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进“解放”了的新天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继马上开始“消灭私有制”，首选“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即“斗地主分田地”。接着，农村搞“土改”、城市搞“知识分子改造”、“镇压反革命”运动。五零年末和五一年初的一段时间，大街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押人去枪毙的场景。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正式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学、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它公地……。”
乍逢“土改”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在自由的知识分子看来，全国热炒的《白毛女》《血泪仇》等，剧情是瞎编的；像黄世仁这种人，既便有，也极其罕见，完全不能代表地主阶级。“土改”本身是无端的消灭资产阶级。一位名叫李隽昌的历史学教授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他对斗争、抄没家产、打杀地主，不以为然。《云南日报》以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了坚决批判，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被刊登在了报纸上，他说：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历史过程的自然产物，我们现在要怎样改，就改，当事人（地主和农民 作者注）没有责任；至于说‘地主当权派’，指的是乡村头人，他们很大程度上并非派生的政治角色。此前千百年，我国农村是自然的自治，比较聪明的人、比较有口才的人、比较知书达理的人，村民信任他，成了最受尊敬的有威信的人，而这些人往往是地主，这些人属于被民用。这些人犯了罪，应该法办，但是，地主无罪。
所谓“农民起义”，矛头是朝廷、官府，贪官、酷吏，而非地主。地主和农民是融在一起的，凡成气候的农民造反，头头都是地主读书人。“农民起义”不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
这还了得！李隽昌不知天高地厚的这席话，触犯了天条，说批判却不准答辩。此人从此不知下落。
四弟回亿：“ ……敲锣打鼓迎接解放的‘喜欢’，为时颇短，大哥来下关探亲回楚雄不久，音信断绝。又无门路打听，渐渐引起妈的疑猜，全家又陷入担忧的深渊。无论我们怎么宽解、劝慰，妈妈的神经还是越拉越紧，预感他又出事了。有心电感应之说，尽管千里万里，娘儿俩的心灵是连在一起的。时不时对我诉说，‘我的右眼皮跳得虑害，我又梦见他拉着我哭’。我虽然也心中无数，还是尽量朝好的方面想，安慰她：现在解放了，新政府忙，剿匪、斗地主分田地……。他没有事！不要瞎担心。
到底是妈呀，她担忧对了。一天，店里来了个身穿干部制服，中等身段略矮的人，问：这里是不是李泰来家？我从书本上扬起头看了他一眼，是，有什么事？你家大人可在？
阿妈！有人找！ 你请坐。
他把一个黑色公文包，重重地放在桌上。从中抽出一张纸，递给妈：这是我的介绍信。妈有点着急，问：我是李泰来的妈，你家有什么事？
来人一口祥云腔，绷着脸说：李泰来犯了大罪，关在监里，他当楚雄红旗农场军事代表时，同情国民党残渣余孽，造反……。妈一急，震颤木讷，呆看着他。
妈问；他犯什么罪？牛汝森只说：很重！有什么办法？能不能救？领导说：可以交钱。
交多少？越多越好，要快，你能交多少交多少。”
四弟称，这是第二次破家。邻里皆知，下关振兴街“诚美”这家鞋店，是大理名门“致和号”衰落后的两个老人，起早贪黑经营的一个小铺子，能有多少钱？妈变卖了家里仅有的积蓄，大约是三百半开，交给牛汝森，第二次营救我。
“牛汝森走后，全家日夜盼望大哥那边有信，总无音讯，找谁去？家里凄凄惶惶。当局对工商业的限制、改造政策，越来越紧，莫须有罚款接二连三，生易萧条，眼看无力撑持，没奈何只好改为代销店，替国营百货公司销售百货，赚点‘批零差’蝇头小利度日。
倚门盼儿的妈，在完全不知情中，老天睁眼。一天，楚雄专区派人来我家告知，牛汝森是骗子，已下狱，大哥的事已查清，无罪释放，恢复了党藉，重新安排工作。
天啊！大哥无恙！他是母亲量不尽的泪水救出来的。
大哥无端之难熬出头不几天，第三次破家之难接踵而至。对私改造，政府对一般工商业中小业主最后的一招，是查‘偷税漏税’，一条街从头到尾，一两天内家家户户关门。我家三尺门面的小店也就此‘停业’了。”
当时大理县的名商大户，如严子珍、董成龙等，全部家产被抄没不说，男女老少都被赶出了家门，流离失所，一下子变成了新社会的下等人。我家，家道中落，南门外鹿角庄有二亩四分田，半年前我妈跪在由埂上主动交出了地契，但最终家庭成分还是被划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戴上了这顶帽子，倾家荡产的事自然而然就落在他们身上了。父母亲领着一群孩子猝然间成了新社会的弃儿，没有人管他们的死活。
我生活在眼面前的空间，我不知道整个国家已经在“天翻地覆”的变革中，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已经发生了如此变故，父母亲在下关经营着“诚美”鞋店的印象，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五年间，我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家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家的情况。打游击时期，不是战斗，就是死亡，我没有任何家庭观念；怀着激动的心情、跟着共产党跨进“解放”了的新天地时，我雄心万丈，一颗年轻的心充满希望，我只想要为这个理想社会的到来而大显身手。
经受党的考验
大难从天而降。
一九五一年五月的一天下午，地委突然来了一个人，要我跟他去公安处一趟。我跟着他走到了楚雄公安处，继续跟着他走进了大门内的监狱中，进了一个小院，他对一人指指我，说：李泰来。那人望我一眼，拿起一串钥匙，说：跟我走。
就这样，不说不问我就被昏天黑地关进了一间死牢中。
囚禁我的牢房，关着二十多人，脚对脚躺在地上，无论白天黑夜都不许站立，入夜，千百万壁虱摇摇摆摆从墙头、墙壁缝里爬下来吸血。一天放风一次（解大便），多数人带着脚镣。放风必须小跑，十几付脚镣啷当撞击的声音和看守的吆喝，响成一片，令人心惊肉跳。我夹在其中小跑，感到莫名的凄惶和恐怖。我屡次要求提审，看守长只是不理。
常有相邻的囚徒被提去枪毙，扬班长（杨兆旺，祥云人，原八支队战士）来提人，喊：“×××！×××！×××！拿着你的东西出来！”这就是去挨枪毙，其中有二人我认识，一个原八支队战士，另一个是解放后担任盐兴县中学校长的原八支队干部蒋田，不知他俩犯了什么罪。
不久，新监狱落成，我被关入新监。这是个堡垒俯瞰着的院子，有二十间牢房，每间关六七人。有一个大便盆，囚徒们轮流倒便盆。一天放风，见司令员李鉴洲双手端着个小盆，一个人，一步一步走。那么，他也被捕了！？单人囚禁。以后又陆续见带着脚镣的王永堂（原八支队第四武工队队长），周四海（原八支队，三大队大队副）带着重镣，及陈有栋（祥云人，李大钊时期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八支队创建人之一）。
与我同监的两人，一是楚雄县中国银行的留用人员，广东人；一是楚雄专署文教科的，我见过此人，看上去也是一位留用人员，四川成都人。他俩都没事儿似的，像在家休息。广东人经常聊抗日战争时期在越南的故事、在昆明中国银行的故事；那位成都人则悉心于讲诗、吟诗，他不断吟颂五.四时期流传甚广的一首爱情长诗《婉容词》上的诗句：
“我心如冰、眼如雾，又望望半载，音书绝归路”，“我无颜，对他友，只低头，不开口。泪向眼包流，流了许久。”情深辞美，哀婉动人。我急了，请他领我吟诵。
庆幸遇到如此“随遇而安”的狱友，我跟着他们两人，一天天打发着寂寞难熬的日子。
数月后被投入劳改。有一次向建筑工地长途挑运砖瓦，与楚雄军分区军法处的劳改队相遇，见马超（原八支队供应处长）等六七个八支队战友，见高原（湘沅武工队队长，解放后任楚雄军分区第二营营长）普兆三（原八支队后勤处长）也在其中。
劳改犯也就是苦役犯，虽然屈辱难当又劳苦，但无论如何比禁锢在牢房里有生机。由于一直不提审，加上进入劳改队后，日子比锁在狱中容易熬煎，以为不久将被释放。又在这种盼望中度过了一年多。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没有放我出去劳动，狐疑间，杨班长来开锁，把我直接领到楚雄专区法院院长何直敏办公室中。他没头没脑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不知道，也许把我关够了”他笑笑。出狱，是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干部焦保珍来接。他说：“你经受住了党的考验，现在没什么了，这期间作为留党察看。”他领我到招待所住，要我休息几天，等待分配工作，问我生活上缺少什么……等等。
获释次日，中共楚雄地委书记王文玉接见我，对我说：“问题搞清楚了，没有什么。这段经历，今后你可以填，也可以不填。要填就说问题搞清楚了。”阶下之囚，瞬间成了地委书记座上客，在楚雄专区算是受到了党政军最高首长的安慰和礼遇。
当时，我这种满怀革命情操的青年，身如菩提树，心似明镜台，皈依党，若皈依佛门。经他这么一说“受住了党的考验，”不仅怨艾全消，而且感到光荣。
多年后我才想到，当时应该问问王文玉，“什么问题搞清楚了?”?我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有什么问题，需要关两年才搞得清楚？细节，当然只有他及他的前任郝化村才知道。
一周后组织上安排我到中共广通县委宣传部工作，数日后，通知我到云南省委党校参加第九期学习。
政治鉴定
一九五三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三月，一共十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昆明西山脚下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习。这一期的学员有一千多人，全部是县区级党员干部。学习主题是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礼堂讲台两侧悬挂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斗争。”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这是第一次参加党组织举行的大型政治学习活动。
大课指出，由于党的节节胜利，许多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的官僚政客，以及各色各样的投机分子都混进党内来了，这就是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来源。非无产阶级思想，是私有制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次学习以个人检查、大家帮助、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坚决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强固党的无产阶级政治基础。学习结束后，实现轻装上阵，重新迎接新的斗争。
简言之，这是一次系统地整党、审查于部。全体学员分编为若干个支部，每个支部在辅导员的引导下，让学员轮流详详细细交待出身、交待家庭历史、亲属关系、社会关系、个人经历、人生观、参加革命动机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有含糊不清或情节复杂的地方，经验丰富的辅导员提出来，你就必须再交待、再说清楚。学员们极积性很高，自会以保护党、保卫革命的纯洁性精神出发，彼此深究。譬如，在万恶的旧社会关系中，谈到某个亲属或亲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干过什么差事，或人在海外，必要盘根究底，顺藤摸瓜，旁枝末叶，点总滴滴，理麻到头，最后确定：你是否与他们划清了界线，等等?。每一个被如此这般理麻了一遍的人，都感觉自己的祖宗三代、亲戚友人等等，都已经一个不剩的、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地向党交待清楚了，真正是赤裸裸一丝不挂，全都交给党了。你、我、他，每个人的‘自我’还保留什么？没有了，一个空壳。这就是“轻装上阵”。
接下来开展的，是对照党的奋斗目标、党员标准、无产阶级立场，用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先进行自我批评，然后听大家批评，互相批评后，自己再写成书面检查，加上自我鉴定，也就是作书面自我评价，否定自己，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表示清算了个人主义。然后让大家评议，经小会、大会审议。不行，再写，再否定、再评议。反复数次，最后经过支部委员会研究，认为可以，才能算数。
书面检察、自我鉴定，主要是检察自己是否与传统关系、观念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完全否定自己，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否定得全面、彻底、才能获得通过。如此这般鉴定，明摆着，“天地君亲师牌位”必须砸了，六亲不认。党校后面是西山龙门，削壁千尺，向有‘舍身岩’之称，每有那种烈性子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耐不过、想不通，或无法忍受屈辱、决心保持尊严者，在绝望中殉难亲情，自去那儿粉身碎骨。党校领导铁石心肠，置之惘然，不理、不问、不管。
工农干部大都一天或两天就通过了。原因很简单，工农的思想，是由其本身是物质劳动力即工具性质人力的生存形式决定的；既以其本能的需要为生活原因，又以本能（体力）为谋生手段的生存形式决定的。“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得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不依附于劳动对象，便依附于主人。就好像天下没有独立自由的工具一样，因而工农干部很容易过关，没有鉴定中特指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知识分子和出身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官僚、旧职员家庭的人，被视为是吃剥削饭长大的人，往往要整十天半月才能通过。大会报告和辅导员讲话，直接说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必须经过这次学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末尾三个月是审干鉴定，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纯洁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清除混进我党我军的阶级敌人及不纯分子。凡参加过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人，或本人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分子及在国民党政权中当过差的人，即日停止学习，回原单位处理；二是事实证明，根据鉴定结果建立的这种个人档案，决定此人毕生的任用。这个一九五四年建立的干部档案，无论你去到中国大地上的任何地方，它都会跟着你走，走到人生的终点。
审查一关，我的历史清楚、清白、光荣，是我所在支部三十多名党员中的佼佼者，令组员同学嫉妒不已。比如审查参加革命动机这一项，大多数人都经不起推敲，说不清到底是为了分田分地、报私仇、谋生，或是找出路、逃婚、当官、发财……。我在参加革命之前已经读过马列的书，对革命已经有认识，已经有了革命激情，并且有了革命表现；除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之外无所求的人，如我者凤毛麟角。我窥见的这个所谓革命阵营，其中“心为形移”？者众，“形为心移”？者寡。“审查”这一关，使我见识到，所谓同志，其实不然。大多数人参加革命的动机只是为了营生；这些人对于革谁的命、怎样革命，根本不关心，他们加入革命队伍，有的只不过是想在乱世中找到一条活路而已。
但想不到，鉴定一关，我却成了支部攻坚的堡垒。大家都不相信我对两年劳改的陈述，认为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一定隐瞒了什么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我隐瞒了问题，当时不交待，现在也不愿交待。不断有人忠告我：现在交待也不晚。我受不了这日日夜夜的折磨，头痛失眠，诊断为神经衰弱，特许我躺在床上参加“学习”。
会议在上下床的宿舍中进行，大家都坐在下床，我一个人躺在上床。有一天我忍无可忍，一轱辘翻爬起来，跳下床，说：“我受不了了！？我要退党！”众人一惊，集体眼看辅导员，他冷静地安排会议继续。但我已经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了。第二天开会，辅导员传达校党委的指示，说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膨胀，需要好好帮助。后人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做？“好好帮助”，那就是严肃、认真、彻底、深刻地批判。批判“深发自个人”的一切，批判一切不像是无产阶级的、党的思想和行为。末了，我还是不接受对我的鉴定。因为鉴定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身上的表现是：“背劳改包袱，对党不满”。根据如下：
我要求对劳改两年作个结论—-为什么劳改我？
支部认为：组织上已经对你谈过，问题清楚了，这就是结论。不该还有个人想法。应该认识到这是党对自己的一次考验，不该耿耿于怀。
我含泪痛切地说：你们知道吗？劳改这两年，是我精力充沛、志气高昂、政治热情最高、对未来满怀激情的岁月，我对生活含着无尽的温情和热爱，却被当作罪犯，投入犯人队伍参加劳动改造！对人的打击形同雷击，你们说得轻巧，你们愿意尝一下这种考验吗。我大声喊：我没有不满，我只是想问清楚：为什么劳改我？既然是审干鉴定，这样大的问题，应该给我作一个结论，既然问题搞清楚了，就该说明是什么问题搞清楚了，告诉我，问题是什么？！
支部认为：“凡事考虑我、我、我，把我的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清楚了就清楚了，你是想要党向你赔礼认错吗？？”
这是我领悟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开始。在我的梦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是非面前一定有铁一般的严肃性。因为，它是一个“有个性，独立性和自由的人的联合体。”在共产党的作品、这个“新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语）。──现实，反是。
心甘情愿做党的驯服工具，才算得上是全心全意献给党，也就是说，只有传统人格灰飞烟灭，消灭了个性、独立性和自由之后，你才算得上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共产党员。但个人岂能没有主意？没听说过，谁发明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照这样鉴定，“好好帮助”的结果，剩下的是一个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有头无脑的人。他们的个人价值等同于螺丝钉，这粒螺丝在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纲要下，听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党在国之上，领袖在党之上。一个共产党员新生命的开始，原来是没有个性只有党性的共产党的党员。
对我的鉴定，支部花了一个月，其间校方等待楚雄地委的答复，大概不得要领。最终还是在上面写下了：“背劳改包袱，对党不满”这几个字。
他们未必知道，就是这一条鉴定糟蹋了我的一生，从此，我的生命罩上了沉沉阴霾。“鉴定”像魔鬼一样追随着我。我无论到哪儿，组织部门翻开档案，劳改原因不明，“对党不满”？扑入眼帘，怎样看待此人，可想而知。直到我干部生涯的最后阶段，一九八二年四月到政协昆明市委会工作，这么一个与党外人士来往的机关，想不到人事处的阶级立场却比党组织还要高。他们对我这个1946年参加革命，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既劳改过，又当了二十一年右派，一路挨打的人，又严重犯疑了。他们连档案也不相信，打算为党立功，重新审查，从我是否真的当过县长开始，信许能钓出一尾大鱼。政协主席马汉文派人事处和老干处的人，到我三十二年前当县长的地方查访。落实一番回来之后，才对我略微有一点另眼相看，调整了我的工作，任命为联络处付处长。一九八八年，我离休回家后第二年，因办理护照去美国探亲，须要政审，申请表中“本人简历”一栏，只有二指宽的空白，我就没有详细写所有经历。申请表转回所在机关盖章，管人事的头头，是我推荐进政协工作的、我亲兄弟李建国的妻子王佐华，她通知我：“你劳改这段经历很重要，没有写，我们已经替你写上了‘劳改两年’。”
“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能不接受吗，我接受了这一切。
我至今还是共产党员，我背着“劳改包袱”去美国走了一趟。
正是：“一滴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使洗净千江水，争似当年不污时。”
成家未立业
党校回来，我被安排在广通县委生产办公室工作，每天上班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收集一下各乡的生产进度，比如大春等季节的栽、种进度等，向县委作个汇报。感觉百无聊赖。早晚无事，我去马厩牵出县委书记下乡专用的大骡子，出去溜达。
一天，一时兴起，我卷起行李跑到昆明，找到省委组织部，说我不干了，要不你们把我调个地方。办公室里的人莫明其妙，问我是谁以后，出去一会回来说：“你赶快回去吧，不能无法无天！”怎么办？我只好又返回原单位。
不几天，突然见到了失散两年多、当时在大理喜洲十四军医院工作的未婚妻李善徵。她是我接管盐丰时认识的，是一朵群芳中最靓丽的花。那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后，两个人私定终身后（没有征得组织同意），我曾经与她举行过一个轰动的、盛大的订婚聚会。这个“我行我素”的浪漫举动，在刚刚解放的一九四九年给南下的领导造成极坏的印象，因为善徵出身地主家庭。此时此刻，看见身着军装，满载欣喜的爱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叫我又想起鲜花般的岁月。还有什么说的呢，结婚吧。
很快，善徵回部队办了转业手续，县委安排她在县医院工作。成家了，我的生活安定了。但我的心里仍然还是想着要干点什么大的事情。眼前的状况，总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困在笼子里不得自由飞翔的鸟儿，令我莫明的懊恼，踟蹰。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