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宣队和工宣队（二）
6.“五一六”分子的余波
回到学校之后，既然我自己带的班“毕业”了，只给我派了一件临时的工作，等待下一个学年开学。我的临时工作便是领着“老三届”所有没走的学生“批孔”，准备下一批上山下乡的学生名单。很自然地脱离了曹家林、张兴富的势力范围。
老三届一律在图书馆上课，上午不到学校。这一段时间，我很自由，也很清闲。正赶上前苏联侵犯我东北“珍宝岛事件”的时候，每天上午我都正儿八经地“备课”，由于在图书馆，认识了管理员，因为要批判“儒家思想”，讲“法家故事”两本一次，轮流借到了《史记》从“晁错削藩”开始，在报纸上、社论中找出“典故”讲“法家故事”；再把《世界通史》和《中国近代史》对照，从莫斯科公国讲到“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始末缘由。我“备课”备得兴趣盎然，学生听课也听得津津乐道。一起负责老三届的赵常镇老师，还问起过我：“你哪儿找的这么多对比材料？费这么大劲儿备课。”因为我必须找“事儿”干，才能忙忙碌碌，有活干；别人也不会找来“闲扯”，这种时候，多说话就会多惹事儿。而“老”教师对老三届只是“对付”他们毕业，连学校领导都不闻不问，所以只有“我”才会如此认真。不过，我天天“备课”，也真是乐在其中了，我可以“随遇而安”。
一连几个月的好日子又要嘎然而止了！因为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压根儿就不想让人过“平安日子”。我努力地“随遇而安”有什么用？，人家就是不想“默默无闻”，一个劲儿地只想“惊天动地”地折腾你。别人如何可以“平静”度日呐！
学校又来了新教师，由大连日本语专科学校一下子来了五个人，于是学校开了日语课。我理解，这五个人恐怕都是把他们到古城中学来作为一个由大连进北京的跳板，进石景山明显地就是为了得到北京户口。虽然五个人当中有两个党员，而且都是出身于所谓的红五类家庭。先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陆陆续续就离开了石景山去另谋高就了。没有一个人想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这样倒霉的只能是学生，心血一阵来潮，开了日语，呼啦一下子，又把人都放走了。再也上不成日语了，只好不了而了之。这几个人几乎没给古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似乎他们根本就是匆匆的过客。后来，由第二外国语学院来了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周厚玉，杭州人。她的第二外语是英语，于是开了英语课。周和我同住在207，周厚玉，人还善良。当时的最复杂的英语课文就是：“你是红小兵吗？我不是红小兵。我是红卫兵……”再不然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一课自然是“毛主席万岁！”“一门外语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武器”……尽管如此，英语课不让我上，对周厚玉刚一进校，就布置了预定目标和任务，工宣队指示她说：“你是工人阶级的后代，无产阶级要主动占领外语教学的阵地，（似乎天经地义她就是”无产阶级“，相对应，我必然得是”资产阶级“）她专门学英语算什么？没什么了不起！把她甩一边儿去！今后学校的外语教学工作，英语这块阵地，我们就是依靠你这样的同志。”这是周厚玉悄悄告诉我，私底下要我小心一点儿的“良言相劝”。要知道，我才来古中、前后只是一年有余，“人家”就要把我给“甩”到一边去，是因为我不努力工作“玩忽职守”吗？是因为我不谨慎、不约束自己胡说八道吗？
对我在“老三届”的安排，也许就是为了下一步“运动”或者“工作”的需要！！试想，护送学生去萨尔图，怎么就想不起来要去“占领”什么阵地了呢？以致连负责全年级工作的“连长”都不去，那不是去执行、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吗？应该是重中之重了嘛！干嘛不“甩”开我呢！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吧！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有一句台词：“是也是是，不是也是不是；不是也是是，是也是不是”。只能说这些人总在不停地“随心所欲”想起一出就是一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怎么说都是“常有理”，好似“老子就是理”“爷就是王法”。说老实话，如此只能是无理可循、不讲道理。在《苏三起解》里崇公道说得好：“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真是大有“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的架势。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武然在育强中学被揪出来了，说她是“五一六分子”。
所谓“五一六”是指大概在1967年五月十六日那一天，有人到中南海“请愿”，警卫阻止不能进入，一些人就强行进入，所以是“冲”中南海。大致和“四人帮”有关，在这次事件中，《人民日报》社被砸，“造反派”们占领《人民日报》在王府井的总社大楼。他们企图冲进中南海和砸人民日报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四人帮说周恩来是中国最大的“儒”，后来被定性为“打、砸、抢”典型的事件。
在此之前，我还和武然有比较多的联系，我去过她家，也去过“育强中学”她工作的单位。此时的武然，早已经没有了“政治热情”，性格使然，人仍然很是特异独行。比如她和温忠信结婚的事就很有意思。她结婚了竟然连她母亲也没告诉，同学朋友就更没告诉了。开学之后，我认为我应该去看看她，同学一场，都各自奔赴“前程”了，彼此还应当互相关心，在教学、教育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我到她学校看望她，她说为了能独立占一间宿舍，就和温忠信登记了，没有婚礼。直接说温是她的家属，在朝阳区工作。后来我到她家里去，她母亲特别生气，反而问我、让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女儿究竟结没结婚。这一切都是十分纠结、特别别扭的事。我能跟老太太说什么？她自己，还信誓旦旦地声称她还没结婚，可是，时到1970年，反而生了一个儿子。尤其在儿子还不足两个月的时候，好像武然的五十六天产假还没休完，温忠信根本不可怜孩子，也丝毫不心痛妻子，就把武然给告发了，温忠信检举武然曾经冲击了中南海和人民日报总社。这一下子真厉害，管你是不是正在“坐月子”，连批带斗，是往“死”里整——是丈夫的检举，当然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了。
武然和温忠信经历了“花前月下”，“甜甜蜜蜜”之后，从开始怀孕，就经常吵架，二人常常吵得“非要”狠狠地“打击”一下对方，才能一解“心头之恨”，温忠信一揭发出这样的“猛料”，在育强中学引起一片哗然，为此武然对温忠信没有了一切的信任，对“过日子”绝望了，有一次竟然抱着孩子，要从四楼跳楼自杀。虽然没跳成，但是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影响。她自然不会承认自己的“罪行”，说温忠信为了达到与其离婚、单身一个人出国的目的，他信口胡编滥造。
夫妻之间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我想这也是他们两个人婚姻的一种必然结果。武然决非“贤妻良母”，根本没有“操家理物”独立生活的任何能力，温忠信这样的自私自利不识时务，又“抠”又懒，还时刻要“端着”丈夫的架子，竟想着让人“伺候”的大爷。有了孩子，嗷嗷待哺，多了一大堆事儿，加上已经把老太太“得罪”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自绝了后路。老人不帮忙他们如何能在一起“过日子”呐！这正是他们“利益”与“欲望”交易的必然结果——散伙。
育强中学外调到了师范学院，朱全俊之流没有给说好话，又把矛头指向了安娜和我。
可怜的是安娜，刚刚结婚没有几个月，已经怀孕了，带着孩子上台挨斗。生气、害怕都不要紧，等生下了小孩是残疾！脖子是歪的。小脖子向右歪，不时地抖动。据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助手宾努亲王就有此疾。在外交场合也不停地歪脖子，头也不停地抖动。
外调的人自然也到过古城中学，他们一来，我苦心经营了两年多、近三年的基础，受到了毁灭性破坏。张兴富之流立刻上窜下跳，兴奋异常。我只是从徐崇孝等处听到了一些风声，一切还蒙在鼓里，只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头。——突然一天下午，一张大字报贴在我办公桌的侧面了。另一份四张纸的大字报贴在了我办公室门口的楼道里了。没有指名道姓，大字报也没有落款，以至连“革命群众”的落款也没有。只是说：“古城中学还‘隐藏’着一条大鱼，该人隐名埋姓，装聋作哑。实际是炮轰中南海，冲击人民日报社的‘五一六’打、砸、抢分子！”让人一看，真是吓了一大跳！简直就是“磨刀霍霍”有声，就是不知道待宰割的“猪羊”为何许人也了。在平静了许久的校园里，似乎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心想，反正你们又没有指名道姓，我当然不知道你们指的究竟是何人。这门“基本功”我从十几岁就是练就的，早该“成仙得道”了，只要没有指到我的鼻子，我仍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闻不问。
实际上这是张兴富之流的一个小伎俩，想先吓人一大跳，制造舆论。引起人们的好奇心。突然袭击，给你一棒子，看看你怎么反映。——没想到我竟是不理不睬，一记重拳打在了一堆棉花上了。这期间，大概他们在积极外调“凑”材料。我心里有数，这次无论是谁，安娜还是武然，尤其是本区的安娜，绝不会“踩”我一脚。就是朱全俊也抓不到什么“把柄”，说不出我的一、二、三来，他们“凑”不出什么材料来——心里有底就不害怕。一天下午，工宣队的李福田，找我到工宣队“专案组”谈话，他们越过了年级组这一级。
说到李福田，就是特殊钢厂的一个“痞子”，城市贫民出身，此人从行为作派上一看便知，是一个京城门脸上流里流气，色迷迷，歪门邪道的小太保，刚到古中没有多久，就对一个女老师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三下五除二，很快就结婚了，结婚没过多长时间，两个人就“热火朝天地”打架，一直打到特殊钢厂、打到古城中学，要求“组织”给调停。工宣队还没完全撤离，就开始闹离婚……我总认为这样的迫不急待，对“利益”奋勇追求的人就是机会主义者、小爬虫。
我跟着李福田到了一楼的一间办公室，屋里坐着张兴富，很是自鸣得意，仿佛有三班衙役把“犯人”带到堂前，“大老爷”要升堂问案了一般，端着一幅臭架子，对我不理不睬，在一个教学班里作正副主任一年多的时间，反而装成路人模样。居高临下仿佛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人说：“土还有土性呐！”不知为什么，我就不想让他得意，特别想“逗逗”他这么“一个只知道占便宜的王八蛋”。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心态不对，可就是“拧”不过自己的性格，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
李福田首先说：“今天‘专案组’专门找你‘正式’谈话。”
我盯着张兴富不言语，视若无人，同样不理不睬。
好像张某人觉察到了，受了委屈，大概很失望没见到“摇尾乞怜”的狗，也没见到一个畏畏缩缩的小可怜儿。要知道，这是“专案组”传唤的“正式”谈话。怎么会忽视了“他老人家”的存在？预期目的、效果全没达到！他所精心设计的一切，对一个小女子也完全没有“震慑”力！于是，十分滑稽地拉着一付长脸说：“没什么可看的，在坐的都是专案组成员。你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这是对你的考验。”人家也只好亮亮身份了，有了身份，也许就有“震慑力”了。我就是让你亮出自己口是心非，“唯小人喻小利”的嘴脸，当人说人话，当鬼说鬼话的两面派原形。是当事人就不能让他做旁听者。张兴富一定要走到前台来，遮羞布总是要扯下来的，不可以总躲在幕后捣鬼，搞小动作。他本来就愚蠢至极，反而喜欢给李福田这样的人作“狗头军师”。“刨坑”、“下绊”“偷驴拔桩子”“假充好人”，把自己当成一个“高明”得不得了的“摇羽毛扇”式的人物。
“你见到贴在你桌子上的大字报了吗？”“为什么自己不识相点儿，不主动到专案组来交待问题？”竞想着当“姜子牙”玩玩拿直钩就能“钓鱼”的游戏了。没有勇气在大字报上署名，更不“敢”以专案组的名义贴大字报，本来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本来就是鸡鸣狗盗式的“馊”主意。
在学校这种有文化、有思想的单位，不是堂堂正正、有规有矩的作法，光凭如此的大轰大嗡，时至1970年已经“轰”不起来了，因为人们经过了四、五年的锻炼，完全明白了运动的规律，“觉悟”、“经验”都很丰富。不会有太多的人“感兴趣”，更谈不上积极“参与”了。大部分人都会“静观其变”，因为是太“老套”的“故伎重演”，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像张兴富之流的“自我陶醉”、“自鸣得意”罢了。
我想了，我不能生气，情绪化没有好处。更不能着急，表现得伶牙俐齿是不合时宜的，不可以激化矛盾。人家是“专案组”，咱只能有理有力有节。冷静、冷静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是强势，摆事实讲道理就是了。然而也不能软弱，让人钻空子，必须步步为营。给自己打气，加油！“钟鼓楼上的老家贼”（北京人称呼“麻雀”叫“老家贼”），咱见过大阵仗，不怕！有问就得有答：“我不知道，也没看见是谁把大字报贴在我的桌子上了，更没人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儿。大字报上也没写名字，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要向什么人请教。为了支持‘大字报’四大的革命形式，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嘛！到现在我都没敢擦桌子，我还以为给办公室里其他人贴的呐！我的桌子对着门，我认为是为了醒目才贴到我的桌子上，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是贴给我看的。”我就是这么一个糊涂蛋，你能把我怎么办？
另一方面，如果张兴富承认是自己贴的大字报，既然是“专案组”，不署实名，就不是权威发布。采取“匿名”未免不太合理，无凭无据的事情写上大字报本身，应该也不符合“政策”要求，没法避免“大轰大嗡”的嫌疑。再者，不署名大字报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吗？怎么说也不是“正大光明”的作法。他要是敢承认，我就有理可讲。不承认，就是自知理亏，我虽然不能究竟，他也不可能就这个题目继续“纠缠”，我就夺得了第一分。他们才发现这个题目有点难缠。
“你的同学武然已经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是”五一六“分子。”难缠，目标只好真的转移了。打一枪，换一炮。
“她是什么，不是什么，我认为和我不会有什么直接关系。”
“你们是一伙的。怎么没有关系？”
“运动一开始，我和她是一个战斗队的。后来我家被扫四旧，抄家后武然为了和我划清界限，把我开除了。你说我还有可能与她有什么关系吗？”我说这话找朱全俊对质，也不害怕。
“武然冲没冲过中南海？砸没咂过人民日报？”原来连“这一点都没弄清楚，此地无银三百两！更说不上什么真凭实据了。就是一阵”瞎咋呼“。想让我给武然”凑“材料，当”旁证“。我不是温忠信，不想”害人“，谁也别想从这儿”捞到“点儿便宜。
“不知道，她在学校时正和温忠信‘热恋’，旁人，尤其是我和她交往不多。”……总之，他们了解到的“材料”不过如此而已。只是一阵咋咋呼呼、虚张声势罢了。我只有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了。没想到“谈”了这一次之后，竟然好几天也没人搭我这个“碴儿”了。
一天的下午，突然革委会主任——顾明找我。顾明就是原来古城中学的校长，被“结合”的干部，她是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党员、老干部。自从我被分配到校，转眼到了1970年的冬天。可这位校长结合了也有近一年的时间了，一直以来对我不闻不问，似乎在我的视野当中，很少有她的“痕迹”。这天，她把我叫到她的宿舍201室谈话，没有去革委会办公室。校长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又问到在学校是否适应了工作环境，渐渐地从谈话中我体会到她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工作者。有做教育工作的人的气派，给人的感觉态度很真挚、诚恳，有老共产党员的作风。我一一如实地回答了她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热爱教育工作，当一名教师是我从小的理想。突然，她直接了当地问我冲中南海的事儿，我说：“您可以设想，我家八月就被抄家了，”把家里人的详细情况描述给她听，顾明也曾被学生剃了“阴阳头”，“我有胆量吗？您看我像是一个会胡闹的人吗？”我又谈了一点儿对张兴富的看法，从表情上看就知道她对张也没什么好感。她特直白地告诉我，“现在有人要把你抓出来！你打算怎么办？”我不可能有任何打算，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她在政治上我十分幼稚，茫然不知所措。她仍然很坦白地说：“我想你这么小的年纪，又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没有这么‘胡闹’的胆量和理由。”实事求是，珍贵无比。“按照规定，新分来的大学生都要到工厂下基层劳动三个月，你报到的时间最早，一直没按排你劳动过，我可以以这个理由派你去首钢劳动三个月，三个月过去了，这事儿也会过去的。”她的话句句说得如此真诚，坦白。一点儿都不夸张，我顿时热泪盈眶，心中不禁感慨。实事求是的人原来“还”有呵！
经过了从六六年到此时的五年时间，似乎这是第一次我听到得如此真诚、如此直白的“官方”谈话。真正地又让我看到了光明之所在。
“你肯去劳动吗？你受的了劳动的艰苦吗？”这样发问，可能是人家对“资本家大小姐”的思维定势所决定的。我几乎是大喜过望，我什么活茬儿没干过？居然还有人能问问我能不能承受劳动的“艰苦”！“肯不肯”去劳动！我听起来感到前所未有的的体贴，充满了人情味儿。我当然很高兴去劳动。当下，她立即拍板决定，她想办法“摆平”此事。叮嘱我劳动要踏实，一定要获得工人师傅的好评，不要胡说八道，不用参加工厂的运动，受劳动单位的直接领导，自然也不用回学校来参加什么运动了。下个星期就去区教育局报到，分配到工厂去。很显然，这次，对我而言，几乎是由衷地服从领导的安排，口服心服。
在非常时期，真正地体会到了教育界的前辈忠诚于教育事业、热爱教育工作，对于晚辈的爱护和关心。很快，我就去首钢化肥厂管道班报到了，高高兴兴地去劳动了。
接下来几年之中，我和顾明的接触也不十分频繁，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尽管她十分严厉，有时还挺苛刻，可我对她恭顺异常。对于这个老太太，她是我一生中最服气、最顺从的人之一，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喜欢“较真”的人我欣赏，我也是一个有理不饶人的人。我认为，这样才是“执着”。在世界上不认真，怎么能办成什么事儿呢！不仅如此，我工作以后，顾明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贵人，至今我都对她感激不尽，没有她，我进校将近三年的努力不仅会付之东流，而且会跌一个大跟头，也许会跌得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会改变我的一生。是我命不该绝，世上还有好人，热爱学校、热爱工作的正经人。
顾明，虽然我没有什么深入的接触，我观察，在关键时刻，她是一个有立场、有主见、有原则的人。难得是，她看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视角，稳健而准确，敢负责任、有担当。这不仅仅是政策水平问题，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觉悟与道德修养的体现。一句话，顾明是我接触过的一个真共产党。
7.首钢化肥厂的三个月
每一次面临无法战胜的挫折，都是生命力迸发的巅峰时刻。生命中总是要有一种精神，支撑着我们去超越黑暗，奔向光明。狭路相逢勇者胜，忧虑重重没有用，怯懦退让更不行。要做的只有迎头面对，直面人生！
生活即是考验每一个人的非凡战斗，能无畏地面对一切挑战，经得起时间的打磨，不为虚幻和荣耀所迷惑，乘势而行，待时而动，便可能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生活的强者。
听从了顾明的安排，被分配到首钢化肥厂劳动。我从心底感激顾明对我的救赎，使我躲过了一劫。我没有过“冲中南海”“砸人民日报社”的愚蠢行动。因为早已经就是“逍遥派”了，对于此等事情，我非但不会有“热情”，早已经认清此类事情就算“好玩儿”，也不是“我”应该玩儿的。“自知之明”对我而言并不欠缺。然而即便如此，如果真的留在学校与张兴富等人“周旋”，像安娜一样地挨整，会是一段痛苦万分的经历，因为这本是一个不讲道理，“有理也说不清的”年代。不是顾明施以援手，又有足够的“权力”摆平这一切，凭着张兴富早就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挨整挨定了。真是岌岌可危的时刻，又像在师院“抓游鱼”一样，上天陲怜，让我躲过了这一劫！
首钢化肥厂当时刚刚组建，处于施工阶段。我被分配到基建管道班跟班劳动，整个工地都是男人的天下。我一报到，厂方就明确声明：“没有女同志可干的活儿。”既然是跟班，就不可能分出男女，“干活就是了。”实际上劳动的这三个月活茬儿都是挖沟，当年没有像掘土机这样先进的设备，一律用人工挖掘。记得最深的沟有十二、三米深，是厂房设备的基础坑。从沟底到地面一共分成四层，把挖出来得土分别由四个人向上传递，工具就是一把铁锨，四个人分别构成四个小平台，每个小平台高两、三米，铲起一锨土，向上扬，送到上面一层，逐一传递一层一层地向上“倒”。整天就是一个动作，所以我用铁锨的功夫，十分纯熟，绝对左手、右手一样，可以“左、右”开弓。一满锨土怎么也的有十五、二十斤吧，一天八个小时整整三个月。中间有工间操时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所谓休息就是自己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晒着太阳，眯一会儿。因为班长第一天见面谈话时，就明侃了，他说：“师傅们都是大糙老爷们儿，你一个女同志凑近了，人们说话都别扭、很不方便，大姑娘家家的离开远点儿，没人说你‘脱离’工人阶级。”话说得这么明白，我自然也是乐得其所。说良心话，这些“大糙老爷们儿”们个个都挺仗义，无论经常与我捉对搭档的，一个人用镐；一个人用锨。要不然就两个人都用锨。还是偶然合作一把的，他们都挺“爷们儿”地照顾我，整个工地上这么个唯一的女性。扔土的距离，班长一划地儿分工，派活儿就指定我做最容易的一段，从来不让我用镐，不刨只铲。这些师傅都是苹果园地区，首钢的老工人，他们一般都是北京人，具备产业工人纯朴、有纪律的优良品质，大多数是有家有室的三、四十岁的壮劳力。我也很给劲儿，不让与我搭档的工人吃大亏，努力跟着、赶着，按划分的该干多少活儿，就定量、定时地完成多少。绝不扯人的后腿，不让人特意照顾。只是看准时间，该消失时消失，该出现时出现。绝对不招人讨厌、碍眼。当然，劳动结束时，我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工人师傅给我写的结论评语，通篇皆是无以复加的褒奖溢美之词，皆大欢喜。
在工地干活，化肥厂还没盖食堂，每天大家都自己带饭，原来的厂东门也没有饭铺，因此工人们在工棚里自己垒灶，自己烧火热饭。有一点很困难，他们在工棚里吃完饭都要睡一小觉，连上吃饭，一共前后要有两个小时，这段时间我真的没地方去，只能在墙根儿有太阳的地方缩缩着，大冬天不干活，在室外漫洼野地里，干呆着两个小时，三九天着实很冷，应该说是“艰难”吧。尽管如此，我也“享受”这一段“独处”的宁静，很自由。
8.夜间的“清查”
由于要带饭，我每天必须回家，大约六点钟出家门，坐337路一直到厂东门，晚上大约七点钟到家。所幸这段时间两位老人从农村回北京了，至少有人给我做饭。后来只有母亲一个留下来，农村太冷了，实际我们根本没有钱治病。妈只求在北京有炉子取暖，不像农村屋里跟冰窖一样地冷。大姐、小哥总能从牙缝儿里省下一点儿钱，要么买点药，要么买点儿吃的东西。我发了工资买了月票也一把都交给母亲支配，满打满算也就二十多块钱。
不单是“钱”，还有“粮票”的问题。我的定量二十九斤，余下的粮票都得到处“化缘”。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好多好心人。安娜家里总有“侨汇券”，她舅舅、姨妈总从国外寄东西回来，那个时期几乎每个月都给我粮票，经常是“面票”。连我初中的几何老师，居泳宜老师也特意给母亲送粮票来，居老师还到家来陪母亲聊天，经常耐心地劝慰母亲，她说：“宋太太，你是好心人。六0年我饿得头昏眼花，都走不动了，到你家，你给了我好几个烙饼，我狼吞虎咽地吃，你还给我倒热水喝……”“我一出你家门儿就哭了，您是好人。您记住，好人有好报，一定要坚持着，孩子们都长大了，会好的。”居老师每次来都细心地开导母亲。
然而，这时的母亲对一切都绝望了、麻木了。满嘴的牙都掉光了，蓬着一头白发似乎总也梳不拢，一根根地立在头上。由于糖尿病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凸出的颧骨上只显得两只总是惊恐不安的大眼，直瞪瞪地，真的会让人一个陌生人望而生畏，像一付骨架子上长着两只会动、闪烁的灵光。这时的母亲，很安静、很听话，每天只是呆在屋子里，不敢出去，买点儿零用的东西不是大姐代办，就得等星期天我去。母亲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很明白她病得很重，而且，我发了工资尽管都给她了，母亲拿在手里也很是无奈，她不糊涂，很明白我尽了最大努力，每天早起晚归都是一心一意地为了她高兴。也是我的全部，还完了债仅剩下的二十多块钱，我经常是混身上下找不出两毛钱。可这又够干什么的？她几十年都没过过这么艰难的日子了。我很明白母亲时日无多了，凡事都依着她的意思，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可这又管什么用呐！
就是这样，日子还是过不下去。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此前毛泽东批示“照办”即所谓的“一三一指示”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可是解放二十年了，经过了肃反、镇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倾，批“左倾”，可以说是“过了筛子，有过箩”，哪儿来这么多的反革命？经过红卫兵无处不到、细致入微的“抄家”，把整座城市闹了一个低儿朝天，“反动派、敌人”又如何可能“隐藏”得了？2月5日又开始了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掌握生杀大权，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很多人被无辜杀害。更成为中国现代法制史上最沉重的一页，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辜蒙冤，身陷囹圄，直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人命如草芥，掀起了又一个轮回的从上到下，遍地开花的草菅人命的狂潮。让我说，毛泽东的这一个“照办”就是支持“四人帮”，打击、镇压坚持真理的有志之士的一道“圣旨”。在这次“狂潮”中，又有许许多多的热爱祖国，抵制“四人帮”，坚持真理的明白人遭到灭顶之灾，直至命丧黄泉。
当年，具体到民间老百姓这里会是什么？每隔十天半个月，派出所的警察领着工人民兵、学校红卫兵、街道积极分子“联合行动”夜间突然袭击、清查户口。简称叫作“清查”。“清查”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清查像母亲这样的人。他们叫作“逆流人口”或者叫作“盲流”。——在运动中返回乡下又回北京的人们，甚至是一些“返城”的知青。十分地不讲道理，明明在乡下没地方栖身，没有粮食吃，而这些人大多都是老、弱、病、残，不返回来又没有被枪毙，死不了，让这些人怎么办？还清查“上访”人员，冤、假、错案太多了！不让鸣冤、不许告状，只是拿起大棒子“赶”出北京就算“完事大吉”。实际上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制造“恐怖”，让一些人“害怕”形成人心惶惶的局面而已。
这种所谓的“清查”都在深更半夜，大冬天弄得鸡鸣狗跳，从被窝里往外掏人，砸门声、喊叫声、哀求声、哭嚎声，风声鹤唳，夜深人静之时，总得有这么十个、八个被“掏”出来，拉走吧！要不然也不能造成足够的“声势”。于是管它是不是夜深人静，闹得一个院子、以至半条街都不得安生。否则，不够恐怖、也不够刺激。真正特别像电影《华沙一条街》里党卫军驱赶犹太人到集中营去的场面。清查队员个个手拿大木棒，头戴安全帽，连赶带轰，连推带搡，把人弄到派出所冻上大半夜，第二天挨个狠“训”上一顿，连唬带吓，有的还要通知原来的所在单位，最后让家里人去接，写下保证书，保证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然后再放人。显而易见，只要街道上有人捣鬼，“清查”就会有现成的目标。因为不可能把所有人家的门都给“砸”开，当然是有“计划”、有“目标”的了。这样的“联合行动”往往是全市统一或者是全区统一，目的是让这些人无处遁形，并且有足够的“声势”去以势压人。母亲每次来北京，都规规矩矩地有公社开的来京就医的证明，我们根本不会上访，因为清楚没地方讲理去，更不会找街道要粮票、要生活费，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天寒地冻，人又是贫病交加，只是想找一处冻不着人、对付过冬的地方。尽管如此，母亲也经历了几次这样的考验。
一九七零年的新年，连阴天，下着小雪，天气格外地阴冷。无论怎么哀求怎么保证，还是在半夜把母亲弄到派出所去了。不让人跟着，等把人接回来以后，母亲怔怔地仿佛傻了一样。两只眼直呆呆地，又冷又怕、浑身瑟瑟发抖。试想：一个只字不识，年近古稀的老人，无知无识的家庭妇女，除了恐惧、无所措还能怎样？简直就是被吓破了胆儿！这就是教育人的方法？还是致人于死地的方法？这样的一位老人有什么“罪过”要把她置于死地？暂且不谈什么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之类，怎么就连一点儿，仅仅就是一点点儿苟延残喘的余地也不给留下？还要赶尽杀绝！不由得让人又想起了“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场景，何况，突然破门而入的人们个个横眉立目，手拿大棒吆三喝五地驱赶着呐！当年，“人命”不值什么，简直就是儿戏！活该！张开嘴就可以说：“你老不死的！”没准儿有人还会说：这就是给你老家伙的“新年礼物”。
在二十世纪的朗朗乾坤之下，这种精神上的蹂躏是谁发明的？难道不是古今中外十分罕见的吗？因为我知道只有北京才有这么一招儿。发明“清查”的人北京联合行动的决策者、指挥者们，难道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按老话说，这简直就是损阴功缺阴德。从哪儿想出的这么阴、损、坏的招儿？这一招儿会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为了执行“无产阶级专政”？我纳闷儿：以此所谓的“恐怖”声势，来显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是不是太显苍白？不是在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给社会主义民主抹黑？凡此种种岂不是让无产阶级专政和法西斯暴行相提并论了吗！！他们简直是在糟踏社会主义！诋毁共产党的声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我想如此人等，时至今日，他们也不会安生，他们如果没有完全泯灭“良知”的话，会遭到自己良心的谴责。要么就一定是要遭人唾骂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呵！二十世纪的中国呵！空气、水和阳光，是一切生物生存的三大要素。然而，“人”生存于社会环境之中，真正的平等、公正和正义，我感觉的要比太阳还要光辉。
文化革命时期，学校改制，不是秋季入学，而是春季算新学年开始。也就是二月底、三月初开学。我的三个月劳动正好在此之前结束。学校给我派了新班级新任务。这一次我自己独立接班，是七零年入学七二年毕业的初二八班。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