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生旅途的转折点——家、丈夫、孩子（二）
4.大姐病逝，父亲返京
父亲和大哥一辈子不和，母亲走了，这爷两个就没有了能生活在一起的媒介。为了能平静地过日子，只好让父亲到北京来，我们便以老父年迈为由，申请把父亲搬回北京。
父亲在北京机械施工公司退休。两方面的原因：他们公司的政策水平较高，一直按“民主人士”对待父亲。当初遣返时，他们公司只是附和其他单位的意见，原本不主张遣返。因此落实政策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其次，在小妹、大哥、文元等人合力上访、来回疏通、努力之下终于回迁了户口。
发放“抄家物资”的退赔部分也是十分“有趣儿”，十分“曲折”的故事。首先说这工作也是分了多少个“等级”，绝不是一视同仁、人人平等。比如作家老舍就会是一个特别的等级，名人、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据说连老舍夫人胡洁青花梨的画案被卖到海外了，也要按人民币赔赏了一万元。其次有海外关系的、是港、澳、台家属的、……都是必须要挽回“影响”的，比如李安娜家，因为姥爷去世，一家人都从国外赶回来奔丧，他们家的一座小楼，就在前三门分配了三、四个单元的楼房。总之一些人也许是“落实”了政策、“退赔”了抄家物资。我认为无论是谁，真如父亲公司“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王智超所说，我的理解就是：所谓“落实被抄家的政策”是象征性的，只是一种“政治待遇”。
我家一座院子、大小五户人家，大卡车拉走了二十几车东西，又是如何“落实”的呢？王智超同志是一个很会做工作的同志。在他言谈话语之中作了充足的“铺垫”：“人”只要回来就好了，“退赔”只能是一种“政治待遇”，千万不要计较。
什么是不要“计较”？就是主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什么是不要“计较”？就是要“知足”要感恩，千万不要“纠缠不休”，见“好儿”就收吧！
举例说明：宣武区公安局解放军宣传队的随军家属有七户住在我家院子里，公安局的军管人员，名曰：军代表，当然是管着公安局的。文革时期，公安局是重点被军管的单位。军代表自然握有“生杀大权”，你们如何让人家连老婆带孩子，卷铺盖走人？在情理之中这种情况下，你到底要“户口”，还是要落实房屋政策？人家怎么能批准，让你迁回户口？显然，能回北京，报上户口是最重要的。见“好儿”就收吧！
因此住在什么地方就“次要”得多了吧？还是别让人家“搬家”为上策。按着这一计“上策”，从1966年九月父母离家算起，到1997年我家院子拆迁，整座院子都变成大马路了，历时三十一年，最后还有一户军人家属没有搬出、腾退出他们霸占了的老百姓的家。要知道三十一年是多么长的时间？这位姓石的军代表据说在部队只是一个营级干部。老一辈子的，军代表本人去世了，军代表的老伴儿也死了。军代表的儿子，经过了从农村进北京，先上学，后找工作，长大了、娶了媳妇儿，生了孩子，最后孙子都上初中了。一句话住在别人家里，特美！不禁要问：他们是在“遵守”三大纪律呢，还是在“坚守”阵地，子子孙孙地住下去？好一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是从愚公老人家那里学来的“挖山不止”的精神呵！要不是拆迁，一定会子子孙孙地住下去。
再者，你在退赔清单上签字认可了，原来父亲的存款就可以发还了，因为银行里的存款没不了，这事情要好办得多了。有钱花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再买。见“好儿”就收吧！
可是，比如母亲的一只瑞士产坤表在账单上标价折合五毛四分钱，要退赔还得扣除4%的“管理费”，你是不是认可？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何况尽管交了这等的“管理费”被保管的东西却百分之九十五是“查无实物”，比如父亲的雕龙大柜、紫檀画案、花梨的太师椅、八仙桌、连山、条案。所有的硬木家据说都卖到东南亚了，老舍家的可以赔，等级不同，就得“区别”对待，我家的就是应该以“查无实物”论处了。我家每人都有的一只最大尺寸的六面樟木衣箱，连同箱中满满衣物……这么“大”的物件都会无影无踪了？全部凭空蒸发了！到底你认可不认可？你签了字就是“周瑜打黄盖”，是你自愿“认可”的！不签字行吗？都“准备”给你平反、准备给你把“户口”再报上又成北京人了，还不知足？怎么能如此的不识抬举？岂不是狗坐轿子，不要不知天高地厚！惜福吧！见“好儿”就收吧！
父亲说这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就没有了吧！他一切都想得开，一切都不计较。于是，父亲回来了，与小妹仍然住在南横街的小屋里。这就算落实了政策，落实了文化大革命“抄家”退赔的政策。
从小有母亲的严格要求，说老实话，我不怕过“穷”日子，六六年抄家后，经济十分拮据、困难。我不自诩“穷则独善其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我能安排好，有“尊严”地过日子，“不为其忧，不改其乐”。想起当今的“反贪倡廉”“高薪养廉”，打开报纸比比皆是触目惊心的贪贿大案；不能说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吃干饭，不干事情的。解放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曾经受到了严厉制裁，然而，近代的贪贿腐败是由何处起源的，继而越演越烈的呢？我认为是从文化革命后期，从公私不分开始的。
我家一个院子的东西，大小五个家庭，全部洗劫一空，落实政策时只付给了五千一百六十元人民币（人称“五一六”，因此好记忆）。美其名曰“政治上”落实政策是重中之重，经济问题只能是细枝末节。一个四、五十年的家，可以一言带过，如此地不痛不痒。这就是贪污的温床！似乎是一个没凭没据的无头案，当初作为宣武区“抄家物资集中地”的法源寺，接二连三、大张旗鼓地“拍卖”“处理”“抄没物资”。听说还可以“走后门”，所谓“走后门”这个词儿大概就是从此时才盛行起来的。什么是“走后门”？是文革后期时兴起来的一种用非正常渠道，得到、弄到、以至买到一些稀有、珍贵、不好弄得东西的手段称呼为“走后门”。意思就是：不是从“前门”正常渠道得到，而是从“后门”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得到的。最早的应该是入伍当兵，一些老干部被整，靠边站了，他们的孩子被老部下接受入伍。成了解放军，就可以躲过一劫。当初的“抄家物资集中地”让一些人先去“买”抄没物资，住在我家院子里的“军代表”就有如此的“资格”，享受“拍卖专场”的“待遇”，由这些“有资格、有身份”的人挑过“头水”第一个回合，余下的一般人再去“选”购。好似“打土豪、分田地”时期，分地主老财的浮财，只不过“抄没物资”得用钱买。由何人决定、何人经手、所卖出的东西所得款项由什么单位保管……等等一系列。明眼人谁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人为地制造一桩桩“猫腻”，一笔笔“糊涂账”。所以95%的“抄没物资”活该只能是“查无实物”了。如此的“政治账”应该如何算？仔细想想此等造就一批贪污犯的政治账，不应该仔细算一算吗？
另外，除了4%的“管理费”以外，要说“查无实物”还有出处。试举两例：其一，我们住在南横街12号院的外院小屋，后窗户对着隔壁14号院的简易楼里住了两户街道“积极分子”，王爱茹晾棉被可以隔窗看得见，晒得棉被就是用我家的手工苏绣的缎子被面缝的，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当时他们同院的赵美丽和王爱茹吵架打嘴仗，我们可以听得十分清楚、明白。赵美丽问王爱茹在“铁工厂”“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南横街只有父亲一人开“铁工厂”，同时被抄家。显然出处就不难印证了。这个“顺”字难道不是耐人寻味的吗？怪不得“查无实物”！
其二，我家对门27号的一个孩子金秀华，因为她在我家抄家“有创意”而名声在外，当上了红卫兵的头目，我家成为红卫兵“据点”就是拜这位姑娘所赐。一连抄了几家都不过“瘾”，经手的财物不计其数，当初东西物件都堆放在我家院子里，现钞、金银、首饰等等一切，是堆放不得、看不见的，什么时候有过“账目”？一些人还不是随手拈来，任意挥霍，过着常人所不能过的“富裕日子”！当然还有“血嫌”，人都被打死了，就用不着再落实政策、更不用“退赔”了。运动后期退赔时，据说大量的金钱账目金秀华找不到凭据，交待不出为何人所“吞没”。被她“抄”的人家没有像我家如此“好说话儿”的，人们一通地穷追猛打、不依不饶。金秀华一连换了几个工作单位，无处躲无处藏身，遭到了应得的报应。也许这就是“查无实物”的主要原因了。最后她工作的单位给她定成“打、砸、抢”分子，也是不无原因的吧！年纪轻轻就毁了前途，找不到工作，很年轻就失业赋闲在家吃白饭。说真的，我有一条价钱不菲，图案十分别致的真丝头巾，明明系在她脖子上，大摇大摆走在街上，全然不知羞耻，反觉得很美。如此的红卫兵不会就是金秀华一个人吧！至少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一个吧！再有像师院的梁兴哲，“征用”别人私人用品的红卫兵不可能只是“个案”吧！
母亲卧室里的现钞散落了一地，当时里仁街中学的一个女学生外号“张趿拉”的小太妹，曾被人当场抓了“现形”，“偷”了大把的钞票，被挂上“趿拉板儿”游斗。尽管如此，最后还不是几千元、近万元的大票全部无影无踪了！全部是“张趿拉们”的“杰作”！也许还有赵美丽、王爱茹们的“杰作”！父亲总是在说：这一切无关紧要，命中有的自然有，命中没有不强求。丢了的就让它丢了，没了的就让它没了吧！
一层又一层，层层盘剥，到了被“抄家”的当事人身上，只好把“政治”当成重中之重，经济问题是细枝末节了，这个“冤大头”似乎“责无旁贷”地得由这些人来当！“查无实物”是多么好的一种“说辞”！然而，如此的“政治”是重中之重的说法，我认为本末倒置了。
诚然，道德沦丧，法治无存。有的人没有了约束，不劳而获的思想，加上物欲横流，逐渐地扩大化，“物欲”不断地膨胀，得不到应有的遏制，就形成了罪恶的土壤和温床。“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根本就没有了他人与自家之分，没有了公与私之分。占有欲、控制欲、表现欲一切的一切是如此的膨胀、如此没有遏制的扩张，无边无际，这不是一笔应该清算的“政治”账吗？
尽管如此，一九七四年我家在经济上还是得到了根本的缓解。父亲有了不菲的养老金，原来父亲的存款发还了。只是小妹仍在山西，开始办返城手续；大哥在北京钢厂也开始办理落实政策的手续。
要知道，八年了，不容易呵！“李勇奇、小常宝”在深山老林里忍受的“坐山雕们”的掠夺、奴役也不过八年之久！这可是发生在堂堂中华人们共和国首都的事情！
给我打击很大的一件事，是大姐七三年被确诊为直肠癌。七四年秋天在宣武医院作了改造肛门、直肠切除术先后在广安门中医医院、宣武医院化疗。小妹从山西回来照顾大姐，尽了小妹的一份力。只是大姐每天肚子上挂着一个粪袋，碰上消化不良闹肚子，排泄物便从人造肛门自由地往外流，没有了括约肌有什么办法？手术时就已经是晚期了，凭当时的医疗条件，老百姓到了这个份儿上，大白话儿，就是等死了。医院为了保持当时要求的所谓治愈率，降低“死亡率”，闭着眼、堵上了耳朵，像鸵鸟扎到沙堆里一样，硬是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接受癌症的晚期病人，大姐一生有洁癖，生病以后疼痛难忍，几次自杀，用头撞墙，恨不得不再受罪了，妄图立刻结束一切。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极力想办法减轻大姐的痛苦，找关系，问偏方。然而极尽能事也是枉然，于事无补。人说河北省安国县医院的老中医专治直肠癌，我和大姐夫搭了厂子里到石家庄去的大货车直奔安国。冬天的大风呼呼地吹着，我俩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坐在敞篷的车厢里，仍然是冻得挺不住，手脚麻木得动弹不得。安国虽说是全中国中草药材的集散地，草药多么地纯正，也救不了晚期癌症；又打听到有一个偏方，用蟾蜍若干只，放在大沙锅里炖化，连骨头带肉化成白色的乳液，要炖五、六个小时，要求早晚服下。要知道，城里到哪儿寻这么多活的癞蛤蟆？在石景山，我求当地的学生、同事帮忙。记得七二届八班的学生真是帮了我大忙，郝殿春，外号“骚鞑子”的一个学生，平时特别淘气，这会儿因为老师的托付十分正经，在大地里，坟圈子里、连挖带抓给我弄到十几、二十只。因为秋后蟾蜍都冬眠了，十分难找。连学生家长都说，为了救人命的事情，积极支持孩子帮忙。
大姐的“罪”受大了，然而一切已经是回天乏力，太晚了。
七四年夏天，大姐开始卧床不起了。后来，眼睛失明，咀嚼能力也丧失了，吃东西时，只能用筷子撬开嘴，灌一些流食维持生命。小妹每天按时给注射止痛剂。消毒、肌肉注射、在褥疮上服药、清创一系列护士的活儿小妹都学会了。当时就是止痛剂医院也不给开，因为“度冷丁”就是毒品吗啡，绝对是限制十分严格的管理性药物。我“走后门”在首钢医院找十只装的一盒，得要惊动院长一级的家长。可怜的是度冷丁不仅不好找，很快就产生了嗜药性，到后来也根本不管用了。小妹每个星期都到肿瘤医院，求爷爷、告奶奶向医生要专门为晚期病人准备的特效止痛药，一星期只给两只。
看着大姐的苦熬，谁的心中能够好过？尤其是人人都束手无策，医院竟然把病人拒之门外去提高他们的什么“率”！大姐疼痛得惨叫，在夜静更深时节越发地瘆人。亲人此时的无奈又有谁能理解、体会呢？大姐于七四年国庆节前夕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九岁。受尽了折磨，饱受了痛苦。
老天总是如此的不公平！为什么好人不长寿？还让她饱受痛苦，大姐在世度过得这四十九个寒暑有过什么舒心的日子？特别是家中没了大姐、母亲，一切好像失去了平衡，没了主心骨，谁来担当今后的责任呢？——不知道！小妹的户口还在山西，大哥、父亲还没有落实政策。日子还得过下去——怎么办？不知道。因此大姐的去世让我格外伤心。生活刚刚稳定了一点儿，又出了事儿。
好在没过多久，就在这年的冬天，父亲落实了政策。
因此我们决定小妹不回山西了，坚决“病退”回城。小妹在山西八年，一九七五年回城，时年已经二十六岁。赋闲在家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在北京缝纫机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资“迷梢梢”。这是当年知青们的一则名言：即为月薪三十五块五毛。很多知青为了回城，都没有成家，“迷梢梢”让这些“剩女、大男们”仍然生活十分艰难。
乡下只剩下了大哥。他在农村先后十三年，三十六岁，马年走的，四十八岁又一个马年“时来运转”，大哥最后一个回到北京，一九七九年冬天，又在北京钢厂上班了。厂方给分配的工作是清洁队，每天扫马路、刷厕所。大约在89年大哥因病退休。
直到此时，我们一家人才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总归每个人都有工作、有了自己的一份收入。陆陆续续，除了大哥孤身一人而外，每个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步入正常的生活轨道，安定了下来。只是母亲驾鹤西去，大姐也告别了她悲惨、痛苦的一生。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九年前后十三年，颠簸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总算告了一个段落。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