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龙套会
“龙套会”是泾县一桩冤案,受害者是早年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十二位干部。因此而受到株连的人,就难以述清了。
笔者年轻时即闻此案,半个世纪以后忽然想将它弄清楚。然而此时,十二位当事人只剩三位,且都是八旬翁了。经张元涛先生介绍,与其中最低高龄的刘荣林先生取得联系.2012 年3月18 日,刘先生约来陈建华、王仕微一起座谈。三位先生虽然高龄,但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记忆清楚,言谈得体。不啰嗦,不反复。除陈先生有点耳背以外,整个交流过程顺顺当当,水到渠成。根据记录整理,并由刘荣林先生校阅,全文如后。1952年,泾县“整党”。抽调了部分党员干部组成“整党工作队”。后来“龙套会”中的若干人即为其工作队员。在“党员调查”中,发现有些人自首过,政治上有问题;有些人为国民党做过事,历史上有问题;还有人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而这些人中,有的却在1953年初被提拔。据三位先生说,当时这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就主持了“四个部门”。而他们这些大都是革命老区茂林及其附近的人,参加过地方游击队、地下党、地下交通、民兵和农会组织,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却未被提拔,情绪有些不满。常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说这个“拍马屁”,那个“煽小扇子”。自己则是“戏台上跑龙套,不中用的东西”。
刘先生说:此前,他们曾经与县委有过一次“交锋”。经查实,那些“历史不清”的人,有的被免职了,有的被调走了,有的重新入党。为此,芜湖地委组织部惠部长来泾县调查时,曾表扬“整党工作队”,说他们“坚持真理”。这样一来,他们这班人就格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953年10月,县委“三干会”期间。潘祥峰病了,住在县委会“中苏友好协会”的宿舍里(他哥哥住处),一班朋友去看望他。潘绳武还买了香烟糖果招待大家。一起开玩笑,发牢骚,渲泄不满情绪。说是“龙套大会师”,自我表扬,自我吹嘘,头脑膨胀,口无遮拦。说倪晓华虽然是区委书记,但他敢讲话,可以当“龙套会名誉主席”;说刚刚调来的区委副书记王仕微也是个“大炮”,可以当“候补委员”。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刘荣林先生还在香烟盒子上(香烟抽完了,将空盒子摊开抹平)写了“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反对煽小扇拍马屁,向一切坏人坏事做斗争……这是我们的准则。”全文由陈建华口述,刘荣林书写并念了一遍。所以后来说是陈起草的“纲领”,成了主要人物。散去的时候,陈建华在门口将写了字的香烟盒撕掉了。并说“这个玩笑开大了,不能再开了”。此后,陈、刘二人便不再提起,作回避状。他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这时候,陈建华是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二十三岁;刘荣林是组织部(区级)组织员,二十一岁。
老百姓说:上面打个喷嚏,下面就鸡飞狗叫。这话一点不错。1954年,上层出了个“高饶反党集团”。全党组织学习,号召大家向党献忠心,自我检查上纲上线。此时陈建华已调宣纸厂任厂长,马翰章接任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会上自我检讨了“龙套大会师”的事情,说自己讲过对党不利的话,做过对党不利的事,深深忏悔。宣传部理论学习组组长孟广棣把马的检讨写进汇报,以此证明“学习成果”。这一来,地委重视了。县里一些对他们有意见的人也行动起来,把“龙套会”当做典型来抓。后经地委调查,除倪晓华因为谩骂县委领导而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以外,其他人未予追究,也没有将“龙套会”定性,只是叫各人写一份思想检讨便了结了。
1956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一次提出“龙套会”问题。将他们十二人隔离审查。当时倪晓华在省委干校学习,被戴上手铐,押回泾县。陈建华在省工业干校学习,回县进厂即被关押抄家。经省地县三级专案调查,这十二人历史家庭都没有问题,遂定“龙套会”为“落后小集团”。以态度不好为由,给倪晓华延长留党察看一年、王仕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一些人被调离泾县:陈建华调广德,王仕微调庐江,凤兆华调和县,潘绳武调当涂,潘祥峰调宣城。
1959年,县委书记焦伯祥、纪委曹文荫等在省里参加“反右倾动员大会”。会议规定每个与会者必须写李世农多少张大字报。焦等就写了“龙套会”的事情,把它与李世农挂起钩来。李世农先后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1958年1月被划“右派”,同年11月被罢免职务。他与“龙套会”绝无瓜葛。然而那个年代就提倡这样无端地上挂下连。于是地委重新结论报省委批复,以“龙套会”一案,是在李世农右倾思想包庇下定为“落后小集团”的为由,改定为“反党小集团”。
“龙套会”被做大了,倪晓华、凤兆华、陈建华、王仕微被开除党籍;潘绳武、童天鑫、刘荣林等六人被留党察看;李贵涛被严重警告。每人都被降三至四级;降级二十年,所降工资分文未补。
与他们接触亲密者也都受到株连,被撤职或者反省。
三位先生说:1961年,中央改组安徽省委班子。省委书记李葆华要为李世农平反。所涉事件也都逐一调查了解。地委纪检委陈正农专门来泾县调查一个月,查实“龙套会”与李世农并无关系,应当平反。无奈焦伯祥坚决不同意;还说倪晓华是“带枪投敌”的“坏分子”,说“龙套会”被“坏分子”操纵。
直到1979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胡耀邦总书记排除一切干扰,平反如山冤案。根据地委指示,在地委组织部派员协助下,又一次对“龙套会”案进行复查。报经地委芜发(1979)27文件批复:撤销原来的处分决定,给倪晓华等十二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至此,这一冤案才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世事沉浮,星转斗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班当年的小“愤青”们,大都去天国了;眼前的三位当事人,也都是耄耋之年。此刻,他们回顾过去,检点自己,竟有了足够的冷静与淡定。他们说,“龙套会”冤案之形成,固然因为历史环境的凶险,因为“斗争”学说的作祟;他们自身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自以为是,飞扬跋扈,唯我革命,左得可恨,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譬如有个别人,是多次运动中不遗余力整人的积极分子;甚至充当过“打虎队”队长,吊过人,打过人,无法无天,得罪过不少人;再遭别人整肃,既是一种报应,也是一种必然。譬如被隔离反省中,有人扛不过去,就瞎招供。以致招出要杀掉谁谁谁,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
一切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似乎都很正常。因为,那是一个以人为敌的年代,鼓励说假话的年代,崇尚杀戮的年代。
逝者如斯!希望它不要再来。
“洋船屋”人家
两扇厚重的大门紧闭着。拉动大门上方一根铁丝,屋里的铃当便响了,于是会有人来开门——这是我最早见到的门铃。现在是不屑一顾了,然而在1940年代是很新鲜的;全村几百户,唯“笃诚堂”才有。
“笃诚堂”位于黄田村马冲河边。是一组外廓形似“洋船”的建筑群,依马冲河地势构筑院墙,平面呈长方形。“船头”向北为尖角状,院墙略向上翘,将溪水分为两股,依院墙而下。院墙上开空花漏窗,形似“船舷”。小河上架设两座石桥,如登船的“跳板”。中部有二层楼房“梅村家塾”,是主人家课读子孙的地方。楼房的马头墙明显高出其它屋脊,恰似“洋船”的“驾驶舱”。其后为三角形花园,即所谓“船头”部分。整个建筑物像一条溯流而上的轮船,俗称“洋船屋”。院内的屋宇方向与“船体”相反,坐北向南,一共四进。厅堂馆所,楼台亭阁,巷陌相通,自成一体,占地面积四千多平米。在这大山深处,算得上一座奇特建筑了。相传是朱一乔、朱宗怀父子建于清道光年间。他们在汉口等地开当铺,家资巨富。回乡省亲时,朱一乔的母亲问及“洋船”什么样子,想出去看看。但母亲年迈,又是小足,不便远行。于是就在家乡建了这座形似“洋船”的大宅院,以满足母亲愿望。
我所见到的“洋船屋”主人,是第五代传人了。他是我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的亲戚,人称鸿祖先生,我们学生称祚先生——名普祚,鸿祖是他的字。据他说,祖上共有七房,人丁兴旺。然而临到国民党溃败大陆时,大多远走高飞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美国;有的虽未能出国出境,也到别的大都市谋生去了。只有他祚先生——六房的后嗣——不知是热土难离呢,还是目光短浅,居然抱守着这份祖产,等待噩运降临。
“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家也划了地主。然而他本人却一直当教师,无论国民党时期还是共产党年代。按政策他的本人成分应当是“自由职业”。然而那年代对于政策的解释是太随意了,说他是地主他敢说不是?于是“运动”来了,便将他“清洗”回家:“运动”过了,又将他“甄别”复职。祚先生呢,倒也“若无其事”,叫他回家就回家,叫他复职就复职。不过是一副简单的行李挑进挑出,心情态度十分淡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能将万般无奈表现为一种“随和”,不能不说是那个专制年代的特殊造就。
祚先生有过两房妻子,前一位叫三姑娘。穿着打扮十分洋气。浓浓的黑发烫成卷曲状,高开叉的旗袍露出长长的丝袜,镶金牙,抽香烟。村子里抽烟的女人不少,但多是抽水烟。抽香烟的极少,身份也就不一般了。那时候不叫香烟,叫纸烟。老人们形容:“纸烟叭叭的。”三姑娘常年在江西上饶一家店号管账。能写会算,精明能干。而且一手记账一手打算盘,还一边与人说话。她与祚先生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素珍。后来,她在上饶找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说服她嫁给祚先生为妻。永华告诉我:“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并没吃苦,因为他不当家不管事,“土改”队觉得抓不上手,倒是把三姑娘关起来了。“土改”以后,三姑娘复去江西,便杳无音信了。
后一位妻子叫秀姑娘,人们背后多称呼新娘子。为了区别于别的新娘子,就叫“洋船屋里的新娘子”。有点像通俗推理小说的题名。农村人有个习惯:谁家来了陌生人都觉得新鲜,总喜欢探望和围观。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大概是深山里面鲜有陌生人来往的缘故。可是“洋船屋里的新娘子”不习惯,甚而有点恼火,也只好强忍着。于是,她足不出户。除了必要的接待应酬,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做针钱:绣花挑朵做鞋制衣。而且会裁剪——一块布交给她,就能做出一件合身的衣衫,前襟上绣朵小花,十分别致。这就很不简单,叫那些粗手笨脚的娘们看得发呆。原来,这位新娘子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是一富户人家的“细丫环”,专事“女红”,所以才有这般身手。然而不久“土改”了,新娘子也不新了,立马沦落成“地主婆”——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享受地主生活三年以上,才算地主。秀姑娘还不到三年呀!那可不管,这么个雪白粉嫩如花似朵的娘们不当地主婆,谁当?必当无疑。从那以后,伴随她的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劳役、训话、检讨、悔过……秀姑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秀姑娘生有两男两女。大女儿随母学裁缝,以此为生。大儿子小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拒之于中学门外,在家务农。他心气甚高,终日里郁郁寡欢,不久遭遇车祸丢了性命。肇事方是泾县汽车客运站,赔了一千元钱。秀姑娘抱着这一千元钱,愣愣地靠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吃饭,好久好久……
小儿子出生于1958年,正逢“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为了给孩子一条生路,那年冬天,秀姑娘在继女素珍的陪伴下,抱着小儿子来到县城,住进车站饭店。次日天未亮,便将儿子包裹着丢在百货公司门口。她二人远远地观望着。她看见一位上早班的女子来了,把孩子抱了起来;看见一伙人围观议论纷纷;看见那女子高高兴兴把孩子抱走了,走进西门口一所住处。秀姑娘左看看右看看,认准那个住处,打听了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姓甚名谁。于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小儿子被人抱养以后,从糠箩掉进米箩,饱受疼爱。那人家成分好,还是公社武装部长,于是上学,参军,入党,当干部。正应了一句古话:因祸得福——这自然是后话。过了几年,秀姑娘托人去说情,想看看儿子,绝无别的想法。对方却一口咬定没那么回事,儿子是自己生的。秀姑娘思子心切,辗转找到城关小学朱文华老师,请求帮助。朱文华是她小儿子的数学老师,黄田人,说等到上课时让其站起来回答问题,叫她们悄悄地站在教室外面望一望。但不得声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上课时,朱老师特意提了个很难的问题,小儿子回答不出,朱老师迟迟不喊他坐下。
小儿子长高了,活泼可爱。秀姑娘只觉得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不清了……
祚先生一直在农村教书,越调越远,最后调到汀溪乡大坑村——一座大山深处的小学校。不通公路,都是山间小道。进进出出全靠步行,要翻几座山,要过几道水。祚先生在那里默默地工作到退休。
祚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好色,除了教书,唯一的业余爱好是唱京戏。腊月天,该收的庄稼收了,该种的庄稼种了,石井坑的山林封了(封山育林),放寒假的教师回来了,大家凑在一起,排戏;排了一本又一本,正月里能唱过“上七”。元宵节再唱。有时也被邻近村子请去唱,说是“黄田的班子”,大戏。所谓“大戏”就是京戏。后来也有年轻人唱黄梅戏,唱花鼓戏,但年纪大的看不上,说是小戏,没看头。大戏有文戏,如《吊金龟》、《玉堂春》、《徐策跑城》;也有武戏,如《长阪坡》、《古城会》、《三打祝家庄》,刀枪棍棒,箭袖长靠,满台生气,煞是好看。祚先生唱的是文戏,专工旦角,或青衣或花旦,讲究的是唱功与做功。一出《苏三起解》,把个落难的烟花女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把那种女人的痴情唱得委婉凄楚,九曲廻肠,叫人感叹不已。不但唱得好,身段也好。祚先生是个“柴骨人”,从未发福过。所以他唱的青衣也好花旦也好,一个个出奇的苗条。走起台步来,水袖、裙带飘曳浮动,俨然风摆柳一样。祚先生戏德也好:认真,一丝不苟。票友中有种田的,有做手艺的,有当老师的,各色人等性情不一。祚先生都能处得来,毫无强人之处。都说他脾气好,人缘好。而且,政治上“风”紧了,不要他唱了,不唱就不唱:“风”过了,喊他来唱,来唱就来唱。从不计较,从不记恨,从不讲一句难过话。人说他“宰相肚里好撑船”。
能否“撑船”自不敢说,但心里确是出奇的宁静——用现今的话来说“心态好”,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情都能给它个不在意。记得“文革”中一次偶遇,他告诉我:不在黄田住了,搬到共和来了。原来,那正是“深挖洞”年代,黄田村驻扎了许多解放军,在这里挖山洞,修筑工事。于是把村里成分不好的人家,历史不好的人家,或是其他不顺眼的、调皮捣蛋的统统赶了出去。共和是黄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没有山林,全靠种田种地。祚先生家人本在黄田茶林队劳动,收入也比农田区好一点。现今到了农田区怎么过呢?犁耙水耖,一样都不会呀。他说:“不要紧,我同人家换工呀。”他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今年收了多少芝麻,多少黄豆,多少花生。红黑的脸上泛起一缕兴奋的神情,仿佛他搬家搬好了,沾便宜了。我心里未免一阵怆然:怎么了?豁达,还是无奈?顺从,还是麻木?
然而,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身板骨倒是少有的硬朗。从而熬到“红太阳”落山,迎来了改革开放,过上人的生活。退休了,让小女儿顶职当了教师;大女儿还在县城购买了房产。那个早年丢弃的二儿子也已到中年,常有来往。祚先生说:养身父母大似天,生身父母站半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能当作亲戚走走就很知足了。
而今,祚先生成了黄田的“古董”。他关心黄田的古往今来,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少不了有人与他打听黄田的来龙去脉,打听“洋船屋”的古今传奇。他也乐于这份差事,不厌其烦。那年,我陪同朱践耳先生到黄田寻根问祖,他二位老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谈得不忍离去。以至于下午两点多钟才吃午饭。2003年10月,当我陪同践耳先生的侄子朱永渊先生和上海电视台周雯华女士再访“洋船屋”的时候,却听说祚先生因病到县城住院去了。
祚先生脑袋里长了一个瘤。不久,去世了。
世道变好了,儿女们自立门户,祚先生可以享清福了,却又去世了。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缺憾。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
人们将侠骨先生称之为“教育家”,是一点不过分的。
先生年轻时教书,中年以后致力办学,可谓将一生奉献教育。他所创办的培风小学不仅为家乡新学之始,还开启了农村免费教育之先河;其女子职业专科,教习纺织、缝纫、打字、簿记、烹饪等技能,实在是个大胆创新,在当时是十分鲜见的。那时候,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均无中学,培风中学创建后招收三县高小毕业生入学,也是这一地区范围内中学教育之开端。三县文脉之溯源,是无法绕过先生的。
先生名瀛洲,侠骨是其字,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其父朱大学于扬州盐号任职,略有余积,供侠骨就读私塾,考中秀才后补廪生。后来,先生赴上海朱姓公馆任馆师,并经常撰文于《申报》馆投稿,受聘为该报副刊编辑。后经朴学大师、国民大学教授胡朴安介绍,任神州女子中学教员。
民国九年(1920年)春,先生回黄田探亲,目睹家乡教育之落后,风气之闭塞,深感不安。返沪后与朱姓同乡说及,皆为之关注。经过商议,大家支持他辞去上海任职,回乡创办学校,以振兴教育。然而,等先生动员家乡父老协同办学时,却遭到守旧势力反对。包括一些绅士在内,都不赞成办新学,说“办洋学,读洋书,乃欺祖灭宗!”先生始所未料,处境十分尴尬。
再去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寻求支持,先生得到同乡们的热情鼓励与赞助。便在上海购置教具,从商务印书馆赊购课本,又从南京、浙江等地请来教员;借用本村“德邻书舍”为校址,于次年三月一日办起了黄田第一座新型小学。并通告全乡:凡男女学龄儿童不论朱姓或外姓,一律免费入学;但报名的学生只有二十八名。
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学校有了较大发展,遂迁入“培风阁”,名“培风学校”。“培风阁”是祖先朱武勋创建的“藏书楼”,旧县志上说他的父亲曾在此“捐田建学馆”,朱武勋复购买旗峰山下坡地扩建为“培风阁”,藏书三万二千余卷,供族人入学并阅读。
1923年,培风学校学生达八十多人。校舍也逐步扩充。
1924年,学校大礼堂落成。大厅正中悬挂孙中山画像,及旅外同乡赠送的银匾“培风万岁”;还有黑底金字的校风匾额“勤俭朴实,礼义廉耻”;两边的楹联是“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阴”。
1925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长王家驹赠“百年树人”匾。
1926年,由上海李裕宏女士和侠骨先生夫人吴杏徽各捐资一千大洋,创办女子职业专科。
1927年,职业专科建实习工厂。厂址与校园两墙打通,联成一片,架天桥,命名“裕宏桥”。增添职业专科教员,开设了纺纱、织布、染纱、刺绣、织袜、缝纫等课目。
同年,筹备扩建增设初中部。
1928年,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入学;省教育厅批准为“安徽私立培风初级中学”。
1930年,学校校舍扩大到一百多间,各项设施齐全。被誉为“皖南模范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培风阁藏书楼原址上新建的图书馆,经多次充实,藏书极为丰富。其中有清版《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不少为明清版善本。为纪念前清进士、著名经学家朱珔(字兰坡),定名为“兰坡图书馆”。
同年12月,学校举行建校十周年纪念和第一届初三毕业典礼,有《培风学校十周年刊》为证。
学生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除了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以外,还有来自南陵、繁昌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青年学生更是大量涌入,培风中学有过特别的繁荣。学校里有国民党的组织,如国民党、三青团。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些似国似共非国非共的组织。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来了。
最大的困难是办学经费问题。先生为此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利用寒暑假往来于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向校董报告工作,洽谈有关经费筹措与使用情况,深得各方面支持。除几个大公堂捐助资金以外,校董事会成员也自动捐资,其中朱砚涛、朱幼鸿、朱蕊初、朱良臣、朱德辉、朱玉田、朱执甫、朱季善等,均从各自商号中每年提取利润一分,作为学校常年固定经费。
有关人士的捐款,大都用于扩建校舍和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因此校内一些建筑物多以捐款人命名。如新建的初中部三层楼,初一教室命名“尚德堂”(系校董朱蕊初的母亲尚德夫人捐大洋五百元);初二教室命名“秀文楼”(系朱蕊初之女秀文小姐捐大洋五百元);初三教室命名为“杏楼”(系侠骨先生的夫人吴杏徽捐大洋一千三百元)。这是一座西式建筑,四面玻璃长窗,有两米宽的走廊和红漆栏杆,凭眺四周,峰峦田陌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就连原来反对办学的大绅士朱典卿也为之感动,自动捐大洋五百元,建学生宿舍一座,十数间。学校命名为“典卿市”。
先生忠于职守,生活十分规律。他每天五点起床(冬天为六点半),晚上十一时就寝,午饭后休息一小时。冬天早晨六点半,在黄田,天不过麻麻亮,先生便开始一天的劳作了。他的办公室同教员们在一起,以便随时讨论工作。办公室外间为接待室,接待来访的客人和学生家长;墙上挂着“会客不超过十分钟”的小牌子,藉以自律。人们经常看见他手执鸡毛掸帚和小铁锤,于校内各处行走,随手掸扫灰尘或修理一些瑕疵。有时也在校园内修整花圃,包括剪枝、插条或播种。这一切都做得十分认真。学生晚自修,虽有值日老师辅导,先生仍要到场查看;就寝前还要到学生宿舍检查一次。如此校长,是不是有些事无巨细婆婆妈妈?或许,先生不这样认为,倒觉得也是一种尽心尽力吧。难怪校友们赠其辞:侠骨婆心。
先生不只努力于校内,也很关心时政和社会公益事业。上海“五卅惨案”以后,先生和老师们带领学生到各村宣传,募集480余元大洋,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孙中山逝世,学校举行追悼大会,并组织学生植树造林以示纪念。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全县大旱,他奔走外地募集捐款和寒衣,回来救济灾民。他还带头捐资倡修黄田至县城大路七十华里,建石桥一座。他痛恶乡村各种不良习气,发动学生利用星期天到各地宣传破除迷信。学校购置了广播器材和无声电影,除用于教学外,还向村民广播并让他们在大礼堂看电影,传播科学知识,启发人们消除各种恶习。
为了表彰先生的办学精神与劳绩,校董会及本族人士议定,在校园内建一座“侠骨亭”,朱如山还赠其住宅一幢(敬修堂右首)。
1937年暑期,先生转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归来后染疴病故,终年六十三岁。于是有人想起他的未竟计划来:普及各乡完全小学教育;增设“高师”以培养师资;扩充图书馆;增加理化仪器;设农场数亩,供学生实验用;通过校董会选出继任人;年老退休迁居扬州——那里,有一班老友在等他。然而,先生还是过早地“走”了,“走”得有些匆忙。
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以后,培风中学于次年停办。那一年,我目睹了培风中学的学生们欢迎共产党的热烈场面。他们排起长长的队伍,手执五彩三角小旗,喊着口号,唱着歌——“将革命进行到底”,从学校出发,沿着潺潺的凤子河,踏上十里大道,走到榔桥,再走回来。二十里游行,风光极了。我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他们不带我去,说我太小——那年,我七岁。
侠骨先生是黄田一带的乡绅,名望甚高。据别人说,曾任国民党的区长。而我的老师洪君瑞说,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那时候不叫区长,叫“都董”——先生担任过黄田一带的“都董”,包括东乡一片九个都,相当于后来的区长。“都”相当于后来的乡,辖甲——这个甲不是后来的甲,而是相当于后来的保。区长不小了——在我的采访资料中,黄田一带几个国民党的乡长,“土改”时均遭“镇压”。距离黄田不远的绩溪县上庄,是胡适先生老家。他的堂弟胡冠英只因在中共执政前夕当了几天乡长,即被“镇压”(《传记文学》1995年第四期第7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那末,假如先生不是早早地谢世,而是活到新的政权之下,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侠骨先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嫁马渡桥谭村,未育。儿子朱际虞当过保安团团长,带有武装,相当于乡自卫队长;也在培风中学当过总务主任,更多时间还是在外地经商。1950年“土改”的时候,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朱际虞遭“镇压”。永华告诉我:朱际虞当保安团长期间,在漕溪与一女子有染,引发“民愤”。1950年,他在芜湖做生意,被漕溪一班人抓捕。押解途中,朱际虞跳河自杀未遂,被武装人员打伤了脚。先押至漕溪斗争,再押到黄田斗争,尔后在黄田村口“大圣殿”枪杀。行刑时正值寒冬,朱际虞被令仅着内衣内裤,赤脚。收尸时,“土改”工作队又不让他睡棺材,仅以上下各一块松树板捆绑入葬。永华不仅目睹了一切,还当场帮助收殓。她说:枪籽把头打开了,血喷一地,好怕人。
朱际虞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朱葆初,二女儿朱葆华,小女儿朱葆生。二女儿嫁给黄村一王姓公子哥。王家十分有钱,迎亲时坐的是“八抬大轿”,且为“夜轿”,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流光溢彩于静静的夜幕之中,煞是风光。后来,二女儿难产去世。
“土改”的时候,因为朱葆初是当家人,不仅被关押,还被吊了一夜,吃尽苦头。永华与朱葆生也遭关押与恫吓。永华四岁时即被侠骨先生收养,虽说是佣人,却待之若孙女,她的任务就是陪伴朱葆生。“土改”那年,永华二十一岁,朱葆生十八岁(黄田人都说虚岁)。土改工作队把她俩也抓起来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被押到石井坑口,罚跪于地上,威逼她俩交待“浮财”和枪支藏在哪里,说交待不出就要枪毙,枪栓拉得哗哗响。朱葆生吓哭了,以为自己到鬼门关了。永华说,她倒不很怕,估猜他们是搞“假枪毙”。黑暗中,她碰碰朱葆生的手,示意她不要怕。一个二十一岁的农村姑娘,临危不惧,方寸不乱,实在少见。
与别人家的佣人不一样,永华有良心,没有“反戈一击”,也没有与东家划清界限。被关押十多天,又被隔离半个月以后,还是将她放了。此后数十年,她与朱葆生常有来往,年老以后还长时间一起生活。朱葆生一直称呼她姐姐,而她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朱葆生为姨妈。永华说,为什么葆生与我这么好?那次“假枪毙”,让我们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朱葆初一直在培风任小学教师,共产党来了她也一直当教师,直至退休。其丈夫戴述,在国民党专员邓昊明处工作。戴的前妻就是邓的侄女,生一子一女,儿子曾在白华开豆腐店,女儿现居县城。前妻去世后,戴述娶朱葆初,生二子一女。1949年,戴述跟随邓昊明在芜湖起义,投诚共产党。据说,邓昊明后来官至江苏省财政厅长,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身份退位(未经考证)。而戴述就遭孽了,他被安排到泾县糖烟酒专卖处工作。1957(1958)年打成“右派”,又有“历史问题”,1958年送往徽州劳改(估计是徽州劳改茶场),不久去世。不知怎么死的,家人也不敢过问。三个子女原本姓戴,朱葆初将他们改姓朱。目的是想回避戴姓,减少“株连”,好重新做人。岂知那时候“株连”政策胜过封建王朝。改了姓,就会有好日子过吗?朱葆初一直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月工资三十三元。带着三个子女苦苦度日。物质的贫困,政治的高压,艰难极了。“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实在找不到值钱东西,竟然连一斤茶叶都抄走了。
我与这家人接触较多的,只有朱葆生。“土改”那年,我在“长房”里玩耍,于她家大门口,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屁股后面围着围裙,趴在台阶上玩,那就是朱葆初的大儿子路瑾。继而又看见朱葆生和她母亲从院子外面进来,她告诉别人:扒松毛回来。穿着大方格长裙。长得白白净净,标致极了,我很是注意地多看了几眼。随后听外婆说:那就是侠骨先生的小孙女。可怜,也学着扒松毛了。其实,扒松毛并不是什么重活,只要不缺胳膊少腿,都可以胜任。这次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文化馆工作,朱葆生已经从农村小学调到新华书店,一个街西,一个街东,门对门,见面就多了。
朱葆生在门市当营业员,有机会读了不少书。尤其喜欢诗词歌赋,虽未专攻,倒也懂得一些,说起来也能沾上边。不像有的营业员,书名都说不全。后来,她研习书法,坚持不懈,大大小小的书法展览参加过不少。尤其隶书,堪称老到。她文雅而不清高,随和而少侩俗,驯良顺从而不失底线,平静做人而力戒浮躁。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也是一个努力尚德之人。在那长年累月的腥风血雨之中,既能保持自身清白,不去参与害人整人;又能免遭批判斗争乃至牢狱之灾。对于一个有着极差政治背景的人,一生走来吊胆提心,实在不是件容易事情。大概,这也得益她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性格吧。她常年身体不好,没有生育——有一继女。她的先生王明,本县安吴一大户人家出身,是位工程技术人员。数十年来琴瑟和谐,自得其乐,晚年生活倒也清闲自在。
而今,朱葆生和她的姐姐都相继离开人世了,三个侄子女——也就是朱葆初的三个子女,都已年过半百。这几个子女的子女也长大了,他们自食其力,认真生活。时代是渐渐变好了,他们的日子也渐渐变好了。朱小平的儿子许国,于同济大学毕业以后,赴德国深造,学成回国,在上海工作。不知道小许国工作之处,距离当年侠骨先生在上海的工作之处有多远,也不知道是否会记起他那位祖先。
岁月就是一道河,流淌的都是记忆:甜的,酸的,苦的,辣的……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