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司令
一九四七年七月当了一夜司令的人，是牟定地下党的领导雷雯先生。当时，对于如何与高自强这样的县令打交道，他有自己的打算。一天，他忽然通知武工队在黑湾山顶埋伏，等候高自强从盐兴回县城路过时将其捉拿。据今牟定县党史资料记载：“由于县政警队文书尹伯雄告密，高绕道琅井回城，伏击未成──雷雯的组织内有坐探。
事过三十四年，一九八五年四月，牟定县党史资料征集会上，牟定同志讲：当天雷雯在武工队的前面，又设了一道埋伏，想自己逮捕高自强。
上述党史资料云：“伏击未成。从此，牟定县武装暴动序幕拉开。七月二十三日，中共地下党在湘沅武工队的配合下，夺取了东南西北七个乡公所，收缴了各种各样的枪三百多支，子弹八千多发。集中在新村的人员有六百多。经过新村集中整训编队，成立了牟定县人民自卫团。七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保安四团三营，向新村发起进攻，打死了炊事员刘庆珍一人。队伍在撤退中失去了联系……。”
牟定县这样记录，不免令我犯愁：是不是其他县也这样写党史？
作为当事人，我必须说，上述“暴动”不存在。武工队不惟没有配合，而且不知道这“暴动”之后还取得了辉煌战果。东南西北的乡公所，我们都曾光顾，不过是一所所毫无抵御能力的独家小院，不见有任何武装。七月二十五日，湘沅武工队来到新村，迤逦而来的农民百十人，极少有人带枪，“收缴了各种各样的枪三百多支，子弹八千多发。”敢于将这种虚假写进党史的人，也许只能解释为，他必须这样写，才符合光荣、伟大、正确。
武工队突然接到雷雯通知到新村集合是七月二十四日下午。
武工队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达新村，二十六日清晨在驻地门前的草坪上集队时，地下党的张正中君给我看了一张“牟定县人民自卫团司令部成员名单”，我才知道武工队已被编为“牟定县人民自卫团”，雷雯任司今员，我任政治部主任，高原任参谋长。高原笑笑，说：“我们没有这个任务。”
二十六日傍晚接情报：保四团三营来了，已经进城。我们揣度其进展，翌日凌晨方可到达新村。考虑从各地来新村集中的农民可能还有人正在途中，若当夜仓惶转移，后来的人或受惊或离去，形同瓦解。决定来日转移，先转移到毗连大姚县、元谋县的牟定多山北区，与敌斡旋。当晚，召集各乡带队人员开会、编队，授口令。详细下达了转移路线命令，目的地碗厂、中途在传经寺汇合、行军秩序，雷雯先生在行军中的位置。
岗哨放出五里。
翌日七时许，情报送达：敌军如蚁而来。依照转移命令，雷雯带领农民队伍首先出谷，无人空院时，武工队才从屋后上山去追赶他们。走不得几步，罗震分队长叫我看后方山弧上的“老黄狗”（敌军着装黄色），相距直线距离约800公尺。他射了一枪示威。这一枪是“新村撤退”时，我方唯一开的一枪。待我们走到第一个集合点白马山传经寺时，已近中午。寺外不见人，敲开寺门，和尚愕然，说寺里只有他一个人，无人来过。寺里无米，向和尚买了一升干蚕豆，战士们每人抓一把充饥，采摘路上的杨梅参合着吃。紧追急赶，到第二个集合点，也不见他们；又赶到下一个集合点，仍不见。我们以为起义农民是本乡本土人，轻装熟路，抄近路走在我们前面去了，直赶到最终集合点，北区狗街碗厂，仍然不见他们；想来：他们人多，也许一路有人参军，行动自然比不上我们武工队迅速，可能还在我们后面，我们又返回去找。如此把北区绕了一圈，耗时三天，居然踪影全无。
这么多人到哪里去了呢？！
雷雯根本没有军事观念，惊慌、气喘嘘虚，爬上白马山，不见敌人，侥幸着忙下山，肌肠辘辘玩忽职守，退出行军路线，半途转了个大湾，到秧草冲吃早餐去了。我们只以为，他把农民队伍带往总部去了。转而向总部方向走，一路走一路宣传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七天后才在姚安县弥新镇发现他们。我怒火中烧，担心按捺不住，会把他枪毙，我没去看他，让队长去看看。
跟随雷雯逃窜到此的农民无几，丧家之犬雷雯，垂头丧气，领着他的未婚妻和另外十一个人去了总部，我们决定率其他人员随武工队回马牟定。谁知，未提腿，消息传来：保安团已经在城里大开杀戒：中国民主同盟牟定县支部领导人，耕读传家的知名人士普显明先生被杀；中共地下党员杨志仁被杀；农抗会积极分子李开能、朱友伍被杀。
牟定党史记述：“国民党的残酷杀戮，没有使牟定人民屈服。八月十三日武工队返回牟定，反清乡，打击反动气焰，为暴动农民撑腰，为死难烈士报仇，袭击北泉乡公所。所到之处，把乡公所的牌子翻转来，写上：“未经湘沅武工队许可，任何人不得成立乡保公所”，并开仓济民。”
八月二十一日我调离湘沅武工队，任第四武工队特派员，到双柏县、楚雄县活动。
八日十日，边纵副司令员朱家壁率第一支队第四团，经牟定穿城而过。
十月三十一日，我部（滇西人民自卫团）副司令员张天祥率南海大队奇袭牟定，毙敌一人，常备中队全部被俘。
十一月十九日，国民党中央军二十六军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君临牟定，升堂问罪。将高自强绳捆索绑，押到昆明丢进监狱，究其通共罪。
卢汉起义之后，解放军入滇，高自强被释放。
后得知，高自强一直在昆明市威远街蔬菜公司卖菜多年，直到退休。我曾去拜访过他，唯唯而已。
这就是“雷雯领导的火把节暴动”（日子也不对火把节）。假若保安团不来捣乱，他自是一方司令。孰料一夜之间鸡飞蛋打，未得一人称呼。最后领着十一人泣流满面来到总部，自圆其行，“刘华丢下暴动队伍跑了”，向陈政委哭诉。
一夜司令的经历，成了雷雯经营前程的英雄传说。
一九五零年大军入滇后，他绘声绘色，向南下老区干部宣城地委书记，时任楚雄地委书记的郝化村，宣传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牟定县火把节暴动，因为刘华丢下起义农民逃跑，暴动被国民党扑灭，造成牟定县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之后，在谮地下党的政治运动中，雷雯又从地下党中跳出来，以见证人身份批评陈嘉震有地方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个老同志走到一起，叙及往事，提到雷雯，大家不得不佩服他的精明：他虽然是知识分子，却总能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他虽然是地下党成员，却总能与“地方主义”划清界限，在党校他伤害了多少人，只有他知道。而那些人即使在平反之后也无法找他算账。
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共牟定县党史征集办公室到昆明召开党史资料征集会，参与所谓“火把节暴动”的骨干分子齐聚一堂，绘出了当年“起义部队转移路线图”，以及“湘沅武工队追寻起义队伍路线图”，真相才得以大白。
湘沅武工队一直往前追赶农民队伍的当儿，带着未婚妻的司令，与敌斡旋的意气已飞到九霄云外，不是他带领农民队伍，而是农民队伍领着他逃跑，腹中呱噪难当，大家到秧草难吃早饭去了。食饱神虚，农民一路走一路散。如此这般，武工队焉能在转移路线上找着他们。保安四团三营到新村扑空，不敢贸然进山，枪杀了孤零零的做饭人刘庆珍。
雷雯司令若带上一二百人到总部，不失为一支队伍的首领，一夜之间从司令而逃跑、而光杆，而流泣，如何向总部交代?只好把责任推给武工队，可惜当时陈嘉震同志点滴不让我知道。
党史资料征集会上，我痛切陈辞，指着转移路线图说：“这是牟定县人民的血画的，我似乎称量得出这些血的分量。”陈嘉震在座，雷雯自然也在座，我以为雷雯听了我声色俱厉的发言后不免要辩解几句，不料他却一言未发。他竟然一言未发！未发一言！
“数清天上的星星，天亮了。”会后，赴宴，引箸尝鲜，举杯祝寿，不知东方之既黑。
之所以花较大篇幅记录下 “一夜司令”的故事，是因为他害了我也害了许多人。
他一路以“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频频出现在大小会议上、电视屏幕上，讲述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武装斗争史，讲述他领导的“牟定县火把节起义”，扬幡招宠，以“经过血与火洗礼的，为人师表的老同志”身份，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任内离休。
双柏、一平浪、广通之行
我调离湘沅武工队，到第四武工队任特派员，当时的主要任务有二项：第一是到双柏县收编两位声称反蒋爱国，啸聚称雄的地方头人武装；第二是在楚雄县公路沿线活动，骚扰中央军“一八四”师，必要时炸毁公路桥梁。
双柏县的两位头人，首肯接受我军领导，但支吾其词，不肯立即率部赴八支队总部（此时滇西人民自卫团已改编为边纵八支队）接受整编。我从双柏返回楚雄哨区时生病，全身浮肿，乘担架到楚雄三街治疗，休息。时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解放大军压境，溃逃至云南境内的中央军妄图取代卢汉，把持一隅河山，滇境时局骤然紧张。十二月五日，我奉调前往一平浪，配合一平浪地下党，权宜行事。
一平浪是距离省会昆明一百二十公里远的一个滇西重镇，地处滇缅公路的咽喉地带。滇缅公路在山重水复的峡谷中迂回二十余里至一平浪出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平浪盐厂生产的食盐供滇中消费，是云南财政的重要支柱。
到一平浪的第四天，卢汉宣布起义，起义通电粘贴在一平浪盐厂公路一侧的围墙上。盐厂警卫队和元永盐矿警卫队的青天白日帽徽，一夜之间更换为红五角星，俨然共军模样。
十月十日，地下党召集盐厂工人大会。我登台演说，欢庆解放，欢庆人民胜利。大家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的日子来到了！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日子来到了！一平浪工人是一平浪盐厂的主人的日子来到了！我号召大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崩溃，民主政权尚未建立之时，要以主人翁的姿态保卫工厂，警惕反动分子破坏。“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全场欢呼跳跃，揭开了一平浪历史新的一页。当场组织了工人护厂委员会。
十二月十三日，接总部命令，接管一平浪所在地广通县。当我在广通县城中与进步青年的自发组织“民主解放支部”筹备好入城仪式的细节，准备次日入城之时，又接总部通知：广通县改由滇北工委（中共滇北区工作委员会）接管，我立即回总部待命。
此时，总部正在部署接管滇西十二县之大事。
待命期间，金江队长王德彬女士好奇地嬉笑着问我：“刘华，你组织老百姓欢迎你进城，是吗？”
武工队陈政委在一旁听到，就让我讲一讲，我在广通县是如何筹备入城仪式的。大家鼓掌，兴高采烈，听我讲说。政委首先强调，刘华组织群众欢迎他入城，不是欢迎刘华个人，而是欢迎以眼前这个人（刘华）为标志的共产党的胜利入城，所以意义重大。今日接管政权，宣告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半个世纪的最近目标–打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已经达到，可以告慰先烈的在天之灵了。从今天起，人民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黑暗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一个自由、民主的时代诞生了。接管政权大快人心，是人民扬眉吐气之日；是欢庆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已经来到眼前之日。我们一定要隆重、盛大、热烈的组织庆祝入城接管仪式。
接管盐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十二月九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昆明市民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昆明正式宣布和平解放。
中国大地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仅仅是因为农民为了耕者有其田，工人为了一辈子不失业，知识分子为了获得自由而参与其中，“人多力量大”推翻了旧社会！？我以为，这场成功应归结于：是中国智识阶层为共产党效力的成功，是工农兵学商各界都被共产党动员起来的成功。
那一刻，所有人都相信，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等基本人权，将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与山河大地天空海洋一样，同为造物之无尽藏。在那歌舞翩跹，欢庆解放的瞬间，人人欢喜无限。
“锣鼓敲、歌声脆、扭起秧歌真正美”。一九五零年一月六日，在锣鼓喧天，鞭炮震天响的热烈气氛中，盐丰县城各族各界人民，万人空巷，列队至城外三里，欢迎我进城接管—建立盐丰县人民新政府。
人的一生能亲身参与赢得如此重大的理想的胜利，而且在斗争过程中自己始终独当一面，行其主义、操其胜券、施展才智、驰骋一方；感受它每时每日胜利的步履，沐浴它如影随行的光彩，实乃快哉幸运！而那一天，我的脚上尚穿着草鞋。
接管盐丰、担任盐丰县长之日，时置我二十岁生日刚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恢复原姓，改名泰来。馨香祝祷，国泰民安，否去泰来。
胜利的狂飙振奋人心，欢天喜地的热潮、锣鼓声、鞭炮声夜以继日，响遍神州大地。从此，我和众人一样，皈依在它耀眼的光环下，沉溺于即将开始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美梦中。为了实现它，保卫它，甘愿作任何牺牲。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痴情到迷信的程度。
“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苍天在上，我也是个有家的人啊！我全心全意闹革命，没有私心，自然不想家。我不念家，而家念我！我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年幼的弟兄姐妹。我14岁离家出走闯天下，不满10岁的四弟辍学了一段时间，顶替我帮助父母经营鞋店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近两年我音信全无，全家人不知我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那是一个险象环生、迷离恍惚的时代，我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母亲急得死去活来，常日忧思、焦虑，经常哭，与爹吵：“就是你把他逼走的！”逢庙烧香，见佛磕头，每天清早跪在祖先牌位前祈祷。
我少小离家闯天下，虽不是爹逼的，但可以说与他有一定的关系。
童年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爹爹的严格教育。
记得从小学堂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第一件事是到楼上给奶奶请安，磕头：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毫无表情，看我一眼，哼一声：唔，玩去。我跑下楼，从来不能玩。因为爹爹已经在堂屋摆布好了水牌（练习写毛笔字、印有格子的乳白色漆木板，可即写即抹），站在旁边等着我。从一开始他教我怎样握笔、起笔、收笔，一笔一划地在这水牌上练习写字，到后来他每天站在我身边，看我怎样自己研磨、下笔、佈字，收笔，一页页地练字。这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我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可以说每天都是在揪心的困苦中完成，因为站在我身旁的爹爹，脸上从来没有笑容。有时看我写得不好，爹爹拿笔示范，一边写，他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看好了，竖若悬针，点若垂石，……”他脸上的表情更是异常严肃。“字见人精神”，可惜我进了中学、离家之后，却一字不写。
那时候，白天妈教我读《三字经》、《幼学瓊林》和古文選，爹讲解。晚上背这些古文。背完古文，去爹爹烟床旁听他讲故事，这才是我儿時最愜意的時光。聊斋、三国、战国策、东周列国志、史记……；这些故事让我終身受用不尽。爹爹讲故事时往往会触景生情提起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李燮羲。我出生时，爷爷已经过世。但我从爹爹口中听到过很多关于爷爷的传奇故事。
上中学时，功課之外，又读了高尔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人的文章。可以说，我是故事和小说教养出來的。我从小就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抱负。
20 岁荣登县长宝座，我有些飘飘然。一时心血来潮，提笔给父母大人写了一封信。四弟回忆说：
“解放啦，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七支队进城。邮政恢复不久，邮差送来一封比天书还要金贵的信——大哥来信。活着！活着！阿妈！阿爹！来瞧！赶紧来瞧，我朝爹妈大声喊叫。大哥他活着，还当了县长，楚厷专区盐丰县长。现名李泰来。爹爹从烟铺上一跃而起，抡过信，看了又看，抖颤着信纸，老泪盈眶，活着、活着！全家喜极而泣，哭做一团。
楚厷专区政府、下关特区政府，送来大红喜报《光荣军属》，我家多年的晦气一扫而光。”
我爹接受的是爷爷和黄埔军校最时尚的超时代教育，参与的是中国最前线的大命运之争，他胸中担当着家国前途。此刻自己沦落为一个边关穷百姓，过着为一袋水烟、一杯酒而发愁的悲苦生活。这几年时局越来越乱，他内心的失落与无奈，别人无法理解。这时候听到大儿子的好消息，他自然喜出望外。我很明白，我爹是把他自己埋藏在心中，期许干一番大事情的夙愿完全寄予在我身上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至翌年三月五日，我担任盐丰县县长。但不过才当了三个月，五零年的三月六号，我就奉命调离盐丰县，前往楚雄，去参与筹备楚雄专区当时最头等的大事情—-土地改革。
在卸任离开盐丰，去楚雄之前，我回到下关，在家里住了三天。回家次日，全家人一起回大理，去七里桥公园后面上坟。在坟地上，我爹拾起我撩在草地上的手枪，端详一下，朝一株树射了一发子弹。第三天早晨，家人见我胸口上插了一把牙刷，就不见了。弟妹们去大西街、正阴街、关外关迤四处寻找都不见。我，又神出鬼没般地从家中跑掉了。后来知道，回家小住时，爹爹曾在我的枕头下放了一个字条：“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爹不希望我步他的后尘。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