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宣队和工宣队(一)

1.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了

随着“斗、批、改”的进行,学校系统又派“队”进驻了。我的印象之中“队”的名目繁多,“四清工作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新市委工作队”……现在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六九届学生要在秋季“毕业”,老三届的学生也一直在学校待分配。石景山只有九中一所是完全中学,设高中部。由于运动的原因,高中停招,实际六六届的初中生已经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了。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已经下达,陈永贵大叔也表示了山西省可以吸纳知识青年,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就要来到了。

派到六九届班级里的解放军叫赵阿二,上海人,在部队里是个班长。到六九届的年级里称呼连长。连指导员,姓钟,是在部队里给团首长开车的司机,他除了开大会时来,一般看不见人。工宣队是北京特殊钢厂的工人,六九届工宣队的组长姓陈名建昌。

我理解,宣传队进入主要是监督上山下乡工作和“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斗、批、改”,当然是以“斗”和“批”为主。宣传队一进学校便掀起了新一轮的整人运动。全体员工星期日也明令不准回家了,工人宣传队员在每个年级组“听”会,说是“了解”情况,成立了“专案组”,组织具体到“人”的批判会。解放军侧重学生工作,主要是上山下乡动员、家访。解放军似乎也不大接近教师“群众”,所以连名字我都没记清楚,过了一阵子就有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下子撤退了。留下来的工人宣传队一直到真正复课,还换了一批“工人阶级”上讲台的首钢的工人讲师来。

有关这一段生活,也有一些令人难忘的记忆。

2.在全校大会上的一次发言

上班几个月一直很平稳,和张兴富的关系也还说得过去。此人特别爱听“好听的”,我更是“俯首帖耳”,一口一个“师傅”,并且唯命是从。张某人自以为得计,取巧、偷懒;我自然是天真、甘当“傻冒儿”,自愿而且“自然”地“后知、后觉”。张某人在自尊心上得到了十分的满足。与学生的关系很好相处,只要真心实意地和他们交往,他们对于我,只当是平等的朋友,有求必应。但是一切都听张老师的,一切以张老师为主。

宣传队进驻之后,除了“被专政”的以外,打击面扩大了,形成了一种人人“过关”的局面。宿舍里原来休产假的吴珉衡,期满上班了,因为同一间宿舍,同一个年级组,后来的吴珉衡与我接触颇多。吴,上海人,六五届师院中文系毕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其父是著名的学者文人吴泽炎。此人很有上海囡囡的特点,小巧、聪慧。爱抖机灵劲儿,是好人还善良。只是在生活作风上十分不检点,总是招三惹四,和男老师不清不楚,人不够踏实。

渐渐地,年级组会的气氛严肃了起来,负责六九届年级的工宣队特殊钢厂工人——陈建昌组长,经常在大会之外,组织小会,我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认为不让我参加真是求之不得。不料,我还没来得及“窃窃‘私’喜”,一天居然把我叫去参加所谓的“预备会”。会上,要我在晚上的“批判帮助会”上,打断宋云英的发言,表示愤慨,让宋云英的批判会“升级加温”。

宋云英,四川人,语文教员。我来之后,根本没和她说过几句话,不在一个宿舍。她年长我十来岁,人有点儿唠叨,话一多,就有点儿婆婆妈妈,是一个很具教师特点而不伤大雅之人。当然她属于《东方红》一派的人,又是地主出身。我体会“核心组”想“整”的人不少,只不过不可能把所有的“狗崽子”都弄成“专政对象”,还得分一分“层次”。所以,宋云英与其他好几个人都在重点“批判”之列,要“洗澡”的人很多,这其中有“温度”的差别。那天晚上,要的是给宋云英“加温”,不让她“好过”,让她洗一个“烫水”澡。让宋云英不要总是唠里唠叨的“不识相”、目的就是让她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给点儿“厉害”的颜色瞧瞧。

我听了这个预备会,很明戏。心想,我虽然明哲保身,但我决不给人当枪使。

然而,人家却指定要我发言,打断宋的检查,还要表现得义愤填膺。可能这就是让我参加“预备会”的目的。我再三推托,“我不了解宋云英的情况,不可能说到点子上,就‘愤慨’不起来,达不到领导要求的‘效果’怎么办?”尽管是明摆着我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管不了那么多,打心里就厌恶、就不愿意充当这么一个傀儡!

“正因为你是新来的,才会有‘效果’,说明她的检查太不像话。”人家还没检查呐,他老人家已经给人家“判定”“检查得太不像话”了。

我还是不答应,吴珉衡忙着给我挤眉弄眼,让我不要再说了。她赶紧问陈组长,“什么时候?小宋发言什么时候是正对点儿?”

陈组长说他会站在二楼方厅门口,等到他双手抱肩时,让我“冲”上去夺扩音器,然后要“怒不可遏”地发言,不许用讲稿照本宣科。呵!看要求得多么具体!多么详细!事后,吴珉衡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倔!你没看见陈组长的脸都拉长了?一点儿眼力劲儿都没有!”我只好妥协了。晚上开会时,我心咚咚地跳个不停,宋云英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没听见!吴坐在我旁边,当她看见陈组长抱起双肩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真的按着陈组长的要求做了——打断了宋云英的发言,大吼着说她不老实,“连我这么个新来乍到的人也听出你在搪塞,避重就轻,推三阻四……”我自己也在哆嗦,手心出汗了,声音变调了。我不是愤慨得哆嗦、变调了,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因为这一辈子,我没干过任何“损阴坏德”的事儿,我为我做了这一遭被人当成牵线木偶、任人摆布而悲哀!为我丧失自己的原则,自己当不了自己的“家”而生气!

没准儿,有人会认为这是工宣队对我的“信任”,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组织”对人的“考验”。我真的不想拥有如此的“信任”,我也没写入党申请书,也大可不必如此“考验”我。事后,宋云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与我接触,大概在她调离古城中学,进城之前她问过我,当时为什么让她不能过关,我没做任何解释,只是说:“不能过关,不是一个新来的见习教师所能决定的事,您是可以‘想’明白的。”

当然,正人君子不做亏心事。我当时的作为不是趋炎附势,至少也是随波逐流。我想这是我做过的亏心事。为什么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对事,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做的是不应该做的事。圣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因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瞻前顾后,只能谨小慎微地违心地这么做了,我很对不起宋云英老师。

要往“校园”这片纯粹的知识分子的领地里掺“沙子”派工人宣传队,继而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真的要如此方能实现吗?这个“一切”就是如此实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如此为所欲为地领导教师这个“小资产阶级阶层”不是太形而上学了吗?

回想当时刚刚解放,过去彼此尊称“先生”“老板”,自己谦称“晚生”、“后进”“职下”,解放了大家都一律称呼“同志”,殊不知,到了1966年,毛泽东也不认“刘少奇们”是志同道合了,到了此时此刻,“同志”过时了,连公交车上售票员也会高喊:“师傅们!请让一让,往里走。”于是“师傅”就是彼此的“敬称”了。工人阶级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领导每一个教师的个体,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还是“种性制度”的另类变种?

还有一段记忆,当时无论开大会,还是写文章,在学校里总有一个称谓,作为开头,即:“师生员工同志们”。忘记是哪一个人了,开大会一开口就引起了一片哗然,那人说:“工生员师同志们”。先是一片寂静,接着大家猛然醒悟了——哄堂大笑。在学校这个范畴里,“工人阶级”便是如此这般地领导了学生、职员、教员了。学校里的工人总共能有几个?那时候不可能有清洁工,一切清洁工作都有师生自己做。只有修理桌椅的木匠师傅、看传达室的老大爷、再有就是做饭的炊事员了,——学校总得有千把人吧!这也得由如此构成的“工人阶级”来“领导”学校里的“一切”?不知道这么讲的人是为了“幽默”一把,还是想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总之当时工、农、兵进大学,管理大学,工人讲师进课堂等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按当时的道理,教师是“臭老九”,即在“臭”字辈儿里,排行老九,是最末一位,臭得不能更“臭的”的臭某某了。要批判“师道尊严”,“师”自然应该是在最后了,可能在学校这个范畴里,从根本上就没有“教师”,取消“教师”还不能成其为“学校”吧,也许这便是“教师”得以“幸存”的原因。有这么个“工、生、员、师”的称谓,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真“够拉风”的吧!!大家也许能想象到当时学校的这份有点儿“滑稽”的“氛围”吧!

殊不知,让我打断宋云英的发言,这仅仅是一段小小的插曲。

那位陈组长和曹家林一起找我,要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这次大会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际是批判彭元中。老师发言只此一个人,余下的都是学生发言。明确告诉我,我是“中心”发言人。内容是批判“以彭元中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人活在世上是多么地不容易呵!与此同时,拿了一叠彭元中的“材料”给我。我说没有经历过的事,我没办法“评论”,怎么批判?。“这是革委会专案组整理的材料,就按材料批判!”又是跟师院的团支部的“权威发布”一样。我心想,多少“黑材料”“有”证据?全是“莫须有”,我离开师范学院时,烧的不正是这些东西吗?不管答应不答应,就是死“任务”。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很明白这一切“由不得你”。限定三天以后递交发言稿审查。怎么办?躲也躲不过,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怎么想的!想起一句老话:“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吃人家的饭,听人家的唤。”违心“也”得去做!上台这事儿我本来不应当紧张,从小表演节目我都不怕,当着多少人我也不犯憷,可以声情并茂。然而这次事到临头,我怀里像揣着一只兔子,咚咚地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一上台险些跌倒,凑到麦克风前面,自己听着自己的声音都颤颤巍巍地底气不足。磕磕巴巴地读着讲稿——上帝!真是把人难为死了!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浑身出了一场大汗。

以后在古中的几年之中,我与彭没有什么交往,他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小爬虫”,在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因为他向潘晶、唐兆钰都流露过,不屑于评价我这样的人。反而对于潘、唐和我交往很不理解。无论如何,我对他的伤害是很大的。哪怕是“随声附和”,我也是一个在政治上的“应声虫”。尽管是为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从彭元中的角度,能不能原谅我都只能是他个人的意愿。我没有任何权力作出任何要求。因为错了就是错了,自己不可以文过饰非,只好随他而去吧!

事后,张兴富,端着一付“老将”的架子,眯着一双小眼睛,似笑不笑地跟我说:“小将得多锻炼,经风雨见世面。”我真的怀疑是否有他在幕后作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是好意还是歹意,都十足地令人讨厌。对于这样的人,只能是敬而远之,只能敷衍,只能是“少招惹”为好。尽管如此,我体会这也是“曹家林们”精心为我安排的,“考验”我的步骤。只不过无论是“陷阱”还是“火坑”,这也是一个“狗崽子”的命,是回避不了也是“逃脱”不掉的。

3.小妹到山西省闻喜县插队落户

文化大革命,很多人索性叫它“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这个词,涉及到“红卫兵”身份的各个阶层的人何止千万?这一切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告终呢?当时会有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这些以十几岁到二十岁的的青年人为主体的人群,像脱了缰的“野马”,如何才能让他们重新纳入到正常生活的轨道,重新变得有规矩、有方圆,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大、中、小学生从一九六六年到六九年有上亿的人怎么处置?不可能留在“校园”里!

“红卫兵”这个组织是在七十年代,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恢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活动的时候,同时撤销、终止了“红卫兵”、“红小兵”的组织形式。在我心目中,这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举措。因为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红卫兵”这个组织和十年动乱密切相连,不能说它是一个贬义词,至少也是一个“文化革命”特定的代名词,国外把文化革命就叫做“红卫兵运动”。不能不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词儿。

历时又一个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波及全中国老百姓、每家每户的大事件开始了。

我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应该是一个好方法。让这些学生到农村去,亲身参加社会实践,走进“社会大学”。这应该是“安排”为数庞大的,这么多人的一个“好去处”。尤其是让他们“面朝黄土,背朝青天”地去反思这些青年人“狂热”的无政府时代,在“绣地球”的实践中,去体验什么才是他们应该走的人生之路。

在校的老三届(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的学生,一腔热血,满腔热情。在“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口号声中奔赴云南、新疆、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山西的贫困地区,开始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战天斗地”、在这片“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知青生活。这些青年人,十年、八年是他们一生之中经历的最真实的生活,也是弥足珍贵的。正如我的学生,他们当中最小的(六九届初中一般年龄现在应该是五十六、七岁;最大的六六届高中生应该是六十四、五岁的人了。)现在也近六十岁了。从兵团返城后,他们大多都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思想成熟、作风稳健。十年、八年的磨练、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大的历史框架所造就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然而大浪淘沙,要把自己融入社会大家庭,纳入社会的轨道,成为社会的一分子,继而为社会做出贡献,就要有这么一场痛苦万分的蜕变!有几个人可以“拧天而行”呢?这样的“蜕变”是终归要发生的。

小妹自从返京后,看了一段病,稍有好转便手拄着拐杖去女五中“参加运动”,尽管如此,她是六七届高中生,也得随着学校一起去山西省闻喜县插队落户。小妹的病真的很重,骶骨裂造成行动不便,一只腿走得很不自然,一拐一拐有点儿瘸,蹲不下也站不直。由于文化革命运动的惊吓,她有很严重的癔症,易激动、或者精神一紧张、害怕;浑身就抖成一团,接着肌肉痉挛,嘴歪眼斜,手脚僵挺,人会咕咚一声倒下、休克过去,没有呼吸了。可那个人“敢”说有病,参加不了上山下乡、去不了农村?好不容易“抄家”时,没被“整”死,已经是“逃生”了,只得硬着头皮走。

到了闻喜,随着运动的深入,当地生产队居然让她这个“知识青年”单独与“地富反坏”分子一起劳动,这是对小妹独特的“政治待遇”。

拖着一身运动造成的病,到乡下去插队落户了,还不“算”听毛主席的话,还说不上是“脱胎换骨”,还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知青”,“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必须等同于“地富反坏右”分子、还得入“另册”?我的这个“还”字不是啰嗦,我想表示的是“正在进行的一种程度”。我试图努力地想找出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尺度”来衡量一下,现代语言叫“量化标准”。小妹这样的“知青”走到哪里也摆脱不掉如此的“精神枷锁”吗!!有人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谁能体会、谁能明确指示出来,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可以教育好”的“程度”、或者“水平”呐!还是只给人的一颗“甜枣核儿”——含在嘴里吮一吮,似乎有点儿残留的“甜味儿”,吞到肚子里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扎死人,但必定要把人弄得时时作痛,日子不得好过。要不然,就是拎在手里的一顶帽子,只是为了给人“展示”,“标榜”点儿“区别对待”的政策给人看的,一顶美丽诱人,给人以些许“希望”的,可望不可及的帽子?这一切的不可变更,难道真的是因为有如此的爹妈生你养你的事实是不可变更的吗?有人还似乎十分大度地说:“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嘛!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让我说简直是“放屁”!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故意让人坠入五里雾中的“伎俩”。

最难忘是小妹走的时候,大姐、姐夫和我去送行的场面。大姐年长小妹二十三岁,从小照顾小妹长大,尤其母亲不在家的三年,以及文革中的两、三年,他们二人形同母女。更何况,大姐没有子女,临走前,给小妹置办行装,无论多么困难,大家揍了钱给她买了一支印着毛主席像和语录的木箱,买了一条棉线毯子,被褥也是大家凑的,大姐哭得特别伤心……女五中和六十二中混合编队,可是六十二中是初中校,也就是说,男孩子是初中的,女五中全是高二的学生,上下相差三四个年级。

到北京火车站送行的人除了父母之外,爷爷奶奶来的也不少。这是北京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空前的大场面。大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之势。摩肩接踵,手手相牵,泪眼涟涟,难舍难分。家家都是叮咛再三依依惜别。小妹在车上,望着车窗外面,强忍着泪水,故意做出的笑比哭还难看。汽笛长鸣,火车动了,站台上送行的人们哭声一片!大有泣鬼神、惊天地之势。真的是北京人舍不得让自己的子弟去农村吗?我想不是。北京众生之中,真正的满清贵胄又有几人?吃皇粮的八旗子弟寥寥!北京的众生当中绝大部分还不是从农村来的?问题是运动还在“文争武斗”,一切还没有“定数”。“儿行千里母担忧”谁家的大人不担心孩子的一生平安!

当时能给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保证平安吗?只要他们认真劳动、服从领导就能平安吗?不尽然吧!

我的堂妹宋淑英,在山西某县插队,是山区。当地的人都有地区性疾病,据说与水源有关系,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体现的是“寿命”长短的问题,时至一九六九年还没见过塑料薄膜为何物的闭塞山村的老百姓,又能懂得什么“污染”?这些“娇嫩”的“北京娃”到了当地,病倒的不少。我堂妹,初中二年级,年仅16岁,便死于血液病。我曾参与过她的后事,叔、婶只好认她自己命短,不了而了之。老伴儿的姨表妹赵敏之去了东北兵团,初三的学生,死的时候18岁。

被当地的基层干部,所谓的“连指导员”强奸,跳河自杀后,还被诬陷成“反革命”自绝于人民。当然,我知道的都是“个别”现象。无论如何,它们也是客观存在!说明了一定的问题,说明当时国家无能,没有把他们安排妥当。谁没有身受其害,谁没有身临其境就是“个别现象”。然而,像堂妹宋淑英、和表妹赵敏之的家庭,对他们的父母就是百分之百!!它们的孩子夭折了,对于他们的家庭就是天大的祸事。这些孩子死了,他们不是为了打击日寇而献身,也不是为了建设新农村而牺牲。他们不足二十岁就过早地结束了一生,死得不值!死得冤枉!

在此后的六、七年中,我负责小妹的一切。我俩过得是十分艰难的日子。小妹多病,从牙缝儿里省下一点钱,还得给她延医看病,春节所有的知青都回家了,我不可能让她一个人留在村子里不回来,可是单程的一张车票就要六十多元。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6元。当年很多知青往返北京和山西,都是“蹭车”不买车票,因为我和小妹是如此,按当时的工资水平,有的家长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过如此,哪有这么多的钱付这么多的车费呐!验票时,就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跑,要不然,躲进厕所不出来,不敢在验票口出车站,而是绕出几里地,在漫洼野地里找出站的地方。不行的话,要是被铁路员工“抓住”了,在那一站被“逮住”,就从那一站算起,一律强迫下车做苦工,挖石头子,修路基,什么时候攒下的工钱足可以抵销车票钱了,什么时候放人。我虽然也是十分地“罗锅上山”钱紧,从来也不敢让小妹不买车票,小妹想不买我也坚决反对,借钱也得买票。

说到借钱,那些年,我没有一个月能发整薪,因为不仅像现在说的每一个月都是“月光族”,我得月月超支、月月还账。六十年代,各个单位的会计都负责组织职工的“互助储蓄会”,我每个月入会两元,也是入会的最低标准,就是为了获得“借贷权”,小妹走时我可以一下子借六十元,有时甚至是八十元(已经超过我的工资总额了)。她走之后,我每个月扣除二十多元还债,用三、四个月还清了债,顶多再有两个月,天冷了,小妹又该回来了。小妹在北京的日子除了我俩吃穿费用、过春节,过了正月,要春耕时小妹又要走了,连带的一些生活必需品、食品,再买车票,“使上吃奶的劲儿”攒下的一点儿,都用上了,还得接着借,周而复始,再借、再还。

很清楚的一笔账,往往我的工资扣完了贷款,还剩下二十多块钱。扣下互助会的两元、买一张郊区月票六元。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月十分困难。除掉所有的开销以外,可能是因为买了一双鞋用了几块钱。手里的饭票钱只剩下了八块钱。要知道,八块钱,一日三餐,还得用一个月,星期六也是吃完晚饭再进城。大姐每月给爹妈寄粮食,我怎么能再去大姐家“卡油儿”?

有一次为了省下六块钱的月票钱,没有月票,大姐打电话来又要一定回家,也不忍心让大姐难过,为了省两毛五分钱的票钱,从八宝山就下了337路车(按当时337的路线是玉泉路、永乐、衙门口、八角、新古城应该是第五个站头)。直线距离从八宝山,到老山,到八角,再到新古城,要知道三站郊区车,努力走四十分钟勉强可以走到。七零年,母亲返京看病时,生活就越发困难了。正经地不知道每个月这二十几块钱到底如何支配了,一分钱要掰成两半儿花的滋味儿我是深有体会的。连中午饭也经常是半块酱豆腐就合一个馒头。好几年没有买过“小炒”,炊事员的印象中我是学校里的一个省吃俭用、生活挺困难的人。这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日子总得过下去。现在,我每月的退休金将近四千元,一个人没任何负担居然成了“富婆”,吃不完、花不完。想想过去的“难”真的太知足了,也是天壤之别哦!

4.树欲静而风不止——“天天读”时发生的一件事

随着时日的推移,逐渐地熟悉、了解了环境,对张兴富的了解逐步加深了,也越发地讨厌这个人了。我采取的“政策”仍然是少接触人、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表态,除了和吴珉衡偶尔多聊几句话,其他的人一律不卑不亢,客客气气,敬而远之。正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凡是不应该做的事儿,努力地避免,想着法子躲避不做就是了。

为什么我会讨厌张兴富?这个人身为“正”班主任,管理学生的“正事儿”几乎一件都不干,反而净干一些鸡鸣狗盗之事。每天三节课,除了“早请示”的时候,有时会露一露面儿,其余的时间全推给我去支撑,总是有借口不来教室,更不会给学生讲一课。如果是为了“整”人去搞什么,与我无关,“我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不过嗤之以鼻罢了。问题是有学生“透露”给我,他在背后不停地搞小动作,课堂上找不到张某,他却有时间课下在学生中散布小道消息:“学英语的人都有‘思想背景’,要不别人都学俄语的时候她怎么单去学英语?”“她出身是大资本家,要不怎么‘凡人不理’,那么清高?”当然学生中也有“我的”基本群众,因为这些孩子认为我是“平易近人”的,和蔼可亲。学生的家不是房前就是屋后的近邻。很快,“消息”就会传到我的耳朵里了。于是,我越发地觉得这个人十分无聊,心想,“淡着”他,不给他机会就可以了,身正不怕影子斜,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张兴富其人就是又一个“樊大奇”,我骑着车、捏着闸,回避了一切,他老人家就是想横冲直闯,不把人冲一个人仰马翻就誓不罢休。我能做的只是“走着瞧”看事做事。我也有脾气,绝不会为了“好过”一点儿,就去“巴结”谁,去摇尾乞怜,没有原则,丧失作人的尊严。也许这一点正是让“那些人”看着不顺眼、不顺气的地方。

随着动员上山下乡工作的深入,每天学生不到学校的半天时间,基本上都要到家属区去家访。最后落实地一批到内蒙古兵团的名单,然后逐步推广。很自然,有很多家长十分抵触,有时“动员”的太频繁了,或者“言辞”不够谨慎,或者家长不够“通情达理”,双方都会产生一些矛盾。六七届的沈道斌老师,在回学校的路上被人在背后扔了一砖头,险些搞得头破血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当然不会十分“过头”地动员,我只是给家长充分地,不厌其烦地宣传有关政策,分析当时的形势,“走与不走”我决定不了。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一个“臭知识分子”只是向工人阶级学习,“服从工人阶级领导”。很自然,我一个人宁可单独家访,不愿意和张兴富一起去。——借口就是分头去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我有过“四清”的经历,有足够的“耐心”去做群众工作。

无论我多么小心,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是在“天天读”中,可能我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的一个字读差。把“小资产阶级‘左翼’”读成了“右翼”。当场,一个学生,高秀媛站起来,大声喊停。我知道她是张兴富的“信徒”,她说我“篡改”毛主席著作,问我是什么目的。在课堂上,不仅我吃了一惊,其他同学也吓了一大跳。好在我还算冷静,停下来半天我也没吱声。最后我说:“我到现在,真的还没‘意识到’什么地方出错了,请你给我指出来。”高秀媛指出我把“左”“右”读颠倒的地方,——实际很多同学都没留神到出了这么一个“颠倒”。我看看大多数学生的表情,断定不是“预谋”好了想“整人”,只是“个别人”挑起的“突发事件”。心情平静了若许,说:“到目前,我还不肯定,我是否真地读错了,我一定认真反省。下课后,认为我真地读错了的同学可以找我,认为我没读错的同学也可以找我。”下课后的第一件事,我去找曹家林,征询她的意见,问她学生对我的反应,进而我反映了我的意见,如果我真地读错了毛主席著作的话,是口误。我可以检讨,但是张兴富在学生中散布“消息”是自由主义,他散布的“消息”破坏了我在学生中的“形象”,不能不说他有挑动学生之嫌。他对我有看法,作为我进校以来,由“连长”指定给我的“师傅”可以对我进行帮助、批评,应该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应该在私底下搞“小动作”。曹家林当即决定到三。四班听课,认为老师之间“有想法”应该放到“老师的范围”里解决。第二天,以高秀媛为代表的三、四个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教室外面的走廊里。时至一九六九年,学生几乎不贴大字报了,更何况,六九届是最低年级的学生给“新老师”贴,就是在学校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师生中间让人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大家都在“捉摸”怎么会呢?到这种时候还会有贴大字报的?年龄最小的学生对刚刚上班不足几个月的老师根本不会有什么“宿怨”,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吗?三四班大多数学生说这件事是高秀媛故意和老师“找碴儿”,想给老师一个“下马威”。我想,曹家林在下面也作了相应的了解。“早请示”之后,我首先发言:高秀媛等同学认为我读错了“左”“右”两个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我对毛主席的著作很崇拜,可还没达到“无限信仰的”程度,如果真的达到了“信仰”的无限度,就读不错了。确实罪该万死!因为我一直没有觉察到自己读错了,如果读错了还不醒悟,自己都发觉不了,更是罪加一等!……就这样“如果来”,“如果去”地讲了半天。曹家林最后发言说:“虽然说问题搞不清楚,老师的态度还是正确的。如果老师真地读错了也是口误。不要随便上纲上线。”可是事后曹家林对我说“你跟学生说的话很有意思,我还没发现你很会说话。”我说,“到现在,我正经地不知道是不是读错了。我说的是心里话,对学生的积极性还是要爱护的。”我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让人当成“把柄”,我必须“死不认账”。曹某人心知肚明就是张兴富在背后捣鬼,“唯恐天下不乱”是想“整”出点儿什么“动静”来哗众取宠。她只得顺水推舟。过去就得了,我不计较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还得“难得糊涂”。尽量不能“公开化”,“冷处理”是朱全俊老师留给我的“宝贵经验”,不公开化处理就会有更多的徊转余地,更多的机会。

事后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主动找到张兴富,邀请他和我“谈心”,无论如何这个“毒瘤”得让它出出“浓”。我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摆出了实事。某某学生说了某某话,面对时间、地点、子丑寅卯,让他无言以对、张口结舌,他没想到我把“功课”做得这么“仔细”,可以说是言之凿凿,无可辩驳。我说我不相信学生所说的话是真的,但我认为“事出有因”,“无风不起浪”。所以我估计“师傅”没准儿对“徒弟”有什么想法,不好意思说出来,因此当“徒弟”的主动找您老人家,“耳提面命”当面赐教。我谦卑、恭敬地求“师傅”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当面锣、对面鼓地教训。我的态度是谦恭的,我的言辞是准确,尖锐的。真的没给张某人留什么面子。就是让他在我面前“下不了台阶儿”。我不跟你去找领导,省得“有理也说不清”。我有勇气和你面对面地“刺刀见红”。我倒要看一看你怎么办?你“能”把我怎么办?即便把涉及的事情公开了,对我,一个新来乍到的见习教师,有什么丢人现眼的?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欺负”我刚来两眼一摸黑,硬按在我头上,张某人本来在学校里就是一个没人愿意与其合作,臭不可闻的人物,我不信他能沾到什么便宜。顶不济也是一个各打五十大板。我再一次地“豁”出去了。

我认为如果我太软弱,便给人以“人善了被人欺,马善了被人骑”的机会,我必须还以“颜色”,我得“放手一搏”。

张某人本来就是自鸣得意的小人,见不得阳光,真是到了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傻眼了。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由于“先天不足”——出身不好,对他而言,是我理所应当地“识相”,是“憷”他,是因为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向他老人家“示弱”、甘当“小菜碟”。抱着一种“有便宜不沾,王八蛋”的逻辑,这种人在这种时候,就想着怎么“骑人脖子拉屎,还不想抬屁股”。他真的不懂得什么是“物极必反”吗?

他的确又把我的一股子“拧劲儿”挑逗起来了,正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绝对不,从来也不会去欺压弱势群体。欺负人的事我不干;没理的事我更不干。很明确,我有理也不让人,绝对不受人无理的欺压,更不能让人任意宰割。我的尊严,我的人格不能容忍任意践踏。之所以这样做,是让张兴富明白,既然有“便宜”可占,就不要把天下人都当成了“傻子”,躲到一边儿“偷着乐”去吧!作人应该明白,做事情要留有充分的余地,“愚者千失必有一得”。凡是把别人当成傻子的人一定是自己不够聪明。应该懂得“物极必返”也是辩证唯物主义。

树欲静而风不止,从此,我与张兴富彼此都有了深刻的认识,每天,他仍然是我所恭恭敬敬的“师傅”,但是他也明白,自己是碰上了一个“软木塞儿”。不是一只可以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5……三排房子一眼井——遥远的萨尔图

大概六九届的学生,我们四班只剩下了两个人没走。其余所有人都去了东北的大庆。这届学生一般只小我七、八岁,现在有的人已经有了第三代人了。时光如梭,想当年,他们有人只有十六岁,小的才十五岁,临行之前家长都给做了新的被褥,新衣服。上火车时,每个孩子都带了亲友送的“好吃的”。当时卖糕点还凭供应券,鸡蛋也是凭本计划供应,尽管如此,每个孩子都带了很多很多,有的孩子以往连进北京市内的机会都不多,……总之他们满载着爸爸妈妈的“爱”,离开了父母的呵护,这次他们要远行了,他们走向了遥远的萨尔图。

随队古城中学派革委会委员一名领队,负责六七届,只有几个学生,一名男老师,主要负责六八届学生,一名女老师负责六九届学生,在这批学生中,六九届占了二分之一还强,一共是八个教学班的大部分,至少有二百多名到三百名学生。要护送学生一直到他们的居住点。由于我是六九届四班的班主任,这个差事就落在我身上了。可以想象这是一件很不轻松的工作。这件事儿要承载着多少家长的重托和学生的期望!学生人数少的是男老师,人数最多的反而是女老师负责。因为没有女老师愿意去,包括曹家林在内,她当时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儿。

那是一趟运送学生上山下乡免费的专列,大概挂了十几节车厢,车上都是石景山的学生。与送小妹是不一样的是,这次我们在火车上,被车下的人们送。上了火车,车上的孩子们的年龄比小妹小了四、五岁。他们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离开父母。许多个“第一次”就是什么都不懂,没有一点儿照顾自己的经验。我替他们安排好座位、小件行李,便开始紧张地叮嘱他们:“火车开了尽量别哭,要不然爸爸妈妈会太伤心。这样他们会更不放心了。你们是大孩子了要懂事。”殊不知,随着火车的晃动,汽笛长鸣,车厢里“哇”地一下子就哭成了一片,无论男生、女孩个个号啕大哭,以至淹没了长鸣的汽笛,淹没了列车前进轧过枕木有节奏的哐哐之声,大家彼此感染着,相互影响着,窗外看到“丰台站”早已驶过,呜呜咽咽之声在车厢里还在接连不断,此起彼伏。

我竭尽全力地劝慰,想着小妹,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去这么远的地方,心中酸酸的,眼里潮潮的特别不是滋味儿。只好就着窗外的景色,为他们转移“兴奋中心”。临近黄昏时,列车抵达了“山海关站”,落日的余晖映照着雄伟的长城,列车停车半小时加水。很多人都跑到过站的天桥上去看长城了。这时孩子们的脸上才又见到了笑容……

要开车的铃声响起了,赶紧招呼大家上车,还小心地看了天桥上一眼,没人了,——到车上清点人数,偏偏是六九届少了四个男生,,——天桥、站台上都没人了,才开的车,怎么会“漏乘”呢?——学生说,他们从厕所里出来时,看见这四个男孩从天桥上下来,刚跑进厕所……赶紧找列车长,赶紧通过列车与“山海关”联系。真的急死我了。好在一下子就联系上了。山海关站安排他们坐其它车次在后面追赶学生专列。幸亏专列车慢了许多,不过也得到哈尔滨站才可以赶上。这四个孩子吃什么?要求列车负责免费供应。于是我只剩下了一个心思,快点到哈尔滨!到哈尔滨快点找到我的学生!

黑夜降临了,火车上全部都是硬席与大串联无异哦。大家一律坐着睡,这一夜孩子们因为食量过大,苹果、凉鸡蛋、冷肉一路的胡吃海塞,又有几个闹肚子的,一个劲儿地跑厕所,赶紧找出黄连素,千叮咛万嘱咐,别再吃了,留着以后再吃吧……

终于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列车到了哈尔滨。车站上挂着巨大的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来!”站台上的鼓号队演奏着欢快的曲子,我急急忙忙去找我的四个学生。然而车厢里并不欢快,前面一夜没几个人能睡着了,车上很冷,九月是北京的金秋,在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的哈齐线上,早上已经有很重的霜冻了,人们都穿的是夹衣,女人们的头上都戴上了头巾。在列车上,各学校的领队开会,接收单位提出了要求,陪送人员一律在萨尔图下车,交接完毕之后,就离开学生算是完成了护送任务。以后学生由收留单位直接接走。明确要求陪送人员不得参与一切安置工作。

当宣布这一情况时,很多孩子又哭了,乱成了一片……然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有这样一刀果断地切开了,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同时早晚是“县官不如现管”,无论如何,只有高呼:“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份儿了。——我们总得要和学生告别,答应一个星期以后去看望他们。

下了火车,我们住在了大庆的招待所。萨尔图是大庆总部的所在地,大庆占地面积很大,有火车的三、四个站,龙凤、萨尔图只是其中之一、二。一九六九年的大庆刚刚开发不久,还是一片荒蛮之地,主要街道上除了地窝子就是干打垒的土房,到处冒着一缕缕的黑烟。街道上挖的一道道的沟,把原油黑呼呼地裸露着,由这些“沟”直接引入各家做饭、烧水、取暖。所谓的招待所只不过装了玻璃窗,有门的干打垒。招待所的饭食每天都是大馇子、高粱米,九月份的菜是煮黄豆,高级的菜是大豆油炸黄豆,,中午饭可能吃上熬大白萝卜。第一天开会介绍兵团的情况。第二天一早开始让我们到各个“居住点”看望学生。

吃过早饭,带上干粮,规定我们早出晚归,不住学生的居住点,每天晚上回招待所吃晚饭。我们坐上了居住点来接我们的平板大车。乍一看真的十分“壮观”,至少是四匹马拉的车,有的还是六匹马拉的车。车老板儿穿着厚厚的灯芯绒的制服上衣。“咔咔”地打着响鞭,还真是很威武。一出城区,顿时人烟稀少了,马车拉着我们进了大水甸子。原来只有车老板才识得路,人和车在大水甸子里就像一叶孤舟,放眼望去,视野之内看不见一个人影,四周都是泥塘、水草。在沼泽里,即使是车老板认路,大车也难免陷入沼泽的泥潭里,据说要是人陷进泥潭,越挣扎越出不来,越陷越深,最后只能是灭顶之灾。为什么要这么多的马拉车?一方面,老马识途;另一方面,车如果真的陷进去了,马多了比较容易拉出来。大平板的车就像一只船,有一定的承载力。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越向水甸子里面走,水越深,最后只能用头顶着一点儿简单的行李包裹,站在车板上,连鞋都弄湿了才过去。车老板站在车上,紧紧地拉着缰绳,不停地吆喝着牲口。我还发现,马在水甸子里不停地用尾巴扫着马屁股,,一开始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仔细观察才弄清楚了是因为“小咬”。“小咬”是当地一种很特殊的吸人血的虫子,也许只有蚊子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那么大小,但只要咬上人,就是死叮,不喝饱了不放口。马皮很厚照样可以被叮透,要不车老板干嘛要穿厚厚的夹衣呢!我当时只好脱下外面的薄呢外套蒙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紧紧地把脸、脖子都包严实,小咬密集时,嗡嗡地带着响声,一团一团地扑头盖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这时索性连眼睛也抱在衣服里。我穿一双黑布袢儿鞋,一双丝袜,脚面上有一块方形的能露出袜子的部分,由于先前能盘腿坐在车上,把露出来的地方藏起来还能对付,等到站起来,坐不下的时候,小咬们立刻就开始大聚餐,薄薄的丝袜跟光着脚一样,就这么一小方块地方,晚上睡觉前,我数了数居然被咬了二十六个包,包上落包,又红又肿,奇痒无比。带去的“清凉油”抹掉了大半盒也不管用。有人说,旧社会挖金子、挖人参的团伙中,如果有人中饱私囊,偷东西,惩罚的办法就是把偷盗者扒光了衣服捆在树上,让小咬给生生给喝干了血,被咬死。

我们去过六、七个学生的居住点,基本情况没有什么优劣之差,四周都是大水甸子围着的一片小高地,在这片范围很小的高地上,盖上几排房子,挖上一眼井就是一个居住点。房子的布局也都一样,中间一间一进门是灶间,后面是火墙,取暖的方式是把中间的一小间全部当成一个大壁炉,里面点上火,把两面的墙全部烧热。右手一大间,左手一大间,格局完全一样,用土坯垒成的大通炕,一条炕上一字排开可以放十个人左右。男生一排,女生一排。连队办公室、食堂、仓库再一排,就组成了所谓的三排房子一眼井的格局了。车老板的话十分透彻,一言以蔽之,“到了这儿,想跑也跑不了,没有车,任谁也过不了大水甸子。”居住点就是一座孤岛。

我去三四班的居住点记忆十分深刻。人总是有感情的,我和我的学生相处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师生相见怎么能不动感情呐!孩子们知道我来了,一窝蜂般地朝我涌来,女孩子扑在我怀里失声恸哭,“老师啊!你可来了!”我一一给他们拥抱,连男孩子也不顾一切地和我抱在一起。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淌,再也忍不住了。心都疼了!孩子们是这样地无助,老师是如此地无能!我理解不了的是旁边的“东北老客”,学生们这样称呼他们,大声地呵斥着:“咋的连老师也哭个啥?是咋整地嘛!你学生哭就得了,你哭个啥?竟给整事儿。”六七届、六八届的两位老师赶紧上来劝慰学生,给我暗示不要与当地干部闹冲突。仔细再一看,很多孩子的小脸上,让小咬给咬得鼻青脸肿。他们告诉我,一天晚饭之后,最淘气的小个子男生,张东昌,坐在等春天盖房子用的木材堆上唱起了“小白菜呀,地里黄呵,七岁八岁没了娘呵……”结果把所有学生都给唱哭了。指导员找他谈话,第二天给他关禁闭,一天不给饭吃……

临返京时,我们和当地干部座谈,我忍不住发了言:这么小的孩子,由想家到适应生活环境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有过程就得要有时间,希望给孩子们一点时间来适应,千万不能用不给饭吃、关禁闭.来解决问题。可是“老客们”不承认不给饭吃,关禁闭。还说北京人细皮嫩肉,小咬就是喜欢叮北京人。我们看出一切都是无能为力了,“县官不如现管”,只能收集了同学们给家长写的信,答应给他们回家报平安罢了。

我们三位老师回到萨尔图、哈尔滨以及石景山教育局向总领队,逐级汇报、逐级反映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建议。然而,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蚍蜉撼大树而已!再一次地“只求无愧于心”吧!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