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1.3案件”
有段时间不到晚上十二点根本别想入睡，字典就成了安眠药，一本字典顺着翻，什么时候睡意来了什么时候闭眼。
这天听到值班室的时钟敲了十二下后，睡意才慢慢上来，刚要入睡，迷迷糊糊中听见门外的锁有响动，扭头一看，门已打开，来了个新犯人。新犯人来了总要折腾一阵子的，睡意一下全消了。
此人其貌不扬，如果在大街上看见他这副模样，绝对会认为他是个叫花子：胡子和头发一样长，一张脸不知道有多少天没洗，像涂了一层黑釉，年龄很难看出来，个子有点高，至少是一米八以上，但又黑又瘦，高高的颧骨加上两只特大的耳朵让脑袋成了梭形。此时已是严冬，一身棉衣已看不出原色，空空地套在身上，从他不由自主地缩着脖子这点来看，这又脏又破的棉衣根本御不了寒。除了一床没有被套的棉絮抱在手上，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这床棉絮给人的感觉一定是从哪个煤堆里捡来的。7号牢房的惯例是新来犯人的铺位往中间插，睡在中间的两个家伙大概是嫌他脏，不愿意挨着他睡，装傻不动。这位新犯人显然察觉到对他的不欢迎，他开口说话了，尽管口音很难懂，但我还是勉强听明白了：我就在地上睡。但这在看守所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尤其是一个新来的犯人。我把最靠边的位置让出来，给了他几本书当枕头。这个新来的就这样安顿下来了。虽然知道他肯定不是个叫花子，但怎么都没有想到去年震动武汉三镇，惊动北京，搅得成千上万人不得安宁的“1.3案件”的主角，就是这位土得掉碴的先生。
还是在一年前，号子里来了个新犯人，从他口中听说外面出了个大案子，从武昌到汉口同时出现了数百份内容极其恶毒的反革命传单，为了破这个案子，几乎所有单位都成立了 “1.3案件”专案小组。刑侦专家对这个作案人有个基本画像：主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有很强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不一定挨过共产党的整，但个人或者家族的历史上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的，平日里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这是假象。对符合这个条件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作案时至少有两个人。几个月前碰到一个对古诗词颇有爱好的老中医胡佛根先生就是因“1.3案件”给抓进来的。
第二天起床后我支援了他一点洗漱用品，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这是他一个多月来第一次漱口和洗脸，这天上午的热水让他洗了个澡，看守给他理了个发，又给了一套棉衣，这个叫胥约拿的外地人一下子精神了很多，不再像个让人嫌弃的叫花子了。
知道他就是“1.3案件”的主角时我很意外，意外的是他竟然这么年轻，事发已经过去一年多他也才二十八、九岁，完全不像公安机关给出的画像。但他写的字会让你打消任何怀疑：古朴苍劲，雄浑有力，有古之遗风，完全不像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人写的。看着他的字我很自然地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张伊人副校长，他曾经是湖南军阀张贞的秘书，就书写的笔力而言，俩人有得一比。
在洗澡时就发现他伤痕累累，手腕上的伤疤很刺眼，不过当时没有问他。
一开始他对我极具戒心，尽管几乎所有的洗漱用品都是我支援他的，但在他眼里我是个异类，是与他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革命小将，一些话可以跟别人说但不可对我讲。后来他不无歉意对我说，刚来时对我有戒心是因为关在长沙时吃过苦头，曾跟一个在押的省无联①的小伙子说了几句实话，没想到那人是特地安排在他身边监视他的，汇报上去后他被打得要死。不过很快他就发现我对他没任何恶意和威胁，有一天他对我说起了他的情况：
“我家所在地很偏僻，离岳阳市区还有一百多里，家里是地主，土改时被扫地出门。”
“什么叫扫地出门？”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有些不解地问他。
“当时对我们地主的财产有两种搞法，一种就是把财物拿走，房子还是留几间给你住，东西拿走再多，那也只是大件，日常生活用品一般都还在；还有一种搞法就是把你全家赶走，只让带极少的东西走，叫扫地出门，让你顷刻间一贫如洗。我们全家十来口人就只让拿了一床棉絮。这床已看不出原色的棉絮就是当时带出来的，你别看它脏，它是用上好的棉花打的，用了十几年，这几个月没有被套，在牢里盖是它垫也是它，还是完好无损，撕都撕不坏，就是脏了一点。”
我将信将疑地看了看那床被絮，用手去撕表面脏兮兮的那层想验证一下，没想到要撕开还真不容易，费劲撕开一点后，看到里面还真是雪白的，凭我在产棉区劳动过几天得到的一点见识，完全相信了他对这床絮的说法。
“虽说是扫地出门，但跟那些家里有几个被拖去镇压了的相比，我们家还算是幸运的。父亲虽是个地主但没有民愤，我们那里又很闭塞，家族观念很重，胥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姓，土改那一阵风过去后，反正靠劳动吃饭，也没有谁跟我们过不去，十几年就这样过来了。”
“那你这一肚子的古董从哪里来的呢？”
“我这点东西算什么？比我强的多的是。你不要看我们那里偏僻，但学习的风气很盛，什么《楚辞》，《论语》，《史记》，《汉书》，几乎是家家必备。至于《古文观止》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那里属普及读物，随便拉个小孩都能背几篇给你听。”
“我听说你的传单一份是告全国同胞书，还有一份是你写的诗，你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
“不行不行，政府跟我说了的，如果我要说出来就是继续放毒，要加倍处理。”
“是你一个人作的案？”
“是我一个人。”他说这话时似乎不那么干脆。
“不可能吧？我听说同时在武汉三镇都发现了你的传单，未必你有分身法？”
“其实蛮简单，告同胞书和诗都是我早就写好了的，蜡纸是我刻的，纸张、油印机到处都有，一个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油印完。印好后我用一个布袋装好，在岳阳坐晚上的火车，到武昌时天黢黑，我租了一辆小三轮汽车，司机在前面开，我坐在后面把传单往外面撒，车子从武昌开到汉口，我的传单也从武昌撒到了汉口，传单撒完了天还没有亮。”
“什么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又这么隐密，那怎么被发现的呢？”
“祸从口出。我以为事情已过去一年，肯定没有事了，再说我们那里这样的传单多的是，不算什么事，有一次在闲聊中无意中说到了这事，当时听到的人也没有当个事，又传到其它人的耳朵里，七传八传，总有人把这事当事啊，被人举报了。一开始只是在公社里面办学习班，也没有当什么大事，家里人可以来看我，我也可以偷偷跑回家看一看。半个月后突然绳捆索绑把我转到岳阳城里，不几天又把我送到长沙，后来又把我转到这里。在岳阳的日子真难熬，他们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把我的几个叔叔、伯伯都抓了，逼我承认他们也参与了，把我吊起来打，你看我身上的伤痕这长时间还没好。有次他们要把我的两只手铐在一个手铐里，我的骨头粗，铐不进去，他们就放在地下用脚使劲一踩，硬给铐上了，我的妈也，那一脚下来的时候，就像刀子捅到了心里，人像被杀的猪一样叫起来。我不承认，他们又把我吊起来，铐子的一头铐住双手，另一头系根绳子吊在梁上，人疼得昏死过去。”他边说边摇头。
“那最后呢？”
“还是没承认。”
“你那几个亲戚呢？”
“他们受的罪不会比我小，也都没有承认，后来都放了，只把我一个人转到长沙。”
“你写了那么多东西，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又是刻蜡纸又是油印，他们会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会感谢我的。” 他浅浅一笑，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在沉思了一会后说。
他在说这句话时，我发现他的眼睛突然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彩，甚至还有一点骄傲。他这话可以理解为没有因受刑不过而乱咬无辜，也可以理解为他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凭我的直觉，他很可能是一个人把事情全兜起来了。他脑袋里装的什么我不清楚，但他那血性文人的气质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了。
“你估计你的案子什么时候会判？”
“那不是现在的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十六条》上说了，杀人、放火、放毒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我这属于放毒，要等到运动后期。”
“那个放毒不是指你这个放毒，那是指用毒药害人。”
“我这是放毒，长沙的提审员都跟我说了，说我在武汉放了毒要把我送到武汉来消毒。”
“那你认为会怎么判呢？”
“在我们那里判，就是三到五年，像我这样的反动传单在岳阳根本不算什么，武汉会重一点，再怎么样也不会超过十年，我这虽然说是放毒，但我又没有毒死人。”
面对这个固执地认定反动传单的“毒”就是放火放毒的“毒”的老兄，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但我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如果不是在牢里面呆了两三年，谁要问我“1.3案件”的主犯该怎么处理？既然众口一词都说他极其恶毒、极其反动，那我想都不用想，肯定会说杀。但牢狱生活在改变我的某些思维。我碰到好几个人在说到“1.3案件”时，都说这家伙极其反动，极其恶毒，但问到传单里写的究竟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包括当时在单位还是负点责的人。看来那些结论实际上都是别人作出的，他们只不过是跟着说而已。有那么恶毒那么反动，肯定是胡说八道，那会有什么市场？拿出来见见阳光，让革命群众批透批臭，化毒草为肥料，岂不是好事一桩。但我接触过的人，没听说有谁见过。现在要我说他该杀，那我肯定要先看看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心里清楚，在武汉三镇影响这么大的反革命案件的唯一主犯，十有八、九怕是在劫难逃，但他压根就没有一点这个准备。这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你根本无法去改变行将面对的死亡，压根就不知道这事也许是命运对你的一种关照，要不然，在恐惧和绝望中等待不知会在哪一天降临的死亡，岂不是比死亡本身更痛苦的事。但我很想知道他写了些什么。
“你写的东西怎么样毒阿？你说点我听听，我关的时间长，见的案子多，可以帮你分析一下会怎么判刑。”
“那我把那份告同胞书给你背一下。”他在犹豫了好一阵后之乎者也地背起来。
大概只背了个开头，他突然说；“不背了，不背了，干部说了不许讲的。”
从他背给我听的这一部分来看，听不出有多大问题。那文白混杂的语言表述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平等，自由，沐浴阳光和春风是每个人本能的希望和追求。他后面会怎么写呢？我太想知道了。我想告诉他，就你这案子而言，你现在的表现与你最后的处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现在那怕表现得像个圣人，最后该把你拖出去挨枪子也不会打一点折扣的。如果他知道这不可改变的最后结果，他肯定会毫无保留地什么都跟我说，但这对他太残酷了，我张不了这个口。他对最后的可怕结果还一无所知，心里还有对未来的希望，虽然我很想了解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但不愿给他精神上带来太大的折磨，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让他在这平和的心态和对未来的希望中度过他最后的时光吧。话又说回来，即令有人对他坦言相告，他也未必会认同。
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人，虽然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长大，有时对于一些事情的理解幼稚得近乎好笑，但他骨子里不乏豪爽和文学上的追求。这话不是说的“1.3案件”，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那传单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这感觉是从同他的一次争论中得到的，那天我想在他那里讨教一点诗词格律方面的常识。
“我没有正而八经地学过诗词格律，只是浅浅地看过一本有关的小册子，但有时喜欢写点什么。这是我们那个组织成立一周年要办一期墙报时我写的一首七律，你看看。说着我递给他那首诗。
七律
——庆红十月造反公社成立一周年
十月染就战旗红，跃马横刀征途中。
翻天覆地一载去，联翩浮想万般来。
铮铮轶事垂青史，浩浩正气贯长虹。
极目更望极目处，几多狂澜几多峰。
“你这叫什么律诗啊？”他一看就笑起来，“押韵有问题，平仄更不用说，你这充其量只能算个打油诗。不过写得还有一点气势。”
他那后面一句话明显是在安慰我。
“那你帮我改改？”
“这不好改，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改出来的东西两个人都不会满意的。其实我的诗写得也不行，这多年写的诗不算少，但自己满意的只有两句，那是几年前我追寻崔颢的足迹到武汉来过一次，在龟山、蛇山转了两三天，想找点灵感，但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写出一首像样的东西来，诗是写了几首，都不怎样，但有一联我是很得意的，我们那里的几个很有水平的老师看过后也很欣赏，这两句是：岩悬静影鱼栖树，江映云天鸟戏波。”
“从意境上来说这两句确实有点想象力，但这只是你的想象而已，我在武汉住了这多年，还没有见过哪棵树的影子能映在长江里，长江里是有鱼，并且多得很，但谁看得见？既看不见鱼又看不见树影，如何鱼栖树？水平如镜才能江映云天、才能有鸟戏波的情景，长江什么时候有过水平如镜？这两句你说是在你们湘江写的我还有点信，这跟我们长江，跟我们龟山、蛇山有什么关系？跟崔灏更沾不上边了。” 想找他讨教一下，他倒自我陶醉起来了，我故意跟他钻牛角尖。
“龟山上的树影怎么不能映在长江里？” 自己唯一得意的一联竟被一个对诗词还未入门的家伙歪批一气，他有点急了。
“能，能，能，至少在某一个时期是可以的，不过那时候不仅没有你，连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没有出世，跟你写这两句诗是没有关系的，那是在长江还是一条小溪流的时候。”
“你不懂诗，不跟你说了。”他有点懊恼了。
“跟你开玩笑的，怎么当真了？”看他竟像个小孩一样的恼怒神态，我连忙对他说。
听了我这话他才慢慢平和下来。可以为了两句诗就像小孩一样使性子的人怎么跳到政治的漩涡里去了？真替他有点惋惜。
“要是判了刑我们能在一个劳改队就好了，你是当地人可以让我少受欺负，我包你三个月内搞清楚平仄格律。我们互相帮助。”停了一会儿他对我说。
“真希望有这一天。”我这是说的心里话，但心里也清楚他到不了劳改队。
转眼他来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里没提过一次讯，这天他突然被叫了出去。回来后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就只是要他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他还说武汉公安的态度比湖南的好多了，在那边提讯不是打就是骂。我问他提审员有没有透露一点怎么样处理的信息，他摇摇头后说不过态度蛮和善的。
在那以后的两天里，他给我谈到的诗、词、掌故、轶闻很奇怪地都和死亡有关，这是我事后想到的。
他给我说写《腾王阁序》的王勃溺水死后在阎罗殿上不服，认为阎王在他远不到而立之年就让无常收了他，是天妒英才。接连三天傍晚在鄱阳湖上总会有一个声音反复在吟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王勃的魂魄不愿散去，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自己的盖世文才。阎王很头痛，王勃的魂魄久不归位，这样在外游荡总不是个事，有人给阎王出了个主意。第四天晚上，当鄱阳湖上出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吟唱时，另一个声音跟着出来：“何如落霞孤鹜齐飞。”王勃再说出“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王跟上一句“那比秋水长天一色。”王勃顿觉自己最得意的一联中，“与”和“共”二字有蛇足之嫌，想来世上还有高人，从此鄱阳湖上的这声音消失了。
他给我说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说他读这首词时曾泪流满面。
他给我说元稹的悼亡词《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尝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他说元稹的这三首悼亡词是非常有名的，写得情真意切，刻骨铭心。他一句一句给我讲解，典出自何处，什么含义。
他给我反复吟念两句诗：一曲骊歌惊大梦，未知何日话重头。一开始我对骊歌是什么意思，出自何处不甚了了，他告诉我骊歌就是告别的歌，是骊驹之歌的简称，大梦就是人生，苏轼在《念奴娇 赤壁怀古》中说人生如梦，人生就是一场大梦。他告诉我这两句诗相传是项羽和虞姬告别时作的，在解说时充满了伤感和忧郁，显得心神不宁。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比平日早一个多小时响起了起床铃，7号的门开了，看守喊了他的代号，除了看守外，还有两个当兵的站在门口，他一出门两个当兵的就把他一架。这阵势告诉我他回不来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看守过来给我一支笔两张纸，要我把胥约拿的东西清点一下，登个记，还要签上我的名。按时间计算他可能还在宣判大会上站着，可我已经在给他料理后事了，我尽量登记得详细一点，到时他家里来人取他留下的遗物时，不知会不会注意到这份清单。
一个家伙凑到我旁边说，把胥约拿的那床絮留下来，用他的棉絮顶。说这东西他家里不会来拿的。
我觉得这小子太他妈的不是人，把眼睛一瞪说，你想都不要想。他家里来不来拿关你屁事？
注释
① 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于1967年10月7日由“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高校风雷”、“红中会”、“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发起成立。是湖南造反派的左翼。 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宣布“省无联”为反动组织。
十六 土铐子
夜深人静时，有时会传来这样的呻吟：我的娘啊，受不了哦。
声音虽然很小，但透出的无奈和极力压抑的痛苦却清晰可辨。第一次在夜半三更听到这有如阴曹地府里的冤魂厉鬼在冥冥之中发出的声响，同时还隐约听到轻轻的脚步声时，你会怀疑是不是他正一边呻吟一边在朝你走来，禁不住有点毛骨悚然。平静下来后，以为是有人因关的时间太长，晚上睡不着，触到伤心处时在绝望中做出的一种反应。虽然心里有点同情，但还是想这人怎么这样脆弱？这疑惑一直埋在心里没向谁提起过，只到有一天一副土铐子套在我手上时，才知道了这个谜底。
在看守所里戴手铐和脚镣叫戴戒具，是看守对他们所认为的违犯监规行为的一种惩罚，或者是对可能发生的意外的一种防范。脚镣看起来个头大，叮叮哐哐作响挺吓人的，实际上戴脚镣对当事人并没有多大的威胁，它主要的作用是防范。牢房里戴的铐子是土铐子，高墙外面是见不到的，别看它个小，戴在手上不吭不哈，那滋味是很难想象出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惩罚。我有幸领教过那土铐子的滋味，虽然有点偶然，但那浸心透骨的原汁原味却没有因此打一点折扣，领教后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在夜深人静时发出那样令人心悸的呻吟。
看守这一脚色，古时称作牢头禁子或者狱吏，没有在里面呆过的人，容易以为他们是千人一面，就像仓库的保管员一样，收收发发，公事公办，没什么个性可言。或者认为在这种环境里呆的时间长了，多少会有点虐待狂的倾向，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他们中有的非常精明强干，忠于职守，几乎没什么异常的现象能逃过他的眼睛，虽然心肠不会软，但也不以虐囚为乐；有的无事找事，总要表现们自己的存在，有个年轻的看守，只要是他当班事就会多一些，还有个小看守总喜欢找女监号的事；有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除了他自己负责的几个号子，其它号子里的事只要不是太大，他会装着没看见；有的个性很强，自己管的号子不容别的看守插手，如果没经他的同意给他管的号子里的人戴了镣铐，谁戴的他会找碴给谁管的号子里找个人戴上同样的东西，只要这样搞上两回，没人会再管他的闲事。只要你表示服他的管，一般的事他都放过你。个性越强的看守，他所管的号子里的犯人吃亏的概率就越小。此时我所在的号子摊上一个十分窝囊的看守，谁都可以到他管的号子来逞一下能。
这天，在看了一阵书后，我沿着对角线来回转，随口哼起了《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风门咣的一下打开了。
“谁在唱？”问话的是武汉铁路局公安处的一个看守（当时铁路上的犯人批捕后就寄押在这里，铁路公安有个看守长年在这里上班）。
我停住了脚步看着他，没回答。
“是不是你？”他盯着我问。
我还是没吭声，心想哼点样板戏你来逞什么能？
“我问你，你他妈的怎么不回答？用沉默来对抗？”见我不理他，他把门一下打开，用手指着我骂开了。
“我在唱样板戏。”
“样板戏是你唱的？”
“我怎么不能唱？”
“唷嗬，你还蛮硬气，你以为你是李玉和？”
“我是不是李玉和关你么事？”
“关我么事？你给我出来！”
我心里想，出来就出来，你这个铁路看守能把我么样？
“关我么事？让这家伙来告诉你，转过身来，把手放到后面。”被他押到了值班室，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副土铐子往桌子上一拍说。
土铐子是由两个小指粗的U型铁条和一根铁销组成，U型铁条的两端锤扁后钻有小孔，铁销一端有一帽另一端有一孔，有孔一端从两个U型铁条的小孔穿过后用一把锁管住，就组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正好能铐住双手的8字。土铐子都是锈迹斑斑，组成8字的两个圈的大小一般都是按手腕的粗细来的，刚上身时并不感到有什么特别的难受。戴上后我朝铁路看守看了一眼，不等他开口，转身出了值班室。
回到号子里，难友们一脸的同情，我倒是一脸的不在乎，虽然内心有点后悔，觉得同那个家伙顶撞没一点必要。
实际问题很快就来了。首先解溲要人帮忙，饭不够水来凑，每次开水一来，一千CC的大杯子我要喝上两杯半，这五斤水刚下肚不久，它进去了就得出来，在开口请别人帮忙时真有点不自在，自告别孩提时代后就再没让人碰过的最隐秘的宝贝要让别人帮着掏出来，想着就头皮发麻，但总不能尿在裤子里面，这隐私是没法顾了。开午饭了，得别人帮忙喂，大便得别人帮忙揩屁股，好在肚子里没什么东西，三天才拉得出一次大便。
这手铐像副慢性毒药，在两三个小时后慢慢开始了发威。人是不习惯把手放在背后的，自觉不自觉地总要把手拿到前面来，但这手铐绝对忠于职守，把你的双手牢牢地控制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没有一丝一毫的通融余地，在它铁面无私的管束之下，你的双腕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凡是敢与它发生磨擦的地方都开始出现了破损，可是这磨擦又不是你自己控制得了的，这难受当然就更不是以你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了。越难受你就越要动，越动你就越难受，你想摆脱它束缚的愿望越强烈你得到的疼痛就越钻心。在这皮肤的破损出现之前，那疼痛早已从骨髓深处开始了，双肩双胁双臂的疼痛结伴而来。这些疼痛不是间歇性的，自它出现后就顽强地吸附在你身上寸步不离，并且时时刻刻用让你透骨透心的方式提醒你它的存在。
开晚饭了，我不愿意再让人喂，想试一下能不能自己吃，就请难友把饭菜拌好后倒在水桶盖上，我弯下腰，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像猪一样去拱，这餐饭就这样被我拱到肚子里去了，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难友建议我是不是找那个“铁路”认个错，我摇了摇头。“铁路”至少来打开风门看过两次，我都没拿正眼看他。
老资格的难友说戴铐子第一夜是最难受的，要我得有点精神准备。他见过戴土铐的时间有长达十五天的，最后取下手铐时双手肿得像两个面包，肋间淤血，手腕处差不多可以看见骨头。我想起了曾经在深夜听到的呻吟，我会发出这样的呻吟么？
有人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在牢房里时间的难熬，但用这句话来形容戴土铐子时的感受就远远不够了，这时的每一分钟都比一年还漫长。饥饿对人的折磨已经够难受的了，再来一份钻心的疼痛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在心里调侃自己：你不是从小就想当英雄吗？那些电影或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总是长时间地感动着你，并认为自己也一定会像他们那样有一付用特殊材料做成的硬骨头，你不是认为自己能对付任何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吗？滋味怎么样？不好受吧？如果英雄只是意味着最后的鲜花，那肯定天下人都会争着去做英雄了。
眼前的现实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做英雄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狗熊的问题。
再难熬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晚上9点钟睡觉铃响了，难友们摊开了铺盖，准备睡觉。白天有人同你聊聊，注意力多少可以分散一点，时间要好过一些，现在我要一个人面对这漫长寒冷的黑夜了。有难友不无关照地说，我们要睡了，你晚上有么事就喊一下。他说这话肯定是有过切身体会。他们帮我把被子整成一个有斜坡的大枕头，告诉我太困的时候可以侧着身子躺一下。
双臂紧贴着双肋已十多个小时，看不到自己的双手现在是个什么模样，恐怕已有点肿了。我努力活动自己的手指，想改善一下双手的血液循环，不知道是否徒劳无功并且冤枉增加一些痛苦。时值寒冬，深夜12点钟后寒气开始发威，首先是双脚冷得生疼，只有在走动中才能稍稍缓解一下，并且还只是心理上的。双手早已丧失了对冷暖的感觉，除了疼以外什么都不知道。看来还是缺乏经验，没有挑一个暖和一点的日子戴这该死的手铐，天气暖和时身上的衣服单簿一些，手臂可以稍稍活动一下，不至于像总有人拿斧头在不断砍你的双肩；双脚也不至于跟着凑热闹，随着寒气用刺骨的痛让你不知道顾哪头好；还有虽然你逃避不了饥饿的折磨，但不至于感觉热量正一点点从你身上消失，寒冷从外面慢慢浸入你内腑，又从你骨髓深处慢慢控制你全身，乃至要控制你思维的那种绝望。
我有发出呻吟的欲望，那样也许可以缓解一下感受到的痛苦，但想到在看守眼里这呻吟不仅表明你知道了这手铐的厉害，而且还是你讨饶的方式，这呻吟我就发不出来。别人能挺十五天，我一天都不能坚持么？
换班的看守来查号子了，他明知故问地说怎么还不睡呀，我不遮掩地告诉他：疼，不能睡。他不再说什么，走开了。
我在号子里慢慢转着，尽量避免发出声响。这号子宽约3米，深约3.5米，里面的2米是床，离地面大约70公分高。外面的一部分是活动区，在放了一些杂物后，可供走动的地方并不大，必须小心才不会因碰到什么而发出声响。我不愿意在此时惊扰同室难友的睡眠，虽然也有做噩梦的时候，但睡眠是唯一可以逃避现实的方式，你不仅可以忘记饥饿，还可以在肉林酒池里尽情享受，可以在睡梦里恢复自由身，可以和你的至亲好友携手同游。现在这些难友会做些什么样的梦呢？从他们的表情上能看出来吗？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朝睡眠中的难友看了看
从没有观察过人在睡梦中的模样，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怪异，不能细看，更不能细想，不然会有在看一部悬念无穷、危机四伏的恐怖片的感觉。但越是要自己不要细看不要细想，就越是忍不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细看去细想。
难友A蹙着眉头，睡不了多久就会翻身改变一下姿势，有时改变姿势显得很艰难，好像是竭尽全力的挣扎，但不论是翻过去还是复过来，他始终没有能摆脱他极力想摆脱的什么，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
难友B张着一张大嘴，仰面朝天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似闭非闭，俗话说大睡如小死，他惨白浮肿的脸上显出一种死人般的模样，尽管他的呼吸声告诉我这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但我还是有一种与死尸为伴的恐怖。
难友C瞪着一双大眼，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眼珠不时转动，在露出的几乎全是眼白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传说中的冤魂厉鬼。
难友D在一阵惊恐后慢慢恢复了平静，那似乎在被人扼住喉咙时的挣扎和发出的声音令人心悸，好在这个噩梦已经结束，下一个等待他的是个什么样的梦呢？
难友E的睡像要好一些，不那么呲牙裂嘴，但看得出也没有什么美梦光顾他，不时的翻身说明他睡得并不安神。
没想到恶劣的心境让人睡觉时的模样变得如此恐怖，看来可能我的梦境在多数情况下比他们的要好一点，我还能时不时做点美梦，我平日的心境比他们要好，我的睡像会比他们平和。在睡梦中他们都还在继续白天的煎熬，不断演绎心灵深处的恐怖和阴暗，实际上这几个难友没有谁比我犯的事大。
不过他们再恐怖的噩梦也比我面临的现实强，在多重疼痛、饥饿和寒冷的折磨下，我已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用死的方式来求得一时的解脱，我的情绪开始变得很糟糕，我不知该咒骂谁、该仇恨谁？也不知道该呼救于谁、该求助于谁？
到凌晨三四点钟时，极度的困乏又跑来攻击我那已不怎么坚强的意志，我试着侧身躺一会儿，可能是人已开始麻木，寒冷的杀伤力已变得不那么厉害，我竟然睡着了那么一小会儿，如果不是在睡眠中手习惯地要往前放因而被钻心的疼痛惊醒，我还能多睡一会儿，真希望能一直睡到天亮，那怕不再醒来。在惊醒的那一刻我突然打了一个寒颤，产生了畏寒的感觉，这是感冒的前兆，一会的小睡怎么会有这样的后果？是不是早就受了凉？真是破船偏遇顶头风，慢慢的头也有了疼痛的感觉，奇怪的是这头痛和畏寒竟缓解了双手的痛苦，我索性就侧躺在铺盖上不动，管它着凉不着凉，在迷迷糊糊中我睡着了又被疼醒，疼醒了又抗不住疲乏和头疼再睡，直到响起了起床的铃声。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难友觉得我有点不对劲，用手摸摸我的头，滚烫滚烫的，把他的被子给我盖上后连忙对着风门喊起来：
“报告，7号报告。”
“什么事？”一个看守过来问。
“有人病了，发烧。”好心的难友连忙说。
“是哪个？让我看看。”看了一下后他说，“一戴铐子就发烧，怎么这巧？是不是真的呀？”
“不信你进来摸摸，他的头滚烫的。”
“医生还没上班，等下再说。”
“报告干部，他病得蛮狠。”
“晓得了。”那看守边说边走离开了。
不久，号子门开了，我到了医务室，狱医量了一下我的体温，又让我张开嘴看了看喉咙，然后把看守拉到一边耳语了几句。那看守把“铁路”找来了，“铁路”拿着钥匙不停地摇着，一副说不出的得意劲，我受不了他这模样，我不认为这看守所会存心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把我整成么样，这是他个人的行为，我要顶他一下。
走近后他用一种恩典的口吻说转过身来。
我瞟了他一眼，刚才的那种巴心巴肝想下铐子的企盼突然被对这家伙的怨恨代替了，一股硬气从心底里涌了出来，昨晚在最难受时候产生的软弱念头全没了踪影，我扭过头，没理他。
怎么，不想下铐子？他一边说一边往我身后绕。
他一边绕我就一边面对着他转，我就是不要他来扮演我受难解放者的角色。
他伸手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我使劲一扭，虽然挣脱了他的手，但那一下带来的剧痛硬是捅到心里去了，在那一瞬间心像被撕裂了一样，一声我的妈耶差点喊出了口。
在我的坚决拒绝面前，“铁路”的那张脸由得意变成了尴尬，狱医一副很意外的眼神，这种场面在看守所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铁路”讪讪地走了。
所长来给我下铐子时说了一句你怎么这苕？为么事要吃这个冤枉亏？不知是为心中的委屈还是为这一句贴心的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怎么都控制不住，想擦擦，手竟然不听使唤了，好像不是自己的，费了好大的劲，忍住疼痛，很艰难地抹去了脸上我觉得不应该有的东西。
过了好半天，还觉得手在背后被管制着。
这是我在看守所关押的九年时间内，唯一的一次对戒具的领教，看似偶然，其实跟人的个性有关，有它的必然性。后来八年多的时间没再吃这一类的亏，这也有点偶然，因为我的个性这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事后想想没再吃种亏也有它的道理，在看守眼里我不是一个搞歪门邪道的人，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正气，并且这正气表现得不张扬，不扎眼，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不久，我这号子的主管看守就换成了业务能力最强，政策水平也最高的看守纪明灯，不知是否跟这事有一点关系。后来知道当时武汉三镇要求释放革命闯将李乾的大标语铺天盖地，写在长江南岸上的大标语是用八张大纸写一个字，在长江北岸都清晰可辨，这是新来的一个扒手知道我叫李乾后告诉我的。也许这些对看守所在对我的某些态度上有一点影响。
时间长了，也慢慢知道了看守所里有关戴戒具的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手铐不会当天戴上当天就取下的，只要戴上就不管该不该戴，最起码要过一夜。如果当天就取下来那就说明他们戴错了，他们怎么会错呢？当然纠正别人的错误是另一回事，但这会影响他们的革命友谊，影响他们的同志关系，为一个犯人是否多戴一天手铐而伤他们之间的和气显然是不值得的。这种事情理论上会有，但事实上绝少发生。下手铐也有讲究：在给你戴上手铐后值班室的黑板上就会写上×号牢房的×××为什么事戴了手铐，要戴几天，一清二楚。但看守不会告诉你会戴几天，不到时间，你再怎么样哀求，再怎么样讨饶都没有用，不过他们是希望你不停地哀求不停地讨饶的，这样可以对其他的犯人产生镇慑作用，这也是他们期望达到的效果之一。一般是由你的主管看守来给你下手铐，如果你的主管看守不在，谁给你戴的就由谁来下。“铁路”没给我下成手铐是一个例外，对他来说这是很没面子的。
十七 国宴
这是一次很平和的提审，不似曾有过的先礼后兵或见面就是一顿杀威棒。
在我讲述了“12.5事件”的整个过程后，来人详细地询问了“12.5事件”中他认为尚不清楚的具体情节，我感觉得到他此行来不是要挖掘什么新材料，落实谁的新罪证。问完了后他要我把所说的内容写一份材料给他，临走时他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说周总理来时你是不是参加了座谈和宴会？我说是的。他说你把这个内容写上去，这对你问题的处理会有帮助的。我从他眼中读出了善意和关心，这是自入狱以来，第一次从审问者口中听到的真心为我考虑的话语，我从心里感到温暖，不禁多看了这位善良的长者一眼，直觉告诉我他不是公安系统的人。很多年后才知道来人是当时学校工宣队的负责人，一位来自湖北省造船厂的工人老师傅。
参加那次座谈和宴会是一件有点偶然出现在我人生旅途中的事情，已经在脑海里尘封了许久，来人的建议让我又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1967年的10月8号，为了迎接阿尔巴尼亚的贵客谢胡、阿利雅等人的到来，汉口王家墩机场是一片节日的气氛，欢迎的队伍成U字形在机场上排开，“三钢”①、“三新”②和“三司革联”的代表喜气洋洋地等候客人的到来。秋日的阳光显得特别友善，照在身上给人一种惬意的温暖。在军乐团奏响的两国国歌乐曲声中，敬爱的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过来了，欢迎的队伍沸腾起来，在阳光的辉照下周总理真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他步履矫健地陪着客人绕场一周，总理的风采和健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武汉数十万军民夹道欢迎“山鹰之国”的英雄使者，这是“7.20事件”后武汉市的第一次外事欢迎活动，广大群众长时间压抑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对总理的热爱和胜利后的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几次欢迎的人群忘情地涌到路上，围着客人和总理欢呼跳跃，有一个可能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镜头：汉口这边的一个学生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自己敬爱的总理，围着车他激动地喊出了“周总理万岁”的口号，周总理当时也有点意外，随即用拿着语录的手朝那个学生指了一下，那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忘形，不好意思缩了缩脖子。这个镜头恐怕在场的所有人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们一行三十多个要去参加座谈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辆军区的军绿色大交通车上，离总理的车还有段距离，沾总理和客人的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感受了夹道欢迎。在车上就有点诚惶诚恐，我李乾何德何能？竟也在不意之中受此殊荣。其实这从来就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为什么要如此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去，几乎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为什么？仅只是渴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可能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愿望，这愿望在我身上表现得太强烈，太执着，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地步。车队时快时慢地驶过武汉三镇，沿途无数的笑脸像烂漫的山花一样绽放，这是胜利后的发自心底的喜悦，这种喜悦也在感染着我，心里有一种命运开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尽管知道前面的路不会平坦，“极目更望极目处，几多狂澜几多峰。”为红十月成立一周年写的那首诗表明我已朦胧地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是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境界而奋斗，而不是简单地由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不论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都是值得的。
大客车一直开到东湖风景区，此时太阳已开始下山，天边的云彩像燃烧的火焰一样动人心魄，好久没有注意到这样美丽的晚霞，不禁站在那里多看了几眼，入狱后我想过那是不是我的一个不祥之兆，要不然下车后别人都直接就进了大厅，你怎么就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动，对着那尽管美丽得叹为观止却实属虚幻莫测、转瞬即逝的晚霞发愣呢？是不是潜意识里已知道自己人生的黑夜就要来临？
在一个大厅坐下后，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有些很面生。负责接待的军人拿来材料纸，要我们写下自己的姓名、所属组织、担任的职务及所在学校。登记完后说晚餐要在几个小时后才能开始，大家先吃点糕点。见到糕点才感觉到自己早已饥肠漉漉了，只是由于一直处在兴奋当中，忘记了从早上到现在只在机场吃了一个面包。
那军人到里屋不知和谁圈定了名单后走出来说，点到名字的到外面集合，没点到名字的继续在这里吃。他一说完，大家都笑起来了。共点了三十来人的名字，钢二司的有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等人。 在门外我们排好队，到了长天楼（当时改名为东风楼）前，已经有一些军人和干部模样的人等在那里了，大家分四列排在大门两边，作好欢迎总理和客人的准备。在等候时每人发了一张桔黄色的小纸片，上面有第×席的字样，说是座谈后出席宴会的席位，到时对号入座，给我的是第12席。
远处有了汽车的声响，不一会儿，一辆大红旗驶过来，不知谁说了一声总理来了，队伍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车门打开后，下来的却是摄影师等工作人员，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放松后的笑声。不久又一辆大红旗开过来，没人再贸然开口，只是紧盯着车门，车门开了，周总理从车里出来，掌声立刻响起，总理也拍着手来感谢大家的热情，边走边向两边的人群微笑着点头。我像多数人一样，只是使劲地鼓掌来表示自己对总理的景仰和爱戴，不敢移动脚步，那华中师范学院的王彩珠真厉害，这个学生中参加座谈的唯一女将，总理刚走到她前面，站在后排的她一个箭步跑到总理面前握着总理的手说总理您好，总理您好。总理很意外的“嗨”了一声，看着她笑了起来。闪光灯亮了，记者抢下了这个镜头，不知她后来拿到这张照片没有。随同总理来的有政治局常委康生、李富春和全国总工会的刘宁一，外交部的罗贵波等。
谢胡、阿利雅等阿尔巴尼亚来宾是一刻钟后到的，白天他们已充分感受到了武汉军民的热情，此时对这个小型的欢迎仪式他们仍然显得很高兴，总理一行人则在大厅里迎接他们。我们走进大厅时，看见总理等中央首长坐在大厅的中央靠右一侧，谢胡等客人坐在靠左一侧，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安排了两个座位，现在空着，后来知道这是为汇报的同志准备的。安排我们在大厅两边坐下，我坐在左边，两个座椅之间有一个茶几，上面放有铅笔和材料纸。
这是一个促进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座谈会，周总理讲话开宗明义。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地请阿尔巴尼亚的朋友们前来看一看由大乱达到了大治的武汉，你们要借这股东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部队负责人、干部代表、群众组织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的情况，表示一定不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做革命大联合和革命大批判的模范。发言的程序是先举手示意，得到同意后再上去发言，首先是作一个简要的自我介绍。在汇报过程中，总理不时插话，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有时也加以引导和批评。三司革联的谢华之的姿态最高，周总理说讲得好，带头给他鼓掌。
我对自己的口才信心不足，怕一激动什么都说不出来，再说我没有一点准备，对整个面上的情况缺乏必要的数据，如果要问我武汉地区共有多少中学生，主要的中学生组织各有多少人，大联合进行到了哪一步？有什么具体打算？我会无话可说。但既然来了就不能只做一个听众，怎么办呢？我看到前面有人把纸条传到总理手里，这启发了我，就写了一个简要的汇报：
敬爱的周总理您好：
我是红旗中学的学生，武汉钢二司中学部的负责人。现我重点把我校的情况汇报一下：
我校共有学生1200多人（66年进校的除外），其中的有近60%的学生是参加的钢二司，但我们正在逐步淡化群众组织的概念，基本上实现了以班级为单位展开大批判和复课闹革命。学校里的干部子弟比较多，占总数的20%强，相当一部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遵照毛主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教导，不歧视、不报复，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很有成效。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李乾
这纸条传到了周总理手里，总理看了一下后放到面前的茶几上。
我有点后悔，一个中学部的负责人，怎么对面上的情况说不出一个字，总理会怎么想？在听别人汇报的过程中，我发现总理对那些津津乐道自己有多少人有多少枪的发言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你的态度。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心理上的冲击使我一开始有点茫然，慢慢地有点清醒了，我感到最重要的不是表现自己，而是倾听、学习和思索。
座谈会结束后是宴会，在二楼的大厅里举行，主宾席比普通席要要大一倍，总理，谢胡，阿利雅，康生，李富春，曾思玉，刘丰等在主宾席，我所在的12席有警备区负责人张绪，中学红联负责人史灼华（后来进入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等。凉菜、热菜一道道端上桌，茅台酒、红酒分别在面前的杯子斟满。席间宾主分别致词，阿利雅当时是阿尔巴尼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后来做了总统，他说话风趣，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总理提议为牢不可破的中阿友谊，为山鹰之国尊贵客人的健康干杯，全场起立，举杯致意，我一饮而尽。茅台酒把我呛得不行，张绪看着笑了起来。他打趣地说，小将，这样不行，你要加油啊。宴会上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张绪不停地劝酒，但我清楚自己的酒量很小，怕出洋像，只是拿红酒或汽水抵挡。无意中看见总理离开了座位，到其它的席上同人碰杯，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特殊身份的入会者才能有的殊荣，对张绪说总理要能到我们这一席来就好了。张绪说小伙子，你放心，总理每一席都会走到的。这句话让我立刻兴奋起来，眼巴巴地望着总理，盼着他能快点到我们这一席来，满桌的佳肴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握着酒杯急切地等着，杯子里面是茅台酒，满满的，我再不能喝酒，但只要能跟总理碰一下杯，我就要一口干。几次站起来张望，张绪要我别着急，坐下来等。总理终于走近了，我坐的位置在走道边，最先和总理的酒杯碰上，口里说着祝总理身体健康，两眼望着自己景仰已久的共和国总理。
这样近的距离看总理，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我突然觉得总理有点憔悴，皮肤不似我想象中的那样光滑，脸上的肌肉也有点松弛，额头透着沧桑，两鬓已有明显的银丝，和下午在机场远远看去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感觉反差太大，大得在我心中引起震撼，这震撼的中心就是这一代领导人会离我们而去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想过这类问题，就像他们会永远带领我们朝前走一样。我为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暗暗吃惊，甚至自责：怎能在这样一个场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呢？
总理和每个人碰了杯后，我们一饮而尽。这杯酒下肚，感到心里一阵发热，看着总理的背影，心想如果一个人的衰老能够替代的话，我肯定会第一个在周总理面前站出来，不管他同不同意。
随后谢胡，阿利雅，康生，李富春，曾思玉等也纷纷从主宾席上下来同每一个出席宴会的同志碰杯，我的思绪还在总理身上，同这几位的碰杯就没有了那种激动和兴奋，只是礼仪上的表示。有几个脑袋转得快胆子又大的举着酒杯到主宾席给总理敬酒，更多的人想去时，被劝阻，这个更多的人当中就有我。
这一席上有两个中学生，东湖中学的史灼华显得很文静，大概我是参加座谈和宴会的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最小而所在的学校名声不小，无形中就成了张绪的主要打趣对象，不是劝我吃就是要我喝，人在兴奋中没有多大的食欲，肚子里没装多少东西进去，脑子里却不断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看见站在一边的服务人员，我几次产生了要他们也坐过来一起吃的冲动。都是革命同志，都是平等的，他们还比我大几岁，我坐着吃，他们站在一旁看，我有点坐不住的感觉，再说一大桌子的东西根本吃不完，不吃还不是浪费了？
事后觉得自己很幼稚但并不好笑，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不自觉的流露。不是只要你出生平民，在平民中间长大，你就自然而然地具有平民性，不是这样的。有多少一阔脸就变、甚至未阔脸已变的事。平民性是一种气质，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溶在骨髓深处的对普通人的关心和爱，并且这种对他人的关心和自己的境遇无关，不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或者是就在芸芸众生当中。几年后我被关在京山时，一次在拉圾箱里捡到一张《参考消息》，上面有一篇关于日本首任驻华大使的报导，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平民性。这位大使的姓名早已忘记，但这句评语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日本政府对首任大使的委派真可谓用心良苦，这里的“用心良苦”四个字决不是贬义的。
现在这位善意的长者要我把这段经过写一下，怎么写呢？说实话我根本不想再提这件事，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改变我的处境所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要能发挥作用早就发挥了，还用得着到现在来提？提一下这事能对我问题的处理有帮助只是这位长者的善良愿望，在这一点上可能我比他看得更清楚。想了一下后，决定把这事还是提一下，对别人的好意总还是要给予回应，不然有点不近情理，就在材料后面添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回想起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康生副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等中央首长陪同我们尊敬的客人——由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武汉，接见我们湖北武汉地区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并同我们举行座谈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无限希望，阿尔巴尼亚客人对湖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表示的热烈支持和对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的深切关心，心中有说不出的内疚，感到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敬爱的总理和康生同志谆谆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在新的形势下，为人民立新功。我这个普通工人的儿子，能够有机会面聆中央首长的谆谆教导，能够有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我该拿出多大的革命热情来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拿出多大的革命干劲来兢兢业业地干一些我力所能及和应该干的事，来报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教导和希望啊！可是由于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没有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去掉头脑中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以感情代替政策，仅从个人的良好愿望出发，没有认真注意党的政策，使行动超越了党的政策界线，犯了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实在太不应该了，想着这些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但错误已是客观存在，已经发生了，想挽回是不可能的了，痛心疾首的悔恨在刚开始时还是作为一种必然现象，在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我现在唯一的态度是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并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不断地对自己头脑中出现的颓废思想、错误认识进行批判斗争，正确地接受这个深刻的教训，接受有关部门对我的教育和对我的处分，争取为人民将功补过。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
在写下上面这段文字后，我又一次回忆了座谈会上那些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表现，感到太难找出我由衷佩服的人了。座谈时的表现是平日里的思维习惯，工作方法，决策能力，眼界大小的真实反映。一个能担当大任的头头要有德有才有识。我以为德就是革命的坚定性加上宽广的胸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是才干，而识则是胆识，视野和预见性。而这样一批人不经过相当的磨练，想真正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能在磨练中经受住考验，能在政治舞台上生存下来的恐怕不会太多。没想到的是，后来在狭隘的清算政策面前，在政治舞台上这批人只能作为靶子，在需要时供人射击。问题早已不是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生存下来的问题，而是肉体在这个世界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听说1972年有一份准备杀关管的268人名单，其中18人是曾思玉亲署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钢二司的五个主要负责人全在杀头之列，柳英发就在其中。这份名单把湖北省地县和武汉市造反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一网打尽。追求目标的远大、美好，同所得到结果的残酷、血腥成正比，这是始料未及的。
对宴会我只字未提，对座谈也没有一个字的具体介绍，那些对我已是历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它起不了任何作用，相反还可能刺激某些人的神经，我应该把它在脑海里封存起来。这样做只可能辜负了那位长者的一片好心，但愿他能理解。
注释：
① 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等三个组织的统称，称为“钢派”。钢九一三是武汉钢铁公司最大的造反派组织。
② 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三所学校造反派的统称，称为“新派”。新华工是华中工学院，新湖大是湖北大学，新华农是华中农学院，“三新”也是这三所学校的统你。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