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记忆是一盒断断续续的旧磁带，不如说记忆是在旧磁窑里收集到的碎瓷片，虽然是碎片，可那美丽的釉色和花纹还是清晰可见，此一片，彼一片还能拼出曾经的光彩。胡适先生常鼓励人写一些回忆，那怕你只是个无名之辈，平民百姓，写下来的都是史料，放到历史的大骨架上，都是有质感的血肉。只要人性不变，历史就永远有其现实意义，所谓“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
记忆的起点
不知道是否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个起点，但至少我有，在那之前是一片浑沌。“山海经”里说曾经有个“浑沌神”，没头没面目，“形虽无全，神则灵性”，后来给“浑沌”开了七窍，“浑沌”就死了。我出生在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和我同龄的人中，有不少叫“胜利”的。可我对童年的记忆却在三年之后，起点是一个夜晚，父亲从苏州把我和母亲接到上海，走进他新分配到的宿舍。那是位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一幢红砖的花园洋房，门牌1462号。夜色里我们上了台阶，走进拱形门廊，站在双扇开的大门前，按铃等开门。我站在那里仰脸盯着幽幽发光的黄铜门把，门把旁边有个黄铜片，上面刻着“LETTER”几个字母，用手指一捅，会向里翻开，后来知道这是送信的邮箱口。已经不记得认识的第一个汉字是什么，但肯定“LETTER”是我认得的第一个英文字。这是我记忆的起点，捅开这“LETTER”的那时刻，我的“浑沌”死了，记忆活了。
1462号是幢三层的洋房，英式建筑，前面是花园，一大片草坪，靠路的一侧种着桑树，枫树，玉兰树和法国梧桐，另一侧的高墙上则爬满了“爬山虎”，使草坪的绿色向空中弥散开去。房子后面是二层的大厨房，再往后越过片空场是汽车库，车库二楼是工人的宿舍，隔墙就是有名的“觉园”，上海最大的“居士林”。
当年后墙上有个豁口，经常爬过去玩。那是一处园林，有太湖石堆就的假山，有菏花池九曲桥，水榭亭台，夏日里水动风凉，蝉鸣阵阵。另一侧是几座佛殿，黄墙黛瓦，香烟缭绕，闹市里难得的清静，园内植有印度的菩提树，结子累累，佛陀当年在菩堤树下得道觉悟，故名“觉园”。这里和附近的“第六人民医院”一片原是“南洋烟草公司”老板，简氏兄弟的物业，简氏兄弟笃信佛教，将私家花园捐出作“净业社”，又称“居士林”，专作皈依佛门而未出家的俗家弟子活动之所。六世班禅曾在此居住，印光大师曾来此讲经。
不知道1462号这所大房子是谁的产业，可能是日伪“敌产”，被“国民政府”收来给“邮政储汇局”做了高级职员的宿舍。那晚我们住进三楼的一个小房间，天顶一半是斜面的，渐渐收缩的空间给人一种温馨感，墙上有个小门，里面黑洞洞的一口竖井直通底层，可能是装吊篮传送饭菜器物的通道，这给小孩一种神秘感。尽管我特别喜欢这间小屋，可没住多久我们就搬到一楼的两间大房里去了，心中未免遗憾。
爱文义路上走着上海最早的一路有轨电车，二十世纪前页，有轨电车对于城市有如今日的地铁，是“现代”城市的标志。与香港，大连，北京等地不同，上海的有轨电车有两节车箱，前一节是“头等舱”，后一节是“二等舱”，一张车票二分到一角钱，据说开始“头等”只给外国人坐，到我见到时已不分中外只认钱了。有轨电车没有方向盘，司机站着驾驶，脚下有个金属踏板，一踩就“叮当”响，伴着车轮与铁轨的隆隆声，煞是热闹。和唱片类似这也是种“轨道”上的音乐，有时司机会像玩打击乐似的踩出节奏来，“叮叮令当令令当”，而一旦急刹车就失了风度，会突然尖叫起来。
电车经过大门口就沿常德路向南拐了，前行三四百米到下一站就是“卡尔登公寓”，那是当年张爱玲的住处，上演过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里说她喜欢听着电车的叮当声入睡，“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再往前不远过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就是电车总站，张爱玲在她公寓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辆辆排队进场休息的电车，等着洗澡，“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
虽已隔街相望，电车还要绕静安寺一圈才进总站。左方是佛门净地“静安寺”，右方是灯红酒绿“百乐门”，这侧是“鸿运斋”的酱猪肉，那侧是“老大房”的杏仁酥，路北木鱼声声念“阿弥陀佛”，路南祈祷连连叩“天国之门”（外国公墓），古今中外，聚一时之繁华，兴衰沉浮，汇滚滚之红尘，这就是上海。
北京西路沿街商铺不多，大多是公寓住宅，也点缀着不少花园洋房。傍晚时分我常常坐在大门口的界石上，看来来往往的人流，等父亲下班回来，他经常会带上一盒山楂糕，给我一个惊喜。
我是在重庆出生的，父亲在清华选的经济系，曾是陈岱生教授的高足，当时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昆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邮政储汇局”，那是个战火纷飞，毕业即失业的时代，有一部著名的电影“桃李劫”就是反映当时现实的。后来又通过“考试院”的考试，上了“官阶”，一路上升。我母亲是福建人，在昆明做邮局文员与父亲相识。外祖父出身于保定军校，北伐时是国民党的少将旅长，很早就死于内战，外祖母也早逝，母亲少年时父母双亡，跟她祖母投靠在昆明的叔叔家，没读完初中就出来做事了，生不逢时，论智商她本应进一流大学的，到我出生时他们已经在重庆工作。父亲有位同学毕业后饥不择食，稀里糊涂考进了“中统”下面的一个机关，解放后坐了十几年牢，一考误终生。如今大学生毕业求职也很难，但毕竟没有这种政治风险。
抗战胜利，大批在四川大后方的人士要“复员”回沿海地区，有似当今春节返乡的农民工，水陆空都一票难求。邮政储汇局属于“交通部”，父亲通过在部里当处长的清华校友汪伯伯，搞到二张飞上海的机票，让母亲带我先回苏州老家了。那时，直到七十年代，坐飞机都是件挺难得的事，所以小时候亲戚间常说我好福气，一岁就“飞”过了。其实当时还在“混沌”之中，和在摇篮里摇几下没啥区别。
那时从重庆“飞”回上海的还有电影明星白杨，这成为白杨在文革中列为“特嫌”的重要线索，因为那时一般人很难买到飞机票。原来白杨的机票也是从汪伯伯那里走后门买的，她当时的丈夫张骏祥是汪伯伯清华的同学，后来找到汪作证才解了围。
上海的租界是由东向西一点一点蔓生过去的，这有点像百年后的另一个移民城市深圳。霞飞路（淮海路）是法租界，爱文义路，静安寺路是英租界，从爱文义路往北一个街口是新闸路，就接近英租界和华界的边界了，过了新闸路市容明显不同，很多地段早晨还是一片刷马桶声，以服饰比喻，路南是西装革履，路北是长衫布鞋，再往北是闸北棚户区，“衣衫褴褛”城市贫民的集居地。上海人把富人区，贫民区称之为“上只角，下只角”，如今到印度德里等大城市，未进城就能看到整片的“棚户区”，用木板，铁皮，塑料布等搭建，破烂得壮观，“贫穷”逼人。在此并无藐视印度的意思，在“棚户区”里的印度人毕竟是自由民，而我们住在体面小区里的有多少是二代三代的“房奴”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力空前发展，和农牧时代相比，工业比作是牛羊的话，城市就是牧场，而中国的城市是“贫瘠”的牧场，市民消费能力不足，只能大量出口，把生产力“放牧”到国外去，造成一系列的贸易摩擦。城市要“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就得长草，而不应当是暴殄国民财富的黑洞。作为大城市，不可能只是富人的天堂，而没有穷人的地盘，没有穷人三天就变臭城，这是种“生态平衡”。“纽约是天堂，纽约也是地狱”，很多大城市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共生体。如今中国的大城市也出现了“蚁族”，如果政府不有所作为，“蚁族”集居地就会变成新生的棚户区，贫民窟，一部分人的“天堂”，另一些人的“地狱”。
不到四岁我进了幼儿园，在常德路新闸路口的“培明女中”，是所私立中学，附设有小学部和幼儿部，我上足三年幼儿园，直到小学四年级。离学校不远有家“沙里文面包公司”，专做面包，饼干，颇具规模，四周的空气里成日弥漫着奶油香草的香味，引得我们老是咽口水。
每天早晨，我从家拿上五分或一角钱，在路上自己买早点吃了上学。当时五分钱的早点可有很多选择，可买一付烧饼油条，也可买一个“年糕团”，看着工人用大木锤把米饭槌打成团状，压成条即“宁波年糕”，摊成饼，裹上糖芝麻做成个热腾腾的大饺子就是“年糕团”，也可买一堆烤红薯，一个山东薄饼卷油条，二个“高脚馒头”，那是山东师傅做的，成高拱形，不会塌陷，瓣开后是一层层的面层，特别香，如果高级一点还可到学校小卖部一角钱买个夹土豆色拉的“罗宋面包”……像孩子一样，钱也会随岁月一点点长大，当年一分钱如今已长成一元二元了，这种长大也是不可逆的。一个经济体的壮大，都免不了适度的“通货膨涨”，这显示社会生产的一点“供不应求”，从而形成刺激生产的动力，而过度通涨会使社会财富湮灭，就成为经济的癌变了。
一九四九年春，家家户户都在窗户的玻璃上贴“米”字形白纸条，大人说是防止玻璃碎了砸伤人。其实，是解放军兵临城下，快解放上海了。在大门口可以看到一辆辆军车，载着穿黄军装，头戴钢盔的士兵，忙忙碌碌，穿梭往来。五月底的一个夜晚，我从睡梦中被母亲叫醒，她给我穿上了衣服，让我和衣再睡，气氛有点紧张。第二天，好像也没什么异常，大门外还是穿梭的军车和士兵，小孩子不懂，那天上海解放了，“国军”换成了解放军。中国正发生着二三千年历史上的一场大变局，而对我来说，只是半夜从睡梦里被拖起来，穿上外衣继续睡去而已，“童心”面前无大事。
董家小弟
我们住进1462号不久，二楼最好的房子里搬来一家姓董的人家。董先生白白胖胖，带金丝边眼镜，浑身透着一股“官气”，听说他是“局长”。董太太也是苏州人，文雅清瘦，带着无框眼镜，俩口子都是留德的“海龟”。他们有个小儿子，比我小一岁，当然地成了我童年的玩伴。董小弟长得白皙，分不清是老实还是木纳，却又有几分固执的淘气。我们天天在一起玩，董太太常追着他喊：“小弟回来喝牛奶！”逼着他吃烤得香香的涂满黄油的面包，这在当时是挺高级的食品，一般孩子吃不起。一年一年新住户不断搬入，院里有了十多个孩子，玩“老鹰抓小鸡”“官兵捉强盗”闹得“风生水起”。最开心是夏天刮台风，下暴雨，那时上海的排水系统有问题，院子里，马路上顿成泽国，拿个木盆当船划。后院的工友则来点小酒，把淹死的乌鸦当鸡吃了。
五十年代初，有一天院里来了些陌生人，华灯初上时，一群人拥上二楼，一阵折腾，把董先生带走了。我躲在楼梯口看见董先生披着呢大衣，背着手被一群人挟持着走下来，事后邻居们窃窃私语说是把人“铐”走的，气氛有点恐怖。
长大懂事后听人讲，董先生曾是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解放前夕本可去台湾的，经由地下党做他工作，留了下来，可到“镇反运动”时与他联络的地下党员不知调哪去了，死无对证，当作“历史反革命”抓了起来，最后死于劳改农场。
董先生被捕后，董家母子失了生计，眼看他家一天天潦倒穷困下来。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看另一家搬走的邻居陈太太，为的是董太太有一付皮手套想托母亲转卖给陈太太，陈太没有要手套，但给了点钱让转交。心高气傲的董太太到了这般田地，可想其艰难。后来他家搬到附近一条旧式弄堂，租了个“亭子间”，靠糊火柴盒挣点家用，我去玩时，只见家徒四壁，一只木箱当桌子。
我四年级转学去苏州后，就和他家断了联系，后来听家人说董家小弟沦落成街头小流氓，被送去安徽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他母亲精神失常去世了。再后，听说小弟也死于劳教农场，估计是三年大饥荒时期。
在历史的激流中，眼看董家母子翻落在滚滚江水中，挣扎，沉没，消失了。有心理学家认为，人性说不上是善或恶，人性有很大的潜能，在什么环境下就会激发出什么人性来。所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董家小弟从一个老实木纳的孩子，变成一个被劳教的“少年犯”，这需要多大的环境反差？这也可解释，后来的文革中，为什么许多好好的学生会干出些没人性的事来，正如当年德国的一些纳粹党徒，也曾是家庭中的“好好先生”。中国的劳教制度是一种法外之法，在当事者年龄或罪行够不上法律制裁时，就可以实行“劳教”，有很大的随意性，四川宝光寺有联云：“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种古怪的劳教制度也可算“法无定法”“非法法也”，可至今尚“了犹未了”，未能正式废除。
听知情者说董先生当时有一笔美金积蓄，但他居然不交给妻子，而当“小金库”托付给一位可信任的朋友，这位“朋友”却趁火打劫，吞没了这笔钱，害惨了母子二人，董先生行事荒唐死不足惜，累及妻儿令人叹息。
洪家表兄
我祖父的二姐我们称之“二好婆”，二好婆嫁的是苏州洪家，即和赛金花有段情缘的洪钧，洪状元家族。二好婆没有女儿，我三姑母就过继给了她。她有个孙子洪玉林，当年是上海古玩界有名的“四大金刚”之一，投资一家缝纫机厂，还开了家古玩店，叫“珊瑚林”。二好婆就随这孙儿常住上海，住在茂名南路南昌路口的一条弄堂公寓里，如今称作“联体别墅”。小时候有时跟大人去探访二好婆，她个头矮，坐在太师椅上脚就够不着地了，这成了我当时的“看点”。
五十年代中，有一天跟随母亲和姑母们去二好婆家，他家从一楼到三楼，到处是古董，大大小小的瓷器青铜器，古物太多，有股阴气，加上厚实的窗帘，觉得森森然的瘆人。那天见到从香港回来的洪玉林，从辈份说应称其为表兄。这位表兄三四十岁，相貌冷俊，用今天的语言“够酷”，靠在客厅的壁炉旁谈笑风生。这场景至今记得，因为过后十来天，突然听说他跳楼自杀了，自杀地点就是我二姑妈住的“圣保罗公寓”，离洪家很近。那是在凌晨初晓，他放了点钱在二好婆床头，就走上了不归路。当时听说是他缠上了文物走私官司，被吊扣了回港证件。死后法院抄了他家，“掘地三尺”要找一幅古画，无功而返，但没收了他家一批文物古玩。这件事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上了“人生无常”的第一课，活生生的人一下没了，印象很深。
最近从网上查这件旧案，说洪玉林当年有位密友叫谭敬，也是上海滩上鼎鼎有名的人物，以收藏宋元名画为长，不仅收藏有名，更是造假画的高手，造假画的材料都是来自故宫的皇家用品，使诸多收藏家乃至博物馆上当。谭敬有些真真假假的画是经洪玉林处理的，有位美国人通过洪认识了谭，以一千两黄金买走谭敬的八件高仿古画，仿的宋徽宗，赵子昂等名家作品。至今这批画在美国已“潜伏”半个多世纪，说不定哪天又会在国际拍卖会上露头。像张大千这样的大师，早年也画过“假画”，临摹和作假界线只在一念之间。
谭敬也于解放初去了香港，带走不少收藏品，法院当时指称洪玉林是“走私文物组织者”，可能也与谭的那些画有关。谭敬后来在香港遭遇变故，变卖所藏，回到上海，劳改多年，八十年代后又现身于上海画界，当了阵“白头宫女”，说天宝旧事。
性格决定命运，洪玉林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早年听说在苏州沦陷，日本人占领时期，各城门都有日本兵设岗把守，中国人进出都要摘帽鞠躬，有一次他路过没有行礼，被日本人扇了记耳光，他二话不说，反手抽回对方一巴掌，把对方打懵了，不知他是何方神圣，什么背景，眼睁睁看着他扬长而去，家人每说及此，无不后怕。据明哲保身之道，家藏珍奇异宝，并非好事，常常是致祸的根源，此言诚哉。
洪玉林去世后，他夫人移居香港，我三姑妈“顶”下了其住处，当年上海住房使用权的转让称之为“顶”，这条几十米长的弄堂，也曾住过苏州姑娘林昭，八十年代还出了位歌星沈小岑。
培明拾趣
培明是所女中，也许我们小学生太活跃，“喧宾夺主”，淹没了斯文的中学女生，在印象里只剩有小学生。幼儿三年，唱歌跳舞，排排坐，吃果果。以至到一年级，一时断不了奶，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每人还发几片饼干。吃的时候，咬一点，再用舌头舔平，再咬一点，把吃饼干的快感拉伸得长长的。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全国主旋律，学生们用纸板做成一尺高的大礼帽，画上星条旗，做个大鼻子，就能演“美国佬”活报剧了。学校推荐我去电台独唱了一首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回家母亲说她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说我漏唱了一小节，心里未免既得意又遗憾，分不清哪个更多些。有时，高一级的学生集体去看电影，我们太小，没有份，心里感觉委曲不平，直盼时光流得快些，能早升一级。小到学校大到社会都会有不平等，只要不是固化的不平等，就能刺激人“天天向上”。
三年级下，班上建立少先队了，我是中队长，二条扛，学校下午举行隆重仪式。我和另一同学为了庆祝，中午乘有轨电车去南京路“第一百货”逛了一圈，赶回来仪式已过半。老师瞪我一眼，说“今天是好日子，不罚你！”这老师真好！当天回家，把崭新的红领巾摘下叠好，忍不住又戴上，出去转一圈，回来又叠好，又戴上……不知折腾了多少次。
在上一二年级时，父亲作为旧政府的高级职员，调去“革大”学习数月后就被分发到新疆去了。一年后这批人几乎都辞职回到上海，自谋生计，从此家里的经济状况就日益拮据起来。多年来我心中未免责怪父亲熬不过艰苦，留恋大城市，及到自己大学毕业，分发到“大三线”去接受“再教育”，才开始有点理解父亲那辈人当年的处境和心情，那不只是物质环境的苦乐，更有种被歧视，被改造的无望。二年前父亲去世，整理他遗物，竟还留有我当年用方格纸，以稚嫩的笔迹写给他的家信，方知“家书抵万金”之沉重。
上四年级时，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祖母把我接到苏州去由她抚养。从此告别上了六年多的培明小学，老师为转走一位好学生深感惋惜，我也离开了“上海少年宫”为孩子们提供的种种丰富多彩的发展机会，“下放”苏州，一心读书。临行母亲把她身上仅剩的拾元钱塞给了我，那在当年是一家人一周的生活开销，我将它珍藏到高三，买了一支当时最好的“幸福”牌金笔，高考，上大学，相伴多年。
五十年代末，1462号和旁边的“克美医院”被拆迁，兴建静安区区政府办公大楼，北京西路上少了一份别致，多了一份平庸。如果留到今天，也许和不远的“宋氏故居”“董浩云故居”等老建筑一样，大门口也会挂上一块“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铜牌。和人相似，不同的建筑物也有不同的命运。隔邻的“觉园”文革时被改做工厂，面目全非，如今又改回“居士林”，新建了经堂，但花园已经消失幻化了。每年扫墓都去“居士林”买“锡箔”，烧出来的纸灰成“小鸡黄”，成色特别好。
阿拉上海人
“阿拉上海人”这句话最能表现上海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虽然在字面上是不动声色的。细究之，“阿拉”后面真正的上海人很少，都是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等各地的移民。上一代富有的老“资本家”也不讳言，自己当年从某地乡下一张草席，一卷铺盖来上海闯荡的历史。十九到二十世纪，上海由一个渔村，到英法日等国的“租界”，各种法律制度并存，国内国外三教九流，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冒险家，企业家，革命家，小资白领，灾区饥民，小贩工匠，流氓黑道，白俄犹太，各式人等纷纷来此寻求一份机会，创造自己的命运，不甘心让命运创造自己。凡此种种造就了与传统不同的“海派”文化。
计划经济年代，成千上万上海人被“计划”到黑龙江，新疆青海，云贵山区，“上海鸭子”满天飞，可是“阿拉上海人”情结难消，反而格外强烈，“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曾经沧海难为水”，“沧海”即上海。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封闭的文明，难免落后僵化，最终被先进文明吞噬。凡是开放杂交的文明，自能迅速发展扩大，一方面互相影响，集各家之长，一方面互相竞争，淘汰或同化落后者。
文明的发展是个减熵的过程，从无序走向有序。热力学告诉我们，一个封闭系统里，熵是自然增加的，只有在开放系统，受外部力量作用，才可能减熵。希腊神话里有个西绪弗斯，因冒犯天庭而受神的处罚，罚他“劳改”每天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去，到了山顶石头会自动滚下来，第二天再推，神以无止境的失败来折磨西绪弗斯。把石头推上山是个减熵过程，西绪弗斯做了功，石头到了“高能态”，往往也是“非稳态”，所以文明也是脆弱的，很容易顺着增熵的势头往下滚。人们会最后“聚在低洼处成一群蛆”（王小波语），一个封闭的社会就是这种结果。好在西绪弗斯不下岗，一直会推下去。
封闭社会，波涛不兴，死水一潭，平静如酱缸，开放社会，海纳百川，于不平静里产生张力，获取势能。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二百年里跃升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种环境成就了“阿拉上海人”。
“阿拉上海人”开明，包容，灵活，敏锐，精细，热心，见多识广，有夹缝里边求生存，“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顽强，有时又虚荣，浮华，“嘎三壶”（说三道四GOSSIP），“混枪势”（混世界，CHANCE），过于计较，小算盘太现实。很难对上海人的性格作准确的概括，海派的特点就是多元化，出现什么都不必大惊小怪。海派其实是一锅“大杂烩”，虽然勇于创新，却缺乏理性的提炼，所以只能是一种流行。
上海人的显摆叫“掼榔头”，小学班上坐我后边的女同学常常“掼榔头”，娇滴滴的说“前天刚看丁是娥的沪剧，昨晚我又去看了徐玉兰的越剧”，我就“掼”回她一个“‘南征北战’才精彩，看了二遍，从头打到尾，杀得昏天黑地。”回想起来很可笑，再看社会上的人们，企业，乃至政府，不也常在“掼榔头”吗？是我们那时显得早熟，还是大人们始终幼稚？
二十世纪的上海以海派文化引领全国潮流之新，得时尚风气之先。有一首小调“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眼睛大来眉毛细”上海小姐成为时髦的代言。上海的小资中产，仕女小姐爱“逛马路”，有事没事上淮海路，南京路左顾右盼慢慢溜达，一边展示自己风采，一边捕捉新的流行，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一眼能看出别人那身招摇而过的衣服是香港“进来的”，还是本地土造的。走累了，上“凯司令”喝咖啡，“老大昌”“红房子”吃西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可惜上海作为小资中产云集的地方，这份优雅没能生成一个“公民社会”。
追求性感可能是所有有性生物的本能，植物的鲜花，鸟类的羽毛，无不如此。二三十年代上海裁缝融会贯通，演化出了最能展现东方女子曲线美的“旗袍”，那种会流淌的曲线，典雅华贵，丰采四溢，迷倒二三代人。五六十年代，尽管全国男女清一色“兰海洋”，上海还是玩出了“浅裆包腿”的“细裤脚”追求线条。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在街上拿啤酒瓶测量路人裤脚，塞不进一只酒瓶的当场剪开。到七十年代上海人“撑”出了“喇叭裤”，可以塞进三四只酒瓶。同样一件中山装，上海人能翻出“贴袋”“暗袋”“收腰”“直腰”“直领”“翻领”各式花样，排列组合硬挤出“个性化”来。布料紧张时，上海人发明了“假领子”，一种只有领和肩的衬衫，类似民工的垫肩，最早出现于赵丹主演的“马路天使”。冬天在中式棉衣的立领上套上个毛线织的“领套”，美观易洗又当围巾，体现出上海式精打细算的聪明。就像唐宋后的中国建筑，大格局已限定，只能在细节上做文章，画栋雕梁，飞檐冲天，用心良苦，可终难有超越。七十年代江青曾在上海推出“样版服”，一种变形的连衣裙，上海人不买账，终究未能成气候。一滴水可以看世界，仅从时装的变迁，可看到“阿拉上海人”的机变。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上海注入了新的能量，“大上海”在格局上终于有了脱胎换骨的突破，浦东与浦西齐飞，以至今日能代表中国，在黄浦江边举办“世博会”，向世界展现一幅现代“清明上海图”，圆了中国人一百五十年的梦想。面对世界潮流“时髦”一次，这是“阿拉上海人”的骄傲。
其实，走在今日淮海路，南京路上的现代精英，出没于陆家嘴摩天大楼，“高尚小区”里的白领新贵，很多人说的已经不是上海话，而是南腔北调，老一辈的“阿拉”们成批“拆迁”到原来的“乡下”，难免有种失落之感，可谁能说这“南腔北调”不是新一代的“阿拉”呢？兼收并蓄，广纳天下精华，这才是上海。
台湾诗人郑愁予曾对三月的江南小镇说：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对一座城市而言，谁又不是匆匆的“过客”？半个世纪前，我人生的早晨和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早晨同步相遇，如今我已步入人生的黄昏，却看到日新月异的上海正在活力四射，个人的生命与城市的变迁相比只是沧海之中一滴水。可还是想说一声“早安！上海，我们曾经彼此分享过自己的早晨。”
2010年4月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