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观音堂小学
（一）
1954年9月底，我随着改嫁的母亲，和两个还不懂事的弟弟，一同来到了北京——我曾度过幼年的城市。
原来称呼姨父的那个人成了我的继父。据妈妈的只言片语，我听得出，他们已经口头约定：我们兄弟们对他的称呼可以维持不变，我们的姓名保持不变。这在心理上为我保留下了仅有的一点儿自尊——我的“衣服”并没有完全被剥光。
已经年满十岁的我，心理所受到的冲击是那么的巨大，当时我就像海上迷失方向的小船，没有一丁点儿希望，也似乎看不到可以安安静静停泊的港湾。我不知用什么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当时的处境和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是否可以用“寄人篱下”、“丧家XX”，来近似描写我当时的感受，没有人能为我给出答案。反正在这个问题上，我至今还找不着更适当的话语。
在我刚到这儿的日子里，我经常一个人躲在北屋里，我们那时的居室。趴在用碎板材拼起来的大床上，偷偷地抹眼泪。我不想把痛苦再加给妈妈，也不想让年幼的弟弟，在本应尽量享受天真无瑕的生活的时候，过早地承受心灵的痛苦和折磨。
我只有把所有的痛苦，都深深地埋藏进自己的心里，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中，我别无他法。天天无所事事地躲在家里，躲在房间里，当然一时也没有学上。
国庆节刚过，就有人为我联系好小学校。一天下午，介绍人带我去离家不远的府右街小学，当时它还是一所私立学校。
他先找校长，然后他又带我去找老师，那位老师问了我在农村上几年级，“他刚考上完小。”介绍人简捷地作答。老师先打量了我一下，“让他作几道语文、算术题吧。”
当时我想，在故乡农村的学校里，我的成绩可算是很好的，只要是我学过的，我可不怕考。
考试就在老师的办公室里进行。在老师的备课桌上，那儿有两张油墨印刷的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考法。
我细读了卷子，心里一下就凉了半截，天呐！不少字、词，见都没有见过，这里学习用的课本跟乡下的不一样？那些算术文字题，有一多半没作过。
我记得自从上学以来，只有在我三年级时，老师曾让我顶替四年级学生，到区里去参加三、四年级的“统考”，那是县教育局为考查全县所有小学的教学水平的统一考试。用当时老师的话讲，这着儿叫“偷梁换柱”。其结果是：四年级当然的全区倒数第一，三年级成绩一般，两下一平均，不是最差的。
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了这儿用的是，在古书早就有了“田忌赛马”的对策。只有那次才有过这种感觉。现在，我只有十来天没上课，成绩怎么就变得这么差？难道我的灵气就一点也没有了吗？
我一个月前，是在全乡，在远近十几个村子通过会考，刚考上“金村完小”的，是在被录取的五十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我在比自己大三、四岁的同学们中间，成绩一点都不比他们差。现在，我的自尊心再一次受到了空前地重击。
那位老师当着我们的面，给校长看了我做的卷子。
“学习成绩太差，另找学校吧。”校长有礼貌地说。
我的第一次转学尝试，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谈话中结束了。
又过了两天，妈妈告诉我，跟对门的砚魁已经说好，下午带你去他们学校。中午，一吃过饭，我就跟随母亲，到了砚魁家里。我妈妈跟他的母亲寒喧了几句，托付他把我带到学校去。
我一声不响地紧随着他，穿过曲里拐弯的好几条胡同，走进了挂着“观音堂小学”牌子的一所大院。
那里很像一座大庙，是坐西向东的院子。走过不很规整的前院，迈两步台阶，进二门，再穿过中院，进西北角的小跨院，还直接往里走，最后走进了紧靠西墙，窄窄的、长长的一间老师办公室。
他带我走到一位年轻的女老师面前，把我介绍给那位他称为“张老师”的人。然后，自己回教室上课去了。
张老师长得很“洋气”，一头卷卷发，一张白净的圆脸，一对大眼睛，说话中略带着些沙哑的嗓音。她拿出一张手写的试题，递给我说：“你在这儿，把几道题做了，再写篇作文。”
这时院子里传来摇铃声，老师们纷纷抱起“备课夹子”，匆忙去上课了。
校园里安静下来，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算术题都是我学过的，一般没费什么劲儿。只是在写作文时，遇到些麻烦，作文题目是《我的家》。我不知道从何谈起，只好匆匆凑和着写了几行，叙述、描写根本就不会，文章写得干巴巴的。
第二节下课后，张老师回来了。我有些忐忑不安地递上卷子。她很快地判完了卷子，算术85分，作文50分，我一看这成绩，心又凉了一大截，心咚咚地跳着。难道说，农村上五年级的，连插城里四年级的班还不行吗？我很不服气。
不一会儿，砚魁来了，张老师对我们说：“明天来上学吧。”
本来，我在农村上学用的课本，现在是用不成了。照着砚魁的样子，准备了几个新作业本，带着两支铅笔，第二天就上学了。
当时，这所小学四年级有两个班，甲班和乙班。教室在中院的北屋里，那是向后扩宽了的三间。横向从中间一分为二，乙班在靠西边的一间。只有靠院子的一面有窗户，刷漆的木头黑板，就挂在远离窗户的后墙上。坐得远一点的同学，要看清黑板上的字，还是很吃力的。
那天上午，上第一节课之前，张老师把我领到一进门的右手边，第二张课桌那儿。
“你就坐这儿”说完，老师走向讲台，教室里立即安静下来。张老师说：“今天，咱们班来了个新同学，你到前面来！”老师冲我一招手，把全班的目光引向了我，我胆怯地走向讲台。
“在黑板上写上你的名子”老师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我粉笔。在黑板右面靠下一点的地方，我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子，还尽力企图写得规矩一点。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写完名字，就低着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头一直没敢抬起来，哪怕连往下扫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那么些注视着我的三十多双眼睛，我是由内心强烈地感觉到的。从此，我就成了四年级乙班的插班生。
砚魁住在我家的对门，刚认识几天，至于其它的同学，全都是陌生的，没有一个能说到一起。
这完全是因为，我只能说一口土得掉渣儿的枣强话的缘故了。
同学们都笑我、学我，这使我失去了学说北京话的勇气。学校、家里，有谁来同情、关注我尴尬的处境呢？那时的我真是成了一棵无人过问的，而且是特别孤独的小草，成了这个班上一个旁观者，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下课后，我经常是独自站在一边，看着男同学们跑跳、打闹着玩耍，女同学们在课桌上抓“包儿”、抓“羊拐”，在院子里跳猴皮筋。
还有几周一次的，用羡慕的眼光，观看带红领巾的少年先锋队员们的队列活动。时不时的由辅导员（其实，还不就是班主任张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在公园里过“队日”。
当时，少年儿童进公园，只花三分钱买门票，常去的公园是北海，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公园是1955年夏天才对外开放的）我们那些“非队员”们很乐意参加。
在北海公园，每人出几分钱，四个同学只要凑足两角六分钱就可以合租一条船，划一个小时。当时是可以绕着琼岛追逐、比赛的，同学们玩得都很高兴。再有就是到东门口那儿，跑进儿童乐园，男同学争着玩“转木马”、“转椅”，我们把“马”上的人推转得飞快，同学们都玩得很开心。
在中山公园，同学们在松树林间玩“丢手绢儿”。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捉迷藏。
在景山前街那儿，同学们只能站在筒子河边，看着那山顶高高的亭子，和那山上稀稀拉拉的树木。数一数故宫城墙上那一个个的高射炮，还能偶然见到解放军炮兵的操练，战士们在小红旗的指挥下，操纵炮塔旋转和俯仰；……。
我却时常是班上的一个旁观者。
记得还有一次，班上打算组织同学们到动物园去玩。我心里明白，这需要一下子准备好几角钱（门票一角，汽车票往返三角），我无法向母亲伸手，正犯愁呢。砚魁的妈妈有意无意地问起我是否打算参加，我说不出口。她当即慷慨地拿出五角钱塞进我手里，问“够不够？你也去吧。”
在同学们组织集体活动的队伍里，我是多么无奈，我只能基本是一个旁观者。
在班级里，我只剩下了专心读书这一件事，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我的整个心灵，可以完全地沉浸到知识的海洋里，暂时摆脱那种孤独心灵地折磨。我暗暗地下了决心，我决不会比任何同学差。
整个四年级的光阴，对我来说，还算是平静、顺利的，许多小事都被历史的风尘淹没了。回想起来，只记得在那年（1955年）三月六日我被吸收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戴上了久久想往的红领巾。
除此之外，一年中曾有多少事情发生过，我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只有几件跟国家大政策相关的事，还依稀记得：
一、是一个叫帆的女同学的故事：她是个个子不高，梳着两条长辫子，长着一双美丽而明亮的大眼睛，平时很泼辣的姑娘，跟他的家庭一起转往西安。据说她的父亲是某大学的高级职员，有严重历史问题。在大雨落幽燕的年代，她也只能像秦皇岛外的打鱼船，真是任凭风波的摆弄，不知飘向什么地方了。直到我们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也没有再听到过有关她的消息，也不知道那片小帆最后系在了哪片港湾。整个中国之大，还有可以避风的世外桃园吗？
二、是教我们打算盘的翟老师，在一个星期天，被公安部门的人带走了。他是学校的会计，也是学校唯一的男老师，每次上珠算课，都抱一把一庹多长的大算盘，挂在黑板上，教我们演算：一边拨动那可以停在任何位置的算盘珠，一边念出相对应的珠算口诀。我因为在农村学过“打”算盘，有一次，当堂挑出了老师的“错儿”，这可给翟老师一个“下不来台”。他是一个不会笑的人，一直住在学校西南角的小院里，过着独身生活。据说几天后，公安人员还在小院里挖过地面，寻找过什么东西，私下传说他是个历史反革命。
三、是文奎的父亲响应政府的号召，带着他的全家移居宁夏——开荒去了。
提起文奎，那可是个讨老师、同学们喜欢的男生，高额头、深眼窝，衬托着一对神采飞扬的大眼睛，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碑儿头。
这三件事当中，只有文奎的走“西口”，在班上是大张旗鼓地开了欢送会的。在那次会上，同学们欢迎他唱个歌，他曾唱了《敖包相会》。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哪！
其它事情，都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在整个学校里没有引起什么震动，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只是留下几个“猜想”的谜团而已。
上面提到的“据说”、“传说”全是多少年后，由老师、同学们的只言片语综合起来的，那是既没有查过档案，也没有经过两人以上地核实，只能算是“无风不起浪的道听途说”而已。
1955年暑假过后，我们升入了五年级，班上同学变化不大，走了大个儿敦邦、黄坚、仲良，来了大个淑敏、梁奇和小个子天纲，还有一个身体棒得像假小子的女生——依霞。
教室调换到隔壁，北屋靠东边的一间，而且，在靠前的房顶上开了个天窗，加上右墙有两个窗户，采光比原来西边的教室好多了。
随着我们的长大，又增加了几门功课：历史、地理、写大字，全由班主任张老师担任。美术、音乐，由三十多岁的蔡老师担任，那是一位戴眼镜的慈祥的女老师。
每周一次的音乐课，在专门的音乐教室上，也就是正屋（全校最大的房子）里进行。那里有一架风琴，蔡老师风琴弹得很好。
每周一次的美术课，就在本教室里上，照着石膏模型用碳笔写生，或画水彩画。我缺少点儿审美细胞，不论画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记得那时候，班上画得最好的，是大家都亲切的喊他“阿英”的男生。他画得还真有那么点灵性，他家里作画的家什也买得齐全呀。中间有一个“洞”的调色板，上色的时候，左手大拇指伸出洞来，整个调色板架在左手上，可是真气派呐！还有十八种一套的一个个像小牙膏似的颜料。哪像我们，多数人只有十二色的简易调色盒。据说：后来，他终于当上了美术学院的教授，这是后话。
一周两次的体育课，是四十来岁的李老师教我们，大都在离学校不远的大空场上进行：跑步、跳绳、作游戏、还打垒球。对了，学校在外院那棵小杏树旁，挖了个沙坑，我们有几次在那儿，学原地立定跳远，学“跨越式”跳高。
全校跳得最高的是一个叫建文的男生，他是随着从南京调动的父亲，于1955年秋转来我们班的，当时就住在后库的“中央”招待所，几个月后就又随调动的父亲一起走了，调往何方？我们无从知晓。李老师和许多同学都看着他跳过了一米五七，姿式当然也是跨越式。他那过杆儿的一瞬，就像黑白照片一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男孩子们上体育课时最喜欢的是踢皮球，班上的“最佳阵容”是：边锋是里光、阿英，中场是砚魁，建坤是“二道”，守大门最好的算是德才，跟外班赛足球他们是主力，我只能算是个充数的。
这年秋天，院子里那两棵柿子树，挂了很多果实，而且已经开始由青逐渐变黄了。学校为鼓励学生们爱护树木，特意分给每个班十个柿子，张老师特地开了个会，郑重地把每个切成四份，每个学生一份儿。
这一年还有一件值得记录在案的事，那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接种了“牛痘”。
外院的西南角有两间南房，里间是王校长的办公室，外间是学校的医务室。说到医务室，只不过有一个大玻璃柜子而已，里面放着些纱布、棉扦儿、酒精、碘酒和红汞“水”（大家当年都叫它“二百二”）之类。
那次，全学校的学生就是在这儿——医务室门口的院子里，接种“牛痘”的。学生们排着队等待，都把左袖子捋起来，露出上臂，按顺序走近一排“桌子”，一旁坐着三位穿白大褂的“大夫”，一位管擦碘酒、酒精，第二位用针管滴无色药水，第三位负责在药滴中用“小”刀尖划一“横”，直到在药滴中见到血丝为止。老师还特别嘱咐我们：别用水洗，别用手抓，结痂等它自己脱落。
果然第二天就出了一个小浓泡，我们连穿衣服都格外小心，碰它一下还是挺疼的。接着的几天，那个地方开始发痒，痒得你不由自主地去摸它一下。约一个星期过后，痂完全脱落了，也不知是自己“长”落的，还是睡觉时让我抓落的，反正一天早晨醒来时痂不见了。从此，我的左大臂外侧的皮肤上，多了一颗“豆”，跟我左脚面上的那颗“纪念痣”很相似。
同年，还发生了一件跟医疗相关的事情：学校里对全体学生进行了一次眼睛普查，医生分别翻开学生们的眼皮，说是检查“沙眼”。见到眼皮内侧存在沙粒般突起的，就定为患有“沙眼”；凡是有沙眼的，都发给一块墨鱼骨，让学生去“磨擦”眼皮里的“沙粒”。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对此类“治疗方案”一直持怀疑态度，这也可以算是又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吧。
另一件跟医疗有关的事：那一年“闹”腥红热——是一种传染病，高烧、腹泄。
家住惜薪司的艾蓉就是得的这种病，病了两个多月。病好了，学习进度可落下很远，只好休学一年。
1956春天，学校举行了一届体育运动会。比赛就在上体育课的大空场上进行，比赛只有不多的几项：男女60米赛跑，男女60米接力，男女垒球掷远等。
我从小跑步就不行，蛮力气还是有的，我就报名投垒球。
比赛是一天的下午进行的，投掷线在空场西边的路上。那次报名投垒球的不多，跟我竞争的只有甲班的一位姓刘的男生。他也是从农村刚进北京不久的，他也有一股蛮力气。他先投，他只是站在那儿，甩开胳膊一掷，垒球就飞出去很远。
轮到我了，同学们都为我鼓劲，我也憋足了力气，跑了两步奋力一投，不好！垒球向右前方的房顶飞去。没有成绩！我慌了。第二投，我注意了方向，又投高了，垒球只见高不见远。只好接着进行第三投，锐气已经泄了一大半。这次成绩是有了，可是离甲班刘的落点还差不少。我虽然是投垒球第二名，但是我很失望，我失去了一次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
小英子在班上的女生里是有名的“快腿”，她参加女子六十米赛跑。当她们一起站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我们都为她鼓劲。“预—备—跑！”的口令刚落，四位“运动员”几乎同时冲出起跑线，不想，XX在小英子背上猛推了一把，小英子一点都没有料到，一个踉跄，差一点儿跌倒，她的速度当然也跑不起来了，没能跑出好名次。许多同学都埋怨这个“多此一举”的XX，她好心做了错事。
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记得这多余的“一推”。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类似这样的事例，真是数不胜数。
（二）
四、五年级的时候，班干部、“中队”干部那是两套班子：玉福是班长，砚魁是中队长，刚组建少年先锋队时任中队长的舒兰，后来升任大队长。他（她）们到底是比我们大两岁，办事比一般同学稳重多了，自然受到班主任的“青睐”和信任。
那时，每当过“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时，学校分配有参加天安门广场少年先锋队仪仗队活动的名额，班主任都要在班上挑选十来个表现“好”的少先队员参加。被选上的兴高采烈，没有被选上的自然是羡慕、嫉妒得不得了。
除了节日活动之外，还时不时地有“外事活动”。区里小学系统的歌咏比赛呀；跟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小朋友联欢啊等等，参加的自然是班上的“知名人士”。这些“好事”，回回都落在他（她）们头上，我们除羡慕之外，没有沾边的“资格”。
就拿舒兰来说吧，歌咏比赛有她，外事联欢会有她，她还在联欢会上，用一条自己的红绸子领巾，跟民主德国的小朋友交换回来一条蓝领巾呐！那时听说，“东德”的少年先锋队队员都带蓝领巾。她带回班里的时候，同学们围上去，都想看一看新鲜，挤到跟前去亲手摸一摸蓝领巾。
舒兰的家离学校很近，是互助巷南头儿的一间煤铺。她是她们家最小的孩子，很受父母的宠爱。她长得也很“出色”，一张白净、蛋圆形的脸，可能是有点瘦的关系，隐现的颧骨也给她也增加了生动和风采，尖下巴微微向前翘着。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老师经常表扬她的作业干净、整齐，还展示给同学们看呐。作文课念她的作文，让大家学她在文章中注意用词，在班上还真引起了那么一阵子“风潮”，专用小本子收集形容词的“旋风”。
我注意过她使用的铅笔，铅笔削得修长，光是笔尖部分就有半公分长，像她那细长的个子。用这样的铅笔写出的作业，笔划均匀而纤细，本子也自然就显得干净利索了。
她很喜欢唱歌，尤其是新疆民族歌曲，我们经常听她唱的有《美丽的姑娘》、《我们新疆好地方》。演文艺节目的时候，她经常跳的也是新疆舞。
那一天早上到校的时候，她已经把她那并不浓密的头发，均匀地梳成十几条小辫子。男同学们好奇地远远的看着。
下午，联欢会上，她戴着特有的维吾尔民族小帽，配合着她优美的舞蹈身段，旋转起来的时候，那十几条长长的小辫子也全打开了，像一把打开的黑色伞骨在飘动、旋转。在女同学的伴唱声的节奏里，她的两只胳膊优美地舞动着，不时发出清脆的“响指”。这个节目立即赢得了同学们赞许的目光，和全体小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一群十一二岁的不大懂事的孩子，那时最大的也不过十四岁吧。应该客观地说，还没到情感的敏感期，大一点的同学也许生理上开始有了些变化，女同学我不知道，男同学中即使有的话也是极个别的。但是，在他们的意识里都有模糊的婚姻的概念。哪里来的呢？家庭是最主要的来源。
在那个年月，凡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家庭的居住条件都很挤，难免听到、看到家里大人之间的一些事，这就给他们做出了“榜样”；再加上看旧小说的一些情节描述，更加强了这种心理的变化。
例如1956年下半年，电影院在放映戏曲片黄梅戏《天仙配》和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不少的人都看了。反正那时电影票很便宜，看一场也就是一毛钱。看过之后，有人就在课间、课外模仿起来。雨泉就曾一边唱，还一边比划。口中唱着“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同时向身体侧前方伸出用两只并拢的食指。眼神也随着手在运动，可真是声、形、情并茂。
总之，在他们中间，广泛流行着互相起哄的风气，“乱点鸳鸯谱”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煞有其事地“指派”谁跟谁好，你甭说，还真有那么点儿对应的“影子”。他们给我哄的那个她，是个不爱干净，比较黑的一个女孩，同学们都给她起了个“黑白牙膏”的绰号。那是因为她皮肤黑黑的，好像经常不洗脖子的。哦！原来我在同学们中的印象里，就跟她相似！我似乎照见了自己的影子。
我们同学中就有个男生，下午放学时，一走出校门，就扯着嗓子大声唱起来：“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呦，你为什么还没到来呦。”只要你那时站在学校的院子里，就能听得到。所以，班里开联欢会大家一致要求他唱这首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像进入二十世纪的现在，初中就普遍存在“早恋”的问题。五十年代，从农村小学到大城市的小学生，还广泛存在着不那么开化（封建）的现象。
是出于羡慕跟嫉妒，还是什么我也解释不清的心理，我做过一件很不光彩的恶作剧：
那一天，我在教室里拾了一个头发卡子，是那种极其简单的，好像用钢丝折叠成的，似乎全世界的妇女都通用的，只是上了黑漆的那种。突然心血来潮，用一片小纸，在上面用铅笔草草地写了几个字：“XX跟XX好了！你愿意吗？”
我把纸条别在卡子上，趁人们不注意，丢在舒兰的课桌里。然后我远远地用眼睛的余光“扫着”，静静地等待事态的发展。
舒兰发现了那张条子，可真生气了，眼睛里愤怒地现出凶光。她气冲冲地去找张老师，我在暗暗地后悔，今后可不能再制造如此的恶作剧了。还好，张老师并没有追查这件事，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1955年班上还出了一件“大事”，舒兰组织班上的女同学，排练了一个节目——表演唱：《十大姐》。
十个十多岁的小姐妹，每天下午在教室里排练，她们天真烂漫的手舞足蹈，煞有其事地摹仿成年少女的样子。
在歌词当中有一句很不合适，说什么：“谁要是爱劳动就嫁给他”，她们也不知道改动一下。你说，谁不替在台上表演的那些小女孩儿脸红。还有好几位“演员”，在一旁伴唱，这一活动把许多女同学都团结起来了，那真是一派生动活泼的局面。
那一年北海大桥进行扩建工程，班上就带着这个节目去工地慰问演出，这帮小女孩子一点儿都不怯场。
老师很注意培养同学们团结互助的精神，根据同学们居住地分布情况，自愿组成学习小组。
我跟德才很合得来，就参加了他们这一组。每天下午下课后，我们组四个男生都到德才家去做家庭作业。
他们家有一个小院子，自己家住三间北房，两间南房和两间东房都租出去了。
他家里有位慈祥的老爷爷，有个勤劳的母亲，还有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
老爷爷留着两撇八字胡，胡子不长，长得服服帖帖的，就像国家领导人“董老”的那种。
老人特喜欢拾掇花草，不管是院子里的石榴，还是花盆里的天竺葵、玻璃海棠，都长得那么生机昂然。院子里有个用手压水的井，那是洗菜、洗衣服用水的地方，吃的水要到不远的自来水站去挑，有时我们就帮着去抬一桶。
水站不远，出他们家南门转过不长的两条胡同就是。送水的人拉着辆木头水车，为需要用水的人家送水，可能几分钱一挑吧。那水车的水箱是由窄木条拼成的，经日晒雨淋它表面的木色早已退尽，看起来不会比老爷爷的岁数小。你看，那水箱的接缝处生满了墨绿色的青苔。那轱轳在坑凹不平的土路上歪歪扭扭的滚动，水不时地从水箱口溅出来，车下滴滴嗒嗒的洒一路。
我们四个人脑子都不错，每一次都是很快地“划拉”完了作业，余下的直到吃晚饭前的一个多小时，那可就是我们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了。有时在他家后门外的胡同里踢小皮球；有时是在他们家的院子里打“克郎棋”。
“克朗棋”是两尺见方台子，四角各有一个“洞”，每人占一个“洞”，玩起来像今天玩台球一样，只不过台面上不是彩色球，而是木头大棋子儿而已。
星期天，是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们，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白天家里没事，我就出去找同学玩了。
约上砚魁一起去找阿英，他那时就住在土地庙7号，他家租的是三间南房，中间屋子有一个不高的后窗户，我们一起爬进不大的后院里，种了几棵向日葵，我们还经常特意观察它的“脑袋”是否真地随着太阳转动。
也有时，把他家的条桌挪到屋子中间，桌子中间用粉笔划一道线，手拿块光板打乒乓球。
我们之所以到他家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父母亲给他买了很多本小人书，像《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都是一套一套的，来他们家可以看很多小人书，我们过足了看小人书的“瘾”。
又是一个星期天，不知是谁说起“官园”体育场有足球赛。德才约我们小组几个人一起去“看球”，我们几个连跑带颠就去了。
走西四牌楼、赵登禹路、祖家街，钻小胡同终于到了体育场。德才带着我们继续往西绕，绕到了体育场的西墙外，那是一道土坡上的铁丝网，一个正规的足球场就现在我们眼前。
足球赛正在进行，我看来踢得并不精彩。不过，从那里看整个体育场还是一目了然的，南边是几个并排的篮球场，北边是两座相距不远的大炮阵地，回想起来那是炮管又长又粗的榴弹炮。
在秋后，我们班几个男同学经常结伴外出，出阜成门，往西大约走两里地，再顺着铁道往南走一段路，就可以见到一片坟地，我们在那儿就可以捉蛐蛐。捉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要用“专用”的蛐蛐罩子，不能碰伤了腿，也不能碰断了头上的须子，碰断了尾儿。
捉到后，立刻用纸卷一个纸筒儿，有大拇指粗细，手指头长短。先封住一头，小心引罩子里的蛐蛐入“筒儿”，然后封上纸筒儿，再小心地放进上衣兜里，带回家去。
去阜成门外捉蛐蛐，我只去过一次，跟同学一起逛庙会还是次数不少的。那时，离家比较近的有两处，白塔寺庙会和护国寺庙会，每十天当中逢庙会两天。
就拿白塔寺庙会来说吧，大殿都已是破烂不堪了，里面住着不少自己没房子的穷人，他们以在庙会上摆小摊儿为主要生活来源。所以逛庙会的也主要是社会的中下层人，买一点日用品、土特产品，喝一碗儿面茶，吃串儿冰糖葫芦什么的；孩子们只对蝈蝈、蛐蛐感兴趣，顺便看看鸟啊，金鱼什么的。
北京的庙会随着“公私合营”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日见萎缩了。“困难时期”我还去过几次，那时，且不说规模变小，就是经营的品种也远不如先前了。
深秋，冷嗖嗖的西北风开始刮起来，树木的叶子纷纷扬扬地飘落。男孩子就找来白杨树的大叶子，尤其要找那些粗大的叶柄。在我们中间开始“斗勾纲”。每人都用两手捏住叶柄的两头，交叉起来，卯足力气往身前拽，直到有一方被拉断为止。
五年级的时候，班上曾组织过一个“储蓄点”，张老师让阿英担当“储蓄员”。同学们纷纷在他那儿“存”上几角钱，他记“帐”，发给每个“存”钱的人一张记录卡片，同时在卡片上记录“存”入的钱数或“取”出的钱数。这个小“银行”只存在了几个月，就不知什么原因“停业”了，把每个“储户”的余款都清理干净了事。
有一次，教我们体育的李老师病了，学校找了个代课老师，是个二十多岁的男老师，姓赵。我们学校也许因为是“观音堂”旧址的缘故，从翟老师走了以后，很久都没有见到男老师了。
他可能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充满了朝气和活力，跟同学们的关系不错。夏天，上体育课，碰到下雨的日子，他就在教室里给我们讲故事。他绘声绘色地讲过一个《隐身人》的故事，把全班学生的注意力都吸引进去了。
他说道：“那个人捂得严严的，戴着一顶厚厚的皮帽子，边缘现出毛绒密匝匝的，配着一副深色的风镜，一副大口罩，全身只露出一个通红的鼻子尖（那鼻子尖还是个假的）。因为……”直到下课铃摇过很久，同学们还不让他走，一定要求他把故事讲完。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那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同学们每个星期有一个下午，可以去借书。我借来读的第一本书是《洋葱头历险记》，好像是意大利的一篇童话。此时，我才知道了除了呆板的课本之外，原来知识中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哇！
那时，学校几乎每个月都要组织学生看电影。经常去的是首都电影院和中央电影院（八十年代改为北京音乐厅了）。我仍然记起电影名字有：《渡江侦察记》、《淮上人家》、苏联影片《我和爷爷》、《河上灯火》、《卓亚和舒拉的故事》、《丹娘》、《青年近卫军》、东欧影片《好兵帅克》，儿童影片《风筝》、《祖国的花朵》、法国影片《三剑客》……现在想来，只有《三剑客》似乎“少儿不宜”，尤其是剑客跟公主在一起的镜头，虽不像现在的电影那么多亲热的镜头，只是对话的语言太露骨了，少不了打情骂俏，给我们这些朦胧的少年带来了些什么呢！
上面光说到玩了，其实，我们那时还是很重视学习的，学生以学为主么。有一次，上算术课的时候，我走神了。课下，当我做作业时，碰到了列复名数乘法的草式，我不会，当时就急得掉泪了。张老师见了，叫何云帮我，我看着她做了一遍，终于懂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每一次期末考试，大多数学生对自己的试卷，都很在意。
1956年夏天，一共两页的地理卷子发下来了，全班得100分的不多，我是其中的一个。有一位同学把我的卷子要过去，看了又看，最后拿着卷子去找老师：“他怎么把太平洋，写成了大平洋，您还给他判对？”我当然是暗自庆幸，他那里却耿耿于怀。
那时，张老师的家就住在灯草店胡同，她每天骑自行车到学校来，中午带饭就在学校热热吃。灯草店是一条大致东南、西北走向的胡同，离天安门广场很近，胡同口的这儿头，在长安街上，西边紧靠着石碑胡同。
砚魁在暑假的日子里，约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老师。我们进胡同不久就到了，我看了一下门牌，是四号，大门朝西。哦，大门是在院子的西南角，老师住两间东房，那是租借的。老师的男人姓何，同学们都叫他何老师。他高大的个子，应该是北方人吧。她家有三个孩子，大些的是两个女儿，模样跟张老师一样漂亮，大大的眼睛具有南方人的特征；最小的是个男孩儿，老师亲切地喊他“大秃秃”，可能是因为头发跟他父亲一样，很稀少的缘故吧。
噢，班上为什么都管砚魁、玉福叫“大秃秃”“二秃秃”呢，我似乎明白了。
那年头，儿童们的零食不多，无非是在学校附近的小铺子里卖的糖果而已。时不时的有卖“铁蚕豆”的，骑着自行车，用沙哑的声音吆喝着在胡同里慢悠悠地逛荡。那旧自行车的大梁上，绑着一个褡裢，一侧盛蚕豆，另一侧是豌豆。只要掏五分钱，他就从他的褡裢里抓出来一大把炒熟的蚕豆，这可比小店里给你的多多了。那是用黑砂子炒的，在裂口的蚕豆中，还夹带着未清除干净的黑沙子呢。
也可以听到吆喝“云豆”的声音，那是斜背着腰子形小木盆的商贩，只要花一角钱，那人就放下木盆，掀起盖在上面的小白被子，用他那小小的茶盅盛满热云豆，倒在他的一块本色的白布里，收紧四边，用手使劲一挤，一块云豆糕就做成了。
在学校附近有卖零食的小铺子，初夏，小学生们可以买到酸杏、樱桃；夏天可以买到甜瓜；秋天可以买到酸枣、山里红、海棠、柿子；在冬天，同学们也常光顾小铺子，花两分钱就可以买一块山里红“冰糕”，有小朋友的手掌大小，是用山里红熬制的，夹在一小块报纸里，再放在院子里冻个结实，是否讲究卫生，那时没有人过问。再有就是四季都能买到各样的干果：杏干、梨干、苹果干、……还有像深色的黄土块儿似的酸枣面儿。
实冬腊月天，那教室就显得很大，因为只有中间一个不大的煤炉子。火炉发出微薄的热量，离开它两个位子远的地方，就感觉不到它的温暖。上课时大家都冷得伸不出手，只好把两只手相互揣在袖筒里，“袖手旁观”这个词，大概就是这形象的描写。
一下课，都人挨人地挤着，围在那小炉子周围。火炉生火这件事，一般由学校的工友负责，每天是在同学们到校前进行的。
同学们中间，冬季有“脖套”的很少。脖套，是用毛线织成的双层圆筒儿，有一巴掌宽吧，天冷时套在脖子上保暖。砚魁就有几个：深绿色的、浅酱黄色的、灰色的。另外还有不多的几位也有。
每个假期，老师都要留作业。四年级时，我们都把作业题号记在本子上，或划在书本上。
从五年级开始，每人发给一本“假期作业”。印刷得很正规，每天一页，个人要填写日期、星期、天气，有语文题，算术题，甚至还有图画练习，如：上面画了一只张开翅膀的蜻蜓，下面分别有缺部分东西的“半成品”图：或缺翅膀、缺腿、少肚子……，要求补画完整，并用彩色蜡笔填好颜色。
要求归要求，我是没有按上面的顺序去做。来兴趣了，就多做几道题，而且是跳跃著作的。只要是在“返校日”之前完成就行。每当快开学的时候，学校往往安排学生们“返校”，要求必须带著作业到学校去。
1955年的暑假，我家买了把理发推子，母亲为了我们理发省几角钱，她学着为我们兄弟三人“推头”。第一次就拿我做“试验品”，也许是不熟练的缘故，推来修去，一阵忙活，推完一看，成了光头，也只好算了。
那天中午，母亲到大街喊我吃饭，我都站在母亲跟前了，她竟然还在喊我的名字，想来她已经认不出我了。
从此，我们家养成了自家理发的“好”习惯。我升入中学后，也学会了为弟弟们理发。这“传统”一直保持到我们上学、工作离开家的时候。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