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新
第一年在张武庄煤矿劳改期间，我发现这里的许多坑道口都在山头上，这里四季有风，并且风特别大。挑煤工顶风运煤，空担时，两支空撮箕被风荡起，牵人奔跑。何不利用风力运煤？矿长支持我的愿望。给我提供设计条件，还真的制作成功一台风力运煤机模型。在矿务局试验，在阳台上架起这台模型时，风车呼喇喇转动，三截布溜子运煤槽，跑得飞快。参观者都乐了。后无下文，大概因为造价高，新上马的煤矿无力投资。
这时期，我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很少，除上述作业外，多数时间为煤矿宣传科画宣传画和制作幻灯片，以及为各种会议、运动、迎来送往的活动写布标、标语、布置会场，测绘张武庄煤矿平面图……。
在元谋县棉花实验作业站劳改时，给棉株追肥，按照惯例是在每株棉花根旁掘一个凹形的小孔，放一小撮化肥，然后再盖上土。烈日炎炎，工人闷在棉花丛中弓腰劳作，鼻尖滴汗。我设计了一台脚踏追肥器，经左林糖厂精工车间制成，投入试用。形如锥体漏斗，高一公尺二，工人可以站立操作，用脚力将施肥口的一端插入土壤，捏一下施肥杆把手，上开储肥器活门，下开施肥口，化肥就经中心管直落土壤中。提起把手，松土自然盖住肥料。人称构思巧妙。遗憾的是，锥形施肥口在板结的土壤里不易张开，在比较疏松的土壤里能张开，关闭时又会带入一些泥沙。这个新发明的施肥机还需要再改进，再试制。倘若成功，可以提高工效数倍。当时，棉作站因避“右倾”之嫌，也不敢让我继续试制。
水肿病
一九六零年以及接下来的三年，在我们国家一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但真实的情况，是全国人民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三年饥饿岁月。
这是与全国报刊当时一致报道的农村“亩产万斤粮”、与毛泽东“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美诗句截然不同、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幅真实场景。凡是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有“饿肚子”的经历。就在距离我劳改地不远的宜良县蓬莱公社，就发生了一些人家几天不见出来，原来是一家人已经饿死在床上的事情。那几年中，最常见的现象是，由于长时间食不果腹，许许多多的人都得了水肿病。
楚雄专区划为右派的省管干部三十多人和广通县、武定县划为右派的一部分人，被派遣到元谋县棉花作业试验站劳动改造期间，除一个妇女之外，个个右派都被改造得“胖”了起来，腿脚酸软、沉重。坐下，难以起来；起来，难以移动罪孽深重的身体。这就是“水肿病”。但无论谁都得咬紧牙关，以力能举鼎的精神，支撑着即将扑倒的躯壳干完每天的劳务。睡在床上肚子饿、干着活肚子饿、吃着饭肚子饿、饭碗放下肚子饿、梦中每有大嚼大咽的声响，一觉醒来，更饿，口水都没有。皮肉浮胀，自己一按一个窝。不信，你按一下我，我按一下你，一按一个窝。
原来广通县政府财政科的于部高越，在抬木头转回棉作站的途中落后，至晚不见回来，第二天，见他扛的那一棵约六米长的木头，好端端地靠在路边的树杈上，人在一潭水中，背脊飘在水面。原来广通县敦仁镇第一中心小学校的校长张之俊，也是在抬木头转回棉作站的途中落后，至晚不见回来。第二天，见他僵卧在路边，路边一个空窑洞里扔着他装有饭盒的布袋。去掩埋的人回来说，分明是十分无力了，原想死在窑洞里，想想怕人找不着，以为逃跑了，连累家属，又爬出来死在路上。还有原中共广通县委会生产办公室的干部范志铭，因饥不择食，将野地里的死猪肉割来烧吃，当场毙命。……。
散扁担
一九六六年回到昆明家中，首要问题是谋生，当局让我自谋生路。这虽然属于抛弃，但因而获得了一份自由，让我体验了一回在“八阵图”中寻找活路的自由。当年我三十七岁，浑身有使不完用不尽的精力，营生糊口照说不在话下。可是在那个年月，却远非易事。
在我面前，可以谋生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当“散扁担”。“散扁担”是昆明人称呼临时搬运工的别号。这个行当原来也有国营的，叫作“×××街道搬运合作社”。在车站、码头、货场、仓库区这些地方，都有国营的搬运合作社。合作社的“扁担”们，每天八点钟上班，星期天休息，干多于少一样领固定工资。他们虽然属于“劳动光荣”的“社会的主人”，但这种脊背上压着大包，折腰蹒跚移步的搬运工，在社会上并没有任何地位，被人瞧不起，视为低贱的活路。因而，搬运合作社从挂牌的那天起，就无意垄断市面上的搬运工作，“散扁担”应运而生。
当时社会上没有所谓“外流人口”、“倒流人口”、“盲流人口”之说，但有一些“闲散人口”。他们多半是本地人，因为政治运动挨整，失去工作被迫回到家中，现在自谋职业。其中生活无着的男士，大都流落为“散扁担”，算是当时社会上唯一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三三五五自由结合，站车站、站码头、站仓库门口，等待人吆呼卖力。货主特别喜欢叫这一类人干活，因为他们效率高，责任心强，既便宜，又听使唤，万一发生工伤事故，压死打伤，货主又不需要负什么责。遇到菩萨心肠的货主，也只是随便丢几块钱就可以了事。
楚雄中学的国文老师吕吉泉先生也因右派帽子流落其中，有幸相逢，承蒙他引见，一位工头收留了我。一个月大约二十天有活计，多半是到昆明钢铁厂往车上装建筑钢材、到省物资局货场装卸钢材、到东郊仓库区装卸货物。中午饭一律由工头领着在附近上馆子，吃饱吃好没得说的。一个月发一次工钱，大约有五、六十元。遇上加班干什么临时来的活计，干完活，货主当面给钱，工头就马上分发给我们。听凭工头给多少算多少，大家喜喜欢欢，绝无抱怨。我参与的这队“散扁担”，无需站街、无需站车站，只需每天早晨到工头家门口等候。待他起床、梳头、喝一杯早茶之后，就领着我们去干活。他认识很多货主，到哪里装卸、得多少钱由他独自掌握。我们一个个都很知趣，只管干活，其他事从不问津。工头也是流落中人，他跟我们一道干活，而且不比我们干得少，他特有幽默感，谑语联翩。嘲笑慢条斯理的办事员，戏谑穿高跟鞋的货场小姐，什么事他都会寻开心。干活有他在场，喜笑怒骂、天不管地不收，人人自得其乐。
一天干完活，货主当即付款。我将所得买了一大半西瓜，双手捧进家门，两个女儿扑上前来，眼睛亮闪闪，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她们一向只看着别家的孩子吃西瓜，知道妈妈不在家，爸爸穷，买不起，自己纵然想吃也从不敢要求买。我愧对两个女儿，不要说西瓜，任何零食她们也很少吃，她们没有玩具，每天也从来没有什么零花钱。早晨上学也从来没有早点，天天一碗开水泡米饭，加几滴酱油就是她们的中午饭。今天每个人得吃一大丫西瓜，自然唏嘘高兴，开心得不得了。
散木匠
除了当“散扁担”、又发现当“散木匠”也可以挣钱，我就开始注意寻找当临时木匠的机会。因为这是技术活，比单纯卖劳动力有意义，也能多挣几个钱。妻子善徵认识的一个农民张开泰，介绍我买了一套木匠工具。凭我在几何学方面的一点知识，立体上划线，木结构我一见就会，求生的积极性使我很快就学会了使用锯、刨、斧、凿、绳墨、弯子等木匠工具。第一次上阵，到昆明交通运输学校做木工（临时工），就拿四级木工待遇（日工资二元五角四分）。记得当时同去有三人，木工有小四川和我，泥工老田（六级）。我们的第一桩活计是盖配电房。只听老田大喊一声： “支枇杷撑”，大家就开工干。我一下子懵了，因为不懂什么叫“枇杷撑”。他俩相视，感到蹊跷，瞬间恍然大悟，哈哈大笑，把我奚落了一顿，但随即被老田刹住，他说：“小四川，你给我扪着点（四川话：忍着点），大家都是在社会上混的人。你画个样子给李师傅，他就认得了”。不等小四川画完我就明白了，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搭架一个浇灌混凝土梁、板时的支撑台面，它的强度半角以三、六、九的比例常见。盖好配电房后，学校居然留下我这个木工继续呆在校园中，让我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后来，我做木工的工地一段时间曾转移到郊外十五公里的小板桥仓库，每天乘公共车来往，中午饭自带，早出晚归。逢小板桥赶集日，上下车就靠拼劳动力，十分拥挤。有一天，上车站定，一摸裤包，身上仅有的用于返程的两角钱没有了。唉！我前后左右张望一下，自言自语地念叨：“你要偷，偷有钱人，我一个做临工的，你把我两毛钱摸了，我晚上怎么回家（当时到小板桥的车票一毛五）。” 一位老太婆望望我、望望我，固执地塞给我两角钱。
交通运输学校的消亡
坐落在北郊茨坝，机床厂以北、山凹里的昆明市交通运输学校，培养汽车驾驶员，兴办即初具规模，设备虽属一般，但一应俱全、俱新。我进交通学校时，适逢“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发表，学生赶走工作组之际。学校红卫兵问世，这些其实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 到底是什么回事的学生，都成了造反派，变成了“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学校当权派则变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接受批斗。接着红卫兵开始到社会上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炮轰刘邓司令部。很快，他们相继分裂为两派（昆明最著名的“8.23”和 “炮兵团”），两派斗争越演越烈，以至真枪实弹对射。好端端一个交运校，只差没有被放火烧光。玻璃窗弹痕累累，课桌椅凳全部被砸烂烧光。原来一字儿停放在教练场上捷克进口的全新教练车，变成了弃置荒野的废铁，徒有驾驶室的两个大眼眶，像骷髅的双眼，呆眼对苍天。停课闹革命之后，人去楼空，一遍荒凉，校长雇用我看守学校。
我在交运校三年，眼睁睁看着它毁于文化大革命，从一应俱新变为一片废墟。
遣送
一九六九年八月交运校关闭，我又回到闲散人口的队伍中。随即在昆明市手工业管理局建筑队做临时木工。这种国营性质的单位当时被称为是市面上泥木工的擂台，没有相当的技巧和体力，很难在其中立足。他们本单位的正式工，自然是行家里手，干活时不紧不慢，占着颐指气使的地位。招进去的临时工，无一不想苦干一番，争取转正，也当个正式工。工钱不多，流汗不少。朝晖夕阴，不觉又过了一些日子。
六九年十月，中央为了“加强战备”，防范苏修突然进攻，号召全国军民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发布了“林付主席第一号通令”，号令全国开展战备疏散、下放。把“新老阶级敌人”、“不稳分子”共二十六种人遣送下乡交群众管制。老阶级敌人是指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国民党分子、三青团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这些分子又称“死老虎”或“历史反革命”；新阶级敌人是指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劳改释放分子等，统称为“牛鬼蛇神”。
昆明街上的寄售商店，转眼之间家俬盈门，直摆到人行道上。百十元就可买到一件名贵家具。街尾巷口也有卖家俬衣物的，价格便宜到令人诧异。郊区农民一早就推着小板车进城，收罗这等希罕物，城里人看着心酸，但很少有人买。人人自危，脸上都有愁云，为自己的亲朋，或是旁门别户突然空室，而暗自忧伤惶恐。当时男衬衫流行铁灰色，可见人心之一斑。
我知道，暴风雨又要袭击我这凄凉不堪的小家了。很快，首先传来了善徵受株连的消息：她从禄丰县医院被下放到滇西彝族聚居的高寒山区、一个叫高峰的卫生所工作。对于昆明的家人来说，她被流放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朦胧而遥远的所在。从此，她尤如一只风筝被狂风卷去，没入云霄，只有一根无形的线儿牵在家人手里。一家大小，以后只能凭这根飘缈的线儿感知她的存在了！高峰！高峰？高峰在哪里啊？
自从我随身带回了右派这个可怕的瘟神回到昆明家中，亲戚朋友临门却步，大家庭只好星散，各走东西。我带着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李斌原来跟着妈妈，当时已迁回昆明）搬到了武成路武成巷六号大院，租住在最后面一间原为房东堆柴、堆炭大约五平方米的小屋中。这间房子实在太小，曾被女儿的小朋友形容说：“只有一块垫单大”。一张大床（1.8×1.5米）占据了大半间小屋，供全家人睡眠，我们一家四口休息、看书也总是或坐或卧在这张大床上。一个古老的虫蛀脱榫的大衣橱，装着全家的财产—-书籍、衣着和碗筷。一张一米见方的矮桌，是孩子们读书写字的依托，也是餐桌。待他们做完作业，父子四人开始读古文。孩子虽然年幼（小儿子李斌只有五岁），对于《史记》中的名篇如《管晏列传》、《李将军传》、《淮阴侯列传》等等皆能专心致志聆听。过道楼上的人家每每大开窗子，侧耳倾听我家讲读。我们不看戏、不看电影，饭后睡前这段时间，每个人都在学习。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打击降临。我正在西站工地上干活，接到通知：遣送陆良。陆良在何方，不知道。印象中好像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
十一月是昆明的严冬。那几天细雨密麻，凉风削脸，灰暗的气氛笼罩街头，行人稀少。大街上时而传来撕裂心脾的战备演习警报声，“救护队”抬着“伤员”在人行道上猫着腰急急忙忙赶路，似乎天上地下，前后左右都有敌人，整座城市人心惶惶。
通知我“十一月十一日是你在家的最后一天”。我很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事，却感到一筹莫展。给他们买点东西吧，我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购买力。想买点肉在最后团聚的一天改善一下生活，也为了纪念别离，可也实在匀不出一块余钱。我身上所有的五十多元钱得大部分留给三个孩子。因为我被遗送到农村以后，无论干什么活计，只有工分，没有工资。苦到年终结算，新来乍到的人，必然有许多扣除，万事仰仗生产队，不一定能分到钱，今后也很难寄钱供养她们。从今以后，他们姐弟三人的生活费，将全赖善徵节衣缩食，从每月五十四元的工资中寄回四十元。这点钱，用于买米、买煤、交李斌的托儿费、一元二角的房租、每天一担水两分钱之后，他们买菜的钱，每天大约只有一角到一角五分。
我将再次与孩子们分别，虽有思想准备，但一朝事到临头，仍不免深感凄惶、苦伤，三个小孩交给谁呀！？谁又敢接受这三个“黑崽子”？只好交给天了！靠自己相依为命是他们唯一的生路，自淘生路吧！但愿真有一位上帝，请你庇护我这三个可怜的孩子吧！
厄运缠身的我，必须使孩子们学会善待苦况，才不至影响成长，我平素已有所打算。
韩信一举而下井径，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之术，是使人人各自为战。他当时是“驱市人而战”。在四方无助，呼天天不灵，唤地地不应的境况中，我只好驱我儿迎战苦难。
降临在我身上的恶运，使我的三个孩子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与父母亲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必须像孤儿一样地独自在社会上抗争、求生存。孤苦恶运，只能靠他们在孤苦中自己来对付。我早已提前锻炼他们幼稚的心灵，使他们极早懂事，对父母不抱任何希望，人自为战，战胜恶运。我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以下故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创作了《国语》；孙膑蒙受剔掉膝盖骨的刑罚，兵法才编写成功；吕不韦放逐蜀地，编辑了《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著述了《说难》、《孤愤》；……。唯有坚强独立、卓越突出，才能立足于世。为此他们必须好好学习、忍苦耐劳。我一向不照顾他们的生活，只作些引导。洗衣、做饭、担水、买菜……等等一切生活事务，无论他们会不会做，干得动干不动，我都不插手，让他们自理。学习，不采取教的方法，只是提个头，加以引导。生活上，常年洗冷水、吃粗食、隐隐然培植坚韧。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给他们以铁打冰冻的磨练。当时李玲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李娟十一岁，上四年级；李斌五岁，全托在幼儿园，逢星期日接回小家家团聚一天。十一月十一日是星期二，我即将远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他，很想去接他回来厮守一天，但最终憋住酸楚，几次走出大门又折回小院没有去接他。接回来又能怎样？难道父子抱头痛哭一场？还是让他不由分说地承受忧患吧。
那天一早起床，我当然不像往日那样匆匆忙忙出门上班，我已无班可上。头天下午，建筑队来拿走了我家的户口册和粮食供应证，注销了我在昆明的户籍和粮食供应。今天，我已经不是昆明市的合法居民了，孩子们面前的这个爸爸，在昆明已无立锥之地。两个大孩子出门上学时见我不去上班，问道：“爸爸，你不去上班了？”我点点头。没有告诉她们来日将分别，让她们多享受一天的平安也好。
我的自行车今后没有人骑了，玲玲和娟娟要好多年后才骑得着。平时停在过道里，收进家没有摆处。我把它拆零，用牛皮纸包好，束放在衣橱顶上。挑选了一套既可做细木工也可盖房子的木匠工具，齐理在一支木箱中。收拾了一个铺盖卷，其中有一件新棉衣，是三弟作为生离死别的礼物送来的。我随身携带十五斤粮票，十五元钱，以备不测之需。
下午，两个孩子放学回来，我断断续续地告诉他们，爸爸明天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泪向肚里流，脸上尽量微笑着安慰他们：“说不定妈妈过几个月就会来看你们，一切要听玲玲大姐的安排。”
我的名字对家人意味着灾难，我的存在无休无止地给家人蒙羞受辱。平日做苦力，我已使孩子们感觉到他们的家庭比旁人低贱。我虽然有家可归，常愧感无地自容。今日当我将自己要离开的消息告诉两个女儿时，她们并无任何依依不舍，只是默默地听着。那一天，我的感觉只是，我们家里的灯光似乎比往日暗淡，空气比往日凝重，也比往日寒冷。
第二天一早，天未明，吉普车的喇叭就在大门口呜叫。两个孩子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我，我也望望她们，然后就提着行李，一个人走出了家门。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