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版《建始县志》、《卷一、方舆志》，“山川”篇中记载：“庆云山，在县东北里许，俗名烟墩山。”
1969年1月，我拿着高中毕业证，回到了朝阳街，作了街道的居民，整日里无所事事，东游西荡，春暖花开的时候，和几个高中的同学去登烟墩山，沿着东门坡的山脊，登上烟墩山顶，山下的县城，尽收眼底，望着这故乡的城里，我们的心中，都是一片迷茫的愁绪，我们都要上山下乡了，那张毕业证上的语录，已经写明了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农村去的，就要离开这城里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来呢？
一 逼上远山
我的知青岁月，是从1970年6月30日那一天开始的，那一天，我20岁又半岁。
清晨，6点多的时候，在县城的汽车站里，紧锣密鼓，人声喧嚷，把这个小车站，弄得个千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幅“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字横标，点明了这一片热闹场面的主题，相干的人们：下乡的知青和他们的亲人，不相干的人们：“欢送”的群众和组织“欢送”的领导，纠集、混杂在这面积大约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停车场上，锣鼓不住地敲击声中，时而混进一声汽车喇叭的尖叫，铁锤一样地砸过我的耳畔，直到心头。
这一次的知青下乡，把县城的初、高中毕业学生一网打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数，只知道今天早晨，每一辆开往各个区镇的客车里，都载有下乡到那个区的知青。
我把自己的行李：一套铺盖、一只木箱，搬上车顶的行李架，下来走进车厢，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到了开车的时候了。7点，在一片惊心的锣鼓声中，客车相继驶出了车站的大门，我从车窗里望出去，看见爸爸和妈妈的身影，淹没在一排知青父母的队伍中，他们是不是流泪了，我不能看见，我是近视。
载我的客车驶出了县城，登上城东边山上的玉峰口，我从车窗口里望着山下的哺育我长大的县城，初升的太阳照着它，渐渐地在眼帘里消失，耳边回响起妈妈的饱含希望的叮嘱：“好好表现，过两年，早点抽回来。”“表现”和“抽”是那个时代知青界的特定术语，“表现”是指在农村努力劳动，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抽”是指被招工、录取大学或中专，恢复城镇户口，这两个词语，代表着知青们的全部的生活与追求。我没有预料到，我所向往的“抽回来”，已经是八年之后了。
我们的去向是官店区。在知青们的眼里，那地方，就是远、冷、苦、穷的代名词。它位于县域的南端，距离县城公路135公里，走小路是180市里，此后的日子，我用自己的两足一次次走过，亲身体验过这数据，海拔高达1800米，10月就下雪了，苦、穷更是众所周知。武汉知青说：恩施是湖北的西伯利亚，建始知青说：官店是建始的南伯利亚。
要把县城的县一中 “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亚去，这是县“知青办”在一年前就制定了的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随后，县里成立了“知识青年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开展办理组织县城知青 “上山下乡”的事务，同时兼管接收武汉知青。
1969年2月，我拿着那张高中毕业证，回到户口所在的朝阳街，正式地成为了知青，次月，街道革委会，召开了本街道的初、高中毕业生会议，街道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唐显德，在会上宣布知青下乡的政策和去向，说：“老三届高中生，到官店去。”
回到家里，全家商议这个严峻的问题，讨论怎么样避开这个恶劣的方向，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去钻“投亲靠友”这个政策的空子。
爸爸说：“到花坪去吧，我去找一个熟识的生产队。”
爸爸自年轻时候就到花坪区供销合作社去工作，自然是认得几个农民朋友。
妈妈撇了一下嘴：“你那还不是高山？你在高山搞了一辈子，还没有搞够？现在又想把儿子弄去？”
爸爸争辩：“总近了一多半嘛，何况人又还熟。”
妈妈还想找近点的地方：“我那个七里坪的幺爸孙邦顺的女婿郑青山，在茅田区当书记，找他去帮忙吧。” 郑青山是妈妈的堂妹的丈夫，算起来，我要称他为“姨爹”。
妈提到七里坪，奶奶的主意出来了：“兔儿沿山跑，还是归旧窝，我们回七里坪去吧。”奶奶虽然不识字，却很会说几句民间谚语。
爸爸担心：“那当然是好了，可是只怕那里挤不进去。”
妈妈幻想：“不至于吧，我们就是那里出来的啊！”
奶奶的想法更简单：“就是呀，我们还有土改证呢，上面还是写的他的名字呢，骗人要有个本本，我们有本本，骗也要骗进去！”
爸爸还是悲观：“只怕是难得很。”
奶奶主张去试试：“作不到官有秀才，讨不到米有口袋，我们去找他们说说看。”
这一次家庭会议，就是我后来8年的乡下历程的征兆了。
第二天，妈妈就到那七里坪的老家去说了，下午回来，沮丧地汇报：
“那个队长说，我们这生产队人多田少，不能添人了。”
奶奶还是把那土改证当做一个宝：“那土改证呢，他们也不认了？”
妈妈苦笑：“您就莫提那个土改证了，他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土改证早就作废了！”
奶奶无奈了：“那怎么办呢？东方不亮西方亮，再找郑青山去？”
爸爸也用了一句谚语：“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在花坪去想办法吧。”
一星期后，爸爸拿回来一张“接收证”，上面写道：“经我队队委会、贫下中农协会研究，接收知识青年孙国林到我队投亲靠友、插队落户。”
下面的落款是：花坪区西湖公社一大队第九小队。
红彤彤地盖着两枚私章，那是小队队长和贫下中农协会组长的，三枚公章，那是大队、公社和区革命委员会的。
我把这“接收证”给我们街道的唐主任看，请求道：“我下到花坪去吧。”
唐主任一个排球推了过来：“你这事情，我们街道没有权力作主，你找县里的知青办去说。”
我揣着这宝贝“接受证”，前往县知青办。
县知青办设在县革委会对面的一栋三层楼房里，对这楼房，我是很熟悉的，前一两年，我还在这楼房里面编辑过我们红卫兵的小报呢。现在，走上这楼梯，真有一种“河东河西”的沧桑感啊。
我走进三楼的主任办公室，先申请：“我想去投亲靠友，行不行？”
县知青办的主任叫王前元，以前是城关镇的书记，现在，由他来主宰县城知青的去向与命运，也算是轻车熟路。
王主任一脸的笑容：“是有这个政策啊，你想投到哪里去？”
我投石问路：“我的老家就在七里坪，我到七里坪去投亲靠友吧。”
王主任的笑容带上了嘲讽:“七里坪就在城边上，那还叫什么上山下乡?”
我也料到他是不会同意我到这么近的地方的，也只是先漫天要价，何况，我也没有弄到七里坪的接受证，是在唱“空城计”。
我掏出那张盖着三个公章的宝贝：“那我到花坪去，总可以了吧？”
主任接过那张纸片，瞪着眼睛细看，就看出了破绽：“这个生产队里，哪个是你的亲戚?”
我张口结舌了：“这，这个亲戚，是，是……”
主任得意了：“是没有亲戚吧？没有真正的亲戚，不行！”
我抓住一根稻草挣扎：“还有靠友哇，是我爸爸的朋友啊。”
王主任斩钉截铁：“不行！投亲靠友，一定要有亲！”
我有些愤愤然：“我说到七里坪，您说不是下乡，到花坪，您又说不是亲戚，那不是摆明了，要逼我非到官店去不可？”
主任正气凛然：“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是县里的决定，怎么能说是逼呢？官店是远一点，可是远得过人家武汉知青吗？官店是苦一些，那正好是锻炼你们呀，你将来锻炼好了，你还要来谢我呢。”
我不肯认输，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王主任叫板：“官店我是不去的，你不同意我到花坪，这回我就不下！”
王主任声色俱厉了：“这是县里的决定，你想抗拒？你这回不去，还有下一回，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去的!”
以后的历史验证着王主任的凌厉，这知青办要把我们这一批“老三届”的高中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亚”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年轻气盛，不省世事，我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知青办主任的强硬和冷酷，还在幻想着，我有花坪生产队的“接收证”，你这回不答应，也许下一回就同意了，那就拖着吧，下一回再来和他讲价钱吧。
街道上唐主任催我去派出所下户口、办手续，我还是那耍赖式的态度：“不同意我到花坪，这回我就不下！”
唐主任看穿了我的伎俩，警告我道：“你想赖，是赖不过去的，这回去，离官店街上只有三里路，那挨到下一回呀，只怕是弄得还要远呢，不信，你就挨着吧。”
城里的大多数高中生，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官店的恐惧心思，采取了挨得一时是一时的对策，所以，这第一次下到官店的，就只有3名，他们的名字是：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镛。
1969年的3月，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几个赖着不下的，去汽车站送别他们三个。
熊鼎三认命：“我没有什么办法，我的老家就在官店。”
李世平悲观：“我们搞不赢知青办的，他们是在借这个机会报复呀，谁叫我们去搞什么革命造反呢？”
匡安镛预言：“明年这时候，我们到官店街上迎接你们。”
望着他们乘坐的客车后面，喷出一股股青烟，驶出车站，我的眼前，一片茫然，心头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此后一年的县城的下乡运动，完全地在主任们意愿的轨道上运行，而证明着三位先行 者的英明与我们抗拒者的愚蠢。
我作为朝阳街的居民，在街道上无所事事地闲荡，吃父母的闲饭，一年以后，一场剧烈的风暴，降临到了头上。
1970年6月初，一个晴朗的夏日，唐主任通知我：“城关镇派来了一位驻街干部，今天，他要召集你们几个学生去街道革命委员会开会。”
那干部叫向泽益，威风凛凛地向参加这个会议的7名学生宣布：“朝阳街‘一打三反’重点人员学习班，现在开始！”
接着，他就庄严而虔诚地宣读上面发下来的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红头文件。
《建始县志（1994年版）》26页载：“1970年1至12月底，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
向同志在上边宣读文件的时候，我在下边就想啊，这 “一打三反”怎么就“打”“反”到了我们这几个初、高中毕业生头上了呢？我们和“一打三反”要“打”“反”的那些事儿沾不上边呀!
可是，向干部说沾得上：
“叫你们来办这个学习班，没有冤枉你们，你们都是重点人员，你们一要揭发‘牛鬼蛇神的总代表’段家春的反革命罪行；二要交代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打、砸、抢’的错误；三要检查去年对抗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行为！”
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们呢!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向同志的语气越来越严厉，我们离“反革命”的待遇就越来越近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要是态度顽固，就升级，送你到城关镇、到县里的学习班去！再升级，就是看守所了。”
我自然是害怕“升级”的，只好“老老实实地交待”了。
我这样“交待”：
“搞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和段家春没有往来，不知道他的事情，我没有去搞过武斗，我的错误，就是有两条，一是办红卫兵小报、写造反的文章，二是去年不愿意上山下乡……”
向同志看了我的“交待”，指着上面开列的一串文章标题教训我：“你写的这些东西，真是、真是反动啊，你说你没有搞打、砸、抢，可是你写的，比打、砸、抢还恶毒！”
我听了这一番教训，心里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是认可了我“没有打、砸、抢”，也不要我揭发什么人了，我顺着他的意思，连连认错：“那是，那是，那些文章确实恶毒。”
那“对抗上山下乡”的错误，光是嘴上承认是不行的，还得用实际行动去改正。10天之后，就在这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乖乖地去了派出所，下掉了自己的户口。这街道对我们如此地残酷，也没有什么令我们留恋的了。
我们高中生的去向，还是官店。
唐主任有些得意地说了：“看看，从我的垭口上过身了不是？”
汽车在葱茏群山的蜿蜒公路上穿行，过马水河，越凉风垭、下河水坪、又上红岩、花坪，再下景阳河，渡清江渡口，上高辽，进战场坝……
窗外的山越来越高峻，山上的树越来越茂密，吹来的风越来越凉爽。下午4点钟的时候，官店口到了，透过车窗，我看见了站在公路边上的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镛三个人的身影。
二 走进小队
官店区委的宣传委员曹修德，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表示欢迎我们这12名从城里来的知青，希望大家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有作为。然后，就在这区委的食堂里吃饭，然后，就安排到区供销社的旅社住宿。等待明天，生产队来接人。
7月1日，早上，各生产队的人陆续到了，我们12名知青，在旅社的门前，互致道别，各奔东西。
我、刘光南、王应强、徐世福，4人被定到竹园公社的红旗大队，我和刘光南在二小队，王应强、徐世福在十一小队。竹园公社就来了4个贫下中农接人。这8个人在旅社的门口，互相介绍姓名。
我那个小队的两个贫下中农，一个是高个，比我的1米7还要高出几厘米，另一个和我差不多，虽然是夏季，两个人头上都围系着头巾帕子，是白色的，这是高山农民的典型装扮，后来我知道，这也是土家族的民族服饰。
高个自我介绍：“我姓阳，太阳的阳，叫西丰，西边的西，丰收的丰，是我们小队的队长，”又指着另一个，“他是我们队的贫协组长，叫冯治银。”
8个人寒暄已毕，4位贫下中农，一人负责一个，把4个知青的被褥、木箱捆在他们的“脚背篓”上，背上就走，4个知青，挎着自己的挎包跟在后面，这一行人，走过官店的老街的石板路，出了街口，阳队长指着对面那一抹连绵起伏的青山，说：“那就是我们竹园公社了。”
离城的头几天，我就已经知道，我就要去的公社是竹园，那天晚上，我们几个朝阳街的知青，到知青办的办公室看建始县地图，我看着地图上的“竹园”说：“还好，竹园隔官店还近，只有1厘米。”
我旁边的知青叫唐义章，点着我的额头说：“你脑壳想偏了是胎胀，竹园到官店30多里，远着呢！”
我指着地图说他要去的地方：“你看地图上，你的乍京公社还要远呢，隔官店有两厘米，不就有60多里了？”
唐义章笑道：“说你是个书呆子，还真不假，只晓得摁到地图算路程，我的乍京，到官店20里。”
我大惑不解：“看地图上的距离，明明是竹园的短啊……”
唐义章指着地图，打断我的话：“你真是个迂夫子！你睁大你的眯眯眼睛看这里，那竹园和官店中间，还有一条伍家河，是不是？到竹园坝去，下15里，再上15里，那时节，你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我爸爸在官店供销社干了20年，这些路，我都跟着走过的。”这唐义章后来被推荐读了石油学校，在中原油田作了工程师。
现在，我就走在这条唐义章所说的“下15里，再上15里”的路上了。
沿着一面大山坡，向下走，向下走，脚趾头掂得有些疼，腿肚子抖得有些酸，终于下到了谷底，看到有了水稻田了，这就是到了低山了，这就是地理书上说的“垂直地貌”了，原来我只知道官店是老高山，想不到也有海拔这么低的地方。
太阳偏过头顶的时候，我们走到了伍家河桥上。
这伍家河的桥，是一座风雨桥，风雨桥这种桥类，算是一种古董桥了，现时早已退出历史了。那是先在河上架起一座木桥，再以桥面为基，立起柱子，架上横梁，安上椽檩，盖上瓦片，直截了当地说，相当于在桥面上再起上一层木房，只是这房子没有隔成房间，没有装上板壁，四面都是穿通的，桥面有屋瓦保护，不受日晒雨浸，可以延长桥面的寿命；桥边安有条凳，可供行人歇息，躲避风雨，故名“风雨桥”。我那时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桥，很是觉得新奇，更觉得这种桥上起屋的结构，实在是山区先民的一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伟大发明。
坐在这桥的条凳上，我估计它大概有30多米长，从木栏杆之间望向河面，清澈的山间泉水，在晶莹的鹅卵石的河床上，潺潺流过，在阳光的映射下，闪烁着粼粼的波光。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伍家河桥于1964年重建于伍家河中游，桥长36.4米，宽4.9米，高4.25米，属凉亭式结构。为官店口镇至鱼精坝入恩施境的必经之路。”】
阳队长望着河对岸，告诉我们4个知青：“过了河，就是我们竹园公社的地面了。”
我说：“那竹园公社就有低山了？”
阳队长指着对岸道：“是呀，过了河，就分两条路，到对面的坡上的两个大队，叫红星大队、灯塔大队，是低山，河下游的路到红星大队，到鱼精坝，接恩施的红土区，河上游的路到灯塔大队，再上面就是我们红旗大队在。我们这就从到灯塔大队的路往上走。”
这往上走的路，就更累人了，就是爬山一样的了，只爬得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4位贫下中农，还背着我们的行李呢。
爬到半山腰，在一户农家的场坝上歇息，阳队长说：“这地方的地名叫‘乔麻子’。”
我说：“乔麻子是人的名啊，怎么用来作地名呢？”
阳队长说：“大概是往年，这地方住过一个叫乔麻子的人吧。”
【2012年，新编的《建始县志》上，这地名改作“乔坝子”了。】
爬了一下午的山路，公社的社部终于到了。公社的团委书记刘银昌，他后来成为名声响彻建始的官店镇委书记，在公社主持开了一个会，说的自然还是那些欢迎和希望的话，这会开完，就是招待吃饭，为这顿饭，“隔壁供销社还特地杀了一头猪，不过，我们是高山，只有吃包谷饭了。”刘书记说。
一放下碗，阳队长就说：“天要黑了，我们还有七、八里路，赶紧走吧！”
还好，从公社到小队，没有那么陡的上坡了，到达小队的地面，天就完全的黑了，阳队长到路边的一户人家，要了一支杉树皮火把，照着路继续往前走。我已经看不清脚下的路了，就从挎包里掏出眼镜戴上。
一个火把快要烧尽的时候，我们4人到了阳队长的家，走进了他家的火塘。
这火塘，是在一间土屋的中间，挖出一个长约2米、宽近1米、深可半米的的坑来，四面镶嵌上青石条，形似屋中挖出了一口小池塘一般，这池塘不是用来装水，而是用来烧火的，所以叫“火塘”，是高山农家必备的设施。眼下虽然是夏天，夜晚竟然有些凉意，火塘中已经烧起了柴火，我们在火塘边的板凳上坐下，熊熊的火光，映照着我疲乏的脸面，阳队长吩咐他的妻子去厨房弄饭，然后就给我们泡茶，讲下一步的安排：“我们队委会商量了，在保管室给你们装房子，明天就到山上去砍树，你们暂时就在我家住几天，我家房子宽，只有我和我屋里和女儿3口人，我们把厢房腾出来给你们住，我的厢房是去年才装好的。”
这饭很快就弄熟了，我们吃过了饭，那冯组长告辞回家了。阳队长送我们去他的厢房，果然是崭新的木板房，散发着杉木的清香。
我和刘光南打开自己的被褥，铺上床，在这阳队长的新厢房里，睡过了我知青生涯的第一夜。
声声婉转的鸟鸣，将我从沉睡中唤醒。我起床穿好衣服，走出厢房，站在这队长屋场的场坝上，四向观察。
这屋场的形状，是一个典型的“撮箕口”型结构。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厢房，三面围住了场坝，形成一个“n”字母，如果从空中往下看，就似一把撮箕了，所以民间称为“撮箕口”，两边的厢房，有两层，底层在场坝坎下，是猪圈、牛圈，二层是住人的木楼，与场坝齐平，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名鼎鼎的土家族传统房屋建筑吊脚楼了。我们住的厢房对面的厢房，是队长的弟弟所建，昨晚，队长就已经说过了。
再看这屋场周边的山势，这屋场地处山谷底部，两边耸立的山峰，高度超过100米，坡度不会小于60°，真是一条深山峡谷啊！峡谷之底，一条小溪涓涓而流，屋场就在这小溪的边上。仰头望天，天不是圆的，而是长方形的，说是“一线天”有点夸张，说“一条天”，那是确实的。
我回屋取了毛巾和口杯，到溪边去洗脸。那溪水清凉晶亮，含在口中，还有一丝甘甜。我洗罢脸，走回场坝，见队长在场坝边上的磨石上磨镰刀，队长边磨边说：“你们早上就休息吧，我去割牛草了，我跟队委会的人都讲好了，吃了早饭，带你们到保管室去看看。”
从那正房的大门里，走出一个背着背篓的妙龄少女来，，对着队长，叫了一声“爹”，接着说道：“我去打猪草。”那声音极是清脆，宛然鸟鸣一般。
我在晨光下，近看这队长的女儿，中等的个儿，匀称的身材，瓜子的脸形，两道秀眉，一对亮眼，鼻梁高挺，嘴型小巧，穿着碎花的白衬衣，两条长辫，从双肩垂下，摆挂在丰满的胸脯上，脚踏一双绿色的橡胶鞋，这队长的女儿，实在可以说是这山沟里一枝娇艳的鲜花了。队长昨晚就说过，他的女儿，叫春枝，满十八了。
队长的妻子在家准备早饭，她说：“我们这里是老高山，没有米吃，我给你们弄包谷米吃吧。”我和刘光南就在堂屋里，看她怎样弄这包谷米，那包谷昨晚用水泡过，先在一架木耒上磨，就褪去了皮，再把一个石磨的木磨心顶上垫上一块小圆铁片，使得两块石磨之间的缝隙大一点儿，然后把褪去了皮的包谷放进去，磨出来的，就是碎成米粒状的包谷米了。
队长背着一大捆青草回来了，送进了牛圈，春枝姑娘也背着满满一背篓猪草，进了厨房，父女俩洗过手脸，就开饭了。
这包谷米饭，我是第一次吃，闻着还是包谷的气味，有一点米的口感，但是比米饭硬些，主菜是黄豆炖腊肉，我们两个知青，都为这队长一家的盛情而感动。
饭后，队长带着我们去保管室。
顺着谷底的小溪，走了大约一里路，就到了保管室。这保管室建在山槽的谷底的一块地坪上，这地坪大约有两个篮球场的面积，保管室孤零零地坐落在地坪一角的山坡下，前后左右都看不见人家，在场坝上看它的外观，是一栋四间五排扇的全木结构房屋。
队长指着大门说：“这中间是堂屋，左边两间是仓库，右边那一间，就给你们住。”
这时候，又来了三个人，一个我们认识，就是冯组长，那两个，想必就是会计和保管了。
保管掏出钥匙，打开大门，我们走进去，从堂屋的耳门进入右边的房屋，我目瞪口呆，这里就是空荡荡的一间屋，一无所有，这么住人啊？
队长说：“我们马上就派人上山砍树、改板子，我们高山就是有这一点好处，山上有的是木材，把这中间一隔，里边一间作睡房，外边这间作厨房。”
我们两个知青齐声问：“那要好久啊？”
队长说：“大概半个多月吧。”
队委们当下议定：冯组长和会计带领几个男劳力砍树装屋，保管去给我们购买农具用具，队长家就负责我们两个这段时间的吃住。
这里说一下知青下乡的经济政策，一个知青，国家拿出300元，作“安家费”，那时的300元，不是小数目，我妈当工人，一年上头，勤扒苦做，也只挣上400多。这300元分为三个项目：建房费100，归生产队收入；用具农具费100，由生产队代管、代买；生活补助费100，存在公社信用社，发一个存折，以后每月去领取8元，一年领完；同时，国家还供应口粮一年，每月30斤，一年以后，就要“靠工分吃饭”了。
保管说：“我这就去信用社，转账领钱，给他们买薅锄、挖锄和炊具。”
队长说：“你们今天就歇一天吧，明天再出工。”
于是我们回到队长家，悠闲地又歇过了那天的后半天。那保管很有工作效率，黄昏时候，就送来了薅锄、挖锄各2把，队长也热心，马上找出了4根木把，安装了上去，这，也是高山不缺木材的好处了。
这新薅锄，第二天，就投入了使用。我们出工了，薅包谷，薅二道草，也就是书本上说的“锄草”、“除草”。贫下中农告诉我们：种包谷要薅三道草，高山7月，正是薅二道草的时候。
大田的包谷苗，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绿影婆娑，迎风摇曳，我和队里的男女劳力，手持薅锄，站到田头，一人一行，那场景，与田径运动百米竞赛的起跑线上，有些相似，也有人发号施令，队长说了一个方言词：“架试！”就是“开始”的意思，大家就弯下腰，开工了。
贫下中农教了我一个方言的薅草口诀：“大揸胯，紧捏把，腰要弓，眼莫霎。”照这口诀做了一会儿，张开的腿就疼了、弓下的腰就酸了，握着薅锄木把的手掌就起泡了，盯着包谷根部的眼睛就胀花了，抬头一看，已经落在大家的后面老长一截了！
我咬牙，继续向前薅，向前薅……
1970年7月3日，我的知青劳动，在这块叫王家坪的土地上开始。
收工时候，评工分，队长说，两个知青，按妇女劳力，记8分。
在队长家寄住寄吃，如果不计出工时候的劳累，那就算是很舒服的日子了。吃饭的事儿不用自己去操心，上午贫下中农要割牛草，队里不出早工，有半天我们是悠闲的，下雨天，不出工了，就更悠闲了，我们两个知青还会在厢房的走廊上，下起象棋来，看那山头，云雾缭绕，真有深山人家的境界了。这时候，队长的妻子和那十八岁的女儿，会在这厢房的外间，摆出做针线活儿的架势，或者补衣服，或者扎鞋底。
队长娘子就问我们，家里有些什么人呀，父母在作什么呀，将来有些什么打算呀，什么时候成家呀，等等一些问题，那春枝姑娘也会问上一句，你们这是下的什么棋呀，这棋子上写的是什么字呀，队长说过，她只读过四年小学，山中少女的纯真，跃然于那瓜子脸上，加上她清脆的嗓音，看着听着，都赏心悦目。
一个月后，保管室的屋终于装好了，保管给我们算清了给队长的伙食费，是多少，已经忘记了。我们两个知青，离开了队长家，定居于保管室。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