘好’说话，这呀点儿赶不上他二弟。”她经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三岁至老！那是说，一个人只要长到了三岁，秉性就定型了，再活多少岁，也还会是那个样子。
我真是让母亲言中了，在母亲的“鼓励”下，我一直很怕跟人说话。（今天认真分析起原因来，恐怕还跟我一两岁时，在儿童“呀哇”学语的时候，在北京和老家之间频繁变换语言环境有关。）
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变戏法儿”的，扁担一头挑着个旧木箱，另一头挑着铺盖卷儿。大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他在村中间开了场子，只围着十几个今天不上课的学生。
第一个“戏法儿”开始了：旧木箱就是表演桌，学生们都蹲在一旁，围成一个圈儿，他就蹲在中间。他把一个盛过兰墨水的小空瓶摆在箱子上，驼鸟的牌子还完整地贴在瓶上面。接着取过一尺来长的硬纸筒，让大家看清楚，那中间是空空的，然后罩在墨水瓶上。他伸手向空中抓了一把，慢慢地张开，象托着一件神秘的东西，对着手心轻轻地吹向纸筒。“你过来”他叫我过去，干么？“你看看里面变了没有？”我凑上前去，弯下腰仔细地看了又看，明明见那个墨水瓶还是原样的摆在那儿，哪会有什么变化，我天真地想。接着很自信地顺口回答：没变。“你再看看！变了没有？”我又看了一遍，仍然没明白他的话外之音，依然坚持我的“判断”。他彻底地失望了：“今天，这个戏法儿是变不成了。”小朋友们都一下子泄了气，用埋怨的眼光看着我。我还不觉悟：我有什么错？里面真是没变么！
那一年刚收完麦子，李老师只带着我，跟他去“办事”。先去了江村，就是我姥姥在的那个村，在那儿村东头的学校里拜访了老师。紧接着又去位于西南六里的辛庄，到那儿太阳已经当午了，那天正是辛庄“逢”集。在那位老师家里吃的午饭，我至今没有忘记的是：过水的芝麻酱面，还有黄瓜丝就着大蒜瓣儿，老师还直让我多吃些呢。
自从那次回村后不久，我们就到离村不远的金村，参加了县里的“统考”，我正上三年级，可去参加的是四年级的考试，当然上四年级的学生，是参加三年级的考试了。过了不久，结果出来，三年级考了个全区最差，（这是预料之中的），可全校成绩平均下来，却不是全区最差的，目的达到了。李老师不无得意地说，我这着儿叫“偷梁换柱”，我们也就都成了《田忌赛马》中的马匹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