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叶经霜
十 一见如故
我向父亲提出，还是回民办中学去读书。他答应了。1960年春季开学时，我就到学校去要求复学。虽然我只在初六一级炼过钢挑过煤，真正坐在课堂里还不到1个月便退了学，但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多一个学生便多5元钱学费，这时已作了校长的政治老师还是毫不刁难便收下了我，将我编入了初六二级一班。当时我还对他充满了感激之心，我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我便成了他开展阶级斗争的靶子。
我欢天喜地地背着黑帆布旧书包，又扛着凳面上嵌有彩绘荷花瓷砖的红木大方凳去上学了。我们班的班主任姓汪，高大肥胖齐脖的短发，整天板着一张面盆似的大脸，好似别人借了她的米还了她糠一样。
她让我这插班生坐在最后一排的空位子上。还是那4人一排的白木长桌，我左边靠墙的位置上是一个蓄着学生头的男生，个儿比我略高年龄较我稍大。他瘦削的脸上鼻梁高挺，有点希腊人的样子，很英俊。上课不一会儿，他便侧过脸来轻声作自我介绍：“我叫王国斌，是班长， 歌唱得很好。”我看了看课堂，秩序很乱，下面不是在说话就是低着头在搞自己的事，还有几位干脆伏在桌上呼呼大睡。汪老师也不管，在黑板前自顾自地照本宣科。王国斌见我在窥看老师，又说：“我们都叫她‘一点黑’，她老头解放前是开纸贷铺的，去年没考上大学就来教我们，在讲台上还念错别字”。我注意一看，汪老师嘴角上果然生有碗豆大一块黑痣。听到这几句介绍，我对班主任的敬畏便一扫而光，就与王国斌攀谈起来。他笑着说：“同学们都叫我王麻子，嫉妒我长得帅。”我奇怪他怎会有这么个绰号。他便指了指两眉之间，我仔细打量，才发现那里有3、5粒芝麻大小的凹点，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便相信取这绰号确属嫉妒。
下课时，我与这性格开朗的同学已成了朋友。王国斌为了在我这新朋友面前证实自己的特长，就在教室里引吭高歌，他音色爽朗嘹亮，真唱得好，便引得其它斑级的女生都推推搡搡地跑到窗外来张望。
王国斌说他同我一见如故。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但后来我却屡屡碰见这样的事儿。30年后，我独自到荣昌县去参加藏密气功学习班，同一个大家都认为性格孤傲的上海师兄成了好朋友。他也说，见我第一面，就觉得我俩以前仿佛认识。我们各述了经历，以前确无接触的机会。更奇怪的是我50岁那年到拉萨。一天下午，我脱离了团体独自溜到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走进帕拉布路寺，便有一位不到２０岁的年轻喇嘛主动来招呼我，并热情地引领我参竭全寺的大小殿堂。他叫阿祖益西，自幼出家，是寺内唯一能讲汉语的人。他沿途不但细致地为我讲解各处圣迹，还用我的相机替正在参拜的我拍照。参竭完了，还主动邀我到他的禅房小坐喝茶。应我之请，毫无保留地讲寺内的日常生活及他的感受。最后又教我学他早晚诵经的样子盘腿坐在禅床上，翻开经书作诵读状，替我拍了张照片。我返回万县市后，与他通过信。阿祖益西能歪歪扭扭地写不多的汉字，他在给我的第一封回信中，非常明白地写道，我一跨进寺门，他心中便生起见到老朋友的感觉。阿祖益西从未出过西藏，而我也是第一次到拉萨， 不管从年龄或生活领域，我俩都不可能见过面。但他是一个事佛的喇嘛，不会妄语，也没必要。他为什么也会生出这种感觉？冥冥之中好象真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字。
王国斌的家就在学校大门外。
土墙瓦顶，一楼一底，房屋宽敞，家具简陋。进门的堂屋里坐着他白发白须的老祖父，穿一件黑色对襟布纽棉衣，同色的棉裤，脚脖处还扎着绳子。老人手握一根四五尺长的叶子烟杆，不停地吞云吐雾，样子很威严。看王国斌蹑手蹑脚的样子，平时肯定很怕这老人。他母亲的穿着神态完全是个农村妇女，左手在抗战时被日本飞机齐肩炸断了，虽然只剩一支右手，凡是认识她的人就没见她闲过。
我进门刚叫了声王爷爷，那仰靠在竹躺椅上抽烟的老人就问我是不是姓谢。听到我的回答后，老人说：“你的父亲是川康银行的…… ”
王国斌惊奇地发现，爷爷例外地对我很客气，招呼我坐，还叫倒茶。可能他认识我父亲。
王国斌的父亲是一个什么单位的会计，当时因经济罪正在劳改，后来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瘐死狱中。听说他有个哥哥在外地流浪，我从未见过，还有个正在念小学的弟弟， 全家的固定收入就是爷爷那30多元退休金。只有一支手的母亲非常勤劳，她不识字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平时除了做家务照顾全家老小外，还在屋后的空地上种了些菜，以弥补粮食之不足。我就吃过一大海碗她用大米磨成粉拌牛皮茶煮成的糊糊。她每天早晚都要到江边的垃圾堆里拾破烂，卖了贴补家用。王国斌家的生活肯定属于贫困线以下。
但王国斌的穿着用具在同学中并不寒酸。在那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年代，他还经常在衣服和头发上搞些怪花样，来吸引别人的注意。艺术家的天性在王国斌身上显现得非常早。他实际上只比我大364天，却处处显得早熟。
他经常在清晨和晚上跑到桥马滩上去练嗓子，站在伸入江水中的大石头上，脚下是发出雷呜般巨响的激流，他伸长颈子公鸡似地放声高歌。遇到节假日，王国斌就往社会上那些业余歌手堆里扎，到处寻师访友。若师友肯降尊纡贵到他家去传经授业，王国斌便毫不吝惜地将母亲种的菜加上米粉，煮一大锅来款待客人。经过大饥饿时代的人都知道，那年头请人胀一肚子米粉牛皮菜，比现在请人吃一桌海鲜席还情意深厚。
王国斌从不忌辛辣，离校后更是抽烟酗酒，也未见对音色有啥影响。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再加上勤学苦练，唱歌的技艺便突飞猛进。但当时的社会不象现在有各种娱乐场所，更没有演唱会和那些如痴如狂的追星族，王国斌展示自己的机会就极少。只有遇到节日来临，有的单位要办文娱晚会，他便去要求上台独唱，当然没有报酬。那时，全市唯有海员俱乐部经过特许，逢周末举办一次舞会。也只有乐队没有歌手。不知王国斌是怎样钻营进去，周末就常站在海员俱乐部的乐队前面大展歌喉。这样他便成了本市第一个在舞会上露脸的歌手，就有了点小名气。但这名气非但未给他带来半分物质上的好处，反而被老师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在学校开展阶级斗争时，他便同我一起，面对着全校师生站到了批斗台上。
王国斌16岁便辍学到搬运队去拉架架车。一年之中有三季， 他都赤膊只穿裤衩脚登草鞋在大街上飞奔。在阳光和汗水的浇铸下，小歌唱家很快便长高长壮了，发达的肌肉古铜色的皮肤配上那张希腊似的脸，王国斌成了全市最英俊的搬运工人。当他拉着沉重的架架车躬着腰两手撑地挥汗如雨地爬上坡时，常有穿着整洁的过路姑娘主动到车后去帮他推上一程。
碰到熟人，王国斌瘦削的脸上依然笑得灿烂。他还是唱歌，在少得可怜的舞台上，在拉着架架车飞跑的时候，在空旷的江边和静夜的小巷，都能听到他爽朗嘹亮的男高音。我知道他过得虽然艰苦，却快乐。
1973年， 当时我已因所谓言论罪在万县市看守所被拘留了两年，社会上又掀起了“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现行反革命”的高潮。有一天黄昏，我突然在新进监狱的人犯队列中发现了王国斌。
后来，王国斌利用倒马桶的机会告诉我，因为他的媳妇是位应该下乡而尚未下乡的女知青，女方就开不到结婚证明。他俩结婚时，便只办了婚宴，请了亲友邻居和搬运队的同事，而没有办到结婚证。两个缺少法制观念的年青人也没当回事，便公开地住在了一起。本来也只是个“非法同居”的问题，但在高潮中便被挂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现行反革命”的黑牌抓了进来。3个月后，他被绑出去公判。王国斌回来时，经过我的牢门，竟兴奋得不怕违反监规，大声对在风门上用目光询问他的我高喊：“无期，吃饭的家伙保住了！”他满脸都是无心无肝灿烂的笑，好似捡了什么便宜似的。
王国斌在劳改农场服刑几年后，上面又有政策要求甄别，他就被释放了。此时，他那不合法的妻子早已另外嫁了人。我与他喝接风酒时，王国斌还是满脸灿烂的笑，说给他的是一张改判书，抓得对放得也对，关几年就算判几年，算是刑满释放。但劳改过的王国斌出狱后却因伤痛不再劳动了，他说是在跑码头卖艺，其实是在卖假药。
多年后的某一天，我那刚进初中的儿子放学回来问我：“你的耳朵啥时候掉进了一颗碗豆，在医院都取不出来？”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儿子告诉我，他放学时经过广场，人群中有个中年男人在唱歌，唱得真好，人就越围越多。这人就开始卖药了，那药能治很多病，他还举例说，写什么什么的本市作家谢声显，大家都知道吧？谢作家前几天耳朵里掉进了一颗碗豆，怎么也弄不出来，后来受潮膨胀了。到医院去，要动手术。谢作家怕挨那一刀，找到我，我只给他耳内点了一滴药水，碗豆就滚出来了。谢作家很感激，要写文章介绍我这祖传秘方……我仔细问了那唱歌卖药者的长相，只好摇头一笑，对儿子说：“是龟儿王国斌。”
后来还听朋友讲，在外省的码头上见到过王国斌，穿一身军装佩中校军衔，领几个穿军服的青年男女，操一口普通话在卖药，卖的是些军事科研新成果，能治百病的药丸子。我想他那军服和丸药肯定都是假冒伪劣。
我也曾在外地的码头上见过他卖药的场景，他笑着对我说：“没法，要养家糊口；我也就能唱这点专长。”
再后来就听说他突发急病死了，丢下了年青的妻和年幼的儿子。
写到这里，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他那灿烂的笑脸，即使在被冤判时，他也能用这样的笑容面对苦难。王国斌不管从生理还是心理，都是一个强壮的人，却那么早就死了！他去世时还不到50岁。
十一 知易行难
大饥荒最厉害那两年，万县市的居民每人每月仅供应18斤口粮，其中还包括三分之一的粗粮。每人每月有3两肉，2两植物油。中学生的定量还算高，每月32斤，肉油和居民一样。每天有1斤粮食，正常情况下该饿不着了。但是，如果全国城乡都买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肚子里又没有半点油水，长期只有那几两粮食和盐水汤，人人都会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加之又进了公共食堂，不管男女老少，都必需到食堂去吃饭。本就稀少珍贵的定量物在分配中又增加了几个环节，多一个环节就多一层盘剥，吃进肚里的便少了一些。
绝不夸张地说，当时全中国的普通百姓真恨死了公共食堂。但当时，各地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公共食堂万岁”的标语。我们地段上就有人因被定为“反对公共食堂的现行反革命”而送去劳改。我也因为说过“啥时候不要这食堂了，各自把定量买回家去煮才好。”这句反动言论，后来被人揭发，成为在学校被批斗的内容。
那时候人人每月都有一版“饭票”，虽然你早已提前付清了伙食费，公共食堂还是要根据各自的定量规定你每顿可吃多少粮。那饭票自然很重要，一般都由家长掌握。但父母各在不同的食堂吃饭的家庭，只好每天将当天的饭票交到子女手里，握有全天三顿饭票的少年人就有了点灵活性。这灵活性对我们这类缺乏自制的人来说真是有害无益。早上吃完那号称2两的馒头喝光一碗盐菜汤后，肚子里还是空荡荡的。就常守在食堂，待取早饭的人都走光了，便去看厨房内还有无剩下的食物。如果有，就向炊事员撒谎，说学校要组织到什么地方去，求他把午饭的定量发给我。如果得逞，便将本该中午才吃的4两粮食塞进肚里，图个眼前的半饱，全不管中午粒米不进之难受。
中午放学后，老师同学都离校了。当他们凭着饭证在食堂吃定量之时，空荡荡的学校就总有些将中饭提前消化了的少年在灌白开水，然后便无精打彩地躺在课桌上欺盼晚上那4两米饭。几泡尿一屙，肚里饿得咕咕叫，下午的课便根本没法听，伏在桌上两眼老望着窗外胡思乱想。
是一个深秋的下午。讲坛上，政治老师又在大讲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午间只喝了一盅开水而粒米未进的我却饥肠辘辘跟本无法认同他的高论。无心听讲便将目光投向窗外的校园，细雨微风中梧桐树叶片片飘零，有三五个幼童在嘻嘻哈哈地玩弹子，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媪在默默收捡枯枝败叶。我突然就触景生情，搔首咬笔终于写出一首顺口溜，那是我生平第一件“ 文学作品”，就记得很清楚：
园内黄叶随风落
世上之人谁无暮
眼前顽童尚嘻戏
转瞬两鬓白发蓬。
下课后，王国斌和几位同学读了我这处女作，都一本正经地感叹了一番光阴易逝要珍惜时间等等。
忆起少时旧事，倍觉光阴如逝水。闭目将过去的时日检察了一番，青少年时代，在艰难坎坷中很少虚掷光阴。步入中年后，由于生活相对安适，也就逐渐赖散疏放，常在大白天躺在床上想些“我是谁”之类的问题…… 少时便知应珍惜光阴且也曾努过力，为何后来就坚持不住？翻来复去就引出了知与行的关系。这对矛盾当年在看守所里也曾认真思考过，我明白要想“正行”必先求“真知”，但真正知道了就能做到知行统一？
写这些文字时我发有二色年过半百，对诸如名利情感之类，自认也勘破了它们的本性与因果。但每每与其相交，经常还是不能超然处置。大题目且不论，小如口腹之欲，明知自身某个器官出了毛病，喝过烈酒必导致腹痛。但碰到情绪波动或友人相劝，往往就端起杯来，腹痛时又后悔不迭。明知不该喝却屡喝屡悔，就是知行矛盾。
我辈凡夫，知行难以统一。但读名人传记时，也不止一次地见到那些轰轰烈烈以天下为已任的人物，因与亲友斗气，便任性地作出自虐或自毁事业的行为。可见是人都有七情六欲，凡人也罢伟人也罢，知行绝对统一是做不到的，区别不过高下之分而已。
就想到牧牛小童，牵着牛在田坎上悠悠而行，牛儿时不时地想将嘴伸进旁边的庄稼地去。牧童一经觉察，便拉拉牛绳，止住牛儿不当之欲望。如能将欲望喻为那总想偷食庄稼的牛，把真知比做牧童手中之绳，随时以牧牛之态来警策自我，或可在知行统一的实践中获取较高之成就？
十二 小运动员
记不清这事是怎么发作的。
我复学才不过两三个月，春末夏初时节，那天阳光明媚。
早自习结束后，班主任把我叫出教室，问我是否在写日记。我当时还带几分得意之情，告诉她，自复学后我就在记，每天从未间断。她就令我赶快回家去取来，她要看。那年头的中国人不知道“隐私权”这个词，我也没想过她怎么知道我在写日记，为什么要看。奉了她的指令，我就屁颠屁颠地往家里跑。
回家取了日记本，我在返校路上就觉得有点不对头了。本子里有些老师不太爱看的话，譬如她在课堂上乱用典，读错别字。我狂妄地写过，高中刚毕业的老师不一定有我的文学作品读得多。我怕老师看到后不舒服，就想将本子藏起来不交给她。但这一闪念马上便被自己否定，我言之有据，她即使心里不高兴，又能公开同我理论么？何况我已当面答应了并专程回家来取，不拿去岂不食言。多么幼稚的思考呵！我当时如果能预见将日记交上去的后果，肯定会在路上轻而易举地销毁这“罪证”。事后我为此而懊悔过许久。祸兮福兮，我也从中接受了教训。“文革”初起，被抄家前两天，我便将所有的日记信件付之一炬。令那些专为所谓“反动日记”而来的官办红卫兵们没抄到片纸只字，大失所望，我就省了许多麻烦。
日记交上去就没了下落。大约一周后，学校便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还兼政治课的校长在台上声色俱厉地宣称，学校里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批反动学生已经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必需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于以坚决回击。我站在队列里就在想，全校最高的班级不过是二年级，初二年级的同学就敢向打败过八百万蒋匪军的党发起猖狂进攻？
这时校长点名了，我们班上有两个。劳改犯的孝子贤孙王国斌，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谢声显。二班还有一个伪法官的孝子贤孙朱万志，是个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轻言细语的瘦弱少年。在一片打倒拥护的口号声中，被点了名的3个初一年级的学生就失魂落魄手足无措地上了台，听校长宣布罪行。
我记得朱万志的罪行有“幻想变天复辟，在学校吹捧他的反动老子伪法官精通几门外语……”王国斌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十分严重，为了保护自己的嗓子，经常偷吃他工人爷爷的鸡蛋……”等等。数落到我时，校长说：“……谢声显竟敢大记反动日记，攻击公共食堂，颠倒黑白，胡说现在吃不饱肚子，这是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就是反党。他还攻击学校老师，而老师是受党的委派，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攻击老师就是攻击党的教育路线，也是攻击党……”等几乎把我吓昏的罪状。
历数完3名反动学生的罪行，全校师生又大呼了一通打倒拥护的口号，就进行揭发批判。二年级最高最胖的王达天跳上来指着我大喝：“谢声显，你出身于一个反动的地主家庭，竟敢……”不待王达天说完，我便抬起头来大声打断了他：“我父亲是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地主！”当时在我可怜的政治常识里，也知道地主是五类分子之一，是敌人。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对象，五星红旗上还有一颗小星代表着。听到我的反驳，气势汹汹的王达天竟当场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好在老师领呼的口号声中退了回去。批判的火力就转向了那两位难兄。
“文革”时，当了一派头头的王达天曾当笑话对朋友们讲，他平生第一次批斗的对象就是我。会前，他们的老师把班上正在争取入团的几个同学召集开会，布置上台批斗的任务。老师当时介绍说我父亲是地主，没想到我敢在全校师生面前说不是。他也弄不清是与不是，但却把准备好的批判内容打乱了，以致于不知怎样再说下去。他说若是现在，无论如何都会找到理由批判下去，一定会批得他体无完肤。
批斗会后，我们3人就被孤立了。所有同学都不敢同我们打招呼更不敢交谈，我们3人也被禁止接触，说是防止串供。我们没在一起干过任何坏事，也不知道该串什么供！
每天上午，我们虽然还被允许进教室听课，却实在听不进去上面在讲些啥，满脑袋乱七八糟装的都是浆糊。下午不是被批判就是写检查。批判会上，老师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愤和严酷，真象被我们挖过了祖坟一样。不，较挖了祖坟还厉害，直似我等偷吃了她那份罐罐饭一般，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那些中午粒米未进，只喝了一肚子白开水的同学，也在老师的策动下饿着肚子上台义愤填膺地痛斥我的“吃不饱论”污蔑了公共食堂。老师从此也不再给我们布置作业，我们自己做了交上去，也不批改。我们根本没法正常学习。
下午，我们就被分别关进一间空屋写检查，深挖反动思想阶级根源。这对初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要求实在太高，因此总写不出深刻之作，检查就一次次被退回重写。我们都被严令交待，还在何时何地攻击过伟大的党。在交待不出新罪之后，又要我们揭发，听见别人攻击过什么。上至父母，下至邻居，都在检举揭发之列。说是揭发了别人便是立功，就可以将功折罪。所幸当时我们所交往的多是无知小儿，接触的成人除了长辈就是老师，接触面本就不宽，反来复去地交待，也不过是对老师的不满之词，而那些老师都还不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说他们就是党也实在牵强。就凭当时我那狭窄的接触面，也确未听见过反动言论，若真听见了，可能也会去立功。
一个人坐在空房间里，我就开始想，老师知道我写日记，一定是被别的同学立了功。至于是谁立了这个功，我至今也不知道。
在批斗大会上，老师说到我家进行过调查。据老师说，邻居揭发我自小便跟着出身旧官僚家庭的大妈生活，从来就不听出身贫农的生母的话，我是资产阶级培养的货真价实的孝子贤孙。所以回家以后，我就从不对母亲谈学校里的事，我知道在她那里得任何不到指导。父亲除了发工资那天一定会将钱送回家，平时连面都难得一见，他完全不过问家里的任何事情，我也从未对他说过，自己尚未进入青年时代便成了“运动员”。唯一疼我的大妈远在重庆，没有长辈给我抚慰和指教，也没一个比我年长的朋友可以听我倾诉给我出主意，当时，年仅14岁的我真是孑然一身，顽强地抗拒着强大政治的压力。这使我过早地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冷漠。
我孤独地同想表现革命的老师们周旋，时间久了，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抵赖拖延、避重就轻等技俩。
幸亏当时我的智力还幼稚得不知考虑什么将来长远，无知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给人带来好处。我每天最盼望的就是下午放学，只要一捱到放学跑出校门，便将这些烦恼全“放下”在学校里，照样挑着水桶下河游泳玩沙自寻其乐。少不更事头脑简单会自然地达到“物来则应，事过不留”的殊胜境界，便能少去许多烦恼。
凡是学校都有寒暑假，我们终于熬到了暑假。3个批判对象都乐观地推测，革命的老师们绝不愿牺牲假期来与无知少年缠斗，我们的事就会变成悬案，获得暂时的自由。
放假后我才知道，不光是我和王国斌、朱万志天天在检查和批斗中过日子，全市各中学不分公办民办，都在批斗反动学生。只不过别的学校揪出的多是高中生，象我们这样初一年级的少年很少。知道有许多学生都同时在倒霉，我心里还挺不高尚地生出几分宽慰与喜悦。
十三 不愉快的暑假
万安桥西头有一幢砖木结构的楼房，底层是万县市图书馆。在大饥荒和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月，有时间有心情来借小说读的人实在太少，办证也就很容易。不需付押金，只要年满18周岁的本地常住人口，都可以办证。暑假开始后，我将家里的户籍本拿去，用母亲的名义办了个借书证，成了市图书馆年龄最小借书最勤的热心读者。馆藏的图书当然比那些书店丰富得多，每次借阅都能选到我想读的好书。我就接触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沙士比亚、狄更斯、德莱赛……图书馆那幢陈旧幽暗的房子，就成了我心中美轮美焕的宫殿。
从那时开始，我才真正告别了抓到一本看一本的习惯，有选择地进行阅读。我只要翻开一本名著，就能很快地进入书中的环境，沉浸进作家营造的氛围之中，将现实的一切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似乎每一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
我记得那天下午大雨倾盆。两个多星期没下雨了，这场雨就象一位迟到的客人，驱散了夏日的酷热，令我不愿呆在家中而想到雨下行走。待雨势稍弱，我便撑一把红油纸伞，挟着一部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到图书馆去换书。
雨珠儿打得油纸伞簌簌乱响，人行道上的树木变得翠绿闪亮，路面被雨水冲洗得洁净异常。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独自漫步在雨帘中，心情轻松而平静。我绕道去到那状如古琴的天生桥上，久久地凝望“石琴响雪”如烟的水雾，我发现那小水珠组成的烟雾真是变幻莫测，就象命运。
从图书馆里换好书出来，雨更小了，细丝一般密密地斜织着。街边人家的瓦顶上，笼着一层淡淡的薄烟，路上的行人也多了起来。我刚走到大桥东头，迎面碰上一个二个年级的同学。他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了一番，然后快步走近我，急速地说：“学校在放假前把你们3个的材料报到了派出所，要送你们去劳动教养。”他话音一落，也不待我回答，转身就走了。
我知道劳动教养与劳改一样，都是在枪口下强制劳动，只不过劳动教养不需经过法庭审判，派出所便能决定。乍闻这个信息，我当时真如巨雷贯顶，只觉得两边太阳穴内象有铁锤在敲，胸膛里呼出的气息就似山洞里吹出的风一样。命运为何对我如此残酷？正当成长之时，不光要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承受长期的饥饿，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而当时我还没弄懂什么是政治。一个初一年级的学生，就因为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饥饿的感觉，对那在课堂上教错别字的老师有不敬之词，就犯了罪，就该失去自由？如果真被劳教了，就算熬得劳教期满，还要背负个“劳教释放犯”的包袱，在苦难与歧视中渡过终身。
晚上，母亲和弟妹们早已睡熟，我还在床上碾转反侧。我真正绝望了。
我小小年纪没有在无望的孤独中毁灭，真还得益于我读过的那些书籍。当时我最喜爱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的作品，书中那些体魄和精神都异常强健的主人公，面对灾祸时的大无畏以及对生命之热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让我有勇气正视现实而不致绝望。
没过两天，我便抱定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信念，将劳教的事扔在了脑后。
与我通报这个信息的同学叫徐显明，以前从无交往，我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秋季开学不久，一天下午上课后，就听老师说发现了反动诗词。全校紧张，保护现场，火速报案。
下课后，我也挤到人群里去看了，有几句顺口溜用粉笔写在一间教室的门板上：
一人先到校
四处静悄悄
风吹飒飒响
一片好凄凉。
校长说：“学校是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敢说‘一片好凄凉’，绝对是反动言论。”
来了几个警察，看了这首“反动诗词”。但他们没拍照也没搞什么询问，就叫把它擦掉。警察走后，阶级斗争得神经过敏的老师们还是对笔迹、个别谈话，起劲地追查。也有人怀疑到是我继续作案，因为我也写过所谓的诗，又正在被批判之中。但很快便有人检举了徐显明，他供认不讳。就被批判，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原是一丘之貉，怪不得他会给我通风报信。
在“文革”初期，“二月镇反”时，一派的司令部设在天主教的真元堂里。半夜，司令部内的人被一网打尽。为救“战友”，徐显明和他的伙伴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去冲戒严线，数十人同时死于镇反部队的冲锋枪下。那年他大约刚满20岁。
十四 书包投进了激流中
秋季开学后，我升入了二年级。
我发现同班的王国斌和二班的朱万志均没见人影，最初我还以为他俩真被抓去劳教了。过了没几天，我就在街上看到了赤着上身拉架架车的王国斌。他说爷爷去世了，再也无钱读书，只好到搬运队下力挣饭吃。他告诉我，朱万志也到武陵的采石场去做工了。我就给他讲了学校想把我们送劳教的事，王国斌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就是劳动么？反正要供老子吃饭，劳教所的活路还没得搬运队重。”
两位难兄溜了，就剩下我一个靶子供老师们进行阶级斗争。开始我还担心，他俩这一不辞而别，会被认为是对学校的蔑视和挑战，更剌激老师加速地启动惩罚程序。但过了不久，我便发觉老师们也不起劲了，也有胆大的同学开始跟我说话了。那天放学时，一位平时挺泼辣的斑干部女生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她告诉我，学校报了材料后，派出所一直没动静。校长去催问，管我们这一片的警察却说，如果把在日记里骂过老师的小儿科都弄进去，劳教所怎么装得下？校长好生没趣，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
乍听到这消息，我高兴得真想将她抱起来舞几个圆圈。悬在我头顶上的利剑就这么消失了！我想，现在学校最多只能对我记过或开除。有过被送去劳教的思想准备，再面对记过或开除的处分，就象挑过100斤的人面对三五十斤的担子，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恐惧消失后，潜藏在心底的怨愤便如酵母有了适当温度，迅速膨胀起来。我开始胡思乱想报复那些残害学生的老师。校长在训斥我时，我口头唯唯，心里却在想，如果练成了红砂掌，就劈胸给他一掌，震碎他的五脏六腑。我失去了畏惧的脑袋还设想了许多荒唐报复的计划，但在现实中一个14、5岁的少年却无法施行。我也常在梦中变得力大无穷身轻如燕，就执行了许多食肉寝皮痛快淋漓的报复。醒来后想起梦中情景，就觉得经过这样久的批判，反倒将一个天真温良的少年批得真象个阶级敌人了。
一马路派出所就在我家院子对面的一个院落内，门斜对着门只相距两米多宽的一条石板巷道。我几乎知道里面所有警察的姓名。当年派出所里的警察不叫警察都叫户籍员。管我们学校这一片的户籍员徐之贵，大约30多岁，矮个子，很壮实。他有一个没有工作的妻和两个还没读书的儿子，从那两个穿着打满补丁衣服的小孩身上，能看到徐家的日子过得不宽裕。就在徐户籍驳回了校长要求劳教3个学生的申请不到一年，我们们学校就因为大饥荒而解散了。
又几个月后，一马路小学发生了严重政治事件，有人晚上在校园里用粉笔涂写了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标语。市里就作为大案要案来办。侦查的结果大出众人意外，原来那“反标”就是徐户籍写的。这位警察后来是押回派出所来公开宣判的。在那天晚上的宣判大会上，我看见他已被剥去警服，被自己的同事捆得象棕子一样。由于是警察作案，执法犯法，他被从重从快判了无期徒刑。
后来，我常常想到在劳改队不知死活的徐户籍员，反对过“三面红旗”的大人物彭德怀等虽然受到迫害，却搏了个青史留名。而全国不知有多少与其“同志”的小人物，付出的代价同样，甚至更惨重，后来连在地方志上都没留下一个字的记录。我为在面临劳教的危难时正巧碰上他而暗自庆幸。在那个时代，出身不好高考落榜来教民校的青年都“极左”到这种地步，专政机器内的执法者更可想而知。象徐户籍这样能独立思考并敢于将思考的结果书写在墙上的人，在警察队伍中可说是万人之中难找一个。他自己就是警察，不可能不知道逆潮流而发表看法的后果。可我们那位“极左”的校长万万没有料到，他那视学生如寇仇的的劳教申请就恰巧落到了这位不顾个人及家庭安危的勇者手上。我不知道徐户籍看到我们的材料时有何想法，但命运在关键时刻真给了我们青睐。其机缘就象佛经里说的“盲龟木孔”。因了这位有自己的头脑的警察，我们才能幸运地免却几年牢狱之灾。否则，我们的人生经历就一定会改写。
几年后，在那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万县市两派互相残杀达数千人。当时我手中有枪，本可以在混乱中轻而易举地报复残害过我的老师和校长，而他们又恰巧参加了我的对立派。但时间是个和蔼的天使。青年的我已不再那么恨他们了，我没有进行任何报复。事实证明，宽恕别人，自己也会得到好处。
初冬，罐头厂的红桔大生产又开始了。全校停课两个月，全部投入勤工俭学。师生都自带伙食去剥桔场，与社会上招收的临工一样三班倒一样实行计件工资，不同的是我们的工资却全部作为学校的收入，学生得不到一分钱。剥红桔这工作我早就干过，难不倒我，全校进行操作比赛时我还名列前矛。让我受不了的是，大家都一样地为学校义务劳动，有些师生却经常给我白眼，对我喝来呼去，好象我是低人一等被管制的五类分子。
连续的夜班和寒冷的气候使不少同学病倒了，学校却还在催产量抓出勤率。同学们怨声四起，有的言语还相当激烈。什么剥削童工、强迫义务劳动等等，说什么的都有。我曾设想登高一呼，同学们应者云集，大家都不干了，让老师们惊慌失措计划落空。但我不敢公开号召，我狡猾地不愿将那顶破坏勤工俭学的帽子扣在头上。我只能装病，请了两天假回到家里，我一去不返再也不回剥桔场。我暗中希望通过榜样作用，能无声地影响一些同学也跑回家去。这样不光对学校在经济上是个打击，对它的威严也是一种挑战，而那些精于阶级斗争的老师还抓不住我的辫子。我没鼓动过任何人，只是自己旷工了，最多是个“资产阶级思想好逸恶劳。”
结果却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 除了二班有一个向帮强跟我一样跑回家去不再来出工外，那些言语激烈的同学除了在路上碰到我时伸了伸大指姆，没一个人敢用行动来表示抗议。但我还是和向帮强两人一直顽抗至红桔生产结束，不管威胁利诱没再去上工。
我俩的抗议还是产生了一点作用，为了防止劳动力流失，学校竟破天荒地许诺勤工俭学结束时，给大家发奖金。当大生产结束后，学校真抽出极小部分收入，给学生们分不同的等级发了3块或5块钱。这点钱不到劳动报酬的十分之一，但领到钱的同学们个个欢天喜地感恩戴德。我和向帮强只劳动了半个月，又旷工40多天，自然一分钱也得不到。但也有同学私下对我说，如果没你俩这么闹一下，我们拿不到这几块钱。失望之除便有了点思考，对我们伟大民族的优良品质就有了些认识。
勤工俭学两个月后，又要恢复上课了。当我还在犹豫是不是再去上时，就有人告诉我，校长讲了：“向帮强是受谢声显的怂恿才逃避劳动的；谢声显老帐未清，又犯新罪，复课后还要对他进行批判帮助。” 虽然我根本没对向帮强说过一句要他不去劳动的话，但我知道一经批判便说不清。
当时学校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充满阳光的花园，而是在阴暗中散发出血腥味的绞肉机。我就想到了高高兴兴拉着架架车在马路上飞奔的王国斌，在空旷的江边浴着清风筛石子的朱万志。他俩都在自由地生活着，再没人强迫他们写检查接受批判。虽说是人未成年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们活得自在。这样一想，我就更不能忍受交了学费去接受批判的生活。
我独自跑到滔滔的长江边，将书包取下来抡了个圆圈，使劲扔进了桥马滩的激流之中。黑色的帆布书包只在水面上旋了半圈，转眼便被汹涌的江水吞噬，沉入水中不见影踪。
1960年冬，只在二年级混了一学期，我与学校永诀。
辍学与找活儿干，事前事后我都没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也从未过问。在10岁便背井离乡到万县市作学徒的父亲眼中，既然不能升学，年已15的我就应该自已找饭吃了。
不久，我自谋职业成了架车修配厂的一名小铁匠，每天在四壁透风的锻工车间里呼呼地拉着风箱。当师傅把烧红的钢铁挟到砧镫上后，就叉开双腿抡着大锤使劲地砸，汗流浃背火星乱溅。
最难受的还是饥饿。虽然铁匠的定量粮高达45斤，由于没有油水和付食，半斤米的罐罐饭一吞进腹内就无影无踪。为图一时的痛快，师兄弟们在中午就常将晚上那份定量提前消灭。下午劳动半天，下班后就只能空着肚子回家。厂在城北，家在城东，若走那七弯八拐的大街，约有3公里远。为抄近路，就多在巷子里钻。下班正是晚饭时间，那些从公共食堂里小心翼翼地提着全家人定量的老人擦身而过时，那诱人的饭香引得我好几次都几乎按捺不住地想实施抢劫。夺过他们手中装着罐罐饭的篮子，飞快地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放开肚皮大吃一顿。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进行抢劫，是我读过的那些文学作品起了作用，我能形象地想到被抢老人呼天号地的惨状，以及那些失掉晚饭后的人的怨恨。那些书已经在我的头脑中树立起了牢固的价值观－－不能作损人利已的事。为了避免诱惑，我从此不再为了抄近路走小巷，而天天绕道走大街。大街上人多，没有作案的条件。
我当铁匠时，每月工资有18元，因为几乎没有肉和菜，伙食费也就只花得了5、6元，就有余钱消费了。我迷上了京戏。
当年的万县市京剧团在全川赫赫有名，主要演员均是解放前从京沪大班中来，团长是京剧海派著名奠基人潘月樵之子。角儿行当台风道具，在四川省便名列前茅。除了成渝两地，其余各地市剧团，均无法望其项背。那年头没电视，全市仅一家电影院，新片不多，而京剧却正红火，月月有新戏，且多为传统连台本，便很吸引人。
春节后的一个黄昏，我穿着被铁屑烧了数十个小洞的裤子直接从城北的厂里跑到了市中心的京剧院。当我在楼座的丙票席寻找坐位时，意外地碰到了向帮强。他说：“放寒假那天，学校出了张告示， 将你和王国斌、朱万志一起除了名。” 当时手掌上布满硬茧的小铁匠早已将学校视为一场噩梦，闻言只说了句“日他们的妈！” 就被紫红色大幕后响起的京戏锣鼓引进神秘遥远的古代世界里去了。我记得那天看的是“狸猫换太子”，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3个人在一个月前便被学校除了名，却一直没得到过任何书面和口头通知。那么多同学和老师，多次在路上碰到我为什么都从未提起过这事？向帮强成了唯一告诉我被除名的人。照章程来说，这处分就是非法而无效的。后来我也没有费心去询问过此事，这一晃就老之将至，我还糊里糊涂地不知道自己少时是否真亨受过除名。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