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仓集训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共产党下庄街地下司令部布置了“普棚截新兵”游击，半路上截获国民党送往昆明的一队新兵。击毙保山团区新三大队分队长一名，班长二名，缴获步枪十二支。
一九四九年初，中共西南局指示“放手大干”。新年过后，我奉命离开前所镇，调往龙润乡的山区大仑村，协助陈嘉震先生集训基干队。基干队共二十五人，是各地选派来的觉悟比较高、有造反精神的农民，他们都是胆子大、斗争性比较强的农抗会员。我们计划经过短期培训，将这些人用作即将上山的起义农民队伍中的基层干部。
“放手大干”的指示传达之后，各地摩拳擦掌，翘望集中打天下的势头按捺不住。基干队集训尚未结束，起义农民已如风如潮涌上山来。
这时滇西人民自卫团（八支队的前身）成立，我被任命为司令部警卫队指导员。这期间我们警卫队在大年初四下山打了一个土豪张奎壁，诛杀了祥云县兵役科长杨锐军。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警卫队随参谋长金重先生（新四军流落到云南的政工）到普棚镇剿了文世民匪部。那天参战发生的惊险一幕至今我记忆犹新：夜幕降临，我扑腹在匪巢大门前方，一粒子弹就在我脑袋前寸许击石开花，爆石飞溅，灿烂刺眼，我就差那么一丝儿送命。
滇西人民自卫团声势迅速扩大。随着部队壮大，出现了需要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剿灭文世民后，陈嘉震先生派我到哀牢山镇南县山区一街建立根据地。
一街执政
镇南县山区，是哀牢山脉的一段。跋涉终日上得山巅，极目所见皆是莽苍苍无边无际的大山，山外有山，不见人烟。在寂静的山中，偶尔会听到一股如江河翻滚着袭来的浩然之气：“簌……剎……”。这声音似乎从无穷无尽中漫来，茫茫无休无止。这也许就是原始原样的大自然的声音吧，也或许就是风吹树林发出的声响，但我独自行路一二日，难得相遇一人，这声音给我的印象就特别强烈。我原不知道世上有这许多山，更想不到如此深山老林中居然有现代人类居住。一路走着，只见向阳的山坡上或有或无地座落着几间房舍。如此星星点点散居在无数大山之中的与世无争的许多人家，构成了一方受山外文明管辖的几个行政区。正是“凡有幸福的地方，早已有人把守，不是开明的贤者，就是暴君。”
我的“行辕”设在永宁乡一街，这是个河畔小镇，距祥云县前所镇约百里，距镇南县城也很远。这儿是山谷中比较开阔的一段平地，也是方圆百里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那是1949年三月的一天下午，在与一街隔河相望的永宁乡公所大院内，李鉴洲司令员把我介绍给当地各路头人，成立“英（武）永（宁）玉（屏）三乡政治裁定处”。由当地的一位青年绅士张州君任处长，我任政治指导员，各路头人任政治裁定处委员。其中有清朝皇帝封赠的世袭土司陈天龙先生，英武乡的“蜂王”罗正祥先生，文质彬彬的周贵才、邱文辉先生，共七位委员。
“政治裁定处”是共产党领导的、滇西，或者云南省、最先出现的共产党成立的一个公开政府，这是云南省亘古未有的大事。为了韬光养晦，没有用诸如“人民政府”这样红光闪闪的名称，而用了“政治裁定处”这个具有中庸意味，两面无猜的名称。
前所镇江湖洪帮管事姚君（今已忘记其名），闻我支身造访一街，担心我的安全，特地陪我走到一街，领我会见一街码头大爷张少堂先生。进门发话“恭喜！恭喜！”里屋应声“请坐！请坐！”进里屋，拱手礼拜。姚的开场话说得快似滚豆落珠，耳不暇接，听不清楚，末段大意是“刘三哥（我进山后改名刘华）来贵码头公干，一年半载不定，拜上大爷，望大爷关照”。称我三哥，意在说我将是这儿的长官。帮会中无二爷，二爷是关云长。避讳关圣人二爷。码头的主人是大爷，三爷管事，直呼我三哥的另一层意思，是说我不是帮会弟兄，而是与帮会有交往的人物。
这位四川人张少堂，看似细皮白肉书生样，却是个传奇人物。他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部下某师长的马弁，因勾搭姨太太被提去枪毙。在押往刑场途中经过近日楼花市时，被帮会弟兄劫持，送出碧鸡关逃生。后来混迹广西军，故态复萌，又提去枪毙，解到江桥之上，他突然纵身跳下深渊，以至逃脱，肺上中弹，至今还留着弹头。后栖身于此，在一街经营一家卖荞饼、凉面的小吃店，来此落脚谋生已十多年。眼下有个幸福的小家庭，妻子十分贤惠。
当时，山中有一股不大不小的土匪，出没无常，首领叫沈中武，原是抗铲队的中队长，不愿整编归顺共产党领导。张说：沈中武是跑浑水的，浑水不犯清水，请我不必担心。虽如此说，但政治裁定处连我的一条卡宾枪在内只有六条枪，而沈中武却有二十几条枪，我军主力在百里之外，沈中武不能不是我心头之患。
我下村工作，从来都是单枪匹马，不带人，以便疾徐自由。每嫌坐骑不快，欲望换匹快马。有人以挑逗的口吻说：“上河周应斗家有一匹红骡子，我地方无人骑得上，指导员可想试一试? ”我打听得知，那匹骡子曾被沈中武掳去，没法骑，由它自已遛回。牵来若骑不上，岂不贻笑大方，自讨无趣；倘若骑上，则大有意义，这是一个显示我军不同凡响的良机，不可错失。我攥紧拳头，发誓要降服这匹骡子。牵来一看，哗！我简直不敢相信眼睛，这里不是千里平川，哪来这样一匹畜牲？传奇故事中的“红棕烈马”也只能是这个样吧。只见它浑身赭红，毛衣油光水滑，身材高大肥硕，两耳不停地挺转。它不甘羁系，甩头刨蹄，烦躁不安，一副俟机逃跑的样子。我去安慰它，抚摸它的脖子，手指刚接触皮毛，整块脖子皮便泼辣辣弹抖，表示排斥，把我的手赶开，显然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野物。四五个战士，给它理鬃、梳毛、搔痒，对它倾注着温情。同时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一件件罩上鞍鞫。我接过缰绳，倏地飞身上鞍，不等抓住缧头的战士闪开，它就开始打转腾跳，后脚踢天，势必要把我掀下来。我执着地把它的头驳向上山大路，在战士们的呼叫、呐喊声中，它发疯似地奔跑起来。既是怒不可遏，又是撒野，也不无逃命之态。它气喘如牛，四蹄刨地，冲着头奔爬。山弧较平的路上，它奔纵跳跃，势如射箭。到了山顶，不再飞驰时，我俩都已汗湿全身。林子里忽然大模大样走出四支野鸡，它一惊，退两步又跨前一步，稳稳站住了，哗！似乎已经承认奈何我不得。蓦地，它喷鼻、扬头、转耳张望。我也放松了缰绳，还它随便。嗬！我把它降服了，喜不自胜，放开喉咙高唱：“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我们缓蹄信步直至玉屏乡公所，张开宇乡长过来接缰绳，见它浑身湿透如落汤鸡，对我不无责怪，看着它，怜悯地说道：“指导员，你会把它骑死的”。
事隔三十七年后，在昆明，想不到这匹骡子再一次出现在我眼前。那是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春城晚报》的一篇小品文，全文如下：
“战国时，一个宋国人，将一块宝玉送给齐国大夫子罕，子罕不受。送玉的人说：这是一块宝玉啊。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我收下你的宝玉，你我都丢了宝，还不如各自保留自己的宝吧。这个拒收贿赂的故事，使我想起了友人刘华同志。
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华同志在镇南山区边纵八支队基地一街，坐镇。铲除旧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时候。有一个里长（新政权的村干部，相当于百户长）为一点方便小事，送一叠银元给刘华。刘华愕然，令警卫员打他五个戒尺，惩罚他胆敢玷污民主政权的恶行，并撤销他里长的职务。一时传为新闻，刘华驱马过街，百姓互相指点观望，好像望一件光彩闪耀的宝贝”。――其实没有打，裁定处也无戒尺。当时警卫员见了他，拽着袖子笑：走走！送他出了大门。
文中的“马”就是当年那匹大名鼎鼎的红骡子。
“里长”则是替换保长的名号。
派我进一街，总部交待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仅有这句话，别无指示。完成这使命要做些什么事，全凭我对事业的理解和对实情的判断。也就是说，上司听凭我去实现我的理想，施展我的才智。你既然是一个革命者，就纵情发挥吧！
这下好了，我就自作心裁，实现理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按我的纲领开展，在一街，我抓了三件事：建政、清匪、减息。
建政：取缔乡、保、甲旧政权，建立民选的乡、里、组民主政权。
取缔保甲后，总不能沿称保甲，无例可循，依古制，百户左右为“里”，五十户以下的村为“组”。“里长”、“组长”民选产生，乡长由皈依我军的地方头人担任。
气象焕然一新，上下左右，通明透亮，干起事来，一呼百诺。
我们讨伐国民党，宣传救民于水火。那末，这里的百姓，何所待于我救呢？
苛捐杂税之苦，在这儿不听说，地租也不高，惟有高利贷和匪患，百姓叫苦不迭。
共产党进了山区，政治裁定处成立之后，地主自动停止了收租，本地放债者也自动停止收债。为了安定人心，使债务有章法可以依循，政治裁定处颁布了减息条例。为便于传说，特地编了个十二字口诀：“老账不还，旧帐还本，新帐还息。”大意是五年以上为老帐，大都还息过本，勿需再还，一笔勾销。五年至三年的为旧账，不再计息，只还尾欠的本金。三年以来的为新帐，以年息一分五计，本息皆还。布告百姓，布告高悬于一街猪市场。
减息条例解除了不知其数的“长生不老帐”，驱除了弥漫在贫苦百姓脸上的愁云。
减息条例是在征求各方面意见之后，经过政治裁定处委员会商定后颁布的。
委员中有四个地主，一个放债的，他们并不像阶级斗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狰狞，他们深明大义，或者说他们开明。
下一步准备减租。
生活在苍茫葱郁山林中的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汲泉而饮，恃土而食。质朴如草木，温顺如绵羊。然而芸芸众生的命运总不免操纵在强者手中。这儿山高皇帝远，百姓们普遍不知道世上有国民党、蒋介石。部队进山休整时，政工队宣传一通后，还有人问：“蒋介石是哪一个？”
这儿有官吏，债主和土匪，老百姓知道他们，他们也是我需要打交道的人。三者中，官吏最好对付，他们是钻营禄位的族类，国民党土崩瓦解，共产党光临，转而依付共产党。他们的特征是建功邀宠。债主有了减息条例约束，不再话下。土匪则似乎不卖账。
一街河下游的者富、者荣兄弟，间或出没抢劫商旅、马帮，时而闯入百姓家牵牲口。我出山开会时，他俩公然上街游玩，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习以为常。总部进山时，我和直属队去捉者富兄弟，进门不见了者荣。李司令的警卫员普凡昌拔出尖刀，扑哧一下扯开者富的前衣襟，刀尖贴着他肚脐往上一提，并未出血，者富却已面如土色，瘫软在地如泥一滩。普喝问：你兄弟呢？者富答：在牛圈里。两人当天处决。
玉屏乡境内有三个土匪，玉屏大队回乡休整时，战士纷纷要求捕杀。战士说：指导员，你在我地方，我们不怕，你不在了怎么办。不杀了，我们在外不放心。他们手到擒来。白天捉来一个，吊在树上，我路过时顺便问他：“你抢来的洋纱在哪里? ”他不理。我顺口说了一句：把他的耳朵割了。一面说一面走我的路，向驻地大门跨去，忽听身后“噌”的一声，回头见中队长手中的佩刀刚离开他的耳廓，耳廓一弯白色软骨，鲜血尚未渗出。我大跨一步进门。身后跟着的李靖环君（三大队指导员）进屋后，一拳一拳打我，斥责：“你，法西斯，残忍！法西斯，残忍！” 中队长旋踵而至，我略感惶惑、内疚，耳语般地怪责道：“我不过那么说说。”中队长毫无表情地答道：“我执行你的命令。”
另外两个土匪是夜间捉到的，其中一个在押解途中逞强，被战士制服后，按在地上砍头，砍了好几刀才砍断，头颅骨碌碌滚下山箐。战士们打着火把直到天亮才把头颅找到，挂在一街街口的小树上。七八天后，他女人来收尸。据说“穿得漂生生的，像是来摘桃子”。另一个土匪在一街布告枪毙。
“盍民之役，非以役民也。”
有一次，政治裁定处委员开会，英武乡头人罗正祥先生缺席，我心头不爽，次日登门拜望。他听说我来了，不胜忻忭之至，疾步下阶，鞠躬行礼，亲自接过我的马缰绳，设家宴款待。我与他相对坐在两张红漆八仙桌相联席面的两端，两张桌各有二十件菜。青花瓷小碗、小碟，包银檀香木筷。虽无海味，却有各色山珍和鲜菜瓜果。他指着其中几碟菜，殷勤央告：鸡油浸了一年，今天我来才开瓮。他的妻子一旁侍候，礼貌、谈吐温良可掬。他也许就是所谓的“土皇帝”。
在那静寂的绿荫深处，震惊我心灵的，使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当地的几位不求闻达的知识分子。见我们“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令下如流水之源。”先后走出家门，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体行其埋藏在心里的慈悲、勇敢和仁爱。如周四海君，轩昂俊秀，言谈清雅，善书法，师怀素，运笔如风卷云缕，出任我玉屏大队大队副参谋。一九五零年初，任楚雄专员公署秘书（一九五五年屈死狱中）。五位裁定处的委员，今忘其姓名，都是当地的名流，书香门第。
政治裁定处成立之初，开会时我每每讲一些大道理，让委员们知道：裁定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为民作主、为民办事、致力于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政权机关。老百姓会习惯地把我们几位看成当官的，但我们与那种役使百姓的官吏根本不同，我们是那种官吏的死对头，我们是百姓的仆人，是公仆。而且，现在是没有薪水可领的公仆。这些话，与会者前所未闻，感到新鲜，光荣，都乐呵呵地笑起来。座中的民事委员周贵才，兴致盎然，摇头晃脑呤咏道：“盍民之役，非以役民也。”我大为惊诧，喜出望外，接他口诵：“民出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见《古文观止》柳宗元送薛存义序。）意为：原来，官吏是百姓的仆役，不是让他们来役使百姓的啊！人民交出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雇佣官吏，使官吏为我们〔百姓〕办事。
《古文观止》是当时普通知识分子的案头书，其中唐宋八大家的几篇文章，大都能记诵，不料山里人也如是。
外线活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突破长江防线，向江南挺进。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五月占领武汉三镇。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南方各省吃紧，蒋欲经营西南，有向南疆境外逃窜的势态，云南省卢汉政府也有经滇西外逃的迹象。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在滇东活动的“边纵”主力，将向滇西转移，配合滇西、滇西北“边纵”部队扼守滇缅公路，阻击逃敌。
此时，卢汉政府受到蒋介石非同平常的压力，蒋催迫他加紧剿灭云南境内的“边纵”。卢汉保安四团，保安五团游弋于下关、祥云、镇南一线。中央军二十六军在滇西巡逻，一八四师镇守楚雄，虎视眈眈，他们钳制着我军的行动，有围剿之势。
我军决定展开外线活动—到敌人后方去，扩大声势，陷敌于四面楚歌。
由于形势需要，一九四九年七月总部调我出任湘沅武工队特派员。我离开一街，告别了那些默默栖身于森林之荫，任人统治的绵羊。
三进牟定
武工队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以搞政治工作为主，但是全副武装，配备精良。他们是能离开主力，深入蒋管区，独当一面活动，伺机袭击敌人的精悍的小部队。当时总部一共派出了三支武工队。
湘沅武工队主要负责牟定一侧的滇缅公路，“经营牟定走廊”。总部不要求我们攻城夺地，要我们扩大政治影响，打击地方顽固势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军民鱼水情，以便来日我军大部队顺利过往。
牟定县在滇缅公路北侧，毗连敌军雄据的楚雄，敌军旦夕可至。
湘沅武工队共有四十二员战士，由三个小分队组成，人员都是大部队中选拨的优秀干员。我们全部佩戴清一色的“花号枪”，还有一挺捷克轻机枪，威武精干。队长高原君，出身保定军校，曾经抗日战争洗礼，智勇双全，我的职务是政治特派员。其中两个小队的战士打过大战，都是抗日战争中负过伤的将士（印度远征军归国）。他们大多是两湖人士，参谋长金重先生赞誉他们的革命精神，所以将这支武工队命名为“湘沅武工队”。
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滇西人民自卫团总部，以及在总部驻地待命出发的兄弟部队，汇集于祥云县和甸村，敲锣打鼓，扭秧歌欢送我们开拔。从这一天起，我们开始了远离总部，远离根据地，历时七个月“经营牟定走廊”的工作。
当天宿大仓村，七月十日在姚安县小苴村一带宣传，十一日在姚安县弥兴镇，十二日打羊派镇，十四日到达牟定地界，驻白沙河，大家休息一天，等待我进城与牟定地下党联络。七个月中，我队有三个较大的运动，战士们称为“三进牟定”。
一进牟定，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至八月十日；
二进牟定，同年八月十三至十一月十日；
三进牟定，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一九五零年二月五日。
当时，城外的官吏们听说共军来了，为了逃命，也为了向党国表忠，躲进城里去了。
进入村镇，只见家家关门闭户。几个胆大的人，闪着疑虑的目光，远远地站着观看。但我们一进村，战士们就背着枪下田帮忙薅秧。走时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担满水缸。群众见我们和蔼、友好，做的事情不过就是访贫问苦，疑虑逐渐消失。武工队的作风，像春天的一股暖风，使那些多少年来被痛苦、失望折磨得几乎麻木的心灵，一个个复苏了。他们打开门，请战士进屋休息，喝水，给我们送来瓜果蔬菜，办喜事的人家也来拉战士去做客。有一次我和高队长去作家访，当家的执意要将满六岁的女儿过继给高队长，说，算命先生说的，要把她过继给一位军人。
乡村有定期集市，称为狗街、猫街、龙街。届时我们布好岗哨，整装齐步，唱着歌儿进街子宣传。嘹亮的歌声把街市上的人都召引来了。他们好奇、惊喜，人头上架人地驻足观看。从武工队驻扎过的村子里来的人指指点点，认出“那是老杨”，“那是小张”。这些头带五角星，背着步枪，跳舞又唱歌的男子汉，他们就是共产党！
“农夫的汗哟，雨般的流，栽出的谷子，官家要收，……。”
“盘田人嘛，唉哟！像牛马嘛，唉哟！拿起刀枪嘛，啰啷！干起来嘛，哩啰啷！啰哩啷！……。”
“金凤子那个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
我们就是那金凤子，开到牟定县来了。
在马厂村宣传时，不期收到牟定县长高自强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刘泰来先生亲启”，刘泰来何许人也？高队长和我相视一笑，这分明是对方情报误传。战士们称我“刘特派员”，他莫明其词，误听为刘泰来。也难为他高县长，一般人是极难杜撰得如此合情合理的。刘泰来就刘泰来吧，看他有何话说。
其信，语气谦恭，斯文有致，他请我来日进城一面。
这可蹊跷，武工队干部、战士议论纷纭。是否进城，意见分歧。分队长罗镇，力主不去。他说高自强是阴是阳不知道，去了没有把握回来。战士们多数同意罗队长的看法。高队长则认为，目前我大军正在南下，求解放争民主的浪潮汹涌澎湃，头脑稍微清醒的人士都不至于与共产党为敌，高自强幡然来请，不一定有恶意。但人心难测，不无危险。去或不去，他也拿不定主意。
我也认为高自强不一定有恶意，如果不去，显得小器，小觑了武工队。左而思之，倘若高是个“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人呢?不去会他，岂不犯了“失善长恶”之误。以人情世故论，国民党处于颓势，统治集团中的一部份人，择木而栖，改弦易辙，归附我方是自然趋势。
从牟定地下党那儿得知，高自强，宣威人，云大毕业，较开明。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设若谈话投机，牟定形势将“如汤沃雪”，这是时局送给湘沅武工队的一份礼物，却之不恭。
我决定冒险走一趟。不带武器，由指导员江涛伴护。
正值秀草如茵的季节，蓝天白云之下，蛙声遍地，我与江涛君大步流星向牟定城走去。约上午十点到达西门外，遥见两个士兵扛着大枪守卫城门，平时并不如此。
兵问：“你们是哪里的?
“宣威来的，找高县长”。
兵点点头，就这样进了城，我俩莞尔一笑。还忙什么呢？且徜徉一会吧。在馆子里吃了早饭，逛了十字街，看了四方城门，理了发，又在城墙边的县医院看了病（那几天我患痢疾）。大约下午三点钟才进县衙门。重演了入城时的问答，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顺利进了县衙门。径直向大堂走去，左边有门，我断定这就是县衙后院的“内宅”，高县长的住所。我俩如熟脚常客一般跨进小门，只见一个花木馥郁、三间带檐廊的幽静小院出现在眼前。左边有一方护着矮墙的花坛，正房垂着一挂长长的竹帘，门旁站着个卫兵，找个正着。不等他问，我告诉他：“我刘泰来，找高县长。”他还未进屋禀告，即刻听见室内收拾杯盘的声音，一个挎着拨壳枪的军人走了出来，问：“带武器没有？”然后请我们进屋，奉茶后退出。
高自强中等个儿，兰布长衫，略泛棕色的面庞始终堆着微笑。捧着盖碗茶，说话声徐徐朗朗，我们居然谈到掌灯时分。时局他非常清楚，我似乎没给他带去什么新闻。他请我体谅他的处境，离城远一点活动。保安团来时请我们离开牟定，给他一点面子。他答应，不动各乡积谷，不往城里搬运；不过问参加游击队的人员及其亲属；有保安团和二十六军的消息，及时通知我们。
这虽算不上是一个“城下之盟”，却也不虚此行。高是敌人营垒中明大局识时务者。夜幕沉沉，我请他派人送我出城，他同意了。护送者着军装，背一支饰有大红缨须的长电筒。出城一二里后，他哀哀告求，求放他回去。接近马厂时，他突然扑通一声跪在路上，不肯再走一步，一叠连声，申说家有老母，请求放他回去。我连忙挽他起来，请他自便，谢谢他。
我们大步流星回到住地，推开门，全队坐待，哗然惊喜，大家心上石头落了地。
后来，民间传说：“武工队特派员会飞檐走壁，到了县长面前，才知道他进了县衙门。”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