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庆华当了樊启祥的“辩护士”
这时在我们班“跳”出来一个“右派分子的辩护士”，那就是马庆华。大鸣大放中他自己没有写什么大字报，也没有像我这样给中央写信，给报刊写文章。但是“反右高潮”起来以后他越来越看不惯了，在大饭厅附近公开宣布“樊启祥绝不是右派，我愿意同任何说他是右派的人辩论”，结果引火烧身惹得许多人在那里当面对他围攻。大字报就称他为“右派分子的辩护士”。后来在宿舍里也开展起这场辩论。
我们这个班里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一直是比较平静的，我从来到北大就感觉这里班上的政治空气没有上海中学那么浓，“爱国主义”热情没有上海中学那么高，青年团支部的活动也没有在上海中学那么起劲。对后来国内、国际共运发生的事态也没有多少人表现出很关心。绝大多数人埋头读书，四年来一个热点问题就是专业思想动摇不定（许多人不甘心读气象，总想着转读物理）。1955年“肃反”里搞出来一个“反动小集团”也就是闹专业思想的结果。社会上思想舆论有所活跃的时候（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所以我前面没有提到）班上有些同学又想趁这时机争取自由选择专业，发起选派一个代表团去高教部请愿。我也被推选为代表之一，我自己在这事情上并不那么积极主动，但要我去也就去了。大概因为那时毛主席已经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到那里说明来意后人家还比较重视，由两个司长来接待我们，在一个会议室里围着长方桌子谈，那里面生着煤炉，所以可能就是1957年早春的时候。两个司长的态度还比较和蔼，说了些什么我就不怎么记得了，反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我们班上集体表达民主意愿仅此一例，到了“整风”期间各干各的，多数人是在忙毕业论文。我写文章、上书中央都是我自己的事，没有和哪个谈过。洪允楣拉我发起“探索”团体，我本来就不大主动，更没有心思去联络班上的同学。到了“反击右派”阶段，我们班上反映也很迟缓。
围攻樊启祥是外班的“立场坚定者”先干起来的。后来大概是班上那位党员等感到了自己“落后”的压力，赶紧作了内部布置，组织了一些人开展了对樊启祥的斗争。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宿舍里，那时为了体现斗争的自觉自发，还没有组织正式的斗争会，几个人（是谁我也记不大清楚，也不想去说它了），纠缠着樊启祥“辩论”。樊启祥本来是个老实头，说话也不利索，情绪又好激动，怎么应付这个场面？我看着他从走廊开始，被纠缠着进了朝北的一个房间，突然情急了，举起右手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奔着跳上靠窗的书桌（每个房间里四个人的书桌在窗下拚成长方形）就要往外跳，那些人就把他拽住了，严厉指责他这是顽抗的表现。我记得班里动起来之后马庆华还是替他辩护过，但不记得在这个场景中他有没有挺身出来。那时我自己已经“犯了事了”，正在被指定自我检查，见此只好保持沉默。
2、座谈会上抗辩胡耀邦的发言
但是真正称得上“右派分子辩护士”的还是我，马庆华是替樊启祥作辩护，我是替所有大学的绝大部分学生“右派”作了很认真的辩护。反右开始以后不久，我被通知去参加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召开的一次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座谈会（后来听说类似的座谈会不止这一次），目的是了解各大学整风反右运动的动态和各类学生对运动的看法。“代表”当然不是由大家选举的，我搞不清是由谁挑选通知去的。我是代表之一，我想大概在当时学校里把我当作“中间路线”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座谈会是在晚上，团中央院子我去过，因为《中国青年》杂志社就在那里。这次开会是在一所平房的大厅里，胡耀邦坐在正面一个讲桌后，边上还有几个人。学生代表的座位面对着他排成一圈一圈的，大约有百把个人。主持会议的人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至少是说了开会的目的，于是请大家发言。有人表示同意《人民日报》的观点，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号召，但是当时还没有把调子唱得像后来那么高。也有人发表相反或不同的观点，对运动提出批评或疑虑。我本来没有什么准备，但是听着、听着忍不住了，举手发言。我大概是在团支部大会上讲话惯了，一说起来就很多很长。我不知道会上有没有纪录，后来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入了我的档案，反正说完了以后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具体说的话不记得了。不过对自己主要发表的观点还有一个印象，大致如下：
我认为绝大部分热烈鸣放甚至说了些“出格”言论的学生都是思想纯真的，不是什么有阶级仇恨的“反动分子”。过去长期以来政治教育太多简单灌输，把人的思想束缚得紧紧的，只会人云亦云，不会自己动脑筋。这样塑造出来的下一代会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吗？我认为这次开始“鸣放”的时候形势很好，大家开始动脑筋了。我看极少有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但是许多人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在思考实行社会主义中出现的问题 ，真正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人关心我们的国家，敢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有什么不好？有的观点不全面或者不正确，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辩论，辩论清楚了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更深刻了。学校里有些所谓“卫道士”不是这样辩论，而是老一套的简单粗暴，想一下子把人家压下去，不许独立思考，不许说真话，这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有些人看似“立场坚定，忠心耿耿”，实际上是在给党帮倒忙。一些只会歌功颂德，唯唯诺诺，或为了表现自己“坚定”而肆意打击说真话者的人，不一定是忠诚老实的人。我总的一个观点是对“反右运动”这样搞下去的后果深深忧虑。我说这场斗争在广大学生中并不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得人心。
听了一些发言以后胡耀邦讲话了。初进北大不久，我参加过在人民大学露天召开的一次大学青年团干部大会，听了胡耀邦的报告，他，矮瘦个子，但看来精神旺盛，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一起劲时就站起来，又坐下去，又站起来。那次他说的别的我不记得，特别记得他说他四十来岁了，两年前从川北行署调到团中央来工作感到压力很大，常常失眠等等。这次见他还是那个样子，他耐心听了大家的发言，然后谈谈他的观点。他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时《人民日报》上说的那些观点。记得特别强调了这是一场思想政治战线上和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更突出的一点是分析了大学生的状况，认为不能把大学生太天真地看成“一张白纸”，他们许多人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没有改造好就会站在自己家庭的剥削阶级立场上，反抗社会主义改造。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猖狂起来，会酿成匈牙利那样的事件。这些话不久前《人民日报》上也有过了，主要是发动群众对右派分子要坚决斗争，不能手软。特别是对学生中的“右派”，不要因为他们是年轻人就以好心肠去揣度他们，原谅他们。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狼子野心”。
显然，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发表的这些观点，和我们许多人的所见所想是很不相同的，他没有听进，而且驳回了我这样的意见。我感到很失望，我认为自己这些想法是符合实际的，看问题的观点是对的。希望中央领导了解情况之后能够正确地指导这个运动，及时扭转偏向。胡耀邦听了会上一些不同意见以后还是坚持着报纸上宣传的那个调子，这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马上写了一张字条递到主席台上去，字条的大意是：我听了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不同意他的许多看法，我请求给我时间再次发言。递了条子以后我就急切注意着上面的动静，我见到主席台上的人是看了我的字条的，但是胡耀邦的讲话结束后就宣布散会，没有再留时间给学生代表发言了。
后来胡耀邦在为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迫害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平反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做这件事还是要拿出相当大的勇气和决心的。他身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那个群体中，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才体会到“极左”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平白受冤枉是怎么回事；专门靠打击别人过日子的那种人是些什么东西。我想这个时候他也应该懂得了这个国家应该容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不能盲从任何少数人。他由于在处理八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软弱无力而失去那些自己刚被“平反解放”不久的中共元老门的信任，邓小平也可能是“挥泪斩马谡”叫他靠边站了。但是他也和任何一个党的高层干部一样从来没有发表过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公开、明确的评论（但是在一个电视台访谈节目里听到他的儿子说他私下对此曾有所反思）。
3、被逼上一场痛苦的自我否定
江隆基副校长宣布学期考试和暑假推迟，继续搞运动。运动深入了，有些人首批在全校范围被宣布开除团籍；停止一些人的团干部职务；改组或取消几个团支部，其中包括气象专业三年级支部。
我们班的一位党员和几位积极争取入党的骨干已经在班内布置“反右”，还有几个被认为“表现比较好”的人也被吸收参加，内情我一概不知。他们找过我谈话，说我犯了严重错误，要认真检查和交待自己在整风反右中的言行。起先的过程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谈话的时候还继续向他们发表我的看法。于是大概上面专门找了一个党员来“帮助”我认识错误，他是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吴自勤。年纪大约在二十五、六岁以上，微黑，瘦脸，发际高得近乎半秃，戴眼镜。说话态度非常严肃、生涩，也许是承担了这个任务在我面前特别成了这个样子。
第一次见面好像还没有把我的问题说得特别严重，说我犯了错误，替右派分子开脱和张目。要好好深刻检查，认识了错误及时转变立场，轻装上阵，积极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我知道我自己的认识现在和党报上、党的文件上的观点大有距离。一下子要想通太难，但我对组织上派下来和我谈话的人是披肝沥胆坦诚相见的。就像我写“入党报告”那时一样，把我对种种有关问题的想法和盘托出。第一次谈话后他指出我太不虚心，还在自以为是，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我努力去“认识了一些错误”，主要是对社会上一些“大右派”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葛佩绮等，报纸上说他们野心勃勃要和党平分天下；他们要让资本家继续剥削；他们疯狂叫嚣“杀共产党员”。过去我不知道国内阶级斗争还有这么凶险。学校里的“鸣放”大字报难免也有极少数居心叵测的，我以前对这个缺乏认识。我给《中国青年》写的未发表的那篇文章、在校园里写的“中字报”、在胡耀邦座谈会上的发言，认识上都可能有些右倾，把少数坏人也辩护进去了。
吴自勤“指出”我的认识太肤浅了，没有从立场上去分析。这就叫我想不通了，他叫我好好想了再去找他。如此者好几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到了他的宿舍，他们研究生两个人一间，但里面乱糟糟的，他正在宿舍里吃早饭。稀饭馒头，菜是几片干咸鱼，他一边听我“汇报思想”，一边用筷子使劲戳那干咸鱼。我那时心情说不出的别扭，总觉着他那副生硬的样子就像那干咸鱼一模一样。
他不是我们班上的人，当然对我的情况都是从颜景容她们那里听来的，他们一定常常在研究我的思想动态，决定每一次要和我谈些什么。有一次重要的谈话是约我到未名湖南边堤埂下，吴自勤开始对我宣称：“你还不知道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你已经站在右派的立场上了！”。我说你这话怎么理解？站在右派立场上，那我和党就是敌对的了，那我差不多也是右派分子了！他说这个问题你自己好好去想，你已经站在右派立场这是肯定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区别对待你，没有给你戴这个帽子。
我觉得我自己是无法想了，我的脑子在这种问题上已经派不上用场了。那么多年，我那么热情的拥护共产党，那么诚心诚意认真去钻研马列主义论著，把实现共产主义当作人生目的。虽然我热爱科学，还是不惜把大量时间用在青年团的工作上，团结教育周围团员和同学，也尽力帮助教育我的家庭亲人拥护共产党。后来我看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党的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我认为这些是不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这样搞下去不伦不类很危险，所以我才不顾任何个人得失大胆发表我自己的看法，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我还坚持着一个青年团干部的组织性，有意见总是向上提，在校园“鸣放”中没有写大字报，没有去诉诸群众、煽动群众情绪。现在说我是站在党的敌人右派分子的立场上帮助他们向党进攻，这是从哪里说起？我告诉他这个话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怎么去想也想不通。
“反右”开始后有一张大字报（写大字报的这个人后来无疑也成了右派分子）说了他对划分“左、中、右”的独特看法，我心里也是同他一样想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推动历史进步的是左派。那么在这次运动中，先知先觉挺身而出，帮助党摆脱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长期小农经济和封建传统的影响，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使社会主义能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左派；那些感觉迟钝，循着早已形成的不正常的老习惯思维，或者胆小怕事持观望态度的人是中间派；极少数确实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趁这次运动浑水摸鱼想颠覆现社会的人，以及心术不正，抓住难得机会，为了表现自己“在大风大浪中立场坚定”，当别人在那里批评党的缺点错误的时候却拼命歌功颂德。自己不说真话也不许别人说真话，明知故犯地去冤枉好人，这样的人是传统意义上的“奸佞”，也是在危害党的事业。这两种人看起来站在两个极端，但都可以说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右派”。
在吴自勤“帮助”我认识错误的几次谈话中给我灌输了一些重要的思维逻辑，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1、正因为你的思想感情还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所以你感觉不到自己站在哪里了。而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你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你首先必须把立场端正过来看自己。
2、你要想想你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城市里直到那时没有正式和严格给大多数人划分过阶级成分，不过因为爸爸当过公司经理，还有过私人三轮车等，我一直认为他就是资产阶级，平时对人是这样说的，我在所有的表格里都是这样填的，不过后来“四清”结束以后他的单位给他正式定为“职员”成分），过的是那样的生活，受的是那样的教育，你的思想感情就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看问题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文艺欣赏，劳动人民喜欢的你就不喜欢，所以你攻击党的文艺方针，诬蔑贬低解放后的文艺工作成就。劳动人民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党和毛主席说的话、作的事他们都是衷心拥护，丝毫不会怀疑。而你却认为这是“盲从”，要离开党的教导去做什么“独立思考”，这都是因为你对劳动人民、对党缺乏感情。必须从这些方面去深刻检查认识。
3、个人主义，包括个人英雄主义往往是一个人走向反党的思想根源。你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狂妄到要来对党指指点点，简直是要想来“改造党”，这都是因为你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到极点的结果。所以你必须从大事、小事，甚至平时的一点一滴去挖掘自己的个人主义动机，老老实实彻底否定过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
这些“帮助启发”给我以很大的震动，这样的话以前也似曾耳熟，但联系到自己从来未曾这样想过。现在我面临的任务是要彻底否定自己，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从小懂事以来，我以为自己善于科学、逻辑地思考，也比较有悟性。我接受“进步思想”比同龄的人早也和这个有关。我拥护共产党一来是因为对比了解放前后的事实；二来是膺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最符合人类正义和人道的。至于国际共运中出问题直到校园里整风大鸣大放期间我原以为我所作一切的立场是正确和理性的。现在党教导给我的这一套逻辑使我完全迷惘了。只要阶级感情不对头，一切根据事实的科学的、理性的思维都不管用。这样一来，对于一切是非不能再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辨了，首先要做的是彻底否定自己，然后才能带着别人的（据说是劳动人民的）感情、用别人的观点来认识。这之间要跨过一道神圣的、深不可测的“阶级感情”鸿沟，怎么起步呢？运动中已经提出要把右派份子“彻底搞臭”，要想跨过这道鸿沟去认识错误，那就要在自己心里先把自己彻底搞臭，一定要弄到自己觉得自己臭不可闻，这才是感情转变的开始。
要接受这套逻辑是极其别扭的，如果我本来就不相信共产党，那么我根本就不屑去理这一套。可是偏偏我还是在总体上相信我崇敬了多年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那时我无非好像一个人进入了青春期，看得到自己的爹娘也有不好、不对的地方，产生了逆反心理，不再一味顺从，而要对看不惯的东西抗争。但到了关键时候不会真的想离开这个家，在这个班上我入团最早，颜景容这个党员也没有我入团早，吴自勤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现在人家指出我的出身不好，大喝一声：“你站到党的敌人立场上去了！”，所以我震撼，我得认真想，努力按照上面说的这些逻辑路子去想。这时候收到上海中学时期好朋友朱海琪从苏联的来信，说她不大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是看了《中国青年》上我的文章，也看了批判我的文章，她认为我是错的，批判我的人是对的。我一定要好好深刻检查，认识和改正错误“做党的好儿子”（这是我们离开上中前夕的誓言）。
于是我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写检查交待。“交待”容易，我做的事都是公开的，几篇文章，给中央和《人民日报》的信，都在那里。有的没有在报刊上公开登出来，我自己也没有留底，但我想组织上找得到，不知道他们去调看了没有。我只知道在一次批判我的会上杨远驰念了我那篇没有发表的，给《中国青年》写的第二篇文章原稿，那一定是他们向编辑部要来的。我应该始终站在批判的立场来交待我的言论，但是写着、写着总好像还是在阐述自己的“反动观点”，在那里“继续放毒”。我想要“认识深刻”一些，但是笔上总不听使唤，因为我从来没有养成说违心话的习惯。每次写了都不行，怎么办呢？他们叫我还是要狠狠去挖思想根源，交待和批判的范围就要从小时候开始，不能想到好的，只能想到坏的。
解放前我家里的生活是相对优裕的。虽然这没有妨碍我解放前痛恨国民党的腐败，解放后真心进步，但是应该想到我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有距离，所以遇到这些年的复杂情况就经不起考验了。我说中国对毛主席有个人崇拜，大概就是因为我的无产阶级感情不够。认不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因为自己在文艺路线上和他思想共鸣，根源也许是受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太多，看了太多的资产阶级小说和好莱坞电影。不过我还是参不透，比如说，难道以劳动人民的感情就喜欢专制不喜欢民主，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就喜欢盲从不喜欢独立思考吗？这些只好留待以后阶级感情转变过来慢慢去体会了。
光是查阶级感情似乎还不足以看清自己有多么“臭”，一定要从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方面去揭露自己内心的“丑恶”。从小去回忆，我在哪些事情上表现了自私自利。那当然可以找得出一些事情来，甚至包括小时候嘴巴馋了，趁大人不在，偷着用茶匙去舀桂圆肉、乐口福麦乳精或干奶粉吃；为了合作集邮中的争执和小朋友打架；这样那样的事对别人产生过妒忌心；解放初第一学期爸爸公司由于老板卷逃而解散，家里经济较为困难，爸爸故意换上一件最朴素的布长衫，和我一起去见清心中学教务主任“老黄牛”，请求减免学费；特别是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的时候，我听了爸爸的“劝说”以后一度彷徨，后来采取折中，同意了他关于选报海军以便可以“学到技术”的意见。凡这些有个人主义之嫌的事例一古脑儿统统翻出来了，唯恐有一点遗漏。至于许多牺牲自己意愿服从国家需要；牺牲自己大量的最紧要的学习时间投入团支部工作；自己一贯勤俭刻苦却把全部积攒的零用钱给了困难的华侨同学等等都应该忘记掉，那不过是党的教育的结果，并不代表我的“阶级本性”。
我感到我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因为从小表现聪明，常常受到长辈亲友的夸赞就产生一种优越感。看戏、看电影、看章回小说就幻想自己成为英俊而文武双全的插旗扎靠的将军、黄天霸那样的豪侠、潇洒的打双枪的美国牛仔英雄和剑术高超漂亮的罗宾汉式的侠客。相反地，解放后对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罗盛教这些无产阶级战斗英雄和王崇伦、郝建秀、、马恒昌、马学礼这些劳动模范倒没有产生多大的热情，原因在于前者是充分炫耀个人的，后者是自己平凡朴素而一切献给人民的，说明在我内心深处还是把个人放在第一。检查到自己从高中以来暗地里还滋长起一个“巨大野心”，要像爱因斯坦那样穷究宇宙物质世界的终极奥秘，考大学不愿意读实用的工科专业，脱离国家和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后来服从分配学气象也带着一些勉强。我还检查自己做团的工作也常常夹杂着出风头、显能干的冲动。最后，近年作为一个党培养起来的年轻学生竟狂妄到对国际共运和党中央的事情也要“独立思考”、指手划脚 （虽然想到毛主席不也是在学生时代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吗？但毕竟他是毛主席），于是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直接导致我“站到了右派分子的立场”，配合他们向党进攻。
虽然在作这一套检讨的时候内心里确实是疙疙瘩瘩的，但那时我还并非百分之百的只是违心屈从，仅仅为了“过关”。我的确想接受组织的帮助，真心尝试循着这条轨道去思考，改变一下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经过反复这样去“认识”，这样去写检查，在炎热的夏日一个人关在宿舍里整天用那些严酷、生硬、粗粝的政治词语千百转地研磨着自己的神经，把自己痛骂够了，我真的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自信和自尊，确实开始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如果硬要说我就是反动，那我倒是在以后很多年都没有“认识过来”。可以说一直到后来充分看到了社会和党内的复杂，看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愚蠢、肮脏、险恶以及社会腐败的历程，我才感觉到自己后来的思想逐渐变得比那些“走资派”的公开言论还要“反动”一些。但我还是认为我的思想并不比我听到的许多人的私下言论更反动。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忍不住去反驳一些对共产党和政府不实事求是的过头指责。直到今天当我知道许多中国人早已只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作有口无心的念经的时候，我却没有想把它丢得一干二净。我认为人类近代史上从这个运动的始肇直到上世纪末它大范围崩解的整个历程中，仍旧沉淀出不少有补于后世的财富。这个运动充满着理性与愚昧、至善与暴虐、热情与冷酷、英勇与奴性、纯洁与肮脏、献身与贪婪、建设与破坏、创造与因循、勤奋与懒惰的种种极端矛盾。将来不管走过什么样的一条路径，它的那些曾经确实放射过光辉的积极的方面也许可以渗透进资本主义框架内，成为防止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的抗体。当然如果它的那些消极方面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则将结成最恶性的怪胎。
我还坚持认为不管拖延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惯性有多大，内部腐败的现实发展有多可怕，还是得在现政权下艰苦摸索前进。必须避免导致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难以收拾的动乱，不然这一两代中国人遭的殃就大了。
还是回过头来说那时候，那时候我的自信第一次垮了，原因当然不仅是吴自勤那些话，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原因是毛主席营造起来的雷霆万钧的舆论环境和他领导的革命队伍里形成的一整套政治思想斗争的“攻心艺术”。不过上述这些东西能够奏效的“内因”是我还相信共产党。组织上一方面坚持着我一下子接受不了的“你已经堕落到右派分子立场”的断言，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要我自己“认识上去”，以便我自己公开承认。为此，吴自勤等又一方面“交代政策”，说我虽然在立场上与右派无异，但程度上还有区别，所以没有像对学校里那些最猖狂的谭天荣等等以及我们班上的樊启祥那样给我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但是还要看我认识错误自我改造的态度如何。
另一方面他们还找了“专家”来说服我，联系了一位教师和我专题谈话。我忘了他的名字以及他是教什么课程的，只记得他是中年人，解放前的老党员，也有学问。我前面说过有人对我说他自己进了北大校园以后深感这里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这个人就是他。他住在燕南园，约我去他家里谈，从那时眼光看来，他家的客厅还比较精致。他和我谈的主题是在文艺思想方面我的错误在哪里。其中有一点我的印象比较深，而且信服他的话。他针对我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说解放后我国产生的文艺作品的深刻和感染力无法和外国的以及中国解放前的文艺作品相比，他说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制造出大量的文艺作品，但能够长期流传下来的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筛选下来的少数最优秀的精华，大多数水平低下的粗制滥造的都已被淘汰掉，你也看不到它们了。新中国建立不到十年，怎么能要求都能达到经典的水平呢？我觉得这话还算有点道理。
还有关于民主的问题，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龚育之写的长篇文章，是我在人民日报诸多文章中难得见到的细致讲道理的文章。他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实际的运行绝不是一些人主观设想的那么理想，存在太多的虚假 ，金钱在其中起了决定作用，因此最终是对富人、对大资本家有利的，所以叫做“资产阶级民主”。我觉得这些话也比较有事实、有道理。
其实我是很虚心的，只要听到看到有说服力的论据，我都如获至宝，我是愿意说服自己，认识错误，争取和党一致。但我发现这种一致常常可望而不可及，许多问题仔细想想还是不能完全想通。我自己的结论正如吴自勤对我说的：“你要想脱胎换骨的改造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我只有以带罪之身作长期打算了。党对我第一步“改造”的成果就是在我身上注入了灰心丧气的“原罪”感。
特别滑稽的是，我这些年苦苦思索然后大声疾呼，竭力要维护的是独立思想的自由，最鄙夷的是麻木盲从，愚昧迷信，充当精神上的奴隶。而结尾却被引导着，鞭策着，调动起自己的努力，使劲往这个可怕的，已经有许多人进去过的模子里钻。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