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我的青春岁月，由四个身份组成，它们是：红卫兵、知青、学徒工、大学生。
目录
1、红卫兵
第一章 文革风雨
一、窝里内斗
二、学生四派
三、与“黑”为伍
四、“长征”赴京
五、“造反”有悔
六、一厢情思
2、知青
第二章 蹉跎官店
一、逼上远山
二、走进小队
三、狭槽孤灯
四、红星大队
第三章 起伏后塘
一、迁转之路
二、春播时节
三、两班一会
四、冬雪纷纷
五、弃考从副
第四章 辗转花坪
一、所内零工
二、所外“同志”
三、社直“干部”
四、 “选青”小叶
五、招工陷阱
3、学徒工
第五章 炉火茅田
一、初入铁厂
二、杂工生涯
三、红炉学徒
第六章 大学路遥
一、近视悲情
二、血压遗恨
三、一考出炉
四、再过两关
4、大学生
第七章 梧桐叶落
一、走进师专
二、告别师专
第八章 可儿之恋
一、赠杯树下
二、算术难题
三、甜蜜何短
四、倩影一去
尾声
第一部分 红卫兵
第一章 文革风雨
一 窝里内斗
1966年的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县里向县一中派出了工作组，那工作组的组长叫熊顺奇，当时是县供销社的主任，这熊主任、组长到了学校，见了我，很和蔼地说：“小家伙，你在这读书啊，读几年级了？在那个班？”
“熊叔叔，”我就喊他，然后答：“读高中二年级了，在一班。”
我与这熊叔叔，是在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认识的，那年暑假，我在爸爸工作的花坪区供销社去玩，那时，熊叔叔是县供销社的一个股长，到花坪来检查工作，有一天，他和爸爸下象棋，我在旁边观战，看着他这一方，有一步卧槽马的杀着，忍不住就用手点了一下那只马，熊叔叔拿起那只马，爸爸的老帅就无路可去了。他对着我爸说：“你这儿子，下棋比你很呢。”又转过来对我说：“小家伙，来、来、来，我们下一盘。”我也是少不更事，一盘下来，就下赢了，熊叔叔输了棋，却很高兴，对着爸爸直夸我。
班上的同学，看见我竟然能够与工作组组长这么亲热，都十分地仰慕，我一下子身价陡升、人气上涨，工作组说，开展文化大革命，班上也要成立“文革小组”，我又会写大字报，同学们就选我当了一个副组长。
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唯一的一次当“班干部”了，可惜，这“副组长”的宝座，我只坐了半个月。
那天早上，班上一位姓黄的同学，走进教室，振臂高呼：“孙国林是个‘黑七类’，把他从文革小组揪出来！”
这就是晴天的一声炸雷啊，我大声地反驳：“你、你胡说八道，我的家庭成分是‘独立劳动者’，是劳动人民，怎么成‘黑七类’了？”
黄同学一脸的得理不让人的得意：“你妈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黑帮分子！”
“我妈什么时候攻击毛主席了？”
“你妈说毛主席害病，咒毛主席死，还不是恶毒攻击毛主席？”
“你造谣！”
“我造谣？你到西街上针织厂的大门口，自己去看那张大字报吧，”黄同学又转头大叫：“大家都去看啊！”
黄同学就住在西街，天天从妈做工的针织厂的门前经过，他这么理直气壮，只怕……只怕不是假的，我心虚了，但还是强撑着：“看就去看，你造谣，我跟你没有完！”
交代完这场面话，找老师请了一节课的假，赶紧跑出校门，前往西街针织厂。
那厂距离学校不远，300米的样子，一会就到了。
果然，那大门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
上面的大字标题是：“揪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黑帮分子孙定英。”
孙定英就是我妈。
大字报里写道：孙定英有一回对我说，毛主席害病了，是不是要死了？这是在咒毛主席死，用心何其毒也！我们革命群众，擦亮眼睛，揪出这个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黑帮分子，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下面的署名是“革命群众”。
我耷拉着脑袋，回到了教室。
晚上回家，我问我妈：“那个革命群众是谁？”
“就是他们杨家的那个大儿媳妇儿啊。”我妈说。
“你真和她说过那样的话？”
“是说过。”妈和大嫂都在那厂里做工，妈比大嫂只大了三岁，开始亲戚好的时候，情同姐妹，那是无话不说的，可是现在人家翻脸了，不认婶娘了，翻出了那些私密的体己话儿，上纲上线，罪名就滔天了。而且要“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那你承认了？”
“厂里开会，她在会上都揭发了，我只好……只好……”
“这就糟了！我们都要毁在这大字报上了！”我眼前一片昏黑。
“我说，我说，我那是关心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啊，就像关心家里的长辈一样的……”我妈还在辩解。
我跌足长叹：“唉，完了，现在，厂里的人会相信你的话吗？”
我妈的申辩，完完全全地淹没在革命群众的义愤之中，“咒毛主席死”，这个反动透顶的“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行，当时简称“恶攻罪”，就此牢牢地扣到了我妈的头上，“只说你是黑帮分子，都还是轻的！”革命群众说：“没有把你送到看守所去，那是便宜了你！”
我妈背负着这“恶攻”罪名，度过了十年屈辱的黑帮生涯。十年过去了，毛主席逝世了，厂里的人们也明白了，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也会病，也会老，也会死，“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是不可能的，他们也相信了我妈说那个话是出于关心长辈，可是，这一切，还有什么用呢？吃过的苦头、丧失的机会，还能够弥补回来吗？
天上的炸雷成真，黄同学的指控成立，我在班上，就此名誉扫地，成了“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黑帮这七类“阶级敌人”，我那“副组长”，就干不成了。熊叔叔看着，也是爱莫能助，只能大义灭亲。
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假设，如果没有那张大字报，也许，我就会跟着熊组长叔叔那一边去干那个文化革命了，那该是多么辉煌灿烂的一幅前景啊！熊组长，后来升到了建始县委书记，恩施州州长。
我不知道，这大嫂，是对毛主席的热爱感情特深，听到了与毛主席有关联的话，就特别上心，唯恐别人说什么对毛主席不利的话呢；还是想借着拥护毛主席的名义，把看不得的人整上一整、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七年之后，她又告发我，说我“反对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
1973年，我下乡三年了，5月，我回家来看看，有一天中午，去给我妈送饭，妈在她们厂里的东街的织袜车间做工，为不耽误时间，不回家吃，要我去送，我大嫂也在那车间，她也还是一个织袜女工。
一位男工一边摇着织袜机，一边与我说笑：“听你妈说，你刚下乡的时候，那个生产队的队长想招你们知青去作上门女婿？”
“是啊，是有这么一回事。”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我们是上山下乡的，不是下乡上门的，那是贫下中农想我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去下乡上门，我又不想下乡上门。”
这话，被在旁边的大嫂听去了，就又惹祸上身了。
晚上，我妈从厂里开会回来，很是忧虑：“今天在会上，你那个大嫂说，有人纵容子女，反对毛主席的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篡改最高指示，说上山下乡是‘下乡上门’，你一到车间里，喳起嘴巴乱讲，这回，她又抓着话头了，只怕……只怕她又要揪住你这话不放了。”
我说：“怕什么，我就不相信，这回，她还能把我也打成黑帮！”
第二天早上，已经上班的我妈，回家来了，气急败坏：“我一到厂里，贫宣队就找到我说，有人揭发了，你儿子散布反动言论，叫他来好好交待，来给我说清楚！你真的就惹祸了！”
“是哪个揭发的？又是那大嫂吧？”
“不是她还有谁？”
“一句‘下乡上门’就成反动言论了？真是笑话呀！”
“你还这么嘴硬，满不在乎，”我妈是脸都吓青了：“贫宣队要你去，你去乖乖地认个错……”
“我的妈啊，你想得太天真了，我一认错，她就更加不得放我的过手了，跟着，更大的罪名都来了，你还没有吸取上回打成黑帮的教训啊？你那次要是咬紧牙关不承认说了那个话，她能把你怎么着？又没有第三个人来证明。”
“可是这回，你是在车间里说的呀，那么多人都听到了的，那怎么办啊？贫宣队要你去说清楚呢。”
我想了想，说：“我想到说法了，我这就去你们厂里，我去和贫宣队说。”
我看见那贫宣队员四十多岁，头上缠着黑色的帕子，也就和我在生产队见过的老农民一个样子。这贫宣队，是当时政治的一个时髦，毛主席说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往学校派“工人宣传队”，到了下面，扩而大之，还加上了“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贫宣队”，我妈厂里就派进去了一个，我曾经质疑，对我妈说：“你们是工厂，是工人阶级呀，怎么给工人阶级派贫宣队呢？”我妈说：“我们是集体所有制，所以不算工人阶级吧。”
我不等那贫宣队开口向我兴师问罪，就先发制人，站稳脚跟：“下乡上门，是我说的，可是，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不算是篡改最高指示吧？”
贫宣队说：“就是你说的下乡上门，这话也不对呀。”
我说：“这话哪里不对了？知识青年下乡，去作上门女婿的事儿，你们那里有没有？”
贫宣队眨着似乎还有两颗眼屎的眼皮，回答我的提问：“这下乡作上门女婿的事，好像……好像也是有的。”
“下乡上门了，知识青年作了贫下中农的女婿了，成了一家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成了一家人，那自然是好事啊。”
“所以说嘛，下乡上门是好事，是坚决执行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那这个话就是好话啊，怎么会是反动言论呢？”
“对呀，下乡上门是好话啊。”贫宣队被我说服了。
“还是你们贫宣队水平高哇，分得清我说的是好话。”我赶紧拍他一句马屁。
贫宣队这下高兴了，说：“这个话就是说清楚了，你就回去吧，”他还拍拍我的肩膀：“以后在队里好好干。”
我妈看着我和贫宣队这么和和气气地走出来，惊喜得瞪大了眼睛，好像是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一样。
我对妈说：“我已经和贫宣队说好了，没有事了，你安心地上班去吧。”
二 学生四派
如同我妈与我杨家大嫂的窝里斗一样，我们建始县城的文革，也是县城人们的一场窝里斗。这窝里斗，是从建始一中的学生的窝里斗开始发端的。
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了“516”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
据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6年8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在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此之前的6月17日，建始县委已经向一中派出了工作组，主持开展学校的文革运动，成立“文革领导小组”，领导学生，在老师之中揪斗“黑帮分子”，8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首当其冲。暑假期间，工作组留下六六届两个班级的学生，继续运动。这些学生，还闯出校门，去破“四旧”，最典型的行动，是在7、8月，到城里、城外的带点古气的建筑里面去“破”上一番，城里的文昌宫、文庙、城外朝阳观上面的“天池寺”，惨遭荼毒。
暑假过后，9月，新的学期开始，工作组完成了打黑帮的使命，撤出了学校，学校开始上课，此时，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传播到了建始。
初期的红卫兵组织，是由校方的“文革领导小组”成立的，校方尽可能的掌控局势，引导红卫兵，半天上课，半天革命。
建始一中的学生，就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人消极，对这个运动不感兴趣，或者因为种种的缘故，入不了红卫兵，这部分人，文革史上被称为“逍遥派”，逍遥派后来在学校无所事事，大多打道回府，回家去也。文革后，他们历史清白，好处多多，自不必说。
一部分人热情，响应了这个运动的号召，成为“红卫兵派”，喊着“造反有理”的时髦口号，批“黑帮”，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斗斗学校里的那几个“黑帮”老师和校长，“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几个星期，10月，“大串联”风潮吹起，学生们在教室里坐不住了，纷纷外出串联，校方还进行组织。
串联归来的红卫兵们，不再承认校方的“文革小组”，不再乖乖地听从校方对文革运动的领导，他们纷纷拉起队伍，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学生组织，进一步扩大着运动的规模，走向社会，与县城的工厂、街道、单位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接上了头、挂上了钩，县城的文革“造反”形势，就是群情沸腾、群雄并起的局面了，要斗县里的“走资派”即县委书记与县长了，就是向“社会动乱”的方向发展了。
1994年版《建始县志》又载：“1966年11月，红卫兵‘造反派’以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冲击县委机关。”
到1967年的1月，一中红卫兵仿效上海“一月革命”，成为了向县委、县人委“夺权”的急先锋。
1994年版《建始县志》又载：“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波及县内，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夺权，紧接着全县各地层层刮起夺权风，党、政部门全部瘫痪。”
此时，一中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没有分裂，还是一个整体的观点，就是要“揪出我县最大的走资派”即当时的县委书记、“造县委、县人委的反、夺他们的权”。
有一个传闻说：一中红卫兵有个“红色造反兵团”，它的两个头头，挎了一个黄挎包，到县委、县人委的那些办公室转了一圈，把里面的公章，一股脑儿，全都装到那个挎包里了。
红卫兵有能力“砸烂一个旧世界”，他们却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世界”，事实上，他们的夺权行为，也就只是收了一挎包公章而已，对于怎么去使用这些公章，这个“权”的核心问题，他们那稚嫩的政治头脑，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去考虑。
历史把使用这些公章的责任，交托到了军方的身上。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3月，县人武部成立‘支左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替原党、政部门职能。”
3月，建始一中也开学了，“复课闹革命”，却是没有上课，专闹革命了，班级都改称了“造反团”。也就是在对这一“办”一“部”的看法上，一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分裂为对立的两派。
一派温和，紧跟军方，拥护一办一部的保护、启用原来的“当权派”来抓生产的施政方略，他们组合起来，取名叫“建始一中红卫兵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一派激进，不满军方，反对启用“走资派”，反对一办一部把县里两个“造反派”头头抓进牢房，说这是“镇压造反派，搞二月逆流”，他们由一中的四个学生组织组合，它们的名称分别是：“井冈山公社”、“延安公社”、“北京公社”、“红色造反兵团”，简称“三社一团”。
“三社一团”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说对方是“保守派”，后来，这两个称呼也通行起来了，而且，社会上的群众组织也分裂成了这样的“保”、“造”两派。进一步，这两派，还与省里武汉的群众组织接上了头，分别“挂靠”观点相同的组织，“保”派联系的是“百万雄师”，“造”派联系的是“三钢三新”。
这两派，观点对立，整日里争论不休，写大字报、搞大辩论，刷标语，贴专栏，发传单，办小报，我就是在“三社一团”办报的，那报的名字叫“山城怒火”，开始时候的这些手段，真是很文明的，真的是“文斗”；后来愤怒出格了，就是在言语文字里带点侮辱性的词汇，例如，“三社一团”把“联指”叫作“土联动”，当时，北京有个红卫兵组织叫“联动”，大家说它是“保皇派”，“联指”就说“三社一团”是“三蛇一坛”，这是用的谐音了；再后来，双方设立了“武工队”，就有点动手动脚了。
如此斗了半年，到1967年7月，武汉发生了所谓“7.20事件”，那是文革中轰动过全国的事件，这事件的真实过程，我们百姓是很难探究的了，那时中央就“表态”，说，军方、百万雄师“站错了队”，这一下，“保”派垂头丧气，“造”派弹冠相庆。
“联指”的红卫兵同学，就此灰溜溜地退出文革，打道回府，回乡去也。他们的失意，只是暂时的，以后的历史结论说，他们的保守，恰恰是对的，他们在文革中保守有功，后来的好处，更是享之不尽。
威风大震的“三社一团”，成为一中文革舞台上的主角，无限风光，耀武扬威。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三社一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地声名狼藉，并分崩离析。
对外，他们肆无忌惮，走向暴力。
8月，他们到人武部，“接收”了一批手枪，以此来装备“武工队”。那手枪的型式，我后来在那些持枪的“武工队”队员手里见过，有两种，驳壳枪、五四式。
9月，他们搞了一个“9.5行动”，给自己造出、留下了千古骂名。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9月5日，少数‘造反派’在建始第一中学实施‘9.5’行动，采用毒打、假枪毙等手段，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达50余人，造成部分人致残。”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书写者在这里给“三社一团”留了一点情面，没有直接地点名，但这已经是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在“三社一团”的内部，头头们争夺权力，意见分歧，裂为两半。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7月，县受武汉‘七.二〇’事件影响，‘造反派’分成‘钢’、‘红’对立两派，社会动乱从此更甚。”
这里的分裂时间，略有误差，实际是在9月，“井冈山”与“北京”两个公社联手，宣布退出“三社一团”，另组“红色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红革联”，投入“红派”，“三社一团”本部，投入“钢派”。
诚如县志所言，‘钢’、‘红’两派的对立，造成了“更甚”的“社会动乱”，他们拿起了器械，搞起了武斗。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7年）12月11日，‘造反派’冲入县中队营房抢走枪支弹药。下午4点，‘钢’、‘红’两派以河为界，在县城进行了3天4夜武斗，死2人。”
这个记载也有一点误差，“冲入县中队营房”的，全是“红派”，没有“钢派”。死的2人，都是“红派”的学生。
“红派”、“钢派”对峙到1968年初，在军方的调停下，双方和解，“大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8年)1月25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县革委），县人民武装部长石兆俊任主任。”
一中“三社一团”、“红革联”，在县革委机会均等，各得到一个常委、一个委员的职位。
这4个学生“委员”之中，有一位就是去年那个到县委、人委，把公章装到黄挎包里的红卫兵头头，他见机得早，乘着还在风光时期，赶紧抽身，1968年3月，参军而去，在部队，再创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事，有一个佐证。在尹校长的回忆录《红烛》147页，载有毛荣本老师写的《百年修得同船渡》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我见他寝室墙上挂着两幅书法作品，作者是已参军的原我校‘造反派’一号头头，我问起其中缘由，他说该生参军后表现不错，就因为这段造反历史受审，被派往饲养场喂猪，部队几次来人、来函，调查该生在校表现，老尹都实事求是地作了介绍，通过了审查之后，该生寄来两幅字，表达他对老尹同志的感激之情。”
我在尹校长家里，也见过这两幅书法，尹校长和我讲起此事，说：“部队每次来人，我都说，他没有搞过打、砸、抢，他最后，成了团级军官。”
我说：“校长您真是厚道之人啊，您要是稍微说句把难听的话，他就该遣送回家了。我有个读华师的同学，有留校指望的，学校到他的街道上去调查，那个街道的书记说，他打过我呢，就这一句，留校的事，吹了。”
“我对学生，向来都是看他好的一面的。”
“那是，我在初中，那么调皮，还有个三叔叛党分子，您还是为我说好话，收到高中来。”
“那一年参军的红卫兵，部队都来人调查过，我都是这样说的，后来，很有几个都是团级呢。”
“是啊，我们班上就有一个，高坪的，做到了四川阿坝县武装部的部长，还有长梁子的3个同学，转业回来，都成了科级干部。”
“那一批参军的同学，前途都很好呢。”
“那个委员头头，他要是不远走高飞，您要是不宽厚回护，那他就和那两个红卫兵常委一样的下场了。”我说。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1968年）12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进驻学校、机关、街道，领导‘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
“工农宣传队”进驻一中，主持大局，执掌大权，颁布并实施四条新的校策：召回全部学生、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班级建制，成立革委会筹备委员会。
这四条，很明显是针对那两个红卫兵常委及其麾下的“三社一团”、“红革联”派红卫兵的。
其实，已经用不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费尽这样的心机了。经过了两年的政治翻覆的风雨洗礼的红卫兵们，已经看到了虔诚信仰破灭、个人前途渺茫的幻影，看到了他们信赖推举的“常委”腐化的真面，他们已经冷却了革命的狂热，失去了“红卫”的激情了，成为了一盘散沙，没有了一点战斗力，可以任由“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摆布的。
至此，建始一中和县城的文革形势，作为“社会动乱”的“群众造反”，也就在事实上终结，此后的运动，完全是官方领导与掌控的局面了。
那两个红卫兵常委，自以为功成名就，出入于县革委，要指点江山，执掌权力了；他们的“三社一团”、“红革联”，已经作鸟兽散，他们似乎也不再需要手下的拥戴了；他俩还都结了婚，家庭生活，旖旎温柔；他们手下当年的红卫兵，在教室里接受“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宣传”。
他们不知道，为这一年的荣耀奢侈，他们将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
1970年，他俩被一视同仁地上山下乡，作了知识青年，“常委”的官帽就此终结，不了了之。此后，在1970年和1977年两次对“造反派”的大清算中，他们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了“北、决、扬”、“四人帮”在建始的“代理人”，被一次又一次地押上了批斗台，当年他们运动着群众，加诸在“当权派”身上的“低头弯腰认罪”、“脖子上挂黑牌”、“姓名上打红叉”，等等一切的待遇，在新的群众运动中，恢复了权力的当权派，原封不动、一样不少地赐还给了他们，这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啊！还亏得他俩是学生，没有被抓入看守所，得以免受那牢狱之灾。又此后，他俩回城，恢复了城镇户口，但是，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单位，肯于录用他们，他们个人，也没有做出什么招工考学、创业发财的业绩，直到终老，都是游离于社会主流阶层之外了。
两个月之后的1969年1月，一中“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一中全体，毕业离校。
逍、保、钢、红四派学生，怀揣着“建始县革命委员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制发的初、高中毕业证，各自回乡、回家。
这张高中毕业证，我保存至今。
上方正中，是毛主席侧面头像，红色版画，头戴军帽，颈着军徽。
头像两边，是那两段著名的下乡语录，左边是：“知識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貧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説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員。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們去。”右边是：“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識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两条语录，都有“毛泽东”的手写体落款。
头像下面，是那条著名的文革祈祷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祈祷语之下，又起一行，是：“林付主席指示：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你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东思想。”
以上字体中，識、貧、説、員、們、闊、讀、澤是繁体字，付是别体字。
再下面的两边，是竖列对联，林彪手书体，左边：“大海航行靠舵手”，右边：“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以上字行，红色。
两列对联之中，就是黑色字迹的三个大字：“毕业证”，再下面是正文，也是黑色，印刷体、手写体相间：“孙国林同学男現年十九歳，系建始县城关鎭公社人，于六七年七月在建始第一中学校高中毕业。此証。相片。一九六九年元月卅一日。”
現、歳、鎭、証四字是繁体字。
日期上，盖的红色公章，不是建始一中革委会，那时，一中革委会还没有成立，而是：“建始县革命委员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建始县革命委员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制发的高中毕业证，实在是别具特色的文革文物了。
三 与“黑”为伍
一中学生在文革的开头三年的动向脉络，是我在文革初期经历的大背景，我有一本《湖北省建始县第一中学校庆纪念册（1943-1993）》，1993年，建始一中校庆筹备委员会编，书中第4页，“文革十年，遭受挫折”一节里，回忆文革历史，写道：
“全县教师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建始一中集训，历时两月。六六届学生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贴满墙壁，挂满教室。‘文革领导小组’、‘专案小组’，在教师中揪出了一批‘黑帮’。本校八名学识渊博的教师，被监视、受批判，就餐排队，日夜写检讨，交待‘问题’，建始一中蒙上阴影，教师被逼下苦海。
同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各区镇教师回原地闹革命。九月，建始一中非毕业班到校上课，六六届学生分赴茅田等地参加‘四清’工作。
十月中旬，根据上级‘造反有理’的指示，一中学生参加‘红卫兵’组织，‘大革命’运动由‘批黑帮’转向‘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书记、校长推上了批斗台。十一月初，多数学生外出串联，以掀起‘大革命’高潮。少数学生借机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都会胜地。留校学生揪斗‘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春，建始一中‘复课闹革命’，教学班改作‘造反团’，全校成立‘建始一中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隶属‘城关大联合’。同年春夏之交，部分红卫兵‘杀出联合指挥部’，成立‘三社一团’，下设‘武攻队’。红卫兵团体写大字报，办大专栏，展开大辩论。同年七月二十日，武空飞机在山城上空盘旋，散发传单，‘大联合’被指控为‘站错了队’的‘保守派’而宣告解体。八月中旬，县人武部的枪支马刀被抢，‘武斗’在山城展开。自此后几年，学生流失，教师调离，招生中止，房舍被毁，理化生实验设备和上万册藏书遭受损失，建始一中一直在动荡中呻吟。
一九六七年十月，毛主席发出号召：‘要斗私批修，实行革命大联合’。次年十二月，‘贫下中农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驻一中，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领导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这是我所见到的、较为完整而客观的对一中红卫兵运动的描述了，惜乎语焉不甚详备。
建始县城文革的开始3年，乃是失控的一中学生红卫兵运动与社会力量组合、分化而滋生的一场内斗，这场历时三载的“社会动乱”，因一中红卫兵的乘势崛起而发端，又以一中红卫兵的两次分裂而升级，最后以一中红卫兵的全体没落而结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中红卫兵，还有他们的母校，最终都成为他们所掀起的这动乱的牺牲品。这历史悲剧的是非恩怨、真相教训，谁与评说？
在文革初起的那两个月，我曾经是“工作组”的红人，做过班上的“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可惜这好景太不长了，只有半月，我妈成了黑帮，被同学揭发，我成为“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是那时初兴的一个政治名词，文革前的划分“阶级成分”制度，“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五种人，称为“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文革掀起后，这“阶级敌人”的阵营，又加上了两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分子”，这七类人，简称“黑七类”，他们的子女，就叫“黑七类”子女了。当时有一句“血统论”的口号，说“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妈反动了，我自然也就混蛋了，于是，被清除出了班上的“文革小组”。
1966年9月，新学期开学了，名义是上了高中三年级，教科书也发下来了，上半天课，闹半天革命。
我是“黑七类”子女，没有资格去参加红卫兵和文革行动，同学们闹革命的时候，我在学校无所事事，满处闲荡，忽然一日，转到了学校的农场保管室，推门进去，就看到了学校被揪出来的8位“黑帮”。
那时的一中，有自己经营的土地，被称为“农场”，也是学生参加劳动的地方，也就设有保管室，这保管室是一排低矮的石墙平房，位于靠广润河河堤的一块菜地之中，那时，就成为“黑帮”的羁押之所，也就是文革史上说的专用名词“牛棚”了。
学校揪出来的黑帮，最基本的标准，还是“血统论”在当家作祟，矛头所向，直指家庭成分是“五类分子”、或者个人历史有些“污点”的校领导与老师，这样，就有8位“中彩”，被请到了这“牛棚”集中。
毛荣本老师写的《百年修得同船渡》一文中回忆：
“6月17日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文化大革命，我校便正式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当天下午，我被宣布为‘黑帮分子’而打入另册，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我受尽羞辱、批斗，终至精神分裂，几乎命丧黄泉。这段噩梦真是不堪回首。”
8位黑帮，白天在农场的田间劳动、或者在保管室写交待，晚上在保管室自带的铺盖上睡觉，自己的家或寝室近在咫尺，也不能回去的，态度十分地老实，虽然无人看管，却也规规矩矩。
那天下午，我走进农场保管室，看见那8位黑帮，一字排开，坐在自己的床上，有的在写着什么，有的在说着什么。
“啊，是不是你们班上要开我的批判会了？”黄老师教我语文，最先认出了我。他上《鸿门宴》那课，讲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那几句，发挥举例说：“我们建始高坪的凉水埠，是吴国桢的家乡，那个地方，风水先生说，就有五色云气的，所以后来，吴国桢就作了国民党的大官。”这话被揪着了，给了他两项罪名：宣扬封建迷信、吹捧国民党。
我说：“黄老师啊，我那够资格开您的批判会哟。”
教导处的田主任也紧张：“我在学校大礼堂大会上点过你的名，你是找我来了？”
“不是不是，我是随便走走，看着这门没有锁，进来看看的。”我赶紧声明。
李校长接上了腔：“我们以前批评过你，我们还以为你是报仇来了。”
我说：“你们那时批评我，是我不对啊，是我没有遵守纪律啊，你们那时是为我好啊，我现在也没有资格批判你们了，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
谭老师给我上过几何课，插上嘴来问：“你怎么是泥菩萨了？”
“我成‘黑七类’子女了。”我就讲我妈也成了黑帮。
这话说出来，老师们的戒心消失，屋里的空气融合起来。
“我们都黑到一路了，老哇子不嫌猪黑。”毛、宁2位老师，是教语文的，尽管是在难中，说话也不失风趣。“老哇子”是本地方言词，就是“乌鸦”。
还有卢、陈2位老师和大家都笑起来，那是一种苦笑。
这么着，我结识了这8位黑帮，常去那农场保管室走走，和他们聊聊天，有时，也讲讲学校运动的情况。
有一次，我问李校长：“那张说你们收藏国民党党徽的大字报，说得很凶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哪里知道啊？学校大礼堂的顶上的小阁楼，这么多年，没有人上去过，谁知道那里面收着这东西？”李校长一脸的无辜。
我说：“大字报上说，那是你们希望国民党复辟的罪证呢。”
“要不然，怎么说是比窦娥还冤呢！我们十八岁就参加解放军，打国民党，到现在却希望国民党复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黄、毛二老师是转业军人，特别地愤懑不服气。
卢老师叹道：“现在，谁还和我们讲道理哟，就和打右派的时候一样了。”他在读武汉大学的时候，就被弄成了“右派”，已经尝到过一回被“打”的滋味了。
宁老师也叹息：“也和我那年‘拔白旗’一样啊。”宁老师原来是《湖北日报》的编辑，1959年，成了“白旗”，就到我们山区的学校里来了。
我说：“将来，总有讲道理的时候吧。”
田主任转了话题，重提我的旧事：“我去年那么狠狠地刮过你，你不记我们的仇，这个时候，还和我们往来，你还真是有点良心，怪不得曾老师那时为你说好话，劝我不要对你那么厉害，不要搞处分。”曾老师是田主任的妻子，初中时候，教我们班数学。
“啊，去年我逃课到恩施的那事儿，我就怕学校给我记过处分呢，原来是曾老师为我说了好话啊。”
提起了曾老师，毛老师就说：“我们给他们作了一首诗呢，你想不想听听？”
黄老师就念起来：“橘子饼干桃片糕，鸡蛋卤肉猪舌条，半夜想起曾老师，不由满眼泪号啕。”
毛老师说，曾老师常常送好吃的食物来，黑帮们分享美味之后，苦中作乐，诗兴大发，这诗就出来了。
黄老师念罢，大家都笑起来，“牛棚”里一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文革结束后，这田主任，最为发达，1984年，他先是选成了县人大代表，作了县人大的副主任，接着选成了全国人大的代表，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土家族的代表，入了主席团，回来后，就当上了州里的副州长，前两年去世了；李校长也很亨通，从一中校长、县教委主任做到州教委主任，2012年7月，我参写县教育志，写了他的简介，刚巧他到建始来走亲戚，我把他的简介送给他看，他做了修改，记忆和思路都还很清晰；毛老师也到恩施去了，最后作到州高中的副校长，我儿子读这高中的时候，我去看儿子，到他家去问候，他热情地招待我吃饭。他于2010年去世；卢老师，就是那个很会打篮球的戴眼镜“瞎子”，成了一中的物理名师，1987年选进了县人大的副主任，1989年去世；陈老师回到了他的原籍，是外县的一个什么地方；谭老师在建始师范退休；黄老师在建始三中退休；宁老师名岳，后来入了造反派，在清算造反派时，蹲过几个月看守所，成为在文革中始终被批斗的悲剧人物，后蒙宽大，放出看守所，保留教师公职，到乡下中学教书，后来又落实政策，办成了离休干部，总算是晚景好转，安度了几年晚年，1995年6月去世，我去吊唁，送了一个花圈，写了一副嵌着他的姓名的挽联：“诗书满腹桃李满城乡此去也安宁，道义在肩风雨在沧桑其德亦山岳。”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