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怪兽口里走出来，往事还在他心头缠绕。
“我可以在这里照张相吗？”小陈这句突然的问话把他从回忆中拉回。
“当然。”他连忙说。未必只有在这里关过的人才有某种资格在这里拍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背景是一排低矮的已没有了屋顶的牢房，窗口的铁栅栏已被拆去，透着一种荒凉。小陈有点严肃地站在那里，不知他此时心里在想什么，这张以牢房为背景的照片应该是他今生唯一的。
拍完照他们穿过这牢房的侧门，来到北面牢房的外侧。牢房和围墙之间大约有三米的距离，中间的空地原来长着一些无名的小草。当年这草长得太盛时，出于安全警戒的考虑，这里的看守还会安排囚徒去除掉，现在这里没有了杂草，只有农作物收获后留下的根茎。他们沿着牢房慢慢地走着，不时透过没有了任何遮拦的窗户，看看那洒满阳光的牢房，墙壁上的一排排血色的标语在阳光的映照下虽然没有了往日的肃杀，但还是显得那么冰冷。
转过北面的牢房就是朝东的一排牢房，这一面的围墙有个小门，平日里是紧锁的，此时连门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空空的门洞。在围墙的东南角上有一个高高的岗楼，石灰石垒成的墙体没什么变化，只是里面不见了上下的木梯，里面塞满了干枯的柴草，顶部木制的遮阳棚已朽颓不堪，没有了原形，歪歪斜斜地立在那里，随时都有可能坍塌。朝南的那一长条空地上长着半人高的玉米，怕踩着了庄稼，他小心地沿着墙根走到尽头后，回头想看看小陈跟上来没有。没看到小陈，却看到一幅让他心里一震的图画：远处是风烛残年的岗楼，右边是依然高高耸立却威严不再的围墙，左边是一排整齐却残缺的牢房。在衰亡和颓落中间竟是在阳光下的勃勃生命：一片绿油油的玉米生机盎然，盎然的生机在死去的监狱里昂首挺立。反差太强烈了，强烈到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冲击人的心灵。生命之花不可遏止地在这窒息生命的地方绽放，生长的是庄稼，养育的是人类，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本能化腐朽为神奇，这本能让人类能承受并走出任何历史性的灾难。让人伤感的是几乎所有历史性的灾难都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她的每一寸肌肤都是为了养育而不是为了囚禁、虐杀自己儿女的而存在的。这块土地曾经是用来囚禁人的地方，上面建了一座远近闻名的监狱，对这块土地来说是一个偶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养育人的土地被用于囚禁人的监狱却是一个必然，尽管是一个不幸的必然。眼前这阳光下茁壮生长的生命在告诉我：尽管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土地被用作囚禁人的监狱是一种必然，但或迟或早要还原成养育人类的地方同样是一种必然，并且是更有生命力的必然。这才是土地的本来面目。
大地无语，默默地看着时间的流水在它身上淌过后留下的痕迹，默默地看着世间万物不断地衰亡和不停地生长。如果大地有思想，她会想些什么呢？四周万籁俱寂，但把心灵贴近大地，你似乎可以听见她那无声的呢喃。这呢喃不知是大地对世事发出的感叹，还是看到这里的土地终于能展示自己本来的光彩而心生的喜悦。李乾突然觉得大地是有思想的，并且在这思想的深邃和博大面前，我们的认识显得极其可怜。她的语言常常被我们忽视，大地在期待而我们却不愿和她沟通，把自己看作是她当然的主人，只想命令她、支使她、剥夺她。迄今为止，人类崇尚的更多是暴力，理性只能屈于从暴力。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之间经常兵戎相见，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爱好、甚至不同的性格之间也常诉诸暴力。对待同类尚且如此，对待似乎只能任人摆布的大地更是毫无顾忌。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或者为了一个浪漫的构想，甚至只是为了在自己的头顶上增添一道虚幻的光环，动辄对其剥皮抽筋，开膛破肚。除了忍无可忍时她用惊天动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外，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忍受着，一如既往地、耐心地哺育着人类，让漫长的时间来来纠正人类的谬误。李乾希望世人都能看到眼前这太有冲击力的画面，能从这个画面中解读出更多的大地的语言，这大概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希望。
他们又来到了院子里，再看了一眼这遍地枯叶的院落和被大火揭去屋顶的牢房，准备离开。
“李老师，再给你照一张相。”小陈对他说。
他顺从地站在二道门前，面对着一遍寂静。
“我是要照一张你走出这里的相。”看他没理解自己的意思，小陈边说边用手示意他转过身去。
小陈是想还原三十多年前李乾走出这里时的情景，希望能从背影中读出点什么。但那时李乾是一羸弱的青年，在看押下左手一床棉被，右手一包行李，离开这里也只是转辗于不同的监狱之间，木纳地走向凶多吉少的未来。而此时的李乾已年近花甲，尽管生活没有给他露出多少可以让人开心的笑脸，但至少已没有了不知何时大难就会降临的焦虑。岁月的流逝让他走向衰老，思想的前行却使他重返年青。在他身上交织了太多的矛盾、表现了太强的反差、上演了太多的悲喜剧。好在他总是保持了内心的平静，不论是大祸临头还是喜从天降。在小陈的镜头里，他是大步流星地离开这个给留下太多痛苦记忆的地方，如果镜头留下的这一瞬是发生在三十二年前，那该有多好。
出了二道门，李乾驻足朝当年的干警和当兵的营房区望了望，只是望望而已，他没有走过去。那里本来就不是他呆的地方。当年他每一次不得不走近那个地方时，他就有一种强烈的被排斥的异样感觉，浑身不自在。在那些充满的敌意的目光里，他有时觉得自己像个脸上刺了字的小偷被人监视，有时又觉得自己像个稀有动物被人观看，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的奴隶被人品头论足。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怎么走近这里还是产生了这种感觉？虽然不如当年强烈。他在好几个监狱呆过，很奇怪的是这感觉在其它的地方都没有，在其它地方那怕是在干警家里喝水抽烟他都心态如常，这里是唯一的一个例外，至今他都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们走出了这“公安屋”的大门，顺着一条已经不成形的台阶，来到对面山坡上的篮球场。此时篮球场已变成一块耕作粗放的玉米地，没有一点篮球场的模样了。当年为了在这个荆棘丛生的山坡上挖出这个篮球场，让这里的干警和部队有一个体育活动的场所，关在这里的囚徒在饥饿的状态下高强度地透支了一切。在饥饿面前，连盛夏的烈日都变得不那么可怕，有人为了多吃那极其有限的一口饭，甘愿在烈日下暴晒一天，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高超的磨洋工的技巧和极强的自我保护能力，不然所得到的在所失去的面前会显得微不足道，可惜李乾们有太多的心理障碍，始终未能掌握这个技巧.
这一页翻过去了，时间让这里慢慢恢复了当年的野性。他们曾经的存在而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在这个山坡上庄稼取代了荆棘，这里的山民没让他们当年的劳动完全白费。
这篮球场让他想起了197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破天荒地在晚饭后所有的号子门都被打开，说是为了这批人的健康，要组织这些囚犯去打篮球赛。能够摸一下篮球，能够在自己一锄一镐挖出来的球场上活动一下，让那些曾经是篮球场上的积极分子们兴奋不已，一个个跃跃欲试，那怕明知这又是一次透支。奇怪的是连走路都颤抖的老者和长期关在号子里的病号也全被赶到了这里，他们被分成两个组。在这里他们意外看见那个市公安局七处的军代表坐在球场边的椅子上，七处是管预审的，此人权力极大，案件如何定性、案犯如何量刑都要经他的手。这个大胖子跑到这里干什么？除了最初押送这批人到这里来见过这胖子外，几年中好像是第一次来。他肯定不是专程跑来欣赏这群囚犯的饥饿篮球赛的，他来干什么呢？李乾感到不解。
所长在大胖子旁边对这群人指指点点，像是在作介绍，大胖子不时说点什么。
篮球赛开始了。
最先上场的是那几个跃跃欲试的积极分子，一上场他们就现了原形：想象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完全是两码事。他们根本跑不起来、跳不起来，手脚根本不听使唤，投球时绝大多数是三不碰——不碰篮板、不碰篮框、不碰篮网。他们在球场上踉踉跄跄，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不断有人摔倒在地，扶他们起来时，一个个脸色苍白、虚汗淋漓，大口地喘着气，胸腔就是一个高速拉动的风箱，那剧烈跳动的心脏正在作击穿胸前那层薄薄的皮肤的最后冲刺，看着都有点吓人。还在那里顽强坚持的“运动健儿”也强不到哪里去，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暂时还没有倒。这哪里是打球？分明是在球场上作垂死的挣扎。尽管不断有人下来，在看守的鼓动和催促下还是不断有人上去。
最初李乾是没打算去凑这个热闹的。一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太差，“异位心”的阴影还罩在头上，想去过过瘾的愿望再强烈，他也知道可能的后果，为了过这一把瘾去冒生命的危险，不值。再一个原因就是他还不清楚组织这场篮球赛的真实用意，他只是隐约感到这背后有名堂，是什么名堂他一时理不出个头绪，在没找到这名堂之前他只想看看热闹，让眼睛过把瘾。
但看守似乎把这几个病号盯住了，先是鼓动后是强制要他们上场。执拗不过，他的连案冯栋——一个肝腹水的重病号上去了，化工学校的周老师上去了，周老师是多年的结核性胸膜炎，胸腔已有积液，还有几个重病号也上去了，所长过来点名要李乾也上。
李乾的脑袋在高速转动：尽管这是一种摧残，但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出于摧残，如果只是为了摧残，他们用不着费这么大的神，更用不着身居要职的大胖子亲临现场督阵。对了，现在有传言说这批人的问题要解决，大胖子是管解决问题的，他来这里一定和解决问题有关。这篮球赛一定是他授意的，目的是为了核实这几个重病号的身体究竟到了需要保外就医的程度没有。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了主意：一上场就往下倒。
一走进篮球场他就发现自己不可救药：一开始是身体不听意志的支配，硬是不肯往下倒；在身体支持不住要往下倒时，意志又跑来支撑身体不让倒，要他咬紧牙关坚持，要他说什么也不能倒。不能保外就医有多大个事？就算“异位心”再演一回又怎样？一到场上，事前的顾虑担心和所做的准备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心里只有三个字：不能倒。在极度的虚弱里，他像风中的一团柳絮，在球场里身不由主地飘着，随着篮球一下飘到球场这边，又一下飘到球场那边。他觉得自己很轻盈，很飘逸，仿佛在广寒宫里翩翩起舞，当然他清楚这只是一种幻觉。在旁人眼里他一定很可笑、很难看，像夜半三更时一个癔症患者的梦游，或者像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幼儿的蹒跚。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倒，并且还鬼使神差地飘了一个球到篮框里，赢得了囚犯们发出的满堂彩。
也许那批人里只有李乾想到了搞这场球赛的用意，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谈起，事后也没有说，以至于淡忘。
后来冯栋和周老师保外就医了，李乾没有，但他不悔。
翻过了一道山梁，他们来到相邻的一个山洼。
这里有一个大院子，他们称作档案大院。当年武汉市公安局的一些重要档案就存放在这里，那个唯一对这批学生表示同情的朱司机一家也住在这里。
刚目睹了那个被揭去头盖骨青面兽，眼前的情景没让他吃惊。老远就看到整个院子里的房梁和屋瓦全都不见了，比青面兽那边还彻底。走近后，看到连通向那院子的路都被填了，无法走到院子门口，想进去都不可能。他站在山坡上细细看了一下，这里并没有大火留下的痕迹，大概是这里的山民对这无主建筑的废物利用，把能用的东西都拆走了。也许要不了几年，这里现在还站立着的墙壁会坍塌，大自然会用不经意飘来的风尘将它掩没，把当年与这批人有关的痕迹擦拭得干干净净。
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处原来没有的村民住宅，这里的老百姓少有锁门的习惯，房门半掩着，完全不设防，里面的人不知是下地干活还是走亲戚串门去了，没什么什物的堂屋显得很空荡。这不设防的民宅让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他们一行十二人沿着起起落落的公路朝十多公里开外的目的地走去。一个看守，一个当兵的，再就是十个拖着两辆板车的囚徒。类似的外劳很多，具体是去拖什么东西他已经没有印象了，对此事记忆深刻是因在途中发生的一件事。
走了大半的路程后有人提出口渴想找点水喝，叫唤了几次后带队的看守松了口，在经过一个路边的村子时让这伙人自己去解决。那看守松口时可能没想到此时正是出工的时间，多数屋子里都是空无一人，没有想一想这十个从饿牢里出来的长期“胃缺食”的重症患者，走进那空无一人且不设防的民宅会发生什么？这十个人并非清一色的学生，也有鸡鸣狗盗之徒，就算是清一色的学生，就算犯的都是运动案子，这几年牢狱生活的耳濡目染，有变化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找水喝的过程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头脑开始清醒的看守一脸狐疑看着这伙人三三两两地回来，说你们没有乱来吧？回答当然是异口同声的没有。他还是不放心，真有什么事带队的看守是有责任的，为了让自己放心他还搜了几个人的荷包，没发现什么他才没再说什么了。
李乾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少数几个人坚守了底线，除喝了几口水，什么东西都没碰，说如果是到了红薯地那肯定是要把肚子搞饱的，但进了别人家里，性质不一样了，那是入室盗窃，饿死也不能干；一多半人进灶房干掉了人家的几个红薯、包谷一类“进口货”，仅此而已，他们认为就是有人在家讨两个红薯别人也会给的；有两个家伙想进其它的房间被旁边的人坚决叫住了，这两个家伙几天脸上都挂不住，解释说只是想看看，怎么会动别人的东西呢？
那真是一群让人怀念的难兄难弟，他们现在可好？
来到当年的桃山，哪里还看得到桃树？！那一片桃树被两人多高的荆棘和杂树封得严严实实的，根本没法进去。当年将这荒山开成桃园时，这山坡上只是一片连膝盖也不能淹没的杂草，怎么三十年后长出了这些两人多高的杂树和让人无法靠近的荆棘？大概是当时给桃树苗撒了一点羊粪作底肥，这羊粪里有未被消化的树籽，这些树籽如今已成了气候。这无法穿越的屏障是我们自己无意中播下的种籽，当年种下的是桃树，几十年后看到的却是绞杀桃树的杀手。这是大自然在跟我们开玩笑还是我们在跟自己开玩笑？大自然是物竞天择，我们人类呢？
四
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路，他们来到离“公安屋”最近的一个小山村，这小山村依山傍水，一条去新市（京山县城的旧名）的古驿道从这小山村穿过，在公路修建之前，四乡八邻想要进城，这里是必经之地。村口有一个用青石砌成的小水池，一泓清凉的泉水被引到这里，盛夏里，不时有在这里消渴解乏的路人。不过这些都只是当年听说的。三十多年前李乾在这里时仅能看到一点昔日的余辉，而此时的小山村连三十多年前的那点余辉也荡然无存了。在公路已修建多年后，古驿道已被人们彻底忘记，这里已看不到来往的路人，好几处当年很眼熟的住宅只剩下宅基，它们的主人连同房屋不知何时已经迁走，余下的房屋比当年更显得破旧，整个山村没有一点生气，好像这里的时间不仅是止步不前，而且还在往后退。
他们想打听一下这“公安屋”是什么时候烧的，起火的原因是什么。
在村口的一处房屋的堂屋里，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模样最多二十岁出头，看有生人来，脸上显出山里人那种特有的交织着高兴和腼腆的表情，李乾刚一开口问她，还没等听完她就有点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然后朝里屋喊了一声。里屋应声出来一个中年汉子，听明白问话后说：
“就是今年春节的前几天，当时烧起多大的火，我们还跑去救了火的。”
“是白天还是晚上？”
“天要黑不黑的时候，我们正在吃晚饭。”
“当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就只一个空场子么，原来的那个菌种厂早就搬走了。”
“那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我们也搞不清，空空的一个场子怎么会突然起火。”
“听说那里原先是个监狱。”
“你们也晓得？”
“我有个朋友当年下放这里，跟我说起这事。那里面关的犯人你见过没有？”
“我们才搬来十年，不是这里的老住户，我们来时这里的犯人早就转走了。你们大老远来，进来坐一下吧。”
“不用了，我们再到其它的地方走走。”
“下面有几家是这里的老住户，他们可能见过。”
“谢谢你。”
他们沿着穿过山村的古驿道朝下面走去，李乾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身影，这是一个女人的身影。在他放羊的那些日子里，经常碰到一个放牛的女人，年龄可能比他小，有时除了放那几头水牛外还带着她的小孩。那小孩好像很爱哭，她似乎对大哭不止的小孩除了呵斥几声外，并无什么有效的办法。在牛和羊追逐青草相互靠近时，他就和那个齐耳短发的年轻女人在近距离对视一下。李乾那时还很年轻，有想和那女人搭讪一下的渴望，那女人有一对很大的会说话的眼睛，从眼神看，她不仅没有一点敌意，似乎还十分友好。他几次欲言又止，那女人也几次明显有想说点什么的冲动，但最终仅只是止于眼神的交流而已。在他被撤去了放羊的差事后就很少有机会见到那女人了。有一次在看守和当兵的看押下他在外面干活时，意外地看见了那女人，那女人也看见了他，并且一直盯着他看，看得李乾都有点不好意思，连旁边的囚徒都感觉到了，问李乾是不是和那个女人有点什么？李乾骂了一句扯蛋，不要糟溅人家良家妇女。
此时李乾希望能够和她不期而遇，尽管明知这是不太可能的。即令真的不期而遇，也只会擦肩而过，山里人终日劳作，风吹日晒，容易显老，她应该是一个已显老态的妇人了，李乾自己也两鬓如霜，谁会认识谁呢？
接连问了几家，都说是后来才搬来的，他们来自更偏远的地方，不了解当年“公安屋”的事，最后总算找到修建“公安屋”之前就生活在这里的两位老人。闲聊中老人说儿子搬到镇上去了，搞理发，他们舍不得这住了几十年的地方，种地养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歇着，儿子逢年过节回来看一下。
“当地人是怎么看关在‘公安屋’的犯人的？”这是李乾最想知道的。
“犯人还不是人。”老人似乎有点答非所问。
“这些犯人有没有在这里做些坏事？”
“枪杆子押着他们想做也不能啊。”
“犯人在里面吃不吃得饱？”
“看样子不够吃，他们要吃得饱就不会搞我们的萝卜、包谷吃了。”
“你刚才说他们不能做坏事，那他们偷你们东西吃算不算做坏事？”
“肚子饿了弄点东西吃算什么坏事啊。”
老头子很热情，几乎是有问必答，老大娘像是有几分顾虑。在李乾提出来想吃一下这里的农家饭时，一开始他们说他们的饭难吃，城里人肯定吃不进去的。李乾说他下过农村，当年就吃得很香，很想再吃一下。看他们这样执着，老头子起身刚准备进去，被老太婆厉声喝住了，坚决要他把钱还给了李乾，说他家里的饭不仅难吃而且还不干净，城里人根本吃不进去的，说天王镇上有饭馆，你们到镇上吃去。
他们起身告辞了俩位老人，来到天王镇街上，同记忆中的天王镇相比，眼前的一切显得那么冷落，当年这里有一个很大很热闹的供销社，那房屋还在，现在只是一处破旧的仓库，并且还很意外地发现了当年供销社的牌子。街面上冷冷清清，这里好像是一处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了的角落。在镇上唯一的一个小餐馆里，李乾和老板的父亲聊了一下。他也是这里的老住户，但对“公安屋”只是知道，并不清楚。他告诉李乾：就这一个小餐馆，不仅解决了他们祖孙三代的肚皮问题，两个孙子的学费也解决了。不过，马上又有两家餐馆要开张，他有点担心。
下午，李乾想去看看当年放羊时经常穿过的古驿道，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带着某种遗憾蹬上了返回武汉的巴士。
五
“那部书稿我看了，现在又实地看了书中描述过的一个地方，我一直在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出了那样大的一个事，杀头的阴影很长时间都笼罩着你，环境又这样恶劣，按东方文化的逻辑，你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在返回武汉的车上小陈说出了他似乎考虑了很久的话。
“你觉得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至少不会在你脸上看到阳光。”
“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想起一个人。”
“谁？”
“段其瑞。”
“有点意思，说说看。”
“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是在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里，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十恶不赦刽子手，是一个没有思想只知道武力的丘八。后来陆续看了一点段其瑞的资料，觉得他被脸谱化了，事情并不那样简单。”
“接着说。”
“用现在的话来说，段其瑞不仅是科班出身，而且还是一个‘海归派’，思想也不守旧。武昌起义爆发时，他顺应潮流，领衔联名46名将领通电力促清帝退位，他支持南北议和，成立共和政体。从民族大节来看，也是不亏的。抗战初期，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他严词拒绝。从他两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表现来看，他的灵魂不能说没有闪光之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1926年3月18日的惨案发生后，自动辞去所有的职务。此后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每日吃斋、诵经，仅只想以此来赎回在‘3.18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他是一个被称为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3.18事件’并不是他下令开的枪，是一个丘八卫队长擅自干的事，但他从此就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并再也没有卸下来。”
“你的意思是说连这样一个对光明有追求、对历史负责任的大人物，只因一个负有间接责任的问题，灵魂就走进了负罪的囚笼，从此脸上失去了阳光，并且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能从里面走出来。你李乾一介草民凭什么能够从里面走出来？”
“这正我想了解的。”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多年我一直怀着某种恐惧在考虑这个问题。”
“是吗？”
“从书中你已经看到，除了最初那一瞬认为‘12.5事件’是必须的、是革命的行动外，我已经一步步否定了它，从疑惑开始，到最后把它定性为血腥的杀戮。说出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这里的艰难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认识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这是长时间思考和认识的结果。第二层意思是说我极有可能为这句话付出沉重的代价。能够说出这句话可以说是认识升入了理性的天国，同时也可以说是灵魂已坠入负罪的地狱。古今中外都有太多的灵魂走进这笼子后终生走不出来，这些灵魂其实不乏光彩的一面，他们完全可以站起来，但他们最终没有能站起来，在精神上他们成了阉人，你说的段其瑞只是其中的一个。我是一个认识到自己手上沾有血腥且灵魂在颤抖的人，怎么能够重新站起来？凭什么站起来？内心里就没有精神障碍？即使我想站起来或者说我不管不顾地要站起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会允许我站起来吗？那么多的曾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都情愿或不情愿地给阉了，我逃得脱吗？这些问题摆在面前我不能不恐惧。”
“但我觉得你逃脱了。”
“如果说我真的逃脱了，那只是一种侥幸。我时时刻刻都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仅只是内心怀有对被阉割的恐惧，或者说内心还有对被阉割的抗拒，所以才没有被阉掉。”
“仅靠对被阉的恐惧大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还有更能支撑你的原因，是不是不好说或者不想说？”
“不是不好说也不是不想说，是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没想清楚就大概地说一下，没问题吧？”
“先举个例子。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十万战俘回国后无一例外地被打入另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战俘不少回国后由尉官而校官，由校官而将军。1945年在日本的投降仪式上，麦克阿瑟将军特地把两个一脸憔悴、刚从战俘集中营出来的将军安排在自己的身后站着，并把在受降书上签字的钢笔送给其中一位。这是多少功勋卓着的战将都梦想而不得的荣誉，却被两个刚从战俘营出来的军人得到了，这在东方文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你是说你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你不认同东方文化的这一点，这就成了你抵抗被阉的顽强支撑。”
“可能是这样。其实我曾部分被阉过，在里面我写过一个自传，自传里给自己定了一个位：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这辈子的最佳位置只能是做一个有某些现代科学技术概念的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是看来这也不是有笔直的道路能够实现的目标。并且这是最好的情况，甚至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奢望，谁叫自己脸上被刺上了金字呢？一个人犯下点什么有时真是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那天家里有事我不在校，这件事可能被错过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但与我无关，这样是不是那个李乾就和现在的李乾完全不是一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人。只不过在做了这件事后我要为我所做的事付出代价，在付出了代价后为什么不能还原自我呢？朝鲜战场上的十万中国战俘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由于个人的怯懦才当了俘虏的，他们或许是为实施某个正确决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许是为某个错误决策作出的牺牲。在人格或人品上他们并无过错。可是当他们冲破重重阻挠，重新踏上这片国土时却成了罪人，在世人面前，包括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如果没有那个偶然，他们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一开始他们内心也有不平，但时间一长他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自己的处境，认为自己受到这样的对待是应该的，谁叫自己被俘过呢？最可怕的是在精神上受阉时自己还想方设法找理由，找根据，积极配合，甚至还自觉地把还没有阉彻底的地方主动亮出来，生怕没被阉干净。所幸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思维，不那么配合，所以紧要的地方没被阉掉，最终脸上还能有一点阳光。”
“你对东方文化有研究么？”
“你这样问，我是不敢回答的，对于我来说根本不能用‘研究’二字。”
“但我觉得你的一些想法是你自己的思考。”
“那只是一个人关在里面，为打发时间，喜欢胡思乱思，偶尔会有一点自己的感悟。但杂乱无章，想到哪里算哪里，登不得大雅之堂，只能归于野语村言。”
“但我听着觉得很有点意思，你就再随便说说。”
“好，那我就再随便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区域的划分来说，它可能东方文化的色彩更浓一些，它在文学上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震撼了无数个心灵。但我认为它只是一朝失足，终身悔过的东方文化的一个反映。西方霍桑的《红字》却让耻辱标志的红字有了全新的含义，它反映的是超越和升华。西方文化更强调的是让曾经有罪的人新生，让他们重新站起来；东方文化却屡屡要失足的人痿下去，一直痿下去，并且痿得越彻底越能得到社会的认同。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之一。文化不能简单地分优劣，它们是以往历史的反映，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反映的一切都是完全合理的，包括托思陀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在内。”
“我们东方文化不是也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这是鼓励人回心向善，应该也属于对失足者的一种宽容和期待。”
“这里的立地成佛的‘佛’，不是普度众生的佛，而是吃斋念佛的佛，它主要的涵义是超度自己而不是为了造福于众生，不是入世而是出世。这是跳出三光外，不在五行中，求得内心的平衡而已。”
“西方社会对人的歧视和扼杀同样存在，《悲惨世界》里面的冉阿让不就是仅仅因为几个铜板，一生都不被那个社会所容？”
“你这里说的是世俗的偏见，或者说是社会的偏见，这偏见东方和西方都有，反映了人性恶的一面，当这个恶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某一部分人的共识时，就是世俗的偏见。在小说里，冉阿让一直在反抗扼杀他的那个社会，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地反抗中，冉阿让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东方文化里是很难出现冉阿让的。”
“你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是不是有你经历的特殊性在里面？”
“跟我具体情况有关系。在有了这种经历后，才能有那种切肤之感，才能感到一个社会的宽容是多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对被宽容者而言的，虽然对他来说有再造之恩，但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说是这个社会本身，这个社会将因此而本固枝荣。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犯了什么程度的事，就接受什么程度的惩罚，罪罚相抵后，他就应该是有如重生，完全应该可以重新开始。”
“社会上有不少屡放屡犯的人，他们并没有重新开始。”
“这并不能成为社会偏见的依据。能不能重新站起来是一回事，社会容不容他重新站起来是另一回事。并且屡放屡犯这个事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复杂，能不能和愿不愿意不是一回事。”
“换个话题吧，看完你的书稿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你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只受内心认识的指引，那十八年对你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你一直沿着你最初的认识和追求往前走，方向一直没有变。”
“要么是我没有表述清楚，要么是你有点误解。只受内心认识的指引这点你说得很准确，方向大体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这十八年对我认识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某些方面发生的变化几乎是颠覆性的。
比如说人定胜天的理念在很长时间里我是深信不疑的，相信在精神的力量面前，物质的力量只能退居其次，有件事把我给好好地教训了一下。
那是1969年的夏天，在饥饿状态中我突然想战胜饥饿，搞了一次精神对物质的挑战，想在那种饥饿的状态下完成身体柔软度的锻炼。我玩命的踢腿、劈叉、前后弯腰，实在没有力气了，就请年轻的牢友帮忙，我躺在床铺上，头顶着墙壁，一个人压住我的一条腿，两个人用力把我的另一条腿使劲往上搬。这滋味是不好受的，大概类似于坐老虎凳吧。我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一定要用精神战胜物质。几天下来，柔软度是有了进步，但人却感到有点不对头，身上突然出现了不痛不痒的小红点。我找狱医看，从他的问话中我感到这些个红点不能掉以轻心，并觉得跟我的大运动量锻炼有关，就马上把这个精神对物质的挑战停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红点是毛细血管破裂。
事后我反反复复想了很多，在这件事上自己的无知和可笑就不用说了，只说说由此想到的‘人定胜天’这个说法。“
“‘人定胜天’不能说没有道理吧？我理解‘人定胜天’就是说人类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从而能够有效地改造自然，让大自然为人类服务，这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啊。”
“从字面上来看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最初我的认识和你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是当我们自诩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时，果然就真的是认识了大自然么？我们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规律去和大自然较劲时，我们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在往哪里走么？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对着苍天和人寰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现在我们知道北宋相对于今天，不论是对于自然还是对于自身的认识都是极其有限的。王安石在说出这句话时，他肯定认为自己掌握了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肯定是踌躇满志、豪情万丈，但实际上这话只不过是无知无畏的一个呓语。当那不着边际的激情在现实面前一再碰壁后，晚年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他身后的一千年时间里，无数胸怀大志的人把这句话奉为至理名言，他们也同样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事实上，掌握终极真理只不过是人类一种自大的虚妄，因为这个虚妄，人类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令是人类的触角宏观上已伸进银河，微观上已进入粒子的今天，在后人眼里也只是发展中的一个极其有限的阶段。当我们说‘人定胜天’、当我们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时’，是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对立面，把自己看成是大自然的征服者，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我们自以为是地去征服大自然、无所顾忌地向大自然索取时，我们得到的乐只不过是苦的前奏，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只是我们的忘性太大。有登山勇士在艰难地爬上某座高峰时就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已征服了它，果真如此么？这只不过是在这山峰心情好时，给机会你去领略它的雄伟、绮丽和壮观，但只要它的情绪稍稍有点变化，轻轻叹口气，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那有什么征服可言？不论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都是有限的。这十八年的面壁对我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改变就是对自然的态度由张狂变成敬畏，这其中当然包括对生命的敬畏。”
大巴到达武汉时已是华灯初上，大都市的喧嚣迎面扑来，一下子让人觉得刚刚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段久远的历史，跟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的京山之行我会终生难忘。”小陈说。
“这是第一次有人陪我走进那段历史，谢谢你。”李乾说。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