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撕心裂肺的痛莫过于亲人的生离死别（二）
5.亲身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大串联”的经历
大哥、小妹安顿下来使我不安的心情少有平复。他们有大姐照顾，我也放心。我不敢陪他们更多的时间，只是周末来看看他们，不能过夜，也没有睡觉的地方。
天气渐渐的冷了，师院的校园里到处是落叶，校工也参加运动，没有人清扫校园。贴大字报的人也渐渐少了许多，中央首长讲话人们也懒得传抄了，师院是个小学校，外地的学生基本上都去清华、北大，很少光顾到师院。校园里，连人都少了。很多人都去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去了。学校可以把餐券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和钱，虽说是“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谁不趁此机会，走出北京去见识一下北京以外的世界呢？英四的宿舍里几乎是空荡荡的。连食堂里开饭的窗口也从十几、二十个减少成三、五个了。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天气冷，又没有暖和的衣服穿，我只好待在宿舍里和徐崇孝、曹瑞春一起“拱猪”。我们是彻底的“逍遥派”。我去男生宿舍，不方便来回走动，经常是一去就得待半天。武然他们只走了胡冰如，她和李安娜在一起。后来，武然再一次找到我，一开口，就是要与我们《春汛怒》合并在一起。我征求了徐崇孝的意见，与武然和她的男友温忠信，加上李安娜组织在一起，即是《春汛怒》与《风雷》的合并，两个战斗队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曰：《春雷》战斗队。我们总共六个人，只有温忠信一个人是二班的，其余五个人都是一班的。
虽然，武然一点儿都没提过“开除”我的事儿，里里外外透着机灵的她，不可能“健忘”到如此地步，却装作很本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也会“难得糊涂”，这也是我二十年“修行”所得的正果。真实的我，很讨厌文过饰非，敢做不敢当的懦夫。在人与人之间“真诚”是多么宝贵哦！但是，大家合并时，我的平等、自由意识太强烈了，可以说是“吃一堑”而增长的“革命经验”。我提出了一条“原则”：一个战斗队是一个整体，原来英四一班十四个人，我们是一股力量，占五个人的比例很棒！在毕业之前，这样的组合很合时宜。大家是平等的。武然在私底下讨厌曹瑞春，我这样表白是因为徐、曹二人，在我一个人没着没落的时候拉着我，此时此刻，我不能是一个人，我是大家的一个“媒介”，把两拨人联合起来。我是以《春汛怒》的名誉与《风雷》联合，因此不是谁领导谁，更不是什么人要“服从”什么人。这当中不存在那个人优越，那个人卑下，六个人分别出身于不同的“黑五类”，实际，这明摆着是针对武然的。我要求每个人可以各抒己见，有话放到桌面上讲，大家一起服从真理。要一视同仁，劲儿朝一处使，拧成一股绳。这应当是大家共同的“底线”。四年级了，早晚得走出学校，在分配前，抱成团儿，形成英四一班里不可小视的一种势力，是大家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目标仍然是不受压迫、不受歧视。还是那句话：“不靠天、不靠地，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当然这一切，六个人之中不会有人反对，只不过“丑话”要说在前面。这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主人，不存在“奴才”！徐崇孝是我们《春雷》的队长，后来还是系“革委会”的成员代表着英四“东方红”一派的势力。从心眼里说，这是我理想的组合和结构组成的方式。
这时候的我，非常“现实”，“分配工作、拿到工资”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小妹还等着我去供养，这就是既得利益。我的目的性很明确，因为我需要“养家活口”，我当不当什么什么“接班人”，别的任何事儿远远没有“吃饭”重要。“人”活着，才能谈到其他。时至现在，我仍然认为，当时的这等“组合”真是不错！大家相处的日子是值得记忆、值得缅怀的。这样的相处是平等、民主、公平、和谐的。这也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之后，像我这样的人，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得一个重要经历。在别人面前要有“自尊”，首先自己要看得起自己，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武然再也不像运动初期那么狂热了。似乎正在和温忠信在热恋之中。前一时期，我与徐、曹接触多，是一种必然。我的性格也很独特，不会去“为了什么”就摧眉折腰，去巴结什么人，宁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也许是自尊心太强，徐、曹两位一直和我同班，算是彼此都有了解，另外主要是他们来找我，徐崇孝牵头。我整天在他们宿舍打扑克也不是“这么一回事”，终有许多不便之处。合并之后，我和李安娜的交往就日渐密切了，都是女孩子就是方便。渐渐地我对她有了真切的了解。
李安娜是一个平和而有教养的女孩子，貌似柔弱内心很坚强。有一阵子，我常常到她家里去，主要是我对“家”的依恋和向往。她父母临近解放时，离开大陆到美国定居了。她与我同庚，所以应该是在四岁时就离开了父母的怀抱，和她留在一起的还有大哥和姐姐，这一点，与我有点相似之处。尽管如此，她的生活环境还不缺乏爱，她在外公、外婆的呵护下长大。见面时，姥姥、姥爷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我很崇拜这对老人，耄耋之年还是那么清醒、睿智，仍然阳光灿烂，心无旁骛，真挚与君子的坦荡荡。这就是修养，确实给人以深刻启迪，令人景仰、赞叹！虽然也被“抄家”，轰出了家门、祖孙三代十几口人挤在三间小屋里，时不时地还要让人拎出去“训诫”“批斗”，但那种不拘泥于“小事”随遇而安的淡定、安贫若素的真性情，真的是四大皆空的境界，特别使我感受到莫大的教益，从二老身上我体会到应该如何“为人”、怎么“处世”。体验了感官上的“老迈”和修养上的“强大”的真实对比。
姥爷给我们讲过他的童年，大清末年他生于山东，是一个孤儿。被一个美国传教士养大，后来由教会送往美国读书，是哲学硕士、文学博士，双学位。学成归国之后，一直在教会学校任教，解放前就是《汇文学校》的校长直到退休。他们大概有五个儿女，只有安娜的二姨留在二老的身边，其余的孩子都在国外，有在日本的、英国的，安娜的妈妈在美国。姥姥的学历也很高，英文也很好。有一次，我问姥爷会唱歌吗？姥姥说：“他唱得可好了！但是你得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听！”他们相互打趣，诙谐幽默。姥爷让姥姥递给他笔记本也会说：“Pass me the notebook ，please ！”老两口待人特和气，对晚辈透着无声的爱，每每让人特别感动。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对我关照有加，然而从来不提及我的家事。这是和我家截然不同风格的一家人家。他们不打听别人的隐私，不触及人家的伤疤，这就是对人格的尊重。安娜家原来的住房也被强占了，虽然早退休了，姥爷也被揪斗了一通，街道积极分子也要三天两头光顾家中问东问西。只是平常在家中，大家绝口不提让人不愉快的事儿，自当没“发生”过一样。但老人国外的儿女每月按时寄来生活费，生活的水平没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去安娜家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
安娜不但家学渊源深厚，而且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爱心、温馨的家庭。她正直、善良。心目之中不存任何“功利”，大度而且坦白。她是我终生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正如安娜说的：“我们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现在，她远在万里之遥的美国，从六六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息息相关的。我特别满足，也特别引以为傲，我有一个一辈子的莫逆之交。
忠诚与真挚是弥足珍贵的，因为现代人生活中，充斥了太多的背叛、伪善和欺骗。
合并之后的《春雷》凑成了六家，正凑手打“升级”。——这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实在是无奈之举。不是我不安分、不知足。我仍然一直考虑怎么做才“合适”，对于如此的“游手好闲”大家都不是情愿的。想找点儿正儿八经的事情做做！我心里总认为这样“闲晃”是不应该的。
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出去“串联”了。心想，若干年后，如若有人问：当年你怎么没去“大串联”？我该怎么回答？如此规模、全国学生的“大运转、大迁徙”怎能不参与呢？下定决心——理应加入其中。实际我有许多困难。首先是忧心忡忡，小妹和大哥的问题悬而未决；其次，找不到合适的伴儿，安娜的外公病了，不能一起出去；最重要的，虽然“大串联”费用不高，吃住都有国家负责，总怕意外，“穷家富路”手里没什么钱，还是不敢出去。这时，武然让我和温忠信结伴出行。她自己不能去，因为他外甥是“联动”不知结上了什么“仇家”，躲在师院“前进楼”生物系的教室里。吃住都在那儿，神神秘秘，不想让人知道，我们也没人想过问此事。总之她说有温忠信和我一起更安全，我也可以照顾温忠信的生活，温主要想去广州看舅舅。
我回家和大姐、大哥商量，他们认为应该出去看看，大哥认为多长点儿见识很要紧。只是要求我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给家里写信，不要断了联系。大姐给我凑了二十五元钱，二哥给了十元，退了一个月的餐券十五元，我把这五十元钱缝在了裤腰里，在西单买了十包方便面，当时刚时兴方便面，两毛五一包。在北京东站和温忠信上了南下武汉的列车。
南下的火车并不拥挤，只是站外停车很多。一路走走停停，一个夜晚两个白天之后我们才从武昌车站下车。也差不多把带的干粮吃完了。坐上接“红卫兵”的大巴，一直送到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红卫兵接待站。临行之前，我们准备了北京大专院校三个司令部的证件和臂章，如若所去的学校那个派别“当权”，有必要时就可以亮那个派别“友邦”的证件。登记时，只亮“学生证”——这才是真正的“机会主义”。是我向武然学来的先进“经验”。因为我们的“经风雨，见世面”是感受文化大革命在全中国的氛围，不是交流“文革”经验、进行“革命大串联”、结成“革命大联盟”的。我自己就承认是“游山玩水派”，不想、不敢、也不屑于做“造反派”、“革命派”。
简而言之，我在武汉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大多半的时间我与温是分开行动。我以前和温先生没有什么交往，基本上连说话也没怎么说过，一直没在一个班级同学过。他是在上大三时从物理系转到外语系来的。应该说彼此还是十分陌生的。
从这件事儿，不难看出当时我的心态是十分扭曲的，心里存在着许多不健康的因素。的确像是被惊吓过度，时时刻刻，观察着、警惕着，思索着。心目中几乎没有了阳光。反而有一种自控不了，不由自主地“叛逆”的流露。到武汉之后，我便客客气气的和温先生分道扬镳了。我的策略是不赶在一个点儿上吃饭，更是大可不必一起行动了。既不得罪于人，也可以各得自由，各得其所。
我去过武汉的大部分院校：湖北大学、测绘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当然首当其冲的是武汉大学。武大我去了不止一次，我的驻地《水运工程学院》离“武大”的距离是我步行就可以承受的，“武大”的校园我仔仔细细的游玩了一个遍。东湖、洛迦山……我认为“武大”是武汉最值得一去的地方。此外，长江大桥，江轮摆渡，汉口的历史古迹、黄鹤楼遗址、汉阳兵工厂的旧址、农民运动讲习所，总之凡是开放参观的地方我都去。自得其乐，不虚此行。只是我也非常地节俭，不想动用我腰上缝的“备用金”只靠着“红卫兵接待站”发的生活费对付。买最便宜、最实惠的东西吃，真是连一根冰棍也舍不得买。
消息传来，周总理下令停止大串联。实际不用周总理说，每一个懂事儿的人都明白，“大串联”打乱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各级各个层面的瘫痪无政府状态，生产指挥失灵，致使生产中断。如果只抓“革命”不去“促生产”，让十几亿人喝西北风去？但是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操纵下，这种“势不可挡”岂能是“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可以奈何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趁着命令还没下达到当地，我在汉口火车站，从列车的窗户里又扒上了继续南下的火车。
在汉口车站，我与温排了一天一夜的队也没上得了车，只好最后联络了几个北京同学，大家一齐努力，所有女生都由男生给塞进了列车的车窗、再扔进了简单的行李，男生再爬进车窗……
温一心要去广州去看舅舅，于是半路不敢下车，害怕下了车就上不来了。中途在长沙停靠了两三个小时，谁也没敢出站。
广州终于到了。我披着一件母亲的破皮袄，穿一身深蓝色、家做的中式衣服，走出广州站。街上的人吃惊地看着我如此装扮得一身的“北佬”，像是我们现在看少数民族的装扮，或者刚开放看老外一样。他们怎么知道，抄家后没有补丁的衣服，我找不出两件，这还是早几年妈妈教我针线活儿时留下来的的“藏品”，后来叫的所谓“唐装”。出站后就上了接站的大巴车，一直把我送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广东省科学馆》。
包括等车时间，我在广州停留了一个多月。
到广州之后，温与我彻底分手了。我说：你找到舅舅，住在舅舅家就不用管我了，我可以照顾自己。回北京时，能联系上就一起走，联系不上就算了。事实上，他没给我留下他舅舅家的任和联系方式，从此就“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了。大家各得其所。大概他在广州住了几个月之后，也许是过了“春节”才回北京。
广州市是一座美丽的亚热带城市。我又住在市中心，很方便。“科学馆”的旁边，一路之隔就是广州市标志性建筑《中山纪念堂》，走不远的路，就可以进“越秀公园”的一个边门。热带常绿的棕榈、椰树、木棉参天而立，十几个人手拉手也围不过来的热带乔木，小穗黄杨，茉莉花灌木的围墙，夜里阵阵花香袭来，草地上的小径，花木扶苏别有一番南国风味。“科学馆”是一座很有档次、可以说是非常高级的的院落。每天晚上虽然只是躺在木地板的大通铺上，但总比在武汉睡在水泥地的大礼堂里，已经是天差地别了，晚饭之后，身上洗得清清爽爽，倘佯在花香鸟语的庭院之中，我在这“乱世”之中，还能享受如此的“宁静”，特别是“自由”和“安全”，十一月的广州天气不冷不热，交杂着阵阵香气的微风迎面吹来，好不惬意！我不禁感慨，还是“活着”好呵！——当然我不仅满足，而且还挺“臭美”！
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我很充裕地“走遍了”广州城。
首先买了一张地图，按图有计划地一一去参观。黄埔、黄花岗、白云山顶、三元里抗英纪念塔、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简直是没有不到之处。往往是一早坐头班车出发，下午在晚饭前回来，先洗澡、后吃饭。晚上是不敢出去的，在花园里享受“宁静”。
当然像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大楼，珠江大桥、繁华热闹的商业区像解放路、中山路也都去过，有过一些有趣的经历。
广州人对“北佬”存在着自然的地域歧视，我左肩挎了一个水壶，右肩背着一个挎包十字交叉，再加上“唐装”，雄赳赳地走在街上，很多人都侧目而视，也许他们认为“北佬”就是如此装扮，特别是一个大姑娘，鼻子上还夹着一架破眼镜，在靠香港这么近的地方，真是“土得掉渣”，怎么好意思在大街上“长驱直入”地游来逛去，这副打扮看上去有点儿不男不女。
一般的小铺和北京大不相同的是，大多数是“私营的”，北京早就公私合营或者“合作化”了，基本上没有私人的产业。而且他们大多数是连家铺，往往是一间门脸儿，前面是铺，后间是住家。夫妻店占了很大的比重。挺逗乐子的是他们为了防小偷，房梁上都装有一个滑轮，老板手腕子上系者一根绳子，绳上系者装现金的篮子，买东西一律先交钱后拿货。交完钱，老板手一拽，“噌”的一声，钱篮子就上天花板了。一开始，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站在门口想研究研究这种“异域”风情，犯了一会儿“愣”，就遭人大声呵斥了，真把我当成叫花子、要饭的来了。
一般而言，街面上广州的运动，大不如北京那么激烈，没有“红海洋”。也没有那么多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好像“小学校”当时都没停课，因为在大街上还见到小学生排着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粤语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据说因为侨眷、有海外关系的人家特别多，抄家、扫四旧远远没有北京那么“彻底”。我看到的激烈行动很少，最最激烈的莫过于在“广东省粤剧院”，远远地，见到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记得她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要不然是人民代表，被罚跪在朝大街的二楼小阳台上。过往行人都看得见，被剃了阴阳头，呆若木鸡、面无表情地跪在那里。粤剧我基本上听不懂，只看过红线女和著名香港演员吴楚帆演的电影，“家、春、秋”。吴楚帆饰演“大少爷觉新”、红线女饰演“鸣凤”，在鸣凤临跳湖之前，有大段的唱，很是凄婉、动人。红线女是粤剧院的院长、头牌，享誉广东和整个港澳地区。当时脖子上还挂着“破鞋”，说她生活作风有问题，大标语上说她是“戏霸”、反动权威，当然名字上画着大红叉子……据说后来自杀了。
我很想知道北京的消息，总归离开北京也一月有余，有点想家了。中山大学应该是广州最著名的学校。抱着看看动静的心理，进了中山大学。著名学府一定要浏览参观一下校容校貌。学校很大，建筑风格古老讲究，也是一座历史很久远的学校了。校园不能不说很美、很幽静，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北京的消息是从中央首长讲话中体现的，这里的大字报和一个月之前北京的情况差不多，稀稀落落没有什么新内容。校园里的人也不多，可能“人”不是去“串连”外出了，就是待在宿舍里，因此寥寥无几。我捡着我不知道的，在北京没见过的“讲话”看，为的是获取信息。不小心，自己没留神被人“跟”上了。
来人问：“是北京来的同学吗？”
“是。”只好回答是，怕被人查证件。这时候可不能“弄虚作假”。
“能到我们办公室去谈谈吗？”不好拒绝，“弄僵了”局面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我被带到了“清华井冈山驻中山大学联络站”我心中有了一点底数。
清华的学生问：“北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吗？”
“北京的情况不清楚，出来两个多月了，来中大就是想看看有什么新的动态。”绝不能多说少道，“不清楚”当然是最好的回答。
“你哪个学校的？”
“北京师院。”
“怎么就你一个人？”一个人本来就很“特别”，应该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
“在武汉走散了。跻上火车就找不到了。”
“你是哪个司令部的？”清华井冈山也属“三司”。
“三司。”心里有底。因为兜里还揣着“三司”的红卫兵证件，红臂章。
“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吧！我们这里缺人手。”
“很好！只是我刚来两天，先找找同学，找着了他们，再一起来找你们好不好？”很庆幸已经打下了“伏笔”。心想，在这个地盘上，“孤家寡人”可不能硬碰硬。我知道你是谁？凭什么跟你在一块？赶紧“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也。在返回“科技馆”的路上，自己还在余惊未了，决定不再去大学，满足“好奇”地打探什么“新”消息了。
广州公园里应属《越秀公园》为最。园子很大，很幽静，别具南国特有的景色和风味。但不像北京的园林有很多的古迹可寻，在《越秀公园》里，顶顶有名的莫过于“五羊城”的标记五只羊的雕塑了。余下的还有《白云山顶公园》，给我的感觉很荒凉，几乎没什么可看的、可玩的，也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待到这个程度，挺想北京的。不想再漫无目的的流浪下去了。很明确，广州——不应该是我待的地方。无论人文、气候、环境我都适应不了，感觉挺没意思的。
返程的车票在接待站根本弄不到。再三咨询只有在火车站外面排队是唯一的一条可行之路。反正排队时会有吃有喝的，排就排吧！此时此刻，真的发挥了我的破皮袄的作用了，广州虽然不太冷，可夜里也不好过，破皮袄可铺可盖，排在队伍里，躺在在大马路上，脖子上挂着背包，背包又枕在头下，可以说是四平八稳睡大觉全无顾忌。跟排在队伍里的人“侃大山”、称姐道妹的“东拉西扯”，四个夜晚五个白天，我一直排在广州火车站的外面！！
排队的秩序很好！队伍中都是广州军区的解放军站成的“人墙”。进站也是解放军领队，左右两道人墙，我们在当中穿行而过。他们也真是不容易，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还得态度和蔼、耐心地对付这么多“能说会道”的学生。总之在解放军的管理下，广州这个“始发站”无论在车站广场、还是进站之后，秩序井然。
我在火车上搞到了一个临窗的双座，离厕所不太远，这便是大串连的“经验”了，不临窗空气一定不好，“出入”也不方便，要是三人联席，车开出去要不了几站就得坐四个人，上车之后先抓了一个海南岛的中学男孩坐在我的旁边，这很安全。对面后来坐上了北京的一对中学生，还有老乡一路不会寂寞。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组合。
火车开了。这一走站站停车，站外停车更是不计其数，总行程一共走了一个星期。到北京已经是临近十二月末，到冬天了。
跟我同座的海南小孩只有十四岁，从来没出过家门，从来没跨过雷州海峡。只穿了一身运动衫，更没带什么钱。只是听人说到外面有政府管吃管用。要知道，一个星期的车程他吃什么？火车上是没人管饭吃的。大家轮流给，多数是我拿钱，他跳出车窗买，当然买的都是最省钱的东西，最便宜的面包和饼。可怜的是车一过长江，天气就冷得很了，到了郑州突然飘起了雪花，这傻孩子一辈子还没见过“雪”，兴奋至极，到站台上看雪、摸雪花！大家喊他回来，他说不冷。可是当天夜里就发烧了。高烧得很厉害。我给他穿上我的皮袄，心想能“捂”出一点儿汗来，也许会好一点儿。他还问北方怎么会有这种衣服？列车上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任何药，一直高烧不退。只能让他“挨着”。好在过了郑州，进入河北省就快到北京了。实话说，可怜的孩子又瘦又小，黝黑。明显的是典型的瘦小枯干广东人的样子，在北方也就像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只知道到了北京能见到毛主席，不远万里、背井离乡而来。谁知道怎么样才能见到毛主席、或者见不见得到毛主席哪！他认为凡是“北京人”就可以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就住在北京。他哪里知道北京有多么大？多么单纯、多么可爱的孩子！谁知道还回不回得去？到了北京，大家七手八脚把他送到红卫兵接待站，早有传闻，入冬以后，南方的小孩子，在北京由于气候不适应，生病的人很多，像海南小孩这样的孩子，他们怎么能在北方生存？虽然政府给他们发了军大衣，但也没法保证个个有病就能及时医治，个个就能安全的返乡把！很多问题，军大衣也解决不了怎么办？
这次“串联”没准儿被人认为是“不知死活”，可是我认为，是我自己对自己“自尊心”的一种满足，是一次“自我救赎”。它让我恢复了些许的“自信”。变换了的环境，使我改变了“心境”。转移了“痛苦”的兴奋中心。是我在文化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次找到的新的“平衡”。独立自主地自己给自己“当家”，不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另外，只是怀揣了五十块钱，坐上中国从南到北的“大动脉”，就像“Anty Lina ”一样地“see things”，无论吃什么苦、遭什么罪都值得。有这份“勇气”、有这份“胆量”，应该是“伟大壮举”。还不是借了文化大革命的“光”了吗！无论如何，我自小就没走出过北京，这次出行使我的确“经风雨、见世面”了，我看到了北京以外的世界，有了切身的体验，长了见识。
仅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下旬的不完全统计，先后共有八次，有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受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的接见。这么一来，惹得几乎全国的学生趁“串联”的机会“涌向”了北京，能有谁不想见到毛主席？大街小巷顿时成立了数不胜数的“红卫兵接待站”，厂矿学校、机关单位、红卫兵无处不在，管吃管喝、管住管交通。公共交通阻断了，人们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秩序了，一下子涌进来上千万人口的吃、喝、拉、撒、睡问题使得首都的一切都停顿下来了，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北京全市总动员，因为我们都是毛主席客人的“陪客”，替毛主席接待的客人。毛主席他老人家只管穿着绿军装、戴上红臂章，在天安门上招手，然而这是几千万人的大迁徙，凭的竟是他老人家的一阵心血来潮，“大串联”的意义何在？就是凭老人家的“随心所欲”而成的劳民伤财。这不是肆意而为是什么？
仔细想一想，所谓“党内路线斗争”，时而批判“左倾”，时而又反对“右倾”，后来又出了一个“形左实右”，还有什么“打着极左的旗帜，施行了极右的实质”……让人不知道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整个就是一个“晒”哲学名词的大忽悠。我想这也是一阵阵的“随心所欲”而成的。只不过到了文化革命，这所涉及的范围，不再只是党内，一下子就扩大到全国的上上下下。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资产阶级反动派”。“倾”只是倾向，这回是“反动”了，即为“反革命潮流而动”.“反动”就是“革命”的对立面了，大有第二次像打倒“蒋介石”一样的革命。建国十六年了，又要来一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无所适从呵！这个日子可让人怎么过呵！显然，这一切就老百姓而言，只能当作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说“风”便是“风”，说“雨”便是“雨”的自说自话罢了。否则，谁人又能舍此而言他？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