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遗书
尽管每一天都是难熬的，一回首，竟然在这十平米的狭小牢房里已经呆了十八个月，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就这样过去了。坐牢时间的计算单位已从分钟、小时、天、星期逐步升级为月，以后还会升级成以年为单位。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逐渐变得麻木和无奈，最后会适应，甚至于会习惯和认同。时间是一个太伟大的雕刻家，它可以改变一切，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
这个看守所关的囚犯一般是从汉口这边的几个公安分局里从拘留升级为逮捕后转过来的，在这里算新面孔的房客，实际上早在三个月前就被“请”进来了，从他们口里只能听到一点旧闻。尽管消息闭塞，人已有点麻木，但是，外面有一阵风里面就会有一个浪，整个政治气候的冷暖多少还是能有点感觉的，近来我就感到有点冷。
一个多月前来了几个人提我的审，为首的有五十多岁，头发都已经花白，照理说他已不是无端就能血脉贲张的年纪了。不知为何，我一进预审室他就无比愤怒地拍着桌子，说我气焰嚣张，关在牢里还不老实，遥控指挥我的同伙在外边为我翻案闹事，无产阶级坚决不答应等等。他唾沫横飞，一副义愤填膺、对阶级敌人深仇大恨的模样。我却一头雾水，不知他在说什么。他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认定我是在玩反审讯的花招，更是怒不可遏，要一下把我打垮，就从卷宗里拿出一份铅印传单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不是你写的？！你跟我装什么蒜？！接过一看，是一份要求释放革命闯将李乾的严正声明，署名单位除钢工总、钢二司等武汉市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外，还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全国著名造反派组织的驻汉联络站。我心中一阵惊喜，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有关我的声明，尽管这声明的落款时间是一年之前。不过我很快回到现实，要对付眼前这个咄咄逼人的家伙。我冷了他几分钟不做声，等他像有点沉不气了，我问他了不了解关在里面是个什么状态？一心指望我低头认罪的他被我这样一问后好像有点傻眼，我要他到看守所值班室去问一下我关在里面有没有可能遥控指挥外面的人，问清楚了以后我再回答他的问题。我清楚值班室只会说不可能，如果说有可能，那这里的看守不就是在说自己是一群饭桶？我要这家伙去碰碰钉子，让看守来教教他，不愿意再和这家伙浪费口舌，他悻悻地走了。
事后我先是感到好笑，觉得世上也有这样的蠢人，这岂不是在给我通风报信、为我打气？后来又怀疑这位花白头发的老头是不是就是在用这方式给我通风报信、为我打气的同时，要我早作准备呢？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感谢他了。燕妮丹等同学在设法送进来的纸条中告诉过我他们正在努力，只是不清楚具体在怎样努力，今天看到了，心里很宽慰，在宽慰之余，也感到一股寒气从背后袭来，有人在清算造反派，秋后算账的来了。
前几天看守把我叫出来说是提审，在路上我就在想这次是不是又要落实谁的什么新罪证？不想搞点什么新名堂是不会来找我的。预审员是个新面孔，自我介绍是军管会的，现在我这案子由他负责。应他的要求，我复述了“12.5事件”的经过后，他很关切地说你年轻，被坏人利用了，现在要检举揭发幕后操纵的坏人，争取得到宽大处理。我说“12.5事件”没人操纵，从头到尾我都一清二楚。他说有些情况你并不了解，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们背后有黑手，黑手就是任爱生。听到这话，我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撞击了一下，感到来者不是一般的不善，这手下得很黑。一件原本很简单，很清楚、很单纯的事情，就是一批怀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学生，在革命导师教诲的指引下，在群众专政和打击流氓势力的号召下，对他们所深恶痛绝且一再寻衅闹事的几个流氓所干的一件过头的事，这虽然是一个迷失里的冲动，但跟什么派性，观点完全不沾边。派性在我们身上能起的作用极其有限，能善待把我们红十月的人打得下了死亡通知书的本校对立面就是证明。现在眼前这个人硬要把这件事说成一个政治事件，把它变成能置一个宽厚的长者于死地的大棒。当年这个长者因公开批评湖北省委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行为，被武汉的“特动”①和流氓连手绑架，他拼着一死逃出了魔窟，现在眼前这个阴谋又要将他死死缠住，如果上次只是老红卫兵和流氓的胡作非为的话，那么这次就是湖北当权者曾思玉、刘丰们的精心罗织了。上次他的拼死一跳还有成功的可能，这次这个宽厚的长者恐怕在劫难逃。这位军管会的来人大概以为对原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现省革委会副主任都能肆意罗织罪名，那我不更是他们手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一碟小菜，敢不识时务么？想到这里心一横，你们低估了这碟小菜，我的态度尽管改变不了什么，但这颗算盘珠子绝不是由你们想怎么拨就怎么拨的，想我顺杆爬，做梦！时间会证明这个“利用论”的可笑，会证明“幕后黑手”这个说法的荒唐，但目前这个长者恐怕正在遭难，我真担心他那羸弱的身体能否经得起这第二次摧残。当然，时间会淡忘我在此时坚守了良知和付出的勇气，这不重要，我不会因此改变自己。
我明白地告诉他，你根据你掌握的材料得出你的结论，但我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我得不出这个结论。除了在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初任爱生在昏迷中我看过他一眼外，此后直至“12.5事件”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同任爱生没有任何接触，我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揭发。这个预审员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拍桌大骂我是国民党法西斯，说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果负隅顽抗，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他要我回号子后好好想一下，想好了写份材料，不要错过这从宽的机会。
回到监号后心里很不平静，看守所近来发生的事也是寒气逼人。“7.20事件”后被中央称为一小撮坏头头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就被抓进来了，前不久他们出现在外劳的队伍中。外劳是待处理的在押人员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首先远离了饥饿，其次家人可以见面，送吃的送喝的只要家里有。仅这两样，同在里面忍饥挨饿，饱受思念亲人之苦，还随时可能镣铐上身相比，是从地狱进了天堂。从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到基层单位杀死造反派的凶手，他们全部从地狱到了天堂，看守所没事也要找些事给他们混，实在没事干，就在外面坐着晒太阳，这当然不是看守所所能决定的事，只是落实上面的指示而已，这就是现在的大环境。同监号有一个江汉区汽车油箱厂的党支部书记，伙同保卫科长和几个凶手把他们单位的一个造反派抓起来活活打死，几天前被军管会喊出去谈了一回话，回来后抑止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我，他的问题可能快了。几天后被叫出去外劳，再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没见他的人了，据说放了。外劳的队伍清一色的百万雄师，并且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阳放一个，不动声色的已放得差不多了，再看造反派，别说外劳、释放都没你的份，还被精心地罗织罪名，戴上种种吓人的大帽子，一个个往死里整。如此分明的区别对待，是个傻瓜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来。我知道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可能找军管会去理论一番，但心里的声音总要找一个机会发出来，正好，那个军管会的不是要我写揭发材料吗？你想要的东西是不可能有的，你不想要的我倒要给你一份。于是一份题为《我要革命》的材料一气呵成：
从我开始懂事的那一天起，我就认定了毛主席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大救星，大恩人，我要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更加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光辉、最灿烂的远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毛主席就是掌握革命航船驶向共产主义的最天才舵手，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引革命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最灿烂的灯塔。作为一个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青年，必须要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毕生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历史使命，就必须把个人的安危、利害、得失统统置之度外，把革命、斗争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离开了革命，就失去了人生存在的价值，离开了革命，人活着干什么事呢？在文化革命开始以前，对火热革命斗争的向往，渴望能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为人民的事业横枪跃马、冲锋陷阵，向阶级敌人大冲大砍大杀的强烈心愿，常常在我脑子里翻动，使我热血沸腾，有时彻夜不眠。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风暴来临时，我简直欢喜若狂。多年的心愿实现了！没赶上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上啃树皮，吃草根，北上抗日打东洋；没赶上在埋葬蒋家王朝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刀出鞘，枪上膛，痛痛快快干一仗；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没能沾上边。如今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在新中国诞生后出世的青少年就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了，就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锐利的武器，向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向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作全面的大砍大冲大杀了，这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多少个和我一样青春似火的青少年，跃跃欲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中央的文件聚精会神，孜孜不倦，谁都在准备充足的精神粮食。战斗打响了，憋了许久的青少年，一个个生龙活虎，争先恐后地奔向战场。夜以继日，一张又一张的革命大字报，像一发发的炮弹，一把把的钢刀杀向“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把资、封、修的黑货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杀声震天。在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三论《造反有理万岁》时，心中的革命激情简直不可遏止。毛主席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这样的赞扬和支持，毛主席对革命青少年寄以这样无限的希望，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能在我们的头脑中占据一丝一毫的位置呢？什么也不能！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领航，我们只能更坚定地革命造反，造反革命。九.二——四绝食，三上北京告状，揪王××，封《湖北日报》，揪陶铸，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炮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湖北省委，在同刘少奇及其在中南的代理人陶铸，王××的生死搏斗中，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我们面向北京，仰望明亮的北斗七星；多少个难忘的白天，我们挥笔奋战，痛击罪恶的刘邓陶王，“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我们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感到，能够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为人民冲锋陷阵，横枪跃马，是一种多大的幸福啊！尽管那么大的风险，那么多的苦头，一个又一个的反复，我们却真是乐在其中。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孕育革命胜利之花的大地上浇上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革命真是生命的第一需要。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人活着，就是为了革命，要想我离开革命，除非我停止呼吸。革命二字，要我心中深深扎下根，革命，革命，我永远要革命！
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十几岁的娃娃，刚踏上革命的征程，就面临这样一场风暴，别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令是一般的阶级搏斗，我们也无任何经验可言啊——在前进的道路上跌了跤，要知道，我一不是为了名，二不是为了利，我是要革命！就是摔跤我的脸也是朝着前方的啊！当然我恨我自己，恨自己没能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毫不掩饰姑息自己的错误，更不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做的一点事来安慰自己，来为自己辩护，我无情地剖析自己，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这些你们都是看到了的。同时，我还要说一句，谁能在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空前全面，空前深刻的大革命中一点错误都不犯呢？连那些南征北战几十年，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老将都尚不能如此，更何况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娃娃啊！青少年相对于其它年龄的人，之所以更加敢干革命，敢于造反，就是因为他们顾虑少，框框少，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不也是因为同样一个原因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跌跤，要允许人家重新站起来革命啊！我想：对我们这些好心办了坏事的红卫兵小将，在牢里关了一两年，该止步了。作为处理我们问题的机关和负责同志该考虑到：像我们这样不顾个人得失，忠心耿耿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在武汉市的整个中学生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太大啊！把我们同那些将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置于脑后，只想到个人的吃喝玩乐，甚至打架闹事，偷盗扒窃的，为非作歹的人比一比，长期把我们关在这里，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失，谁痛谁快呢？法治，毕竟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啊！对我们这些忠心耿耿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青年，要有所爱惜，不要这样随便轻易处置了吧！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心都是红的啊！把我们放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只会奋勇前进，决不会后退半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啊！
我被隔绝了革命，隔绝了斗争，隔绝了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喊大叫的战场，隔绝了曾给我巨大帮助的群众，我失去了自由。世上没有什么能比这给我以更大的痛苦了。在这漫长的十几个月里，梦里我都在喊“革命，革命，我要革命”，盼了多年的革命刚开了个头，就眼睁睁地被迫同它离开。还有那么多的革命任务等着我们去做，还有那么多的硬仗等着我们去打，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还有多少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啊！外面，革命的步伐一日千里，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面对这样一幅沸腾的革命景象，我怎能坐得住在里面“闭门思过”呢？国际上帝修反磨刀霍霍，张牙舞爪，为非作歹，国内的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千百倍增长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作拼死的斗争，离革命的最后胜利还很远很远。在我同社会不多的接触中，确实觉得有不少封资修的黑货需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加以大刀阔斧的砍杀，需要我们作持久的斗争。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斗，还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心血。“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将亲自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对于这一切，我怎能充耳不闻，坐视不管呢？尽管我身置囹圄，失去了自由，但我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减退，我仍以极关切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步进展。也正因为如此，我愈发觉得不能这样长期呆下去，这简直比死还要难受。革命，革命，这是我发出的肺腑之言，革命，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
一九六九年七月
写这份材料是同军管会的一个抗争，我不能直言他们的不公，更不能说他们的屁股坐歪了，心里的话不能全说，也要说出一二，这样写也算是一种曲笔吧。
几天后这人来要材料时我交上了这份《我要革命》，这次他要彻底失望了，以后军管会再也没有人来找我要过任爱生的材料。管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土匪法西斯也好，说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也罢，那是你的看法。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说清楚，我在想什么我要说清楚。你们看了后不屑一顾也好，暗自好笑也罢，这些对我都无所谓，我要让你知道这颗算盘珠子不由你们拨，在这个时候我说出了你们不喜欢听的话。
时间在朝前走，“9.27指示”下来后的政治气候一天比一天恐怖，牢里面已人满为患。新来的囚犯讲，外面造反派人人自危，只要被认定是骨干分子有事无事过三刀，什么“五不准”学习班花样翻新，抓住了一点事就往死里整。一天晚上转来一个姓黄的司机，大约一个月前压死了一个据说是维护交通秩序的红小兵（当时官方的小学生组织），他说他这情况按常规根本不会抓，这回点子低，一自己是个造反派，二那个红小兵的父亲是部队一个什么官，不过最多也就判三年。那天晚上他跟我们还有说有笑，丝毫没有想到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夜，死神正一分一秒地向他逼近，第二天一清早他被喊出去开宣判大会，一个小时后看守来要我把他在号子里面的东西清点一下，写一份清单。听到这话，全监号里的人都傻了，怎么就这事把他给枪毙了？太不可思议。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了结，他是造反派，后来听说是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杀的。以前我就想过，如果他们得手肯定会再次把我们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决不会手软，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残酷和血腥，黄司机的命运降临在我身上是完全可能的，要说问题，我比那姓黄的司机严重得多，那司机都能轻飘飘地杀掉，杀我不更是名正言顺？应该有点准备，不然哪一天就毫无征兆地拉出去给毙了，想说什么也来不及。我就写了两份东西，一份是给军管会的，算是政治遗言：
我不知道我这案子是划在教育面里面还是划到打击面里面去，我估计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我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地交待当时的情况，绝无一点歪曲和隐瞒。同时，我还要在这里提出我的一点建议：打击面不要再扩大了。就我的看法，除对方兴国，符军，祁援朝不怎么了解外，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好人。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流血，不惜流汗。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切感受到这一点。毛主席说“打击面要小”，对这样的好人，我请求不要处分他们，不管怎样的处分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永不可磨灭的污点，影响他们的一生，影响他们的上辈和后代。对革命来说，是多处分一个人好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我想不管怎样，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像他们这样的好人，无论把他们放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们都会忠心耿耿、踏踏实实地为革命献上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对这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处分他们呢？让他们的历史更清白一些，不是对革命更有利一些吗？给他们留着清白的历史，他们一定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一点错误或没有一点责任，但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急风暴雨中，谁又能说自己一点错误都不犯呢？除非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观潮派”或“逍遥派”，如果是这样，那他其实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不革命。谁要革命，谁就不能担保自己一点错误都不犯。真正的革命者就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得到改正，得到提高，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世界，为革命作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错误是正确的先导，正确是通过错误才取得的。人们并不因为革命而变成圣人。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看从什么动机出发，一定要严格区别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干坏事，一定要从全部历史和和全部工作来分析，如果是坏人干坏事，那就坚决打击决不留情。如果确属好人好心犯错误，那就应该以教育为主。我这里不是说根本不要处分，而是说以教育为主。我们这问题当然不是什么一般的问题，如果一定要给刑事处分，就请只处分我们三人，主要是我。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他们都是好人，不是坏人，他们还能为革命做出不小的努力。我认为，从刑事处分来说，判三、五年同二十年以至无期并无本质的区别，判刑再轻，劳改犯的帽子也要戴一生。因此，宁可处分我们重一些，也不要在更多的人的清白的历史上留下永远也洗不掉的污点。在我们三个人中，能只判我而不判俞国新、冯栋，就请照办。他们都是很好的革命青年，放他们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决不回头的。至于我，只要给我出路，那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我都要用我的双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写材料，因此写了上面一段话，供办案人员参考。
我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写材料，是明白地告诉他们我已有了准备。很难说这份东西在军管会那里能不能起一点作用，不过现在能不能起作用不重要，我也没指望现在能起作用，只是让我的档案袋里面有这样一份东西。至少在若干年后如果有人想起来有这么一个案子，曾经枪毙了那样一个学生，查一查档案，看到了这份材料，可能会想是不是该重新做个结论？
再一份就是写给我的亲人和战友的遗书：
我的亲人，我的战友，我想念你们。在这风云变幻之际，我很难想象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不论明天发生了什么都会在我的准备之中。我的理想、我的人格、我的良知、我的追求都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请你们能够记住有一个叫李乾的人，为他所钟爱的革命事业无怨无悔地献出了他的一切。
革命必将战胜反动，共产主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死不瞑目的李乾
在写这封遗书时，除了几分豪气，还有几分悲凉和无奈。
不久后在一次突击检查号子的行动中，一个叫陈用银的看守七摸八摸从我的被子中查出了那份遗书，他用一种很怪异的眼光盯着我说：你准备死？我不做声，只是用平静的眼光看着他。
在较早的时候，我还设法给同学递出去一首诗：
无题
梦魂夜夜竞自由，雄心未已鬓早秋；
平生最怕屈死鬼，志在青云又何求？
注释：
①“特动”是武汉市的老红卫兵成立的一个类似于北京“联动”的组织，全称是“武汉特别行动委员会”。
十九 假若希望欺骗了你
我即将获得劳动的权力了，太幸福了。
自昨天军管会的代表讲了要让我们这些一时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心情一直没有平静。不管过去的一千一百五十天是怎样过去的，总之它已经过去了，它已经成为历史了，牢狱生活就要结束了。我的双手将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将要为人类造福了，不管作用暂时还只是如此低微吧，但毕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
要正确地接受这三年多的经验教训，做一个从灵魂到行动都有益于人民的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九七一年二月六号
这是一则简短的笔记。
因为要离开这地方了，看守所就把进监时存放在保管室的笔记本、手表等物品退还给了本人，因此笔记本上才有了上面几句话，满以为新的一页已经开始，一连用了五个“了”字，认为噩梦已经了断，甚至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词：新的里程碑。喜悦、兴奋、对未来的憧憬溢于言表。刚从准备杀头的阴影中走出，还没看见前面是什么，就一门心思要正确接受这三年的经验教训，俨然以为自己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理想主义在我身上真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太没记性，别人随意吹的一口气，自己就当了春风，以为春天就在前面，就忙不叠地准备抽芽吐绿。
昨天下午门开了，纪明灯用手一指说，你，还有你，把东西清好。以为又是例行的调号子，我和王老头跟着他到了一个门已打开了的号子，刚把铺盖整理好，又进来四个人，一下子把号子塞满了。
军管会的一个大胖子走过来说你们先不要忙着清东西，有个事跟你们宣布一下，你们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考虑到长期关押对你们的身体不利，军管会决定送你们去参加农业劳动。那里的空气新鲜环境好，饱饭有你们吃的，不论哪一方面的条件都比这里好。去的路上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去了后，你们要争取好的表现，表现好的，最后在解决问题时我们会考虑进去的。
好啊！在这样一个森严的地方有人竟高兴得叫了起来。这简直就是将要从地狱到天堂的喜讯，仅次于释放，而我们现在已不抱释放的奢望，什么我们都听不进去了，只想着一件事：半自由了。
莫忘形，这里还是看守所。纪明灯说完关上门走了。
六个人除王老头外都是运动案子，有的虽然没见过面，但也听说过，初次见面，好一阵兴奋。隔壁左右的号子都有动静，看来人还不少，是到哪里去呢？猜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猜出个名堂，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牢狱生活结束了。
有人很自信的说，今天晚上肯定一个人两钵饭，宣布我们去外劳，就是外劳待遇。
有人有点保留，不说两钵，一钵半总是跑不了的。
不论是两钵还是一钵半，大家都对从今天晚上起就要同饥饿告别是深信不疑的。王老头对饥饿的感觉没我们强烈，他也一样兴奋，对他来说也是将会有一个新的天地，同时他也为我们这些年轻人高兴。
晚饭时间到了，门外的响动告诉我们，万事具备，只等开门了。在强烈的期待中门开了，在强烈的失望中门被关上，这餐饭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吃饭时大家都不做声，在巨大的失落感中，空气有点沉闷。王老头说，几年都过来了，这一天两天还等不得？是这个理，大家也就释然了。谁也没有想到其实这是一个预兆：不仅饥饿将和我们如影随行，寸步不离。而且会比在看守所里更“精彩”。
手表放了三年多的时间了，现在还能走吗？从保管室领回物品，我就盯着那块手表发愣，因为这块只在我手上戴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手表，不知道屈妈妈会不会埋怨慧君，要晓得是这么回事，说什么我也不会戴上它，六十年代，手表还是挺贵重的稀罕物，我真是个惹事的人。
我试着上了几下发条，秒针居然动了，里面传出了清晰的滴嗒声，学俄文的钢院小黄接过去看了一下说，这是一块苏联的“胜利”牌的表，样式不怎么好看，但好用。我们大学里面戴表的都不多，你一个初中生都戴表，还是当头头的不一样。
我苦笑了一下说，这跟当头头没关系，我看见这手表心里就不是个滋味，莫再说了。小黄有点不解地望着我。
二月七号开过早饭后，在刺骨的寒风中，我们被带到看守所的空场子上，四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从他们那种如临大敌的气势中，我读出了自己的身份：阶级敌人。
准备送去的人不少，粗粗数了一下大约有四、五十人，我看到了冯栋，他也看到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分别三年后相见的喜悦和问候。绝对没想到的是此一去，等待他的是肝腹水，是到鬼门关一游；而迎接我的则是心脏的“新的里程碑”——我的心脏从胸腔的左边跑到了右边。命运用这种残酷的黑色幽默来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来教训我那不可救药的天真。我们以为就要从地狱走到天堂，谁知将从监狱堕入更甚的炼狱。
三辆大卡车加一辆吉普车在一边等着，按点名的顺序我们分别上了两辆卡车，坐下后两人共一付手铐给铐住。吉普车走在最前面，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殿后，我们这两辆车在中间，每辆车上四个刀出鞘枪上膛的士兵守住四个角，不时发出老实点的呵斥。车队慢慢驶出了宝丰路84号的大门，七弯八转后朝西北方向开去。
三年多了，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可惜只能从车篷的下沿看到一小块快速向后移去的路面，偶尔北风把后面的那布帘拉开一条缝，外面的世界也只是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无法看到这三年多来武汉市的面貌有些什么变化，更看不到生活在自由空气里的男男女女。
就要离开武汉了，对亲人和同学的思念撞击着我的心，甚至幻想如果同学能知道这消息肯定会带着我的家人在路口堵住，这样就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了，可惜不可能有熟悉我的人知道这个消息。这车队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不会有人会注意到这个车队，车上的人也不可能用什么举动来引起路人的注意。慢慢地，不再希望能看到什么干脆就不再看了，一心闭目养神。那蓬布挡住我们的视线绰绰有余，但对付刺骨的北风简直就是薄纸一张，完全不中用，慢慢地闭目养神也办不到了，要对付无处不在的寒冷和久坐不动的难受。
中午时分，车队停下了，说是解溲、吃饭。当兵的给下了手铐后，我们笨手笨脚地下了车。这是一块路边的农田，在冬日里除了残剩的稻茬外就是浅浅的、不起眼的无名小草在与严寒作顽强的抗争。四周已布满了岗哨，当兵的满眼是警惕，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这群在长期的关押后连走路都很困难的囚徒。解完溲后我们在路边的田埂上坐下，在瑟瑟的北风中打着寒颤。不时有路人经过，奇怪的是没人对我们发生兴趣，大多数连看都不敢看，低着头快步从我们旁边走过。可能是这一群人在路人眼中有点奇怪，不论老少，大都用毛巾把头包得严严实实，衣衫虽不算褴褛，却一脸的苍白，无神的眼睛漫无目标地四处张望，如果周围没有荷枪实弹的岗哨，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一群不知前途在何方的逃荒难民。岗哨的出现，使这里的空气变得怪异和神秘，还带那么一点恐怖。他们的紧张害怕，不知是因为我们惨白的脸色吓人还是因为荷枪实弹的威慑？远离我们也许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选择。
两个当兵的抬着一筐馒头过来，一个人发了两个，还有一勺咸菜，这就是我们的午饭。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是能进口的就是味美的，但此时的心情已和最初听到消息时的感觉完全不同，甚至产生了是不是要把我们押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解决”掉的担心。不过反过来一想，如果真要把我们怎样，这餐饭就不会给我们吃，再进一步想，就是真的要把我们怎样，我们又能怎样呢？想到这里内心反到平静了。
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大概是认为不可能出什么意外了，当兵的已有点松懈，化工学校的杨建成壮着胆子把侧边的蓬布掀开，我们看见车队拐进了公路边的一条小路，进去没多久，下了一个小坡，走到跟前才看见山洼里面的一个建筑群，这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天上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也未必能发现。站岗的武装把大铁门打开，车队开了进去。我们这两辆车进了第二道门后才停下，下车后我们傻了眼，杨建成悄悄碰了我一下说，完了，到了渣滓洞。
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呈倒U字形的平房，处在这个建筑群的最低处，已有几年牢龄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是牢房。这牢房用一道高墙圈了起来，同外界隔开的围墙估计足有5米高，每个转角一个岗楼耸立着，最靠近我们的岗楼上站了几个武装，像看稀罕一样盯着我们。与部队及看守的住处隔开的围墙要矮一些。这牢房和围墙都是用石灰石加混凝土垒成，墙体足有70公分厚，给人碉堡一样的感觉，窗户用木栏板挡住，看起来远比武汉的牢房阴森，这就是我们期待中的天堂？反差太大了，我们都有被欺骗了的感觉。好在这些人的适应能力已经被锻炼出来了，或者说已经彻底麻木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有选择的可能么？横竖就这一百多斤，随遇而安吧，不到最后一步，人总要活下去。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普希金那首著名的《假若生活欺骗了你》的牢狱版：
假若希望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相信那欢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
永远这样向前憧憬，
尽管生活在阴霾的现在。
一切都是瞬间，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失去的将变为刻骨铭心的可爱。
刚从那边的保管室领出来的东西还不到一天，又被这边的保管室收去，四十几个人被关进了十几个牢房。看守离开后，响起一片“完了”、“上当了”的无奈感叹。
几天后知道了这里是武汉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当地人叫“战备监狱”，也有的叫“公安屋”，是准备在发生战争等紧急状态时关押重要人犯的地方。相距不远的一个山洼还有一处建筑，存放着公安局的重要档案，人称档案大院。这里用的是自备发电机发的电，晚上九点半钟就停机，再点上煤油马灯，喝的是流经这里的泉水。这里属于京山县天王公社的范围，离天王镇有三里多路，我们是这牢房的第一批房客。
二十多年后我曾一个人重返旧地，此时这个年久失修的建筑群已划归当地，是京山县卫生局的一个菌种厂，给我的感觉是冷清和破败，这冷清和破败折射了文革作为一段历史已经远去。当年关押我们的阴暗牢房铺满了麸皮糠壳，适宜这种环境的凤尾菇一类的东西一丛连着一丛旺盛地生长着，那呈土灰色的蘑菇在我眼中迭化出一张张同样是土灰色的熟悉脸庞。信步走到附近的山上，在极其饥饿的状态下开垦出来的桃山杂草丛生、一遍荒芜，淹没在杂草中的桃树让我看到了那一群人被掩埋的青春。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这里唯一的一批囚徒，绝大部分是造反派，中学生占了最大的比例。
在焦急的期盼中，几天后我和其它七、八个人被叫出了号子，说是外出劳动。在保管室领到了各自的皮带，由看守押着上了战备监狱唯一的运输工具——南京嘎斯。汽车走了十几公里后拐进了一条土路，在土路的尽头车停了下来。我们爬上了山，看见先我们出发的一批人正在把一棵已放倒的树往下拉，武汉市第二中学的冯××正在领喊着劳动号子，他头上青筋突凸，嗓子都开始发哑了，那个在狱中写下《关我是不好办法》的华工学生冯天艾是他的哥哥。他们的体力已明显不支，原来我们是援兵。
尽管关了三年多身体早已弱不禁风，尽管早上的那几粒米早已不知道到了哪里，走路都晃晃悠悠，我们这几个人还是卖力地投入到拖木材的高强度劳动当中。人总是在希望中生存的，内心的失落是内心的失落，但一到了这个场合就忘记了，还是那股“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劲头，没有一点要爱惜自己的意识，不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而是有一份热要发几份光，满负荷，高强度地透支自己的能够透支的一切。不考虑这样的劳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冯××，你好扎实呀，那个姓李的军代表好像对你蛮满意的。”中午吃饭时我对坐在旁边的小冯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称赞甚至有点羡慕，冯××浅浅地笑了一下。
公安学校的映川大我一岁，在我们这两个他看来不需要设防的人面前直言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小冯，你要悠着一点，这样下去人怎么受得了，好在这是最后一天。”
“明天不来了？”我有点不太愿意相信地问。
“早上一出来，那个翘嘴巴军代表就给我们打气，说这是最后一天。他看出我们的体力不行了，把你们几个叫来大概是觉得我们已到了极限，你刚来，我们已经是第三天了。狗日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在给哪个干活，你说这十几棵树公家能干什么？晓得哪个王八蛋家里盖房子要用木料。” 映川说。
倒底是公安学校出来的，社会经验就是比我们强。
“怪不得那个翘嘴巴一连三天都盯在这里。” 冯××开始想这个问题。
午饭是送来的，和关在号子里没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是三个人再分一钵三两的饭。面对这可怜的一坨饭，很多人看着它发愣，也有人话里有话地道出了肚皮里面的感受。军代表及时对这不健康的情绪进行了教育：
“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正确的思想，有了正确的思想，就能克服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问题，精神可以变物质嘛。你们出来是为了改造思想，不是为了多吃那一点饭。态度要端正，态度端正了，你们就不会去想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就会想到你们多搬了一棵树，就是向人民又靠近了一步。等你们思想改造好了，你们就有饱饭吃了嘛。不注重思想改造，只想吃的怎么行？再说我们也给你们加了一两粮食嘛。”军代表对自己的这番高论很有点自我陶醉，最后还问，“你们说对不对呀？”
那天，军区后勤付部长唐绵富从大后方邦桑驮运前线部队的军晌到此，交给尤、柳两位，由他们负责向前线各部队来此领取的文书、管理员、事务长们发放。当晚，唐、柳、尤三个军中财神，关上林中小茅屋的竹笆门，点上一盏小油灯，蹲在屋子正中的火塘边清点钱财，办理交割手续。
入夜，三人正埋头忙碌间，突然，竹笆门被人一脚踹开，负责后勤警卫的佤族排长提着大张机头的五四式手枪黑着脸闯了进来，二话不说，抬手就照火塘边的三个人“叭叭叭”三枪，背对着门的尤娥首当其冲，被凶手的子弹穿透胸背扑倒在火堆上，当即气绝身亡！
蹲在火塘两边的柳莉和唐绵富也各中一弹，倒在血泊之中，幸而屋内光线暗淡，柳莉只是腿上中弹，唐付部长虽然腰部中弹但也未及要害，二人大难不死！
歹徒行凶后，把满地的缅币、老盾撸了一大包，夺门而逃，往黑森森的茫茫深山中遁于无形。离案发地最近的我们五旅旅部也在半天路程以外，等到闻讯后，速派部队满山搜剿了三天，终无所获。
这种恶性事件并非头一回发生，早在1970年萨尔温江以西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就曾发生过，3037部队一个事务长从孟古后勤部领取了全营军晌后返回部队，行至半路山深林密处，随行的两个士兵起了歹心，从背后开枪杀害了这个事务长，抢走了装钱的背包逃之夭夭，这个三年前的血案曾震动全军，一度令常年累月背着大包军晌在深山老林中来来去去的我等这类军需官提心吊胆，背包里如携定时炸弹，对随从兵卒和路上行人疑神疑鬼，惊碌碌前瞻后望，连晚上睡觉都得睁着眼睛。
“对。”人群中稀稀拉拉地有几个人说。
肯定不少人和我一样，心里开始了骂娘，骂这个家伙满嘴的胡说八道，但脚痒只能在鞋子里拱，谁也不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只是这午饭连塞牙缝都不够的感觉更加强烈。
“声音不响亮嘛。”这个副连长有点不满意。
“报告军代表，你说得对，为了更好地改造我们的思想，我要求把那一两粮食也减掉，把我们省下来粮食去支持世界革命。”突然站起来说这话的是小柴，都知道他有间歇性发作的癫痫病，只有他才敢这样说话，经常冷不丁说出一句无懈可击却又绵里藏针的话，让军代表或看守无可奈何后来简直成了他的一项专利。
“你坐下，没谁叫你起来说话。”军代表的脸色有点难看。
我们都在心里为小柴叫好。小柴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很少让他出这战备监狱的大门，但他的性格始终未改。此举是军代表对他的惩罚，其实回过头来看，他因此躲开了多少摧残啊。
再开始干活时，这劳动在我们心中虽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但大家似乎还是像以前一样卖力，好像就是不会偷懒，包括有一肚子想法的映川。我心里想少使一点劲，但怎么就是做不出来，总觉得这些活总是我们这些人要把它干完，你少出一点力别人就要多出一点力，让同样艰难的难友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苦力我做不出来。看来我们要学会偷懒还有不少心理障碍要克服，但我们那一批人中的大多最终也未能把这个心理障碍克服掉，那怕在骨瘦如柴、风一吹就要倒的时候也不会偷懒。我们中理想主义的“毒”太深，已经入了骨髓，没法治了。
二十 “一目了然”
我们伙房里当家的是从天王镇上请来的一个姓王的女人。她一只眼球上有块白斑，看人的时候模样怪怪的，因她有次自夸说：你们不要以为我的眼睛不好，你们搞什么小动作我都一目了然。我们在背地里就叫她“一目了然”。别小瞧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村妇，能在这戒备深严的地方烧饭肯定不是等闲之辈，那是在军代表的反复挑选中脱颖而出的革命立场坚定、对阶级敌人充满仇恨、对犯罪分子决不会有同情心的对敌斗争积极分子。
当地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才值三、四角钱，有的生产队还没有这么多。伙房的工资至少要顶两个壮劳力，这还不算合法和不合法的“油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这积极分子为巩固她在伙房的位置，需要不断表现她的革命觉悟。怎么表现呢？对“一目了然”来说最简单、最方便、最有效而且最有利可图的方法就是克扣我们的囚粮，并表现出与我们不共载天的姿态，这样一可以表现她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二可以为“油水”增加储备。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对“一目了然”的载道怨声在军代表耳朵里，实际上成了对她工作的高度赞扬，这高度赞扬又变成了军代表对她不断的肯定和鼓励，这肯定和鼓励又进一步让她有恃无恐地在囚粮的份量上做手脚。在伙房帮过忙的难友告诉我：我们的基本囚粮是每天九两米，但到口的只有七两左右，病号面更绝，一斤面条她要下六、七份，标准应该是每人三两面。她的口头禅是不把这些狗日的饿死就对得住他们了。“一目了然”的此等觉悟是不是有军代表的明确指示我们不去猜测，但他们的默许和纵容则是不争的事实。民以食为天，说到在京山的这一段经历我不能不说到囚粮，说到囚粮不能不说到“一目了然”，因为只有介绍了“一目了然”，才能对我们在京山的生存环境一目了然。不然，读到此段经历的朋友就很难理解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后来，利益的争夺，需要“一目了然”出局，军代表对“一目了然”睁开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一睁开，对“一目了然”很快就一目了然，在一次把满满一壶油偷回家时她被捉了个现行，伙房换了人，直到最后换成军代表的老婆。
不知是“一目了然”的革命觉悟代代相传，还是前后几任军代表的革命立场始终坚定，所有的伙房当家人都把让我们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当成了他们最神圣的职责和任务，有的还发扬光大。也许就如那个后来被开除公职的看守赤裸裸的表述：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是要剥削你们、压迫你们。
“一目了然”们在炼狱里烧下了最具杀伤力的一把火，这把火烧出了好几个肝腹水、胸腔积液；烧出了一大批见什么吃什么的原始人，给他们留下了至今都没有痊愈的肠道痼疾。
在京山的囚犯分两种，一种叫长期外劳，有七、八个人。他们做着专职的猪倌，羊倌，电工，伙房的帮工，以后又来了几个已判刑的泥工和菜农，这些人简称：上面的。他们是我们这群犯人中的特殊阶层，伙房的帮工利用工作之便，多吃多占，但他不敢只他一个人多吃多占，不然他就会站不住脚，这样多吃多占的就是一批人，他们的饭钵都有特殊记号，说起来都是四两米的饭，他们的碗里的内容和下面的有太大的差别，客观地说，对下面囚粮的盘剥有他们一份，然而没有“一目了然”们的默许甚至是纵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这默许和纵容肯定是有回报的。其余的大多数叫临时外劳，两者之比大约是三比一，有事就把你叫出去，没事就在号子里关着，两、三个月关在里面不动也是常有的事。一旦叫出去，不论多重的活要你干，干半天给你加一两饭，简称：下面的。三个下面的那点仅够渡命的口粮就要供一个上面的盘剥，还不算“一目了然”明里暗里搞回家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滋味的。
由此，在京山发生了许多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心酸、让人心里隐隐作痛的事情。
镜头一
有几天我觉得很奇怪，每次上午出工，刚点完名排好队往外走时，徐运安都要去找喂猪的“砣砣糖”，说是有事要问他。在队伍刚走到大门口准备跟站岗的武装报告出门时，徐运安又兴奋地匆匆跑进队伍里来（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光头没看守带队是出不了大门的），前后不过一两分钟时间。第五天，发现他神色不一样，是面红耳赤地跑进队伍来的。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低着头不肯说，随后病了三天，躺在床上不起来。综合几种传言我很快知道了事情的缘委：
在饥饿的驱驶下，小徐设法和猪倌“砣砣糖”达成了默契，“砣柁糖”从看守和武装的食堂丢弃的残物中挑出能吃的部分放在煮猪食的灶房里面，小徐就抓住出工时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进去把它解决掉。谁知这一连几天的秘密行动被一个姓刘的看守盯上了，小徐的美餐被刘看守悄悄换成又酸又臭的猪食，有的版本说还撒了尿，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可信。精心布下陷阱后，刘看守就躲在阴暗处，兴奋地等着欣赏猎物掉进来后的挣扎。
真可谓饥不择食，本来煮猪食的灶房里光线就非常差，正在小徐根本无暇辨味，狼吞虎咽地往喉咙里塞的时候，刘看守用他那正宗的河南话大喝一声：徐运安，看看你吃的啥？你他妈是头猪？那是猪食！小徐这才感觉到味道和内容都不对，知道被耍了，把猪食盆往地上一扔，调头跑了出来，在半路上想呕出来都没有成功。他觉得自己的人格已荡然无存，那颗有尊严的心被人剜出来扔到地上，还被浇上了大粪，精神上他被击倒了，一口气转不过来，一连躺了几天。
这事是在刘看守的反复自我炫耀中流传开的。
第三天我找了一个机会，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进了他的号子，他躺在床上不动。
我对他说，小徐，你他妈的不够意思，一个人吃独食，也不让我沾点光。
听我这样说，他从床铺上坐起来，脸色苍白，两眼无神，像生了一场大病。他说真的没想到会被换成猪食，要不然我怎么也不会吃。看来这事还在他心上压着。
我说有多大个事？有什么不得了的？就是明知是猪食吃了又怎样？如果是我，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丢人，没有谁认为你丢了什么人。要说丢人，那是他们丢人，是他们把我们整成了这样。有人就是想看你的笑话，你站起来，这事就过去了，你越把它当个事它就越能压得你透不过气。
小徐慢慢走出了阴影。
几天后刘看守蔫了，据传是内部有人对他此举提出了异议：有损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
镜头二
每次收工回来，带队的看守都要作一番训话，这次训话的是副所长，当着几十个一脸菜色的囚徒，这位副所长一脸的鄙夷、满嘴的挖苦：
现在有人故意给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抹黑，好像我们共产党什么都没有给他吃，见到什么吃什么。还有人跑到粗糠房里去筛糠，把筛出的细灰拿去拌饭吃，什么意思？是向我们示威还是把自己当猪？那东西连猪都不吃，你是不是个人哪？以后发现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严加处理的，这是变相地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丑化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真是没想到，平时看起来人模狗样，说什么自己是红卫兵小将，是读书的学生，怎么背地里尽做些猪狗不如的事。今天我不点你的名，但大家都知道你是谁，大家要监督他，发现他再有这样把自己不当人、要把自己当猪的事及时向我们报告，让我们来治他。
过了两天我和这位未被公开点名的名叫大柴的难友一起拖一辆板车拉土，前面提到的小柴是他的弟弟。他是武汉市第二中学的高一学生，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平时斯斯文文的，一副书生模样。交谈中我无意中说到了那件事，并不是有心问他，我不认为那算得上一件事，更谈不上什么丢人不丢人的，至于说什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扯他妈的蛋。没想到这位平时很有见地的同学神色竟然一下子变了，人显得很难受甚至可以说是痛苦，身子都在微微颤动，看得出他内心在极力挣扎，好一会儿后，他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平静地说，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手指上老是有皮翘起来，有点疼，想把这毛病治一下。
我赶紧把话题转了。
此时我才知道那副所长的那一通话的杀伤力有多大，对他的伤害有多深，三十四年后回忆到这里时，我想哭。一个单纯的学生，在文化革命浪潮的裹携下，做了一件很意外的事被关了进来（二中的一个学生被老红卫兵打死，后来这凶手中的一个被激愤中的二中学生抓住打了一顿，没想到出了人命案。大柴、冯××等几个学生就是为此事大会批、小会斗，绳捆索绑抓进来的，其中有的仅只是在现场看了一下，并没有动手。但打死他们同学的老红卫兵却没一人被追究），在饥饿的煎熬，对亲人的思念和对自由的渴望中度日如年。解决问题的时间又遥遥无期，在饥饿的驱使下也没有做任何有损国家、有损他人的事，只是筛了一点糠灰。现在这颗稚嫩、自尊、敏感的心却因此被人用最能自我满足的方式和语言撕成碎片，当众反复蹂躏，践踏。他所受到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旁人无意的提及或友善的问候都会变成洒向伤口的盐水。强烈的自尊使他在受到伤害后不愿让人知道，更不会向人诉说，他甚至对伤害他的人都没有一字微词，只是悄悄躲在一隅，自己舔着从心里流出的殷红鲜血，这是一种怎样的伤痛？
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交流中学课程设置的一些看法，我有点偏激，认为学外语太费时间，用处又不大，可以拿掉。他说不能拿。我问为什么？他说的理由折服了我：
你想想，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如果你不能看原文，翻译成中文至少在半年以后，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半年是个什么概念？等你看到中文的版本，别人新的成果又出来了，你永远只能看到过时的东西，这样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
他的话让我心中一震，感到了自己的短视。想想这是在1972年从一个被关在狱中的中学生口里说出来的，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时候还在关心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这样一个志存高远、命舛位卑却未敢忘忧国的灵魂，在那样一个外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里，他真正保持了自己的尊严。我总在想：为什么受伤害最深的往往是一群人中最优秀的部分呢？
镜头三
有一个同号的难友，就称他小孙吧，是个青工，也是运动案子进来的，关了好几年，在狱中得了淋巴结核。转到京山来时脖子上的淋巴结已经溃烂，病灶像个小嘴巴，发出一股恶臭，雷米封吃了多少瓶也不见效果，他已开始不管自己的病情，听天由命。看他病情发展到那个程度很有点替他着急，在琢磨了一阵子后我帮他分析：吃到肚子里的雷米封最后能够到病灶的有效成份肯定很有限，多吃又不行，如果把雷米封碾成粉末后用冷开水调成糊直接敷在溃烂处，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我每天帮他先用高锰酸钾化水洗，然后再用雷米封调成的膏敷，早晚各一次。没有卫生棉球，就把棉絮先用开水烫再用太阳晒来消毒后当卫生棉球用。一段时间后，奇迹发生了，他的病灶竟然愈合了。有了这样一件事，加上他又是运动案子进来的，虽然他不在我的好朋友圈子里面，但我有时说些出格的话也不避他。谁知道他竟编了一份检举材料送到所长手里，说我组织反革命集团，要置我于死地，并把跟我往来稍多一点的人一网打尽，开始我还蒙在鼓里。
有人给我提了个醒，并说所长有点重视。我很意外但一点都不慌，我做过什么事我自己清楚，充其量只不过发了几句牢骚。我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忍着恶臭，不怕传染，可以说是想方设法至少救了他半条命，他怎么会以怨报德要置我于死地呢？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个已判刑的朋友给我解开了谜底：有几个上面外劳的跟我的关系很不错，经常递点吃的东西给我。小孙也想跟他们建立关系解决点肚子问题，但试了几回都插不进去。他认为是我在前面挡住了他，以为除掉了我，他就能如愿以偿。他选择了告密诬陷、把我整成反革命的方式。为了那一点吃的东西，他竟可以这样贱卖自己的一切，并且不惜让一批人陷入万劫不覆之地，这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结果当然是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把自己搞得上下内外不是人。
镜头四
一次外出劳动到宋河镇，中午时分，带队的看守把我们五、六个人领进了一个小餐馆，个别人身上藏有一点现金，这时可以派上用场，大多数只能享用极有限的标准。小地方的餐馆都是顾客自我服务，自己去守着窗口取菜、自己去盛饭。
我们旁边桌子上是两个知青模样的人，把炒好的一晕二素三个菜端来后盛饭去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叫“破脑壳”的家伙一下把那桌子上的三盘菜全部端过来了，一盘都没给人家留，看守想制止已来不及了。等那俩人端着饭过来，发现桌上的几盘菜不翼而飞，把目光扫到我们这桌子上，有三个空盘子放着。见他俩一脸的狐疑，可能是没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又不是三年饥茺时期，哪会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偷吃的呢？他们哪里知道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远比三年饥茺时期艰难。他俩嘴巴张了几下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愣了好一会儿，最后选择了远离我们这张桌子，又去要了两个菜，一边吃还一边不断地朝我们这边张望。我们几个心里面闷着笑，笑过后又有一种深深的苦涩。
镜头五
我们吃过生南瓜，生冬瓜，生茄子，生菜薹，生包谷，生黄豆，抓到的螃蟹和麻雀用开水一烫就是难得的美味，常人能吃的就不用说了，用那位副所长的话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普遍的痢疾和腹泻。我给家里写的信中，痢特灵是整瓶的要，在家里的药送来之前，还发现牙膏可以缓解腹泻和拉痢，不知道吃掉了多少牙膏。
一次收工回来在院子里训完话后叶老把我喊住：小李，我看你颜色有点不对头，你有没有感到哪里不舒服？
叶老此时是这里的犯人医生，他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刚从部队转业到公安的卫生员。他能主动问，一般是他认为问题有点严重了。我拉了一段时间的肚子已经止住了，只是感到人没有劲，这在“公安屋”很正常，就摇摇头准备走。突然想起刚才拉的屎，就对他说：就是拉的屎像算盘珠子，上面有脓血。他问我吃了什么的。我想起几天前在羊圈那边搬黄豆杆，捡了几颗生黄豆吃了。他听了后摇摇头，给我开了一点药，叫我再不能瞎吃东西，生黄豆对人是有毒的，羊圈那边很脏，羊屎上有脓血的不少。说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拉痢疾了。
自那以后，我大便就一直有一种恶臭味，人不断地消瘦，有一天到伙房去帮忙劈柴，举斧头都有点困难，看到有几个人在称体重，我也去凑热闹。
两个人抬着穿过秤毫的扁担，我用双手抓紧秤勾，两腿悬空。
乌克兰的老母猪一头谁要？我一吊上去，掌秤的“破脑壳”就说着笑话。
我们要，管它公猪母猪，只要有肉吃就行，今天晚上大伙房改善生活。旁边有人应和着。
你他妈的这大个子才八十九斤？秤杆一直要往下垮，“破脑壳”不断地把秤砣往里面推，只到八十九斤的位置才打住，他有点不相信。
这头我们不要了，这么瘦，只能喝点骨头汤，换头有肉的。大家都有点意外，但还是在那里寻开心，苦中作乐。
我的身高是177公分。
镜头六
这天出去挖沟，两个人一组，一个人用镐挖，一个人用锹撮，和我搭档的是年近五十的周师傅。尽管已来了快两年了，好像还没人清楚这位周师傅的情况，他身材魁梧，壮实得像尊铁墩，胳膊恨不得有我的大腿粗，平时不言不语，很少跟人交谈。两个人在一起干活，如果像哑巴似的不说话那是很难受的，时间会特别难熬，我跟他没话找话说。
“你也在一所关了的吧？”我随意找了个话题。
“嗯。”
“时间不长吧？”
“年把时间。”
“你跟哪些人同过号子？”
“我说你也不认得。”
“那你说一个我可能晓得的。”
“你是运动案子，王仁舟你可能听说过。”
“王仁舟？哦，听说过。在北京读书时他不仅反对彭真，还反对三面红旗。”红十月有人从浠水回来介绍过他的情况，听过介绍后我对王仁舟在思想上保持着距离。
“这家伙好顽固，在号子里他还宣传他那一套共产主义，老子听得不耐烦了就给他一拳，干部派我进去就是监督他、不许他放毒的。”也许是我对王仁舟的态度让他有了表现自己的兴致。
“你这一拳下去，他受得了？”我望着他的胳膊有点发愣。
“我这一拳还没过到瘾，他已经半天出不了声。他说老子是法西斯，老子就是法西斯你能把老子么样？你打得赢老子？他跟干部说我打他，干部理都不理。后来他学乖了，每餐饭划半钵我，只要我听他的共产主义不打他。”
“当时你们关在几号？”
“××号。”
我没再答他的话，只是搜索自己的记忆：××号？想起来了，当时我就关在隔壁，偶尔听到在一个沉闷的响声过后好久，是一个极虚弱的声音：你这法西斯。当时这声音让我的心发紧，原来就是你的“杰作”。这家伙在我眼里一下子变得面目极其可憎，和他谈不下去了。
几个月后，这位师傅同另一人被送回了武汉，又过了几天，有人在京山县城看到了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周××，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我一下想到了在挖沟时他说到的事，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报应？
用现在眼光看，这周××该不该杀？我不知道，因为对他的情况我一无所知。但王仁舟的瘐死狱中，这位周××的拳头和多吃的半碗饭肯定起了作用。不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对这一类丧失良知的举动有过忏悔。也许那一刻他灵魂已经出窍，没能想到忏悔，我还是愿他的灵魂在天国安息.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