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迁转之路
1974年1月，竹园坝学校放了寒假，我回城过春节。
我和爸妈讲：“那个官店，太远了，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们想个办法，换个地方吧。”
二弟在旁边补充：“确实是远，去年奶奶害病的时候，电话又打不通，我到他队里去找，到队里又没有公路，那路，把我走得都差点哭了。”我奶奶于去年去世，此前一个月，二弟专程走到过二棚槽。
妈妈发愁：“换到哪儿去呢？城附近，我们只有七里坪那个地方熟悉一点，可是他们又不收。”
二弟出了个主意：“那就到我插队的地方花坪去吧。”
妈妈不满意：“你那里也是老高山。”
爸爸说话了：“花坪区也有低山呀，像后塘公社，那公社的书记，我认识的，还有些交情，我可以去找他想想办法。”
二弟担心：“还有县里的知青办那一关呢？那年，我们弄了许可证，那个王前元也不答应。”
我往好处想：“我听王应强讲过，知青办换人了，卡得没有那么紧了，他可以转到苗坪去，我去转，想来也是可以的。他们一上班，我就去问。”
知青办果然是换了人，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干部，我用了哀兵必胜的说辞，悲切地对她诉说：“我们那个公社，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住的那个地方，一条狭槽，四面看不到人家，晚上一个人，怕都怕死了……”
那女干部听着，生了恻隐之心：“也是，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是有些孤单。”
我趁势而上，提出请求：“那让我转个地方吧，行吗？”
女干部松口了：“那你自己去找落户的生产队吧，你弄来了许可证，我们就盖章。”
我跟着就到花坪，和爸爸说：“知青办答应了，要我们自己弄许可证。”爸爸很有把握：“这事容易，那年我就在王家湾给你弄过一回了。这回，我们去后塘公社。”我爸在花坪区供销社工作已经有20年时间，其时正作着社队多种经济发展的工作，就是指导生产队种中药材、种白肋烟，常与区里、公社的干部、生产队的社员打交道。“后塘公社的书记周德富，和我很好的，找他弄个许可证，没问题；区里也好说。”
爸爸的把握果然不是假的，他带着我，在后塘公社走了一圈，几天后，一张盖着三枚红章的“许可证”，就拿在我手里了，上面写的话是：“我生产队接收知识青年孙国林到我队插队落户。后塘公社天安大队十一小队（队长刘圣大私章）。同意（大队公章）。经研究，同意（公社公章）。”再到区里，也很顺利，那办公室的人接过爸爸递上来的那张纸，看了一眼，就写上了“同意接收”四个大字，盖上了“花坪区革命委员会”的章，一边和爸招呼：“是你的儿子啊，怎么不姓蒋？”爸说：“他跟他妈姓，在官店太远了，所以转到我跟前来。”
怀揣着这“许可证”，我回城走进知青办，说：“区里的许可证，弄来了。”那女干部拿了过去，似乎在称赞我：“你办事的效率高啊，这么十几天时间，就搞好了。”我说：“您答应了，我就得抓紧啊。”
女干部收了那“许可证”，就给我填写迁转公文，盖上“建始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办公室”的公章。我万分感激地接过那张白纸，看着那上面写道：“官店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经研究，同意你区知识青年孙国林，迁转到花坪区后塘公社，请予办理迁转手续。建始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办公室。”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枚鲜红欲滴的公章，几乎是热泪盈眶、潸然泪下了。唉，四年前，要是王前元主任大发一点慈悲，给我盖上这章，那我的知青之路，或者会是另一方天地吧？
紧接着，就是在官店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了，那主任也换了新人，他也有了同情心，说：“我们官店的知青走得差不多了，你一个人在竹园坝，也是呆不下去。”就开了一张公文，叫我到派出所去迁户口。拿到了户口迁移证，这转队的事，就算大功告成了。
我回到竹园公社学校，已是3月中旬，杨校长嗔怪我道：“学校开学一个星期了，班上等你去上课呢，你怎么才来呀？”我向他道歉：“真是对不起了，我打算转走了。”就拿出那张户口迁移证，杨校长看了，叹道：“我知道，这地方是留不住你们的。”
杨校长名官田，八年后，我重返竹园坝学校，检查我们师范学校的中师函授学员的学习情况，他升任了公社的文教站站长，他陪着我，把这公社的三个学校都走遍了。
与学校道别，到公社销户，回红星一队，退还保管室的住房，那些锅盆碗盏的家业，自然又是送人了，请了一个贫下中农，背上我的铺盖和木箱，还是沿着那下十五里、上十五里的弯弯山道，离开这竹园公社。到官店街上，买上一张到花坪的汽车票，登上汽车，阵阵惆怅与伤感，浮上我的心头，别了，官店，可是，这，并不是我原来理想的离开方式啊。
在花坪街下车，住进爸爸的宿舍。宿舍在供销社的三楼，那个时代，供销社是区里的掌管商品物资流通的最红火的单位，这栋三层楼是当时花坪最先进的建筑。睡在爸爸的床上，家的温暖，弥漫在我的心头，这，就是转到花坪的第一件好处了：上区里的街，再不用为晚上住宿的事发愁了！前几年在竹园坝的时候，一上官店的街，就得想，晚上住哪儿呢？找不着宿处，就得花钱去住旅社。
1973年3月22日早上，我在这爸爸的宿舍里的床上醒来，爸爸说：“机会好啊，今天，我们供销社的马车，要往后塘公社的分店去送货，你正好搭这马车了。”我把自己的铺盖、木箱搬上这马车，坐上去，前往后塘。
赶马车的师傅扬起鞭子，马儿喷起了响鼻，蹄声得得，马车驶出花坪街镇，在山中的乡间公路上缓缓向前。
春天已经染绿了这苍茫的群山，田间的一行行洋芋已经出土，碧色的幼苗，连成一条条绿线，不时可以看见路边的洋芋田里背送牛粪、播种包谷的人们。还可以看见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牡丹，其时，花坪把牡丹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它的根皮是一种中药，叫做“丹皮”，队队都种牡丹，春天的大田里，也是一片万紫千红。这山里的春天，看着很是赏心悦目呢。
马车一路下行，中午时分，后塘供销社分店到了，这里距花坪二十里路，海拔底一些，气候温和多了。那分店的人，都是爸爸的老同事了，上次我和爸爸来弄许可证的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他们热情地招待我吃了午饭。我就到公社社部去报到。
社部就在供销社分店的对面的坡上，登上几十级台阶，就到了。很恰巧的，公社里正在开全体知青会议，主持人是一位公社的副书记，主管知青工作，大家喊他“侯书记”，侯书记说：“正好，就参加开会吧。”
这会开完，侯书记说：“十一队就挨着公社的，里把路，不远，我送你到队里去吧。”我自然是欣喜不已，有公社的副书记陪着，多大的面子呀！在官店竹园公社的四年，公社的书记们和我，从没有对面说过话的。在路上，侯书记又说：“你的事情，你爸爸都给我讲了，周书记也和我说了，你在队里，要好好干，要贫下中农说你一个好字，在我们公社，你是有前途的。”听着这推心置腹的教诲，我的心头，一阵发热，赶紧表示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说话间，就到了小队，找到了那队长刘圣大。刘队长正带着队里的劳力，在自家的屋场上，往田里背粪，见侯书记来了，放下背篓，请侯书记到家去坐。
侯书记说：“小孙今天来了，我把他送到你们队里来。”
刘队长40多岁的样子，说：“这事，上回周书记和蒋同志来的时候，就说好了的，我们也安排好了。”
侯书记问：“怎么安排的？住房在哪里？”
刘队长答：“在岩洞边的刘道财屋里，他只有老两口子了，是我们队里的五保户，有空屋，我们说安排一个知识青年，他答应了。”
侯书记笑道：“他是你们的五保，不答应也不行呀。”
刘队长也笑：“他的房屋空着也是空着，我们给他安排一个人去住，他们还热闹一些呢。”
刘队长目光转向我，见我两手空空，就问：“你的铺盖呢？”
我说：“还放在后塘的供销社里。”
刘队长喊过来一个正在背粪的青年人：“子贵，你去供销社，把知识青年的铺盖背到刘道财的岩洞屋场去。”
侯书记见了，说：“你们有安排，我就放心了，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这就回去了。”
刘队长说：“侯书记放心吧，这小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
刘队长送走了侯书记，转身对我说：“你就带子贵去背你的铺盖吧。今天晚上安顿好，好好休息，明天出工。”
我领着这位子贵，去供销社，背我的铺盖、木箱，黄昏时分，到了那刘道财屋里。放下铺盖，那子贵说：“我得过去了，那边还要评工分呢。”我说：“真是谢谢你了。”
刘道财老两口，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热情地在火塘里烧水、泡茶，说：“生产队说要在我屋里安排住一个知识青年，说是蒋同志的儿子，这是瞧得起我们两个老家伙呀！我已经把我那厢房收拾好了，就等你来了。”
喝过茶，两位老人家带我去房间，一进去，就给了我一个惊喜：“这屋里还有电灯啊？”刘道财老人说：“是呀，花天河五级电站的电线从我们后塘过身，我们这一方都安了电灯。”
屋子里，楼板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放置了两条高板凳、两块杉木的铺板，还有一张旧抽屉，两把椅子。
我连连感谢：“真是麻烦您们两位老人家了。”
老人家说：“我们既然是答了白，就要尽力把事情办好啊。你走了一天，也累了，就开铺早点歇息吧。”
我摆好板凳，放好铺板，打开我的铺盖，铺好床，躺了上去，我的第四个小队的第一个山村之夜开始了。
从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朦朦胧胧的山影轮廓、星星点点的农户灯光，不时，传来一声犬吠，打破这夜空的寂静。走进这新的小队，我明显地感到了一种受人庇护的人情味和安全感，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在这一方20年工作的余荫，比起那个人地两疏、无人关注的竹园坝，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青春是短暂的，在那竹园坝的深山里，我已经虚掷了四年的时光，我不能丧失信心和希望，这后塘的春天的气息显示出蓬勃的生机，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再次奋斗的机会与环境，侯书记说，要贫下中农说一个好字，明天，我将为这一个好字而投入劳作。我已经走过了三个生产队，做到这一点，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了。
二 春播时节
早上起来，我走出这睡房，外边的房间是地坪，昨晚，刘老人家说过，这房间里可以作厨房，队长说了，哪天下雨，不出工了，就来给你打灶。这就是厢房的两间房屋了。
走出这厢房的大门，是一块青石板铺成的方形场坝，长宽大约十米的样子，这场坝的左边，是两位老人住的正房，右边是围墙，大门就开在这围墙与厢房相接的边角，对面靠山，也堆砌着一堵石墙，好像把这场坝围成了一个大天井一般的院子。
最与众不同的，是对面那墙的中间，有一个像是大门的开口，后面，竟是一个岩洞。怪不得昨天队长说这里是“岩洞屋场”了。我从中间的开口里走进去，这岩洞顶部有两层楼那么高，里面很是宽敞，中间放置着一口大青石板水缸，已经有满满的一缸清水了，一条断断续续的水线，从顶板上滴下来，落进水缸，像是一颗颗珍珠，溅入水面，发出叮咚的乐声。
刘老人家也起来了，站在院子的场坝上，我出了岩洞，欢呼道：“我们还是吃的自来水啊！”
老人家说：“这水，下雨了才有，天气晴了，还是要到坎下的水井去挑水的。”
我又好奇地问：“这洞，里面还有多深啊？”
老人家说：“深得很呢，以前，有人在里头熬过硝。”
我后来曾经带着手电筒，往洞里面走了百来米，因为没有同伴，不敢再往里走了。为这，我一直有些后悔，在这洞边住了一年多，为什么就没有把这洞探索到底呢？
老人家说到了吃饭的事：“队长说了，下雨天才来给你打灶，这几天，你就跟着我们吃吧。”
我说：“那就给您们添麻烦了，我这带来了几斤米，您们先弄着吧。”
吃过了早饭，我出工了。
正是春播包谷的时节，传统的耕作方式，大致是五个操作环节，背粪到田、打窝子、上基肥、丢种子、掩土，后四种事，分配给妇女及老年劳力去作，青壮年男劳力、也有个别体力特壮的女劳力，去背粪，在田块邻近的屋场上，把牛圈里的牛粪，背到田里。
我加入了背粪的劳力中。
这背粪的农具，脚背篓，爸爸在供销社生资门市部给我新卖的；大央筐，刘队长给我送的；打杵子，向刘道财老人家借用的。此外，还有两件自制“装备”。
在竹园坝的时候，为了这背粪，我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这两样东西。一是“挡粪帽”，我在一顶黄色军帽的后沿边，又接着缝上一尺多长的一块布，戴起来，就如同电影里日本皇军的军帽了，那一尺多长的布，遮住了颈项，直垂到了背部，这样，央筐里的粪，撒下来就不会落到颈项上了；二是“棉垫背”，是一件旧棉袄，剪掉两只袖子，就是穿了一件厚马甲，垫在背上和肩上，有缓冲肩、背上压力的效用。这两件东西，我知道，在生产队，还是要用的，就从竹园坝带过来了，这一出工，就派上了用场。
那昨天给我背过铺盖的子贵，大约是因为和我已经认识了的缘故，见了我这戴着“皇军帽”的样子，笑了起来：“哈哈，你们看哪，鬼子进村了！”
我顺着他的话头，横起手中的打杵，作了一个端枪的姿势：“八格牙路，什么的干活？”
那子贵真是一个活泼的青年，对《地道战》的剧情很熟悉，竟然顺溜地接上了我的台词：“良民的干活，背粪的干活。”
旁边的社员们，都哈哈地笑起来。
与这个队里的社员的第一次会面，弄成这么一个活报剧，算是我融入这个小队的一个良好开端了。
一个社员往我的央筐里倒了几撮箕牛粪，看看有了大半筐，就说：“好了，你背走吧。”
我说：“还上两撮箕，他们上多少，我也上多少。”
那社员道：“你背得起呀？”
我说：“我在官店的生产队里，搞了三年呢，这背的活路，我耐得活。”
我就这么一筐接一筐地背下去，刘队长看了，说：“像是个搞了几年生产的。”收工评工分的时候，队长说：“小孙背得，照筐数，一筐一分。”那一天，我得了40多分。
在这春播的日子里，我都在背这个牛粪，也有时是挑稀粪。歇稍时候，和社员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见人便笑，有问必答，一天天地熟识了全队的男女劳力，劳累极了，就找个长板凳躺着、或是靠着牛圈边的用来垫圈的包谷杆捆子，打个盹。
社员们见了我这个样子，都一致评价说：“这个知识青年，放得下架子，吃得苦。”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
社员们告诉我：这小队的地名叫做“消水洞”，在保管室的山脚，有一个天坑，下雨的时候，周边的水都往这流，多大的水也消得下去。
有一天下雨了，刘队长来给我打好了灶，爸爸掏腰包，我又一次购置锅盆碗盏、薅挖二锄，第三回安锅弄饭，出工挣分了。
我在爸爸那里，弄了一叠报纸，把我的睡房裱糊了一层，又换了一个60瓦的电灯泡。那屋里便显得亮堂多了。夜来了，我在这屋里，听着窗外的春雨，淅淅地滴落，看着这新的小队，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就写了一首《清平乐》。
“雾缭烟绕，春雨落多少？下乡四载志未老，移向此边犹好。
去岁望路迢迢，今日看雨潇潇，且把雨霖铃曲，换个清平乐调。”
三 两班一会
这小队的贫下中农，实在是把我作为了自己人了。
4月26日，刘队长来对我说：“公社里要办一个赤脚医生保健员的培训班，这学医，要有文化，我们队委会商量了，你去正合适。”
这培训班办在公社的卫生院。学员28人，来自各小队。
头三天，听卫生院的医生讲课，三个医生，一人一个专题、讲一天，分别是：中草药的种类；药物学基本知识；农村常见病的中草药防治。我听这课，那真是专心认真，记录了一大叠笔记。几年没有这么学习了，新鲜呀，就聚精会神了。
第四天，大队和公社的书记来视察，都讲了话，那讲话，都很有时代的特色。
大队书记说：
要解决思想问题，过去学医不容易，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生产队信任，要大家来学习，我们要端正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题，要为贫下中农服务。
公社书记说：
这次培训保健员，是党和毛主席对农村医疗工作的重视，我们公社下了一个决心，抽调大家来学习，要搞出一点名堂来，要做到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乡，要巩固合作医疗。中草药、赤脚医生为什么不能治病？打个比方，草药是工农分子，碧血莲就是一个王牌药。西药是知识分子，有些人算什么知识分子！紧跟毛主席的路线就是知识分子，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都是后塘医院的一个新兵，打仗要讲技术，对疾病要像对帝修反一样消灭它！我们要虚心学习，学会治头痛、肚子痛，学会烧灯火，要把合作医疗搞起来，就是要一根针、一把草，土法上马，白手起家，要批林批孔，要反对迷信，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为贫下中农治病，合作医疗就巩固了。希望我们来学习的28个人都作了医生，国家差的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人。还有，要分组去山里头采药，带绳子，一人一根。
公社书记就是周德富，他特别关注地查看了我的学习笔记，表扬我说：“记了这么多，比别的几个人记得都多。”
接下来的三天，就按照周书记的指示，去采药了。培训班28人，分成5个组，各奔一方。我们那个小组，一天到了邻近的东湖公社的罗三湾一个叫“黑窝坑”的地点，那儿的地势宛如一口大锅，方圆数亩，越到锅底，树木花草越茂密，林下生长着多种多样的中草药，在这，我看到了“七叶一枝花”，一支独茎，在大约一尺高处，横向生出七、八片长卵圆形状的叶片，组成一个直径近一尺的圆周，像是一个七、八片轮辐的小车轮，在这车轮的中心，又向上生出一条长四、五寸的粉红色花茎，顶上开出一朵红艳艳的花来，那真是形如其名，独特的美丽，印象特深。它的根，称作“海螺七”，形象也真如一颗海螺，据说，去毒的功效极佳，是治疗毒蛇咬伤的主药。
最后三天，在卫生院里整理加工这些采来的中草药。
10天的培训结束，学员们各归各队，似乎并没有去从事医疗保健的工作，只有两个，是在那公社卫生院作成了医生，周书记那“28个医生”的希望，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了。
我回了小队，春播的包谷已经出苗，这就开始薅草了。
薅了两个月的草，又一个培训班的差事，派到了我的头上。7月初，刘队长说：“你上回在公社学习，都说你学得好，这会，区里又要下面派人去学习，一个大队一个人，大队就选上了你，大队和公社，很相信你啊，还是你们有文化的人好啊。”
7月11日，上午，花坪区革命委员会的会议礼堂。
区里的宣传委员张贤臣，在台上开讲：
“我们这次的培训，叫做‘理论辅导员和通讯员培训班’，学习时间计划搞6天，区委重视，各公社党委也重视，我们要培养我们区的理论和通讯队伍。学习理论和通讯报道，这两项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今天在座的学员们，都肩负着把我们区的这两项工作，推向一个新高潮的重任。
今天上午，我们先学习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1974年第六期上的，标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一篇是1974年6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标题是《在斗争中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接着，张委员就宣读这两篇文章了，台下，百余名学员端坐，洗耳恭听。
读完这两篇，张委员宣布：“下面，请谭老师为我们上辅导课。”
谭老师上台，先自我介绍：
“我叫谭文溪，是二中的政治老师，这次，受区委选派，在地区党校的理论培训班，学习了20天，回来后，按照区委的安排，在这里发个言，上辅导课，讲一讲我学习的体会，和大家一起，共同提高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准备讲四个专题……”
他这四个专题，一连讲了三天。
离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四年的我，在这区委礼堂，听到这上层传来的政治信息，如聆天音，记录了很详细的笔记。
这四讲的题目是：
1、批林批孔斗争的意义和中央十号文件；
2、毛主席的三篇光辉文章：《巡视南方谈话纪要》、《我的一点意见》、《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3、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学习党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的体会；
4、鲁迅批孔语录选讲；
其中的观点与说法，自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烙印，举几例如下：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的一大罪行，就是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
“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体系”；
“鲁迅的后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现在读来，就有一些不识政治为何物、方知世间多沧桑、忍俊不住的感叹了。
第四天，众学员作作业，写学习心得体会或者通讯报道稿件。
第五天，区里的一位宣传干事，传达县“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
第六天的上午，区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作总结报告，说：
“在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下，我区举办了这个学习班，办得很好，参加的145位同志，认真地听课、学习、讨论、写心得和稿件，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理论水平、思想境界、写作能力也进一步提高，锻炼扩大了我区的理论、通讯队伍。我们相信，大家回去以后，一定会深入开展理论和通讯工作，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使我区的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辟出崭新的局面。”
这副主任的期望，我自然是不可能达到的，一回到生产队，投入劳动，就和那“理论通讯”、“运动”什么的，隔着十万八千里了。毕竟，我是一个生产队的劳力，并不属于那个“队伍”，做事，是受队长主宰的。
8月的一天，刘队长就找着我了，说：“你去给我们队出两个月公差吧。”我说：“什么公差啊？”队长道：“我们公社在黄木垭的花天河的坡上办了一个林药场，就是栽树、种牡丹、加工丹皮，劳力是从各个小队里抽的，我们队里出的这个，他的女人就要生了，他要回来招呼月母子，我们队里一时找不到人，我看你一个人，进进出出没有什么牵挂的，你去给他打两个月的替吧。”
自从到了这队里，队长的安排，我都是没有二话的，要表现好，听话是第一位，我说：“那好吧，明天我就去。”
青山连绵，盛夏的阳光，照着曲曲折折的山间小路，我背着一床被子，走了二十多里，到了药材场。
第二天，清早就出工。
那姓张的场长派工：“今天，该谁去挑水了？”
我在旁边听了，心想：“这挑，算是我的长项。”就自告奋勇道：“我去挑水。”
张场长说：“你挑得起吗？一天要挑十担呢。你耐得活、完得成啊？”
我一想：“一天十担，容易啊。”一迭连声地保证：“耐得活，完得成，完得成！”
我挑上水桶，问炊事员：“水井在哪里？”
炊事员指点说：“你顺着这条横路，一直走，没有岔路的，一直走，就可以看到路上边的水井了。”
我就顺着这条半坡上的横路走过去，看见山脚下，一条玉带般的碧水，缓缓而流，昨天，我听场里的人说了，这就是花天河，它是野三河流经这后塘的一段，对岸属巴东县的地面了，下到河边，还有十里。
这半坡横路的两边，生长着一人多高的灌木，一片翠绿。这一路走过去，走过去，真是没有岔路，也没有人家，终于看到，那路的上边，有一方青石板围成的水井了，挑上水，往回走，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也不知道换了多少回，挑回厨房，一看钟，差不多一个钟头过去了！这样算起来，那水井至少在三里路开外了。怪不得张场长说一天十担水，还怀疑我耐不活；怪不得这一路过去，一坡没有人家。真是水在山下流，吃水贵如油啊！
咬牙坚持，挑够十担水，就是傍晚了，我那双肩的皮肤，一片通红，看来，这挑的磨砺比背的压力更加难受了，背的压力还有脊梁分担，而挑的负担全部压在肩上的那一小块皮肤上，物理学上说，接触面积小，压强就大，而且，换肩之际，肩上的皮肤与衣服之间，还会有摩擦，加剧痛感，我就理解了，山里人为什么会选择背而放弃挑了。
张场长看了看我的肩膀，点点头，说：“你这知识青年，还吃得了苦。”听到这一句，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一天的磨练，总算得了一句好评了。
场长的好评来了，跟着，就有了好处了。过了几天，场长对我说：“公社通知我到区里去开个林业会，这开会的事，烦人，我哪里记得那么多？你去替我开，你文化高，把上面说的都记下来，回来给我讲。明天，你到公社，跟周书记讲，就说是我派你去的。”
这真是莫大的信任呀！我受宠若惊、满口应承。
到了公社，找着周书记，说：“张场长叫我替他去区里开这次的会议。”周书记笑了：“难得张场长这么相信你呀，你在下面，干得还真不错，这是好事，我准了，你去吧。”又接着道：“还有一件大事，区里通知了，这个月就考学了，招工农兵学员，你到侯书记手里去把名报了吧，你爸爸托付我的事，我记着的。”
出来，我找着侯书记，报了名，就上花坪区里去报到开会。那管报到的，是张委员，上次培训班的时候，认识我了，说：“是你呀，这是大队干部的会呢。”我说：“我们场长叫我来替他的。”张委员也称赞：“那是公社和场里信任你呢。”
这会开了三天，听的是县林业局的主任、区里的书记的讲话，讨论的是区里的林业现状与发展规划，我顶替张场长的名义，享受了一回大队干部的待遇。
第三天的早上，张委员讲下一段的工作，其中，讲到了“招生工作”，说：
“区里很重视，下发了文件，要贯彻毛主席的7.21指示，广泛宣传，招收少数，教育多数。办公室已经通知下面各公社了，搞政审、贫下中农评议、文化考察，今天就要送材料上来，明天考生到区里集中，后天体检。”
我在台下听着，心潮沸腾，还有些得意，我是这花坪区的考生中，最先知道这区里的指示的啊。
张委员讲完，宣布会议结束。
我走出区里的会议礼堂，步行赶回公社。找着了侯书记，公私兼顾，汇报区里对招生工作的指示。
侯书记说：“我们已经接到区里的电话了，今天下午搞考生的材料，我正要派人通知你呢，你这回来得正好。你也会写，就参加我们搞材料吧。”
侯书记信任有加，我就成为了公社的制作考生材料班子的写手了，我心中，畅快极了，凭着我自己给自己写出来的材料，侯书记还说了，眼睛近视，不影响考学的，是可以戴眼镜的，我这回考学，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万万没有想到，还是出了问题。我的命运，就在我不经意的地方，溃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血压，我的血压啊，将我体检淘汰出局！（详见第六章之《血压遗恨》）
那一天是1974年8月24日，血压，将我的大学之梦，推迟了四年！
毁灭性的打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沉重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就在我以为万无一失、绝对有把握进入大学的时候，体检查出了我的血压，高到了148毫米，它无情地夺去了我那近在咫尺的大学果实，生活给我安排了一条命途多舛的道路，我只有收拾残局，从头再来，再一次咬紧牙关，接受命运的挑战。
无比沮丧地回到小队，回到那花天河的林药场。对张场长汇了报，继续在场劳作。
这场里的活儿，大部分与生产队相同，挖大田、挑稀粪、烧火土，不同的有三项：挑水、育树苗，加工丹皮。前面说了，水井在三里开外，每天要一人去挑水；培育了几大块各类树苗，要追肥除草；加工丹皮，正是这个秋季，挖出牡丹，取其根部，剥下根皮，以火烘干，即成丹皮了。
这么在林药场干满了两个月，刘队长兑现诺言，说：“那家的月母子满月了，该他去了，你就回来吧。”
11月26日，我回到了自己的岩洞屋场，晚秋时节，秋雨渐寒，望着窗外山头，烟云缭绕，想着又将开始的小队劳作，我的心头，充满了迷惘和哀伤，我这一年的努力，已告失败，我的未来，还不见光明，我就写了一首《采桑子》：
“门前山头烟如许，年年秋雨，今又秋雨，凄凉点点到心底。
瞻前顾后愁难收，不是悲秋，也是悲秋，何日回乡可昂头？”
四 冬雪纷纷
生产队的秋收，已经完毕，公社里说，要利用冬季，“农业学大寨”，大搞 “三治”，即“治山、治水、治田”。在文革时期，这“学大寨”、搞 “三治”，一直是主导农村的时代潮流。
我所在的小队，介于低山和二高山之间，在12月份进入冬季，12月12日，下起了第一场雪，飞扬的雪花，不断地飘落，地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至少有五寸厚了，屋边的翠竹，已经被压弯了腰，寒风扑面，吹得我的脸颊如同针刺。
在这一片白色的山谷，回旋着大锤撞击钢钎、钢钎撞击石块、石块撞击冻土的声响，夹杂着男女老少的呼应与号子，组成一曲人类以原始的劳动手段与大自然抗争的交响乐。建设“大寨县”的农民，我们生产队的全体劳力，当然包括我在内，加上其他小队抽来的社员，要在我们小队的这一条山槽里，砌起一道道石坎，整出一块块平田，这就是“大寨田”了，宣传口号是：“天大雪，人大干，早日建成大寨县。”我背上背着搁着大石块的脚背篓，脚下在冻土上移动，嘴里呼出一口口白气，眼中看着这雪地造田的劳动场面，心中在为之赞叹和震憟。按照时下的口号，和我在那理论培训班学习受到的教导，我应该歌颂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我应该这样来描绘：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伟大号召下，焕发了冲天的革命干劲，风大雪大，贫下中农的干劲更大，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苦干大干才能改变面貌！
我又想起了那些此时坐在办公室的炭火边，指挥这场运动的人，他们一般不会身历其境地加入这风雪中的劳作，他们的任务，是慷慨激昂地号召、声色俱厉地督促、居高临下地指挥着我们的农民，以这种传统的人工劳动，与残酷的大自然，展开艰苦的搏斗。这些干部，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着同一个信念：他们也是在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我与一起劳动的农民们议论，他们说：“上面要搞，不搞不行，不搞走不脱。”社员们的信条，就是如此温和而驯良，依靠土地和工分过日子的他们是服从的典范，他们对上面安排的一切，都毫无疑义地照办执行，即使是在这风雪漫天的日子，“上面”要“建设大寨田”，他们就包上头巾，姑娘们还会用上醒目漂亮的花格围巾，穿上胶靴，顶风冒雪，走上工地。我难以判断，这里面有几分是出于与自然奋斗的雄心，又有几分是慑于上面的敦促，也许，更多的是迫于生计利益的考虑？刘队长说：“也不怪上面干部，我们农民个人要吃饭，把田整平了，总是好事。”
就在这风雪漫天的三治工地上，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封远方来信，我接过这一封信，信封上的寄发地址是：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撕开信封，抽出信纸，看后面的署名，是一位今年8月录取进入那大学的知青伙伴。“我无法分担你的痛苦，正如你无法分享我的喜悦一样。”读着这样的句子，我想象着他在桂子山的校园中走向教室的身影，我咬紧了自己的牙关，背起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迈开更加沉重的脚步，踏入漫漫的风雪。
这“三治”就这么在那个冬天，持续进行。眼看就要到过年了，县里提出了一个空前激进的号召：“过革命化的春节。” 就是春节期间不放假了，仍然出工搞三治、学大寨。农村基层顺风而响应，公社里决定，从腊月二十到正月十五，各小队都来修路，修通公社通往自己小队的公路，一时间，全公社村村开山，队队放炮，端地是掀起了一个修路热潮。
我们小队的贫下中农，以一贯的服从，接受了这个安排，他们也说，修公路，是一件万古千秋的好事。我以一贯的表现，也表示：不回城里过年了，就在队里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了。
腊月三十的那天，天气阴沉，山头田中，积雪片片，溯风起处，寒意阵阵，我在修路的工地上，背了一整天的石头。在苍茫的暮色中，刘队长宣布收工，邀请我说：“你到我家去团年吧。”我说：“刘道财老人家早上就跟我说了，要我晚上和他们一起吃。”队长点点头，说：“那也好，他们两个，这么多年，都是只有两个人过年，今年，多了你，还可以热闹些。”
两位老人家，已经是炖熟了猪头、猪蹄，在等着我呢，我拿出一瓶白酒，这是在供销社打来的春节供应物资，就像一家人一样，坐上了桌子。两位老人，频频给我夹起一片片肉块，说：“乡里过年，比不得你们城里。”我给两位老人家倒上酒，祝他们身体康健，对他们的顽强的生存，心里充满了敬意，他们对人生的依恋，支撑着他们，度过这一天天毫无希望的晚年，想到这里，又免不了为他们难过，在他们日趋没落的生活里，这除夕的孤独，似乎更加浓厚，他们的过去，是劳苦地挣扎，他们的未来，只能是孤独地消失，今年，有我在这里陪伴他们过年，明年、后年呢？
吃罢这年饭，在火塘里烤了一会，我走出屋子，推开院门，站在门前的阶梯上，看着这在漆黑的夜空下的除夕的山村。
天际沉沉，山影蒙蒙，一处处山坡上和山谷下的屋场，映射出点点灯光，虽然没有放假，但是，不时响起的鞭炮声、孩子们的欢叫声，透出这除夕之夜的气氛，还是浓烈的，还有一声声的犬吠，那应该是走亲戚的过路人，惊动了狗的警惕。我想象，在那每一家的火塘里，农民们都在享受着合家团圆的欢乐，也许，他们在聊天；也许，他们在打扑克；也许，他们在逗孩子？
我又想起了城里的家中，忙碌的爸妈，嬉闹的弟妹，这时候，他们也是吃过年饭了，我妈大概是在拍捞糟、炒葵花了，弟妹们是在吃米子糖了，节日的山城，更加是灯火辉煌了。
山村的夜，广大、寂寞，几许个屋场的欢乐与庆祝，湮灭在这辽阔连绵的山影中。对于看惯了除夕之夜的喧闹的我，今夜此地，是显得太冷清、太冷清了。
刘老人家从屋里走出来，说：“不要看了，还是早点睡吧，明天大年初一，你们还要出工去修公路呢。”
“轰轰轰”的爆破声，驱散了空旷的山谷的寂静，宣告了这山村正月新春的到来。刘队长笑着说：“今年正月初一的炮，比往年初一放的鞭子，响亮多了！”此刻，在工地的，都是男劳力，每家留下了女主人，作过年的饭菜，毕竟是正月初一呀。
天空仍然是阴沉的，谷风仍然是凛冽的，下午，天上飘雪了，给这节日的工地，更加增添了一份顶风冒雪、战天斗地的时代色彩。此后的几天，就都是这样雪花飘飘、雪中奋战了。
这修公路的工程，我没有参加到底。因为，我又一次，被安排替人去区里开会了。
初六的那天早上，雪后初晴了，我在工地上端着一撮箕土，往洼处倒，大队的一位副书记，走到我面前：“你们队里的会计，他屋里人要生了，不能去区里开会了，我们大队跟公社讲了，让你替他去。”
这替人开会的事，我已经做过一回了，驾轻就熟，上面相信，才叫我去呀！我自是高兴，放下撮箕，就到了公社，刘队长和小队的保管，已经带着铺盖，在那里集合了，刘队长说：“你可以在你爸那里睡，不用带铺睡了。”这就跟着他们，上花坪区里开会去也。
花坪街是高山，这几天下的雪，还积着没有化，漫山皆白。踏着积雪，我们来到了设在建始二中的会场。这二中，是县办的、设在这花坪区的高中。这地方场子广大，学生放假了，用来开大型会议，那是再合适不过。
原来这会叫“花坪区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先进经验交流大会”，与会者是全区的所有的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所以又称作“三级干部会”，有好几百人，规模很大的。
第一天早上，是在学校大礼堂，听县委书记张天曙作报告。张书记这两年，就在花坪区蹲点。
他先说背景：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在革命化的春节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接着，讲了三方面的内容：
1、认真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贯彻执行省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努力实现四届人大所提出的战斗任务；
2、批林批孔、批判资本主义，批得资本主义臭不可闻；
3、发扬革命精神，掀起农业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书记在台上讲得热情似火，在台下听的人，冻得身上发抖，刘队长道：“唉，这比在工地上修路，冷多了。”
听完了这报告，主持人区委书记刘克华就宣布：以后几天，分公社开会、分大队讨论。队长说：“这就好了，有火烤了。”
这以后的讨论，我没有参加。公社的侯书记说：“你会写，到我们公社的材料班子来帮忙吧。”干部们把行政工作的公文，统称为“材料”，我就去了那班子，写材料，特别是为我们天安大队，写了几个先进人物和小队的模范事迹，那叫我来开会的大队副书记很高兴：“这回把小孙带来，还真是起了大作用了。”
这会开了7天，最后一天的上午，听完区委书记作的总结报告，就吃饭。然后，和队长们一起，回后塘公社。
从公社踏上回小队的路，只见一条宽阔的公路路基，顺着山边，向前延伸而去，一直通到我们小队的保管室场坝，近两里的路面上，已经铺上了一层碗口石，再铺上一层碎石，就可以通车了。在我们队干部去区里开会的这几天，小队的社员们，已经把这工程完成了。
走上这在“革命化的春节”的日子里诞生的小队公路，我心中的感慨，浓缩成六个字：“我们的农民啊！”
五 弃考从副
1975年3月，暖风拂面，满目青山，桃红李白，麦苗青青，洋芋翠绿，大田中套栽的牡丹，绿叶簇拥，红花绽放，幽静的山谷，多彩的绚丽，又是一个春天来到了。
到这个小队一年了，我望着漫山的春色，思绪起伏，写诗一首：
“东风殷勤催桃开，又见山村迎春来。
花树绚丽异乡愁，际遇坎坷游子哀。
往事错舛空自悔，前路苍茫何可猜？
艰难崎岖期有尽，杜鹃鸣时震心怀。”
小队的生产，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不会有大的变化，春播开始，我和去年一样，背牛粪种包谷，挑稀粪淋洋芋，在辛勤的劳作中，期盼着未来的机会。
这机会，似乎是来了。
因为在区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写过“材料”的经历，公社里不时地叫我去作这事。有一回，去写一个大队民兵连的先进事迹，遇见了周书记。他问我：“有个事你去不去？区供销社的郭主任说，要我们公社给他们两个人，到大溪木的加工厂。”我怦然心动：这供销社，是区里最红火的单位，想去的人多了，忙道：“到供销社去工作，那太好了！”周书记转口说：“但是，不是正式工，是亦工亦农，要给小队里交副业款。以后，有了招工指标，可以转正。”我说：“听您的话，您说去，我就去。”周书记说：“那你回去等我的消息。”
但是，这消息迟迟不来，因为，“撤区并社”了，这撤区并社，是为我县建制沿革史上的一件大事，1994年版《建始县志》47页载：“1975年3月，撤区并社，全县设猫坪、细沙、封竹、……竹园24个区级公社。”这次撤区并社，撤销了花坪区，它的8个公社，合并为花坪、唐坪、石马3个公社，原来区里的那些单位，也要一分为三，区里和各公社、各单位的人，面临着一场人事大调整，一次重新大洗牌、大震荡，那区供销社要人的事，自然就放下了。
撤区并社以后，后塘并入石马公社，成为石马的一个管理片区，周书记挂了个石马公社副书记的职位，还是主管后塘片区，还是住在原来的社部里。
半年过去了，我在小队里还没有等来周书记的消息，就到了一年一度的考学时候了。
7月29日，我在石马公社社部参加了公社召集的知青会议，学习了今年报考大中专学校的文件，开始作报考的准备。这准备的最大忧虑，就是我的血压了。爸爸从花坪来了，带来了降压药，说：“赶紧吃药，把血压降下来。”
就在这时候，周书记的消息来了。
8月2日，我到片区原社部去交报考申请书，遇见了周书记，周书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上回说的到大溪木加工厂的事，有消息了，那里成立了食品所，郭主任当了所长，还是在找我要人，我和大队讲好了，安排你和张演志去。”
这事就有这么巧，周书记的消息，偏偏在这考学之际来了，它要是索性再迟一段时间，等我考过了，如果录取不了，就去食品所，那就是进可攻，退可守，两全其美了。
我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能不能等考完学再去呢？”
周书记说：“不行啊，郭所长明天就来接人了，你也不能脚踏两只船呀。刚才，我在下边供销社看到你爸爸了，也跟他讲了，你要去考学，我就另外安排人，你要去食品所，就不能去考学，你们要想好了，明天来给我一个回信。”
这天晚上，爸爸来到我的岩洞屋场，父子俩商量，来作这个抉择。
爸爸问：“这几天，你吃药，血压降下来了没有？”
我说：“还是没有。”
爸爸说：“那就麻烦了，搞不好，还是和去年一个结果，还有，今年你们体检是在石马公社，一个认识的医生也没有，难得过关啊，我看，还是到食品所吧。”
我说：“可是，这食品所，不是正式工啊，还是生产队的人，还要给小队里交副业。”
爸爸说：“先做着，以后是有转正的机会的，我们供销社里，就很有几个亦工亦农，搞几年就转正了。”
我还是有些犹豫：“搞财经，不是我的长处，我还是想去读书，将来去作文的方面的事。”
爸爸更担心：“可是，这学校，你不一定能考上啊，周书记也说了，不能脚踏两只船，如果你硬要去考，又没有考上，那不是扁担无抓，两头落空？还会刷了周书记的面子。”
这么想过来、想过去，左划算，右划算，还是先捡拿得上手的果子吧，最后终于决定：弃考从副吧。
现在看来，这决定也许是错了。如果我坚持去考，如果在血压那一关想办法混过去了，那我就又是一条人生之路了；即使没有考上，我在这公社，还是有机会的，那位侯书记对我讲过：“国家要的是人才，你有文化，有能力，又做得，又写得，能文能武，将来是有前途的。”又即使这些都没有了，大不了还是在这小队里，总会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还不是和现在一样的结果，那会少走好多的弯路啊！
唉，仔细地检讨起来，在那个年代，我把这脱离农村户口、恢复城镇户口的目标，看得太重了，这一个错误的认识，让我在一年半后，作出了极大悲剧的选择。这个后话，在下一章里再讲。
8月3日中午，我和爸爸到了原社部，对周书记说：“我们听您的，到食品所去，不考学了。”那时，郭所长和张演志已经在社部来了，周书记说：“好，”就吩咐大队书记：“给他们两个开介绍信。”
周书记招待我们吃了饭，郭所长带着我和张演志，加上爸爸，一路步行上花坪而去。
半年之后，我回小队交副业款，顺便去看望周书记，谁知就在那一刻，竟然赶上了给周书记送终。
那一刻，我走进周书记的寝室，就看见他满脸是红的，像是才喝过了酒，在抽屉里翻着，在找什么东西，一边说：“这两天搞三治，腰杆有些疼，找颗跌打丸吃吃。”这就是他最后的一句话了。他翻着翻着，就翻出了一个小纸盒，从里面拿出一颗白腊包皮的小丸子，那丸子下边，垂下一小截细细的白麻绳来，我见识不足，要是知道那玩意儿是个什么东西，一把上去抢过来，不就没有这场惨事了？心里正在奇怪：“这跌打丸怎么不一样呢？上面怎么还有一截麻绳呢？”周书记已经把这“跌打丸”送进了嘴里，跟着，就是“砰”地一声大响，周书记那高大的身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从嘴里流出一股鲜血来。
这社部的人听到响声，都来了，在门口看着，看那楼板上，已经是一大滩鲜血了，大队书记走进房中，蹲下身子，伸出手指，在周书记的鼻孔下探了探，站起来叹息道：“已经没有气了。”
我脑中灵光闪现，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得赶紧保护现场！我对大队书记说：“赶快给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打电话，我们两个人守着这房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了。”
特派员很快就赶来了，我把那盒还摆在抽屉上的“跌打丸”指给他看，特派员拿起那“跌打丸”，一声惊呼：“天哪，这是一盒赶仗炸野猪的土炸弹啊！”
周书记，在1994年版《建始县志》上，有其小传，那传的最后一句是：“1975年冬，一次在劳累后饮酒，误咬炸药丸致死。”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