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学校我是一个好学生
我十二岁时考上了北京女五中（后更名北京六十三中）。我认为自己有很多爱好。也许受大哥的影响，尤其喜欢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可以背许多东西。从“吾日三省吾身”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老师让背的，不让背的，自己觉得美的一律背。进而也喜欢上历史课，小学时自己就读了《东周列国的故事》。而且我画的地理暗射地图，让当时的黄菊秋老师拿到各个班去传阅，是当然的“样板”。无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还是世界地理，中国地理我都很感兴趣。初一第一个学年我便得了北京市颁发的“中学生学习优良奖章”。各科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全年级十个教学班，怎么也得有四五百学生，只有三四个学生获得了此项殊荣，真正地百里挑一，开学典礼时由校长亲自颁奖。当时，我由衷地高兴，感到无比地自豪。
实际上，我承认我没有太用功，学习不是很努力。因为整个初中阶段我迷上了女子体操。平衡木，高低杠，垫上运动自由体操等等。放学以后和三五个同学相约，从器材室中抬出垫子倒立，前翻，后翻，下桥，开叉……天黑了，玩够了再回家。甚至连下课十分钟也跑去打乒乓球，没有球拍就用植物书精包装的硬书皮当拍子大打，板羽球，羽毛球……可以说拿起什么玩什么，玩什么都上瘾。双杠，单杠也玩不够。整个一个玩疯了，玩傻了。总归父亲还有实力，初一就给我买了自行车，上下学骑车省下来的时间全玩了，还是“玩”不够。
我只是上课时“专心致志”，不论几何，代数，上自习时三下五除二便可完成。这时的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间，回到家吃完晚饭，我和二姐一起洗碗，沏茶，灌暖壶之后就算完成任务了。干完家务就把自己关进房间，说是“写功课”。实际是自己自由的时间。我喜欢看书，《水浒》，《三国》都是这段时间看的。我还喜欢绘画，母亲也支持，她绣的袜底的草图都是我画的，她喜欢荷花，梅花，菊花，小鸟，牡丹。实际我画得很不精致，但总比母亲画得好看。妈还喜欢古代仕女，嫦娥奔月，王昭君……在这点上，母亲表现出她的另一面，她很巧，一般的针线活，女红都难不住她，可以说样样精通。一看就会，式样尺寸无不适合。当然每当美术课时，我也很认真。对美术老师很崇拜，在王稼骏老师的水墨画中，懂得了中国画所谓的“浓墨淡彩”，萧剑秋老师的基础课里的从单线平涂，到后来的静物写生和素描。我想，当时的学校教育比现在要全面，细致得多，一个人的审美观是很重要的，美育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也喜欢习作。一般作文课连续两课时，别人第一节课打草稿，第二节课誊清。我是第一节课“瞎玩儿”，第二节课拿起笔来“一气呵成”。可长可短，决不拖拉，立时交卷，跑出教室，马上去玩。就这样，我在全校征文比赛中还得了一等奖。语文林心慧老师还再三声明，这篇习作是学生完全独立完成的，她不知道我投了稿，更没有给过我任何指导或修改。我投过稿之后，过了很长时间也没听见什么消息，直到结业式上颁奖叫到我的名字，我还懵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这便是我无忧无虑的初中的日子。相比较现在初中学生，他们的生活无味而苍白，我的少年时代还留下了不少美丽的回忆。这一点，我是知足的。
初中时，我们正赶上第一次教改。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施行苏化教育。初中开了“金木工”课，学校建立了劳动车间。我用刨子，用锯都是这时学会的。学校学生的自行车牌，小书架，小板凳都是我们的产品。从用锯下料，刨平，组装到打光，上漆我都做过，整个流程力求完美。直到今年，已经是五十六年后了，我和初中同学在龙潭湖聚会，大家回忆起小时候的这一幕，张宝华，王玉琴还夸我当时“刨工”的水平全班第一名，男同学也比不上。大哥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具体的帮助和指导，大哥对什么技术都很钻研。记得有一次学校办“勤工俭学成果展览会”，大哥出主意，用父亲喝过酒的瓷瓶，让我做了一盏台灯。酒瓶的造型很好，瓷是好瓷，上面还有精制的花卉。大哥教我做了一张弓，弓子上用滚珠轴承套上让它可以转动，下面放上砂轮上的金刚砂增加研磨效果，硬是把瓷瓶底儿给钻了一个洞，进一步指导我安上导管，导线，卡口，用粗铁丝做架子，制成了灯罩。说实话，我做的台灯还挺精致的，不仅我自己当时很有成就感，很自豪，老师，同学们也交口称赞。这盏台灯我一直使用，放在我的书桌上。直至文化大革命抄家。不仅如此，书桌上还有我自制的书架，书档等等一应俱全，都是很实用的东西。
二、在家里我是一个本分的乖乖女
从十来岁开始，每年假期母亲都让我们学习女红，做针线活。初中时，妈还经常让我穿二哥没穿破的男孩子的衣服。新的罩衣，罩裤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学着做的。缭贴边，盘扣袢儿，锁扣眼儿……妈一点一点地教我，做得不好就拆了重新来，这一点上，妈还是有耐心的，不清楚的也可以再问，妈也是讲理的。我有花绷子，小学时做手工就绣过枕头套，手绢。我有各种颜色的丝线，学过十字绣，在衬衫的领子上绣上花边……用钩针钩书包，钱包。当年，没有化纤，没有“尼龙”袜，人们的袜子都是棉线的，一双新袜子很快就破了，怎么办？因此，补袜子是一项经常性的家务活。然而，因为袜子是不规则形，补袜子不是一件容易做的针线活儿，必须得用“袜板儿”。“袜板儿”是用木头做的像人的脚一样大小的补袜子用的工具。我很小的时候就学补袜子，让妈给我买袜板儿，这方面只要有要求提出来，母亲一般是不拒绝的，到土地庙都给置办的齐齐全全。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
记得，每个星期天，妈都让我们洗澡，洗衣服，整理内务。比如，手绢、口罩、书包所有的东西都要弄干净、整齐。鞋都要刷洗干净，甚至连鞋底边都要用“大白”（白垩）给抹白了，让人看上去黑白分明，跟新的一样。妈说：“鞋很重要，没鞋穷半截”，她认为出了家门，一个人的仪表是人的脸面。总要求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头发要梳整齐，脸、脖子、耳朵要洗干净，可以说我们从来没穿过露脚趾的袜子和鞋。衣服旧的不怕，但洗得干净，补得整齐。一个人的脸面就是人的“自尊”。妈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脸都不要了，活着还有什么劲？”“人要脸，树要皮”。因此，每个孩子都有很强的“自尊心”，绝不会不识时务，看不出“眉眼高低”。这一点，母亲的教育是正确的，让我们受益匪浅。
首先，我从小就知道一切都要自己努力去做，亲力亲为。不论别人怎么说，自己不可以看不起自己，不可以轻易开口求人，让别人伸手帮忙，养成了不轻易服输的性格。兄弟姐妹个个都要脸要面，没有一个是死皮赖脸，二皮脸，没有自尊心的人。妈认为“体面”而“不下作”、“不下贱”是最起码的准则。其次，所谓“艺不压身”，多会一种技能，多明白一件事物的始末缘由是难得的生活积累。哥哥们很小的时候放了假，都要去厂房里跟师傅学徒，而且正式拜师学艺。到机器房里去学车，镗，铣，刨，钳各种工艺，所以他们都心灵手巧。文化大革命被整，被斗的时候，是他们的技术救了命，至少在艰难的环境中，凭借技术改善了“生存”条件。两个哥哥都是技术型人才，大哥基本上看什么，想一想就能仿制，钳工尤其突出。二哥学工科，最后，在万人大厂由设计科科长作到总工程师，曾到过外地以及日本交流，当仁不让地也是他行业之中的佼佼者。我自己结婚后，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十分拮据，穿衣服也是自己做，小孩子的衣服更是如此。
实际上，母亲给我们开发了不同的领域，培养了我们“求知”探索的欲望，完成一件工作有始有终、善始善终的耐心和毅力。精益求精不断完善自我，追求“完美”的人生标准。如果说在生活上，我还能应付自如，这点生活上的“本事”，全是妈手把手地教给我的。当然这是作为女人，持家理物、为人妻、为人母最最起码职责。
另外，我和二姐，后来还有小妹，每年夏天都要衲鞋底，全家人每年大约要穿二十多双，近三十双鞋。而这所有鞋的鞋底子，鞋帮子都由家人一起做。平时，母亲一得着空儿，她就把穿破的旧衣服扯成布片，用案板打成袼褙，在太阳下晒干，再粘在一起粘成鞋底子，储备起来。她在闲暇时，还用拨锤儿打麻绳。到山货店买回熟好的麻，下雨时，天气潮湿，麻会很柔韧，妈就打麻绳，一缕一缕地很匀很韧，打好麻绳以备我们使用。
一放暑假，这一切早就准备就绪了。母亲给每一个人分配任务，二姐任务最重，父亲，二哥的大鞋底子归她。母亲，妹妹，我自己的小些的鞋底归我。棉鞋的，单鞋的都有。每天一起床就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钟，要开始做晚饭时完活。一天要纳一只鞋底，平均每个暑假要纳十双也就是二十只鞋底。大半个暑假就是这么度过的。每当纳完了，母亲脸上露出了些许的笑容，我们才有机会去看一场电影。
即便如此，我仍存留了一些美好的回忆。
纳鞋底的主要工具是“夹板”。现在的孩子没人能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夹板”要用两块宽约十公分，厚约一点五公分的木板让木工做成“A”字型，下面用麻绳捆扎，可松可紧。把粘好的鞋底夹在“A”字的顶角上。另外的工具是“力提（读di平声）棍儿”是一根不足八九公分长的，光滑，结实的小棍儿，为什么我写“提”，是因为麻绳穿过鞋底如果要用手“提”过来是很费劲的，用棍儿套上再“递”到底子的另一面，用棍儿“提”来“提”去就又快又省力了。其他当然还有锥子和大针了。这样的工具妈不仅让表哥（叫孟繁盛，模型工。是大姑妈的儿子）备了一份，还备了两份。几乎天天不到八点，吃过早点之后，二姐和我便开始了，先圈边儿，再开始纳。这些物件现在都是“古物”了。这情景，也许在大栅栏“内联升鞋店”看店中的铜塑，看鞋业发展的历史图片和古物时能见到。我家的夹板也在文化革命中被红卫兵烧火做饭了，抄家后，我家院子曾做过红卫兵食堂。二姐和我都爱看小说，吃过中饭，我把门道喷水，清扫，便要继续我们的工作了。借着门道的穿堂风，一点儿也不热，每个人一个可以盘腿用的夹板的大板凳，盘膝而坐，用锥子扎，用针投，背面用手摸针眼儿，用锥再扎，再用针投过来，用“力提棍儿”拉，提紧、完成一个针裾。不间歇，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摸不到针眼儿”就得左顾右盼，来回看—脖子很累的，要不了一会儿就会眼花脖子酸了。扎不准，扎不匀，排列不整齐不美观，“纳”不结实，母亲这一关是通不过的，弄不好要挨一顿臭骂。就是这样，吃过中饭我与二姐洗过碗，大家落坐开始工作，妈也“视察”过，回卧室午睡了。我们就各自从板凳下拿出书来看。很多书我都是这样看的，当时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段时间，我看的大多都是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诸如“金粉世家”“人海微澜”“啼笑姻缘”“京华烟云”之类，也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像“白眉毛徐良”“说唐”“三侠五义”等等。当时觉得特别好玩儿，一到午后两点左右，听到母亲起床上厕所了，赶紧收拾起来，给母亲放好藤躺椅，泡上茶。然后乖乖地，专心地纳起来。自然是估计自己到时能完工，就多看一会儿小说，如果有大半只鞋底，晚饭前纳不完，是不敢多费时间看书的。有意思的是，我与二姐谁也不说，各自守着各自的“沉默”，只是母亲不知道便了。
时至当时，父亲的工厂已经公私合营，他在“北京钢厂”工作。此时还担任“北京市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负责仲裁一些生产质量，劳资纠纷方面的事情，因此“政协”“工商联”的人经常到我家来，当然这些机构的家属委员们也常到我家来做客。“义利食品公司”私方经理的夫人，“瑞蚨祥”“同仁堂”的内掌柜便是母亲的座上客。母亲固然不自卑，但因为不识字，也很难与一些“洋太太们”为伍，她认为居家过日子没有“闲功夫”去接待他们。可三年的监禁教会了她去“顺应形势”，学会了去违心地“应酬”“敷衍”。这些太太们来邀母亲走出去参加社会活动。他们见我家还纳鞋底，自家做布鞋都十分惊奇，还说妈教子有方。母亲趁势说孩子多，家务活多，“出”不去。
三、童稚——认知——什么是政治？
在学校里，各科老师都认为我是一个守规矩，，爱学习，善解人意的学生。在家里，我也是一个听话，懂礼，顺从的本分女孩。总之，应该做的我都努力做好了。除此之外，我便是一个稚气，心无旁骛，传统的，不谙世事的十一，二岁的孩子。
初中阶段是我走入社会的起点。渐渐地，我明白了在学校，只读好书，尊敬老师，与同学友爱相处行不通。在家中，只是不顶嘴不惹事，唯母亲之所行也不行。这中间的“平衡”是一道很难解的一道题目。
下面的几件事可以说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有一定的影响。
以前，每逢国庆节，劳动节都有盛大游行。六十三中学的学生多是参加“文艺大军”的演出。化上妆，穿民族服装，在行进中跳民族舞蹈。这样的活动，老师不找我了，——为什么？现在明白了。——出身不好。想当年，一九五四年，我在全校少先队员中，尽管只挑两三人，便可以去天安门广场国庆观礼，简直是无比荣耀。一九五五年，我还以全校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名誉出席宣武区少先队积极分子大会，记得当时大会十分隆重，在白纸坊“五四一”工厂大礼堂举行，包括中学，小学几百名代表参加。现在看来也应该是幸运之至，老天的眷顾。这也应该是我童年回顾中，最最露脸，最最亮丽的一抹色彩。然而，时至一九五七年，这一切都不行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学校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谓之“四大”方针）放学以后，学生留在教室里，让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只记得天黑了也不放学，在教室里背靠背，“编写”大字报，十几岁的孩子知道什么？但这也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我们班的班长叫富柱国，他似乎比我们年长了许多，印象中他字写得很漂亮，个子在男同学中算高的，人很少年老成，学习也很好。只是突然他不来上学了，听说是他家有问题，大概是“右派”，一家人都被“流放”到偏远地区了。真是墙倒众人推，渐渐地传出了消息，说他贪污了班费，又有“流氓”行为等等。那时的班费总共有多少？每学期每人顶多交一角钱，过完新年还能剩下多少？总之，这件事在学生中引起了一阵骚乱与惶恐。
“三面红旗”是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就是跟在“反右斗争”后面的运动。
当时，河北徐水县成立了“人民公社”。记得一个周末，礼拜五就放学了。因为所有老师都到徐水县去参观刚刚成立的人民公社了。农村由生产合作社转型到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大步”。为什么叫“公社”据说是从法国“巴黎公社”引申而来，还是毛主席最后拍的板。老师们星期一回来之后，给全体学生做了详细的报告。全村的人都叫“社员”了，只是地富分子排除在外。各家的妇女都被“解放”了，他们都和男人一样，男女同工同酬，一律平等，下地参加劳动，不再围着“三台”——锅台，磨台，炕台转了。每个人都在“生产队”出工，记工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体现。家家不用开伙做饭，一律到“公共食堂”用餐。给人的印象是——哇！时代大转变了。实际上当时的理解，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中共八大党章明确指出“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是继续消灭私有制的残余。”农民的自留地被没收了，房前屋后的果树也归生产队所有，城镇的个体经营一概组织起来成了“合作社”，真的到了“吃饭不花钱”的“共产主义”时代了。人们一下子“明白”了很多“新名词”“新事物”。例如“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总之，只等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高级’分配原则的实现了。要彻底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实现两个“决裂”：与私有制决裂，与私有观念决裂。
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至。以往邻居进入我家的机会不多，母亲不善与人交往。可是，一经“人民公社化”让所有“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母亲辞退了我家的佣人。因为剥削别人劳动力的事儿不再是合法的了。所有的家务都以母亲为主力，二姐，小妹和我分担，清扫，洗菜，发面，打下手的一系列活儿，能上手帮忙的大家一齐干。早晨起床后，二姐擦地板，我擦桌子，刷茶碗，茶壶。一切都整整齐齐，窗明几净了才能出发上学。下学后，洗菜，切菜，放桌子摆餐具，吃完饭洗碗，喂猫，灌暖壶，沏茶……一概完全收拾妥当后才可以开始写作业。不过，这一切我与二姐似乎还应付得不错。
更有甚者，街道干部接二连三地找母亲谈话，再三地到我家来，一会儿让从小就裹足“三寸金莲”的母亲出去上班，一会儿要在我家开街道食堂，因为我家厨房有大灶，有热水锅炉。被拒绝后，又来要求让我家把浴室对外开放，办成公共浴室，不分男女，街坊邻居到我家来洗澡。要不然，说我家有电视机，每晚让把电视弄到院子里，街坊邻居都可以看，以此来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总之，此起彼伏，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时间，是否忙着有活儿干，坐在那儿就是不走。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不可能有平静的日子，甚至没有私密可言。给人的感觉就是：到了“共产”的时代了，一切私人财产没有什么“界线”就可以成为“大众”所“共有”了。可谁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个样子？还不是凭一些人想象成是什么，便是什么了吧！甚至，有人故意乘势而发，或是“起哄架秧子”，或者就是要“从中渔利”也说不准。没准儿，这里面还有嫉妒，看别人的日子过得舒服，红眼了，就是想“插一棒子”搅和搅和。也许还可能有“官报私仇”的成分，可爹妈总是关着门过日子，从来不招是惹非，但是别人就是看你不顺眼……然而，不论来者何意，一律还得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应对，千方百计地接待这些“不速之客”。谁让你是“有产阶级”，谁让你是“资本家”呢！？资本家的生活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如果不一样是“不合理”的！！尽管资本家已经是“领工资”凭“本事”吃饭的劳动者也通不过！尽管资本家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也还是不行！！
迫于如此的背景环境，大姐结婚后又搬回家住了，带着她的婶婆住在了西屋。东屋让表哥孟繁盛住，北屋的卧室二哥二嫂住。于是我们与父母住在南屋。从此没有了客厅，餐厅，更没了浴室。尽管如此，我们这个院子仍然是街道积极分子重点“光顾”的对象。今天说的是你们家这么多花，落叶太多，有碍卫生，明天说你们家干嘛总插住门？干嘛不按铃就不开门？你们怕别人看见什么吧！如此的问题让人莫名其妙，又让人无所适从。实际这便是毫无缘由，不可思议的监视。
“大跃进”给我留下的记忆。
父亲很想得开，十分崇尚新鲜事物，新产品。可谓“能挣会花”。在“北京钢厂”也算得上一个“民主人士”。在大哥的怂恿下，由北钢开具了“特供”证明，我家很早（大概是一九五七年）就有一台前苏联产的二十一寸电视。这样，一家人都不出去，可以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听戏看电影。我想，没准儿这也是大人们自个儿找乐儿的一种办法。
五八年初春，一不小心，在大家关了灯看电视时，我一脚趟在了开水壶上。等脱下了鞋和袜子，右脚和膝盖以下的腿立时红肿了起来，疼痛得肌肉痉挛，哆嗦个不停。脚面和小腿都起了水泡，水疱和水疱很快地连成一片……这次烫伤着实不轻。正因为如此，我下不了床，走不了路，有将近两个月没有上学。
在此期间，我只好自己在家自学。很自豪地说我在家做的几何，代数练习比在学校的同学做的都多。几何老师居泳谊常到我家来看电视，对我十分嘉许，说我是个好孩子。居老师也是二姐在女五中时的班主任，不知为什么真的与母亲还颇有来往，他们很对脾气。
在我请病假期间，学校组织了第一次师生下乡劳动。这是新的教育方针的要求，在此之前的学校里是没有“劳动课”的。这也应该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批参加劳动的师生。由于生病，我被留校参加“大炼钢铁”。
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当年总路线制定的全国总的钢产量。“全民大炼钢铁”便是为实现一零七零而掀起的“伟大群众运动”。市民家家捐献废锅烂铁，学生向学校交，到垃圾堆里捡，然后敲锣打鼓送到收集点。我曾经到现在“宣武艺园”一带的三庙街，老墙根胡同的垃圾山去“挖”废铁。用镐，铁锹刨出来的都是一些锈蚀殆尽的烂铁丝，铁锈。总之是赭石色类似铁的东西一概收集起来运回学校。在学校的操场上，挖了坑，垒起“小高炉”架上劈柴，一通地烧，把同学们交上的，挖来的，一通地“炼”在一起，炼成一块块的“钢”。炉火彻夜不灭，大家轮流值守，看护着炉火，不时地添加柴火的场面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晚秋，飒飒秋风吹遍操场，看火的人被炉火映红了脸，不当班的人躲在避风处昏昏欲睡……
我还记得这样一幅宣传画，在农村家家的烟囱没了变成了公社食堂的一个烟囱。在城市一个钢铁厂的烟囱，变成了像高粱地一样的一片小高炉的烟囱。殊不知，我们炼的这些“块状物”固然是没日没夜地“大干”“苦干”若干天的“胜利果实”，还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地运到北京钢厂，却直接送到废渣堆呢？大哥当时就是北钢第一炼钢车间的仓库主任，恐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有人说，群众运动嘛，就是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地原因恐怕是反正中国就是有的是人，有多得不能再多的人，有的是劳动力，不怕“劳民伤财”。
大部分同学都去乡下支援“秋收”，那一年，总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放卫星”这个地方，那个公社，接二连三地放“卫星”了。什么是“放卫星”？就是农业生产产量的空前突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千斤麦”“万斤稻”，当然指的是亩产量。连小孩子躺在稻子上都像床一样，掉不到地上，说是经过密植就可以达到这种水平，报纸上宣传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是所谓的“浮夸风”。真是大家都不怕说大话，“牛”吹得越大越好，好大喜功，管他是真还是假？当时的农业明明还在靠天吃饭，却说什么“人定胜天”。我因为脚烫伤没有下乡，可是作为一学生，在时代洪流推动下，十分渴望离开家，和同学们一起到地里去干活儿。同学们返京时，留校炼钢的同学去前门火车站迎接他们胜利凯旋。两部分同学见面，十分亲热，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见到水稻和长在地里的玉米，第一次打夜战，当然更是第一次“炼钢”，车站广场上一片欢呼雀跃……可不久就有人悄悄告诉我，张文彩犯错误了，在全班挨批判了，因为她偷了生产队的玉米。再看看张文彩，低着头，一脸的颓丧。张文彩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小姑娘。我十二岁，她年长我一岁。浓眉双眼皮，皮肤很白，梳着一对油黑油黑的大辫子，很长很长都能过了屁股。文彩和我很要好，事后我问过她“干嘛要拿棒子？”当然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劳动，一切都很新鲜，没见过。在掰玉米时她选了一个很小的，但又长得很整齐的玉米，想拿回家给妈妈看看。不幸的是她根本没有藏起来，反而“正大光明”地拿到驻地，天真地跟同学们如实讲述自己的想法，“更成熟的”孩子就打小报告给带队的老师，于是就开了批判会。一说是她干活“偷懒”娇气，另说她怕晒黑了皮肤，最严重的事是“偷”了玉米准备带回家。
老实说我和张文彩的想法没什么不一样，她所带回的玉米不值五分钱，城里有卖煮玉米的三分钱就能买一个，顶大顶好的也就五分钱一个。她是为她第一次下乡劳动所留的纪念。平时我有一支木箱，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念物”。小葫芦上面画着花，是我小学四年级时吴宝林送我的，她家生活特别困难，父亲是打小鼓买破烂的，被移民出北京，临行时送给我的纪念品。有大铜钱拴着的六角形玻璃球是宋玉英给我的，她爸爸也是一个换“取灯儿”的，还有菱角壳，用花丝线缠得端午的香囊“粽子”……总之，这只木箱就是我的百宝箱，也是我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是对小玩伴儿们美丽友谊的回忆，也包含着小伙伴的爸爸，妈妈们对我的关爱。这些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得一干二净，虽然说箱子里的东西没有什么金钱价值，没人知道它们带走了多少我的思念和不舍。张文彩的一棒玉米也不过如此而已，怎么能算“偷”呢！我这样想也许会被当成是小布尔乔亚的感情流露吧！谁让那是一个说风便是风，说雨便是雨的年代呢！
不得不说我们家的家教甚严。当然不能像刘兰芝一样地“笑不露齿，行不动裙”，可母亲对我们要求严格，在人前绝不可以大声喧哗，必须平心静气，进退有度，礼貌周全。总之，要有个“女孩儿”的样子。我家姊妹个个都是夹着尾巴，谨小慎微的。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了潜移默化的渐变过程，也可以说，张文彩赠给我了一个间接的经验吧！我比以前懂事了，比以前审慎了，也越发胆小了。原来我们还活在一个无形的“政治氛围”之中。
五、初中毕业了——什么是阶级成分？
什么是“家庭出身”？什么是“政治面目”恐怕只有中国的档案中才有的项目。初中这一群不足十五岁的孩子，就建立“档案”也许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实行。
当学校发“毕业生登记表”让我填写时，我问父亲我填什么出身，父亲没什么学问，他却很明白地告诉我，填“民族资产阶级”，他的政治面目填“民主建国会会员”。我问什么叫“民族资产阶级”？他说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旗上有五颗星，大星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分别象征我们国家的四个主要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国旗的含义。父亲的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好似还清晰可见。
公私合营时，父亲的不动产与固定资产数目在北京工商业界中是排在前面的。机器，厂房，设备，虽然再三压价，再三重新核算，公股代表签字时还核成四万八千八百元。父亲说这个数目只能抵上他财产的五分之一。因此被划定为“民族资产阶级”。父亲很积极，我指的是思想上的积极拥护共产党，很早他就加入了“民主建国会”，还事事走在别人的前面，事事想在北京同业公会中起带头作用，仅仅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公债他就购买了十数万元不止，这在工商业者中不仅名列前茅，国家也再三表扬，认为是很有贡献的人。
我初三的班主任是一位体育老师，名叫陈育新。听人说是日本留学后，在解放前回国的。我因为特别喜欢自由操，高低杠，平衡木，经常自己练习。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陈老师上课做不了示范动作，所以往往是她说我做，做不好，纠正了再做。此外，她大女儿比我小不了几岁，我经常到她宿舍找她女儿一起玩儿。平心而论，我们师生间的关系还不错。也许是刚刚在反右之后，大人们的心理复杂，也许陈老师本来就是如此，她让我体会了什么叫“出身不好”的感觉。
临毕业，填写了毕业生登记表之后，陈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问：你爸是干什么的？
答：他是一个买卖人。
当时的人还没有“阶级”的概念。“买卖人”应该是一般的通俗的说法。
问：就是一个资本家吧！民主建国会是个什么组织？
答：填表时，爸爸让我填“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建国会，爸爸说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的一个民主党派。
时至1959年，在社会生活的正常气氛中，一般的老百姓仍然没建立起什么政治“概念”，也可以说还没有形成什么无时不在的的政治“因素”。在芸芸众生中，参加什么民主党派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也许在整个班级中，只有这么一个家长，竟然有如此的社会身分。
结论性地总结。“就是一个资本家！”
从老师的表情上，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年，还没有什么社会环境，或者民众意识谈到“阶级成分”。人们只知道农村里有地主，有富农。城里，尤其在初中学生当中，大家都是一起“玩儿”的伙伴，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很少涉及“政治”话题，更谈不上什么“阶级”的概念。但我从小就是敏感的，不是那种三八赶集，四六不懂，看不出眉眼高低的孩子。我明显地感觉到被人鄙视了。
接下来，班级里决定“保送高中”的问题。在初三年级中，我是中队长。全校初三年级共有十个教学班，班级中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我是属猴的，可有人属“龙”，竟大我五岁。所以，到初三全班没退少先队的只有六七个人，杨佩芝是小队长。整个年级分成三个中队，平均三四个教学班合成一个中队，下面一个教学班一个小队。很明显，我既然是中队长，这说明我在年级里也排得上号，说不上名列前茅，也是数得上的品质优秀的好学生。我得过优良奖章，学习一直很优秀，很早体育上我就通过了“劳卫制”的三级标准，不能不说我在品德、身体、学习诸方面都是合格的毕业生。在公布“保送”名单时，保送高中的名额没有我。最后说只能保送我去“师范”，是中专。
我不反感“师范”，当时的二姐就在“北京二师”读书。但我不服气，为什么我就是二流的？凭什么我就上不了高中？没和家里人商量，直接找到老师放弃了保送师范的权利。陈老师问“回家和家长商量了吗？”“我说不用商量，我本来就想考‘师大附中’！！”老师的表情错愕，好像是说“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孩子！”
师大附中不仅是宣武区最好的学校，也是北京市历史悠久的名校之一。一旦下了决心，便立即行动起来备考。自己真想“牛”上一把！小时候，我还真是挺“好胜”不服输的。
刘通达，是一个和我同桌的男孩，家住广安门外，憨厚又朴实。特别擅长画小人书上的古代人物，诸如关云长，包青天之类，长大后，他做了著名的“红都”时装店的领导干部，现在看来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物。葛秀玲，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解放后到北京来，依附于二姐家。当时的父母都已没有了正经的收入，而且年事已高，依靠女婿艰难度日。我们三人组成了小组，互相帮助一起复习功课。正经是这么一个理儿：佛活一炉香，人争一口气。我们三人一起，第一志愿都报“师大附中”。
一九五九年的降水量特别大，记得北京动物园的围墙都因为水大坍塌了很长的一段。我的身体一直很不好，淋巴结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常常发烧，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上医院打盘尼西林。母亲也不管，顶多是给钱自己去吧！有一次，小妹陪我去医院，医生说这孩子的家长哪儿去了？我说只有小妹陪我来的，医生说：“烧得太厉害了，雇辆车回家吧！”回家跟妈说了，妈说：“没事，打了针就好了，躺着去吧。”就在中考前夕，我脸上，身上出了许多湿疹，又红又肿，又痒又痛。仍然是自己一人到“宣武医院”看皮科，医生让打一个疗程的葡萄糖酸钙，另外脸上还要抹一种硫磺软膏“于是，每天脸上抹得就像京剧舞台上的大花脸，每天都自己一个人上医院去静脉注射。尽管如此，考期临近，一点儿也不松懈，咬牙、跺脚、坚持到底，一定要如愿以偿！一定要考上师大附中！
不管外界的环境、条件，我仍不遗余力地积极备考。六十三中十个教学班，第一志愿报师大附中的有近二十人。当时宣武区设高中部的学校没有几个，六十三中是在五九年才开始设高中的，只招两个教学班，主要是缺乏高中师资。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学生上高中的比例很小，顶多能占五分之一。不知哪儿来的自信，总之，自己一定要试一试，总想着，不保送，我就上不了高中？上不了名牌高中？
中考那天，天下着很大的雨，一路走到南新华街的考场，裤子都湿到大腿根儿了。考场设在北京师大附小（现在是北京实验小学）老楼的二楼，这座楼目前已经是文物了。我还记得中考的作文题是“我的理想”，因为我的这篇文后来被收集到“附中优秀作文选”里了。总之，数学，语文，政治我都没感到什么难度，数学提前半小时就写完了，检查，验算了半天，是因为和同学约好才没交卷子。只不过每张卷子上，不论怎么小心，也留下了硫磺软膏黄色的痕迹。考完了，等候发榜时，我心里倒是有点打鼓了。但还是一不做二不休，这点没准儿是母亲的遗传吧！
发榜的第一天，邮差没有光顾我家。第二天仍然没有。第三天，大致该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都收到了，我惴惴地问过邮递员还有录取通知书吗？人说都送得差不多了。中午已经是阴云密布了，妈让我去菜市口给父亲买下酒菜，出了家门不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在菜市场附近的肉铺排上队，可想而知，我心中七上八下，等人家下午开板营业。雨越下越大，无轨电车也停运了，积水没过了自行车大半个车轱辘。好不容易雨停了，我拿着给父亲买的菜，再也忍不住就到学校去了。葛秀玲家与学校只有一墙之隔，她没考上附中，六十三中录取了她。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都凉了，千万可不要栽这么大的一个跟头！赶紧跑到宿舍去找陈老师，幸甚！她说学校已收到通知，我被录取了。陈老师让我回家等着，并且，还告诉我在六十三中报考的近二十人中，师大附中只录取了我一个。立刻一路小跑赶回家，通知书真的到了！！啊！我长出了一口气，真的如愿以偿了！——真的考上师大附中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