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年石景山工作的结束——我进城了
1.印象十五中
历经了六年之久（1978-1983），我的调动终于成功了。仲秋的九月，我正式成为十五中的员工，时年三十九岁。两鬓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也许是满脸的沧桑。
相比较，十五中是重点完全中学。但是师资资质水平反而不如古城中学。我进十五中时正赶上，学校人员的大幅度调整、换血，和我一同进校的，一次就有十一人之多，各个学科的老师都有，他们是从宣武区各个学校中抽调的一些声誉好、业务能力强的骨干教师。仅高一同头上课的老师中，没有什么原来十五中的老职工，一水儿都是新人。我担任1983级高一三个教学班的课，不任班主任。对大家而言，都是一个新的集体，新的环境，新的开始。年龄都在三十多、四十岁的样子，年富力强，新到了一个单位，大家都闷头认真工作，各自为战，互不干扰。相对而言是一个相当强势，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的集体。相比较古城中学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周课时只有十二节，学校不要求坐班，有课来没课走。没有班主任的事儿，学校工作就少了三分之二。外语组组长是一位西南联大时期毕业的老先生，曾经做过校长，为人很是宽厚。成员中应该算六六届的届次最高，两个人有六七届的大本学历，余下有一名工农兵学员，半年后还调出去了。还有四五个上初中课的小姑娘，外语师资班毕业或者是高中毕业生。即便是高中老师，由于不坐班，大家平时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只在教研组会上，客客气气“聊会儿天”而已。比较石景山好像人与人的交往疏远而不密切。大家的独立工作更要紧。一句话，环境是良性的。
这个环境是单纯的。我上班离家的距离很近。早上第一节要是没课，家中的一切都收拾得清清爽爽了，再去上班也很从容。有时半天都没课也不用去学校，中午回家给儿子、老爹准备午饭……顿时，觉得轻松、惬意了许多，一切变得美好了起来。同时我的工资一下子连升三级，每月可以拿到七十元。加上每月兼课的收入，此时我不仅在师院兼课，而且在《精益补习学校》，每周三、四次上夜校的课，收入不菲。父亲有养老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伙食水平大大地提高了，电视机有了，洗衣机也买了，这是一段平稳、舒适的日子。
2.努力学习，打开局面
后顾之忧少了，居住条件改善了，工作环境也很顺心，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我真的感觉很满足！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满足！
我是一个不仅知道感恩、知道满足的人，我也是一个知道努力的人。
在十五中的新环境中，依然故我，处事十分低调，只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借鉴、学习的机会。第一年，我授课班级的英语成绩不俗，区会考，集中阅卷，由区教研室统一出题，我的班平均成绩九十五分以上，最低成绩也在七十五分以上。当时北京市会考的标准是八十五分评优，七十五分以上评良，也就是说，我授课的班级三个教学班，均在优良之列。这样也结识了宣武区英语教研室教研员苑玉台，大言不惭，可以说是“一炮打红”，比第二名十四中的成绩高出不少。与第一名师大附中比邻，平均分就差零点二或零点三分，只在伯仲之间，学生个人名次还高于附中。“猛踢三脚”的效果还算交待的过去。
学校的工作，不做班主任，“分数”就是“硬道理”。“分”不仅是学生的命根儿，实际上更是教师“安身立命”的本钱，立足的命根儿。
到一九八五年，我从高一带起来的班级升到高三了。三年来为了弄清楚宣武区的情况，所有的市、区教研活动我都一次不落地认真参加，不迟到、不早退，还结识了师大附中、育才学校等知名学校的老师，参加了在外国语大学的高考阅卷，尽快地融入到市区的英语教研活动中去。
为何如此审慎，也是有故事可讲的：宣武区英语教研室对六六届英语系我们这批人印象十分不好。首先分来的是到五十八中的陈永芳，此人也是我一班的同学，年级民兵连连长，父亲是一个裁缝，属于小手工业者，在年级中是一位“风流”加“风头”的人物。本来中学“外贸预科”毕业，由于出身问题刷到“师院”来，基础知识应该不错。据说是老哥儿三个守着的一棵独苗，既娇且矫，只贪“玩儿”不念书，酷爱京剧样板戏的程度大大超过了英语，因此该会的不会，没出师院就闹了一出先生孩子后结婚的“奉子成婚”的喜剧。很明显，心思不在工作上，和胡玉芝一样根本胜任不了工作的要求，没有教师资格证，让学校给分配到校办厂工作，完全脱离了英语。又分来一个张锡贵，原来的外语系革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兴许因为当过革委会委员，似乎尝到了“甜头”，就只想“从政”，把一七八中学当成一块跳板，一心一意要当“官儿”，但是家庭背景又不允许，继而就又专心致志地“跳槽”了。赶上英语热，英语人才奇缺，最后调出教育口，到农业部去寻找出国的机会去了。还有一个门素萍，其父是高干，是一位吃、喝、玩、乐的行家里手。到宣武区后，先是热火朝天地谈恋爱，结婚后丈夫又暴病而亡。门小姐寻死觅活，据说是精神受了刺激、整天胡言乱语，根本不上课。
总之，给人的印象是“六六届”英语系毕业生个个都是“人物”，没有一个是“善茬儿”，都会“捣蛋”。这种影响在评定职称时突出显现出来了。可谓“名声在外”，要扭转别人的这种想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用后来进十五中，原来英一的张大年的话来说：“英四那帮牛鬼蛇神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我敏感地体会到了这一切，只有“享受”这个后果，小心应对。我的方法就是沉默，权当一切都不知道，用“分数”说话。踏踏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地上课。在这一点上，我成功了。在宣武区英语教研室立稳了脚跟，让他们看到，虽是同一个“英四”，不同的人也是有的。后来我不仅受聘为区教研员，与人合作出统练题集、会考的题目，而且受聘辅导青年教师、带徒弟，做了几年的职称评委。
3.平静的内心，平淡的生活，平凡的人
说良心活，进城之后在十五中上班，我是满足的。似乎我就别无所求了。
较之在石景山，工作负担大大减轻了，学英语的时间大大增加了。买了一台打字机，从头学习打字，给学生打印了不少复习资料。夜深人静时，老父睡了，孩子大人一个个安歇了，自己幸福地倘佯在英语的海洋里，钻研教材，认真备课，撰写论文，着书挣稿费……第一年的的成绩就很喜人。春节时，刘秀文校长、李顺发书记、王岩工会主席三巨头，几个方面的头面人物到我家来“拜年”。虽然我不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好大喜功的人，更不擅长阿谀逢迎。学校如此对我，说明是对我的首肯与尊重。我也感恩戴德，欢喜非常。
转眼之间，老教研组长要退休了，无论大小，面临着又一次的“利益”之争，我虽一直默默无闻，不越雷池一步，在外语组难免也会有人把我当成“假想敌”。再加上俄语组的两位参合其中，一时间，外语组就不那么平静了。
此时的潘晶在石景山不仅入了党，还当上了古城第三中学的校长。原来和我共用一个教室的赵常镇不仅摘了右派的帽子、入了党、当上了区人民代表。还是古城中学的书记兼校长。也就是说，教育界此时此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呐？说我俗气也罢，胸无大志也行。可我自认为是知足者常乐，不贪心、没妄想、没有一点儿追名逐利的心思。此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实际我一辈子都没写过，我是一个彻底的无党派人士），只是一心想教好书，不做“误人子弟”的事儿，当好一个本本分分的教师。在六年的调动过程中，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跳出教育口，像很多同学一样去做翻译，据说英四原来五十多人到了退休时还坚持教英文、做教师的已经寥寥无几了，“春雷”六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中学教书。徐崇孝是中医中药大学的英语教研室主任，直到退休，正教授衔。其余四位都脱离了教育口。这不是我在“冒傻气”，不求上进，也并非自我标榜，我热爱教育工作。当一个好老师是我的理想。我不改初衷，我还是我。所以我再三宣言，因为家庭困难，我才得以调进城里工作，对除了上课、管家之外的事儿一概没有兴趣。我当过十几年的教研组长，对于这种“虾头蟹尾”的工作一点儿耐心都没有，不情愿耗费自己的精力，兴致更谈不上。这一点，区英语教研室苑玉台老师很是不理解，似乎认为我不思进取，苟安现状。我的想法是什么？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明确了自身的“定位”。比起到古城中学报到时，我清醒多了，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了。正经地是“四十不惑”了。平平淡淡生活，与世无争，平平静静的内心，淡泊名利，就是我的追求。为老父尽一份孝心，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和老伴儿“举案齐眉”福祸共襄，生活在温饱的层面上就足够了。我自认为骨子里就不愿受约束，不情愿“委曲”自己的良知和意愿，去虚与委蛇，去巴结什么。在名利场上，我永远甘愿当逃兵。先是英语的王乐君，后是俄语的赵同翠分别当了外语组组长。
一九八六年转眼之间就到了。学校系统正式开始了技术职称的评定工作。国家当时的政策对英语教师大大地倾斜，其他学科六四届以上才可以参评，英语教师是本科毕业生都有参评资格。我想是因为当时英语教师流失得太多的原因，教育口要留住人就用了涨工资的办法。简言之，虽然小有波澜，十五中的诸位没有亏待我，我不亏心，自己也努力了，当之无愧，所以顺利地通过考评，第一批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全十五中六六届毕业生有五、六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外语组王乐君（67级）和我两个人被评上高级。全校各学科总计评上了23名高级教师。由于是重点学校，占全校教工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比例，在全区只占百分之二、三的比例。如此一个结果，我在十五中只工作了三年就取得了，我感到了莫大的欣慰，看来付出了努力是应该的，是被大家认同的，同时也是值得的。似乎真像人们所说，老天没有亏待人的时候：“命中有的自然有，命中没有莫强求。”
在此之后，我曾先后连续六年担任了校级、区级的学科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评委（1987——1993年）虽然只是在评委会中握有一票之权的“群众代表”，自认为我是公平的，反映民意的，有一是一，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自己立场，负责任的评委。
九.资本家又搬回来了
1.破瓦颓垣，七零八落，狼藉一片
大约在一九八三年冬末春初，我陪着父亲搬回了原来的四合院。已经腾出有两间北房，后来又腾出了一间门道，大哥和张雁群兑换了一间厨房，总共好坏四间。这座四合院，在蓝图上总共有二十二间半。也就是将近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同院还住着六户军代表的子女。按当时的国家政策，限期责成他们逐步找房搬家，直至誊清整座院子。他们居住期间按月准时交纳房租。
从六六年我家被扫地出门，到八三年再搬回来这十几，近二十年中，房管局把我家原来的房子拆改得面目全非了，古色古香的雕花木隔扇全部拆走，另作他用了，把原来通着的敞亮大间，隔成了一个个的小房间，走廊都打出去当成了住房。浴缸没有了浴室成了住房。厨房里的热水锅炉拆掉了，也成居室，整个院子破败不堪，洗劫一空。甚至连大街门为了要木料也给拆走了，各个房间里的暖气拆走了，水房里的大锅炉也拉走了……本来方方正正的院子弄得七零八落，东盖一个小棚西拉一座墙头，还安上小门为了“跑马占圈”的割据，占住地盘，院子里曲里拐弯到处乱糟糟，被遮挡的房间里黑漆漆。东家养了鸽子西家养了鸡，无独有偶，莫明其妙，一次下大雨，一面山墙居然轰然倒塌……总之原本一个温馨可人的精致小院变成了横七竖八的猪栏狗窠。当让父亲签字收房的时候，不但一点经济补偿没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们愣说为“修缮”房屋支出了多少人力、物力，还要父亲赔偿他们的“损失”！到什么地方说理去？再一次地“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的霸道。然而，虽然是一片破烂不堪，支离破碎，还是“回家”的好！有什么办法？一切都只能“忍”了。再一次地“见好”就收吧！
腾退的房子当中，过去我家住人的房间只有两间，当然是父亲住了，文元在父亲生病期间，一直陪老爸住在一起。我为备课方便，和儿子住在原来的门道，军代表时期把两扇大木门拆走、垒上了墙成了住房。每当刮风下雨，因为年久失修，到处漏风，上面糊的纸顶棚就沙沙作响，哗哗地往下掉土，下大雨时，简直是床头屋漏无干处。几个盆、碗放得到处都是，为的是接雨水，屋外不下了，屋里还嘀嗒。晴天，顶篷里的老鼠嘁哩咕噜来回乱跑，耗子大战吱吱地叫个不停。由于神经衰弱，经常是彻夜不能入睡。听着风声、雨声、耗子的奔跑声……
邻院是八号，在我家墙紧邻的地方，安装了一个公共水龙头和下水道。一院子十几户人家，洗衣服、洗菜、淘米都在这里。年久失修，下水道冲来冲去，把我家房基给冲成了一个大洞，像地下溶洞一样全空了，下面不停地淌着污水暗流。于是半面墙倾斜了，接着整面墙裂了几道大缝，岌岌可危。作为政府的一级行政“衙门”，房管局似乎是“义正词严”地说，私人住房不负责“修缮”，轻描淡写地把修缮的责任就推掉了……天下哪里有“讲理”的地方？试问近二十年当中这“修缮”的责任归谁？为什么拆、改、盖、以至把东西搬走，都有人管，要房倒屋塌时就没人负责了呢？再一次地“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吗？要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十八年了。所谓十年动乱也过去近十年了，什么时候才能想起让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呐！什么时候才能是公平、平等的法制的时代哦？
2.军代表眼中的“西洋景”
近二十年都在弹指一挥间，转瞬而过。然而，有的人的“心”疯狂了，再翻转轮回，变成一颗“平常心”谈何容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放大了的贪欲、歪心，如何想变成“清心寡欲”？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惯常用“崇高”的字眼、“冠冕堂皇”的词汇掩盖私心和歹念的恶习一时半会儿也克服不掉，更何况，有人驾轻就熟，习以为常，拿着“不是”当成理儿，直到二十年后甚至还没打算像“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样，痛下决心、洗心革面地去知错就改、去“脱胎换骨”呐！
父亲与我搬回了四合院也真有不少的故事让我记忆犹新。
首先，基于当时的现状，房破屋烂，怎么办？
我自己动手！父亲住的北房紧邻东屋厨房，他们自己盖的小厨房，与父亲的房间正是门对门，不仅是父亲连我也觉得十分别扭。捡回了砖头买来了灰，我拿起了瓦刀、抹子，把对面的小房门，由下到上垒严。和灰、垒砖、抹灰、压平全包了。接着又把小房和厨房的连接处扒开，使其连成一体。一个下午没课，三下五除二，没耽搁做晚饭就全干完了。
同院子的军代表和他们的家属们“惊”呆了，后来居然在我干活的地方你瞧我看，“我”居然成了他们的“西洋景”，北京人叫“海了奔”。啊！四体不勤，呼奴婢的“资本家的大小姐”怎么能把墙给砌上的？还会抹灰！也许这就是他们眼中的“世界第六大奇迹”！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五、六十年树龄的枣树，还有一棵老树份下来的小树也有小盆那么粗、三四十年了。树种特别好，果实的品相特棒，是优良品种。过去父亲每年上树打枣总要分给邻居们很多，连后山墙外大街上都要扔出去几把，让大家尝鲜。据说二十年我家不在，军代表们连一粒枣也没流出院外。这一年，枣熟了，无论老少全院一起打枣，只不过父亲还命我用篮子装了枣送给邻居，人们说：多少年了，又吃到老宋家的枣了。军代表们还真是连一粒枣也“蹦”不出来！这不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吗？
没有了走廊，锅炉房，买来的蜂窝煤就没处存放了。只好在墙旮旯里垒煤池子，上面用木头、油毛毡盖上小棚，还认真地挂上瓦，方便雨水往下流。我当然不用父亲动手，可老爹是高级“技工”要求是严格的，在傍边不停地、毫不客气地指点着，“西洋景的看客们”又出动了，出来进去还看不够。看客们说：这老头儿还挺讲究，一点儿都不将就！
又有一家搬走了，他家拉的墙头就堵在我们门前，我抡起洋镐，不知哪里来的神力，三下五下把墙推到了，他们加盖的小房也让我嘁哩咔嚓一举捣毁。终于清理出了一小片院子，透过玻璃阳光照进的我们的房间，心中有说不出的敞亮、痛快！当家做主的感觉！
总之，我们一切都是自己动手。装修室内，刷油漆、走电路、安电灯、通下水道……当年没有装修队，房管局绝对不管，军代表能搬走就是阿弥陀佛了。然而这一切都难不倒我！我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力气，把自己的家收拾得舒舒服服、干干净净。在他们看来，电影里的“资本家”整天四体不勤、吃喝玩乐，吆五喝六地使唤着佣人的场面，他们一点儿也没看见。资本家是怎么“过日子”的？太想知道了、太想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能不让人惊奇吗？没准儿，让他们大失所望了。
父亲又搬回南横街，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定的连锁反应。不明就里的人们在窃窃私议着，“他们家发还了存款，退还了住宅。”“他们家又过上了‘好日子’。无论如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老头儿真是命大！白白胖胖，富态着呐！”届时父亲八十有余了，竟然真有人上门提亲，给父亲介绍晚老伴儿。红眼儿、嫉妒是正常现象。
3.午夜窗外的喘息
很自然的事儿，我们家在南横街仍然是“另类”，走在街上很多人都在指指点点，侧目而视。对这一切，我可以满不在乎，走自己的路，谁爱好奇，谁爱指点，悉听尊便，只要自我感觉良好，能奈我何？明天太阳会照常从东边升起来！
说实话，到了十五中以后，才是我从工作以来，在英语业务上花精力、用时间最多、最努力的时期。不用奔波于路上，不再担任班主任繁重的工作，不坐班有了大把的时间，只在白天就可以把家料理得妥妥贴贴，心情愉悦，精神焕发，心满意足。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
新一轮的英语教材又出炉了。教科书有了很大的变化，教材里有了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莫伯桑的《项链》，欧亨利的《最后一片树叶》，马克吐温的《奥立弗历险记》后来还有狄更斯的《双城记》，大量的原文英美文学节选。我敏感地体会到了时代的变迁，于是阅读大量的资料、参考，认真地钻研教材，订阅了几份英文杂志、教学参考书，撰写了大量的教学笔记。因为我认为这才是英语教学的“真正”开始。
要知道一二三四五，给学生讲出子丑寅卯，让学生爱学、有兴趣，学有所获，老师就必须精心设计，精心准备。只有如此方可尽职，方可心安理得。不亏心，自上班以来，在英语上我前所未有地努力了。
当年物资匮乏，我找机会，好不容易买了一台打字机。好长一段时间，几乎我没在十二点以前睡过觉。天天夜深人静了，还在不停地打字、备课。忙来忙去，总有做不完的“功课”。
记忆深刻，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当天至少有近夜半两点钟了，我正在用蜡纸给学生赶着打一份课堂练习，英语的篇幅就是大，每份练习就有蜡纸的五六版之多，打字机噼哩叭啦响声不断，我的精神十分专注，不停地打，不停地移行……我的书桌临窗，半夜了天气很冷，我起身到身后的炉子里再续一块蜂窝煤，突然“觉得”窗外有动静！还像什么东西碰到了花盆上，有挪开了，又好像听到了人的喘息声？当然在纱帘的外面还有一层厚布的窗帘，在屋里不可能看得见屋外的任何情况。心里纳闷儿，怎么回事儿？大冷的天儿，半夜三更的，也许是猫！坐下来接着干我的活儿。不对！这次喘息声听得特明白，在耳边似乎触手可及，仿佛只隔着一层玻璃！我轻手轻脚开了房门，真的有一个人扒在我书桌外的窗户上！吓了我一大跳！顺手拉开了院子里的灯，大声喝问：“什么人？干什么呢！”在灯光下无处遁形了。原来是街道居委会的治保委员张某人！好不尴尬！四、五十岁的一个半大老头子居然听窗根儿！
“大晚上的，张主任有什么事儿吗？”强压着一股怒气。
“没，没什么，只是听说你屋里一到大半夜就哒…哒…有声，想来调查一下。”前言不搭后语，支支吾吾。
“您尽可以到十五中去了解，也可以问我本人为什么哒，哒有声。大冷的天要真让您冻着了，又多不好意思！”这如果真是一件要“调查”的事儿，难道就不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地审清问明的吗？听窗根儿是什么“作派”？只能是龌龊、低级趣味！往严肃一面上说是“侵犯人权”。这难道也是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式？
“你怎么还没睡觉？你在干什么呢？”还真是恬不知耻，来劲了。
“我在用打字机给学生打蜡纸。是学生用的练习。大人孩子都钻被窝了，不好意思！有两点了，您还进去‘调查’吗？”我只有下“逐客令”了。
太可恶了！想起来又觉得挺可笑。我怎么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给“敌台发报”！！到底“听什么人”说的也不一清二楚了吗？打字机的声音与发报机的声音真的如此相似？！白痴傻老冒儿！怎么连一点儿常识都没有！
更好玩儿的是若干年之后，张某人有一个孙女在140中学上高三了，届时（2000年）我家已经拆迁，为了他孙女，张某人千方百计找到我家，让我给他孙女做考前辅导（要知道，当时我这个阶层的家教，市面行情！每小时最低收费五十元，多的到两百元以上）。号称“老街坊”揩油来了，“不见外”真的把孩子直接带来了，当着孩子的面儿，我能怎么办？给他上了几次课，孩子很有收获、很高兴。最后一次爷孙俩人都来了，张某虚文浮礼地和我搭讪，“套瓷儿”。我也是一时兴起，当着爷爷的面儿，给孙女讲了为什么爷爷会知道我是教英文的往事。他爷爷当年抓“敌特发报”的故事把孩子逗乐了。
真不明白张老先生当初是想什么呐！更不知道孙女儿回家问起此事，他又该如何“教育”孩子的！是标榜他当年的“无产阶级警觉性”有多么高哪，还是教给他孙女儿如何“现拉屎现刨茅坑”！如何空手套白狼。可见，我的脾气真是太暴躁，太直白。我想我不是斤斤计较金钱利益，而是对“人情世故”太过较真儿了。由于“自卑”引起，对于“自尊”太过认真了，本能地不“屈从”于任何人，要求“平等”的意识太过强烈。
4.破窗而入的贼
家搬到南横街，儿子就转学到《丞相胡同小学》就读了。四年级的班主任正好是我六十三中的同届校友韩淑芬老师。韩老师人很仗义，对孩子抓得很紧，很负责任。数学老师则不然了，抄家时，此人就在我家对面的南横街小学上班，是一个“左得可爱”的人物。抄家已经过了二十年了，此人还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思维定势。带着“有色眼镜”，一上学就跟我儿子找“别扭”了，可无论她对我儿子怎么“另眼相看”，留学校不放学，请家长，罚重做作业，“锯碗儿的戴眼镜”没碴找碴儿，我不护“犊子”也决不因此而批评孩子……我对此一概不理不睬，不闻不问，眼睛都不“夹”她一下。当做什么都没发生、都不明白。绝对和儿子不谈及这一因果的始末缘由。我已经是“狗崽子”当了一辈子了，不能让孩子在受到丝毫的伤害。一个小学生能有多大的空间“折腾”去？顺其自然，我仍然是满不在乎。只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由于是嫡亲，儿子享受优待，不用加试可以直接升入十五中。丞相胡同小学这一届二、三百学生中，只有三、四个学生升到重点中学，一个小学老师只在一个班级里招人“恶心”，出了这个教室，能奈我何？这种人就是不甘“寂寞”。发放通知的三、四天当中，每天下午都有一群孩子在我家房后面高喊：“王旭东走后门上十五中！”“走后们的不要脸！”“不要脸的才能走后门”……真是可笑之极！据说此事便是我儿子的这位“尊师”所为。
由此可见，我家在南横街是遭人嫉妒，使人“红眼”的。有的人就是生怕别人能够安享太平，与世无争。更何况，“他们家”退赔了大笔的现金，又“抖”起来了，再一次地“鸟枪换炮”了，“他们家”又住上了四合院儿，连军代表也得给“他们家”腾房，甚至资本家的“闺女”也能在市重点中学上班，孙子不用考试就能进重点……无一不让人“眼红”得按奈不住，见人安分、善良，就技痒难耐，他们不欺负人难受！文化革命的流毒余孽，二十年，三十年仍然难以肃清！
儿子小学同学都是南横街、丞相胡同一带的孩子。在丞相胡同南口，有一户人家，父亲是老公安，女儿、女婿都是警察。他家最小的儿子是一对双胞胎，一名刘伯涛，一名刘伯海。涛是弟弟，古怪精灵，十分淘气；海是哥哥，脑筋不太好使，有点儿呆头傻脑。弟兄俩的心眼儿都长在老二身上了。在学校、在街道是一对颇具名声两兄弟。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三天两头出状况。一朝被派出所“请”进去，老爹一出场，要不姐夫找找门子，“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回家了。进派出所是家常便饭。事态一严重，老大、老二长得一模一样，外人分不出来，于是“老二偷驴，老大拔桩子”老大顶替了，傻乎乎的海，总是可以蒙混过关，“智力不全”嘛！好在还没有杀人放火！但也是劣迹斑斑。
我家的确名声在外，树大招风。“贼”就惦记上了。一天下午，我第一节有课，推着自行车，走出十二号院的大门。在大门道纳凉的人当中我看见了刘氏两兄弟，真的还在脑子中转了一下：“他们怎么没上学去？怎么跑到这儿玩来了？”无奈十号院没有自家的大门，午睡的时间院子里也没人，我家也没人在家，我家住北屋，正好由十二号院进来一拐弯就是了。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等我上完课回来，发现被盗了。贼没有撬锁，只是用刀把纱窗割了，跳进窗户，在大衣柜中拿走了文元妹妹寄存在我家的，让她哥哥给买照相机用的一千二百元钱。
我到派出所报案，牛街派出所答复一千元以上的属于大案，还要到分局备案。于是我又到梁家园宣武公安分局作了笔录。民警问我离家当时有没有什么异常，我谈到了刘家两兄弟。似乎他们早就知道这两个人，问我有什么根据怀疑他们，我说没有根据。但是，我是教员，对这样的孩子，凭职业习惯和职业观察力，就会十分敏感地发现：到了上课的时候，他们不上学还在那里瞎逛，他家离我家有五分钟的距离，就是纳凉也不应该出现在十二号院的大门道。这在我眼里都是异常……
事情过了近两个月，公安局没人找我，而“安全局”的两个人到我家造访了。他们说在公安局看了我的笔录，向我了解刘家两兄弟的事。我才知道这事果然是他俩所为。像在分局一样，如实复述一遍。来人说：家属申述，偷窃之事均为哥哥海所为，弟弟涛是无辜的。问我可否出具旁证？我说：不能。当时我看见两兄弟都在，事发当天我没现场抓获，没有亲眼得见，不可以证明。没想到两个人真的很“执着”，以至在一个月内三次来我家，再三“启发”，让我照办。我很纳闷儿，“安全部”不是管这一段的“铁路巡警”，干嘛老找我？我要他们的工作证验证，“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我得接待你们？”最后我弄清楚了，他家人要把刘伯涛“弄进”安全部工作，可兄弟俩还在押，走路子想把涛“捞”出来，就得先从“失主”这儿推翻原始“笔录”，所以“盯”上我不放了。我问他们：“丢了钱了，谁是受害者？是我还是刘伯涛？”“把事实弄清楚了就行了，谁赔偿我的损失？”，“没完没了地找我为什么？是我去偷东西还是刘家这两孩子偷东西？”，没想到这两位居然拿出了“大檐帽”的作风，说协助他们工作是“公民”的义务。我说是义务不是责任！我已经尽到了义务，你们才是要负起责任。我最后真的生气了，没有什么可扭扭捏捏的。我直接了当地说：“我不出这个证明正是对‘安全部’负责任”“你们究竟为‘谁’来我这里，我不想搞清楚，‘安全部’既为国家机要部门，就不是‘托人情’‘走后门’可以进的‘藏污纳垢’的单位”。我不是让人“唬”的，只能“唬”老太太的“大檐帽”就越发得讲理。最后我提醒他们：三番五次地“审”我没有用，要得到正规的材料就要正规地到丞相胡同小学，拿出安全部的介绍信，通过海、涛的老师了解他们的情况，对刘家负责，更重要的是还要对国家负责！这是我“四清”的经验！这两个人只好讪讪而去。从韩老师处得知，他们根本没有去学校。
这也是一段有趣的事实经历。可以窥见当时“走后门”的风气之盛行，只不过当时他们还没有“伪造”什么文件，还有心思从我这里“更改”笔录。不过，也够耸人听闻的，管制单位的在押者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给“捞”出来！还想进机密要害部门，想想有很多人因为家庭原因上不了大学，大姐因为有被监禁的经历进不了二机部，到了此时，只要有“路子”，连本人是在押犯也可以进“安全部”了。也许是“根儿红苗正”才能如此得天独厚。真是“事在人为”的冰火两重天啊！
5.父亲走了
父亲在南横街又住了六年，从一九八三年末到八九年秋。他老人家在历经了千辛万苦，血雨腥风之后，驾鹤西行，享年八十九岁。
实在的，饱经沧桑的老父亲在回到自己的家之后，没过几天清醒明白的好日子。由于小脑软化，在神经上间歇地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因为脑梗先后三次住进了医院。一开始，在半夜一、两点钟睡着睡着就发病了。口吐白沫，身体僵挺，不省人事。文元和我赶紧跑出来连掐带撅，缓上一口气，又拍又揉，灌下急救的药物……平时很为难的事儿是让父亲按时吃药，老人就是孩子，连哄带蒙也不行，跟你捉迷藏，就是不吃药。不看着吃，不放到嘴里，一转眼就把药给扔了。再有一样，没法控制他的饮食，酷爱吃蛋糕，一个星期能吃五斤，嘴里没有蛋糕了，就嘎嘣嘎嘣地嚼硬水果糖，直到把牙全嚼掉了。让少吃点儿就不高兴、闹脾气。嗜酒，每餐必有肥肉、必有酒，自己说：“人到七十，非肉不饱。”绝对不吃菜饭咸粥，最爱是四喜丸子，扣肉，炖肘子……常常为了这事儿，我找来两哥哥劝说老人家。父亲说：“我都九十岁了，谁也不用管我吃什么、不吃什么，让我高兴吃什么，就给我做什么不就行了吗？”老爸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大家，他如果病重，可以去医院看病，但是坚决不住在医院里“等死”，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了，“死也要死在家里！”然而，他的动脉硬化愈来愈严重，根本不能保证按时按量服药，血压平时高压就在160以上，到180是经常有的事儿。
大约在一九八七年，老爸就全糊涂了。也许是因为窝囊、抑郁了二、三十年，尤其是母亲先他而去，没有伴儿，十分地孤独。每天吃过早点之后，斜挎一个书包，拎着一个马扎就出去了。在陶然亭，也许就是万寿西宫，做完“八段锦”，遛够了、便坐下来看人下象棋，直到中午回家吃饭。午睡之后，还出去。只是经常认不得回家的路。常常走失。每当如此，我就得骑上自行车，四处寻找。有一次，天黑了金鱼池派出所打来电话，让我去接人。有时急得我团团转，只好给哥哥们打电话，一起寻找，一次大半夜从广安门外六里桥把老爹接回来……
经过住院治疗，父亲的癫痫很少犯病了，医生说脑动脉硬化程度更严重了。老爹变得常常语无伦次了，清晨不到五点就起床，不洗脸、不刷牙站在院子中央破口大骂。一辈子老爷子口里不出污言秽语，此时却是大暴粗口。像演讲一样，讲的内容有的我还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有的连我也听不明白是什么了。原来，父亲口音不重，多年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京腔，届时，却是满嘴的乡音。什么时候“讲”累了，什么时候才算完，也许过了一、两个小时。总之，我理解就是他老人家一辈子受的委屈、遭的窝囊。原来是忍气吞声，小心翼翼，苟活于世。奉公守法，规规矩矩，“犯禁”的话，无论家里外头绝对不会说出口。彼时彼刻，似乎没有了任何顾忌，把心中的不平全部释放出来了，可以说是“大撒把”了。比如他说：“凭什么你就占住人家的房子不搬家？天下还有王法吗？到哪儿能讲理去？”……大有拼死一搏的气势，简直是一吐为快，全然不顾一切了。
因为有“敌台发报”一码事的前车之鉴，我毫不犹豫立马领父亲到《安定医院》去看精神科。找到了一位老专家，向他讲述了事情的前后原委。医生说这是小脑软化的明显病态，是一种精神病。鉴于父亲的经历，我要求院方出据“诊断证明”。以防父亲在他的“演讲”当中因指责共产党而犯忌讳，如果再加上一个现行的“反革命言论”岂不是会惹来大麻烦？老教授很理解，欣然从命帮忙。诊断病人无意识无行为控制能力，神经障碍。写出了科学的病名与诊断结果。我便拿了医生诊断交到街道居民委员会，声明父亲“疯”了，以防患于未然。
一九八九年春天，一天中午，我上完课，炒好了菜、热好了酒等父亲回来吃午饭，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眼看就到一点钟了还不见人影。于是骑上自行车，到“万寿西宫”去迎。骑车在公园里绕了一圈，终于在一座大影背下面向阳的地方找到了父亲。我招呼父亲，他坐在那里，动不了，两眼发直，还能认人，知道是我来找他了，但是不会说话了。还有理智，别人帮我把他扶到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一手搂着老爹，一手扶着车把，好不容易把他弄回家。急急忙忙找来车送到建工医院。一通电话找来了哥哥们，这已经是第三次，仍然是脑梗，有轻度脑出血现象。因为父亲说过不想住院，大家决定：反正建工医院离家很近，坚持治疗，但是仍然住在家里。医生的的意思，老爹年龄大了，又有脑溢血，恢复的可能性很小，不仅有语言障碍，吞咽障碍，渐渐神志也不清醒了。一开始只是我和文元照顾，后来我俩支持不住了，为了给老爸清理大便，换尿布，我得把老爹抱起来，老爸一点儿自主意识都没有，他很胖，很重，我抱不起来，本来腰就有伤，腰椎间盘突出，一用力，扭了一下，就直不起腰来了，又掰了手腕子，腕关节险些脱臼。努力坚持了有近两个月，没办法，只好请了一位护工（自大跃进以来，家庭保姆就绝迹了，请护工的人家也是少之又少，实际上对外人称是一个亲戚。），每天各家轮流有一个人帮助护工照顾老爹，大哥和我每周两天，二哥、二姐、小妹每人一天。我在高三上课，不可能经常请假，学校也找不到人来顶替我。父亲卧床了四、五个月，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自己一点儿意识都没有了，老爸受罪了，人老了是十分可怜的。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即使住医院，也必须由家属陪床。在职人员病假要由医生开假条，事假更是请不下来。正经地一个“掰不开镊子”。
说起老爸卧床的四个多月不仅是老爸的“难”，也是我的难。届时我在高三上课，固然到八九年，我已经连续在高三上了近四、五年的课，教材熟、练习齐备，虽然不用坐班，但也不可能被牵扯更多的精力，更何况我回到家来又是一番“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体力大大地透支，几乎到了全面崩溃的临界线。到了此时，哭天喊地，到底谁能帮我一把？只有我是“常驻”主力。
每当此时又会想起二姐，轮到她家来人的时候，常常推三阻四，清楚地记得，几乎她本人没有露过面儿，有一回她把儿子打发来了，人来了不管不顾，照常睡大觉，第二天早晨，老爷子弄了一脸一身，被子褥子枕头到处的大便，父亲只有一只手会动，拉了屎，一通乱抓，弄得胡子眉毛上都是大便。我过来一看自然十分生气，问外甥为什么不管姥爷自己睡大觉。外甥说不会，“你们家会干的人干吗不来？”“不会为什么不叫人来帮忙？”等外甥回到家，说三姨不但不管早饭吃，还恶语相向、骂人。一个星期只来一次就是如此处理。目的就是“如果你嫌我做得不好，干脆就别让我来吧！”
十月来临了，老爹打针不进药水，几乎不进食、不睁眼了，一天到晚昏迷不醒。谁都明白，父亲不久人世了。直到最后，父亲病危的那一天，我让文元给二姐连打了三次电话，通知她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她仍然装聋作哑，迟迟不见人影。也许以为我是在喊“狼来了”，文元说我们通知不到是负有责任的，因为父亲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所以亲自到二姐工作的学校，找到二姐本人说：“老人就在这一时半会儿了，如果您还不去，见不到最后一面的责任不在我们，谁也没有‘骗人’的必要。去与不去您自己决定。”这样，二姐才来看父亲，前前后后，几次三番折腾了一个上午。父亲在中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撒手人寰而去。
二姐就是这么一个人！让人哭笑不得。我又能说什么？
事过没有几个月，二姐的儿子要结婚了，她带着儿子、女儿来南横街了，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外甥要结婚了，三姨把房子让出来两间给他们结婚用吧！帮帮孩子的忙！”可这时，她家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已经分了三居室的单元楼了！反倒让“三姨”给孩子让一让。我只能理解成来“争”姥爷的遗产了。我真不知道她老人家是怎么想的！我很生气，我说：“如果想到要用姥爷的房子结婚，姥爷重病时干吗不尽一点点‘孝心’，反而让姥爷抹了一脸屎？不行！能让我也不让！”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报复”之心我也有！
在父亲去世的当天下午，旭东（当时在十五中上初三）的老师见到他带了黑纱，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报告了学校，我没有正式通知学校，反而是十五中主动派人来吊唁了，副书记、副校长，工会主席都来了，还带来了十五中能给与职工家属的最高份额的奠仪，这也是学校对职工家属逝世所能给与的最高礼遇了。说老实话，我明白，我领情，感到了莫大的安慰。较之在古城中学母亲逝世时（1968年夏）的情景，二十多年之后，时代进步了。十五中没有把我“另眼相看”，像余瑞文一样地让我“和家庭划清界限”，没有把我仍然当成“狗崽子”，老爹也受到了应有的礼遇。我由衷地感激涕零。又一次地感到十五中没有亏待我。我想我也不会是“白眼狼”，好心自有好心当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自当努力回报。
大约两年之后春寒料峭的时候，大哥邀集了所有人，二哥二嫂小侄女、二姐和小妹，我和儿子，一行七人，由二哥一家子乘专车，奉父亲的骨灰回到原籍，在大树阎庄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把父亲与母亲并葬在宋家的老坟地，和爷爷奶奶埋在一起。大哥说他尽到了人子之职，完成了一件大事。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