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想、我自由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六日，我出生在云南大理县城，算是李氏家族的第六代长孙。
童年懂事时，印象中是父母亲每天辛劳忙碌的身影，他们在下关振兴街经营鞋店聊以谋生。读初中时，我经常帮助双亲到大理进货。天明上路，背上一个齐肩高的竹箩，步行到大理城。隔七八天、十天跑一趟，去时步行，回来时乘马车。三十里路上，有几道湾，几条河，几座桥，哪几段路上有几个什么样的大石头，我相熟相知，如同伙伴一样。
一九四六年我离家到昆明读高中时，弟妹尚年幼。但父母亲无意要我担负长子帮助营生的责任，而是勉励我男儿当有四方之志。
其时，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以共产党一方节节胜利的趋势发展着。马列主义、联共、毛泽东思想、延安思想覆压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潮，像阵阵熏风袭来，使稚嫩如春柳的青年学子醉迷，魂牵梦萦，毅然神往。
我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迷住了，无心学习数理化。马、恩的两支笔走龙蛇，飞雪扬花，气势凛冽，如同“扬家将”的枪，出神入化，所向披靡。把美景展示在我面前，其文如诗，令人陶醉。改天换地，创造一个真理和自由高于一切的新社会。我们的未来壮美！我们的事业正义！我们必胜！
有志之士莫不为之倾心，为实现这个美好的理想，建设民主、自由、幸福的新社会，甘冒矢石，不怕牺牲。我相信马克思的学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实现真理和自由无往而不胜的办法。我拜倒在他的脚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不自由勿宁死！铲除专制，争民主、求自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当时响彻云霄的长空浩气。同情劳苦大众之志，为民服务，是仁人君子的通情，我要为民前锋！
家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当时的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唯有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斗争才是最佳选择，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阅历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后瞥见的一线耀眼的曙光。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我决心拿起武器，“不是战斗，就是死亡”。初出茅庐的我，要去替天行道、造反、要去当英雄好汉呀！
一九四七年，我加入了一个从事‘解放全人类’的组织－－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外围：民主青年联盟（MC）。我一直是学生运动中的极积分子，一九四八年“七·一五” 参加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我不幸被逮捕入狱。我从容面对，热情充溢，要学十二月党人去西北利亚。
被捕下狱的消息传至家中，宛若天塌，急坏了双亲。我致和李氏，书香世第，礼义传家，遐迩闻名，从未发生过此等骇人听闻的事故。母亲趁亲戚双茂盛金号吉普车到昆之便，搭乘其车，从大理县星夜赶往昆明，到王兆祥家，找我表哥王永丰先生奔走营救。
王兆祥字升伍，滇军老前辈，是民国初年省城城防司令官，他与我爷爷李燮羲同为云南护国军将领，兼有姻亲之好。其子王永丰，时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马瑛的家庭医师。父亲说马瑛一门三中将，虽是爷爷的学生，但不能空手去，要带点像样的手信。此刻，滇西要冲下关，笼罩着恐怖，东门两边垛墙上斗大标语“朱毛不死，大乱不止。”箭楼上平时挑旗的地方，时不时挂着一颗血肉模糊的共匪人头。闹学潮、罢工者必是共党，下大狱凶多吉少。为救大儿一命，母亲倾家之所有筹集礼品，父亲把书坛名角清道人李瑞清送给爷爷的一屏草书也搭上了。四弟李建国至今不忘，说：那是连我们小娃娃都晓得的传家宝。王永丰领母亲见马瑛。司令官听说李燮羲的孙子关在他监狱里，当即写了字条，让母亲去看守所探望。
当天是满腮胡须的典狱长来提押。叮哐一声戳开门锁，那对大黑眼睛把我打量了一番。我以为又是提审，把一件入狱以来当被子盖的长袖毛衣往双肩后面一搭，扯着垂在胸前的长袖，步出监狱小院。我正诧异今日为何没有蒙住我的眼睛，已经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哗！母亲！我万万没有想到办公桌后面端坐着阔别三年的妈妈。
被捕后，我在青云街昆明市公安局三分局看守所关了十一天，又被转押到小西门城楼关了五天。母亲探望我的地方是昆明警备司令部刑警队看守所。判刑之前的人犯被关在这儿审究，我在这儿关了十五天，受过一次电刑审讯。母亲来探望后，我被解送到警备司令部监狱，在这儿又关了八天，没有提审即被送往“夏令营”（专为集训“七·一五”闹事学生设置的营训部门）。“夏令营”结束时，每个学生都必须办理保释，我的保释手续是表哥王永丰来办的。
保释当天，尚未步出“夏令营”大门，组织上就和我联系上了。李仲文君握着我的手说：“你在狱中表现很好，组织上知道，你明天去找刘绍祖老师。”
经家庭营救释放出狱后，我受中共云南地下党派遣，到滇西开展武装斗争。和同学刘君使宾，第三天来到祥云县。
投奔革命
“为了你，我愿献出我的青春；
为了你，我愿献出我的事业；
为了你，我愿献出我的生命。
因为有了你，人权才有保障；
有了你，我们才能畅快地呼吸；
有了你，我们的生命才有光辉。
自由啊！我要为你高声呼唤，让千万人一齐来敲碎这大监牢的铁锁。”
从此，我脚踏实地，走上了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反叛之路。决心拥护共产党，创建理想中的新中国。
梦境里，未来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官吏是人民当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品德高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吏组成的政府是公仆而非人民的主人。社会大众，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工作不是谋生手段，而是生活中自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活动。不用说，人们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自由。由于生活在民主的，崇尚真理、自由、人权的社会里，人们也就用不着这些权利了。大家淑贤礼让，乐融融携手创造美好生活。代替那“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以外，没有别的规则”的绑架人民的社会，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比之旧社会，那就是人间天堂。
当时，我不过只是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离开昆明前，我给家里写了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信，叩请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为了人民大众的自由和幸福，我要去遥远的地方，不能常给家里写信，请勿挂念。这时，双亲已从大理迁居下关。
昆明至下关四百四十公里，祥云县在途中，距下关约八十公里。双亲哪里知道，儿子并没有去遥远的地方，而是在离家不远的祥云—我的天堂之路的第一站。我毅然绝然抛下了双亲对长子的期盼和挂念，放弃学业，拿起武器，实现自己选定的人生观，追求自己的梦想－－为通向天堂，开劈一条共产主义道路。
“生活！我的生活，真正开始了，
走向其实不知的远方。
在人生中鲜花般的时光，
无忧无虑，
心田像山泉那样清澈。”
这是我青葱时节青葱般清纯的心境。
哪里想到，我走的竟是一条黑洞洞没有尽头的路！
地下工作
来到祥云县，下榻的地点是祥云县飞机场畔的著名小镇云南驿。按刘老师交给我的字条找到客店－－华北饭店。
刘老师给我的字条，写有“带来两匹布”。记得我当时问刘老师拿布，他笑笑说：“不！不！你交上字条就行了。”进了这家客店，交上字条，主人果然并未向我索布。事隔多年，才省悟，原来”布”，就是布尔什维克來人之意。次日，与我同行的刘使宾君去了另一个地方（从此音讯杳无）。我被店家领到云南驿附近的前所镇刘纯青老先生家中住下。
刘老先生是当地绅士，六十开外，浓眉大眼，红光满面，青布长衫，不苟言笑，祥和大度，对于时事颇有远见，不用说他也认为未来属于共产主义。他是前所街上独一无二的匹条铺（布店）老板。
组织上第一位来接待我的人是陈嘉震先生（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八支队政治委员）。他交代：我的任务是在前所镇开办一所小学校，当地人邹炳南君担任校长，我任教务主任。昆明学生相继来了五位：黄河浪、钱家郁、王友珍、王金英，李靖环，加上当地五位青年知识分子，共十人。我们即刻筹备办学招生。这一伙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都是首次离开家庭怀抱，刚出校门的“初生犊儿”，为了共同的理想聚首一堂。精力充沛，热情高昂，实现壮丽事业的决心和勇气，有如十条奔腾的小溪汇流在一起；我们工作起来相当默契，效率之高空前绝后，如有神助。我们从不开会，人各自主，有何问题，三言两语就谈妥了，一句话大家心领神会。先后不过数天时间，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二百多名学生，一个整整齐齐的完全小学，万事具备，开学上课。
如今想来，真是奇迹！
学生不交学费，学校经费及员工薪水均由刘纯青先生及邹校长（乃父邹玉书，绅士）家解囊。开学上课，我搬进学校住。从“夏令营”出来，我不仅身无分文，而且没有行李。刘纯青老先生给我备办了一套床上用品，一件青布长衫。不知为什么，当时不以为事，居然未对刘老先生说声谢谢。人之相与竟如此坦然自若。自那时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交往过这样的朋友－－互相关照，自以为然，想不及谢。
钱家郁、王友珍是祥云县人，家在城里，家里也不知道她们在这儿。学校居处寺院，花木馥郁，月夜幽邃。我在西厢灯下备课读书，信口舒缓唱歌。忽然南厢响起两位少女的欢歌：“老刘呀！你为什么苦恼又悲伤？”我歌：“少女呀！你为什么苦恼又悲伤？”两厢欢笑碎花阴。
我们名为办学，实际上在进行“地下工作”—组织“农民反抗斗争协会”，准备革命武装力量。
社会调查是以家庭访问和让学生写作文的方式展开的。各班学生先后都有意识地要他们写一篇作文：“我的家庭”。家里有几个人，干些什么营生，为官、经商或盘田，或卖工？生活过得怎么样？各人对目前或未来有何愿望等等。我们从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口中得知前所镇居民及附近农村的一些基本情况，心明眼亮。家庭访问有了底，东家出、西家进，几位年轻老师很快便成了街坊上、村落中最受欢迎的客人。我们白天教书，晚上串门发展“农抗会”会员。也就在此时，经陈嘉震先生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CP）。记得当时他还说：“我们要开辟东南亚前哨阵地”。这句新鲜话儿，我一辈子都记得。
访鬼
一天夜里，四年级班导师王金英女士来敲门，她拿着手电筒，既兴奋又有点为难、狐疑的样子，她对我说，他们班的几个学生来找她，问：“刘主任这个时候敢不敢上魁星阁（我到前所镇改名刘华）”。学生说刘主任若敢爬上魁星阁最高的那一层，就证明没有鬼。她说：怎么办。
大家说的这个地方，是学校背后一个常年空寂无人的院落。一年中除了魁星点斗会热闹一天之外，罕有人迹。院子里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青树，伴护着一座孤高、神秘的阁楼，里面供奉着传说中的“魁星”菩萨。老青树枝繁叶茂，树冠覆盖了几乎整个大院。有时，几个顽皮的学生会窜进院中嘻戏，一阵风来，枝蔓婆娑起舞，喧声从天而降，孩子们呐声大喊“鬼来了”飞奔而出。我们也早听说这是前所镇闹鬼的地方，晚上有鬼怪出来捉人。入夜，更是无人敢从那儿经过。老师对学生解释世上没有鬼，今晚分明要我去证实。
王老师再无言语，掂着手里的电筒忐忑地望着我，怎么办！？
共产党员哪能被什么鬼神吓倒，我定了定神，接过她的电筒，只说了一个字：“走”。
孩子们听到唤声，鼓噪着一窝蜂涌来跟在我们身后。月明天高，正是人们容易生发奇思异想的时刻，难怪孩子们闹这场恶作剧。八个天真的孩子雀跃、紧张地议论着，簇拥着我们故意蹑手蹑脚地绕前往后乱串。到魁星阁院子门口，门开着，他们不进去，也不让王老师同我进去，并且说：不准带手电筒。他们说：“鬼怕电光，拿手电筒不算”。我说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从哪里上楼我不知道。他们探头探脑，七嘴八舌，指点我如何走、如何上楼。还说，假若我真的上到顶楼，要等他们叫“可以了”，才算数，才可以下楼。
眼下是月光的世界，院子里却被老青树蒙蔽，阴凉、森冷，叶儿筛下细碎的亮光洒在黑暗的石板上。我探踏着，逐渐走入深渊，进了殿堂，宛若堕入地狱，终于摸着楼门，便手足并用从木梯拾级而上。每上十余级转弯。尘灰鼠臭在黑暗中污染着我的意志，还得担心踏断某一抬腐朽的楼梯踩板而坠落。心情越紧张，越觉得这些台阶太长，左转、右转好像没有个完。待接近看似顶楼的时候，双手不意触摸到什么绵软热乎的东西，仿佛是某种庞然大物肉身上的绒毛，令我齿冷骨寒，悚然吓了一跳，将就一把抓住，原来是楼板上厚厚的一层香面（柏树叶粉末，用于焚香敬神）。我松了一口气，其温热显然是吸附了白天日晒，屋顶透下的余温。一抬头，忽见一张簸箕大的明晃晃的脸庞瞪着我，这一骇使我险些儿倒退，从楼梯上翻滚跌下。我咬着嘴唇以防心脏从口中跳出，瞪着这张脸看，可是眼前这东西并无动静。于是我鼓起勇气直起身来踩着软绵绵的香面，迎上了一步，定睛细看，哦！这”脸庞”原来是月色天光映衬中魁星阁正中的那个圆窗洞。那好似正在眨呀眨的东西，不是鼻子眼睛，而是窗外晃动的枝叶。我抓住窗洞下缘，腾身跃起俯在窗口，对着下面，激动地高喊：“王老师，我上来了！”顽皮的孩子们这时已经跟着王老师走进了这个院落，听见我站在顶楼发出的声音，他们故意尖声怪气学鬼嚎叫，吓唬我，我对着他们大声喊道：“没有鬼，你们也上来吧。”
“鬼来了！鬼来了！”孩子们呼喊着，一溜烟跑了。
“刘主任，下来吧！你赶快下来！”王老师恨不能抓住我，她一边喊着，一面不停地用电筒向老青树、向瓦檐扫射，给我壮胆。走回楼下，其时我一点也不害怕了。但当我准备下楼时，一转身忽然又看见一庞然大物，全身金星点点，闪忽闪忽地向着我。我蹬大眼睛，撑出双手，以推倒一堵墙的架势迎上去，决心与之来个正面接触。原来，这是一座高大的牌位，上面通体金字，金边图案映着窗外的月光闪烁，并非眼睛。我嘘出一口晦气，总算万事大吉。摸到楼口，探索着挪步，摸着墙壁走下这憧该诅咒的魁星之阁。大约下到第二层，突然有沙石接二连三地滚打下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儿? 谁打的? 难道有谁先我而来，此刻蓄意要吓死我吗? 我决意反身上楼探究明白。转身换手时，把墙上酥松的石灰拨落了一块，滴滴答答从楼梯上弹跳着滚打下去，索性再一拂，更多的泥块滚落下去。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撒沙鬼”吗？
我敢于独自黑夜上“鬼楼”的消息，自然很快在村民中流传开来。若论我们这几个从省会来的青年学生与当地农民有甚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相信命运，迷信鬼神，而我们不怕官府强权，不听天由命，不迷信。我们的言谈举止，在他们眼里十分新鲜。我们说出他们不想、也不敢想、不敢说的话，我们干着他们不敢干的事。在他们心目中，我们是天之骄子、利市仙官，同时也是不安份的人物，他们敬而远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当“幸福的日子来到”之时，当时那位陪我一起闯鬼阁的四年级班导师王金英女士被任命为楚雄县哨区三街区、区政府主席。哨区三街，是个丛山野嶺中的夷族栖息区域，1950年，王金英在 “征粮”引起的暴乱中惨烈牺牲。部队找到她时，遗骸已被群狼拖走，只收到她的几缕长发和红毛衣残片。
司令员李鉴洲
当时，许多被我们称之为“开明人士”的社会贤达都在暗中给我们提供帮助，这些人又怎么会支持革命呢? 那是因为共产党找到了祥云坝子的“蜂王”李鉴洲。这些当地的乡绅大多知书达理，文化程度不低，有正义感，想改变民族命运，而他们都信任李鉴洲。
李鉴洲五十余岁，修长，面栗黑，八字胡，目光炯炯，心怀远大，富有侠义精神，人称李黑。他深谙医道，是一名中医。为护国、护民，他敢做敢为又敢当，人缘广、名声好，他写得一手好字，蝇头小楷娟秀如花。曾任祥云县龙润乡乡长，早年在国民党军驻滇西某部，任文书。1942年，腾冲、龙陵失守，滇西吃紧，人心惶惶。滇缅公路上，难民颠沛流离，他黯然神伤，深感自己的用处不在此地，毅然还乡。他奔走呼号，联络乡里。到邻县哀牢山地段楚雄、镇南、姚安山区，宣传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继而组织义勇，自立队伍，有纲有纪，决心守土，抵抗日寇。我进山区时，还零星见过他组织的义勇队用过的识字课本。
他穿黑衣，骑黑马、至高至明的大道理附在他身上，鞍前马后，有五员枪手侍卫，随时能对付一场小战役。在祥云、镇南、楚雄、双柏、牟定、弥渡一带炫如日月，唯公马首是瞻。崇山峻岭中的土司、头人，争相与他结为兄弟，山民风从。
当年的国民党兵，粮饷不足，其中滥觞之徒，三五成群，凭一身“二尺五”，闯入村庄游荡，估买估卖，抓鸡打狗，欺负百姓，甚而淫人妻女。乡镇保甲不敢过问。李乡长敢管，一两年中，他手下人先后捕杀七人，做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国民党军方，县政府，只知道在龙润乡地界内不见了人，别无凭据，拿他无法。在那官匪为患、国将不国的岁月中，乡民眼传心会，心底里拥戴李鉴洲，视李为擎天一柱。而他面对不曾预料的诸多拥戴，深感惶愧。料想势单力薄，只有从风附雨，才会闯出个浪荡乾坤。因此，几度差人到昆明寻找共产党，而共产党也正在寻找这等好汉。一九四八年八月，中共滇西工委书记黄平先生找到了李鉴洲，两人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只恨相见甚晚。李鉴洲心潮澎湃，步下小楼，吩咐杀鸡。正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黄平得以在此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种从上层入手打开局面的方式，被称为统一战线工作，简称统战。孰料，在建国后的“整党”运动中，李鉴洲给云南地下党带来了雷击之災－－“地方主义”，此是后话。
共产党接纳了李鉴洲及其知友普之宝、普兆三、陈有栋入党之后，地下司令部就设置在龙润乡下庄街普之宝先生家中。于是“风从虎，云从龙”，楚雄、镇南、姚安、大姚、盐丰、双柏、牟定、广通、盐兴、禄丰、宾川、景东、蒙化、弥渡等十四个县风起云涌，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滇西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支造反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八支队”的大旗呼啦啦迎风招展。司令员李鉴洲，政治委员陈嘉震号令一方。
“农夫的汗呀，雨般的流，栽出的谷子，官家要收！农妇的腰呀，酸溜溜，栽出的谷子，地主要收！”“金风子开红花，一开开在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这类歌谣和这类谈话，最能鼓动群众，无须讲什么主义。工农群众蜂拥而至支持或参与我们闹革命，道理很简单，农民为分田分地，工人为共产之后当家作主永不失业，知识分子为争自由、民主。想一千年前梁山好汉造反，也唱类似的歌：“烈日炎炎似火烧，田间禾稻尽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那末，是不是说这一帮地方上的头人和祥云县一带州县上的有识之士，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呢，那倒也不是。但当时在反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一点上，人因此心、意同此志吧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