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在芸芸众生中，父亲不失是一位淳朴而智慧的人。他从无害人之心，从不损人利己。可是，他是一个敢下决心，有主见，执着追求，有担当有毅力，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用现代语言来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成功人士。
一、北京之路与三年学徒
父亲（讳：景涛）生于一九零一年（辛丑年，属牛）。他自己常常说他生于“和约”（即辛丑和约）那一年。他的祖父名玉田，在老家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父名德俭，正赶上清朝晚期混乱的时候，受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教案频起，村子里教民的房子被烧，人被杀。祖父一心读书，考取功名的梦想随着时局的动荡全部都破灭了，因此像范进一样地得了精神病，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整日里口中哼着梆子腔，肩上搭着一个褡裢，前边是肉后边是酒，优哉游哉地过日子。父亲四岁时就死了母亲，有了后娘之后，基本上就像一个没人疼没人爱的，被人遗忘的可怜儿。每天清晨，为了喝上一碗热粘粥，早早起来去给奶奶烧火，拉风箱。辫子也没人给梳理，长满了虱子，一天到晚得在祖父的药房里踩药磙子，捣药，制药丸子。
伯父名景瑞，比父亲年长近十岁（属龙的），那时已经在北京北新桥附近的一家铁厂子当账房先生了。河北省各个地区出来的手艺人都很有地区特色，例如定县出摇煤球的，保定人有的做酱菜，有的多是剃头匠，而交河县是出翻砂工人的地方，北京，山西的铸造工人的原籍一般多是河北交河，这也是老乡帮老乡的一种方式。伯父工作的工厂叫“北聚盛”也是一家铸造厂。当然，掌柜和工友都是远亲或近邻。
父亲只在农闲时上过半年私塾，只学过“百家姓”和“千字文”，他就会写自己的名字。后娘不让读书了，祖父给了十块大洋，与同村的长辈结伴，走上了进京之路。当时他只有十一岁（实际上是不到十周岁），结伴而行的有十来个人，父亲年纪最小。大家由领头的人带路，先花父亲的钱用于食宿，因为整钱换成零铜板之后小孩子背起来太重了。沿着津浦铁路一路向北，每个人自己被背着铺盖，行李。晓行夜宿，刚开始每天走四五十里路，然后逐渐加速。
我问过父亲，这样走了十几天，第二天一早起还走得动吗？父亲说记不得累了，小孩子只觉得沿途所经过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但是，中途穿坏了一双新鞋，鞋底子走穿了，足以见得路途之艰辛。
终于在近半个月，十几天之后进了北京。北京好大啊。当走到“北聚盛”伯父工作的地方，天已经黑了，春寒料峭，可伯父连饭也没给吃，又让上路了。这回从北新桥一直到广安门大街的“义兴泰”，在北京自东北而西南穿城而过。“义兴泰”是父亲学徒的地方。当然，学的是翻砂，也就是铸工。
当年的铸工工艺十分落后，父亲很小又没读过书，只能由伯父找同乡引荐去做学徒。“铁厂子”还像“天工开物”的图画里画得一样，熔铁炉全是人工操纵的，十分危险。他们的行话叫“大炉”，操纵大炉的有专门的师傅叫“看火的”，此人技术含量最高，全凭经验，看铁水的火候。“大炉”修在露天的空地上，挖下去一个低于地平面大约一米上下的坑，大炉的规模容量总也有几百上千斤，用人工“倒练”（滑轮组合）让大炉倾斜，把铁水倒出，再由两个人抬的“火勺”把铁水抬到用砂做的模型里铸入，冷却后就成型了。这个过程叫“开火”。装满铁水的火勺，两个人抬着一路小跑，大喝一声“开火了”两两捉对，依次而行。万一砂箱里砂做的模型温度不协调，爆了，于是，铁水四溢——“走火了”，能不危险吗？那年头，三年学徒没有工钱，只管饭吃。三年中生死有命，福祸在天，老板是一概不负责任的。
在不“开火”的日子，学徒有干不完的活儿，推磨，“搪勺”用的耐火材料，就是给熔铁炉的内壁“搪”上一层有一定厚度的耐火材料，这些材料要用人工推磨磨成粉末，实际就是小毛驴的活儿，还要嗑芯子，用铁刷子打扫铸件上的多余的杂物，抖砂箱等等不一而足。翻砂的沙土要添加诸如桐油之类的料，增加黏度和可塑性所以叫“黑土”，翻砂的小学徒除了能看见牙和眼球是白的，连衣服带人都是黑的，绝对比煤铺的小伙计还黑。
父亲是绝顶聪明的，他出师后没几年便成了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一九二五年我大姐（秀贞）出世了。那时的父亲，每次回家乡探亲都是骑自行车，舍不得花钱买火车票。父亲说要回家了，向挚友借了一辆自行车，先检修一番，再带上工具，临行时烧纸，烧香，叩头，祷告，求路神护佑，然后上路。有了自行车比起第一次进京时步行要强上百倍了。一九三零之后父亲母亲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大哥（之刚）出生了，父亲有了儿子姑娘，于是在北京安了家。他们在广安门大街422号后院租了房，父亲在“义兴泰”上班，先是大工，后是工头领班，因为他的技术遥遥领先，可以拿到八块大洋的月薪，不是佼佼者吗？母亲特别会过日子，勤俭持家，在院子里给人缝补浆洗，挣钱贴补家用。
二、抗日战争爆发了，父亲的山西之行
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几年中，父亲的事业稳步发展。山西太原父亲有一位堂哥（一爷之孙）名景禄，经营了一家铸造机械厂，在家乡是有名的能人，所谓发了大财的。此人走路都要拉着架势，迈着方步，留着八字小胡，说话拿腔作调，装腔作势。他的乳名和我一样都叫“云”，便硬逼着母亲给我改名字，因此我们这一辈儿的孩子们都很讨厌他，还给他起了一个雅号：“阔大爷”。
景禄二伯再三写信来让父亲去山西帮他，声称由父亲主管技术方面的事。实际这样的工厂主要是两大部门，一是账房，当然由他亲自掌握财政大权，二是工头儿管生产，管质量。虽然抛家舍业，父亲还是答应了他的邀请，一是不忍负了他二哥的情面，二是总归比北京的收入多一些，被他二哥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诱惑。
母亲带着大姐、大哥只好返回原籍。他们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因为没有劳动力。破屋烂房，关键是没有收入，靠父亲留下的一点钱，母亲也不会写信，邮寄也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她也不能像在北京一样，靠缝补挣点钱帮衬着度日，尤其大哥体弱多病，又是第一个男丁，重视得不得了，无法延医看病。当时的封建与迷信造成的一切便是，孩子有病了只能请跳大神儿的或者所谓“瞧香的”巫婆神汉。有一说，大哥得的是“邪气病”，一条大青蛇，所谓“长仙儿”缠上了大哥，因为家中没有男人“镇不住”，所以时时作祟。迫于无奈，母亲又带大姐大哥回到了北京。此时，父亲也只好回北京安顿母亲。在他“义兴泰”的师哥师弟中给大哥认了一个干爹，名叫张致和。那段时间，大姐每天傍晚点着小马灯送弟弟到“义兴泰”找干爹睡觉，早晨再接回来。母亲他们三人仍住在422号后院，前院有一家曾经遭过一次抢劫，妇道人家一个人带孩子，爸把所有的窗户都钉上了铁皮，又把一笔钱存入了棋盘街的一家大银行以备母亲生活所用。父亲回忆说，当时银行里因为大战在即，只有取钱的，根本没有存钱的，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更不明时世，人家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可他还是不管不顾的把留给母亲的钱存进了银行。推算下来应该是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间，“华北事变”日寇虎势眈眈，银行全部资金冻结了。因此母亲再去银行取钱就取不出来了。不足百元大洋，母亲没办法，只好带着孩子坐在银行里不走，要不然，吃啥喝啥去？怎样生活？好不容易，最后才和银行达成协议，每月支给母子三人一定的生活费。三个人当中，只有大姐会写几个字，才上小学三年级，所以由大姐签字，并且每月由大姐本人来支取父亲的存款。一到取钱的日子，大姐从广安门大街徒步走到前门，小心翼翼地拿到钱，再徒步走回家。正经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时，大姐不过十一，二岁而已。
父亲又返回山西上工去了，他出了广安门一路向西，淌水过了永定河，远处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密集，到后来，头顶上的子弹呼啸而过，然而他还是不管不顾地一往直前了。在太原沦陷过程中，经历了严重的炮火洗礼，父亲为他的二哥抢运工厂里的家当，他二哥却带领自家老小躲避战祸去了，声称无论能枪出多少，尽归父亲所有。战事一平息，“阔大爷”又摇摇摆摆地打道回府了，一切依然故我，全然忘记了他的许诺，父亲仍然给他打工。后来母亲一直愤愤不平，说他言而无信，“拉出的屎又坐回去了”。父亲用命换回的一点物资，主要是原铁，俗称“洋条”和焦碳，砂箱，倒链和一些基本的工具，让伯父眼都不眨一下，堂而皇之地收归己有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为人谋而不忠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只许他不对，不许我不对。从而使我想起了曹操的逻辑：宁可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父亲岂不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可是他也明白了二哥不是长期合作的伙伴，此时，日本人占领了整个华北，北京也沦陷了，他不放心母亲，便毅然决然的回北京来了。
三、重返北京——父亲经营的工厂开张了
回京后，父亲正当壮年，不到四十岁。他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行业中小有名气。这时的“义兴泰”换了东家，新东家拉父亲入股，他没钱只能入“干股”，也就是不投入本钱，以技术入股，因此，算是一个小股东。“义兴泰”更名“中华荣”。也难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竟然起了这样一个爱国主义的厂名。“中华荣”没有维持到两年，大股东出了钱，可是不懂技术和业务，与另外的股东，账房不和，尤其账房随便支用现金，账目不清。很快就倒闭拆股了。父亲名下没分得任何现金，只拿到了一些别人不要的倒链，黑土，砂箱之类。母亲过日子十分节俭，以至到了悭吝的地步，从我有记忆起，家中就没吃过一样的饭菜，父亲一个人吃小灶，孩子们吃大锅饭，常常去工人们的伙房端贴饼子，熬白菜，就是自己做饭，也是玉米面，白面两掺和的金银卷儿。父亲从山西回来的节余和母亲的积蓄，东拼西凑，东挪西借他们买了广安门422号的房子。母亲不想让父亲与人合伙了，她让父亲自己单干。于是，在我出生前（1944年），父亲的“广兴铸造厂”开张了。记忆中，直到解放军进北京，父亲一直在厂房里干活，“打模子”（铸工最基本的工序，用黑土塑造模型。）到了开火的日子，他自己亲自“看火”“掌勺”。
我参加过“四清”，给不少人写过“家史”。想来这便是父亲从一个小学徒到一个“资本家”的蜕变吧。文化大革命中，他到各个衙门口上访，父亲不会写字，他口述，我执笔，再三地向人们讲述他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发家史”。我相信父亲的为人，作为后辈我要客观，忠实地记录这一事实，从中汲取奋斗不息，执着追求的营养。
四、三反，五反。父亲和我
与现在相比较，最近看了一段“皮皮鲁总动员”的作者郑渊洁的《郑氏胡说》，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家长自己做出成就，是给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的最好方法。孩子会模仿家长走成功的人生之路。家长不成功，却要求孩子成功，等于家长种了土豆非要收获原子弹。”回想起父亲，在学业，做人等等各个方面，从没给过我任何要求，他没动手打过我，也没骂过我，也从不企望我成为“原子弹”。他是宽容的。
从小学到高中，父亲还真地参加了几次家长会。小学二年级时，因为我出了水痘又出天花，一个学期有大半个学期没上学，险些见了上帝（那时母亲没在家，下文另叙）。父亲去开家长会，很真诚地给宋继美校长鞠躬。宋校长是一位擅长画老虎的画家，据说宋校长的丈夫是张大千的亲传弟子，握手说：“宋先生，我的五个孩子都是您的学生，十分感谢。”他是朴实而谦虚的。
只记得传达室的赵大爷说：“宋掌柜，学校打点的钟坏了，您给修修吧。”父亲连忙回答：“应该，应该。”没过几日，父亲让人铸了一座很大的钟，上面还有很好看的花纹，给学校送了去。以至每当学校打钟上课，左邻右舍全听得见。每当我看见旗杆下，钟架上的钟，以及钟槌下系着的绳子，尤其是敲起来，铛铛作响时，我会由衷地高兴。
上小学时，我一直名列前茅。那时，考试交卷子要抢头一名，叫“抢头卷儿”。意思是要做得又快又好。学校里每学期大考前五名优秀者，不仅不交学杂费，还给奖励。奖品大多是铅笔，橡皮，本子之类，当然这样的东西拿回家也是舍不得用的，要珍藏留念的。
五六年公私合营后，父亲曾在北京暖器材料厂当技术厂长。五九年又调往北京钢厂任铸造车间主任。当然，随着时日的推移，经历了三反，五反，打老虎，反右派，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的父亲，渐渐地也懂得了一点点除他津津乐道的“铸造”而外的东西。但是，他绝对地不谈论，也不表白，更不抱怨。他是一个十分注重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的人，从不说空话，可以说是“言必信，行必果”。男人的责任是挣钱，是养家糊口。从五三年到五六年，母亲大半时间都不在家（后文另叙）。曾记得，父亲一下子急得高血压了，人也驼了背，像被压弯了一样，往日的皮袍子一下子就拖到了脚面。我们也成了没娘的孩子，父亲请了三个佣人也不管用。这期间，无论家里家外，他承受了空前未有的压力。我的同学全住在广安门大街，消息时时传来，“你爸昨晚上挨斗了”“你爸脖子上被人挂上了罩口。”罩口，是铸造时向模型中倒铁水时的入口，就是一块大铁砣子，很重，比秤砣要重得多了。“开会的人让他蹶着，大弯腰。”，“人家说你爸是大老虎”……
什么是大老虎？“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和父亲这样的一个平民百姓又有何干？“五反”应该是什么？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囤积居奇。这倒是专门针对工商业界、买卖铺户的。然而，父亲的工厂属于“重工业”，产品都是“大物件”、“铁家伙”，我想，按理应该没人想“囤积”，原铁都由国家统一供应，也无法“囤积”，有严格的技术流程，明确的质量数据要求，也不可能“偷工减料”，父亲没文化，会计、账房都是请来的“先生”，有帐目可查，何谈“偷税、漏税”？
解放军刚刚入城时（1948年），要稳定城市的经济生活，保持市面的繁荣。工商业者得到了恰当的、适时的安排。实行“统购包销、加工定货”的政策，稳定了解放初期的市场，解决了失业问题，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因为整个社会当时不可能有任何国营商店、国营工厂。1949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有明确论述，“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发展新民民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到此时此刻（1953年），社会平稳了，全国解放了。“革命”的进程是到了指向工商业者的时候了。我想这应该是父亲这样的人，第一次到了“良弓藏”的时候。反正就是把工人们、店员们、发动起来斗争资本家，老板，即所谓的“私方”。我想，这应该理解成“城市里的土改运动”，因为这和农村里斗地主没什么不一样。可也不像有的地方的“和平土改”，不是“和风细雨”式的，而是“暴烈的革命行动”，当事者，不死也得脱层皮。
不足十岁的我，当时什么也不懂，也不可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回到家来，默默地，只字不提他在外面的“工作”。要说实际体会，只知道那时天天有人来抄家，说是搜查私藏的账本。最多时，一天来三四拨人，翻箱倒柜，房间里一片狼籍。也就是一天要被抄家三四次。殊不知，父亲不会写字，平常他连笔墨都不准备，怎么有可能写“黑账”呢？因此，“抄家”这个词儿，对我们家来说，应该并不“陌生”。抄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乃致在世界近代史上，使用得最频繁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北京。法治社会治下的人们是不可能理解“抄家”这个词儿的实在意义的。虽然说，大家信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可事到临头，管你“谁”是“谁”？一律“茄子胡萝卜一块儿数”！不分青红皂白，要什么“证据”，管什么“事实不事实”？先斗争起来，发动群众嘛！首先就是轰轰烈烈的形势要造得愈热烈愈好。谁让你是“老板”，你是资本家呢！
运动过后，全北京市的工商业者，几乎都是偷税、漏税户，大多数被罚得业不抵债，有的倒闭了，有的进了监狱，有的被逼得到处借钱还罚款。父亲的堂弟景竹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公有化”的进程应该就是这样开始的。“荣幸的”，也是凤毛麟角，父亲被定成“基本守法户”。在北京市这座如此繁华的大都市里，成千上万的工商业者之中，只有百分之几的比例！十分地难能可贵！父亲是负责任的，有担当的大丈夫。他的韧，他的毅力，他的诚信和循规蹈矩是令人敬佩的。
经过这样一番“洗礼”的“资本家”，着实据有不同一般、顽强的的生命力，经过如此“精确”的、几上几下的“清产核资”，还能继续经营他的“企业”，继续管理他的工厂的不是“奇迹”，也实属“罕见”！这就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基于父亲的这段经历，他比以前更不善言谈了，与家人交流也不多。他在家中绝然不会提起他在外面的工作，更不用说表白他的艰辛与苦痛了。父亲几乎没有什么知心好友，或者更值得信任的人，生活交往的圈子只有他的几个堂弟，也不过是在一起喝喝酒，吃顿饭，聊聊共同感兴趣的铸造工艺问题。叔叔们来找他无非是向他求教一些技术上的难题，父亲总是很耐心地给他们解答，有时还画图，甚至用肥皂切割成模型，连比带划。
他的生活十分简朴，除了有时喝点小酒，从不吸烟，几乎没有什么嗜好，但也从来不会酩酊大醉，更不会借酒撒疯，酒后失德，有伤大雅。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口中绝没有污言秽语，很少见他面红耳赤，或者与人争论不休。反而像“老北京人”一样地“礼儿长”，很是彬彬有礼。我常常看着他耐心地，笑容可掬地陪别人喝酒，自己举杯很谦恭，只是用嘴抿上一下，殷勤地给人“布菜”，从不大口喝酒，大嘴吃肉。见着生人、朋友，不停的“打拱作揖”、不停的“鞠躬行礼”总是那么谦虚内敛。我认为他没有“霸气”，是有“实力”，为人十分低调。父亲时时处处对自己要求有度，不失身份，从不掉价儿。他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
父亲很乐于助人，无论那一个乡亲来北京，只要找到他，他总会高接远送、热情招待；临回家还要送礼物，买返程的车票，派人送上火车。在老家他是一个远近闻名、事业有成的人，凡是来北京的人，十里八乡，不管认识与否，大多都来投奔父亲，而父亲也总是不厌其烦。记得，一个当家子，父亲的远房侄儿，宋之兰得了肺结核，虽然已经病入膏肓，结核病当年是不治之症，父亲不但给他延医看病，还大力资助。人死后，他的弟弟，宋之勋、儿子都来北京了，父亲托人替他们安排工作。给他儿子找媳妇，帮忙安家。那个弟弟在北京停留了两年之久，因为有点儿文化，不爱干体力劳动，找不到理想的事由，一直住在我家，父亲只能供他吃、住、用。父亲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宋”字，一个大男人肯舍下“脸”来求人，一定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人家来找你，就是说人家把你当成“亲人”。
父亲还有一套很别致的道理：“挣钱是为花钱，要不然，挣了钱有什么用？”钱财乃身外之物。“奢靡浪费，花天酒地是不对的，花钱要花到应该花的地方”。他认为一个人好了不算好，大家都好才是真好。凡是“气人有，笑人无”的人最没人品；而“见死不救”就是“有损阴德”了。乐善好施、及时地帮人所需，急人之所急才是美德。“天下哪里有那么多的便宜可占？吃亏是福..”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一辈子，父亲不懂政治，从不过问、不涉及政治，也从不与官方人士、达官显贵交结，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本本分分、简简单单的买卖人。不妨说这是他的一条处世准则。我认为父亲的处世为人之道，由于耳濡目染，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一九六二年，我高中毕业了，父亲参加了最后一次家长会。他在会上一言没发。对于我的毕业，他说：师大附中是一所名校，高干子弟占了很多。能在这个学校念书也就不错了。想考哪个学校自己决定，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大学，去工作一样可以过一辈子。这个结论是父亲阅历所得，当然比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懵懂无知的我而言，是深刻且具预见性的。
“好，自然应该有好心当报。”这也是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解放初期他曾经被邀去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周恩来总理接见过他们，一辈子父亲都以此为荣，是甚感自豪的一件事。“别人给你脸，人不能不识抬举，就不能做不要脸面的事。”这话也是他经常说的，没有文化的他，只会说大实话。于是，在工商业者联合会中，他事事带头，抗美援朝时他尽其所能捐献飞机大炮。在北京的工商业者当中，名列前茅。国家经济建设恢复时期，他买进了大量的公债，有十数万之巨，其数量在北京市、在工商联中数一数二。当时也被政府认为是卓有贡献的进步人士。
早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他就加入了“民主建国会”，还担任了北京市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他自动降薪，只拿很少的工资，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公私合营时，他不以私方身份领取高薪，反而主动按八级铸工的标准领“当之无愧”的工资。凭本事吃饭，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工薪族”。
人说生活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立时收入大大缩减了，自然就得节衣缩食，生活上会有很大变化。这是要下很大决心才能办到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克服了不少的困难，包括了同行的非议，同业公会中的老板们背后的指指划划，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
他义无返顾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身体力行地要做一个凭本事吃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真心主动地交出了他省吃俭用，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家业。解放以来，可以说父亲每个阶段、每个时期，不仅接受，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是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一丝不苟地按照党的要求做事。他付出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言而有信，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工商业者。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