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团梦的破灭
我们那个年代，加入共青团是每一个中学生的向往。
初二时，我就打了入团报告，我很积极地争取进步，学习努力，成绩也很好，团的活动也经常参加。在一次团的活动中，我还朗诵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几乎把这篇文章全背出来了。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由于自己的不慎，犯下了一个所谓的“政治错误”，从而导致自己从此与共青团无缘。
原因在于一首诗，一首直抒胸臆的小诗。
这要从1956年过年说起。
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满脸欢喜地回来了，她一只手拎着一瓶油，一只手拎着两斤猪肉。母亲告诉我们：“申请的补助批了下来，工会一共补助了五元过年费，这才买了两斤油，两斤猪肉。”
那是1956年春节，一斤油大约五角钱，一斤肉也五角钱左右。平时家里只是用盐水煮菜，在菜汤里滴几滴油，就算是很好了。今天看到整整一瓶油，长长一条肉，全家人太高兴了！
我们家过年，从三十晚上吃年夜饭起，到年初一中午，只十八个小时，就算过年了，比不上别人家一直要到初五、初六。甚至到正月十五。说穿了，我们一家只有这点年货。但母亲自有她的说法：“过年主要是讨个吉兆，只要大年三十、初一中午吃饱一点，老天爷会保佑我们一年过好日子的。清水过新年，久后出状元。”
“清水过新年，久后出状元！”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的话。母亲的这句话，真是如醍醐灌顶，我们似乎看到光明的前途！
每逢过年，我们一家都会变得特别的虔诚和兴奋。
母亲说：“抬头三尺有神灵，这是感动上天的时候！”
过年前，母亲就预先关照我们一定要讲吉利的话，要讲“爸爸就要回来了”。除夕的夜晚，外面马路上放着鞭炮，而我们一家早早入睡，把吉利话藏在心里。
初一一大早，我眼睛一睁，头还没从被子里钻出来，就叫着说：“妈，今年爸爸要回来了。”
妹妹们也从单薄而破烂的被窝一个个跟着探出头来笑着说：“啊！爸爸要回来了。”
母亲听了很高兴。
尽管，东街与西姚家弄应该说是邑庙区最穷的地段了，小孩子平时都是衣衫破旧，夏天穿着木拖板鞋，跑在石子路上，啪嗒、啪嗒震得满街响……但过年了，一般人家怎么着也还是有点好吃好喝的，孩子大人也都会穿上新衣。从大年夜到正月十五，鞭炮声声传送出人们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期盼。
触景生情，我们有家不团圆，内心是凄冷的，鬼使神差，我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每逢过年过节，
家家欢天喜地，
亲戚朋友来往，
鸡鱼鸭肉满席。
只有我家冷清，
锅底朝天无米，
母亲衣衫褴褛，
弟妹号寒啼饥！
正是这首诗闯了祸，恰似一场“文字狱”。开学后的一天，我的同学——兼团支书的班长发现了这首诗，就将我的日记本交给大队辅导员。这位班长还揭发了我讲的一句话：“今天的幸福就是明天的痛苦，今天的痛苦就是明天的幸福。”
事情也报告给了校长，校长是女革命家，曾在太行山上打过游击。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对我说：“孔祥骅，我看了你的诗，你的意识非常模糊，这样下去很危险，你怎能这样对比呢？别人欢天喜地，你是苦天苦地，如果你是年纪大的人，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你只有背叛反动的家庭，才有出路！”
因为这首诗，学校对我有了看法，认为我没有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入团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争取进步，而是出于虚荣心或个人主义，是为了捞政治稻草，把入团当作升学的敲门砖。因为这首诗，我初二年级两个学期《学生手册》中“操行评语”的结论都是：“政治思想意识模糊。”
出身不好，家庭条件又苦，还被人一直揪着辫子不放，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我的内心十分痛苦，充满着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
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来上海，我们班上的同学接到引以为骄傲的政治任务——上南京路夹道欢迎苏加诺。老师宣读的名单中，却没有我的名字。班上的同学窃窃私语，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逐步意识到，无论我怎么努力，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我是一辈子也丢不掉了。我曾一度灰心，多次的打击，使我麻木不仁，但我最终学会了忍辱负重，我决心在绝望中抬起头来，别人越是歧视我，我就越需要对这种歧视表示蔑视，常言道：“困兽犹斗。”我要用奋斗来抗争！再说，老子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正如我认为“今天的幸福就是明天的痛苦，今天的痛苦就是明天的幸福”。磨难也是一种财富。
我发誓长期奋斗，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要拿出自己的真才实学来回答他们。二十年后，我才三十五岁，总该拼出一点名堂吧？
蒙眬的爱
我是一个出身卑微，家庭贫苦的学生，可是我也会有非分之想。就像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十五岁上初二时，我对同班的一位女同学产生了一种蒙眬的爱慕之情，这位女孩子成绩极好，为了配得上对她的思念，我也要发愤学习。我总感到有好几位男同学都喜欢接近她，无论什么方面，他们都要比我强得多，因为是工农子弟，在出身上比我优越，他们是团员，又是班干部，比我进步，在经济上他们也比我富裕。我穿的是破衣，又经常忍饥挨饿，面黄肌瘦，他们却个个红光满面。与他们相比，我很自卑。但是，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优越于我，那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好，不是他们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才气。想到这里，我就不再自悲和自卑，反而从心中燃起一团怒火，感到一切是不公平的，我要战胜这种不平！我想，眼前的一切，虽不如别人，但我寄希望于未来。
在我的眼里，这位女同学特别漂亮，她穿着朴素，很文雅，读书用功，门门功课全部五分，她的父母都是医生，那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家庭！我就坐在她后面，遇到难做的习题，我有心问她，她还时时要我把自己的作文本借给她看，当我看到她看我的作文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我坐在她的后面，有一天上课时我写错了字，橡皮没带，就鼓起勇气用手指点了点她的肩膀，我说：“借你的橡皮擦一擦好吗？”她马上就把一块橡皮递给我，我用过后，没有马上还她，而是不由自主地在那块新的白白的橡皮上，用铅笔不停地写着她的姓名，一块长方形的橡皮，共有六个平面，每个平面上都有她的姓名……我把这块橡皮还给她时，她有些不高兴，但没有责怪我。
我已经不像在小学里读书时，一下课就追打玩，越是在心里想着她，就越文雅了起来，遇到事情，讲起话来，也多了点思考和深沉。有许多夜晚，我做着美梦：一个穷苦的青年爱上一位高贵的小姐。
可是我一直不敢把心中的话向她表白，常常在夜里蒙在被子里编织着一些美好的向她吐露我喜欢她的话，心想如果有时间能与她单独相处，把心中的话讲给她听，那该多好。
等到天一亮，太阳一出来，我翻身下床时，就动摇了。到了学校，进了班级，一见到她时，夜里的一切想法全部烟消云散了。即使有机会单独相遇，想好的话照样一句也讲不出，只感到浑身的不自在，脸一阵红，一阵白。
我们家附近的东街上，有一个画像店，门外挂着许多镜框，那里面画的全是一些美人像，我觉得其中的一张很像她。我每天经过那家画像店时，都久久注视着这张画像……终于，我还是下了决心，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好长时间压在我的沉沉的破旧的书包底下。
亲爱的同学：
自从进中学以后，我就对你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好感，你是我生命的太阳，我的血为你热！我的心为你跳！
孔祥骅
我想学拜伦和雪莱，把自己的诗交给她，但我一直鼓不起这个勇气来。我想，她是不是喜欢我呢？她看了我的信，会不会像遭遇一个晴天霹雳？
真不巧，弟弟在我书包里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母亲，引发了一场家庭地震。母亲看后，大为恼火。她责怪我小小年纪，怎么会产生这些思想？
母亲说：“你连饭也吃不饱，还在初中，就给你们班的女同学写求爱的信，太不像话了！”“幸亏是你弟发现的，如果你把它交给那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再把这封信给她的父母看，她的父母就会认为你在影响他们女儿读书，如果他们交给老师，或交给校长，你就要被开除。你知道这个利害吗？”
她的话确实给我当头一棒：“万一交给校长，你会被开除的！”
我真的万分惊恐，我已经因为写发牢骚的诗受到校长的警告了，“一之谓甚，岂可再乎 ？”
母亲的话使我清醒过来，我的罗曼蒂克的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从此，我再也不敢写信了。只是我的心里还是想着她。
她的家住在靠近露香园路的方浜西路与河南南路的交叉口，每天放学回家时，她是出了校门向西走，我是出了校门向东走。我也不知为什么，有时自己好像灵魂出窍，一直隔着黑压压的人群在远处跟着她，走到她家门口，看到她回家后，我还在那里兜几圈，然后才回自己的家。
她家开设私人门诊，隔壁就是南市区有名的一爿“郁良心”中药店。中药店的整个建筑和门面全是用名贵的木料雕刻成的，极其精致。这家店后来移到丽水路，再以后就不知迁到何处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怀着当年那一份美好而单纯的少年情愫，而这位女同学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一尊美丽的偶像……
我的右派老师
1957年春夏，当时《文汇报》发表了《不平常的春天》《右派分子又向党进攻了》的文章，特别令人惊心的是从报上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叫葛佩奇的讲师扬言：“要杀共产党人。”我还看到报上许多人写文章批驳储安平的“党天下，清一色”的观点，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共联盟。我感到，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政治界似乎翻腾了起来。
从那时起，我们的老师都吸烟了，不要说男老师，就是几位女老师，也学会了吸烟。有一天，老师们在开会，我敲门找班主任，门一打开，整个会议室里一片烟雾腾腾，看不见老师的面容，只听得里面有人在激烈地发言，气氛特别紧张。
我只知道报上开始反右派了，我们学校里也开始了反右派的运动。
据我所知，1957年反右时学校里定了很多右派，他们有的是因为出身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有的是因为本人文化水平高，有才华，敢讲真话（哪怕讲一两句），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比如学校用工农干部，让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人当领导，管教师，管学生，他们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甚至粗暴。有的老师为此提意见，说是“外行领导内行”，他们建议最好“内行领导内行”，这样就被打成右派。
我记得有这样几位右派老师。
我从初三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应该感谢童老师。
童老师那时很年轻，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学校的大队辅导员，他热情正直，对学生也特别好，对少先队工作、共青团工作抓得很认真，而且多才多艺，能弹琴、能写诗、能讲故事。同学们很佩服他，也很崇拜他。据说他在解放前还搞过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关进监狱。他常常组织我们文艺演出，编快板、话剧、相声等，我都参加过。他对我从不歧视。我曾写了一首诗，题目叫《春天》，给他看后，他教我反复修改，不厌其烦，教我观察春天自然的变化。
当年，童老师用古文写了一篇文章（大字报），谈到我们国家“只重视政治出身，不重视人才，对出身不好有能力的人不能重用”，就是因为这篇文章，童老师被打成右派，从此不让他教书，只叫他倒痰盂、扫地。我从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知道他原来出身于地主家庭，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后，和他谈恋爱的一位女老师就与他分道扬镳了。童老师后来被送去了甘肃，从此杳无音信不知下落。
郑老师，矮矮的个子，人很瘦，两只眼睛很有神，他从工厂调到我们学校。反右斗争时，他成了一个英雄。他能写也能画，他把童老师画成穿黑衣的道士，摇着招魂铃，坐在一口写着蒋介石名字的黑棺材旁，一边哭，一边为反动阶级、为死去的社会招魂。
我看见老师斗老师，心里很难受，我发现读书人的悲哀来源于自己的互相残杀，把阶级斗争当作自己的阶梯，一些人上来了，另一些人下去了；一些人红起来了，另一些人就倒霉了；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升迁把别人当牺牲品，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那些平时在老师和学生中，很有个性的，为人爽朗的，想说就说的，热情豪放的，一听到可以向领导提意见，就控制不住自己的人，在大鸣大放之后，吃了闷棍，戴了帽子，一下子全变哑巴了。
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一位女教师，三十多岁，她戴着一副眼镜。只记得她的先生是清真寺里的阿訇，那清真寺很有名，就在学校附近。她给我们上世界历史，讲课特别生动。
她讲希腊、罗马的历史，讲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历史，讲古波斯、古印度的历史，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她讲完课程内容后，总抽出一刻钟的时间，给我们讲故事，如《伊里亚特》《奥德赛》和《斯巴达克斯》。
她讲斯巴达克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斯巴达克的母亲送儿子上战场，交给他一块盾牌，一支剑，对儿子说：“你或者凯旋归来，或者战死躺在这块盾牌上被抬回来。”
可是不久，有一天，她不来上课了，班主任告诉我们，她是个美国派遣特务，给抓起来了，这事使我们大吃一惊！那时电影院里在放《冰山上的来客》，我们听说她是从新疆边境潜伏进来的特务，感到有些恐怖和神秘。
教我们卫生常识的女老师，也很有学问，很有教养，上课也上得特别好。有一次我书费缴不出来，她还借钱给我，因为提了一些意见，也被打成右派。
还有教我们数学的金老师，很年轻，上课时声音很响亮，人也长得特别英俊。可是一次在他正上课时，被两个便衣警察模样的人给铐走了。
初中三年，正是1955年到1956年之际，社会上开展政治运动，先是镇压反革命，后是反右，接着又补课，继续搞镇压反革命。就是在这所小小的学校里，气氛也很紧张。为什么反右？我那时是不清楚也不明白的。报上的舆论原本要求党外人士多提意见，克服官僚主义，但风向一变，反过来追究和声讨提意见的党外人士了。
我看到那些平时给我们上课的几位老师被一个个打成了右派，他们的人品和学问都很好，可是他们已被取消了上课的资格。
我那时对反右是不理解的。我只觉得那些平时对我们学生很爱护的老师，上课很精彩的老师，怎么一下子就被从讲台上赶了下来，他们每天早晨在校园里，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扫地、擦玻璃窗、打扫厕所、倒垃圾、洗痰盂……每当我见到这些老师弯腰曲背、一脸痛苦的模样，心里就很难受，都会轻轻地唤一声：“老师好！”
劫后一家团圆
1956年12月6日，父亲保外就医，户口由淮南窑厂迁入西姚家弄三十四弄十一号。派出所里来了一位警察对母亲说：“你可以找个保人，把孔福堂保出来。”但是所有的亲戚都怕牵连，没有一个人肯担保，最后还是我家阁楼下的老娘舅，一位靠剃头过日子的邻居，愿意做父亲的保人，他拿出户口簿陪母亲去了派出所。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福佑路老城隍庙派出所门口接我们的父亲。父亲出来了，手提着一条破破烂烂的棉花胎，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大衣，大衣的背后有用红色油漆写的两个大字“劳改”。父亲个子高大，看上去身体还好，看到他，母亲一声不吭，弟弟也呆呆地站在那里，我一头扑到爸爸的怀里，嘴里喊着：“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回来了！”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回来了，回来了，不要哭，不要哭，这是在外面。”
第二天，父亲刮了胡子，理了发，穿了一件还没卖掉的马裤呢中山装，跑到茶馆店里去。满座的茶客中，有不少是老茶客，父亲和他们打招呼，他们看到我父亲回来了，也很友好。这里是一个底层社会，对政治不甚关心。
父亲的保外就医是不容易的。
父亲被捕后，母亲听到一种传言：“这女人的老公是上饶集中营的国民党宪兵营长……”母亲非常害怕，父亲从来没在上饶集中营干过事，她知道那是关押共产党杀害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孔福堂被这样定案的话，他就没命了。母亲连夜写信，一封寄给陈毅市长，一封寄给毛主席。
她在信中写道：“人民政府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我用自己的脑袋担保孔福堂，孔福堂是到过上饶，但他原来在南京宪兵第八团当中尉书记，后来调到江西广丰，担任团部书记，他不在上饶集中营，他没有血债。”不久，她收到了回执。父亲回来后，感谢母亲说：“瑞凤，你救了我一条命！你的信他们收到了，还再一次复审我了。”
父亲回来后，母亲一心想着要把寄养在乡下的小妹重新要回来。小妹去的这家人家，当时没有孩子，他们待小妹还可以。但不久，他们生了自己的女儿后，就开始讨厌小妹，对她很不好。
1957年上半年，母亲凑到了一笔钱，到了溧水县的汤村，小妹就寄养在这个村里的一户人家。听说上海来人要孩子，这家人把小妹藏了起来，他们坚决不肯把小妹还给我们。母亲去一趟扑了个空。
没有接到小妹，母亲的精神病越发严重。看到母亲精神失常，外婆说服大姨，由她拿出五十元钱给母亲，1957年下半年，母亲托人又一次去溧水汤村。
看到母亲态度那么坚决，又给了他们一笔钱，他们把小妹还给了母亲。
小妹回来后，一家人围着她抱头痛哭。
可是母亲仍然怀疑自己的孩子给换掉了，整天在家发疯地哭。弟弟对母亲说：“妈，我可以肯定没有换掉，小妹送到乡下前，我一直带她，我知道她背上有一颗黑痣，可以作证！”
弟弟当着母亲的面，把小妹背部的衣服翻开，果真如他所说，这才解了母亲的疑问。母亲把小妹紧抱在怀里，生怕被人夺走似的，心疼地问这问那，小妹告诉妈妈，她整天在乡下院子里看管鸡鸭，鸡鸭进家里拉屎，她就要挨打。小妹说，有一次门外来了一个女人，喊她的名字，养母一把把她拉到里屋，说：“喊你名字的人是个疯女人，你不要出去，不要发出声音！”
母亲哭了，孩子们聚全在身边，她安心了。
老虎窗顶的早读
我初中就要毕业了，父亲不主张我考高中。他说：“祥骅，家里一个弟弟、三个妹妹，靠你母亲一人，担子太重，你是老大，应该工作了，可以减轻负担，尽到做兄长的责任。”
父亲想叫我考饮食业学校，当时的饮食业学校在八仙桥，我考虑再三同意了。
父亲把我带到饮食业公司，地点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的淮海饭店。我在厨房间看到一位穿白衣服的厨师正在案板上斩雪白油嫩的鸡，大堂的门一推开，只见里面摆满了一桌桌的酒席。
父亲对我说：“进饮食业学校出来后做个厨师，这样吃饭问题就解决了，家里也可以稍宽裕一点。”
他又把我带到这幢大楼的二楼，这里是个图书馆，里面坐着许多读者。
父亲指着图书馆的门对我说：“你工作后可以到这里看书，这样读书也有了，你不是爱好文学吗？你可以走高尔基的道路，半工半读。”
我没有意见，感到父亲为我想得很周到。
可是这个意见被母亲坚决地否定了，母亲很不高兴，生气地说：“你把自己前妻的两个女儿培养到高中，祥骅是你的儿子，你连高中也不给他读，这不行，我要他读高中，读了高中再考大学，一定要争这口气！”父亲和我看到母亲那么坚决，就接受了她的意见，我决定考高中。
决心已下，父亲也开始抓我的学习。
他说多一分工夫，就多一分把握，母亲觉得家里阁楼的空气和光线都不好，想了个办法，在屋顶上开老虎窗。这样，房间里亮了许多。
这个窗一开，对我来说多了一个读书的天地。
一家七口人挤在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到晚上睡眠时，把地板都占满了，哪里还有我们读书的地方？
父亲叫我每天黎明时上屋顶读书。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把我叫起，要我提早复习功课为中考做好准备。我把楼下活动的竹梯抽上屋，再架到老虎窗口，爬上屋顶。
坐在屋顶上，我看到一个全新的天地，小屋里看不到的一片风景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的脚下是一片灰褐色高低不平破破烂烂的房顶，如同海面一样起伏的灰色的瓦片，向东南西北展开去，一直延伸到远方。从屋顶望去，只有极少的几座多层建筑，朝东北望去，可以看到远处黄浦江边的高楼大厦，朝北望还可以看到近处的老城隍庙的翘起的尖顶。
天上的星月已经西沉，东边的天露出灰白色……
远处传来了粪便车在邻近石子路上的缓慢的滚动声和催人倒马桶阵阵悠长的吆喝声。
我站在屋顶上，与钻在屋里的感觉是不同的。在屋里，我只觉得这里所有棚户区的人离我很远很远……我上了屋顶，感到他们离得很近，和我们一家差不了多少，可怜天下棚户区，都是穷苦人家……
我的心脑顿时被一阵清新的空气冲洗得一清二楚，读起书来，头脑十分清楚。 我就这样一直看到大天亮，然后从屋顶翻下，又匆匆地走在密集低矮的破旧的老城厢的石子路上，背着书包去上学。
我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温习功课，晚上很晚睡觉。我不能和别人比，人家家庭出身好，可以靠保送，也有优先录取的条件。
我只有靠自己努力，我的作文不成问题，数理化是要下工夫的。从初二暑假开始，我就解完了平面几何一千道难题，看完了老师借给我的一套成仿吾编的《代数丛书》《几何丛书》。
我们班上成绩好、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被保送到大学预科去了。我是没份的，因为我不是团员，又不是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我只得自己去报考。
中考前，我到处跑，看看要选哪所学校，我原想考的是格致中学，或光明中学，还有大同中学也在考虑之中，最后我选择了敬业中学，当时这是一所上海市的市级重点学校，我以较高的分数进了这所著名的中学。
父亲也很高兴，他说：“你考进重点中学，为孔家争了一口气。小学毕业是童生；初中毕业是秀才；高中毕业是举人。你现在已是举人了，我们所属的孔家这一支，祖上的几代读书人不多，你要好好读书，否则对不起老祖宗孔夫子。”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