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团聚
我们这个饱受摧残、被整压得支离破碎的家庭，一九七一年的隆冬腊月，在一个僻远高寒的小山村中团圆了。十多年间，一家人聚少离多，朝朝暮暮盼团圆，儿子在托儿所翘望，女儿在小家家里盼望，善徵在高峰伫候，我这个罪魁祸首在蛤蟆井指望。今天终于聚圆，一家五口人沉浸在难以形容的欢悦中。
一天上灯时分，李斌拿着一合清凉油，报喜似的跑进屋：“妈妈，我拣得一合清凉油”。登时我如剑刺心，是不是我的孩子因家境贫困染上了贪小便宜的恶习？我勃然变色，接过来向窗子掷去，清凉油破窗而出，李斌惊骇得哭起来。我告诉他：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道理。丢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失主回头自会找到。捡东西是贪小便宜的起点，捡了一次，就希望还有一次侥幸，这种贪心距离偷盗已经不远。即使地上丢着一顶王冠，也不可以拣。
李斌惭愧又十分委屈地听着、哭着，哭得又伤心又可怜。我觉察到自己责备过重，我以成人的世故斥责天真幼稚的孩子，实在冤枉了他。其实他不是出于贪心，不过是在草地上发现了这个有用的东西，拾起来，好奇地跑回家告诉妈妈。
远眺圣地
从高峰山巅遥望，西方，约五十里之外的山下，就是十三年前，广通县委书记王建斗志昂扬，率领全县人民“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创造爬坡窑火烧脱氟磷的圣地。在清除了大跃进的拦路虎绊脚石之后，他一手炮制出来的脱氟磷大石头堆满山路，原料、燃料进不去，停产了。
惟有“不准翻案”的右派存在，能证明他的正确。那以后，广通县合并禄丰县，王书记上升为中共楚雄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长，他的心术见了效果：“我不懂谬误中的什么东西，竟能吸引人不愿抛弃它，”他恣意享受着他的正确。
真理似松柏？在飞逝的岁月中，一时半时出现的狂飙，怎能夺去它挺拔的身姿和长青的美色！？
有什么值得沮丧的呢，日子过得清苦一些罢了。可是，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幸的魔鬼还要缠绕我多久？
我的假期是不可以逾越的，先孩子们离开了高峰，到蛤蟆井去继续当九种人。
李斌无论如何不愿回托儿所，留在高峰和妈妈生活，在一所彝族小学中开蒙，读一年级。
两个女儿，于开学前一天，回到昆明。
陆良造机
打塘机被山民弃置的事，趁回昆之便，我到省科委报告了始末。那东西能否对农业生产有所帮助，请他们查问一下。
回蛤蟆井不久，有一天龙海山区的擎天柱、区委书记杨禄生突然光临。大队长李小昌叫我抬打塘机下地演试，说：“区上的人要看”。小昌亲自牵牛引动打塘机。这块地平整，垡子细，又比较干燥，正好适合打塘机表演。打了不到十五分钟，整齐、均匀的坑洞铺满了这大块土地，参观者看得眼花缭乱。小昌竭力称赞说：“妇女打的还不会这样深”。杨禄生为表示他对阶级敌人的严正立场，面无表情，始终不理我，不和我说话。有不明白的地方，只问小昌，小昌又问我，好像两个外国人交谈，小昌当翻译。
大约三个月过后，县上来人，直接到地里找队长。队长通知我，县上要我去县农具厂造打塘机，明天动身。我连夜给善徵写信，报告好消息。
陆良县农具厂，是一个小而全、老资格的农具农机修造厂。当时的台柱产品是打谷机，销售全省。生产区大院中摆着一列列等待喷漆的打谷机。毛主席最高指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打印在产区显著位置。这句话早已不提，于今重提，表明中央政策有变化。我的打塘机，可能得救于这条标语。农具厂因为有了“尚方宝剑”，对试制打塘机很重视。我到厂当天，召集车间主任会议，请我参加，布置制造打塘机的任务。凡有需要协助我干的活，各车间都要接受，按时完工。与会者表示，只要见我的图纸，没有问题。
图纸，不成问题。在一平浪张武庄煤矿劳动，参与制做风力带式运煤机时，呈报批准手续，我对付过上百张图纸，比打塘机复杂得多，精度也高。
农具厂有设计室，一些工具书可供参考利用。当我坐在绘图板前的时候，我决定使打塘机增加自动播种，自动盖土两个动能，这台新机器，我给它取名叫：点播机。
这里加工手段齐全，有车、钳、铣、刨、铸造、木模、板金各车间。车间领导明知我是“九种人”，但不歧视，视我为昆明来的大师傅，非常尊重。花了十天功夫，设计基本完毕，分送图纸到各车间，开始制造。
流落陆良县城期间，不期结识了华莹君。一九四八年前后流行全省的一支校园歌曲：“营火燃烧在广场上”，就是他的大作。他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儒雅风流，伟貌轩昂。他也是疏散下放来的，但各方面比我这“九种人”高几个档次。他们全家六口人都栖身于此，他在陆良县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员，儿子华松在陆良县农具厂当工人（后来当厂长）。他一人教书养活全家，一文钱掰作两文用，愁于生活，当年的潇洒风度被窘迫淹没了，火焰般的热情也熄灭了。如今变成一位中年老人，形容枯瘪，说话上气不接下气。虽然他是教师，我当农民，彼此一见如故，个中究竟，莞尔一笑，付之不言中。
承蒙华莹君帮助，善徵送李斌来到陆良县城小学读书。
李斌倒也乐意和爸爸在陆良过流浪生活。每天放学，别的孩子回到温暖的，双亲抚爱的家中，他则背着书包径直跑进车间找我。看我做工，看我在平面上划线，在立体工件上划线，很有兴趣，问这问那。他眼看一张张图纸变成工件，工件配合成预期的配件，直到整机完成。他见识了算术、几何、三角学的应用。
整机完成时，由手扶拖拉机牵引着，到城外旱地里做试验。李斌和我坐在点播机上穿城而过，通过热闹的中大街，众多目光注视着我们父子。李斌非常高兴，脸上泛出自豪的光彩。
每天下班，我们父子俩总是一块儿离开车间，他先跑回宿舍拿碗筷，再一同去食堂排队打饭，然后，我们和工人一起坐在石阶上吃。星期天，工人回家了，工厂食堂不开饭。我俩就一菜一汤在回族馆子里吃（这时每月有三十元工资）。闲暇时，去城墙上散步，到文化馆看书报，在学河（文庙中的一条小河）里游泳。他的家庭作业，都是当天当时在教室里做完。他在学校里成绩极佳，令华莹君感到很有面子。
晚上，李斌自学。学一本工人速成中学的数学，内含代数、三角、几何。我们住的工人宿舍是名符其实睡觉的地方，只有床铺无桌椅，有一条供洗脚时坐的矮板凳。我在床上靠墙盘脚而坐，引导他，他坐在矮板凳上以床当桌学习。他领悟之快，使我以为数学可能是诸学问中最容易学的知识。至学期末，他在这张床上做完了这本数学书上的全部作业。此时，李斌才八岁，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在试制点播机的这段时间，我学会了钳工、扳金工、电焊工、木模工的技能。
一九七二年二月，李斌放寒假时，点播机样机也诞生了。诞生当天，我急不可待地在精工车间门前的土地上驶了一转。在这块未经锄犁的平板一样的土地上，这台机器清清楚楚打出了塘，有目共睹，打塘部分完全成功了。投种子的部份有两个缺点：一、籽种落不在塘的中心；二、播种轮常把籽种击碎，尚待改进。
从开工制作到样机诞生，上级机关不闻不问，仿佛忘记了这件事情。整个制作过程，厂方领导对我的态度也极有分寸。很显然，他们上上下下都在避嫌，也许找我来这一趟，不过就是虚应故事而已。我自问大功告成，后面的事情就留给他们自己去做吧。厂里有地地道道的工程师、技师，上级若真要推广这种机器，接下来的事情已经不需要我了。
我给厂里写了个假条，说明要回昆寻求落实政策，丢下样机，一九七三年初，我带着李斌回到昆明。
当“黑人”
听过一个参禅的故事：梁武帝皈依佛法，每日穿袈裟念佛经，建寺养僧，人称“佛心天子”。一日，达摩到来，武帝问：朕建寺养僧，有何功德？达摩回答：并无功德。
因为武帝为功德而行善，其心可鄙，岂能成佛，所以达摩如此说。
我自问并无私欲，不能成“佛”反受其累，不知达摩又有何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既然向往着光明，也许总能走出地獄罢。
从陆良跑回昆明，重新回到五平方米的居室中。其实，我的心理是想逃避那种没完没了的专政，只要有一线机会可以让我拥有自由的生活，我义无反顾。
善徵此时调回禄丰，在禄丰县妇幼保健站工作。
摆在我面前的现实相当严峻，从此，除当右派之外，还得当“黑人”。
当时，人们没有迁移、旅行、或是选择工作地的自由。在居住地没有户口本、购粮本，又没有证明文件的人，称为“黑人”。“黑人”无权正式参加工作，要想在当地生存下去，一切活动都是在“地下”进行。中国本来没有黑色种人，自从有了“疏散下放”这一招之后，才产生了这个人种。昆明市有不少“黑人”，我不期加入了他们的群落。
人心之依恋家乡故土，乃是从上智到下愚都有的一种天性。强迫迁移，焉能使其磨灭。疏散下放遣送高潮过后，“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们又各顾各地，迎着危运，陆续回来了，我是其中的迟到者。社会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清洗运动，人人自危，人际关系紧张，但民间对这些“黑人”却视若无睹，彼此心照不宣，默然面对，相安无事。
回流人口中，有些人身后尾随着一群农民。当年一人上山下乡，今日领着四五十人进城，常见于建筑业中。回昆后，我首次找到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建筑工人承包的工地上打工。这个人因历史问题被遣送到宜良县，悄然回昆后，他带着宜良蓬莱公社的农民盖房子谋生。在当时的昆明，东、南、西、北、中，城里城外，几乎所有的农民包工队，都是这号人物带来的。有的建筑队，领头人不一定是建筑工人，但有组织才能，农民正好需要这号人物领他们进城市找工作，而这号人物则需要农民工进城工作的公社的庇荫。农民靠这号人的帮助，赚得大笔副业收入，这号人靠农民工地的掩护得以返乡，同时也获得一点工钱，彼此默契，双方相得益彰。一两年中，昆明市破纪录地涌入了大量农业人口，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就是从被遣送者自行返乡时开始。
稍后，我自己也接受了一个建筑队的邀请，带领他们在南坝昆明市味精厂盖一幢车间。一天，南坝派出所一位警察突然到工地找我，让我讲明自己的“来龙去脉”，我直言相告，他便叫我跟他走一趟。进了派出所就把我关进一间屋子，要我写清楚情况。我当时一点也不紧张，心情反而如同遇到了清官，颇感欣慰。十四年来，我呼天喊地，无人理会，今天突然有人关照我，不免一腔悲愤迸发，和盘托出我的冤情。我对他们说：“你们还是主动找我、问我的第一家政府部门，你们地方警察保护人民，不能不管我。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何证据，请你们做主，帮助解决我的问题。我既来了，就不走了。”
下午六点钟，门开处，一位警察双手端着一大碗热腾腾的白米饭，上面盖满可口的菜蔬和回锅肉。他一脸和气地对我说：“快吃，吃了回工地”。我说：“我不走了”。他说：“不行，不行！我们不知道你的情况，我们管不了。回工地，抓紧点，快点走！”
我是工地的掌墨师，警察把我带走后，大工小工坐憩观望，不知如何是好。见我平安归来，皆大欢喜。
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半夜三更清查户口，是常有的事。一段时间，传闻当局要把“黑人”押解回他们的户口所在地。为躲避半夜被清查到，“黑人”们无处栖身，白天尚好对付，晚上则只好到郊外田地里蹲一夜。晚饭后，加两件衣服，买包香烟，默默地往郊外慢慢走，不骑车，反正是挨时间，但愿到郊外这段三五公里长的路，能挨过漫漫长夜。向着西郊黄土坡外面的田野走，入夜后，不断有人走来，蹲下或坐着。第一次去，以为独有自己跑到野外来躲避，殊不知这儿那儿田埂上黑影幢幢，都是人。一时感觉自己已经到了“黑人的天国”！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夜猫子，彼此从不打招呼，也不交谈。坐下之后，大多两手捧着脑门，或是把头埋入两膝之间，每个人静静地将自己沉入冰凉无望的沉沉黑夜中。如此蜷缩着挨到凌晨三四点钟，又不约而同地蠕动着僵木的肢体，这儿那儿，一个一个不见了。
孩子们崭露头角
我毅然回昆的举动，鼓励了孩子们面对厄运的勇气。他们年纪虽小，似乎已经明白，自己必须顶风迎浪，否则，不是从此昌盛，就是从此败亡。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间，三个孩子在学习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政审解禁（“九种人”的孩子考大学，不再因政治审查被淘汰）之后，二女儿李娟在第一批报考中考上了大学，接着大女儿李玲也上了大学。
一度跟我流浪的小儿子李斌，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十二岁）小学毕业，经过普考，以全市总分第一升入昆明第八中学。高中一年级时，破格选拔参加昆明市中学生（实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数学竞赛，获第一名。数学家朱德祥亲自给他颁发奖品。三个月后参加全省中学生物理竞赛，获第二名。高一学生李斌取得如此优异成绩，一时轰动昆明。报纸、电台宣传他，还有大学生到家里访问，许多中学请他去作报告。云南省政府嘉奖他为“新长征突击手”，云南省教育厅给他的殊荣是：免试升入省内大学。他若不愿读云南大学，则须参加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正式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后，方可参加高考。昆八中特许高一学生李斌，参加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考试合格，他取得了高中毕业证书，于同年六月二十日报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绩名列全省第七名。北京航空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争相取录他，他最后选择了科大。
何等的光荣！然而，他远离家乡赴安徽合肥科大读书的旅费却一时难筹。昆八中领导谙熟我家境况（我当时尚戴右派帽子，靠卖劳动力度日，收入仅够糊口），常丕义校长特批学校开支人民币72元，给李斌买车票。清瘦伶仃的李斌，十五岁进入中国第一流大学－－中国科大，全市青少年为之瞠目。
在李斌的成长过程中，必须记念三位贤者：华莹君、常校长和陈敏达老师。
缺少华莹君的关注，没有陆良户口的李斌，不可能进入陆良县城小学读书。那样，他将在彝族山寨小学校中与彝家孩子一同认字一二年，便耽误了他宝贵的资质。
虽说“打铁全靠本身硬”，但若无陈敏达老师识拨，李斌也不可能展翅奋飞，连取省市优胜，名冠云南。“骐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
陈敏达老师是李斌在昆明第八中学初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对李斌的教育本来不负主导责任（班主任负主导责任），她见李斌聪敏勤学，品学兼优，即不循常施教。陈老师先试以英语超前学习，李斌随之突飞猛进。一九七七年中国科技大学到昆明招收少年班大学生时，陈老师竭力向学校建议，让李斌去报考。陈老师不避嫌，亲自到我家陋室找我，鼓励我让李斌报考科大少年班，我请她进屋里坐。她见我父子二人已经把床单大的小家站满了，就站在门外和我说话。我担心高中的许多科目他还没有学过，怕考不上。陈老师说：“赶快找书给他看，他能赶上。我知道，你儿子能。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加意琢磨，与瓦砾不别。要委之以重任，加意琢磨，才不会辜负他的资质”。此时距少年班考试只有四十天，李斌准备不及，没有考上。次年，又是陈老师力排众议，力推李斌为八中的竞赛种子去参加昆明市中学生数学竞赛，而取得第一名的。陈老师岂止是伯乐，她还要勇敢地面对政治风险，这是后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文革刚结束，一直盛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出身论尚未被否定，“根红苗正”的观点还在主宰着社会。陈老师出身名门，毕业于京陵女师大，长者风范。她是李斌成长道路上的“贵人”。
那些年，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动辙整治阶级异己分子。纵然有勇敢卓绝的陈敏达老师为李斌奔走，但担当最大风险的却是校长常丕义。谁也说不定何时上级就会怪罪下来，追究他竟敢把右派分子的儿子放出去与革命群众的子女竞赛之事。一旦上纲上线，玉石俱碎，首当其冲，遭殃的就是常校长。
人们谈论李斌时，前面冠以“八中”二字，称他：“八中李斌”，我觉得这样称呼真好，因为正是在八中这个地方，李斌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伯乐”，使他的命运从此彻底改观。
李斌获得第一名的消息立刻刊登在了《云南日报》上。那一天，我在师院附中工地盖房子，是工地上的王鹤翔师傅看见的，当时，立即唤小工上街买了三张。随后，我们家收到了盖有“云南省昆明第八中学革命委员会”印鉴的一张大红“喜报”，上书：
【高一年级（1）班同学李斌在一九七八年昆明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荣获第一等第一名，特此祝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三日。】
李斌扬眉吐气，他取得的成绩使我家大放光芒。在八中参加家长会，班主任王老师向全体家长介绍我就是李斌的爸爸时，全场羡慕的目光倾注于我。我伤痕累累、酸楚不堪的心田得到抚慰，感激上帝赐给了我如此争气的一个孩子。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