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王老头
真没想到牢房里的夏天这样厉害，尽管在火炉武汉生活了十几年，现在才算真正领教了酷暑中的酷是什么含义。铁窗上的纱网不知道已有多少年的历史了，那织网的铁丝本来很细，对通风的影响是不大的。但多次用油漆刷过后网眼被封堵了大部分，已经比针尖大不了多少，它有效的通风面积不会超过原来的四分之一。在热浪的袭击面前，牢房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烘箱，烘得人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身上的汗毛孔就如同一个个密封件失效了的水龙头，不停地往外放咸咸的汗水，早上有几个人起来，木板床上就有几个被汗水浸成的人印。
现在送进来的开水里都放了盐，这是看守所预防中暑的主要措施之一，再一个就是主食的份量突然足了一点，伙房的师傅说是库房节余的粮食。对这盐水我们又爱又怕，爱它是因为在大量出汗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它，怕它是因为一桶滚烫的开水放在屋里面无异于增加了一个火炉，到门外用双手端着开水桶进来成了令人生畏的苦差。
一个五十八岁的老人仰天躺在洒满水的水泥地上，他大口喘着气，那条小裤衩被汗水紧贴在身上，浑身上下痱子已结成了板，有些地方已开始溃烂，浑身难得找到一点好皮肤。我过去劝他：“老王，你不能这样躺在地上，会出毛病的。”
他闭着眼睛半天才吐了一句话：“管不了那么多了，以后得什么病也比现在热死强。”
见他执意不动，我就用手拉。
“小李，你管我做么事？我这个年纪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还管什么以后？”他很不情愿地坐了起来，一脸潮红。
见他起来，我递给他一杯水，虽然扇的都是热风，但还是用扇子在他旁边扇了起来。
已是持续高温的第七天，别说是一直生活在优裕环境中的老人，就是我这个曾经为了野蛮其体魄，大热天跑到楼顶凉台，晒了正面晒背面，一晒一个下午的小伙子也有点受不了。
晚饭开过好一阵了，王老头的馒头还放在一边，他说不想吃。自高温出现以来，他一天比一天吃得少，我真有点担心，不吃拿什么来跟这高温抗呢？看守所都晓得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加点粮食，老王头上搭条湿毛巾靠墙坐着，眼睛似睁不睁的，不知他此时在想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想，只是在听天由命。
天已完全黑下来时，钥匙响了。
在看守所里，钥匙相互撞击时发出的声音是最动人心魄的音乐，每个关在里面的人都希望那钥匙的声响是冲着自己来的，特别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人，钥匙的响声足以让他肾上腺素的分泌突然加快，甚至使心脏狂跳不已。钥匙声越来越近，已这么晚了，会是什么事呢？隔壁的门开了，听见分管我们这几个号子的看守说给你们透透风，放老实点，坐着别动。
原来是这样，真感谢他在这个时候能想到我们。接着到了我们门口，在牢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哇，只觉得一股凉风扑面而来，那种透心的舒坦，就像在水里憋到了最后一刻时突然被送到了水面，那种恍若重生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我敢肯定这就是从地狱到天堂的感觉。在饱受了一个星期的高温煎熬后，一点凉爽的空气就令人飘飘欲仙，并且这凉爽只是相对我们在里面的感觉而言，那看守站在门外，他却是汗流不已，尽管他拿一把大蒲扇摇个不停，显然此时的气温仍是高得可怕。人们在对幸福的感觉上悬殊有多大啊，老祖宗说得真是绝：存在决定意识。老王的神色好多了，我把馒头递给他，他慢慢地啃起来。也许就是这一个小时的通风，让老王过了这一关。人生有几多难关就是在别人不经意的举手之间得以过去的，真是要常怀感激的心。
老王是一个性情中人，是我在狱中碰到的最有个性的人之一。
一开始有人喊他王老，他不乐意，说我有那么老吗？大家就喊他老王或者王老头。他和叶老不一样，叶老是一个做学问搞技术的人，思维缜密，治学严谨，博闻强记，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医学上。如果不是因哪根神经被触动发了一通出格的议论，并且又恰恰碰到一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告发了他的助手，他会安安稳稳地做他的学问，并且会以自己医术上的精深造诣获得普遍的尊重。老王不同，他调侃自已说当年就没有做过一天好学生。说父亲是个土老财，为了让儿子在外面见点世面，把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的他托付给同宗的一个表哥带到了上海，本指望他在上海找个学校学几年经济，在学有所成后好子承父业，让这个家能升格成为受人尊敬的洋财主。谁知这表哥生性好玩，告诉他日本有男女同浴的温泉，想到日本去享受那异国的风情，在上海没呆几天两个人就上了一艘去日本的船，稀里胡涂到了日本。他说他第一次去男女同浴的温泉出尽了洋相，完全没想到进去容易出来难，十七、八岁的他正血气方刚，一见到一丝不挂的日本女人，他那男人的宝贝就不肯休息片刻，一直兴奋地挺立着。太难为情了，为遮掩自己的不雅，他就一直蹲在池子里不敢动，直等到人差不多走光后才从池子里出来。
他进了明治大学。当时有一大批怀着各式各样理想和目标的有志青年在日本求学。同样年轻的他几年下来，书读得不尽如人意，朋友却交结了一大帮，后来这帮朋友走上了不同的路，其中共产党、国民党、从政、经商、带兵，干什么的人都有。回国后，经商是他的主业，或者说只是他的谋生手段，但他还是对交朋结友，游山玩水情有独钟，国共两党的不少大人物他都有交往，社会关系太复杂。这复杂的社会关系让他在需要时成了统战工具，身不由巳地陷入到某些政治旋涡中去，躲都躲不掉。1963年国民党九大在台北召开，当时的国民党粮食部长是他在日本的同学，他受当局之托，他漂过台弯海峡，列席了这个大会。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他是在劫难逃，说他是什么特务的都有，不关进来是不可能的。到监狱来找他外调的很多，每次都是军管会的一个大胖子亲自来提他出去，估计问的问题层次都不会低，什么内容他很少说，我也不问。唯一一次我记得的是外调山西省委的一个副书记。
老王是我在漫长的铁窗生涯里，断断续续保持了最长时间友谊的人。第一次碰面时他的年龄整整是我的三倍，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充满智慧的感悟、亦庄亦谐的生活态度很能吸引人。
“谷贱伤农”这四个字，平生第一次就是在他口里听到的。当时我还很不以为然，说粮食便宜有什么不好？他问我粮食价太低谁愿意去种田？我无言以对。这是我在18岁时第一次知道粮价与农民生存之间的关系，原先我一真傻乎乎地以为粮价只跟我们城里人有关系。“谷贱伤农”四个字让我从那一刻起，走出了城里人的思维。
我俩经常在一起半探讨半争论一些五花八门的问题，两个人都有点各执已见，不过这样在讨论中我们能更好地整理自己的思想，自觉不自觉地吸取对方言谈中合理的内容。既打发了时间又思考了问题，一举两得。他说他不怎么关心政治，更不热衷官场，曾有机会做官他放弃了，只是忘情于山水，这些话一开始我相信。
“八一渡江”虽然已经过去一年了，那些生命被窒息的年轻躯体还是不时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没法忘记那些在造反派刚刚胜利不到一个星期就躺在冰冷的石板上、七孔流血的年轻面孔。我总觉得那数以百计的在最不该熄灭的时候熄灭了的生命之火，应该留给我们一点沉重的思考。这天下午和他聊起了这个话题。
“老王，你听说‘八一渡江’没有？”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听说，对，今天刚好是一年整，听说死了好些人，全都是学生伢。究竟死了多少人你清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准确的数字，只能大概的估算一下。我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开始去江边看的记不准了，反正一听说在打捞尸体后我就骑车赶到了渡江大军下水的地方，有三、四个人在那里打捞，江边有十来具尸体，有的鼻下、嘴角看得到血迹。听见有人在那里议论：有次一篙子就弄起来一串五、六个你抱着我的腰我抱着你的腿的学生，其状惨不忍睹。隔几个小时殡仪馆就来车把打捞上来的尸体拉走。学校离那里不远，后来接连几天我都要骑车去看看，有一种要去送送他们的冲动。每次去江边都看见有年轻得令人心悸的尸体躺着，我直接看到的就有大几十人，最保守的估计一共也要有一百多人。我听过一个数字是三百多人，好像是有人到殡仪馆去看过后知道的。”
“怎么会死这多人？是不是有人捣鬼？”
“有这种说法，不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八一渡江’我在现场，当时混乱的状况看得清清楚楚，根本不用谁来捣鬼。渡江指挥部没有周全的安排和必要的应急措施，现场指挥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成千上万的人堆在那一块，不死人那才怪，只不过没想到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你在现场？”
“我在现场，当时我带领学校一百七、八十人的队伍准备渡江。”
“你们学校没死人吧？”
“老天爷保佑，没出一个意外。要不然我真没法交待。”
“当时是么样一个情况？。”
“我只能把我晓得的说一下。因为红十月的名气，我们的队伍就排到仪仗队后面。按照要求，渡江的队伍都到得很早，但不知为什么迟迟不见动静。你想想八月初武汉的气温有多高，此时正是火炉武汉一年气温的最高点，早是七点还没有到，逐渐炽热的阳光就已经让渡江的队伍开始躁动不安。好不容易有了动静，却是头头脑脑们的讲话，一讲就讲个不停。张三讲了李四讲，李四讲了王五讲，个个都要借这个机会露一下脸，如果只是简短说两句也正常，但都要表现自己的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对全国乃至全世界大事了然于心的眼界，全然没有考虑下面人的感受和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当总算熬到一句”横渡长江现在开始“的话出来，那早已压抑到了极限的躁动一下子爆发出来，前面的人还没有下水，后面的人就已涌上去，主席台的铁护栏都被挤断，我认识的湖北大学的何一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结果被挤到江里淹死，他在运动初期是湖大很有名气的‘一小撮’，你说可惜不可惜。
“原来是这样的情况。”
“死了这么多学生，我一直认为曾思玉①、刘丰②、警备区要负这个责任。明知造反派刚从被追赶杀的状态下走出来，组织系统极其松散，在这种大型活动中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不派部队来维持秩序？看到出现了混乱，为什么不果断停止渡江？还有那些洋洋洒洒在那里说些废话的头头也要负责任，刚一翻身，心里就淡化了那些一起走过艰难的战友，他们也应该为那些窒息了的生命承担责任，那是几百条鲜活的生命哪！”
“这件事在你心中留下如此沉重的记忆我能理解，但你最后的说法有点苛求于人吧？如果你坐在台上，你会考虑那么周全？如果你没有考虑那么周全，你就一定是在心里淡化了同你一起走过艰难的战友？”
“可能我这说法有点偏激，但我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错。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就要负其责，不然就别在那个位置呆着。如果这次红十月没能及时把队伍拉出来死了人，这个头头我肯定不当了，别人把性命托付给你，你没能力承担这个责任，那还在这个位置呆着干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就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隐恶扬善，容易原谅、淡忘、迁就甚至掩饰尊者的过失和错误，有几个人对居高位者有过要求？有的只是美言。求其上才得其中，根本就没有求，那得到的岂不是下而又下？”
“这是你能改变的？”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但肯定要改变，实际上也在改变，文化革命就是来改变这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的。什么时候有过可以造省市委的反、造国家主席的反？原先那些容不得半点质疑，谁质疑谁就要大难临头的庞然大物原来并没有什么神圣可言，谁说的话不对，做的事不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就要造谁的反。文化革命就是要对身居高位者有要求，不能只是美言，其实你太把他当回事，他就根本不把你当回事，有些原先看起来不得了的大官，把乌纱帽一拿他有什么呀？他有什么能耐能服人？现在上去的那些人就一定不走偏路？不见得，走偏了怎么办？要有机制纠正。‘八一渡江’淹死的数以百计的生命要有人负责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还没开始就又回到了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的老路，那我们还搞个什么文化大革命？”
“说得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你的愿望、你的理想都没有错，我都同意，不和你争。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够今天造张三的反、明天造李四的反，是制度允许你保护你还仅只是一种意志在保护你？如果不是制度而是一种意志，这意志是长远的吗？有保障吗？如果这意志出现了变化，你将面临什么？”
“什么准备都有，对可能的后果，我什么都想过。但关于是制度还是意志的问题我还真没有想过。”
“你有我欣赏的地方，但你的有些看法有点不现实。你说的对当官的要有要求的意思我明白，就是对他们要有监督，要有约束，他们不能随意乱来，不然就要下台，并且就从现在开始，从‘八一渡江’的责任追究开始。这想法不错。但现在的状况或者说制度能够实现你这愿望吗？也许个别事情能够如愿，但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现象。并且以我这几十年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些想法给你带来的东西肯定不是你想要的，说明白一点，会是灾难而不是其它，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不论面临什么，恐怕我都改不了。”
“这正是我既欣赏又担心的地方。”
一天晚上闲聊时王老头又扯起一个多次谈到的话题。
“小李，你年轻，只要这回处理得不太重，你进来是个好事。别看我走南闯北多少年，不进来好多事情就搞不明白，或者说有些事原先以为搞明白了，进来后才发现那只是自己的想当然。只要能平安出去，这段经历可以让你今后少走许多弯路。”
“老王，你这话道理上我也懂，我总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那是你想得太复杂，你只要记住两句话：‘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愿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能平平安安。”
“上船容易下船难，开弓没有回头的箭，现在已是身不由己。有些事不是想躲就躲得了的。比如说老王你，你说你一直在远离政治，结果怎么样？”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的意思你还没有搞清楚，我是说人不要有太强的功名心，人生要淡泊洒脱一点，有时候是在劫难逃，但更多的时候是可以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的。”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也不完全是这样。老王你莫见怪，我不是要和你抬杠，你说古今中外有点成就的人，哪一个是成天只想着趋利避害的？再说利和害的关系是很奇怪的，有时不避害才能趋利。我可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浓了一点，不甘平庸，总觉得人只是这世间的一个过客，再长也不过几十年，如果成天只想着如何趋利避害，不抓紧时间做点什么，是不是枉负了此生？不过你说的人在官场要有足够坚强的神经和足够厚的脸皮，不然没法做下去，这话对我很有触动。”
“好，两个人的看法挨着了一点边，我们接着谈。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但这个位置究竟在哪里自己往往不清楚。大多数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这应了孙中山的一句话：世上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不少人因此怨天尤人，说命运对他不公，其实是他一辈子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最佳位置在哪里。有次你提到一个红代会常委名额的事，当时我就想对你说，不要以为当了那个常委是个什么好事。我就认为你不适合做官，尤其是不适合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官。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看得出你的个性有点强，锋芒有点露，这在官场里是个忌讳。官场是有它的规矩的，你适应不了。你知道‘鞭长莫及’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吧？不清楚，好，我跟你说，这句话是从古人说的‘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简化来的，字面上的解释是鞭子再长也不宜抽打马的肚皮，它引伸的意思是说有些藏垢纳污的事你只能放在心里面，表面上要不动声色，你做得到么？‘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个道理现在你可能还没有什么体会……”
“我打断一下，‘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什么意思？”
“过于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因为它不能退让；皎净洁白的东西容易弄脏，因为稍许的污垢就会非常显眼，如果再结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想想，当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尤其是对一个真正想干点事的人来说。我看你还是搞别的好，当年哈同刚到上海来时穷光蛋一个，但他见过世面，知道一个城市发展的规律，能够预先知道五年、十年后什么地方将是城市的中心，他独具的慧眼使他能以极低的价钱拿到升值潜力巨大的地皮，这地皮最后升值多少？一万倍。哈同花园的位置后来正在市中心，你想想这种预见性值多少金条？”
“值多少金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到上海闯世界的那么多人中只出现了一个哈同，再说就是哈同再世，现在他有可能重现辉煌么？世界早已变了。”
“世界早已变了，这话不假，但世上的事道理都是相通的，谁比别人多看一步，谁就会是赢家。”
“你说世上的事道理都是相通的，哈同能在城市的发展趋势上比别人多看一步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那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比别人多看一步而成为胜利者呢？”
“你又绕回去了，要说就说透吧。政治和经济不同，举个例子，1957年吴晗看对了，他比别人多看了一步，至于是他自己看对的还是有人给他透了风，这不重要，反正他成了反右的受益者，大出风头，在《文汇报》里挂帅批储安平，不停地升官，做了北京市的副市长，胜利者吧。几十万人打成了右派，整得乌乎哀哉，家破人亡，他风光无限，志得意满。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的，没过几年，他自以为又比别人多看了一步，写了个《海瑞罢官》，他写这个戏的时候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不会是想给别人树个靶子，结果呢？他拥有的一切转眼间化为乌有，一时间《海瑞罢官》让他成了全国的大靶子，跟当年被他整被他批的人一个下场，谁想得到？！政治这个东西你说不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在我们这里，你永远无法想象你将面临的下一张牌是什么，也许没有规则就是它的规则。你以为你是出了这个事才关进来，眼前看来是这样，但以后呢？你以为你没有这个事就一定不进来？谁能肯定？我说的神经要足够坚强和脸皮要足够厚，还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在非正常情况下，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残酷，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老王，你总在说你不关心政治，怎么很多事你这个不关心政治的老头比我这个关心政治的学生了解得还要清楚？”
“说不关心政治怎么可能呢？不热衷于政治倒是千真万确的。有些话我从没有说过，今天是你逼我才说的。”
“我可没逼你。”
“你承不承认没关系，我本来只想点到为止，你硬要打破砂锅璺（问）到底，非让我把话说透不可。想想还真有点奇妙，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敢敞开说话，这里是人生最受限制的地方，却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
“你只了解我其一，不了解我其二。你说我不适合做官，好像我已选定了从政的路似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想做官？你看到我在文化革命中蹦得很高，就以为我热衷于政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几次我差点把命都搭上，哪一个想当官、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会这样玩命？回想一下真是不由自主地被文化革命的浪潮推到了这个位置。主观上仅仅只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不愿意别人说我是好人我就是好人，别人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这个想法我很小就有了，从小学开始，每学期的评语里很少没有”骄傲“二字的，当然话说得很温和，说要注意克服骄傲情绪，我也不知道我究竟什么地方骄傲，毛主席说骄傲使人落后，我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落后过，一直优秀，和同学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差过。说我骄傲，心里我一直不服，这骄傲二字一直是老师可以随时敲打我的棍子，好像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就是骄傲，就是听不进老师的话，我说那些吊儿郎当、不好好学习的学生才是骄傲，因为他们实际上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了，要不然怎么会学不进去呢？可老师从不说他们骄傲，你越是努力学习，越是认真思考，就越有可能戴上骄傲的帽子。刚才你说我锋芒有点露，这是骄傲的另一种说法。是你的眼睛厉害，一眼就看出我确是骄傲，还是你也同许多人一样落俗，把每一个有点自己的主见、不曲意迎逢、不做出一副乖孩子的模样的人都看成是骄傲？我并不是说我这样的个性是最好的，只要不是品质上的问题，个性是无所谓好坏的，乖孩子有生存空间，有自己主见，不那么乖的孩子也应该有生存空间，你说是不是？其实像我这种人心地最好，是不需要防范的，决不会先曲意迎逢，然后过河拆桥，更不可能落井下石。”
“你这说法有点意思，我倒要细想一下。”
“有些问题原来就想过，但只是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外面事多，静不下心来，也没有可能找一个人边交流边探讨边整理自己的思想，我很庆幸在这里能碰到你。”
“我们也只是随意扯扯，让时间好过点，言者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都莫当真。我有一些很熟的朋友，年轻时和你一样，兴趣广泛，一点都不收藏自己的锋芒，后来的情况都有点不妙，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影子，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你未来的可能。你说我是不是有点落俗，不能说没有，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说，你完全不必理会，但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说，那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这点我非常清楚，文化革命初期，在有些人眼里，这骄傲已有了同党对着干的味道，教育革命工作组已经把我打入了另册。因为支持南下‘一小撮’，有人已经给我定了性。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我就是第二代右派，这点我比谁都明白。我们学校在1957年就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学生右派。”
“你以为有了那样一张大字报你就肯定不会是右派了？你看看中国的历史，哪一个在台上的人是喜欢别人造反的？哪一个造反的最后是有好下场的？除非他一个跟头翻成功。你可以说这次怎么样不同，谁谁说了什么的，谁谁下了怎样的决心，对这些内幕的消息也好，公开的报导也好，只能听听而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你不要太当真了。任何事都有它的规律，造反没得好下场就是规律。不一定又打一次右派，可能会换个帽子换个方式，但挨整这个结果是逃不掉的。不过我希望这个看法是老皇历，能最后被证明是错的。”
“如果这真是个规律，那我想还有一个规律也会顽强地起作用。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不仅是人的本能，也是任何一个生命的本能，那怕是最低等的生命。只要有一点机会，有一点可能，这本能就要顽强地表现出来。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本质上就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不然他们的命运就被别人决定了——杀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他们的口号，这口号一经喊出，就得到天下如雷的响应不是偶然的，平等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这口号也是他们的理论，这理论在一千多年后被升华精炼为‘自由、平等’。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没法遏止的，因为这个追求，第一代右派被惨烈地打下去，不少人极悲惨地被整死，还不到十年，第二代右派又冒出来了，一开始说造反派就是右派我还不承认，现在开始认同这种说法。这一代右派再被整下去，那怕结果比上一代右派更惨，肯定还会有第三代右派冒出来。这个规律会比你说的那个规律更顽强，这是社会要发展要进步的规律，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必将在这个世界上高高飘扬，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
“谈着谈着你就进入了状态，我看你是不可救药了。时间不早了，什么时候兴趣来了再接着扯吧。”王老头笑着说。
这样的议论经常有，这天下午又开始了。
“今天是八月十八号，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在回忆两年前。
“两年前的今天，破‘四旧’正热火朝天。小李，你抄了几个家？”王老头半认真半打趣地对我说。
“抄家？那你就说错了，我对抄家并没有什么热情。武汉市的抄家高潮时，我正组织班上一批同学在农科院帮助摘棉花。”
“这我就有点意外了，那个时候你怎么跑去摘棉花呢？你不是这个性格。”
“当时教育革命告一段落，已经内定我们这些人下放农村，我的出路是这些人中最好的——上农业学校。校内已是一种无序状态，我们这些打击对象已无人打击，争取对象也无人争取，谁都不管我们，像无娘的伢。我这个人不知悔改，就出头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去农科院劳动，心想反正总是要去农村的，先去熟悉熟悉。”
“你说的这些人都是些谁呀？”
“主要是班上那些出身不怎么好的。”
“你就不担心会有人说你的立场有问题？”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文化革命开始前，一次偶然在报上看到印度到现在还分为四个种姓，出生于高贵种姓的，不管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生下来就享有权力和财富，出生低贱的种姓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与财富和权力无缘。还有人因触犯了他们的戒律，更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当时我就联想到出身不好的同学，觉得我们的阶级路线在贯彻执行中有印度种姓的影子，当然这些只能放在心里。所有的人应该是生而平等，那些出生不好的同学我总感到他们的才情是被压抑的。”
“你怎么感到的？”
“怎么感到的？举个例子。进了名气最大的省重点，到实验中学报到的第一天应该是很兴奋的，但我无意中看到有个女生在班主任面前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着什么，在这个时候竟会出现眼泪，太不可思议了。她穿的短袖上衣是用几块手帕拼成的，那画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这肯定是一个生活在窘迫环境中的同学，后来听说她父亲是个大右派。她一直少言寡语，不注意甚至会忽略她在这个班上的存在。一次周末全校组织去修万人游泳池，她被留下做卫生，等我们回来时意外看到黑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内容是欢迎劳动大军凯旋归来。具体的诗句记不得了，但当时的感觉至今还清清楚楚，是眼睛为之一亮，没想到这个平时脸上总是写满忧郁的女生，心里面也有火一样的激情。有个星期天想到她家里去看看，在门口碰到她，我感到她好像不愿意我进去，就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运动开始后有的组织害怕接收出身不好的同学，我是尝过不准革命的滋味的，我不怕，谁来我都欢迎，当然包括这个女生。后来我看到一本《湖北省右派言论集》，才知道她父亲是留德的专家，回国后在省科委工作，只因对省委书记张平化说句了不懂就不要对具体的技术问题发指示的话，被打成大右派，我实在看不出这话有什么错，非常同情这个同学。怎么能就因为一句话就毁了一个家，并殃及到子女呢？”
“你这同情是不是有点居高临下？”
“不，是感同身受。在我的权力之内，我根本不管什么出身。班上的领导小组由三个人组成，组长舒国良的出身是民主党派，司子林的父母都是右派，只有一个的出身比较好。”
“这不是你们这个组织的普遍现象吧？”
“我没有专门去了解过这个问题，但总体感觉并不少见。红十月的几个头头对血统论都很反感。柳英发同他班上的干部子弟发生矛盾就是从要不要发展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的问题上开始的。”
“你对印度的种姓制度还知道多少？”
“就这多，我只知道有这个事，具体也不太了解。你肯定知道的比我多，能不能讲一下？”
“这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但现在也只能三言两语的讲一下。种姓制是印度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集团为了强化和巩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借用宗教和神话所设计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法律。它保证了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婆罗门和帝刹利两个种姓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和全部政治权力。为了让这权力和财富千秋万代，这制度还严禁不同的种姓之间的通婚，否则子女将成为四个种姓之外的贱民。这个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在可能不是处在最极端的状态，但要真正改变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话题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像你这样不甘寂寞的性格会完全置身于‘破四旧’之外？”
“你不相信吧？除了到长春观③去站了几分钟外，‘破四旧’连看都没有怎么看，更别说参加了。”
“那是不是你对‘破四旧’本身有什么想法？”
“说有什么想法也谈不上，只是人的情绪很低落，但当时火热的情景让我想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同时还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对当时的‘破四旧’在心里我是支持的，我从农科院赶回来时听说我校的红卫兵正在长春观砸菩萨，跑去看了一下，看到一些从菩萨肚子里弄出来的反动传单，有的上面写着极其恶毒的”□□□是赤链蛇“，真没想到道家净地也有这些东西，认为这些菩萨不砸还真不行。”
“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你来说只是去不去革别人的命的问题，你还有兴致去长春观，我想的是自己怎么样过关。抄家还没抄到头上来，我两个儿子就先在自己家里革起命来了。”
“当时我已被打入了另册，下意识里和那些红卫兵就有距离，没有去看他们是怎样对待那些出家人的。从落款的时间上看，那些传单都是建国初期时的东西，现在观里的那些道士不一定就和那反动传单有关系，我想那些红卫兵大概不会有太过激的举动吧。抄家更是看都没去看过，事后听到一些搞错的或过激行为的传言，也没太在意，这事在心里就这样过去了，再也没有多想。但后来在北京看一些有关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种种暴行的大字报，在我心里的冲击很大，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些人毫无人性可言，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我心目中革命二字的内涵，对‘破四旧’的感觉在变。”
“想听听你现在的想法。”
“现在的想法和原来的区别很大，特别是在静下心来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和他们的作为做了个比较，在品味和分析了这当中的不同心态后，看法完全变了。”
“你说说。”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打死了人，但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是在受到威胁和挑衅的情况下的一种反应。被老红卫兵打死、整死的人不存在那怕是对他们威胁的可能，更别说上门来挑衅了。
“我们始终有把打击目标控制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意识，从最初大会上有人提出更多的名单时，被当场否定，到小会时进一步减少，到最后果断中止了对最后一个的执行，都说明了我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他们不一样，在肆虐的过程中，被他们残害的对象和目标越来越多，伤及的无辜越来越多，没有一点生命尊严的意识。如果不是外力的阻止，不知他们会演绎到什么程度。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他们再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再不敢跟我们作对，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自认为目的达到后马上住手。他们很难说有一个实现后就主动不再继续干下去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好像就是肆虐本身。
“我们丝毫没有在这过程中去寻找或满足感官刺激的愿望，执行行动简单迅速。他们却是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在折磨和虐杀中的快感，不少情况是在用种种酷刑折磨了多少天后才给人最后一下。”
“小李，你不会因此就认为你们那样做就是对的吧？”
“怎么会呢？我们干的这件事肯定是错误的。我这样对比只是为了更有条理地分析，在分析老红卫兵特别是北京的那批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暴行时，把‘12.5事件’作一个参照，这样一对比，两者的不同就出来了，他们种种的暴虐行为我们造反派根本做不出来。现在有人一提到‘破四旧’，抄家，就说是造反派搞的，我怀疑有人在故意混淆视听，造反派和红卫兵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造反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那时还没有出世，后来参加造反派的人，当时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破四旧’队伍中的一员。”
“你不说我还真有点分不清楚。”
“预审员说我是法西斯，我知道是信口开河，她心里未必真是这样认为的，大概是怎么骂得我不能开口就怎么骂吧。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研究一下什么是法西斯？反人类，无人性是不是它的主要特点？如果是的，那究竟谁是法西斯是不难判断的，这帽子怎么也戴不到造反派头上去的，那伙在‘破四旧’中有过血腥暴行的人恐怕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这就是你的书生气了。你以为历史就是真实或者真实才能是历史？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写的。我经历过不少事情，也看过叙述那些事情的书，有多少是完全真实的？有时我佩服某些人真能颠倒黑白。刚才你在说造反派和红卫兵完全是两回事时我就在想：我还是同时代人都把它们看成了一回事，后人会怎样？我还是这样看，造反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不要不高兴，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在‘破四旧’的问题上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这不是个好兆头，‘破四旧’这笔账肯定要算在你们这批造反派头上，舆论和宣传的威力你还不清楚？那些真正有过极端暴行的人说不定就是清算你们的主力。”
“你怎么这样想？我不能理解更不能同意你这个看法，这今天不议论，你说的这话我还要想想。你不是问我对红卫兵‘破四旧’的看法吗，我接着谈这个问题。
“回想当时的情况，老红卫兵面对的是什么？是一群毫无反抗能力的人，这群人不仅没有反抗能力，甚至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只是逆来顺受，最大的抗争就是上吊、投湖、跳楼。在红卫兵挥动着带铁扣的武装带抽打那些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年纪的人时；用滚烫的开水淋那些连路都走不动的老头老太太时；将粪便涂在馒头上强迫被他们打入另册的人吃，不吃就用棍子捅，直到将人活活捅死时，这是在干什么？这种对生命的虐杀算什么？这对别人是毁灭，对他们自己则是泯灭，人性的泯灭，良知的泯灭，被他们整死，弄死的人在北京数以千计。你不止一次的说，造反的没有好下场，用老红卫兵的话来说，造反就是革命。古今中外，革命也好，改革也罢，都是要流血、要牺牲、要冒风险的。可他们的革命怎么这样惬意，没有任何风险，不用担心任何后果，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只有肆虐后的快意，只有破坏后的满足。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肆无忌惮地表现在他们种种血腥的暴行里。这是十几年前农村的土改在十几年后出现在城市里的最下流的盗版。土改也有过火的地方，但它有合理的内核，这是共产党为了让几亿农民能从精神上站起来，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那种”破四旧“、那种抄家、那种对人的虐杀算什么？我不信这段历史能被彻底改写，不相信历史被改写后，真实就会永远不见天日。
“当然这责任全部要这些年仅十几岁的一群中学生来负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中从来就没有人性的位置，强调的是残酷无情，但不能因此就篡改历史、伪造历史，历史的真实总是放在那里的，不管是已经结痂还是仍在流血。”
“看来这大半年的牢你白坐了，你还钻在你的理想主义里出不来，你还那么慷慨激昂，你怎么没有一点改变？你不能同意和理解很正常，你是理想主义，我是现实主义，你认为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我认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你说的是将来，我说的是现在，你说的是信念，我说的是实际，你说的那一切可能都会实现，但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别误会了，我不是说你会杀头，我是说那是十分遥远的将来，遥远得连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也未必看得到。”
“如果追求的目标是远大的，那么看不到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多数人的必然命运，与其说这是一种遗憾，不如说是一种荣幸，这至少说明了你志存高远。我们永远记得屈原、岳飞、谭嗣同、李大钊就是证明。”
“你说的只是现象。不错，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但我们记得的只是他们最光彩夺目的一面，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人。他们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个标志，一个个符号，已不是历史上全方位活生生的原貌。屈原是忧国忧民的符号，岳飞是精忠报国的符号，谭嗣同是近代变革派的符号，李大钊是革命先驱的符号，但是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法变成符号的，你不会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符号吧？”
“你这个问题太刁，我不回答，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我留心过全国各地，特别是各省会城市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情况，没有一个地方的暴虐程度能够和北京相比。可不可以说是北京的那批干部子弟让全国的老红卫兵因他们的暴虐而蒙羞？为他们背黑锅？这对其他地方的红卫兵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别人正蓄意往你头上扣屎盆子，你还在考虑别人是否受到不公，不简单呐你。”
“我不管你是假夸我还是真笑我，我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不时刻警惕可能存在的偏见，可能弄不清楚最简单的问题。你让我把话说完。为什么最暴虐的行为会出现在北京？照理说北京是首善之地，应该政策水平最高，最不应该出这些暴虐行为，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才会无法无天，可事实恰恰相反，至少运动初期是这样，原因在哪里？这是我最想找到答案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有点意思，看来你是认真想过的。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肯定有自己的答案，说来听听。”
“‘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公认的组织原则，各地方党政官员的自主性是有限的，他们行事想事不可能放开手脚，他们最重要的是要吃透中央的精神。这种精神状态对他们的子女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这反映到他们的子女身上就是看北京的那帮干部子弟的动静，他们跟在后面来。老子天下第一和老子天下第二在心态上的差别是太大了，老子天下第二多多少少会有顾忌，胆大妄为的程度有限。老子天下第一就不同了，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们从来不担心会受到制约，因为没有人能制约他们，他们是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中长大的。这种心态对他们心灵的扭曲是可怕的，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这种扭曲的灵魂会演绎出令人发指的血腥和暴虐。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是权力的受害者，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让他们丧失了人性。各地的干部子弟是老子天下第二，北京的干部子弟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你说他们是权力的受害者，坐在牢里面还在悲天悯人，你以为你真成了佛？他们只会过得比你好，这一辈子他们都会是你们的剋星。不过我还是喜欢你能这样思考问题。”
王老头对我的激情当面从来都是只泼冷水的，但这泼冷水是一种思辨，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思想的碰撞，我不仅习惯了，而且还很喜欢。他越泼冷水我要诉说的愿望就越强烈，直到自己不再雄辩为止。那时我的激情还在燃烧，还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状态里扑腾，还在那里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英雄情结。但我们是一对忘年交，他不把我看作是一个小孩，我也不把他看作是一个老人，我们是能倾心交谈的朋友。这种交谈是一种乐趣，能充分享受对方的智慧，在交谈中不乏打趣和戏谑，有时这种打趣和戏谑也能激发人的灵感。
现在看来，他的一些预见是惊人的准确，只不过我当时不能接受。他被关了六年后就被释放了，到我家来过几次，因拿薪水在同一个地方，我父亲常常能碰到他，王老头一见面总要问李乾怎么样了？十几年后我去看他时，能让人慷慨激昂的话题没有了，谈的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应了他的一句话：理想不能当饭吃。快八十岁的老人的记忆力惊人的好，当年在一起的一些事他记得清清楚楚，还饶有兴趣地问起几个我曾在他面前提过的同学的近况。很遗憾他逝世时我没得到消息，没能为这个可爱的老人送行。
注释：
①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7.20事件”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②刘丰：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7.20事件”后任武汉军区政委。“九·一三”林彪事件后，1971年11月被撤职，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
③长春观：位于武昌大东门东北角双峰山南坡，蛇山中部，是我国道教著名十方丛林之一，该观始建于元代，为历代道教活动场所。称“江南一大福地”。观内崇奉道教全真派，以其创始人重阳祖师门人邱处机道号“长春子”命名。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