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学二年级——我的英语学习

这次在新学期开学时,我从四班分到了五班。那是一个新建的班。

我理解分班成员的组成不完全由党支部、辅导员决定,科主任及任课教师都会提出一定意见。分班大致原则是以学习成绩为主,由精读老师决定。因为有消息传出,在学生中担任“团支部书记”的人选,在分班时很困难,班好分,“干部”不好分配。因为凡是干部,学习优秀者寥寥,实在分不成五份可以分到五个班级中去。、不管怎样,我被分在五班我很知足。五班同学的业务水平,大多数处于上游,精读老师是谷德昭老师,他是一位老先生,也是颇有魅力、十分敬业的一位老师。

大学的生活比较高中宽松了许多。首先我离开了家,母亲由于距离产生了美感。每星期只回家一、两次,比以前,母亲亲切了许多,年事渐高,脾气也缓和了不少,作风也大有改观。四清时尤其使我感动,我睡得不是火炕,特别冷。她让同学给我捎去棉裤。棉裤那时是在城里用不着的东西。母亲立刻赶着时间做出来。当同学来取棉裤时,她已经打好了包裹,怕被人发现,棉裤的包里用塑料袋,装了一整袋她亲手炸的肉丸子!拿到工作队让大家一抢而光了。我虽然有些担心,但是“法不责众”大家都参与了,我也就不管是否真的有“影响”了。

自上“师专”以来,我还是有心将专业课学好。这一时期,我看了不少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美小说。奥斯汀、狄根斯、白朗戴姐妹的作品;雨果、司汤达、托尔斯泰、左拉、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等等,总之能找到的尽量看。我还专注仔细地读过《希腊的故事和传说》,以及欧.亨利,杰克.伦敦的书。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大量地读外国小说,我认为我是学外语的,首先要尽量多的看外国文学。这一时期的阅读也真正地给我开辟了认识世界的又一个视角。阅读的时间只能在周末或者在假期。我的卧室与母亲的对窗,通宵达旦地看书就会被母亲发现,所以,有时候只能把台灯放到桌子底下,坐在小板凳上看。更有甚者,真是挺逗乐,一次我把褥子钉上袢儿,挂在窗口上,遮得严严实实,在窗外看不见一丁点儿灯光。

“开卷有益”不通晓一点点英美文学是无法把英语学好的。这是我最起码的“资本”,必须要有的基础。试想,不知道宙斯、阿波罗,怎么看得懂语言中的掌故?没有看过马克.吐温怎么体会英语中的幽默?没读过《大卫.克波菲尔》,没读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也无法理解英美社会各个阶层的云云众生了。然而,这全部都属于被禁止的“封、资、修”作品,还被认为有碍青年思想成长。像《红与黑》等书目都被列为“禁书”、“黄色小说”,说是“看”过之后会“中毒”的。一言以蔽之,这些书目图书馆一律下架,概不外借。除了私人藏书,想找到一本书看,还真得颇费周折呢!

老实说,在这些书还没有被完全“严格禁止”之前,我已经努力地把能找到的书都看到了。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越是列为“禁书”的范围,越是有人想方设法地去找、去看。显然,很多事凭武力、强行禁止是禁止不了的。反映历史的名著与历史一样地不可阻挡。我可以坦然地说“开卷有益”是因为我非但没中什么“毒”,读书使我得到了很多间接的社会经验。从《海狼》中我懂得了什么叫“弱肉强食”;从《基督山伯爵》里我看到了尔虞我诈复杂的人际关系,贪婪与卑鄙的人性丑恶。从《巴黎圣母院》中,才可以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美与丑”……当然这也让我更加学会分析,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间接地增长了阅历和社会经验,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从多角度、透过现象、观察、判断事物的准确性。

大言不惭,高兴地读书,认真地学英语,使我大学二年级的生活很充实。

我承认,我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很散漫的人。不想受约束,喜欢自己给自己作主,真的不情愿跟在别人后面,听命于人。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规律,比如,我“雷打不动”的时间是每天晨读,起床后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读英语。不厌其烦地做基本发音练习,变着花样,绕口令、连读、失去爆破、重音、轻读、语流、语速……大声诵读课文。天天如此、不厌其烦,课课一样,周而复始。为了流利地说出一个句子,为了地道、准确地做好一个发音动作,不论十遍、二十遍,一定要达到自己满意为止。因为,我想做一名教员,从零开始,每一个音素的分解、准确读音是教给学生发音基本的基本。大力克服母语的影响,一些技巧必须熟而生巧,自然、脱口而出。要求自己讲一口地地道道的英语而不是Chiglish ,这是最起码的条件。说相声、唱大鼓都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练“喷口”、练“舌头”、练“嘴皮子”。按老师的话说:要保证每天让你的舌头“做早操”。人说靠嘴吃饭即是“开口饭”,这些“基本功”是非练不可的。“教英语的”也理当如此。

第二,上午的课,我每堂都保证认真上课,绝不逃课。堂堂都仔细记笔记。晚上自习认真整理笔记,而且一定是“今日事,今日毕”不拖延。

第三,中午吃过饭,我一定要大睡一觉。生活习惯如此,这样才能保证晚自习有充沛的精力。因此,下午很少到教室去。等别人下了下午自习,教室里没人了,我才一个人独自去教室。要么听录音、要么仍然大声诵读。自由自在,无所顾忌。许国璋教授编写的精读,我基本上可以背下来。

显然,其他的活动我参加的很少,或者说根本没参加。至今,我对此也不后悔。这一年,我为自己夯实了英语的基础,一辈子受用不尽,甚是自得其乐。

有一个算命的说我本“土”命,有一段偈语曰:“床头金尽,囊中财空。”意思是说我人是穷命,而且会穷困潦倒一生,但是命不该绝。我很感激上苍,本来自己无奈只考取了一个“三年大专”,学到了二年级又焕发了空前的“学习热情”,想想“英美文学史”、“翻译”、“语法学”等等一系列会因为学制短而学不到,确实心有不甘,是一种遗憾。大二刚一结束,“上帝”又为我开了一扇窗,根据当时教育形势需要,要求师专两年制专业停办。幸运的是“三年制”专业一律合并到北京师范学院,改为四年制本科!于是,整个“外语科”就搬家到“师院”与外语系俄语专业并列成“英语专业”。不论到底是上帝的眷顾,我命不绝,还是歪打正着,总之,我是可以圆了大学之梦了。

四.我们到了师范学院

1.大学本科的梦实现了

在师院又按要求重新分班,似乎分班顺序正好和师专相反,我被分到二班。新的集体有十一、二个同学。团支部书记杨秀琴是一个较为温和的人。为人朴实不是那样的跋扈。

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了。八评、九评苏共中央信连续发表。具体到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空前地被重视了。同时一系列的教改也展开了。还真有一些有趣的回忆。

我们“泛读”是由一位留美归国的台胞授课。此翁自小在台湾长大,届时三十几岁回到大陆,找到的工作就是在大学教书。此公姓段名继宪。段先生是一位很认真、率直而豪爽的人,当时我们“泛读”的篇目是《汤姆叔的小屋》。此时,社会上苏联的电影相对减少了,因此引进的美国电影就是《汤姆叔的小屋》。一些简易英语读物也出版了,其中就包括了这本书。学习的方式是学生自学,然后开展讨论,讨论的内容也是自选。二班此时有一位同学武然。她是英三唯有的几个高干子弟之一,其父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教务长,顶多也就是一个副部级。武然其人颇具性格,平时很是特异独行,总是离群索居,人很“个色”。别人讨论的是圣.克莱尔作为庄园主的人物性格、描写汤姆叔的品质的写作方法等等。大家往往要回避一些“敏感”话题,武姐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概是仗持着自己的腰杆儿“硬”。她总结的庄园主的品质里有善良、正直之类,刚刚“四清”回校的一些同学,仍然笼罩在“为富不仁”的情怀中,更何况“形左实右”是当时很时髦的事情。于是,讨论会上就成了有或没有“善地主”和“恶地主”之分的讨论。一派人说地主就是“剥削”的代名词,“剥削”即是丑恶与罪孽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以武然为代表,坚持说圣。克莱尔是正直、善良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克莱尔就是仁慈的,在小说中,他就是正面人物的代表,应该是被歌颂的。对立面也激烈地反驳,庄园主就是没有“善良可言”。“愚弄”是剥削的一种“伎俩”。汤姆叔就是像“穆仁智”一样的剥削阶级的走狗。双方各执一词、各不相让。实质上,这不过是一场用英语作为语言工具的闹剧,“起哄”“架秧子”而已。可笑的是武然,却不苟言笑地正襟危坐,似乎是一板正经。另一方也是“坚持‘正义’”毫不退让,可怜这位来自台湾的段夫子,对此阵势一筹莫展。老师根本平息不了争论,当然也拿不出“正确答案”,着实地“无奈”。这是大三年级颇具特色的一段“泛读”课。

我们的“精读”老师是范继增教授。范先生慈祥、亲切而一丝不苟。范先生一进教室我们体会就会形成一个无形的“气场”。二班这十几个人立刻进入到“学习”的氛围之中。范先生从不称呼学生的姓氏,只是叫名字。语气平缓,十分安详,诸如——“文波”,“请坐”。你刚刚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总是伴随着手势,轻声缓缓地说:“Sit down ,please.”语气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先生的绅士风度,先生的礼貌、作派,温文而雅,对学生的尊重,真诚、执着,迫使每一个人绝对不好意思,不忍心上课不好好学习。直至今日,有时还能一合眼,反映出范先生的音容笑貌与和蔼可亲。“身正为范”是这样才能让学生体会到的。现在演艺界的人常常说什么“范儿”,我想“范儿”不是表演出来的。如果真的有什么“范儿”,一定是思想修养、文化积淀,主要是道德品质的闪现,是“人格”的体现。它是厚重的绝不是轻浮的,是学生学习的楷模、典范。对范先生,每当我回忆起绝对是肃然起敬的。

2.东北旺苗圃劳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兴起

大三的春天,我们去颐和园北边的东北旺林场苗圃劳动了一个月。这次劳动是准军事化的以连、排、班编制。时至一九六四年末,六五年初,林彪说:“部队工作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首先要突出毛主席著作学习。”同时,《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大量印刷。有解放军部队中流传出来的《毛主席语录》也渐渐地被一些人弄到,只不过“物以稀为贵”,很少的人拥有。能弄到一本“语录”大家都认为是十分宝贵的事情。记得很清楚,这次劳动杨传伟系主任利用政治学习时间,第一次给大家讲了321 个字,大家都觉得很新鲜,还稍稍地感觉有点神秘和高深莫测。什么“必然王国”、“自由王国”,还关系到迄今为止的一百万年……真的是一种十分深奥、陌生的,不好理解,难于掌握的道理。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学、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个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现在看来,这便是由林彪发起的,全民学习毛着,人手一册“小红本”的开始。——也是所谓“造神运动”的源头;个人崇拜,愚民政策的开始吧!

回想起学习雷锋运动,栾谦大学一年级便开始的学习《为人民服务》,该是一年多,两年前的事儿了。相形之下,我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该是多么迟钝、多么后知后觉!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是林彪给毛主席语录的题词。一时间,先由解放军,后有老百姓,一场轰轰烈烈的,如火如荼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开展了起来。这就是“政治”气候,大学的校园,首当其冲应当是反映最最敏感的地带。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呵,花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人们都说这是当年的“散会歌”。即是每当散会之前必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从此时开始才被广泛地传唱起来的。这是一首“标志性”的歌,某种意义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时“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提法”开始“时兴”了起来,并且渐渐地流行了这样一种论调,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了十月革命。但是,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才可以适用于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正是中国革命的依据和指导思想,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而且把毛泽东思想放到“不落的太阳”的高度了。

这次劳动组织得很好,劳动强度也很大。铁锨就像枪一样,每天一早整队,“枪上肩”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响亮的口号上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都学解放军。我们真的个个都像“兵”一样。作为青年学生,我想是应该参加适当的劳动的。学生在真正的工业、农业劳动中受到磨练,开拓视野。而现在,是不是又在“矫枉过正”?当前的大学生很少有“劳动”的体验,如今九零后的“新新”人类,外加独生子女,大至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锻炼”也没有。不仅仅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斑斓的色彩,随之而去的还有他们生活的基本能力。

3、英语的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仍在继续,大四一开学,我们又分班了。据说是按学习成绩分班。这次我被分到一班,也就是说英语专业五个班我都去过了。大四发生的一些事,有的我还历历在目,记忆十分深刻。

教“精读”的老师,韩续先先生是系主任,较之范先生不那么和蔼,是系主任就多一些政治色彩,她的课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她主要讲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教改进行到当时,摈弃了一切原来的教科书。斯诺来北京,第四次、第五次被毛主席接见,自然选这样的教材是很“时髦”的,还讲过《王若飞在狱中》,《红岩》等等。

据说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改力度最大,于是老师们到上海去学习。当时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我还记得一次很典型的课。内容是《红岩》中江姐进华蓥山一折,由同学们自己改写成剧本,要求各个小组表演出来,每个小组分段接续表演,担任不同的角色,可以即兴发挥,大家轮番上台。

六十年代起,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开幕一次,为期半个月或一个月。刚毕业的外语系大学生去广交会当翻译,听说也出了许多笑话。会上交易的有绿皮红瓤儿的西瓜,外商问为什么瓜瓤是红的?翻译解释说:贫下中农一片红心,是献给毛主席的“红心瓜”。

学校是一片敏感的园地,是一个政治社会十分灵敏的折射点。

泛读课的段夫子上课提问一个同学,“九评”里那些冗长的政治专用词汇、哲学词汇,她连重读音节在哪儿都没弄清,“念”都“念”不清楚、顺畅,更不用说“说”得流利了。说实话,我读“九评”一页也有十几个,二十来个生词,自习课上必须做充分的预习,常常书页上都做满了记号,太长的词还要注上国际音标,确实是一件令人头昏眼花的事儿。这位大姐远远没我这么有“觉悟”认真读“九评”,先生问了当然是一问三“Sorry”了。段先生挺生气,让她坐下了。不知是那根“弦儿”,先生在下一课的课堂上,事隔好几天,还记得她,于是提问叫到了这位同学。我觉得不是老师记住了她,实际情况,全班只有十一、二个人,往往轮流回答问题,每堂课被叫到的频率极高,如果主动一点儿,一节课回答四、五个,以致六、七个问题的机会都有。当然有复杂的,也有只用“Yes”“No”便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次被问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耍赖,如果回答诸如“I don‘t think it’s right .”之类便可搪塞过去了。但胡某人站起来,硬是不坐下了。用中文说老师跟她“找茬儿”!段夫子气得满脸通红,甚至也用中文质问她“到这儿干嘛来的?”争执起来的结果就是“上纲上线”了。谁让这些学生都“四清”过,谁让教育方针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段老师课下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在东北旺苗圃劳动时,我管生活,每次炸了油饼,我总给他找一个“好的”,他也从不吝惜做出十分“高兴”状。我认为从台湾到大陆背井离乡,不言而喻,不少的人当时对“台湾”回来的人一定是“另眼相看”的。人与人彼此间应该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戒备”。更何况,段老师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为人很是“直接”很是“简单”的人呢!尤其对学生,他认为是后生晚辈更是没有什么“忌讳”,仍然恪守着“教不严,师之惰”的“老理”,似乎师生之间应该不存在什么“隔阂”,因为他在于心无愧地、认真地“教书、教人”。事后,段老师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课上提问会扯上“打击工农子弟”的问题呢?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我写下这一段,真实地记录文化大革命前夜学校中的“政治气氛”,这种生动的始末缘由,绝对是应该还历史本色的。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