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异位心
1973年7月20日，对我是个特别的日子。这天我的心脏从左边跑到了右边。
头天下午，一个人在号子里翻一本老版的《四角号码字典》。老版的字典里有些名词的解释和时下流行的说法有微妙的区别，觉得很有点意思。突然风门打开了，一个朋友匆忙塞进来几个杏子说，李乾，我在军代表家里做油漆，他老婆给了点杏子，我扯由头说要回来拿工具，带了几个给你尝鲜。我的谢谢都还没说完他就调头走了。
我在里面有一批好友，虽然都很艰难，都在苦苦挣扎，但大家还是尽可能的相互关照，除了在一起交换一点学习心得外，谁有了一点新鲜东西总是要设法让大家都能分享一下。
几个红红的杏子发出一阵诱人的清香，好几年没见过这东西了，已经忘记了它是什么味道，看到突然出现在自己手里的杏子，喉咙里好像伸出了手要把它往里面抓。我舀了一点水，把杏子放进去洗，洗的时候发现几个杏子的皮上都沾了点油漆。刚才朋友说是在做油漆，肯定是手上的油漆沾到杏子上来了。理智告诉我应该把皮削掉，可号子里面没有小刀，用嘴啃吧，可这要啃去多厚一层呀，那太可惜了。这多年才见这几个杏子，说什么也要让它发挥全部作用。我从水里捞起杏子，用毛巾擦拭了一下，擦不干净，也顾不得那多了。
放了一个在嘴里，还没有动它，一股淡淡的清甜就已经沁入心脾，用牙轻轻一碰，那个甜汁就顺着牙齿一点一点地慢慢往外渗，啊，真甜，甘甜中带着一点微微的酸，从这酸里感受到的又是透心的甜，真是妙不可言。待这汁渗得差不多了用牙再碰一下，甜美的汁液就又会渗出，这么珍贵的东西要细细地品味，慢慢地享受。尽管带有那么一点点油漆味，可这是在牢里，要求就别太高了吧，此物只应人间有，牢中能得几回见？几个杏子我细细咀嚼了好长一段时间，吐出来的核是光光溜溜的，上面不带一点果肉，最后一颗的杏核在我嘴里直到没有了一点杏子的感觉，我还舍不得把它吐出来。
晚饭后就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一开始没在意，肚子不舒服对我来说差不多是一种常态，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快睡觉时肚子疼得有点厉害，肠鸣的咕噜声连旁边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难友关切地问是怎么回事？我说老毛病，没事。接连拉了三次肚子，最后一次已无物可拉，但还是蹲在马桶上不能下来，肚子里总像有东西没拉完。这次好像与以往的不舒服有点不同，我挤了两条牙膏吞到肚子里指望能够缓解，但没有一点用。这里的药是那个卫生员管着，肠道疾病的药不好讨，有时药没讨到还要挨一顿骂，说你瞎吃活该。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我不去找他。一整夜肚子里面都在大闹天空，无法入睡，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沾在杏子上的油漆在坏事，不过一点也不后悔，闹肚子又不是一次两次，可以说已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以前不都过去了？这次同样也要过去的。但杏子这多年才见到这一次，为这妙不可言的难得享受，疼这一回也值。
第二天起床后，昏昏沉沉的，浑身无力，想请个假不出工。此时正是盛夏时节，外面骄阳似火，酷热难耐，不少人称病不愿出去。
早饭后，派工的来了，值班的看守点我的名，要我出去挖土。当时要把大门前上方的一个土包削平，开出一个篮球场来，大家都苦不堪言。看守听我说要请病假，当时把脸沉下来。
怎么？怕苦怕累了？
谁说我怕苦怕累，我什么时候怕过的？
不怕就出去沙。
人的好强劲又来了，我跨出了牢门，不愿意被别人说，其实我不出去他也没有法。
整整一天，在烈日下暴晒，推着运土的板车不停地奔跑。碰巧这天带班的看守是个有点变态的家伙（几个月后他在武汉市的公共汽车上“刷广告”——就是把他那玩意儿偷偷掏出来在年轻的女乘客身上蹭，弄得别人裤子上面都是“浆糊”，被革命群众现场拿住后扭送到派出所，后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去了），跟我们大谈精神变物质，要我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汗水洗刷罪恶，他说就是要我们流更多的汗，就是要把我们累得死去活来，这样才有改造的效果。这可苦了我们，劳动时间不断延长。有人中暑晕倒，晕倒的人多数是实在抗不住真的中暑了，也有人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遗憾的这种方法我始终学不会。要么不出去，只要出了那个门，只要到了劳动场地我就不知道怎样爱惜自己、不知道怎样磨洋工，总是竭尽全力的干。后来想就算你会偷懒，但只要你在烈日下跟着板车来回走一天，也逃不过这一劫。
最后磨命似的总算磨到收工的时候，人已经觉得有点虚脱了。拖着极度疲惫饥饿的身躯回到院子里面，我弯腰去端放在那里的脸盆，准备洗一下身上的臭汗和尘土（这里的泉水很凉，夏日里出工前，我们总是抢时间在院子里的消防栓上接点水放在阳光下加温，收工时就用这温水洗），端着脸盆起身时突然胸部一阵刺疼，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以为是自己的动作过急扭伤了哪里，就缓缓蹲下身子放下脸盆，忍着疼把身上简单洗了一下，慢慢地挪回号子，在挪动时开始出现呼吸跟不上来的感觉。晚饭来了，虽然比平是慢一点，我还是把它塞进了肚子。事后都有点不可思议，在心脏都被挤压到右边的情况下，是怎么把那些东西搞进去的？
到了七点多钟，疼得实在撑不住了，看来肯定是内脏哪里出了问题。这之前，同号难友一直说要跟看守说一下，我说不用，过一下会好的。我一直以为是扭伤，认为没关系。但现在不仅是疼的问题，而且心慌得厉害，气都喘不过来，想喊报告都不能喊了。我只能示意同监号的难友帮忙喊一下。喊了几声后，值班的看守咚咚走过来打开风门问什么事呀？看守有点不耐烦，这大热的天，这报告声影响了他在值班室吹电扇。
难友有点急切地说，李乾病得蛮厉害，麻烦你让医生快点过来看一下。
看守劈头盖脑地说，什么病哪？就是不想出工！不等里面再说什么，他哐地一下关上风门就走了。
旁边的人都有点担心了：真不是个东西，出了事看他值班的怎么交待？
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难友说，怎么交待？他们有什么不好交待的？自己要善待自己。
自己要善待自己！这句话提醒了我。口不能喊，手不能使劲，但脚还能用。我强打精神，用全力踢了两下门，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这里一共只关了四十多个人，十来个号子都挨在一起，这一踢，几乎整个看守所都惊动了。
隔壁左右的号子都关切地凑近风门小声朝我们这边问，九号的，出了么事？
踢门在看守所不是个小事，不是到了最后迫不得已是不敢用此招的，肯定是出了什么紧急情况。
这边小声回答，李乾看样子病得不轻，值班的不理。
再踢！
踢重点！
从周围的号子里传来激愤的声音，不过大家还是很有分寸，没有什么太难听的话出来。
不等我再踢，风门打开了，还是那看守。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声晓得了后就咚咚地走了。不一会儿，卫生员来了，他进来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好像不能确诊，又跑去开了五号的门，把长航总医院的外科主任郭仲凯教授叫了出来，郭教授用听筒听了下后，把那个卫生员拉到了门外，几分钟后两个人走进来。卫生员对我旁边的人说，你帮他清一点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准备住院。说完他就去安排车去了，剩下郭教授在里面。
郭教授说，可能是左肺的一个大肺泡破了，空气进入了左侧胸腔，造成对心脏的挤压，心脏的正常功能会受影响，供血供氧会不足。你肯定会感到难受，感到呼吸困难，不过从你现在的情况看好象还不算太严重，但需要住院治疗观察。有多长时间了？
我发不出声音，伸出了三个指头。
他说都有三个钟头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摇摇头，不想再说什么。
郭教授问旁边的人，他下午的饭吃了没有？
同室难友说吃了。
郭教授先是有点意外后是语重心长地说，吃了？！你都这样了还能吃饭？小李，你的忍受力和耐受力超出了常人的极限，这好，也不好。好处是有时候别人受不了，你不吭不哈就过去了，受不了的人可能因此做点蠢事。不好的是可能你会因此失去最后的逃生机会。叶医生给我讲过你，对你有点了解，你要爱惜你自己，是我建议让你去住院观察的。
到底是历尽沧桑的老人，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引伸出人生的哲理，让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我点着头，对他露出感激的微笑。
隔壁的号子在关心地问，李乾是么情况啊？
同室难友说是气胸，要去住院。
有人同我道别：去住院就好了，李乾保重。
有人为我庆幸：幸亏踢了门。
卫生员来了，郭教授送我出二道门，南京嘎斯就在上面停着，军代表远远看着我们。我第一次坐进了驾驶室，在这里，平日那怕副驾的位置空着，我们也不能坐，这是身份的象征。据说还有安全的考虑——亡命之徒劫车怎么办？郭教授向我挥挥手，对我表示无声的祝福，我也摇摇手，表示对他由衷的感激。
我和郭教授没有太多的接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能打鼾，他关在五号，半夜他的鼾声能传到我九号来。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你老婆这多年是怎么样过来的？他说我老婆不仅习惯了，而且还离不开我的鼾声，我不打鼾她还要失眠。他不无得意的回答引起一阵欢谑的笑声。多年后，大约是上个世纪在九十年代初，一次在武昌司门口附近碰到他和叶老、王老头满面春风地走在一起，我赶忙上去打招呼。患难之交劫后重逢，见面分外亲热，我握着三位老人的手谈了好久。当我提及这件事时，郭老说这点小事你还记得？你不说我都差不多忘了。我说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何况这还远不止是滴水之恩，我怎么忘得了呢？我在路边的水果店拿了三挂香蕉，三位老人高低不肯要，我强塞给他们，三位老人一脸灿烂的笑容。他们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不是在乎这点东西，而是对有人还记得他们的满足。
汽车朝六十里外的京山县城开去，山里的公路坑坑洼洼，朱师傅的车开得很稳。在知道我们这些学生的情况后，他是这里唯一不把我们看作犯人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心里。这不仅是因为他这样说过，还因为我们很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家住在档案大院，我们单个过去时，他常常给点吃的东西）。
山区日夜的温差很大，尽管是盛夏，夜风还是让白天的暑气全消。车窗外繁星满天，没有一点灯火的大地让这星星显得耀眼而深邃，很久没有看见这样无边无际的夜空了，无边无际的苍穹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然而就是这无数的渺小和短暂延续成了人类历史的长河，在看似无序和偶然的表象下，人类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在上帝眼里，这些忙忙碌碌、时而刀光剑影、时而歌舞升平的人类，也许就像在人类眼里的终生劳作，时而相互厮杀，时而相安无事的蚂蚁一样不可理喻、不可思议。每个人都说自己掌握了真理，动不动就要去消灭别人的真理，这是不是个误区？也许动不动就要消灭别人的真理本身也是一个真理，是现在的人们信奉的一个真理，古今中外都有人信奉它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但我现在宁愿相信它只是人类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必然要艰难跃过的一个坎，是要用无数的生命和漫长的岁月来证明的一个错误。人类有系统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不过五千年，相对于还将有数亿年的未来来说，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肯定还处在直立前的爬行阶段，并且是刚刚开始爬行。
其实，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认识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认真地努力着。“一目了然”有“一目了然”的真理，那个为了一口饭而杜撰反革命罪证希望把我打入十九层地狱的小孙也有他自己的真理，你可以对他们的真理不屑一顾，但你无法改变这些真理的存在。他们生存的环境令他们只能那样想、那样做。如果你有足够的权力，也许你能限制和影响他，在他们的生存环境有根本的改变之前，你有再大的权力，你的限制和影响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这个生存环境的概念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历史。要想改变他们的过去、改变他们的历史，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那就是让新的生存环境成为他们的过去，成为他们的历史。这就注定了这改变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手握重权的人们，你们运用权力的方向是不是该有点改变呢？
汽车在京山县人民医院门前停了下来，卫生员让我在车上等着，他说先去联系一下。
朱师傅问我感觉怎样，我点点头，表示还好。没有多久，卫生员来带我下了车，朝急诊室缓步走去，深夜来看病的人不多，我很快就坐在了值班的医生面前。
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可能是卫生员已向她介绍过情况，她没问我什么，只是让我把上衣解开，用听诊器在我胸部听了好一会儿，郭教授的话让我有了底，我只是静静地坐着，神色安然地看着她把听诊器在我胸前移来移去。
“他没什么问题。”听了一阵后，医生开口说话了。这话让我深感意外。
“不会吧？你再听听。”卫生员除了意外，还向她建议。
“好吧。”这位医生很大度地重新把听筒贴在我胸前，又上下左右听了一遍。
“很正常呀，没什么杂音。”这位医生没有改变她的诊断。
“你注意听一下，他的心脏在右边跳。”卫生员不得已只有提醒她。
“是吗？”这医生再一次拿起听筒凑到我胸前，在左边听听，又在右边听听。
“他是不是异位心？你看他神情自然，体态正常，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如果是心脏被压迫到了右边，他还能这样坐着？有极少数人的心脏跟常人不一样，天生就在右边，这不属于病，叫异位心。以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情况？”
她再一次坚持自己的诊断，认为自己没有错，错的是我的心脏，是它生错了地方。她看到卫生员是个小年青，认为他缺少见识，就给他开阔眼界。我第一次听到了“异位心”这个挺新鲜的名词。
“前不久我还给他听过，他是正常的心位。不信你可以问问他。”卫生员有点急了。
“你的感觉怎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她这似乎才想起来该问问患者本人。
我用手指指胸，又指指嘴，然后摇摇手，是想告诉她我胸部不舒服，不能说话。但她一脸的茫然，不理解我是什么意思。我把动作又重复了一遍，她还是瞪着两眼迷惑地看着我。没有法我只得忍住痛用力说出“胸疼，心慌，不能说话”几个字。发出的声很小，但她听清了，为这几个字，我付出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看着我说话时的表情，她的眼睛里出现了意外和惊讶，开始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误诊。她又听了一会后，起身出去领来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医生，这位医生用听筒听了一下，对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后走了。
“这位病人的神态让我发生了错觉，我只从好的方面去想了。你需要住院观察几天，我去看看有没有病床，现在是盛夏，病人特别多，床位有点紧。”说完后这位医生再次出去了。
我还是静静地坐着，卫生员不时的看看手表。
那个女医生回来了，还没开口就一脸的歉意：
“实在是没有床位了，过道里都摆满了临时床铺。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住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症措施和处方，只能观察。刚才我们几个医生特地议了一下，如果没有意外，过几天这空气会慢慢被吸收的。你们是不是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情况再来，到时候怎么样也要给你解决床位的。”
我好失望，原本以为怎么样都可以过几天人间的生活，尽管付出的代价略微大了一点。现在倒好，心脏都有了自己“新的里程碑”，在黑咕咙咚的夜里我连人间的医院都没有看清楚是个什么模样，就要怎么样来又怎么样回去了。怎么不得个大一点的病呢？那样说什么也会让我在这里呆几天。我甚至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得的是绝症，会不会让家里和同学来见我最后一面？如果让见我会说些什么？如果不能见亲人最后一面就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那该有多遗憾。
“我们走吧，先回去观察两天。你都看到了，不是我们不送你来住院，是你运气不好。”边说卫生员边提着我的生活用品站了起来。
我一肚子窝囊也只能闷在心里，不闷在心里也不行，想说嘴巴也说不出来，怏怏地跟在他后面，一步一步挪到汽车旁。朱师傅有点奇怪地问：怎么就回去？卫生员告诉他没床位，朱师傅竟然叹了一口气。
回到看守所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劳累了一整天的难友们大都已经入睡。我艰难地在床上躺下，尽管依然疼痛难忍，但也抵挡不住疲劳和虚脱，在昏昏沉沉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没床位的事很快难友们都知道了，他们感叹我的运气不好，借出工和收工的机会，陆陆续续过来安慰我，要我保重，好好养病。
生命的顽强和坚韧往往是超出想象的。
除了卫生员给的几片维生素C，没有任何药物，除了不够份量的病号面，没有任何其它的菅养补充，就这样躺在床上，一天、两天、三天，慢慢地我感觉症状在缓解、疼痛在减轻，说话不再那样困难，能够在号子里稍稍走动几步。不过郭教授说心脏还没有复位，不能掉以轻心。
第四天中午，吃完饭我就上了床，翻了几页书后就睡着了。突然一个惊雷把我从梦中炸醒，醒来我还感觉到心脏在剧烈跳动。心想怎么一下就变天了？好利害的雷。起身看看窗外，意外的是窗外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未必是刚才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刚才打雷了吗？我问旁边没睡的人。
没有，这大晴天哪来的雷？他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怎么就听见了一声惊雷，把我的心炸得现在还嘣嘣直跳的。
是不是做了个打雷的梦？他帮我找原因。
不像是做梦。我摇摇头。
会不会跟你的心脏有关？他在帮我猜。
对呀，他的话提醒了我，会不会是刚才心脏复了位，在梦中给了我一个打雷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起床铃响了，难友们出工去了，不久郭教授来问情况，我把刚才的感觉和猜测告诉了他。他用听筒听了一下后说：为你庆幸，心脏复位了。还是年青好，生命力旺盛，恢复得快，以后真的要注意了。刚来那年你搞了个热射病，这次又玩了个气胸，下次你还想来个什么新鲜名堂？不要以为每次你都能这样幸运。
这是我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么？就没有接他的话往下说，而是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打雷的感觉呢？
可能有点突兀，他一时没有回答。
见他没说话，我就想当然地说：这是我胡乱猜的，说得不对你直管笑我。空气是有弹性的，肌肉也是有弹性的，会不会是因为空气被吸收到了一定程度后，肌肉拉心脏回位的力量和空气对它的压力就慢慢逼近一个平衡的临界点，到了临界点后，两边力量的对比再往相反的方向稍稍变化一点，肌肉和空气的弹性使得心脏的复位就在瞬间完成了，这复位的冲击力太大，所以在梦中就给我来了一个炸雷。
小李，你想不想学医？郭教授饶有兴致听我侃侃而谈，等我说完了，跟我开起了玩笑。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我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
真想假想？他跟我逗乐。
真想。我是一脸的认真。
你不想搞政治了？他一副打趣的神情。
我本来就没想，谁知道怎么阴差阳错走到了这一步。我这是实话实说。
那好，我收你做学生。他开始一本正经。
真的？我装着不相信。
真的。你还不相信？他边说还边像个老顽童似地点点头。
我这颗心有点不老实，喜欢左边右边到处跑，你不怕？轮到我来跟他开玩笑了。
到处跑的心我不怕，我就怕不知道动的死心眼。郭教授的幽默和风趣让我笑了起来。
二十二 死囚的最后十天
燕妮丹：你好。
……
下面给你说一点我的经历。
那是七五年的六月份，这是我在看守所里的第八个夏天。承蒙老天爷发善心，一个月前我被叫出监号参加劳动，不知是因为劳动卖力还是因为表现得本份，看守人员对我有一种明显的好感。
这天下午，所长要我和另外几个人到办公室去。我以为又是什么临时差事，把手里的活一放就去了，谁知“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会要几个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囚犯来完成？在紧张之余我有点纳闷。
“有几个重要的罪犯要你们几个照料几天，你们的任务第一防止他闹事和自杀，第二照料他们的生活，包括洗脸、洗口、吃饭、解溲，有什么事情要及时报告，你们几个人在里面由李乾负责。”所长接着说。
多年监禁生活的经历和见闻一下子告诉我：很可能要同判了死刑的人生活在一起，直到他们上路。我有点紧张，毕竟是第一次。虽然以往曾和第二天就被拖出去枪毙的人被子挨着被子、枕头靠着枕头地睡在一起过，但那是在一种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一个身体健康、神智正常，本来有一个长长未来的成年人，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他不得不在绝望中以分以秒为单位来计算自己剩余的生命时，会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呢？他们不是有着执着信仰的人，不是为着某种信念理想去勇敢地献身，相反大都是些蝇营狗苟，利欲熏心，胆大妄为的人。在死神的翅膀已遮盖住他们的双眼且毫无希望改变时，会不会发生精神的变态呢？
我们几个到了一个临时腾出来的空监号，边整理铺位边议论。在议论中有人表现出好奇，有人流露出害怕，也有人只是打哈哈、不知在作什么盘算。将近五点钟看守所正在开晚饭时，突然响起沉重缓慢的脚镣声。在不知情者看来，会以为又是哪个在监号里干了点什么违禁的事被戴上了刑具，而在我听来却像丧钟一样刺激着每一根神经。这个留下一路叮当声的未知者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接到死刑判决书等着枪毙的人，我的心随着越逼越近的脚镣声跳得越来越厉害，一个生命已走到尽头的人将和我对视。
这时间过得好慢哪，我在看守所渡过的八年同这相比好像只是弹指一挥间。也许从脚镣声响起到在门口停住，实际上不到两分钟时间，但我却感到这是徒步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的漫长过程，不同的是穿过撒哈拉意味着希望，这脚步却是在走向死亡，走着人生的最后一段不归路，那叮当声就像伴随死亡的哀乐。这脚步是不由自主的，机械的，在走着一条谁也不愿走的路，但他不得不走。缓慢的步子反映了他希望那怕多活一秒钟的愿望，而好奇心和神秘感却驱使着我希望那张未知的面孔能快一点摄入眼帘，想尽快知道这是一张什么神情的脸，是一个什么人的脸，这种心情近乎于残酷。这里的慢和快是一种差距，这不是寻常见得到的差距，这是自知活日无多的将死者和自认为还有长长未来的生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其它的地方也有，但远没有这里的残酷和感觉上的强烈。在其它地方是表现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在这里却是体现法律意志的无情剥夺，这无情的剥夺令当事人和旁观者都在心理上感到震憾和难以承受。终于，铁镣的响声在门口停下，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我的心跳开始加速，那哐的一声门响，让我的心惊跳起来。
一张年轻得似乎还带着孩子气的脸出现了，这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死囚。光光的脑袋、瘦小的身材，由两个法警押着，一个看守帮他抱着行李，铁镣让他那本来就不高的个子无形中矮了几分，而反铐的双手又使他的腰弯了下来，简直像一个侏儒。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睛木然地睁着，从他眼里看不到一点生气，也许此时在他的眼里的一切也是没有生气的。虽然他也在努力地打起精神，却还没能从骤然响起的炸雷中清醒过来，他在门口呆呆地站着，痴痴地望着我们，似乎忘记了移动脚步。法警在背后用手碰了他一下，他才勉强挪动步子走了进来，法警把他按在地上坐好后转身走了，门被关上。
我们静静地看着他，打量着他。也许是在我们沉默的注视中他感到有点难受，或许是他要从刚才发生的令人里里外外都要变形的可怕震撼中解脱出来，脱口说道：如今这年头活着也没有意思，死了还好些。说出了这话后像如释重负似地把头抬了起来，望了望我们后，又把头低了下去。
他进来后的第一句话让我暗暗地有点吃惊了。这是个犯了什么案子的人呢？显然，死刑的判决对他是突然的，从这话说他是反革命案子？不像，再说又太年轻了，也许刚到十八岁，看来是个刑事犯。可是他出语惊人，好像早就看破了红尘似的，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这是现在年轻人的普遍早熟？还是从监禁生活中悟出了什么真理要谛？或是在绝望中的自我麻醉？我一时找不出答案。来不及多想了，不能忘了自己的任务，我端起饭来走过去问他：
“想不想吃点饭？”
“吃，怎么不吃？我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在回答的同时，他那双眼睛一下子死死盯着我手里的那钵饭。
死囚的粮食标准跟外劳的一样，比在号子里要多出一半，伙房的师傅也多打了一些菜，我把饭划成一块一块地喂他，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得很香，有时还催我动作快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有这样好的胃口，真是令人惊异，看来长时间的饥饿形成的心理和生理上对食物的渴望，在某些人身上竟能暂时压倒死神骤然降临所带来的恐惧，这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吃了去死，这是句开玩笑或者骂人的话，有几个人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死刑判决面前对那水煮盐拌的饭菜津津有味、食欲盎然呢？看来眼前的这个死囚是少数的几个例外，这也许和他的年龄有关。
喂完了他那一份，问他还想不想吃，我告诉他我们几个人的饭有多的。他一点都没有客气，我的话音没落他的吃字就冲出了口。于是我又拿起一钵饭喂他。
这个的饭还未喂完，外面的镣铐声又响起了，有了前面的经历，这声音已不像刚才那样刺耳了，也没有了刚才的吸引力，我专心喂饭，要让他吃好接到死刑判决书后的第一餐饭。此时希望死囚在我面前尽快露面的好奇心情已荡然无存，完全没有注意第二个死囚的到来，甚至在牢门又一次关上时也没看上一眼又来的死囚是个什么样子。突然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咦，那不是小李吗？”
我抬头一望，太意外了。我将陪他度过生命最后日子的第二个死囚，是在武汉市第三看守所（设在湖北省京山县一个山洼子里）一起关过的大胡子老王。此人一直说他是因为不大的作风和经济问题暂时进来避避风、很快就会出去的处级干部，看守人员对他似乎也有些另眼相看。他的话虽然我从未当真听过，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杀他的头，更没想到我会是他最后的陪伴人。有一个公开的说法：凡是送到京山去的至少在决定送他去的时候是被认为量刑不会很重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放心的，因为要外出参加一些劳动。怎么他会是这样一个例外呢？对他点了一下头，不知说点什么好。
这一个终于说吃饱了。我起身走到老王跟前，见判决书在他衬衣的荷包里装着，伸手就去拿。老王见我要看判决书，就说没有什么看头，并想躲避开我的手，似乎不怎么愿意我知道他的情况。违背一个将死者的意愿且这意愿又不损害他人，是太不合情理的行为，但已经伸出去的手还是把判决书拿过来了，戴着脚镣和反铐着的他根本没法避开。京山的印象和眼前的现实之间反差实在太大，我太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回事。他见我在看判决书，就在旁边说开了：
“你看有没有意思，人犯了法，不仅职务变了，工作单位也变了，这个无线电厂我只是1964年在那里搞了一年四清工作队，我怎么一下子成了那里的仓库保管员，我的家庭住址他们不能改变，判决书上这点说的是实话，如果我是这个厂里的仓库保管员，怎么会住在洪山宾馆呢？说我搞了一万多元，哪有那么回事呢？有四千元是我表弟要我帮他买辆车，钱还在我办公桌里放着，怎么能算我诈骗呢？要不是搞这个运动我有什么问题？现在打击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要拿人开刀，我被碰上了。”
虽然我知道他的话掺有水分，也无意去搞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同时也搞不明白怎么会有人的家庭住址是洪山宾馆？但我有义务来满足他除了寻死以外的每一个愿望——只要在我的能力之内。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草草咽了几口饭，就坐在他的铺上靠着墙壁，看上去是在闭目养神，实际上可能是还没有从他一生中最痛苦的震撼和冲击中走出来。此时他想了些什么？以后他也没有说，这已是永远的秘密。十天之后，这思维着的精神连同躯壳将一并进入永恒的沉寂之中。
谁也没想到又出现了脚镣声。怎么？还有一个？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的相互望了一眼。门又一次打开时，我们都愣住了，就在一个小时前还在和我们一起劳动、有说有笑的老张一副阴沉、沮丧、无力的神情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死刑的判决对我们的震撼也许比他本人还要大。对他来说，是几年来一直担心的事情最终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尽管他一直抱着某种希望，但这个判决毕竟不是晴天霹雳，他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他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看着我们。我心里想到的是有看守公开说过他坦白交待得好，会从宽处理的，怎么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里，怎样和这个几个月来关系一直不错的难友相处呢？他迈着艰难的步子走了进来，默默地坐下，似乎在努力地克制自己。伙房的师傅递了一份饭进来，我问他吃不吃，他摇了摇头，最后竟低声抽泣起来。在这种场合，安慰是多余的，尤其是对这样一个走南闯北，已是知天命年龄的人，要哭就让他哭吧，不要去打搅他，这样也许他心里还好受一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说教在此时不仅是绝顶的空洞，而且还会使人感到尖刻和恶意。人是铁饭是钢，不要急坏了身体，多少还是吃一点的劝慰，此时也只有大脑不健全才会说出来。面对将死者，在此时哪怕同他有世代冤仇的人也不会说杀头活该、社会少个祸害。安慰是多余，说教是无知，诅咒是无聊，那怎样才是恰当的呢？我看着这三个各具神态的死囚，一股恻隐之心竟悄悄袭来，自己也一下子不能解释，我这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预审员语）”会对这种差事感到压抑，会想起熟悉的将死者表现出来的不能够被非议的另一面，那个嫉恶如仇，血气方刚，认为除恶须务尽，率人枪毙孔威、傅强的李乾不见了。此时李乾想得很多，不过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如何渡过这第一个对每个人都是难眠的夜晚。
这次就谈到这里，下次再接着谈，再见。
祝一切顺利
李乾 八二年九月十二号
上面是我二十多年前还在白沙洲新生汽修厂劳改时，写给同学信中的一段，记录了我1974年从京山转回武汉后的一段经历，真不知该怎样感谢那位细心地保存下这封信的燕妮丹，这封信让那几个早已灰飞烟灭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让这段往事变得异常清晰。
他们三个人的判决书我都看了。
第一个死囚绰号叫“和尚”，是一个盗窃团伙的主犯，在盗窃作案的过程中还伴有暴力。他们是以同学和邻居为纽带纠合起来的，开始作案时还是一群尚未成年的少年。
老张的情况先就有些耳闻，知道他是投机倒把，经济案子。现在晓得了他倒卖了几千斤全国粮票和其它一些计划票证，牟取暴利几千元。
大胡子的事就上面说的再加上一点道德败坏。
最初的狂风暴雨虽然没有完全过去，也不可能完全过去，但他们三个好像从极度的震撼和冲击中开始缓过神来。
“他妈的，临死还要给我戴这玩意儿，小李，你能不能给他们说说把这玩意儿拿掉？”
大胡子说的这玩意儿是指他手上的铐子。这玩意戴在手上又是放在背后，肯定不会舒服。我在心里佩服他的眼力，他一眼就判定我在这里面说话可能还有点用。
“好，等会我一定说。”我对他说。
我知道戴背铐睡觉的滋味，他们还有十个晚上要睡，如果这背铐还要戴十天，我觉得会出乱子的。他不说，我也要提出来。
“刚才宣判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放心，不就是到时要拉个活人出去杀给人看，教育教育大家吗？我会配合你们把这场戏演好的。你们开除了我的党籍，开除了我的公职，现在又要我的脑袋，这是政治的需要，也不怨你们这些具体的执行者，我受党的教育多年，会尽好这最后一次义务的。” 见我很肯定地回了他的话，大胡子的侃劲上来了。
如果说刚才“和尚”在死神面前的旺盛食欲让我惊异的话，此时大胡子在死神面前的调侃让我叹服。只有老张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表现，一脸阴沉地坐在那里。
晚上七八点钟，所长把我叫了出去。办公室里已有好几个人，有两个很面生。他们问我这三个人的情况，我说目前还算稳定，看不出他们想出点什么乱子的迹象，把他们每个人的情况都说了一下，最后说到大胡子的要求，也说到对十天都戴背铐的担心。所长表态：睡觉时可以让他们把手放到前面来。
这次好像是自公检法军管以来死刑第一次有上诉期，是不是军管撤销了？我在心里猜测。看守所似乎也在摸索怎么样做才恰当。
在牢里，谁被叫出去谈话通常总有一种做了叛徒味道，不管你有没有说别人什么，总会有点不自在，总会担心别人会怎么想。尽管任何尘世间的是是非非对这几个将死的人来说已无任何意义，但他们在监狱里形成的习惯思维还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丢掉的，我应该避免可能给他们造成的不快。一回号子不等他们问，我就开了口：
“刚才所长问了一下你们三个人的情况。我说我很佩服你们在宣判了死刑的情况下还能这样清醒和理智。”
这开头的第一句话让他们脸上有了自接到死刑判决书以来的第一次笑意，这笑意里有一点被唤醒的自尊，尽管很短暂。看来即使是一个因触犯刑律而即将诀别人世的灵魂，从别人嘴里听到对自己的欣赏、称赞，他也是很在乎很需要的，那怕明知这可能是善意的谎言。
“老王的要求我给所长说了，所长很爽快，他说晚上睡觉就把手拿到前面来。老王，你这一句话让老张和‘和尚’也跟着沾了光。” 我接着说。
“老王，那我们不是还要谢谢你？”“和尚”也开了腔。
老王嘿嘿笑了一下没再做声，这浅浅的笑意很短暂。
号子里沉闷的空气有点改变，只有老张一个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抹一下眼泪，他的心事在这三个人中好像最重。
“老张，有什么放不下的？你放不下能改变什么？”大胡子见老张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竟开导起他来，这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这话从他口里出来绝对比我说的管用。
“我不能和你比。我屋里还有老的小的，我这走了他们么办？”
“谁没有老和小？你走了他们就会饿死？你愁眉苦脸他们就能活得好一些？”
老张不再做声。
不管大胡子对我说过的话有多少是假的，此时我对他真的是服了，他说的这些话都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每个正常的人都知道。但在清楚知道要不了几天自己就会拉出去挨枪子，脑袋上要打开一个大窟窿，即将进入永恒黑暗的时候还能这样豁达地说出来，这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也许这里面有一点点要面子的成份，从他不愿让我看他的判决书这一点上可以猜得到；也许这里面还有一点点用开导别人的方式来疏导自己内心那难以解开的心结的味道，从他不说话时也不免黯然神伤中可以察觉，但我心里承认他是一条汉子，是一个把世事悟得太透太彻底的人。我突然想起八年前在警备区和同学见面的情景，当时我刚关了十五天，就觉得那是一场阴阳界的对话，心中不时涌出阵阵的伤感，和他这一比，我那算什么？是不是因为那时还有太多的希望，认为自己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还能有心情来享受伤感，还能坐在牢里慢慢地品味痛苦。能够享受的伤感就不能称其为伤感，能够品味的痛苦就意味着这痛苦不仅仅是痛苦，可能还是别的什么。我那叫什么阴阳界？此时此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阴阳界，他们三人已经站在奈何桥上，黑白无常已用锁链紧紧地扣住了他们，那扇漆黑的大门十天后就要打开，门后是深不见底的黑暗，他们在桥上绝望地徘徊，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只剩十来天的时间了，没有任何人会来帮他们，也没有任何人帮得了他们，十天后他们将无可奈何地堕入无边的黑暗，化为宇宙中一粒无声无息的尘埃。
睡觉铃响了，“和尚”第一个把手铐从后面移到前面来。他们戴的是在电影里有时可以见到的那种镀铬的手铐，两个铐圈之间有几节链环，我们称之为洋铐子，以区别纯粹用于惩罚的土铐子。这洋铐子戴在手上可以方便地从后面移到前面来。
我们一直在扯一些不相干的话题。除了最开始大胡子对老王的开导外，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死”这个字眼，那怕是含义有点邻近的词也不会从口里出来。
铃声已响了一段时间了，他们没有一点要睡的意思，门外的看守已来看了好几次，值班室里的钟声敲过十点半后，所长过来开了口：
“睡吧。”
“睡不着。”“和尚”说。
“睡不着也要躺下。”所长没留任何余地。
我们帮着把垫絮铺开，他们三人慢慢躺下了。
在这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非常小心地尽可能不让脚镣发出声响，生怕影响了其它监号睡觉。这一细节让我有点意外，也有点感动，几个将要拖出去枪毙的人还能为他人考虑，这一举动使他们在我心里还原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是诸子百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眼前我看到的来说，既不全是善也不全是恶，即使是魔鬼，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供奉善良的高台，而人间的天使如果没有任何约束，没准在一个什么时候从心里蹦出一个魔鬼来。
我值第一班，虽然暂时还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但也不敢掉以轻心，说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那是扯蛋，但我既然已经在做这件事，就要把它做好，不能在我手里有什么闪失。
快十二点了，看见“和尚”睡觉把头蒙着，这对他们是不可以的，就过去把被单移到他的脖子下面，我发现他的眼角是潮润的，感觉有人在动被单，他睁开了眼。这样近的距离，两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就这样对视着。这是生者和将死者的对视。我眼里是恻隐是思考，还有点惋惜，他眼里有羡慕有后悔，还有一点恐惧。在我眼里，这是一双曾经混浊的眼睛，但现在混浊开始褪去，尘世间的一切都将不再和他有任何关系，包括那些他曾不惜为之铤而走险的物质财富，对他来说一切都要如此迅速地归于虚无，那非份的占有欲显得多么滑稽。死神冰凉的翅膀净化了他的灵魂，那贪欲早已不知抛到了哪里。他的眼神开始返璞归真，有如初生的婴儿，和婴儿不同的是他的思维，初生婴儿的思维是混沌的，他的思维却是清晰的。他一定非常羡慕眼前的这个人，尽管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人，他会想如果不是走上这条歧路，他一定会比眼前这个人强得多。但人生没有如果，现在一切倒过来了，在他上路之后，这个人还能在这世界上感受在周围发生的一切，那怕感受到的仅仅只是痛苦，有权感受痛苦在他眼里也是一种幸福，对他来说，再过十天，这感受痛苦的资格都没有了。
泪水慢慢充盈了他的眼睛，隔着被单我看见他的手伸了过来，这可能是下意识的肢体语言：救救我。也可能是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与人亲近的需要，我把手迎过去，他用双手握着，放到他的胸前，慢慢闭上了眼睛，一串眼泪从他眼角无声地流出。
第二天起床铃一响，他们仨都一同起了身，他们还在认真地遵守这里的作息制度。从这点看，他们仨都没有完全进入将死者的角色。肯定一晚上都没有睡好的他们，完全可以不理会这铃声，没人会去管他们起不起床，但他们都起来了。
手从背后拿到前面来后，生活上他们方便多了，洗脸漱口、吃饭解溲等都不用我们帮忙，但怕出意外，只要他们起身，我们都要上去扶着。
“小李，你看我们这几个临到要死的人还要这样麻烦你们。”晚上吃过饭后，大胡子这样开始了我们的闲谈。
“这不算什么麻烦，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他不避讳死的话题，我有点意外，楞了一会我才说。
“我是不相信有什么天堂地狱，更不相信来生转世，要不然我会承诺一定在阎王那里为你们几个美言几句。”他是个猴精的人，可能察觉到我对他的话不是太相信，在用这种方式表示他不会骗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此时宁愿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以前我也不相信，这几年的经历好像让我有点改变。你们在这个时候还能为他人着想，一定会有好报，来世一定会投个好胎。”这样虽然没有顺着他的话说，但我觉得这样比顺着说更自然。
“虽然我不相信来世，还是要谢谢你们。昨天几乎是想了一晚上，想想这一生也还值。在这世上活了四十多年，该见的、该经历的、能够享受的，都见过了、经历了、享受了。跟这小‘和尚’一比，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大胡子，你说你比我强？我一个人无牵无挂，一了百了，你还有一大家子人，有我轻松？再说也莫小看了我们这些小字辈的，我们见过的你未必都见过？我玩过的你未必都玩过？” “和尚”大概觉得自己被小看了，有点不服，话中带有一点要一比高低的味道。
“小兄弟，别误会了，我是说在这世上我比你多活了两年，没得别的意思。” 大胡子连忙说。
“和尚”不再做声了。
这又是我的一个意外。此时还会有这样内容的小口角。看来只要他们还是有知觉的人，人所固有的他们还是无所不有，那怕死神就在他们旁边站着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这天晚上我是值第二班，待我接班时，已是深夜十二点，要值到凌晨三点。我小心查看了一下，他们三个都睡着了。第一个晚上他们肯定是睡不好的，前三百年后五百年他们会翻来覆去的想，第二个晚上他们相对会睡得好一点。但他们还是心神不宁，时不时在梦中都会有一个寒颤出来。
我坐在被子上静静地看着他们仨人。
死亡是谁也绕不开的。但为什么眼前这三个人将面临的死亡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不同？给人的心灵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呢？是因为他们触犯了刑律，为国法所不容，因而将被强行夺走生命，而在自然状态下他们是应该可以正常活下去的。看来给人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死亡，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是在一种非正常状态下的死亡。
当年岳飞如果没有一个风波亭，没有一个“莫须有”，没有被杀头，十几年、几十年后他绕得开一死么？记得小时候在武汉京剧院看那一班名角演出的《满江红》，在被激起的报国热血在周身沸腾的同时，也为岳飞在那一劫到来时不主动，甚至拒绝采取有效躲避措施而急得直跺脚，然而他却因杀头千古留忠名；谭嗣同如果当年听了康有为的劝告，终于出走东瀛，最后安享天年，而不是“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洒菜市口，固然在历史上也会有他的位置，但肯定会比现在留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要逊色得多。安享天年这几个字让我们听着很舒服，但也只是正常死亡的一种雅述，难道就不是一抔黄土掩没了？同是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一个还在草创时期就勇敢走向绞刑架，英名永远。另一个虽然历尽坎坷，但也算终其天年，却是共产党初期所有失误的总代表。如果他俩的思想、认识都不变，只是命运换一下，那么在历史上的地位会不会对调？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能重来，这里只是假设一下而已。同这些能让人记住姓名的人相比，更多的，多到数也数不清的却是极悲壮却又悄然无声地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志士仁人。
眼前这三个人是没法和我所景仰的先驱们相提并论的，只是他仨的出现让我把生命、死亡等容易纷扰灵魂的概念在这里梳理一下，去掉旁枝杂蔓，更接近这些概念的本来面目，等到有一天我必须面对时，我会更理性、更从容一些。
大胡子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始终吸引了我更多的目光，此时他还打起了一点小鼾，眉头时而松开，时而紧锁，好像梦中他也在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小当官的我也见过几个，实验中学是一个高干子弟成堆的地方，同他们有一些交往，有的关系还不错。由于有这样一点经历，那些在我面前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的陌生人，我很难有什么好奇心。眼前这人是个例外，这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很难判断他的真实身份。从他说到的一些事看，他应该是一个权力场中人，虽然层次不高。判决书上没有看到实属罪大恶极的东西，但除了最初因为我看他的判决书而说了几句有关案情的话之外，他再没有说过一句为自己鸣冤叫屈的话，这难道是因为他谙熟这里面的游戏规则、自知无用的原因吗？可人之将死，说几句表白自己的话是很正常的呀！可他没有。或者是因为他的问题远比判决书上写的严重，只是由于某种原故，不便在判决书上写出来，而他的缄默可以换取对家人的保护？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对我说的话就是真的，或者说主要是真的。这些只不过是我的猜想，眼前对我这还是个秘密，这个秘密他带不进坟墓，但时过境迁之后，还会有谁再对他发生兴趣呢？
第三天这死囚牢房的气氛好像有点变化，不似第一天那样压抑，也许是他们三个人开始有点麻木。看来麻木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当巨大的厄运降临时，如果你根本改变不了它，就不要去深切地感受它，麻木此时就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历史上一切已经存在的东西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要随意去嘲笑任何一个看似荒谬的现象，没准它会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帮你一把。
大胡子的食欲有了好转，他的那一份已能全部放进肚子里去。“和尚”的食欲还是那么强烈，每餐自己的那份都不够。就只老张稍差一点。我想这大概跟他一直在外劳吃饱饭有关系。
这天晚上我值的最后一班，凌晨四点不到，老张就睁开眼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他就睡在我旁边，脸上的神情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睡不着了。凌晨四点的钟声响过后，他轻脚轻手地坐了起来，和我并排靠着墙，说了句睡不着起来坐一下。这几天来他一直少言寡语，现在他主动开了口：
“李大哥……，”
“你还是叫我小李，你这样喊我受用不起。” 尽管他的声音小得跟耳语一样，一开口的称谓还是惊得我心里一跳。
“小李，我想起来真冤。”他改了口，我不再做声，只是听着，他需要的是一个静静的听众。“判决书上说的事都是我主动交待的，我不说他们到哪里去查呢？还开过大会宣布我是从宽的典型，这回是彻底从宽了，宽到了扁担山①。刚开始进来时听老犯人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以为是教我坏，听了要吃亏的，没听这话，结果要杀头，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卖。”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听到这里时我想起王老头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看来还是我们的先人利害，他们早就把这个事理看透了，三言两语就道出了事情的本质。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最初老张他主动说出了这些事后，那些办案的人就没有想过要给他从宽，也许确实认真考虑过并且要给他从宽外理，不然他这类型的案子有什么必要关几年？可能关了这几年的初衷是想等个恰当的时机把他作为一个从宽的典型拿出去，谁知等去等来等到一个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浪头。这世上的事情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本意是想给个从宽，可是最后却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没准当初从严处理可能还会保住一条命。在你说出之前，主动权在你自己手里；在你说出之后，主动权就在人家手里，是宽是严，得由人家根据需要说了算。没有这个批资产阶级法权，你这脑袋肯定会安然无恙，没准还真会把你放出去，但现在用大胡子的话来说，形势需要把你这盘菜端出去。小政策归大政策管。当然这些话只是在我心里面转，不会说出来。
老张叨叨絮絮讲了许多他这一行的门道，我还是不做声，只是静静地听，直到起床铃响。
第七天下午，看守拿着一包东西走到正闭目养神的大胡子面前说，这是你家里送来的，签个字。我过去帮忙他清点。
几天来一直在我们面前很沉得住气的大胡子，在家里送来物品的清单上签字时，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拿笔的手竟然有点哆嗦。那纸条写得非常简单。老王：给你送来一块香皂，两条毛巾，一套衣服。落款是个女人的名字，没有写时间。后来知道这女人是他妻子。他家里送来的东西寓意非常清楚：干干净净上路。
看守出去后，被我认为早已心如止水的大胡子坐在那里擤一把鼻涕抹一把眼泪，无声地哭着。几天来他一直以泰然，豁达的神情在我们面前撑着，好像他是金刚不破之身。没想到他妻子的一纸短笺和几件物品，把他的心理防线戳开了一个缺口，他撑不住了。
“我说了不让他们告诉家里的，他们还是说了。又不能见一面，这不是冤枉折磨人吗？本来开公判大会前，她们还可以稍微平静地过几天。现在她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一个男人无所谓，她们几个女人这几天怎么过啊？！” 他像是在说给自己又像是在说给我们听。
我们没法插话，也不知如何插话，只能望着他，同情、理解地点点头。对这个社会而言，他是个什么角色我不清楚，但一个临刑的人能够对他的家、对他的妻子和女儿考虑得那样细致，能那样设身处地、体贴入微，表现出那样真切的情感，是我没想到的。对他那个家来说，他可能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和丈夫。
这个自制力超强的人很快安静下来，坐在那里不再说话，只是把那几样东西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没隔多久，老张家里也送来了一些衣物，与大胡子的大同小异，只是稍多一些，字条上还划去了一些吃的东西，睹物思人，老张又是一阵抽泣。
大胡子和老张家里都来过了，看来这是统一安排的，该轮到“和尚”家里了。可一等两等就是没有动静，“和尚”的脸色由希望慢慢转为失望，我们几次欲问又止，怕问了后“和尚”更不好想，号子里面的空气变得很沉闷而且还非常难受。
“李拐子，过来一下。”“和尚”喊我。
“有么事要我帮忙的？”我连忙走过去问他。
“拐子，我屋里不会来的，你们莫帮我着急了。”
“哦？”我有点意外，但没有问他为什么，如果他想说他会主动说的，他不主动说我不想问。
“我和老头早闹翻了，先和我哥哥的关系还可以，后来也不行了，原指望他会来，看来他也不会来了。”
“你家里不来，需不需要我帮你一下？”
“不需要，不需要。”他迟疑了一下说，我这句话他可能感到有点意外。
到了晚上他又把我喊过去，先扯了下其它的事，几经犹豫后，“和尚”终于开口说：“拐子，不好意思找你开这个口，我原先有几件衣服，但打牌输了……”
“我的衣服这么大你好不好穿出去？”听到这里我就明白他是什意思了，想象我的衣服穿在他身上是个什么模样。
“吴拐子有套衣服我穿着刚好，他说如果你把你那套涤卡给他，他就给我。我本来没起这个心，你下午说了那话后，我有了这个念头，如果你不愿意就当我没说。”
“没问题。”
我不再多说，起身把那套衣服给了小吴，“和尚”一脸的感激，说了不少要在阴间保佑我的话，虽然我对这些一点都不相信，但还是对他报以一脸的感激。
第十天晚上八点钟左右，牢门哐的一下开了，看守一脸的警惕，喊了“和尚”的名字要他出去。两个法警就在门口站着，盯着和尚的一举一动。和尚拖着脚镣站起来朝门外走去，一副脚镣不轻，他走得有点困难，我上去把他扶着，陪他慢慢地走。看守在前面领着路，两个法警在后面跟着。
在阴暗的灯光下这刺耳的铁镣撞击声向四周传递着死神就要到来的信息，本来还算平和的我一下子感到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怖，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气温已不算低的仲夏时节，那长长的走道里本没有一点风，我却感到有阵阵寒气不断从四周袭来，两边号子的风门后面泛着冷光的眼睛一眨一眨，盯着我们来、目送我们去，几个武装端着枪高度警惕地在走道里巡视着，整个氛围令人不由自主地打出寒颤来。我自认神经是足够坚强的，此时已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那种寒意是从内心深处钻出来的。虽然理智上知道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但在那一刻这理智不管用，觉得自己好像到了鬼门关，已经命悬一线，那是一种死神就在身边的真切感受，你可以触摸到死神的翅膀、真切嗅到死亡那令人窒息的味道。
“和尚”却有点冷漠，只是机械地向前走着。事后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是旁观者，我的感觉保持着敏锐和细腻，不像他那样在经历了死刑宣判后对身边的事情已经麻木，已经视而不见没有了感觉，或者是因为要全力拖着脚镣前行无心再去想什么，因此我在内心感受到的震撼要比他强烈？
到了审讯室，看守示意我在门外等着，我松开扶着和尚的手，他有点依恋地望了我一眼后，拖着脚镣艰难地迈过门坎。两个法警站在他身后，里面的两个法官见他进去后站起来问他的姓名、年龄，案由，问他是不是上诉了，他说是的。法官拿出一张判决书，清了清嗓子说：
本法官向你宣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你的上诉材料已经收到，现经我院复核查明：……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本人亦供认不讳……你的申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和尚木然地听着再次宣判，再次在判决书上签字。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嘟嘟哝哝说了一通。回到号子他已想不起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作为旁观者我倒是听清了几句，他说的意思是一个绰号叫“矮子”的问题比他重，为什么判得比他轻？法官的回答倒也简单：你的事实有没有出入？你的事实没有出入，别人的事不要你操心。
他转身出来，我扶着他慢慢走回死囚牢房，脚镣声又响起来，哐当哐当再一次敲打着人们的神经。
刚扶和尚坐下，看守又点了老张的名。扶着老张我又一次出去，再次承受那对灵魂的冲击，只是有了前一次的冲击垫底，这次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了。在宣判室里，老张强调他是主动交待的。法官则根本不理老张提出的问题，只说证据确凿，强调事实没有出入。最后老张只是抽泣，不再说话了。
大限将至，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夜了。
那大挂钟每半个小时就敲响一次，这时的每一次敲打，在他们心中都是沉重的撞击，站在旁边的人也会感到黑白无常的锁链在他们脖子上又收紧了一扣，每一次时钟响起时都能感觉到他们的身子的微微颤动，在时钟响起时我的心也同样感受到撞击。号子里面的空气实在太压抑太沉闷了，一时间没一点声音，真是一个死牢房。我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只是有点担心地望着他们三人。
对“和尚”、老张的上诉都没发什么议论、沉默了许久的大胡子有点熬不住了，他叹了一口气说，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我们几个连忙赞成，这最后的时间实在是太难熬了。照理说，对生命的留恋会使他们希望时间能过得尽可能慢一点，大胡子自告奋勇的提议，实际上却是想把这剩余的时间尽快地打发掉，让那不可改变的永恒不在自己太焦虑的状态中降临。
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写的一个中国故事，名字他忘记了（后来知道他讲的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我说有没有名字无所谓，只要有内容就行了。
用一种近乎于调侃的语调他开始了故事的讲叙。神侃他是个高手，讲故事此时却不是他的强项，他极力想把故事讲得精彩一点，但内心的挣扎好像让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讲着讲着，有时一下子忘记了自己讲到了哪里，更多的时候是下句接不了上句，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让他讲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可这支离破碎又让我们清楚地全方位地看见一颗将在几小时后就要离去的灵魂挣扎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与其说他是在讲故事，还不如说是他是在极力用机械的讲述来冲淡和掩饰内心的挣扎，我们听着难受，他讲着扎心，最后讲述者和倾听者都游离于故事之外，只是知道阿兰走了，一颗灵魂走了。这颗灵魂最终离开时她可能是满足的，因为她虽然离去，却让另一颗沉沦的灵魂开始苏醒，而这正是她所希望的。现在也有一颗灵魂正游走于阴阳之间，也要走了，也要到一个不可知的国度去，他也说他是满足的，他满足什么？他满足他活过、经历过、享受过？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更多的只是在自我安慰或自我麻醉。这颗灵魂的离去也可能会让几个沉沦的灵魂有所警醒，但这大概不是他主观上所期待的。
我来讲个故事吧。等大胡子终于把故事艰难地讲完，我对他们说我讲一个文化革命中的故事。
我讲了我的“12.5事件”。
一开始他们完全是当作一个故事听，当他们听到遗书的情节时，觉察到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真实，并且我就是里面的主角。“和尚”问这主角是不是我时，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在坐的人当中，除你们三个人外，还有一个人的灵魂在几年前也曾游走于阴阳之间，也曾认真地想过那永恒黑暗的来临，这次陪你们度过这最后的十天，他有了点新的感悟：人的生就意味着后面必然跟着死，时间有长有短，但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要面对它的一刻，不论他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在这一刻到来时，坦然和平静是唯一理智的，尽管这不容易。
听我讲完，没人再说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蹩脚的牧师。
这一夜我没有睡，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也算是给他们守个夜吧，尽管和他们的精神支柱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古人有言：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此时他们面对的是全部生命都已经、正在或将要面对的死亡，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例外。此时只是生者对将死者的同情，在这里早已淡化了立场、观点的差异，消弭了年龄、经历的不同，并且谁能保证我一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一纸判决后我被砸上脚镣、戴上手铐，最初恐惧、继而焦虑、终于坦然地恭候死神降临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
天花板上岁月留下的水渍，幻变出千奇百怪的痕迹，有时半夜睡不着，我就看着这任凭你的想象肆意驰骋的图画，并从这图画里勾勒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一时无法入睡的他们睁大着眼睛，痴痴地望着天花板，不知是不是也在想象些什么。终于，睡意开始袭击他们了，这也许正是他们所需要和希望的，他们入睡了，尽管没有一个睡得安神，但比起第一夜时“和尚”的悄悄流泪，此时的他们已经开始平静地接受死神的将临。
这是一个漫漫的长夜，我一直坐着。在迷迷糊糊中我突然觉得眼前出现一片金光，在这金光里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在这里什么都是金光，犹如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辨不清我是什么？我在哪里？在这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差别，无从变化。我突然想搞清这是世界的终结还是世界的初始，当我开始领悟到世界的终结和初始本来就是一回事时，似乎突然有什么在躁动并伴有一阵轻微的声响，这声响把我惊醒，睁开眼小心看了一下，什么都没发生，眼前的几个人都在没有声响地睡着。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幻觉，或者说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梦境。这是表示佛光普照还是意味人佛合一？在各种民间的传说中不是都有大恶之徒修成正果的故事？《西游记》中不是有大佛身边的神器下凡为恶的描述？想到这里睡意顿时全消，再看他们几个，似乎脸上有了几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这是不是彰显他们的灵魂已皈依了冥冥之中信之者有不信者无的佛？那躁动和声响是不是净六根时他们对尘世的最后一点留恋？
清晨还不到五点钟时，他们好像约好了似的几乎在同一时间睁开了眼睛，不言不语地躺在那里静候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当这轮太阳让我们感到它的威力时，他们三个已经永远地熔入了它的光焰。
五点半的钟声一响，他们开始洗漱、方便，换上早已准备好的衣服。大约六点半钟，他们最后的早餐送来了，菜里面有点肉，散发出一股平日里没有的香味。但此时他们三个好像都没有什么胃口，只是饥饿感的惯性和要做个饱死鬼的愿望让他们把这人生最后的一餐饭慢慢地吃了下去，吃完后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没有任何悬念。最后的时刻在时间似乎静止时悄悄地到来，七点钟刚过，门开了，第一个点的“和尚”的名，他顺从地站起来，我过去扶着他，在铁镣的撞击声中一步一步走到门口，在要出门时他回头望了我一眼，似乎想用笑一下来表示自己的从容和对我的谢意，但没成功。第二个是老张，他还是一脸的阴沉，有点不情愿的站起来，我送到门口，心事重重的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门。最后轮到大胡子，他站起来对我说了一句：小李，我就要上路了，麻烦你们这多天，最后你就不要送了，保重。
我还是坚持把他送到门口，他最后朝我点了一下头，门重重地关上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清点完了他们的遗物，这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到此结束。
所长很满意，我知道他的满意是因为没出任何意外，死囚们很平静地渡过了他们最后的日子。后来每次有这样的事他都要叫上我，只是不再说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了。到1976年7月底被判刑离开第二看守所时，我先后照看了四批十几个死囚，除了第一批的三个外，还有三个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位是个从广西来的流窜人员，判决书上说他盗窃气焰十分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决前高法来对案，案对完了他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为了求一条生路，他说他还有事情交待，来对案的法官说不用说了，已经足够了。他据此知道自己已是死路一条了。他在武汉姘的一个女人，作为窝赃犯也被关了进来，此时已有了身孕，在女号放风时我见过——一个小有姿色的女人。一开始这女人坚持要留住这孩子，说要给他留个种。后来看守所和法院反复做工作，传言说是以从宽处理作为交换，这女人最后同意拿掉。这位在宣判后只是后悔自己的大意，从未后悔自己的作恶，堪称江洋大盗的老兄闻讯后竟然大哭了一场，他说他埋在外面的钱财足够他们母子过一生，为什么要同意把小孩打掉？
第二位是个绝顶聪明的同龄人，二十岁多就是七级电工，和他的表弟合伙专盗保险柜，自认技术高超，准备周全，不可能失手。谁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最后走上不归路。他给我看了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一封文笔非常优美的绝命辞，饱涵着他的感悟、才情、对生的留恋和对家人的祝愿。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姨，我真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虽然你总在说我，但我知道，其实在你心里一直是最疼爱我的。”我帮他把信藏在被子里，我永远忘不了他就要走出这死囚号子门时，缓缓回头对我的灿然一笑，一声“我走了，保重”让我怅然若失，坐在那里好久不想说话。他和我年龄相仿，只稍稍大一点，他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琵琶，古今中外的书看了不少，对人生的很多感悟我俩竟有时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惜了，一念之差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他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环境里相识该有多好。他走后我把他的遗物用床单包好，只要他家里来拿了遗物，并拆洗了被子就一定会看到那封信。他走后的第三天，有人看见他家来人领走了那一包东西。
第三个是用小恩小惠是把邻居的四姐妹全都奸污了的老头。大姑娘是第一个受害者，当时还不满十六岁，而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以后依次是老二、老三、老四，老四第一次时还不到十二岁，这一隐秘的过程长达好几年。最后是老大的肚子大了才东窗事发，最先发现的是他的老婆，但他并不想就此打住，老婆忍无可忍，想让派出所教育他几天，但这事一到派出所就不由她了，结果这老头走到了死囚牢房。但这些不是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他是那批死囚中第一个宣判的，我把他的铺安排在我旁边，见判决书插在他上衣口袋里，就随手抽过来打开看。还没看完，我感觉这老家伙在害性命。这几个小姐妹还是花骨朵时就被他摧残了，对他有点不齿，当然是放在心里。我心里在想什么他多少有点觉察，可能是为了增加砝码，为自己赢得点什么，他好像不经意间说出他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当时一惊，还怕自己是听错了，就追问了一句你说是谁的干儿子？他再次说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的感觉这有点像是天方夜谭。这会不会是胡言乱语？人到了这时候作什么样努力的都有。但万一是真的呢？好像是有一种责任感驱使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次周恩来在武汉和几个朋友吃饭，曾在大白天手提灯笼见蒋介石的辛亥耆宿、被称为湖北三怪之一的张难先先生作陪时带上了他。他说他小时候长得眉清目秀，很逗人喜欢，张难先是他家的一个亲戚。席间说笑时周恩来要收这个逗人喜欢的小家伙做干儿子，张难先觉得很有面子当然同意，按湖北的习惯还搞了个仪式，他磕了头，周恩来给了见面礼。
他的叙述不像是编故事，凭这样一个老头，编故事不可能这样有鼻子有眼，并且这样合情全理，我开始相信他说的事是真的，问他这事向预审员说过没有？他说没有。这不是个小事，尽管在心里对他不能容纳，但理智告诉我还是应该向看守说一下这件事。我的报告声一出口，看守还以为是发生了意外情况连急忙过来问什么事？我说××讲他是周总理的干儿子，然后把我听到的简略地叙述了一下。看守听后也很意外并有点紧张，问了一个我刚才问过的问题：他跟预审员说过没有？我说没有。他要我帮这位写个材料。材料交上去后的第三天法院来人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号子里有人认为他有希望，但他本人好像自知罪孽深重没有作这个指望，十天后他被叫了出去，命赴黄泉。
注释：
① 扁担山：武汉市最大的公共墓地。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