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龙套会
“龙套会”是泾县一桩冤案，受害者是早年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十二位干部。因此而受到株连的人，就难以述清了。
笔者年轻时即闻此案，半个世纪以后忽然想将它弄清楚。然而此时，十二位当事人只剩三位，且都是八旬翁了。经张元涛先生介绍，与其中最低高龄的刘荣林先生取得联系.2012 年3月18 日，刘先生约来陈建华、王仕微一起座谈。三位先生虽然高龄，但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记忆清楚，言谈得体。不啰嗦，不反复。除陈先生有点耳背以外，整个交流过程顺顺当当，水到渠成。根据记录整理，并由刘荣林先生校阅，全文如后。1952年，泾县“整党”。抽调了部分党员干部组成“整党工作队”。后来“龙套会”中的若干人即为其工作队员。在“党员调查”中，发现有些人自首过，政治上有问题；有些人为国民党做过事，历史上有问题；还有人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而这些人中，有的却在1953年初被提拔。据三位先生说，当时这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就主持了“四个部门”。而他们这些大都是革命老区茂林及其附近的人，参加过地方游击队、地下党、地下交通、民兵和农会组织，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却未被提拔，情绪有些不满。常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说这个“拍马屁”，那个“煽小扇子”。自己则是“戏台上跑龙套，不中用的东西”。
刘先生说：此前，他们曾经与县委有过一次“交锋”。经查实，那些“历史不清”的人，有的被免职了，有的被调走了，有的重新入党。为此，芜湖地委组织部惠部长来泾县调查时，曾表扬“整党工作队”，说他们“坚持真理”。这样一来，他们这班人就格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953年10月，县委“三干会”期间。潘祥峰病了，住在县委会“中苏友好协会”的宿舍里（他哥哥住处），一班朋友去看望他。潘绳武还买了香烟糖果招待大家。一起开玩笑，发牢骚，渲泄不满情绪。说是“龙套大会师”，自我表扬，自我吹嘘，头脑膨胀，口无遮拦。说倪晓华虽然是区委书记，但他敢讲话，可以当“龙套会名誉主席”；说刚刚调来的区委副书记王仕微也是个“大炮”，可以当“候补委员”。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刘荣林先生还在香烟盒子上（香烟抽完了，将空盒子摊开抹平）写了“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反对煽小扇拍马屁，向一切坏人坏事做斗争……这是我们的准则。”全文由陈建华口述，刘荣林书写并念了一遍。所以后来说是陈起草的“纲领”，成了主要人物。散去的时候，陈建华在门口将写了字的香烟盒撕掉了。并说“这个玩笑开大了，不能再开了”。此后，陈、刘二人便不再提起，作回避状。他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这时候，陈建华是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二十三岁；刘荣林是组织部（区级）组织员，二十一岁。
老百姓说：上面打个喷嚏，下面就鸡飞狗叫。这话一点不错。1954年，上层出了个“高饶反党集团”。全党组织学习，号召大家向党献忠心，自我检查上纲上线。此时陈建华已调宣纸厂任厂长，马翰章接任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会上自我检讨了“龙套大会师”的事情，说自己讲过对党不利的话，做过对党不利的事，深深忏悔。宣传部理论学习组组长孟广棣把马的检讨写进汇报，以此证明“学习成果”。这一来，地委重视了。县里一些对他们有意见的人也行动起来，把“龙套会”当做典型来抓。后经地委调查，除倪晓华因为谩骂县委领导而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以外，其他人未予追究，也没有将“龙套会”定性，只是叫各人写一份思想检讨便了结了。
1956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一次提出“龙套会”问题。将他们十二人隔离审查。当时倪晓华在省委干校学习，被戴上手铐，押回泾县。陈建华在省工业干校学习，回县进厂即被关押抄家。经省地县三级专案调查，这十二人历史家庭都没有问题，遂定“龙套会”为“落后小集团”。以态度不好为由，给倪晓华延长留党察看一年、王仕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一些人被调离泾县：陈建华调广德，王仕微调庐江，凤兆华调和县，潘绳武调当涂，潘祥峰调宣城。
1959年，县委书记焦伯祥、纪委曹文荫等在省里参加“反右倾动员大会”。会议规定每个与会者必须写李世农多少张大字报。焦等就写了“龙套会”的事情，把它与李世农挂起钩来。李世农先后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1958年1月被划“右派”，同年11月被罢免职务。他与“龙套会”绝无瓜葛。然而那个年代就提倡这样无端地上挂下连。于是地委重新结论报省委批复，以“龙套会”一案，是在李世农右倾思想包庇下定为“落后小集团”的为由，改定为“反党小集团”。
“龙套会”被做大了，倪晓华、凤兆华、陈建华、王仕微被开除党籍；潘绳武、童天鑫、刘荣林等六人被留党察看；李贵涛被严重警告。每人都被降三至四级；降级二十年，所降工资分文未补。
与他们接触亲密者也都受到株连，被撤职或者反省。
三位先生说：1961年，中央改组安徽省委班子。省委书记李葆华要为李世农平反。所涉事件也都逐一调查了解。地委纪检委陈正农专门来泾县调查一个月，查实“龙套会”与李世农并无关系，应当平反。无奈焦伯祥坚决不同意；还说倪晓华是“带枪投敌”的“坏分子”，说“龙套会”被“坏分子”操纵。
直到1979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胡耀邦总书记排除一切干扰，平反如山冤案。根据地委指示，在地委组织部派员协助下，又一次对“龙套会”案进行复查。报经地委芜发（1979）27文件批复：撤销原来的处分决定，给倪晓华等十二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至此，这一冤案才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世事沉浮，星转斗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班当年的小“愤青”们，大都去天国了；眼前的三位当事人，也都是耄耋之年。此刻，他们回顾过去，检点自己，竟有了足够的冷静与淡定。他们说，“龙套会”冤案之形成，固然因为历史环境的凶险，因为“斗争”学说的作祟；他们自身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自以为是，飞扬跋扈，唯我革命，左得可恨，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譬如有个别人，是多次运动中不遗余力整人的积极分子；甚至充当过“打虎队”队长，吊过人，打过人，无法无天，得罪过不少人；再遭别人整肃，既是一种报应，也是一种必然。譬如被隔离反省中，有人扛不过去，就瞎招供。以致招出要杀掉谁谁谁，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
一切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似乎都很正常。因为，那是一个以人为敌的年代，鼓励说假话的年代，崇尚杀戮的年代。
逝者如斯！希望它不要再来。
“洋船屋”人家
两扇厚重的大门紧闭着。拉动大门上方一根铁丝，屋里的铃当便响了，于是会有人来开门——这是我最早见到的门铃。现在是不屑一顾了，然而在1940年代是很新鲜的；全村几百户，唯“笃诚堂”才有。
“笃诚堂”位于黄田村马冲河边。是一组外廓形似“洋船”的建筑群，依马冲河地势构筑院墙，平面呈长方形。“船头”向北为尖角状，院墙略向上翘，将溪水分为两股，依院墙而下。院墙上开空花漏窗，形似“船舷”。小河上架设两座石桥，如登船的“跳板”。中部有二层楼房“梅村家塾”，是主人家课读子孙的地方。楼房的马头墙明显高出其它屋脊，恰似“洋船”的“驾驶舱”。其后为三角形花园，即所谓“船头”部分。整个建筑物像一条溯流而上的轮船，俗称“洋船屋”。院内的屋宇方向与“船体”相反，坐北向南，一共四进。厅堂馆所，楼台亭阁，巷陌相通，自成一体，占地面积四千多平米。在这大山深处，算得上一座奇特建筑了。相传是朱一乔、朱宗怀父子建于清道光年间。他们在汉口等地开当铺，家资巨富。回乡省亲时，朱一乔的母亲问及“洋船”什么样子，想出去看看。但母亲年迈，又是小足，不便远行。于是就在家乡建了这座形似“洋船”的大宅院，以满足母亲愿望。
我所见到的“洋船屋”主人，是第五代传人了。他是我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的亲戚，人称鸿祖先生，我们学生称祚先生——名普祚，鸿祖是他的字。据他说，祖上共有七房，人丁兴旺。然而临到国民党溃败大陆时，大多远走高飞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美国；有的虽未能出国出境，也到别的大都市谋生去了。只有他祚先生——六房的后嗣——不知是热土难离呢，还是目光短浅，居然抱守着这份祖产，等待噩运降临。
“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家也划了地主。然而他本人却一直当教师，无论国民党时期还是共产党年代。按政策他的本人成分应当是“自由职业”。然而那年代对于政策的解释是太随意了，说他是地主他敢说不是？于是“运动”来了，便将他“清洗”回家：“运动”过了，又将他“甄别”复职。祚先生呢，倒也“若无其事”，叫他回家就回家，叫他复职就复职。不过是一副简单的行李挑进挑出，心情态度十分淡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能将万般无奈表现为一种“随和”，不能不说是那个专制年代的特殊造就。
祚先生有过两房妻子，前一位叫三姑娘。穿着打扮十分洋气。浓浓的黑发烫成卷曲状，高开叉的旗袍露出长长的丝袜，镶金牙，抽香烟。村子里抽烟的女人不少，但多是抽水烟。抽香烟的极少，身份也就不一般了。那时候不叫香烟，叫纸烟。老人们形容：“纸烟叭叭的。”三姑娘常年在江西上饶一家店号管账。能写会算，精明能干。而且一手记账一手打算盘，还一边与人说话。她与祚先生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素珍。后来，她在上饶找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说服她嫁给祚先生为妻。永华告诉我：“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并没吃苦，因为他不当家不管事，“土改”队觉得抓不上手，倒是把三姑娘关起来了。“土改”以后，三姑娘复去江西，便杳无音信了。
后一位妻子叫秀姑娘，人们背后多称呼新娘子。为了区别于别的新娘子，就叫“洋船屋里的新娘子”。有点像通俗推理小说的题名。农村人有个习惯：谁家来了陌生人都觉得新鲜，总喜欢探望和围观。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大概是深山里面鲜有陌生人来往的缘故。可是“洋船屋里的新娘子”不习惯，甚而有点恼火，也只好强忍着。于是，她足不出户。除了必要的接待应酬，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做针钱：绣花挑朵做鞋制衣。而且会裁剪——一块布交给她，就能做出一件合身的衣衫，前襟上绣朵小花，十分别致。这就很不简单，叫那些粗手笨脚的娘们看得发呆。原来，这位新娘子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是一富户人家的“细丫环”，专事“女红”，所以才有这般身手。然而不久“土改”了，新娘子也不新了，立马沦落成“地主婆”——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享受地主生活三年以上，才算地主。秀姑娘还不到三年呀！那可不管，这么个雪白粉嫩如花似朵的娘们不当地主婆，谁当？必当无疑。从那以后，伴随她的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劳役、训话、检讨、悔过……秀姑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秀姑娘生有两男两女。大女儿随母学裁缝，以此为生。大儿子小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拒之于中学门外，在家务农。他心气甚高，终日里郁郁寡欢，不久遭遇车祸丢了性命。肇事方是泾县汽车客运站，赔了一千元钱。秀姑娘抱着这一千元钱，愣愣地靠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吃饭，好久好久……
小儿子出生于1958年，正逢“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为了给孩子一条生路，那年冬天，秀姑娘在继女素珍的陪伴下，抱着小儿子来到县城，住进车站饭店。次日天未亮，便将儿子包裹着丢在百货公司门口。她二人远远地观望着。她看见一位上早班的女子来了，把孩子抱了起来；看见一伙人围观议论纷纷；看见那女子高高兴兴把孩子抱走了，走进西门口一所住处。秀姑娘左看看右看看，认准那个住处，打听了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姓甚名谁。于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小儿子被人抱养以后，从糠箩掉进米箩，饱受疼爱。那人家成分好，还是公社武装部长，于是上学，参军，入党，当干部。正应了一句古话：因祸得福——这自然是后话。过了几年，秀姑娘托人去说情，想看看儿子，绝无别的想法。对方却一口咬定没那么回事，儿子是自己生的。秀姑娘思子心切，辗转找到城关小学朱文华老师，请求帮助。朱文华是她小儿子的数学老师，黄田人，说等到上课时让其站起来回答问题，叫她们悄悄地站在教室外面望一望。但不得声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上课时，朱老师特意提了个很难的问题，小儿子回答不出，朱老师迟迟不喊他坐下。
小儿子长高了，活泼可爱。秀姑娘只觉得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不清了……
祚先生一直在农村教书，越调越远，最后调到汀溪乡大坑村——一座大山深处的小学校。不通公路，都是山间小道。进进出出全靠步行，要翻几座山，要过几道水。祚先生在那里默默地工作到退休。
祚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好色，除了教书，唯一的业余爱好是唱京戏。腊月天，该收的庄稼收了，该种的庄稼种了，石井坑的山林封了（封山育林），放寒假的教师回来了，大家凑在一起，排戏；排了一本又一本，正月里能唱过“上七”。元宵节再唱。有时也被邻近村子请去唱，说是“黄田的班子”，大戏。所谓“大戏”就是京戏。后来也有年轻人唱黄梅戏，唱花鼓戏，但年纪大的看不上，说是小戏，没看头。大戏有文戏，如《吊金龟》、《玉堂春》、《徐策跑城》；也有武戏，如《长阪坡》、《古城会》、《三打祝家庄》，刀枪棍棒，箭袖长靠，满台生气，煞是好看。祚先生唱的是文戏，专工旦角，或青衣或花旦，讲究的是唱功与做功。一出《苏三起解》，把个落难的烟花女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把那种女人的痴情唱得委婉凄楚，九曲廻肠，叫人感叹不已。不但唱得好，身段也好。祚先生是个“柴骨人”，从未发福过。所以他唱的青衣也好花旦也好，一个个出奇的苗条。走起台步来，水袖、裙带飘曳浮动，俨然风摆柳一样。祚先生戏德也好：认真，一丝不苟。票友中有种田的，有做手艺的，有当老师的，各色人等性情不一。祚先生都能处得来，毫无强人之处。都说他脾气好，人缘好。而且，政治上“风”紧了，不要他唱了，不唱就不唱：“风”过了，喊他来唱，来唱就来唱。从不计较，从不记恨，从不讲一句难过话。人说他“宰相肚里好撑船”。
能否“撑船”自不敢说，但心里确是出奇的宁静——用现今的话来说“心态好”，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情都能给它个不在意。记得“文革”中一次偶遇，他告诉我：不在黄田住了，搬到共和来了。原来，那正是“深挖洞”年代，黄田村驻扎了许多解放军，在这里挖山洞，修筑工事。于是把村里成分不好的人家，历史不好的人家，或是其他不顺眼的、调皮捣蛋的统统赶了出去。共和是黄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没有山林，全靠种田种地。祚先生家人本在黄田茶林队劳动，收入也比农田区好一点。现今到了农田区怎么过呢？犁耙水耖，一样都不会呀。他说：“不要紧，我同人家换工呀。”他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今年收了多少芝麻，多少黄豆，多少花生。红黑的脸上泛起一缕兴奋的神情，仿佛他搬家搬好了，沾便宜了。我心里未免一阵怆然：怎么了？豁达，还是无奈？顺从，还是麻木？
然而，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身板骨倒是少有的硬朗。从而熬到“红太阳”落山，迎来了改革开放，过上人的生活。退休了，让小女儿顶职当了教师；大女儿还在县城购买了房产。那个早年丢弃的二儿子也已到中年，常有来往。祚先生说：养身父母大似天，生身父母站半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能当作亲戚走走就很知足了。
而今，祚先生成了黄田的“古董”。他关心黄田的古往今来，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少不了有人与他打听黄田的来龙去脉，打听“洋船屋”的古今传奇。他也乐于这份差事，不厌其烦。那年，我陪同朱践耳先生到黄田寻根问祖，他二位老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谈得不忍离去。以至于下午两点多钟才吃午饭。2003年10月，当我陪同践耳先生的侄子朱永渊先生和上海电视台周雯华女士再访“洋船屋”的时候，却听说祚先生因病到县城住院去了。
祚先生脑袋里长了一个瘤。不久，去世了。
世道变好了，儿女们自立门户，祚先生可以享清福了，却又去世了。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缺憾。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
人们将侠骨先生称之为“教育家”，是一点不过分的。
先生年轻时教书，中年以后致力办学，可谓将一生奉献教育。他所创办的培风小学不仅为家乡新学之始，还开启了农村免费教育之先河；其女子职业专科，教习纺织、缝纫、打字、簿记、烹饪等技能，实在是个大胆创新，在当时是十分鲜见的。那时候，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均无中学，培风中学创建后招收三县高小毕业生入学，也是这一地区范围内中学教育之开端。三县文脉之溯源，是无法绕过先生的。
先生名瀛洲，侠骨是其字，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其父朱大学于扬州盐号任职，略有余积，供侠骨就读私塾，考中秀才后补廪生。后来，先生赴上海朱姓公馆任馆师，并经常撰文于《申报》馆投稿，受聘为该报副刊编辑。后经朴学大师、国民大学教授胡朴安介绍，任神州女子中学教员。
民国九年（1920年）春，先生回黄田探亲，目睹家乡教育之落后，风气之闭塞，深感不安。返沪后与朱姓同乡说及，皆为之关注。经过商议，大家支持他辞去上海任职，回乡创办学校，以振兴教育。然而，等先生动员家乡父老协同办学时，却遭到守旧势力反对。包括一些绅士在内，都不赞成办新学，说“办洋学，读洋书，乃欺祖灭宗！”先生始所未料，处境十分尴尬。
再去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寻求支持，先生得到同乡们的热情鼓励与赞助。便在上海购置教具，从商务印书馆赊购课本，又从南京、浙江等地请来教员；借用本村“德邻书舍”为校址，于次年三月一日办起了黄田第一座新型小学。并通告全乡：凡男女学龄儿童不论朱姓或外姓，一律免费入学；但报名的学生只有二十八名。
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学校有了较大发展，遂迁入“培风阁”，名“培风学校”。“培风阁”是祖先朱武勋创建的“藏书楼”，旧县志上说他的父亲曾在此“捐田建学馆”，朱武勋复购买旗峰山下坡地扩建为“培风阁”，藏书三万二千余卷，供族人入学并阅读。
1923年，培风学校学生达八十多人。校舍也逐步扩充。
1924年，学校大礼堂落成。大厅正中悬挂孙中山画像，及旅外同乡赠送的银匾“培风万岁”；还有黑底金字的校风匾额“勤俭朴实，礼义廉耻”；两边的楹联是“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阴”。
1925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长王家驹赠“百年树人”匾。
1926年，由上海李裕宏女士和侠骨先生夫人吴杏徽各捐资一千大洋，创办女子职业专科。
1927年，职业专科建实习工厂。厂址与校园两墙打通，联成一片，架天桥，命名“裕宏桥”。增添职业专科教员，开设了纺纱、织布、染纱、刺绣、织袜、缝纫等课目。
同年，筹备扩建增设初中部。
1928年，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入学；省教育厅批准为“安徽私立培风初级中学”。
1930年，学校校舍扩大到一百多间，各项设施齐全。被誉为“皖南模范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培风阁藏书楼原址上新建的图书馆，经多次充实，藏书极为丰富。其中有清版《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不少为明清版善本。为纪念前清进士、著名经学家朱珔（字兰坡），定名为“兰坡图书馆”。
同年12月，学校举行建校十周年纪念和第一届初三毕业典礼，有《培风学校十周年刊》为证。
学生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除了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以外，还有来自南陵、繁昌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青年学生更是大量涌入，培风中学有过特别的繁荣。学校里有国民党的组织，如国民党、三青团。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些似国似共非国非共的组织。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来了。
最大的困难是办学经费问题。先生为此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利用寒暑假往来于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向校董报告工作，洽谈有关经费筹措与使用情况，深得各方面支持。除几个大公堂捐助资金以外，校董事会成员也自动捐资，其中朱砚涛、朱幼鸿、朱蕊初、朱良臣、朱德辉、朱玉田、朱执甫、朱季善等，均从各自商号中每年提取利润一分，作为学校常年固定经费。
有关人士的捐款，大都用于扩建校舍和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因此校内一些建筑物多以捐款人命名。如新建的初中部三层楼，初一教室命名“尚德堂”（系校董朱蕊初的母亲尚德夫人捐大洋五百元）；初二教室命名“秀文楼”（系朱蕊初之女秀文小姐捐大洋五百元）；初三教室命名为“杏楼”（系侠骨先生的夫人吴杏徽捐大洋一千三百元）。这是一座西式建筑，四面玻璃长窗，有两米宽的走廊和红漆栏杆，凭眺四周，峰峦田陌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就连原来反对办学的大绅士朱典卿也为之感动，自动捐大洋五百元，建学生宿舍一座，十数间。学校命名为“典卿市”。
先生忠于职守，生活十分规律。他每天五点起床（冬天为六点半），晚上十一时就寝，午饭后休息一小时。冬天早晨六点半，在黄田，天不过麻麻亮，先生便开始一天的劳作了。他的办公室同教员们在一起，以便随时讨论工作。办公室外间为接待室，接待来访的客人和学生家长；墙上挂着“会客不超过十分钟”的小牌子，藉以自律。人们经常看见他手执鸡毛掸帚和小铁锤，于校内各处行走，随手掸扫灰尘或修理一些瑕疵。有时也在校园内修整花圃，包括剪枝、插条或播种。这一切都做得十分认真。学生晚自修，虽有值日老师辅导，先生仍要到场查看；就寝前还要到学生宿舍检查一次。如此校长，是不是有些事无巨细婆婆妈妈？或许，先生不这样认为，倒觉得也是一种尽心尽力吧。难怪校友们赠其辞：侠骨婆心。
先生不只努力于校内，也很关心时政和社会公益事业。上海“五卅惨案”以后，先生和老师们带领学生到各村宣传，募集480余元大洋，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孙中山逝世，学校举行追悼大会，并组织学生植树造林以示纪念。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全县大旱，他奔走外地募集捐款和寒衣，回来救济灾民。他还带头捐资倡修黄田至县城大路七十华里，建石桥一座。他痛恶乡村各种不良习气，发动学生利用星期天到各地宣传破除迷信。学校购置了广播器材和无声电影，除用于教学外，还向村民广播并让他们在大礼堂看电影，传播科学知识，启发人们消除各种恶习。
为了表彰先生的办学精神与劳绩，校董会及本族人士议定，在校园内建一座“侠骨亭”，朱如山还赠其住宅一幢（敬修堂右首）。
1937年暑期，先生转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归来后染疴病故，终年六十三岁。于是有人想起他的未竟计划来：普及各乡完全小学教育；增设“高师”以培养师资；扩充图书馆；增加理化仪器；设农场数亩，供学生实验用；通过校董会选出继任人；年老退休迁居扬州——那里，有一班老友在等他。然而，先生还是过早地“走”了，“走”得有些匆忙。
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以后，培风中学于次年停办。那一年，我目睹了培风中学的学生们欢迎共产党的热烈场面。他们排起长长的队伍，手执五彩三角小旗，喊着口号，唱着歌——“将革命进行到底”，从学校出发，沿着潺潺的凤子河，踏上十里大道，走到榔桥，再走回来。二十里游行，风光极了。我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他们不带我去，说我太小——那年，我七岁。
侠骨先生是黄田一带的乡绅，名望甚高。据别人说，曾任国民党的区长。而我的老师洪君瑞说，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那时候不叫区长，叫“都董”——先生担任过黄田一带的“都董”，包括东乡一片九个都，相当于后来的区长。“都”相当于后来的乡，辖甲——这个甲不是后来的甲，而是相当于后来的保。区长不小了——在我的采访资料中，黄田一带几个国民党的乡长，“土改”时均遭“镇压”。距离黄田不远的绩溪县上庄，是胡适先生老家。他的堂弟胡冠英只因在中共执政前夕当了几天乡长，即被“镇压”（《传记文学》1995年第四期第7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那末，假如先生不是早早地谢世，而是活到新的政权之下，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侠骨先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嫁马渡桥谭村，未育。儿子朱际虞当过保安团团长，带有武装，相当于乡自卫队长；也在培风中学当过总务主任，更多时间还是在外地经商。1950年“土改”的时候，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朱际虞遭“镇压”。永华告诉我：朱际虞当保安团长期间，在漕溪与一女子有染，引发“民愤”。1950年，他在芜湖做生意，被漕溪一班人抓捕。押解途中，朱际虞跳河自杀未遂，被武装人员打伤了脚。先押至漕溪斗争，再押到黄田斗争，尔后在黄田村口“大圣殿”枪杀。行刑时正值寒冬，朱际虞被令仅着内衣内裤，赤脚。收尸时，“土改”工作队又不让他睡棺材，仅以上下各一块松树板捆绑入葬。永华不仅目睹了一切，还当场帮助收殓。她说：枪籽把头打开了，血喷一地，好怕人。
朱际虞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朱葆初，二女儿朱葆华，小女儿朱葆生。二女儿嫁给黄村一王姓公子哥。王家十分有钱，迎亲时坐的是“八抬大轿”，且为“夜轿”，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流光溢彩于静静的夜幕之中，煞是风光。后来，二女儿难产去世。
“土改”的时候，因为朱葆初是当家人，不仅被关押，还被吊了一夜，吃尽苦头。永华与朱葆生也遭关押与恫吓。永华四岁时即被侠骨先生收养，虽说是佣人，却待之若孙女，她的任务就是陪伴朱葆生。“土改”那年，永华二十一岁，朱葆生十八岁（黄田人都说虚岁）。土改工作队把她俩也抓起来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被押到石井坑口，罚跪于地上，威逼她俩交待“浮财”和枪支藏在哪里，说交待不出就要枪毙，枪栓拉得哗哗响。朱葆生吓哭了，以为自己到鬼门关了。永华说，她倒不很怕，估猜他们是搞“假枪毙”。黑暗中，她碰碰朱葆生的手，示意她不要怕。一个二十一岁的农村姑娘，临危不惧，方寸不乱，实在少见。
与别人家的佣人不一样，永华有良心，没有“反戈一击”，也没有与东家划清界限。被关押十多天，又被隔离半个月以后，还是将她放了。此后数十年，她与朱葆生常有来往，年老以后还长时间一起生活。朱葆生一直称呼她姐姐，而她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朱葆生为姨妈。永华说，为什么葆生与我这么好？那次“假枪毙”，让我们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朱葆初一直在培风任小学教师，共产党来了她也一直当教师，直至退休。其丈夫戴述，在国民党专员邓昊明处工作。戴的前妻就是邓的侄女，生一子一女，儿子曾在白华开豆腐店，女儿现居县城。前妻去世后，戴述娶朱葆初，生二子一女。1949年，戴述跟随邓昊明在芜湖起义，投诚共产党。据说，邓昊明后来官至江苏省财政厅长，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身份退位（未经考证）。而戴述就遭孽了，他被安排到泾县糖烟酒专卖处工作。1957（1958）年打成“右派”，又有“历史问题”，1958年送往徽州劳改（估计是徽州劳改茶场），不久去世。不知怎么死的，家人也不敢过问。三个子女原本姓戴，朱葆初将他们改姓朱。目的是想回避戴姓，减少“株连”，好重新做人。岂知那时候“株连”政策胜过封建王朝。改了姓，就会有好日子过吗？朱葆初一直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月工资三十三元。带着三个子女苦苦度日。物质的贫困，政治的高压，艰难极了。“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实在找不到值钱东西，竟然连一斤茶叶都抄走了。
我与这家人接触较多的，只有朱葆生。“土改”那年，我在“长房”里玩耍，于她家大门口，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屁股后面围着围裙，趴在台阶上玩，那就是朱葆初的大儿子路瑾。继而又看见朱葆生和她母亲从院子外面进来，她告诉别人：扒松毛回来。穿着大方格长裙。长得白白净净，标致极了，我很是注意地多看了几眼。随后听外婆说：那就是侠骨先生的小孙女。可怜，也学着扒松毛了。其实，扒松毛并不是什么重活，只要不缺胳膊少腿，都可以胜任。这次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文化馆工作，朱葆生已经从农村小学调到新华书店，一个街西，一个街东，门对门，见面就多了。
朱葆生在门市当营业员，有机会读了不少书。尤其喜欢诗词歌赋，虽未专攻，倒也懂得一些，说起来也能沾上边。不像有的营业员，书名都说不全。后来，她研习书法，坚持不懈，大大小小的书法展览参加过不少。尤其隶书，堪称老到。她文雅而不清高，随和而少侩俗，驯良顺从而不失底线，平静做人而力戒浮躁。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也是一个努力尚德之人。在那长年累月的腥风血雨之中，既能保持自身清白，不去参与害人整人；又能免遭批判斗争乃至牢狱之灾。对于一个有着极差政治背景的人，一生走来吊胆提心，实在不是件容易事情。大概，这也得益她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性格吧。她常年身体不好，没有生育——有一继女。她的先生王明，本县安吴一大户人家出身，是位工程技术人员。数十年来琴瑟和谐，自得其乐，晚年生活倒也清闲自在。
而今，朱葆生和她的姐姐都相继离开人世了，三个侄子女——也就是朱葆初的三个子女，都已年过半百。这几个子女的子女也长大了，他们自食其力，认真生活。时代是渐渐变好了，他们的日子也渐渐变好了。朱小平的儿子许国，于同济大学毕业以后，赴德国深造，学成回国，在上海工作。不知道小许国工作之处，距离当年侠骨先生在上海的工作之处有多远，也不知道是否会记起他那位祖先。
岁月就是一道河，流淌的都是记忆：甜的，酸的，苦的，辣的……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